六 立宪与宪法约束——宪制经济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中研究制宪与修宪的理论，叫做立宪经济或宪制经济学。
(一)宪制经济学概述
1.何谓宪制经济学
宪制经济理论要研究对政府的财政权力、货币权力与管制权力。
2.思想先驱与代表人物
宪制经济理论有独特的思想渊源。维克塞尔、斯密和美国的缔造者的思想，构成了现代宪制理论的三个来源。
宪制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任务为布坎南、塔洛克和瓦格纳等人，其中坎南与塔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既是公共选择论的经典之作，也是宪制经济理论的基石。
(二)宪法的经济理论
1.最优决策规则的选择：宪法的一般经济理论
2.宪制政府理论
(1)宪法秩序的起因与性质
集体活动赖以进行的制度结构是与无政府状态迥异的宪法秩序。
宪法秩序体现为建立在一致同意基础上通过协商达成的互利条约或协定，其目的在于促进增加总财富的交易行为对减少总财富的掠夺行为的替代，它反映了人们利用各自的自然权力确保其福利改善的动机。
(2)宪制政府的存在根据
为了维护宪制秩序，促进交易，戒除掠夺，必须建立带有强制性的政府完成护宪的任务，宪制政府因此存在。
(3)宪制政府的性质与对政府的宪制约束
互相同意是通过市场进行的社会合作的中心性质，它也是宪制政府的中心属性。
宪制政府是一个受到宪法约束的政府，它受到两中根本性约束：程序约束与文明约束。
3.政府的宪制约束失灵
在西方宪法中，确实存在着对政府行为的文明约束和程序约束，但问题是，程序约束太少，而文明约束又失效，因而宪法不能控制政治当事人利用立法程序掠夺他人的活动。
4.规则与效率
(1)检验效率的标准与层次
在分析宪法规则的约束时，布坎南用主观主义过程和契约论的观点，以一致同意或资源交换为标准解释了效率的含义。
同时，布坎南又区分了两个基本点层次的效率：规则约束下的交换效率与规则约束本身的效率。
(2)交易成本的影响
布坎南具体分析了三种引起交易成本的因素：信心缺乏、搭便车行为和策略性交易。因此说明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并不妨碍配置效率的实现，因而也并不存在政府干预人们交易的必要性。
(3)布坎南与科斯的对比
布坎南的效率观点直接源于科斯定理，但又比科斯定理更进了一步。
5.规则与公平
(1)布坎南的观点
关于公平问题所存在的领域，布坎南强调，注意的焦点应该是限于市场过程本身的权力和所有权分配，而不是作为结果的社会产品的最终分配。
从上述公平的含义来判断分配结果，结论就很明确了。在布坎南看来，分配结果无非受四种因素的左右：选择、努力、运气和出身。
(2)罗尔斯的观点
罗尔斯的公正观是契约论式的观点。罗尔斯指出，人们在建立规则时应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平等意味着每人对未来无知。人们在无知的面纱下一致同意选择的一套规则或体制，一定是公正的。罗尔斯指出，这种公正的规则或体制总是应满足两项原则，第一项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项是关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安排的，它又包括差别原则与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是两者的结合。
(3)布坎南与罗尔斯的比较
大卫.雷斯曼指出了他们间的异同。
6.宪法改革
(1)改革的原因与原则
在布刊南看来，立宪所顶之规则不应一成不变，而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修改。规则改革的必要性还在于，根据公共选择的分析，现代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这种失败的根源不在于政策内容本身，而在于新的政策制定的规定的规则，在于制度和政治方面。
(2)宪法改革的具体措施
为了维护宪法，强化宪法对政治的过程，宪制经济学也探讨了宪法改革的具体措施。他们提出了很多方案，但要旨都在于：真正分权、程序约束，自行护宪。
(三)宪制经济学的应用
1.收入分配
塔洛克指出，在已经存在再分配政策和转移制服方案的前提下，有些人已经对此作出行为调整，以力求从中获益，他们成为记得利益者。尽管这些政策方案对他们的福利状况难有多少改进，但一旦撤销或减少，短期内于他们极为不利，于是他们就形成该项政策的游说。
2.预算赤字
布坎南与瓦格纳等人认为，预算赤字的产生是因为国会中的政治与总统顺从行政机关压力的结果。在出现财政幻觉的情况下，政治家们、选民们，甚至官僚和特殊利益集团也支持预算赤字。因此，也许每人都认识到财政赤字不好，又都会不由自主地赞成赤字。
3.公债
布坎南认为，举债会减少一国的资本存量。无论是征收资本税偿债，还是举新债偿旧债，对一过资本净值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公债破坏资本，因而严加限制。但是先行的立法程序不能有效地减少公债。因此，布坎南认为，约见公债需要制定宪法上的限制规则，约束政治家的财政活动。
(四)经济政策立宪
1.经济政策宪法的必要性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成功取决于制度变革与宪法变革，而不在于政治决策人是否有更多的信息，是否更有公心，是否有掌握先进经济科学的经济顾问。这就要求有合理的宪法规则约束经济政策的制定。
2.货币宪法论
(1)货币宪法目标:货币单位价值的可预期性
(2)实现货币宪法目标的方法:管理货币体制与自发货币体制
3.财政宪法论1:布坎南的观点
(1)财政立宪
财政立宪的观点要从立宪的角度说明什么样的财政体制是合理的。其基本观点是，财政体制的税收与支出两方面应采取不同的决策方法，公共支出中包括构成与规模的决策要在财政决策的日常运行过程之前的立宪阶段作出，且一旦确定就应相对稳定，能够为今后的所有公共支出内容与数量筹资。因而财政立宪主要是指税收立宪，西方现行财政体制也大致如此。
(2)税制选择
财政立宪设计到税制即税收结构的选择，税制选择中关键在于决定税收节后的决策过程是否全面反映了被赋予相同权力的各个个人的偏好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税制选择必须以不确定性为前提在立宪阶段确定。合理公正的税收结构应包括通行税、累进税和间接税。
(3)平衡预算
在预算原则上，布坎南主张保持预算平衡，并且要以宪法的形式确保其实现。
(4)税收支出的限制
布坎南指出，美国，政府财政部门的税收与支出必须予以限制，但这种限制不应是具体的逐一限制，而是立宪限制，表现在程序限制和数量限制两种方法。
4.财政宪法论2:尼斯坎南的观点
尼斯坎南主张的财政宪法规则的修改如下：
第一条，国会可以只利用每个议员2/3票数的批准来增加对国会公债的限制。
第二条，任何议案要征收新税，或增加政府税收的税率，只有经每个议院2/3议员批准方可成为法律。
第三条，上述两条休整将在任何宣战生效的财政年度暂停执行。
第四条，此修正案应在批准后的第二财政年度开始生效。
尼斯坎南之所以强调对公债与税率的控制，是为了避免对预算总量的支出、税收、赤字等的投票，，因为这些变量的设计易于出现聚集误差与预期失误，同时易于一起更大的争论。
5.国家的作用
布坎南为国家限定了两种作用：生产性国家与保护性国家。
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
一、供给学派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是西方经济学说在20世纪的第一次革命，它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基本内容的古典经济学，以"有效需求不足"代替了"供给能创造自身的需求"这一传统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家也把战后出现的经济繁荣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但是到了60年代末，尤其是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形势，凯恩斯主义对此已不能加以解释。供给学派就是在美国经济滞胀中诞生的。
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该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提出减税、紧缩货币供给、减少政府干预、削减政府支出等政策。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这一学派的政策主张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成为复兴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并自80年代以来，一直在英美等国用于治理经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济实践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第二次革命。
二、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在美国，供给学派存在着所谓"极端的供给学派"和"温和的供给学派"之分。"极端的供给学派"又称"纯粹的供给学派"或"激进的供给学派"。而且，由于其观点更鲜明、更富有特色，西方经济理论界又将"极端的供给学派"冠以"正统的供给学派"之名。"温和的供给学派"也称为"传统的供给学派"，它与"极端的供给学派"的区别不在于其基本理论和思想方面，而在于它们对各自政策主张的效果所持的预期和判断不同。
1、"极端的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最早提出"现代"供给学派理论基本思想的，是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德尔（又译芒德尔，1932-
）。1971年，他就批评美国政府通过增税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而主张一方面应紧缩货币供给量以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应该实施减税，刺激经济增长，而减税之后，政府的税收未必减少，因而不一定会增加政府预算赤字。1974年，他反对福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而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当算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阿瑟·拉弗（1941-
）。他提出的描述税收与税率之间关系的"拉弗曲线"形象的解释了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成为供给学派的思想精髓。其他代表人物有《华尔街日报》副主编、综合经济分析公司总经理裘德·万尼斯基，乔治顿大学教授、里根政府财政部经济政策助理部长保罗·克雷·罗伯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项目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员乔治·吉尔德、另外还有杰克·肯普等。万尼斯基所著《世界运转方式》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阐述供给学派的资本和分配理论，被誉为是供给经济学的第一流分析；罗伯茨的《供应学派革命》影响也较大。
2、"温和的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温和的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首推美国经济研究局主席、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1939-
），他强调要靠资本积累和倚赖市场刺激而不是利用政府干预来减轻社会弊病；建议应使失业津贴也成为可征税对象，以便使领受者更积极地去寻找工作；鼓吹应把折旧放在代置成本基础上而不放在历史成本基础上，就能促进更大的资本积累这样一些政策。他最出名的理论当属说明财政赤字水平对资本形成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的"费尔德斯坦曲线"。代表作为《美国税收刺激、国民储蓄与资本积累》。其他代表人物还有迈克尔·K·埃文斯等。
三、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与政策主张
1、拉弗曲线（LAFFER CURVE）
拉弗曲线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所以减税未必使政府税收收益减少，于是可以通过减税增加供给又不用担心会减少政府收入。
如果税率为零，意味着人们可以获得生产的全部成果，政府的收益自然就为零。这样，政府对生产没有妨碍作用，生产即可达到最大化。但是，由于税率为零，政府的收益也为零，政府就不可能存在。如果税率为100%，政府的收益仍为零，这是因为由于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征税，他们就不愿意再工作了。生产中断，自然"没有什么可供100%的税，因此，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税率从0—100%，税收总额从零回归至零，这一结论，若用数学语言（或用几何图例）来描述的话，它只能是上图的情形。其中，必有一个转折点，在此点之下，即一定的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是随税率增加而增加的，而一旦税率再增加而越过这一转折点，政府的税收将随税率进一步增加而减少。在图中，高税率的A点和C点，分别与低税率的B点和D点，为政府提供着相同的赋税收益。换句话说，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所以减税未必使政府税收收益减少，于是可以通过减税增加供给又不用担心会减少政府收入
那么，政府的活动怎样才算合适或税率应确定在哪一点最恰当呢？万尼斯基在拉弗曲线中作了进一步说明。如果政府将税率降到100%以下，如A点，生产将会恢复，政府也会获得部分收入。相应地，在图的下半部，当税率从0点提高到B点，政府就会妨碍一部分生产，经济中的一些部门由于发现其边际收入亏损超过从经济中得到的好处，它"便会转而选择闲暇"。但由于税率的提高，政府仍能获得一些收益。在上述两种情况下，"A点代表一个很高的税率和很低的产量，B点代表很低的税率和很高的产量，然而两者为政府提供同等的收益"如果政府迸一步将税率从A点降到C点，产量将进一步扩张，政府收益也增加；而政府将税率从B点提高到D点，政府的收益以同样的数额增加。只有在E点上，政府的收益和经济产量都达到最大。在E点上，如果政府再降低税率，产量将增加，但政府收益将下降；如果提高税率，产量和收益都会下降。因此，对政府来说，图中的EF以上部分是税率禁区。
2、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
供给学派全面否定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政策，认为它是美国经济滞胀的"罪魁祸首"。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大量失业的说法只适用于三十年代大危机时期。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在没有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失业率也很高的事实说明：失业问题并不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美国历届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果。由于社会福利开支的扩大，失业者能够领到数额相当高的失业救济金，这使得失业成本降低，很多人宁愿失业。同时也鼓励了资本家在经济衰退时肆意解雇工人，使失业人数增加。而刺激总需求的扩张性政策并不一定会导致实际产量的增长，而很可能会单纯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还认为，凯恩斯主义应对美国投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负责。由于战后美国各届政府依据凯恩斯主义理论，片面强调提高需求水平，鼓励消费，并且采取一系列阻碍人们储蓄积极性的政策，最终使美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由于投资不足，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革新缓慢，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持续下降，并且远远低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
3、重新肯定萨伊定理，重视市场机制作用
在凯恩斯革命以前，西方经济理论界信奉萨伊定律。这一定律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和劳务的供给能够创造出自己的需求。根据这一定律，经济根本不会发生严重的购买力不足的情况，市场自动调节能够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本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打破了这一"教条"。凯恩斯根据他对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分析，否定了萨伊定律，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论点，其内容实质被认为是需求创造出自己的需求。
供给学派认为要解决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必须把凯恩斯主义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因为战后美国多次发生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生产过剩引起的，而是由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市场机制的作用遭到破坏。
但是，供给学派并不是萨伊定律的简单复活，他们不是一般地号召增加供给，而是要求人们注意美国经济衰落的最重要因素——生产率下降问题。其理论核心是提出依靠市场机制，通过储蓄、投资和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提高，来提高生产率。并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解决通货膨胀的最好办法。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强化个人刺激。
4、降低税率，刺激供给
供给学派认为，税收是激励个人和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最主要因素，降低税率能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说来，他们认为减税对经济增长有如下的积极作用：1、降低税率可以促进个人和企业增加储蓄和投资，并促使个人少休闲，多劳动，企业多投资、少消费，从而促使供给增加。2、降低税率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政府收入增加。表明税率与税收总额之间关系的曲线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由阿瑟·拉弗提出。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重要理论工具。供给学派利用这一曲线强调指出：降低税率不会增加政府赤字，因为税率的降低可以通过收入增加和储蓄增长而实现自偿。3、降低税率可以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税率之所以能够抑制通货膨胀，是因为一方面，降低税率可以增加供给，从而缓和需求过度的矛盾。另一方面，降低税率还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如果同时削减政府支出，就可以减少或消除赤字。
总之，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思想，主张从供给方面刺激经济，肯定萨伊定律的合理性--"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来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总需求不足而造成产品过剩，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出他们对产品的需求"。供给学派的理论，表现在四个方面：财政政策主张；货币政策主张；减少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削减政府支出。
1、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供给学派提出刺激供给的最主要的财政政策主张就是减税，其理论依据是拉弗曲线。供给学派认为，过高的税率降低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高税率对经济有抑制作用。首先，如果公司所得税的税率过高，则投资所得扣除税收后所剩无几，企业家也就失去了扩大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其次，若国民收入的所得税税率过高，则会刺激消费，抑制储蓄了，因为人们的储蓄所得利息在扣除税收后余下较少，若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则有可能为负，因此，人们宁愿把钱用于消费，而不愿用于储蓄。第三，若国民工资税税率过高，则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将大大削弱，缺乏工作的经济动力。最后，若社会保险税税率过高，则势必会削弱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供给学派看来，减税可以更好地刺激经济潜力的发挥，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企业所得税的削减，会使投资增加，进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二，个人所得税的削减，有利于刺激劳动者工作的经济潜力，劳动的供给随之增加，从而有利于增加社会总产品的供给。此外个人所得税的减低也有利于抑制消费，增加储蓄。储蓄的增加又将使利率下降，进而进一步刺激投资的增加；第三，社会保险税的降低，将降低社会对劳动力使用的成本，从而导致社会对劳动需求的上升，失业率随之下降。按照供给学派的观点，上述三者的综合效应是增加总供给、降低物价水平和降低失业率，最终帮助经济走出"滞胀"的泥潭。当然，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否定减税对经济具有刺激作用。反对者认为：首先，减税不一定能刺激工作。当税率降低时，人们的收入的确会提高，可是收入提高了，人们可能会变得不再想增加工作，因为他们对既有的收入已经满足了。其次，减税也不会刺激储蓄的增加，因为人们的储蓄往往都有预定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一般都同税率的高低无关。例如，为供子女上大学而进行的储蓄与税率的变动并无多大关系。凯恩斯主义者还认为，减税将进一步刺激消费的增加，从而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另外，很多人也对拉弗曲线提出了质疑，认为拉弗把整个宏观税收体制用一条简单的曲线来刻画，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2、供给学派的货币政策。供给学派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学派理论大体相同，认为货币供给过多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必须实行紧缩货币的政策。关于如何实施紧缩货币的政策，供给学派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解决美国通货膨胀和美元信任危机的根本方法，是使美元与黄金重新挂钩，实行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这样可以消除人们对美元贬值的担心。美元的币值稳定了，社会的货币供给总量就会受到限制，进而可以实现平稳物价、降低利率和平衡预算。这种观点不同意货币学派只着眼于控制货币供给量，通过通货紧缩、减少信贷的方法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方法，认为只有致力于稳定美元币值，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这种观点提出，单纯的紧缩通货还可能提高已经很高的利息率，对增加投资率会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恢复金本位制，无论是对稳定币值还是降低利率，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这又是减税政策发挥刺激投资和储蓄、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必要条件。此外，恢复金本位制，还可以是美元成为稳定的世界储备货币，巩固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特权地位。另一意见认为，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必须降下来。但是与货币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须在一定保持在货币学派所认定的4%-5%的固定年增长率上。这种意见既不同意过多地增加货币供给量，也反对过分紧缩货币，而主张货币政策与减税政策相配合并为之服务。它认为，当减税改善了工作和投资的赢利状况后，经济将会因为商品和服务的迅速增长而要求更快地提供货币，这时如不及时增加货币供给，很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并非一概都是由货币增加引起的，而货币增加也并非一定都会引起通货膨胀，能否引起通货膨胀，取决于货币供给增长的目的。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因为政府把货币当作还债的手段，那么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是由于实际产量的增长对货币需求十分强烈，则会降低利率，阻止正在形成的资金短缺，从而可以避免通货膨胀。
3、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美国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理论，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工资、就业、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章条例，要求企业遵守，并设置了相应的监督机制。供给学派认为，这些规章条例首先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产品生产的成本和大量的非生产性开支，其次是束缚了企业的手脚，扼杀了企业家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使企业不得不压缩研究和开发支出，减少风险投资，延缓扩大生产的计划，从而造成了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减弱。供给学派相信，政府管制越少，私人经济运行就越有效率。他们督促政府要撤消价格限制、最低工资法等法令，放宽关于环境污染、生产安全、商品检验等规定的标准，让企业尽量自由地经营，让企业家精神得以充分发挥。
4、削减政府支出。供给学派一方面主张大规模减税，另一方面主张削减政府支出。他们声称，削减支出的目的不是为了弥补因减税而造成的政府收入的减少，而是为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政府的一切支出都具有排挤私人生产性支出的性质，而且政府用钱不会比私人用自己的钱更有效率。供给学派所要削减的并不是政府支出中的政府购买，而是政府支出中的政府转移支付。他们认为，美国战后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支出，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带来了官僚机构臃肿、营私舞弊等一系列弊端。更为严重的是。庞大的社会福利制度削弱了人们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扼杀了竞争性和个人独创性，使人们产生了依赖政府的思想，从而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削减福利支出，包括减低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额，严格限制受领条件，除只对老年贫困者和赤贫发放救济外，停办其他福利。
供给学派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很快受到美国统治阶级的重视。里根在竞选总统时就宣称自己信奉"供给学派"。他上任不久，即向国会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里根的复兴计划基本上是"供给学派的复兴计划。"然而，在实践中，供给学派的主张遇到严重挑战，他们的主要理论观点在实践中并没有应验。第一、减税对于刺激人们的储蓄积极性没有多大作用。第二，由于紧缩货币政策引起利率上升抑制了投资，减税也没能促进企业投资。第三，里根政府的实践表明，减税没有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减少了财政收入，赤字年年增加。所谓减税会自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拉弗曲线"破产。在现实种种问题面前，供给学派受到巨大责难。里根政府和国会也从减税的立场上后退，在1983年的预算法案中明确把增税作为减少政府赤字的手段，这标志着供给学派在实践上的失败，并从此衰落下去。
四、供给学派与中国经济发展：走出通货紧缩的漩涡
近些年来，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非常重视用供给学派的理论政策来解释解决现阶段的通货紧缩问题。
如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1999年6月25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向供应方面倾斜》一文就提出：我们不仅要采取"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从增加需求入手来拉动经济增长，还应当采用"供应学派"式的政策，采取一切手段使"供应方面"（企业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出来，由此形成供给扩张与需求增大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把经济推出通货紧缩的漩涡。
反观中国的情况，从1998年中期中国政府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增长的经验可以看到，这种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单纯依靠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复苏，但很难保证有效率的长期稳定增长。现在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一方面，我国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靠财政赤字进行的投资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而且即使政府有这样的财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所以，继续把政府大规模投资作为支撑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政府投资的效率难于提高是我国的一个客观现实，而且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某种"挤出效应"，减少民间的有效投资，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而加税，还会抑制民间扩大投资的积极性。所以，为了扭转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我们除继续采取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个人收入政策）外，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供给方面"去，实施"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具体说来，这一套政策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继续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在财政资源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方法上要加以改进。这就是说，在资金运用方面，改变财政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实行投资方向多样化，增加教育、科研、共用技术开发等投资的比重。在资金运用方法方面，要避免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尽量采用贴息、参股、项目融资等方法争取民间投资的更多参与。
第二，更加明确地采取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是一种短期调控，货币政策目标总是根据宏观经济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的。但在1997年宏观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以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没有作出明确地调整；而一些货币政策工具如法定储备金和超额储备金利率过高、公开市场操作手段运用不足，也不利于货币供给的扩张。与此同时，银行改革滞后，也使它们放贷取利的压力和动力不足。货币政策及其实施方面的这类缺陷需要及时加以克服，使有购买能力的总需求真正得到扩张。
第三，采取重点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政策，增加消费需求。目前存在一系列增加居民个人收入项目，如对无房老职工的住房基金作出补偿、偿还政府对老职工劳动保障的隐性负债、补足欠发的职工的工资、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薪金等。在实行这方面的政策时，必须按照低收入阶层优先的原则在实施时序上作出妥善的安排，有先有后地加以解决。
以上属于需求方面的政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实行"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使富有活力、蓬勃成长的企业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发动机。
货币学派
这个学派在理论上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货币的价值和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货币数量。从货币数量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货币学派实际上分为传统的货币学派和现代的货币学派，即米儿顿·弗里德曼以前的货币数量论者都属于传统货币学派，而弗里德曼等新货币数量论者都属于现代货币学派。西方货币理论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划分四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货币自然观（公元前5世纪--公元14实际），这种货币观基于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交换关系，把货币在其中只起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作用的流通形式，看作是违反自然的和不合理的。货币自然观的最大特点是强调货币为"虚构的财富"；第二阶段，货币财富观（15世纪--17世纪中叶），这种货币观把货币看做是一国的唯一财富。因此，认为衡量一国实力的尺度，是该国所拥有的金银量；第三阶段，货币面纱观（17世纪末--20世30年代初），它把市场经济看做是物物交换的实物经济，而认为货币不过是交换手段，像对经济不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就像罩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第四阶段，货币经济观（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通过货币来实现的，货币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是在货币面纱观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最有影响，并且发展的最为充分的货币理论。一般认为西方货币数量理论产生于16世纪末期，法国律师让·博丹和意大利人达凡茶铁被认为是西方货币数量理论的创始人。让·博丹认为，金银的价值与一般的商品的价值相同，其数量增加，则其价值即被低评，而与其交换的商品价值自然就要上涨。达凡茶铁则认为，社会上一切货物的重量 ，与流通的一切金银是相等价的，因此，一国货物总量的一部分，必然等于该国所有金银的相应部分。因此，他认为货币数量增加，则物价自然上涨。
货币数量理论作为一种与货币金属学说直接对立的货币理论，始于17世纪末期的货币论战。
在关于是否需要足值金银充当铸币的论战中 ，约翰·洛克第一次以货币数量论同货币金属学说抗衡。在洛克两本经济著作中，不仅提出了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货币名目论的观点。他认为货币价值决定于流通中的现有货币量。同时，洛克又提出货币价值决定于商品供求量的观点。洛克认为，由于每个人至少都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现款来偿付那些对他供应生活方面和贸易方面的必需品的债权人，所以贸易的必需条件是要有足以保持地主，劳动者和经纪人的信用的货币量。这样，一定要用现款或短期内可以得到款项来经常地与货物和劳动相交换。
货币成为贸易所必需，并且在贸易与货币之间有难以确定的比例数。因为这不仅取决于货币的绝对数量，而且还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洛克还认为商品价格的变化取决于货币数量和商品的供求关系，只要改变任何一方面的数量，就可以立刻改变物品价格，
这一时期的爱尔兰银行家理查德·坎蒂隆接受和发展了洛克的货币数量理论。他认为，关于货币价值取决于货币量和商品量的比例的观点，在分析物品的市场价格时是正确的。另外，他认为在确定货币流通量时，必须考虑到货币的流通速度。在交换中，货币流通的加速或更大的加速，等于把真实货币增加到了某一点。在坎蒂隆看来，一定的货币是难以于察觉的方式和数量流到国外或被带入国内的。他从一国贵金属矿藏的开发，经常性的贸易顺差和外国提供的补贴，外国使节或旅游者的开支三方面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国流通的货币量的增加总要引起消费的增加，总要使支出达到较高的水平。坎蒂隆还分析了货币利息变动的原因，他认为一国中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压低那里的利息率，因为在货币充裕的时候借钱比较容易。如果一国的行政官员希望通过法律来调节先现行利息率，这一调节必须以最高等级或大致相当于此的现行市场利息率为基础，否则法律的限制就不会有效。因为契约双方只服从竞争的力量，或有放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比例所决定的现行价格 。他们将会作秘密交易，而法律的限制只能增加交易的困难，从而提高而不是压低利息率。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的货币数量论是从法律与货币的关系的角度提出来的，在传统的货币学派中，孟德斯鸠的货币数量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于货币性质，孟德斯鸠认为"货币是一种标志，代表一切商品的价值"。他把金属货币区分为真实的货币和想象的货币。孟德斯鸠认为，对一切要求贸易繁盛的国家 ，有一项极好的法律，可以根绝由于不诚实或由于材料的缺乏，人们把每一货币的金属含量减去一部分而仍然使用同一名目，就是规定只能使用真实的货币，并禁止一切可能使它变成想象货币的办法。这表明，孟德斯鸠是把商品货币关系理解为互为符号，互为代表的关系，从而引出货币符号论。这与那种从货币本身的名目化中引申货币符号论是有所不同的。孟德斯鸠认为，货币与商品既然保持着一种互为符号，互为代表的关系，那么，在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比例关系。由此，他认为物价的确定，决定于物品总数与货币总数的比例。孟德斯鸠在名目论上的基础上，把洛克关于物价决定于商品量的见解，发展成为一种比例货币数量理论，即物价依据物品总量和货币总量间的比例确定。
18世纪货币数量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他认为，货币并不是一个商业方面的问题，而是人们约定用以便利商品交换的一种工具。其次，他认为，交换中商品与货币具有一定的比例，而物价的变动则取决于这种比例关系。在他看来，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商品之间存在着一种"正常的比例"。在这种比例下物价是不变动的。休谟还认为，在国家间，货币存在一个均衡分布的趋势。也就说，货币与国家的技艺和工业始终大体相称。这是因为人们的兴趣和爱好所产生那种吸引力，从而使货币量的差别同工业和商品量的差别保持一定的比例，使均衡得以维持。休谟认为利息率并不取决于贵金属数量的多寡。货币多和利息低，这两种结果自然都是商业和工业的产物，但是，它们是彼此完全独立的。休谟在独立地分析和研究了货币影响物价的过程，在说明他的一国财富不受货币多寡的影响的观点与货币增加的观点与货币增加促进生产高涨的某些事实不相矛盾时，第一次明确论述了货币对一般物价影响的时间滞后性问题。休谟的"时滞"理论对现代货币学派具有重要影响，弗里德曼正是利用这种"时滞"理论来说明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滞胀"问题，并利用统计数字证明了休谟理论的正确性。
19世纪的货币数量理论，比较著名有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认为，黄金和白银也同其他商品一样，有其内在价值。他还认为货币的价值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其绝对量，而是取决于与它所必须完成的支付的相对量。他在分析贵金属的分配的规律时，提出每一地区将按其贸易在与全国贸易比较下所需要的数额，在其流通中保持全国通货的一个适当份额，一个地区流通媒介的任何增加，不能不广泛地散布到各地。其次，李嘉图还就纸币贬值的原因进行分析，在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情况下，纸币量增加，它的价值就会随之低落，而货物的价格则会相应的上涨。再次，李嘉图认为应当有一个安全，经济和方便的通货制度。在他看来，如果能使通货价值除本位金属本身价值变动之外，不致发生任何其他变动。同时又能使用一种费用最少的媒介进行流通，那便达到了一种通货制度所能达到的最完美境界。
与李嘉图同时代的詹·穆勒是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系统地阐述李嘉图理论的人"。他认为货币价值决定于货币数量。在他看来，货币价值是指一定量货币所能购买到的商品量。这样，要研究决定货币价值的因素，就必然要分析商品与货币交换的比率问题。而在分析货币价值与货币量的关系时，他把商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考虑进来，认为在货币量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商品量减少，就会使货币价值下降。如果商品量增加，则货币价值增加。其次，穆勒认为，一国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引起物价上涨。他强调货币数量的增加，从而货币价值的下降，只能使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但并不能影响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再次，穆勒还认为，货币数量决定贵金属的价值。在自由铸造货币的情况下，货币量总量是由贵金属的价值所决定的，即视铸币价值大于或小于金银块的价值而增减货币数量。最后，穆勒认为，贵金属价值决定生产费用。在他看来，黄金和白银都是商品，而获得这些商品是必须用劳动和资本的。
19世纪40年代"通货论争"中通货主义的代表人物奥维尔斯顿对货币数量理论进行修正。他认为货币数量对物价的影响受其他因素制约。货币数量对物价的影响，常常依存于通货数量以为的影响，这些其他因素的变动，如果与通货数量的变动同一方向，则将加强货币量对于物价的影响。如果方向相反，那么就会妨害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
奥维尔斯顿认为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需根据时间与影响程度而定，在短期内，除了货币数量的增减的因素外，还有货币流通速度快慢的变化。使得货币数量对物价的决定作用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而对于调节货币发行的原则，奥维尔斯顿主张银行券的发行额应根据黄金流入及流出加以调节，禁止地方银行发钞。
在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提出了一种有条件的货币数量论。他认为货币价值在短期内决定于货币的供给和货币的的需求。其他情况不变，货币价值与其数量成反比例，货币数量的增加，则价值恰好以相等的比例减低；货币数量减少，则价值依旧恰好相等的比例提高。其次，约·穆勒认为货币价值在长期内决定于生产费用。这是由于贵金属随时都有极大的数量存在，同时，其磨损是极缓慢的，因此，生产贵金属的条件虽会发生种种变化，从而带来生产费用的变化。再次，他认为货币价值决定于供求的规律，是受货币价值决定于生产费用的规律支配的。这是因为货币供给量是受生产费用支配的，因此，贵金属的生产费用的变化，会导致它们数量成比例地增减，从而影响货币的价值。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货币数量论得到长足发展。英国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现金余额的观点。他认为，货币是指一切不管在何时何地，作为购买商品和劳务及商业支付手段，能够不受怀疑或调查就"通行"无阻的东西。它的主要职能有：当场买卖的交换媒介，金银以及金银为基础的货币；充当价值标准或延期支付的标准。他还认为购买力的计算是困难的，但最好的利用资料是标准商品的批发价格，并用"指数"化来衡量。其次，马歇尔认为在每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收入之中都有一部分被认为值得以通货形式加以保存，而一国通货所保有的通货的总价值，既不会大大低于，也不会大大高于其国民所掌握的购买力的数量，也就是比较利益的货币需求。再次，马歇尔还研究保有通货价值与货币流通速度的关系，他认为在其他一切条件保持不变，人们想以流通形式保存其资源的比例愈小，则货币流通速度愈快，从而流通中的货币量愈多。而与流通中货币量相应的物价成比例上升。同时，以通货形式保存其资源的比例愈小，通货总值愈小。
这一时期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他主要对交易方程式及统计资料进行验证，他利用方程式解释货币购买力的原因，并试图解释决定货币价值的原因和决定一般物价的原因。他认为货币的购买力就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倒数。费雪还提出了固定货币价值或购买力的计划，他主张采取金汇和计数表本位制的混合制。在这种汇制基础上，他提出不按金的一定重量计算，而是按一定重量的金的购买力来确定汇兑率的主张。。其次，他还分析了利息与货币和物价的关系：物价水平上涨时利率一般有增高的倾向，物价水平降低时利率一般有降低的倾向。
这一时期的瑞典经济学家克尼特·维克塞尔提出了他的积累过程理论。他认为货币的职能有：价值尺度，价值贮藏手段和交换媒介。而只有交换媒介才是真正的意义上表现了货币的特性。对于货币的作用，维克塞尔更强调货币流通速度执行其任务的作用。他认为既不能否定货币对经济的作用又不能夸大货币对经济的作用，并且人们完全可以能动地控制货币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其次，维克塞尔分析了一般物价变动的原因：金融市场的供给情况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减。他还认为信用是加速货币流通手段的有力手段，并可以确定一国的银行或政府，能在任何程度上利用信用或类似工具来调节货币的价值。再次，维克塞尔认为银行利率是一般价格的调节者，银行利率提高，可以降低货币流通速度，减少工具量，使一般物价下降，反之。但是在短期，利率只是影响物价变动的因素之一，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资本自然率。他认为资本自然率与货币自然率之间的差异，对价格水平起着渐进的和累进的影响，而且要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必须使货币利率与资本自然利率趋于一致。最后，维克塞尔就稳定价格提出两点建议：银行的首要不是追求高额利润，而是稳定价格。要达到稳定价格水平的目的，必须采取措施使平均货币利率与资本自然利率趋于一致。
现代货币学派的基本理论主要是弗里德曼基于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而提出他的市场经济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国际收支与汇率理论，以及一些相应的政策。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是；在这种经济中，个人是作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本人而行事的。如果有谁是作为别人的代理人而行事，那么他是自愿的，双方同意的基础上这样做。在市场经济中，交换的自愿和互利的，并且交易要想发生，参加者的价值观念必须要有差别的。他认为市场的作用在于：在自愿和互利交易的基础上，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市场调节，正是通过价格的价格传递信息，价格刺激和收入效应三种作用为基础的。另外，他认为要想从政府的有利之处取得好处而又同时能回避对自由的威胁，就必须坚持：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为此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弗里德曼认为不存在纯粹的制度，每一制度都是某种类似混合制度的东西：一方面，包括着指令性因素，而另一方面，却有主要地依赖于自愿合作。问题在一种比例问题，在于将指令性因素降到最小，而且在引入指令性因素的地方，在于在实现人们所追求的生产效率目标以外的其他目标的同时，以一种尽可能小妨害市场运行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指令性因素最小化。
弗里德曼提出消费的永久性收入理论，通常使用的收入与消费的概念是不适当的，实际上，存在两种消费和两种收入，在分析消费行为时，应当严格区分。收入实际上存在记录的收入或测得收入与永久性收入的区别。他认为永久性收入是无法直接观察出来的，它必须从消费单位的行为中推导出来。对社会整体来说，永久性收入可以被看作是当前及过去测得的收入的加权平均数，这一加权平均数受到一稳定长期趋势的向上调整，同时它所具有的权数将随时间的向后推移而下降。其次弗里德曼还研究了消费行为与收入结构，他认为根据永久性收入假说观点，消费对收入的回归在消费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应大大减少，而且这一回归所具有的作用和用途也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回归的作用主要在于为收入的总变动的分解，从而为收入结构的研究提供手段。因此，这一回归的主要用途却完全不在消费研究方面，而在于收入分配分析方面。它使得关于消费者预算收入的大量数据可以被用来解释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并将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转化为对永久性收入状态的分布情况的估计。再次，弗里德曼认为永久性收入假说即破除了实际国民收入与储蓄率之间的直接联系，也破除了二者之间的间接联系。储蓄率是独立于国民收入水平的，因此，要把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归于投资，而并不是归于储蓄过程。在经济波动方面，弗里德曼则不同意将之归咎于不稳定的投资与消费和当前收入的相对稳定关系之间互相作用。而认为它们之间的内在循环体系是稳定的。
在货币理论方面，货币数量理论认为对货币持有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他所持有的实际货币数量，而不是名义货币数量；存在一个人们在任何情况下所希望持有的相当确定的实际货币数量。实际货币持有量的变动通常是缓慢地逐渐进行的，或者成为早期货币供给的系列变动结果，与此相比名义货币数量供给的显著变化可以而且常常独立于需求的变化而发生。弗里德曼从货币的需求是资本或财富理论的组成部分的观点出发研究真实货币需求。他认为在决定真实货币需求的这些变量中，永久性收入起主导作用。他还认为真实货币需求的最大特点是它具有稳定性。其次，名义货币的供给，主要取决于货币制度。在名义货币供给量与实际货币数量的关系上，弗里德曼认为，名义货币量可以被认为主要由供给所决定的，而实际货币数量可以被认为是由需求所决定的。再次，弗里德曼在研究货币传递机制时得出几个结论：第一，货币的传递机制的内容包括一种初始流动性和可贷出资金效应，收入效应，价格预期效应。第二，针对货币变动而进行的调整要用很长的时间，而且影响到许多经济变量。第三，货币作用过程中的短期均衡是由某种调整过程所决定的。第四，长期均衡被定义为没有实际值和预期值之间的差异。第五，短期调整过程与长期均衡状态之间的转变，是通过预期值的修正而产生的。在通货膨胀理论方面，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货币量的作用为主，产量的作用为辅。许多现象都可以使通货膨胀率发生暂时的波动，但只有当它们影响到货币增长率时，才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弗里德曼认为，虽然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货币增长率的变化不能立刻引起物价的变化。货币量的增加到物价的上涨，还存在一个过程。其次，弗里德曼认为，由通货膨胀的反复无常或高度的不稳定性所产生的最主要的恶果就是削弱了市场协调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再次，弗里德曼分析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在短期，自然失业率假说可以用来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正比关系；而在长期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有可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现象而发生。最后，弗里德曼认为降低货币增长率是对通货膨胀的医治的唯一办法。为此，他提出一个稳定货币供给的"简单规则"，即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必须同实际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
在国际收支与汇率理论方面，弗里德曼认为国际收支有四种调整方法：货币储备的抵消性变动；国内价格的调整；汇率的调整；对与外汇有关的交易的直接控制。其次，浮动汇率制度的作用：能使我们有效地和直接地走向物品和劳务的完全自由的贸易；在最大限度地保持各国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条件下，通过贸易而将各国之间的互相依存融合起来；可以消除协调各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压力。弗里德曼认为浮动汇率可以实现两种重要的目标：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及各国按照自己意愿来追求国内稳定的自由。但可变汇率并不是不稳定汇率，而是在适当的范围内活动。同时，浮动汇率的调整具有时滞性。这是因为浮动汇率对外部情况变动的最终调整，将由生产资源分配方面的变动及可用于消费和投资的产品构成方面的变动所组成。但是，这种最终变动不会立即实现，这是因为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从而面向国内消费的产品生产转向面向出口的产品生产是需要时间的，反之亦然。另外，在国外建立的新市场，或者说服消费者用国外产品来取代他们业已习惯了的国内产品，也是需要时间。
在现代货币学派的货币政策方面，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主张经历了两个即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发展阶段：60年代的货币政策分析与80年代的货币政策分析。在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从几方面关于货币政策问题的分析。首先，弗里德曼从货币政策力所难及方面分析，他认为除极短的时期以外，货币政策对利率和失业率的钉住无法持续得更久。其次，他再货币政策力所能及方面分析货币政策的作用：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为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有助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但是货币政策效果具有时滞性，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存在"观察滞后"，"决策滞后"和"效果滞后"。在他看来，货币政策的时间滞后，常常使以反周期循环为目的的权衡性货币政策变为对经济的额外的和不必要的干扰。因此，反周期的权衡性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再次，弗里德曼认为，一种理想的货币制度应该是；它将使政府能够履行它对货币的责任，而同时有限制了因此而赋予政府的权力，从而避免这种权力被用来剥削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弗里德曼认为独立的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是非理想的：中央银行具有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造成责任分散；导致货币政策过分地以来于个人的品质而造成不稳定性；过分重视银行家的观点。弗里德曼认为应当真正地通过立法而建立起用于货币政策行为的规章制度，从而实现用法治的政府来取代人治的政府。这样的规章制度的实施，将使得公众能够通过政治当局来对货币政策进行控制，而同时又可以使货币政策不受政治当局经常出现的奇思怪想的支配。再次，弗里德曼分析货币政策的目标时指出货币当局可以有效地进行控制的最重要的数量就是货币存量，这也是货币当局应承担的最基本的职责。在把控制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直接目标后，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达到货币政策直接目标的"简单规则"，即"年复一年地按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加货币存量。"最后，在货币方案方面，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与银行的安排不能听任市场，而政府在货币与银行的安排问题上，应当对货币发行量设置外部限制和防止伪造活动。弗里德曼认为还可以通过联邦储备系统：可以有权规定再贴率；改变准备金要求量；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各种债券；影响利率结构；监督或调节联邦储备各成员银行的各种业务活动的权力。取消目前财政部对债务的管理，把债务管理权集中到联储，并且财政部只能在联储开设帐户。
在20世纪80年代弗里德曼提出一个货币改革的目标：减少货币的变动性。他认为，减少货币的变动性十分重要，因为，货币增长方面的稳定，是经济方面稳定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在货币政策结构改革方面，弗里德曼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减少货币增长的变动性，限制货币当局的处理权限，同时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结构。为此，他提出：对联邦储备系统制定一套货币规则，将规定规章制度的功能与货币方面的功能区别开来；结束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自主，将其转化为财政部的一个司。弗里德曼主张实现基础货币的零增长，他认为这样可以结束联邦储备系统决定货币数量的专制权力，同时，也无须实施货币的竞争性发行，也不会在现有的其他经济机构及金融机构中引起任何重大的骚动。最后，弗里德曼对"是否可以将货币与银行的安排支配权六给市场"的问题持否定回答，他认为，现今所有的货币都是性有货币，然而资源耗费并没有被消除；困难的特性发生了变化，它们对现钞的影响似乎不再比对存款或其他货币或准货币的支付承诺更为严重；对能兑换成某种商品的货币问题说服力，远大于它对纯信用货币问题的水副力。由此，弗里德曼认为，比之政府介入所实际取得的成效，把货币和银行的安排权留给市场会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激进学派
激进学派
西方经济学思潮历来就有激进派、正统派和保守派的区分，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派别。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斗争和转化，推动了经济学的演变和发展。正统经济学（辅之以保守派经济学）构成的主流经济学的主体。而激进经济学包含着正统经济学的否定因素、变革因素，以及新经济学的萌芽因素、肯定因素，因而往往构成为新旧西方经济学相互转化的过渡点或枢纽点。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又称持异见经济学，从广泛意义上讲，是一种批判正统经济学的具有激进色彩的经济思潮的总称。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批判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力图改变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厮主流经济学这种传统的或正统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以及极力主张改造先行资本主义制度。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思潮由来已久。美国坦普尔大学的阿佩尔鲍姆把斯密等划入他们那个时代的持异见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麦克法莱恩则把18、19世纪批判正统经济学的凡勃伦等人视为西方早期激进经济学家。大量西方经济学文献说明：激进政治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的对立和转化是经济学说史上带规律性的现象。激进政治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把凯恩斯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斯拉法主义或新李嘉图主义、马克思经济学都囊括在内。理由在于：他们都以"左"的姿态批判正统经济学，揭露现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和不良现象。持这种观点的有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谢尔曼和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马尔科姆.索耶。狭义的当代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专指产生于60年代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批判正统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潮。这一学派直接继承"老左派"的思想传统，西方大多数经济学文献认为这种激进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并无根本性区别，因此往往称之为"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激进的社会主义"。"新左派运动"是狭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产生的直接根源。这一学派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60年代）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成员在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并不一致，中经70、80年代的冷遇期之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出现在度复兴的迹象，逐渐趋于成熟。并在对正统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逐渐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学说体系。激进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它在美、法、英、比利时、西德、日本等国都有其代表人物、刊物、学派或组织。西方经济学普遍认为对激进政治经济学下定义并非易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1987年）中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辞条则强调："激进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十分广泛和形式多样的流派，它既没有形成前后一致的理论框架，也不存在一致赞同的合法的框架。然而，激进政治经济学突出了有关阶级问题这一独特的研究课题。对于从经济学史到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问题，都从劳动和资本关系这一角度进行了重新构造。在这一过程中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承认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但同时，他们又用现代的激进世界观，重构了马克思主义"。
西方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乃致庞杂，但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也有一定的侧重点。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早期阶段,着重研究的领域有社会结构变迁、中央集权计划、政治和私人经济权利的关系、收入和财务分配以及决策民主化等五个领域。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已发展成为有某种一致性的团体，其研究范围、主题或理论取向有了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激进学派全面系统地批判正统经济学，拓宽了研究领域。第二个变化是明显现露出"重新研究"、"重新思考"、"重新塑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独立倾向。他们中间一些人强调其与流行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的"、"传统的"或"原教旨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歧和对立。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思考或重构，以及对所谓"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其中含有某些有价值的思想材料（诸如重视市场作用），但是在许多方面（诸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唯物史观）背离或曲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80年代至90年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取向又有了新的变化，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争论在激进政治经济学内部仍然普遍，而价值和分配理论、剥削、帝国主义、种族和性别歧视等等。仍然是最有争议的研究领域。此外，还有马克思的理论遗产问题、积累和危机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其中还包括一个中心——外围理论）。其次，用以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的探讨和论战，格外引人注目。
一般而言，广义的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特征是对正统派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当然这并不否认其中绝大多数激进政治经济学者是改良主义者，并从正统派经济理论中吸取营养。狭义政治经济学或"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除具备上述特征之外，其成员大多以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自居，并且还力图主张以社会主义、公产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西方各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概况：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正式打出"激进"旗号，是1969年在美国成立"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当时，在美国各大城市爆发的黑人抗暴斗争，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和美国大学中兴起的进步运动，促使美国部分人民的思想趋向革命化。于是，在美国西部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为基地，不少具有激进思想的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等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组织，其宗旨是"研究发展和应用激进政治经济学，作为美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联盟迄今还定期出版《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季刊和不定期的附刊。到70年代，联盟有成员2000多人。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
1. 斯威齐、巴兰
斯威齐和巴兰是美国"老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奠基者，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领袖人物。
保罗.斯威齐（1910——）的成名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斯威齐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世界上迄今尚未出现过一本用英语撰写的合理地综合的分析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而这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本书对战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崛起起过重要作用。
宝罗.巴兰（1910——1964）的成名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经济剩余理论。他还是西方第一个从事当代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此外，斯威齐和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1966年）也是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先驱者的代表作。
2． 马格多夫
"老左派"马格多夫的《帝国主义时代》（1968年）以及他和斯威齐共同撰写的《日益加深的美国资本主义危机》（1977年）等著述是《垄断资本》一书的重要补充。
3．马克.林德
他是美国年轻一代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他的《反萨谬尔森论》是70年代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体系的第一次切中要害的认真而有力的挑战。
4．宝罗.阿特韦尔
他的《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1984年）80年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作，他对60年代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及其著作发展了系统的论述，实际上是一部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说史著作。
5.谢尔曼
他是美国著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代表性著作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被视为美国激进学派的主要教科书之一。
三．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特点是受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作为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它的特征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但是，从总体或性质上看，号称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的制度主义，是在激进的幌子下兜售改良主义的货色。
1970年成立于英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是英国最大的激进派机构，它拥有自己的专门杂志《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通讯》（1977年更名为《资本和阶级》（季刊））。另一家激进杂志是《新左派评论》，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资本和阶级》编辑部以及《新左派评论》编辑部发起召开的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会引起了英国、美国、比利时、日本等国的一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且结集出版了《价值问题的论战》。
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有：
多布（1900－1976年）和米克（1917－1978年）是老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精神领袖。多布是20世纪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西方复兴的最主要的代表，其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米克（1917－1978年）是5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西方发展处于低潮时期的最主要的代表，其代表作是《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米克和多布虽然批评琼.罗宾逊（凯恩斯主义者中力图主张沟通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第一人）反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却赞同罗宾逊的"沟通沦"，这表明他们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另外两个代表人物是霍奇森和索耶，霍奇森1982年撰写的具有斯拉法马克思色彩的《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是80年代初期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阐述其基础经济理论发面的代表作，索耶1989年撰写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介绍新古典经济学的取代者》是80年代末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阐释其理论体系的主要教科书之一，而且还是构筑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次尝试。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新剑桥学派的影响，另一个特点是深受英国"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
20世纪年代以来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产生于70十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其诞生地在西欧大陆国家，两者都很少涉及经济领域，直到70年末80年代初才在改革的旗号下开始注重政治经济学，他们研究的重点大多集中于帝国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社会主义模式等理论，这是西欧大陆国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重要特征。其最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是由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提出著名的长波理论。
日本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侧重于马克思经典著作及其基本理论，这是其重要特征。这一现象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第一，从历史上看日本是最早传播马克思经济学的亚洲国家；其次，他们在长达10年（始于1927年）的关于日本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形成了讲座派（后分化出结构改革派）和劳务派（后分化出实践经济学派）；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日本高校普及程度超过欧美国家，《资本论》始终列为日本高校的必修课程。日本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河上肇、都留重人、宇野弘藏等。
欧美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批判西方传统的发展理论，侧重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形成了激进主义发展理论及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有创始人即"老左派"巴兰，以及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等等，他们提出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发展理论，但有其共同的特征：
（1） 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
（2） 对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采取批判立场。
（3） 认为应把不发达问题置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加以考察。
（4） 提出激进的政策主张：或者把整个世界改造成为国际社会主义体系，这需要通过革命；或者执行和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脱钩"的集体自力更生的政策；或者外围国家自主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本国技术，订立国际商品协定，最大限度减少外围对中心的依附关系等等。
激进政治经济学迄今尚未形成一致赞同的理论体系、方法论框架、政策主张或社会模式。我们在这里只能就他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及其理论或政策分歧进行考察和剖析。
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
1．贫困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有人力资本论、双元劳动市场论和产业分割论三种理论。
人力资本论是由正统经济学派提出的从所谓"平等的"工资决定机制角度来解释贫困的不平等的，在加里.贝克尔和莱斯特.瑟罗等人看来，人力资本（个人的技能和知识）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双元劳动市场论的代表人物迈克尔.赖克等认为现实的劳动市场是有限流动及不完全的。他们把正统派的自由流动市场分割为两大市场，并进一步发展成三大市场模型，并提出与这三种市场模型相对应的三大阶层"亚文化"形式。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制度主义者）以此击碎了人力资本论赖以成立的一系列假设，把贫困的根源引向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产业分割论是代表人物兰德尔.霍德森等对人力资本模型和双元劳动市场模型作了对比研究，进而详尽分析了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从而形成产业分割局面的阻碍因素，即流动性的个体阻碍、产业阻碍、社会阻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探讨了贫困的三个制度性决定因素：社会结构、劳动市场和政府，并且认为贫困是这三个制度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激进派的贫困理论不仅批判了正统派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所谓加强劳动的自由流动会消除贫困的观点，同时还强调要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或调整阶级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内部的"等级分化"情况，他们的贫困理论虽然有很多缺陷，但在许多方面却击中了正统派贫困理论的要害。
2．歧视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代表有巴巴拉.德卡德的《妇女运动》等，激进者着重批判主流经济学家在歧视问题上所持的竞争将结束种族歧视的辩护理论，进而分析了导致歧视的原因是：一是社会反复灌输，二是由于歧视在支持维持现状（资本主义剥削）方面起重要作用。
3．异化问题
以谢尔曼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著作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三种表现：工人为其产品所支配、工人与他们的生产活动分开、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他们预言一个异化的社会不是稳定的社会，强调异化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
4．浪费和污染问题
在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马修.伊德尔的《经济和环境》等，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源和环境污染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主张消除污染和保护资源的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利润制度，代之以一种社会拥有和指导的制度，不要把经济增长视为唯一的甚至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的目标。
5．经济滞胀问题
谢尔曼认为滞胀的根本原因是垄断企业利润下降，大卫.科兹也将滞胀形成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力量的加强。谢尔曼在他1976年出的《停滞膨胀：激进派的事业和通货膨胀理论》中明确宣称：必须消除资本主义制度。
二、 于价值论和分配论的大论战：
经济学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激进学派及其内部各学派之间长期争论不已的焦点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价值——分配理论。关于价值问题的大论战在20世纪70、80年代最为激烈，70年代初的价值大论战是正统派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挑起的，其导火线就是他在《经济学文献杂志》（1971年6月号）上发表的题为《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型问题的概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论战，则主要围绕新斯拉法主义（代表作是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和新李嘉图主义（代表作是斯蒂德曼的《依照斯拉法来看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而展开的。70、80年代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的争论是以往争论的继续，正统学派坚决否认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学派坚持劳动论、激进派内部对于价值理论没有一致的看法，他们之间的大论战构成激进政治经济学史上重要的一章。
关于转形问题的大论战，实质上是价值论战的延伸，庞巴维克是挑起价值转形论战的始作俑者，其观点集中反映在《卡尔.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年）一书中。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争论则开始于对俄国统计学家鲍特基维茨用联立方程组表达马克思价值到生产价格的量的转化关系理论的批评。后来斯威齐对鲍特基维茨的观点作了新的解释，塞顿等对斯威齐的解释提出了批评。转形问题上的论战在70年代又掀起高潮，萨谬尔森和鲍威尔在关于价值和价格能否相容首先展开了论战。70、80年代转形问题论战的特点之一就是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新斯拉法主义的崛起，斯拉法重要者认为价值和价格是不相容的，日本和法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置盐信雄和利皮茨等却认为价格只是价值的具体形式，价格和价值并非不相容。
用"经济剩余"术语来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首先见之于巴兰在50年代撰写的《经济进步与经济剩余》（1953年）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66年）。巴兰和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1966年）则系统提出了经济剩余理论即关于经济剩余产生和吸收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成为他们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的一个中心概念，而且还成为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核心理论。斯威齐认为国家和教会的收入、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以及商品转化为货币时的支出等被马克思视为次要因素而被排除在其基本理论图式之外的这些因素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却显得十分重要，不完全竞争的出现，工会以及政府干预的加强，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面貌和剩余价值概念的性质，因而在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是有必要进行"术语的更换"，从而提出"经济剩余"这个概念。巴兰还将经济剩余区分为三类，即实际经济剩余、潜在经济剩余、计划中的经济剩余。巴兰和斯威齐提出"经济剩余"概念的动机是想要以此证明垄断资本的腐朽性和不合理性。
利润来源、利润决定或确定问题是西方学术界80年代大论战的又一个焦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赖特批判了以安东尼·卡特勒等为代表的"利润原因不可知论"，以及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斯拉法式的观点及其斯拉法利润确定模型，并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确定模型"。在赖特看来，利润原因不可知论者和斯拉法派的要害是轻视或抛弃劳动价值论，因而未能科学地解释价值、剩余劳动调节、确定或限定价格以及利润的因果机制。同时，赖特认为把利润仅仅归结为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这种单向型的认识路线，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尽符合。他因而提出对传统马克思利润理论稍加修改的马克思主义利润确定模型。这一模型的特点是采用"限制"和"选择"两个术语，用以说明剩余价值仍被视为系统地限定了利润的变动范围，而生产的社会技术条件和实际工只能在此范围或界限内对利润起着选择确定因素的作用。另一个特点是采用"转换"或"改造"的术语，用以说明阶级结构、阶级斗争对生产的社会技术条件和实际工资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利润率。赖特的观点是激进经济学的一种典型，反映了剩余价值问题大论战的一个重要侧面。
关于剥削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下面我们就关于这一领域争论的基本观点简要介绍如下：萨缪尔森的剥削模型是用西尼耳的节欲论、马尔萨人口论、边际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等来取代立足于劳动价值论之上的马克思的剥削－利润－剩余价值理论。霍奇森的剥削理论则放弃劳动价值、剩余价值论，抹煞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特征，但他同时强调指出，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哪怕获得更多的边际产量也是被剥削者，资本家从来不是被剥削者而是剥削者。斯蒂德曼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负剩余价值时的正利润》和《依照斯拉法来看马克思》（1977年）等著述中，提出负价值、负剩余价值的概念，并由此证明基本的马克思定理（所谓"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定理"又称"森岛通夫－塞顿－置盐信雄定理"，源出于日本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等三人于60年代初提出的命题：剥削率只有是正值时，均衡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才表现为正数。）在联合生产（同一生产过程同时生产出两种以上的联合产品）条件下失效。森岛通夫采用线性规则的方法来计算商品价值，他得出的结论是正的剥削率即剩余劳动率是保证资本家得到正利润的充要条件。置盐信雄则从剩余产品的角度对联合生产条件下的剥削作了新的规定，他用数学方式证明：即使在没有剩余价值的情况下，工人的生产只要有剩余产品也是一种剥削，用以说明马克思的这一基本定理在联合生产条件下也能成立。科恩认为，劳动价值论对于深入探讨剥削问题几乎成了绊脚石。罗默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不能用是否以出卖劳动力为标准。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当事人不能拥有或取得社会资产中他所应得的份额，则可判定他们受到剥削。他因此而断定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着剥削现象。他还强调不必实行资本的社会化也能消灭剥削。此外，埃尔斯脱和罗默主张回避价值、价格问题，而用"经济最优区"来定义剥削。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辞条中指出：不平等和帝国主义，是激进派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激进政治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提出了各种繁纷复杂的思想和理论。
一、美国垄断资本学派。巴兰和斯威齐是旨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垄断资本主义学派的创立者，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是垄断资本学派的奠基之作。这一学派的主要成员还有马格多夫、奥康纳、布雷弗曼等。马格多夫崇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的学说，并在在强调列宁的学说仍然"适用的"的同时，力图阐述美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变化和新特征，并冠之以"新帝国主义"，他还详细讨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问题，如金融业的国际化、对外经济援助、海外投资和军事活动等。奥康纳通过对5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的研究，从私人和国家消费之间的关系入手，重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三大部门——政府、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关系，阐释了当代不同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关于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和信见解。布雷弗曼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入探讨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程领域中的新变化和新现象，强调指出这些变化或发展是资本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的结果，他还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技术、管理革命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其根源在于劳动和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对立的两极，最后他还指出资本主义政府是垄断和剥削的保护者。
二、法国激进的帝国主义理论
宝罗.博卡拉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他主持编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71）。该书以法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要背景，揭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基本特征、表现形式、运作机制内在矛盾，以及国家和垄断资本的辨证关系。着部著作把垄断阶段细分为"简单垄断"和"国家垄断"两个时期。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转化的必然性是该书分析的一个重点。
三、英国激进的的帝国主义理论
英国激进学派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是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合著的《重读资本论》，他们力图遵循《资本论》中的基本范畴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这三种方式相连的阶段，并且指出在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在经济再生产中占统治地位。
四、比利时激进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曼德尔和哈贝马斯。曼德尔（1923年—），是第四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他把资本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古典的"帝国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而晚期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她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强调它"决不是暗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有了变化，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分析发现成为过时。"而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证明问题》（1973年）中，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形态、传统社会形态和晚期资本主义形态，并且公开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强调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一切问题中起着关键作用。
五、关于经济危机根源和类型的探讨
经济危机学说是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激进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低潮，但在70、80年代又再度进入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有：
伊藤诚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不完善的，他把自己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看法局限于某一类型。在他看来，应该舍弃资本过剩危机理论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利润率下降论，而倾向于"利润挤压危机论"亦即"高工资论"。他还企图从方法论角度寻找马克思危机理论不完善的根源。谢尔曼的很多观点与伊藤诚相近，他从根源入手，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三种经济危机说，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工资推动理论、消费不足论，并力图把这三种危机综合起来，他通过定量分析方法，综合制定了一个可容纳三大危机论的周期模型。谢尔曼与伊藤诚的区别在于他并不把产生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某一类型的经济危机，而是多种原因或矛盾引发经济危机。哈维与谢尔曼一样，力图把马克思散见于各处著述中关于危机问题各部分的见解，构筑成具有三大层次的动态的统一的当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但其中许多观点，尤其是关于向不发达国家转嫁危机从而从根本上避免经济危机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美国学者阿特韦尔是80年代对西方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作了系统概括和总结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他提出了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工资提高论、国家财政危机论等五种理论，他近而把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归结为现实危机学说，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和工资提高论则合并称为利润率下降危机学说；进而提出，可从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这两大变量中演绎出所有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其实，早在70年代，韦斯科夫就把利润绿下降趋势规律作为危机产生的根本根源，并以次说明和区别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各个不同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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