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2日星期一

雾谷飞鸿:“助理教授”是不是“副教授”?

"助理教授"是不是"副教授"?这个题目有点怪,从字面上说,"助理教授"当然不是"副教授",否则何必要有两个不同的职称,但实际的情况是,有些留美学人将自己在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职称翻译成中文的"副教授",引起许多争议。本文的题目,要问的便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助理教授,是不是等同于中国的副教授?

美国大学的教师职称与中国大学很不一样,两个不同系统间的差别非一、两篇博文能说清楚,但如果化繁为简的话,我觉得可以用美式三级制与中式四级制来形容两者间的差异。所谓美式三级制,指的是美国的大学职称,从低到高为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而中式四级制,指的是中国的大学职称,从低到高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正因为这三级与四级的区别,使得不少人对如何将美国的助理教授翻译成对等的中国职称大感头痛,不少人将其翻译成"副教授",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其实,如果对美式三级制职称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纷争了。

美国大学有公立与私立之分,公立大学的经费由各州政府负责,教职员工乃是州政府雇员;私立大学则自筹经费,教职员工不是政府雇员。虽然大学分公立私立,但教师的职位则是同样的,主要分两大系统,一个是终身系统(tenure-track positions),一个是非终身系统(non-tenure-track positions),非终身系统的职称有很多,比如兼职(Adjunct)、访问(Visiting)、研究(Research)、临床(Clinical)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以及讲师(Lecturer)、导师(instructor)、助教(Teaching assistant)等。许多理工科以及医学、生化等学科,除了担负给学生授课的教师外,还有大量研究人员,这些人员基本上属于非终身系统,他们的职称常见的有资深研究员(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研究员(Research Scientist)、副研究员(Associate Research Scientist)或助理研究员(Assistant Researcher)等。非终身系统情况复杂,略过不谈,本文要介绍的,主要是终身系统的情况。

终身系统的职位基本上分为三等: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在这个系统中,助理教授是最资浅的入门职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终身系统内的助理教授并不是终身教职,而只是拿到终身教职的必经步骤(tenure-track),只有走过这一步,才有可能得到终身教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了解美国大学制度的人,才会特别看重这个身处终身系统内但又不是终身教职的职位。某些华裔学人在美国的大学担任的是助理教授职位,但在向中港台的大学或华文传媒介绍自己时,往往夸大说自己是终身教授,原因便是这个职位的确是在终身系统内。

助理教授不是终身教职,所以,任何人在这个职位上3-8年内如果不能升级成为终身教职的副教授(tenured position),在一般情况下就必须离开这个职位另谋高就。换句话说,这个处于终身系统内的助理教授职位,是一个"不成功便走人"的职位,所以竞争十分激烈,职业压力也特别大,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往往最有进取心,教书、研究、出论文、出书,都是拼尽全力去做,目的只有一个,在规定年限内升为副教授,得到终身职位。

十几年前我认识一个在麻州大学波士顿校区(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工作的犹太裔朋友,当时他已经是助理教授,正在申请终身职的副教授。在申请、评定的那段时期,只觉得他十分紧张,当时他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一旦落选就重新找工作,也可能搬家去其他地方。当时他们系里有三个人处于同样的情况,但空缺的副教授职位只有一个。最后的结果,我的朋友得到了副教授职位,大家都为他高兴,但没有几天他却告诉了一个令我大感震惊的消息,他的一位竞争同样职位的同事,因为没有得到这个职位而自杀身亡。我当时对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情况还不大了解,对此十分不理解,只是对这位青年才俊的早逝感到可惜,也为他的家人感到难过。以后时间长了,对大学中竞争终身教职的激烈、近乎残酷的情况了解得多了,才发现类似这样的"不成功便成仁"的事例,并非绝无仅有。

从非终身职的助理教授成为终身职的副教授,可以说是拿到了铁饭碗,此后便不必再为职位是否稳定而操心,只要自己愿意,可以在这所大学一直工作到退休,而退休年龄是没有限制的。只有三种情况终身教职的铁饭碗才可能不保:一是整个系被撤销,二是被发现学术造假、三是与学生恋爱爆出丑闻。

从职业的稳定程度上看,大学中终身系统职位显然比非终身系统更吸引人,也更难获得,所以更受人青睐。而处在这个系统入门位置的助理教授一职,就有了与 "助理教授"字面不一样的重要性。"助理教授"不仅需要上课,更需要做研究,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教研室、实验室以及科研经费,可以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助理教授",与中国的所谓"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承担相同的工作。所以,在将"助理教授"翻译成中文时,由于中国有"助教"职称,所以会让人误解为"助理教授"等同"助教"。事实上,从教学以及科研的广度与深度看,"助理教授"不仅超过"助教",也超过"讲师",所以,有人将"助理教授"翻译成"副教授"也是情有可原的。

不过,"助理教授"毕竟不是"副教授",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美国与中国的大学职称体系的不同,传媒应该在这方面多多解释介绍,使更多人知道,美国的"助理教授"就是助理教授,与中国的"助教"不是一回事,与"副教授"也不是一回事。


-完-

2011年11月13日星期日

不许联想:苏越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血染的风采》

去年,我就知道作曲家苏越出事了。但没想到出的事儿这么大,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作为曾经在他手下打工的一员,我对他这样的人生结局感到十分惋惜,真希望这不是真的。我已经步入中年,有时候,经常听到熟悉的人犯事进去的消息。这人生说来也挺残酷的,想想进去的那些人,原来多风光啊。这就叫三十年河南,三十年河北。

我认识苏越,是在1993年,当时我还在家里编辑《欧美流行音乐指南》,属于无业游民。一个朋友说苏越开了一家唱片公司,包装歌手,问我是否有兴趣到他那里工作。我当时失业在家,整天琢磨唱片工业是咋回事这样全球性课题。甚至,那段时间我认为在中国,只有我一个人才会去思考这样的超现实问题。正好有家唱片公司招人,何不去工作一段,了解一下眼前的音乐行业是咋回事呢。

就这样,我去了当时苏越领导的北京影音出版社。在此之前,我对苏越创作的作品了如指掌,《黄土高坡》《血染的风采》这些你们都知道,但你们不知道崔健当年还唱过一首苏越写的《错》。尤其是《血染的风采》,当年我们上街的时候,就唱三首歌——《国歌》、《国际歌》和《血染的风采》。

我在苏越手下做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时公司包装的歌手有黄格选和谢东。我顺利地完成了对这两个歌手宣传推广工作。在我快离开北京影音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歌手,叫张恒,西安人。把他介绍给了苏越,苏越当时问我:"来面试的人很多,从来没见你把一个人介绍到我这里。"他当时听了一首《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便直接拿出合同与张恒签约。这可能是中国唱片史上最快与歌手签约的故事。

在此其间,我也大致了解到中国的唱片工业是怎么回事,了解完了我得出一个结论——没戏。便离开了北京影音,从此我即使再找不到工作也都没有动过一丝回到这个行业的念头。当时正好北京文化艺术公司(北京影音的上级单位)把《中国百老汇》杂志接过来,我便顺其自然去了《中国百老汇》。当时《中国百老汇》和北京影音还在一起办公,位于北京地安门的一家四合院内。

我离开北京影音,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行业感到失望,在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对西方唱片业了解了很多,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就明白了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不是个生意人,直觉却告诉我,这批中国音乐人是玩不出什么名堂的。他们所做的一切跟唱片工业差的太远了,最基本的商业意识都没有,只能扮演铺路石的角色。1992年才停止讨论姓社姓资问题,1994年中国的唱片哪有什么工业呢?

当时把持中国音乐行业的那批人,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人,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很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的观念、音乐触觉、市场意识的局限。有些人强努着往前进,有些人悄无声息被淘汰了。事实上,苏越在当时应该是很幸运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在我最红的时候,我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多学点东西。"

那时候能意识到出国充电的人不多,一个是郭峰,一个是苏越。但是你们也看到了,他们回来之后,并没有真正把学到的东西用在具体的事务上。我猜可能有这样的原因:一个是在国外没有学到真东西,可能只了解了一些皮毛;一个是我们的观念意识跟人家相差太大,学完别人的东西反而自己乱了方寸,回来就能做夹生饭;一个是国内没有外国的那种环境,就像找一次小姐后回家横竖看着自己老婆别扭一样。到现在我也经常能看到出国回来的人智商还不如出去之前呢。

很难说苏越在日本学习那几年究竟掌握到了什么。与他共事的那段时间,谈及对唱片业的认识,他倒自有一番理解,至少比起当时同行的土鳖观念还是很新的。但在具体操作上,我发现他有点不了解行情,比如包装偶像,在当时,中国人对偶像的理解哪像现在啊,不管是多大个的傻逼都有人追捧。当时尚处于启蒙阶段,因为当时娱乐消费的主力不是青少年脑残,虽说之前有小虎队、四大天王之类的偶像。那时候咱中国人不是啥世面都没见过吗,觉得是个外面的秃子就会念经。真的轮到自己做偶像,这帮人就不买账了。之前苏越包装的楚奇楚童孪生兄弟,商业上只能算是常规的成功,但是他认为做偶像包装就是他做唱片公司的方向,这很大程度上跟他在日本留学时所见所得有关,日本唱片公司喜欢做偶像歌手,因为符合日本人的传统和审美习惯。中国人哪他妈有什么审美啊。

苏越当时在歌手大奖赛上选中黄格选,原是想把他做成偶像,所以对签约谢东就犹豫了很长时间,认为谢东长得不帅。我听了谢东的歌,觉得他这张专辑的歌都挺好听,至少磁带卖的不会差。我直觉上认为《中华民谣》在南方一定会受欢迎。事实上,我的判断没错,谢东新专辑出了之后,我带他去华东做宣传,他一路上很担心自己的专辑销量不好,几乎每天都打电话询问。我们去了一周的时间,第三天他知道磁带已经发出去4万盒了,心花怒放。最后一站到上海,得知已经发出去7万盒了,谢东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狂野了,觉得自己已然成腕。回北京后就再也不理我了。哈哈。我倒不介意这些,带歌手做宣传只是我的工作而已,至于歌手与我关系远近,一点都不重要。只是这种颇戏剧化的变化常常让我反省——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虽然谢东私下里不止一次跟我说,苏越瞧不上他,但最后他的专辑《一路等候》卖了20万盒。如果苏越能好好和谢东合作,我相信至少谢东是能给公司赚钱的。也许谢东看出苏越并不中意他,同时谢东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可以单干了,在他们合作了这张专辑之后,便分道扬镳。

我当时觉得,如果苏越能开阔一下自己的思路,不那么自负,审时度势,他至少会比当时的其他人做的会更好一点。不过当时做歌手的路数都那样,潘劲东、林依伦、黄格选、高林生、罗中旭……这些小白脸我真分不清差异在哪里。相反,像老狼这种德行的歌手反而很有特点。事实上,唱片业或者娱乐业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真正的偶像从来长得都不偶像——但从来没有人认真去理解过这句话。

在90年代中期,在内地做唱片公司风险很大,没有个五六百万最好别碰。那时候广州、北京、上海有将近五十家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多达几百人,每年出的专辑有三百多张。但多数支撑不到一两年就死掉了。像红星音乐生产社这样的公司能负隅顽抗四五年,简直是奇迹。而在纷纷倒下的唱片公司中,北京影音也未能幸免。

我记得是1995年左右,当时北京影音经营状况不好,经常传出公司要倒闭的消息。终于,一天下午,上级领导来到公司,当时苏越的脸色很难看,我知道,北京影音的气数已尽。北京影音的倒闭跟后来苏越用拆东墙补西墙最后补出个大洞的方式差不多。当时北京影音经营不善,为了能经营下去,苏越从银行贷款,最后贷款还不上,虽说只有一百万,但却是致命的,只好倒闭。

以我对苏越的了解,他是颇有一番雄心干出点事的,但他不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尤其是对市场的判断上,常常出错。后来他又开了一家万森文化公司,开始拍电视剧,最后好像也不了了之。

拍电视剧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行当,一般投入一部电视剧的资金都在五千万以上,一旦有一部电视剧卖不好,基本上就意味着你该关门了,必要的时候你该跳楼了。我采访过一些影视公司的老板,他们对拍电视剧的感觉就是如履薄冰。当然,卖好了能赚五千万,这就是诱惑。我有个朋友是编剧,他常常给有朝无昔的影视公司写剧本,花半年时间把剧本写完了,一打电话,才知道公司几个月前倒闭了——白忙活了。所以他后来想出个办法,先把剧本策划费拿到,告诉他们现在回家写剧本,然后把手机一关,半年后打开手机,先打电话问问该公司是否还存在,如果还健在,才动手写剧本。你看,影视公司就跟中国人一样——说没就没。

苏越恰恰是选择了高风险的电视剧,结果资金链断了。

我一直觉得,苏越如果只是把自己定位在音乐家这个角色上,日子过的不会差,但他却做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他始终没有正确认清自己,比如,在谈及80年流行音乐的发展史,我采访过很多当年的风云人物,他们有一说一,从来不把别人的事情揽在自己身上,是谁的就是谁的。但是苏越往往会把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安在自己身上。这很容易让自己失去客观判断。用你们敬爱的罗老师的话讲就是"把眼前出现一片幻觉当真了"。如果苏越能够在某一次失败后反思一下自己,后来不至于铸成大错。但是人就是这样——当你在成年之后形成一套很坚实的逻辑体系后,你就既看不清自己逻辑的缺陷也看不清别的逻辑了。

从认识苏越那天起,他就一直挺重视我,经常跟我讨论一些事情,后来他开新公司,也找我,希望能一起做点事情。这让我挺感谢他的。但我自由散漫惯了,同时也觉得双方的理念差异太大了,后来也没有什么合作。

无期徒刑对一个年过五十的人来说是灾难,一生几乎没有盼头了。也许将来还会有减刑,甚至保外就医,能早点出来。在他跟高晓松换班之后,希望他保重吧。


-完-

2011年11月8日星期二

朗讯中国“贿赂门”

2004-4-21

第一起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戏剧性曝光。为什么是朗讯?谁可能被卷入?

"我猜这些天从美国来的飞机上,一定少不了律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区首席代表包崇侃(Patrick Powers)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

而这一切的源头,来自一份只有300多个英文单词的文件。这份文件由美国电信设备制造巨头朗讯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LU),于当地时间4月6日(周二),正式向美国证监会递交。朗讯公司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230多家会员企业之一,总部位于新泽西茉莉山(Murray Hill)。

文件指出,由于存在涉嫌"FCPA"的内部管理不力行为,朗讯将解除其中国区现任CEO(首席执行官)、COO(首席运营官)、一名财务主管,以及一名市场部经理的职务,并暂由负责全球销售的部门总裁罗伯特·沃斯特(Robert Warstler)负责朗讯(中国)的业务。

这份由其高级副总裁里查德·J·罗森(Richard J Rawson)签名的报告,不仅在全球引起了波澜——路透社、美联社、道琼斯以及《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都几乎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同时也绷紧了那些业已进军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CEO们的神经。

而很多中国人,或许也是从这时起,才开始了解"FCPA"这个概念,即使一些已经为跨国公司工作多年的人,也不例外。

1977年,美国正式出台了《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为"FCPA"),中文一般译为《反海外腐败法》,该法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

早在去年8月,朗讯就不幸卷入了"FCPA门",当时的"震中"是位于中东的沙特阿拉伯;而这一次,风暴又在中国隐约浮现。

对于近年来官司缠身的朗讯而言,似乎已经多少有了些免疫力,消息公布当天,其在纽约的股票交易价格只有两个百分点左右的小幅下跌。

但这一事件在中国可能引发的波澜,却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一旦风波真正演变成风暴,那么朗讯中国很有可能只是这出"大戏"中的一个小角色而已。

漩涡中心

虽然去年8月份的一场官司使得朗讯(中国)很多员工对于"FCPA"的理解程度要超过其他企业,但是这一事件仍然显得有些突然。

朗讯科技(中国)公司前任董事长兼总裁戚道协

据朗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对《财经》表示,被解职的中国区总裁戚道协和首席运营官关赫德都是在4月7日上午才收拾办公室,然后悄然离开。这意味着,即使处于风暴中心的当事人,在之前似乎也和中国区的其他员工一样,并没有从总部得到更加明确的信息。

朗讯中国COO 关赫德

据称,另外一位涉嫌的财务主管,为现任内地合资企业青岛朗讯科技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青岛朗讯")的财务主管黄锦昆,上述三人均为台湾人。而在向美国证监会递交的文件中提到的一名市场部经理,也系青岛朗讯的员工,为大陆人。

在这四人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身兼朗讯(中国)董事长、总裁的戚道协(Jason Chi)。

根据朗讯的公开资料,戚于1974年毕业于台湾中原大学,1985年加入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台湾的子公司美台电讯,也就在这一年,AT&T正式进入中国。

此后,戚历任该公司人力资源及公共关系处处长、常务副总经理,1995年8月任总经理。

在这期间,1989年,AT&T正式将企业布局为网络系统、全球商业通信系统、微电子以及消费产品等几个业务单位,到了1995年,AT&T彻底重组,其中的设备制造业务,以及被誉为诺贝尔奖摇篮的贝尔实验室,于1996年2月被重组为朗讯科技有限公司。仅仅两个月后,朗讯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朗讯诞生之后,戚道协就担纲其台湾业务。1996年10月,他出任朗讯科技台湾分公司的首任总裁及美台电讯总裁。

由于戚在台湾的业绩相当出色,加上其在公司内部先后做过多个岗位,拥有丰富的运作经验和独特的地缘文化优势,因此从2000年10月1日起,他正式担任朗讯(中国)公司总裁,全面统筹朗讯中国所有业务,并负责管理及整合朗讯中国的各个业务部门。

一位现已离任的前朗讯中国人士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对戚评价颇高。在他看来,当时的朗讯中国不仅面临整个电信行业不景气的考验,而且,公司在内部管理层也存在问题,甚至连一些员工都戏称自己为"美国的国企"。而戚极大地提升了朗讯在市场上的操作能力和进取精神,引用一句员工的话说,就是戚让已显疲态的朗讯(中国)变得更加"aggressive"(进取)。

2001年5月,朗讯宣布获得中国联通CDMA网络一期建设合同,新闻公报称"价值数亿美元"。在2001年5月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戚本人乐观地将联通创建CDMA网络称之为"一个新的里程碑"。

事实上,从2001年初起,朗讯中国的销售机器便全速运转。根据朗讯发布的新闻稿,仅2001年1至5月,朗讯就已签署了总额超过8亿美元的合同,除联通项目外,还包括中国电信及其他运营商签署的光网络、交换与接入系统、GSM无线网络、宽带数据及光纤解决方案等。

随后的一两年间,朗讯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CDMA设备供应商。2002年10月,朗讯与中国联通签订了"数亿美元"的CDMA二期合同,帮助中国联通提供高速无线数据业务。2003年9月,朗讯又赢得联通CDMA网络三期工程首批扩容合同,该合同"价值超过两亿三千万美元"。仅仅过了四个月,2004年1月,朗讯再次与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签下大单,拿下"总价值超过3.5亿美元"的多项重要合同,"涉及朗讯几乎全部新一代网络产品和服务"。

"联通是朗讯中国的最大客户。"一名朗讯员工告诉记者。

同时,在小灵通、光通信以及数据通信等领域,朗讯中国也多有斩获,其业绩表现要远好于同期公司整体的表现。在朗讯中国新闻稿中,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出现频率仅次于联通,俨然已是大客户。仅山东网通,就于今年3月与朗讯签下1.3亿美元的小灵通网络合同。

实际上,到了2003年,朗讯(中国)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9亿美元,占到了公司整体营业额的11%,成为除美国之外,惟一一个对营业贡献达到两位数的分公司。中国市场成为朗讯最重要的海外市场;由于中国市场的突出表现,整个亚太市场的贡献率也已经从2001年的13%增长到去年的20%。

以朗讯最为核心的移动业务为例,2003年,其在美国的营业额下滑了38%,但在海外却增长了10%。该公司的年报称,最大的动力就来自"中国的CDMA网络"。

离职前担任朗讯(中国)首席运营官的关赫德(Michael Kwan),也是朗讯的"老人",早在20年前就加盟了贝尔实验室,成为了一名软件工程师。据内部人士透露,虽然关出生于台湾,但与戚道协不同,关并没有在台湾的从业经验,系直接从美国总部到中国区任职的。

在担任首席运营官之前,关的职务是青岛朗讯的总裁,这家公司不仅是朗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合资企业,同时也是朗讯在美国本土之外最大的新生产基地。

目前,朗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设有八家地区办事处、两个贝尔实验室分部、五个研发中心、多家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员工约3000名。朗讯中国及合资企业为中国及全球市场提供全系列的电信系统,青岛朗讯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支点。

"FCPA"之辩

这一事件的核心是"FCPA"。实际上,从1977年诞生至今,围绕着"FCPA"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反海外腐败法》产生的大背景,是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之后,民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厘清企业与外国政府之间的界限。而直接的导火索,则来自1976年5月12日美国证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

这份名为《可疑与非法企业支付行为的报告》中指出,有超过400多家的美国企业承认有过可疑或者非法支付行为,这些企业通过赞助的形式,向外国政府官员、政治家以及政治团体共计支付了超过3亿美元的费用。在这些企业中,有超过100家都位居行业500强之列。

美国司法部的网站上,比较详尽地记录了当年的情况。当时,美国公众普遍认为,这些贿赂行为影响到了外国政府官员、政治家以及机构的决定以及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同时,这也有违美国公众的道德期望以及价值观。这种行为不仅是不道德,同时也是极其有害的,它腐蚀了公众对于自由市场体系的信心。一句话说,这使得那些正直的企业面临压力:要么降低标准,要么就去冒失去业务的风险。

虽然这些行为的贿赂对象都是外国政府官员,但其消极影响也会反映在国内。正如商务部前部长理查德森指出的那样,在不少案件中,行贿者不是为了超过外国竞争者,而是为了赢得与其它美国公司之间的竞争。

随后举行的美国第94届国会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讨论立法问题。据悉,当时委员会考虑,通过两种渠道来制止这种行为。一种是要求公司必须公开披露信息,如果不披露的话,将面临法律惩罚;另外一种主张是,直接把这种贿赂行定义为非法行为。

当时的主流舆论均认为,贿赂行为应予谴责,并加以禁止。通过广泛的听取意见,委员会认为,应该将这种行为定义为非法行为,而不是通过公开披露,使其合法化。披露绝对不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因为贿赂的潜在收益往往都大于潜在的负面效应。

而且,非法化在执行上,其难度也小于前者。大多数赞成披露的建议,都要求公司必须披露其海外所有的支付行为,哪怕是完全合法的促销费用以及代理费用等,这将使得企业不胜其烦,正常的合法经营行为也会受到影响。

自"FCPA"颁布之时起,就受到美国众多大型企业的激烈反对。在他们看来,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公司并没有这种约束,这就意味着美国公司将在海外竞争中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通过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来推动其他国家也建立类似的制度,同时,也于1988年对这一法律进行了修改。

这次修改,虽然把对违法企业的最高罚款金额从100万美元提高到了200万美元,个人处罚额度也从1万美元提高到了10万美元,但在另一个方面,美国公司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豁免权",通俗而言,如果向外国政府人员支付现金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或者加快政府正常的程序,而不是为了获得或者保留某些合同、特权等,就可以合法化。

根据"FCPA"的规定,涉嫌个人有可能面临五年的刑事监禁,并且终身禁止从事该行业,但在其后的20多年实际执行过程中,这部法律却被广泛认为是一部非常"弱"(weak)的法律。一个最好的佐证就是,迄今为止,真正由美国司法部提出刑事指控的"FCPA"案例,平均每年还不到一起。

尽管如此,类似的立法进程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推进。到了2001年春天,几乎所有的欧盟国家以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都已经采纳了美国这部法律的内核,有的是采取新立法的方式,有的则对原有的《刑法典》进行修改和补充。

这一进程在去年年底达到了高潮。2003年12月10日,43个国家在墨西哥梅里达正式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第十六条就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定义为犯罪行为,此外还规定了详细的管辖、司法合作以及引渡等具体条款。

中国不仅和美国一样成为了第一批签署公约的国家,同时,在公约的成立过程中,中国也一直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如果朗讯中国案件最终得以进入美国的司法程序,这很可能将成为一次非常有典型意义的"试金石"。

以进为退?

"美国总部可以牺牲这四个人,但总不至于要牺牲中国这个市场吧?"

即使在朗讯(中国)内部,一些员工也对《财经》毫不讳言自己的困惑和不解。

4月7日,也就是朗讯总部向美国证监会递交文件的次日,暂时接替戚道协主管中国市场的沃斯特,就与多名来自总部的高级主管一起飞到了北京,随即开始走访客户,安抚之意相当明显。

此后,朗讯也召开了全国各地员工都参加的电话会议。在10多分钟的会议上,总部首次以正式的方式向中国区的员工宣布了解聘上述四人的通知,而据与会人士透露,会议内容"并未超出向证监会递交的文件的信息"。

除了宣布正式的决定之外,在会议上,朗讯总部还以"空前严厉"的语气,要求所有员工均不得对外透露任何信息。

而此后,记者试图拨打多人的手机了解更多的信息,但均未成功;而传真给公司的采访申请,截止到4月15日止,也未获得任何回复。很显然,朗讯(中国)进入了一个极端敏感的时期,这种状况要持续多长时间,现在也仍然是个未知数。

这种不解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在过去10多年内,包括中国电信市场在内的众多产业,不管从政策环境、法制环境还是市场环境上而言,都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期。其中的不规范之处,我们所谓的"灰幕"抑或是"黑幕",几乎根本无法避免。

"要做生意,你就没办法等一切都规范了再进去,因此你就不得不去适应这种'规则',这在任何行业都是这样,受到严格管制的电信行业显然更是沃土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银行分析师对《财经》说。

"如果要严格按照'FCPA'的规定来推究原罪的话,不是80%,不是90%,而是100%的在中国电信市场上的大公司都有问题,无论美国的还是欧洲的,国营的还是民营的。"他补充说。

位于香港的政经风险咨询公司(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董事总经理鲍勃·布拉福同样告诉法新社记者,"朗讯案在电信业中绝非是孤案",送房、送车、送客户的子女出国留学"非常普遍"。

不过,一位在跨国电信设备制造公司的同事告诉记者,通常跨国公司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一次性大规模定货给予回扣;另一种被称为"REP",即将费用以咨询费的方式支付给第三方;但这两种情形一般都会经公司律师审核。所以,朗讯此次内部审计曝出如此大事,"很有可能超出上述两种情况"。

美国诺盛电信咨询公司分析师王克瑞(Craig Watts)则告诉记者,就中国电信市场而言,"最不透明的时期肯定已经过去了",尤其是随着几大运营商的海外上市,经济法律的不断完善,这种不规范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少了。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则称,随着中国逐步履行入世承诺,政府的行为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规范和改善,美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诉已经呈现日益减少的趋势,"更加开明的态度已经逐渐成为很多政府部门的共识"。

放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这一事件引爆的时机的确有些令人困惑,或许我们把目光转向朗讯当前的尴尬处境,才能触摸到一些东西。

朗讯沙特行贿风波

在朗讯成立之后初期,由于市场高涨,加上贝尔实验室的巨大声望,仅在前五年,就完成了高达46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其营业额一度超过了300亿美元大关,净利润也逼近了50亿美元。但此后,电信业大崩溃开始,到了2003年,几经整合和重组之后,朗讯的营业收入即使与1996年相比也下跌了1/3,其股票价格也从1999年底的80多美元,一路下滑到目前的4美元多一些。

2003年8月,沙特阿拉伯Silki-La-Silki国家电信公司(也就是以前的国家通信和计算机集团)在美国依据FCPA起诉朗讯公司,指控后者在1995年至2002年间,向沙特前邮政电话电报部部长阿里·艾·约哈尼(Ali Al-Johani)行贿了价值1500万至2100万美元的现金和礼物,从而在沙特无线通信市场上获得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此后,美国证监会和司法部正式对朗讯进行调查。

朗讯也重新对23个海外业务部门和美国国内的海外销售支持部门进行了内部审计,这些地区占到朗讯全球业务网的一半。中国区作为朗讯最为重要的海外市场,自然是朗讯此次内部审计的重点对象。据一位朗讯员工告诉记者,这一轮审查开始于去年10月间。

但对于这次审计,一些朗讯(中国)的人员告诉《财经》,开始却并未在意,因为从总部派人过来进行内部审计,几乎每年都有,但基本上是程序性的,"当时并没有太意识到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过这轮审计之后,中国区的情况开始让朗讯总部如坐针毡。虽然目前对于细节没有任何披露,但在诺盛电信的王克瑞看来,朗讯显然遇到了"已经严重到无法在公司内部加以解决的问题"。就在今年3月份,朗讯才刚刚以2500万美元的代价,与美国证监会就公司以前存在的会计问题达成和解,朗讯被指控为"未能与证监会进行充分合作"。

3月中旬,沙特Silki-La-Silki公司向受理沙特"FCPA"案件的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提交补充起诉,进一步披露了朗讯行贿的细节。

这份补充起诉书长达86页,与去年8月份相比,增加了敲诈、洗钱两项指控内容,并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朗讯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里查德·麦克金(Richard Mcginn)以及前任首席财务主管唐纳德·皮特森(Donald K Peterson)、现任公司新兴市场业务部总经理詹姆斯·布瑞顿(James K Brewington)。

补充起诉书称,理查德·麦克金批准向美国西雅图的一家顶级的癌症治疗中心开出200万美元的支票。而沙特前邮政电话电报部部长阿里·艾·约哈尼正在这里治疗。有关的朗讯公司内部报批文件,同样经过了詹姆斯·布瑞顿的批准。詹姆斯时任朗讯全球无线网络部总经理,在2001年5月朗讯首次拿下中国联通CDMA一期网络大单之时,正是詹姆斯·布瑞顿亲临新闻发布会现场,并表达了获得联通CDMA合同的"非常振奋"之情。

里查德·麦克金、唐纳德·皮特森均已离开朗讯数年,而詹姆斯·布瑞顿则于今年3月间由全球无线网络部总经理转任新兴市场业务部总经理。

业内人士猜测,一旦朗讯不主动查处中国区可能存在的问题,表现出与美国证监会、司法部两大机构合作和和解的诚意,很可能面临与安然或者世界通信公司类似的严厉惩罚。

玄机重重

如果这种"以退为进"的猜测成立的话,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朗讯能否成功地控制其在中国区的"损失程度",并且成功说服美国证监会和司法部就这件事情达成和解。

《财经》了解到,事件发生后,朗讯中国的正常业务并没有中断,对客户的拜访和项目的管理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看上去相当平静。

但既然朗讯(中国)的很多员工的内心都无法平静,要做到让客户真正保持平静,消除潜在的阴影,在短期之内又谈何容易。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由于目前没有公布具体是哪些政府部门的人员涉嫌收受朗讯(中国)的贿赂,而且中间是否还涉及到电信运营商,仍然是个未知数,因此,要彻底重建这些业已呈现裂纹的"行业关系",朗讯(中国)仍然需要相当大的努力。

在四名被解职的人员中间,有消息称,戚道协、关赫德以及黄锦昆三人很可能都持有美国绿卡。如果确实的话,这就意味着,美国司法部对其有提起刑事诉讼的管辖权,佳利律师事务所律师罗伯特·威廉姆斯对记者说。

至于另外一名中国员工,美国高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东认为,只要其劳动合同是在中国境内签订的,虽然其在美资企业的海外分公司工作,但美国对其并不具有司法管辖权。

当然,美国也没有对可能卷入受贿的中国政府部门人员的司法管辖权。但是,法律专家指出,一旦朗讯不能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从而进入诉讼状态的话,法院有可能会强制披露行贿细节,这样涉嫌收受贿赂的人员也将难以隐藏。

这样的话,即使美国不享有司法管辖权,中国政府的相关涉嫌受贿人员,也很难逃脱制裁。因为,中国不仅在《刑法》中对此有具体规定,而且在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也承诺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司法合作以及协助的责任。

"多米诺骨牌"很可能就此打开:什么人卷入朗讯中国"贿赂门"?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电信运营商?后者虽然并不受"FCPA"制约,但由于中国四大电信运营商都是国有企业,因此触犯《刑法》是显然的;很有可能的是,对可能涉案的政府工作人员或者电信运营商工作人员的进一步调查,又会涉及到更多的国内国外的电信设备制造商潜在的贿赂行为。

不过,记者致电中纪委新闻处,得到的答复是称尚未听说有部门介入朗讯案;最高检察院新闻处则称不可能对仅有媒体报道即开始调查,最高检察院反贪局则未作答复。一位供职于最高检察院的人士称,通常按程序来说,如果确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接受贿赂,会按贪污贿赂或商业贿赂罪论处。但朗讯案目前如果无人提供具体证据,检察院一般不会介入。

刑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告诉记者,受贿案的一般情况是由纪检监察部门调查,之后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如果认为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存在,也有权直接立案;除此,社会影响极大也可能会立案。他认为,此事朗讯已经做出内部处分,且有大量媒体报道,检察机关不应保持沉默。

此外,目前中国的主要电信运营商如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为CHA)、中国移动(纽约证券交易所CHM)都在美国上市。一旦波及到这几家公司,公司以及内部相关人员都可能遭到美国证监会的严厉处罚,并且面临可能的股民集体诉讼的困境。

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包括路透社在内的海外媒体,以及众多业内人士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均认为,朗讯与美国证监会以及司法部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朗讯以及上述四人可能会支付金额不等的罚款。毕竟,中美关系历来相当微妙,延伸出太多的枝节似乎也不符合美国企业界的利益。但是,任何可能性都无法截然排除。无论结局如何演绎,朗讯中国的"贿赂门"事件的影响,都要远远超过单纯的公司事件本身。

在诺盛电信的王克瑞看来,这起风波肯定会让不少跨国公司再思其在华策略。对于这一事件,巴克莱的分析师就对彭博社坦言:"看来朗讯在中国的管理并不怎么好"。

不仅在电信行业,几乎在所有的跨国公司和其中国区之间的关系都是比较微妙的。因为中国本身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而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国又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想法以及操作方式都存在分歧。

一种被认为是快速本地化的方式,就是让台湾、香港等地的职业经理人负责中国大陆市场,借助文化上的认同感进行管理。但是,这种想法又往往处于摇摆之中,在王克瑞看来,管理者很可能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不接近本地市场的想法,业绩上不去;但过于脱离总部的理念,总部又会干脆直接派人过来走马换将。

因此,一些跨国公司不仅会派律师过来,对一些环节进行更细致的内部审核,防止从制度上触犯"FCPA"。同时,也会采取进一步的管理策略,以避免可能的风险,做到平衡局势。

这种忧虑也许并不是虚构的,弗罗斯特·沙利文(中国)公司总经理王煜全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不约而同在提到在管理上可能的影响。

在他看来,这可能会影响到华人管理层在跨国公司中谋求更高的地位。在这起事件中,四名被解聘的员工均为华人或者华裔。在一些跨国公司传统的理念中,对华人在管理上本来就缺乏足够的认同感,这一事件很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这一不良印象。

实际上,在跨国公司中,华人的角色仍然更多地局限在大中华地区的位置,即使升迁至亚太甚至总部的高级职位,但基本上也都主管技术或者大中华地区,很少有负责全球性管理策略的。

而且即使在台湾和内地经理层之间,各种摩擦也时有耳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印度人在美国公司中的管理层中一直相当团结和稳固,这不仅促进了印度本土管理人才和企业的快速起飞,同时也使得印度有机会在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中谋求到更加有利的位置,比如软件以及服务的外包等。

或许,时间将会逐渐化解因为这一事件而引发的司法、管理甚至制度上、政治化的忧虑,但是,尽快奠定市场行为的法制框架,着力打造一个更加透明化的政策和管制环境,仍然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

因为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越来越活跃于海外市场,跨国公司在中国经历的一切阵痛,TCL、华为、中兴、海尔以及中海油等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也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政府有责任以国内市场为起点,站在更加深远的尺度上加以考量,因为这一切,实际上都并不遥远。

在美国司法部关于FCPA的主页上,存有历年各美国公司向司法部FCPA工作组申请裁量的案例。记者发现,2004年4月1日所公布案例中,申请者是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非常巧的是,所申请的事项是与中国司法部在北京合办劳动法国际比较研讨会。

申请者称,为举办研讨会,申请者将支付以下费用:场地费、翻译费、会议期间的接待和用餐费、外地政府官员的交通费、与会者的住宿费、会议材料的打印费。

申请者请求美国司法部裁量,他们支付这些费用,是否违反了FCPA?他们向美国司法部保证:他们跟与会者所属政府部门没有商业关系;他们并不知晓自己参会的客户与与会的中国政府官员有无商业关系;他们已经获得中国司法部副部长的一封证明他们支付会议费用并未违反中国法律的保证函;是中国司法部派出而不是他们指定与会的司法部官员;他们所支付的任何会议费用都将有发票;他们将不会提供任何礼品给参会者;

基于以上信息,美国司法部做出裁量:他们将不会对该申请者采取法律行动。

这是记者所查知的最新一起,也是惟一一起美国公司就在中国境内的行为申请司法部FCPA裁量。以后会更多吗?

著名的反腐败国际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新近发布了2003年度报告,其中列举了133个国家和地区的年度腐败指数排名,名次越居前,则腐败程度越低。美国是第18名,沙特阿拉伯是第46名,中国是第66名。

-完-

2011年11月5日星期六

和菜头:和菜头先生,三十七岁生日快乐

今天我满三十七周岁,本来想说一句"别怕进入三十岁,因为很快你就会开始担心慢慢靠近的四十岁了"。这漂亮的俏皮话适合放在微博上说,但是不适于写在这里。事情不是这样的:你获得了经验,拥有了头衔,甚至都有几分睿智了,可以轻松一点过活,游刃有余地行走在社会里,开始感受成熟带来的福利。真的不是这样,三十五岁之后的感受更像是结束了适应性训练,生活要给你来点真格的。它的重量在短短几年里翻着跟头往上涨,世界也并没有安宁下来,而是日甚一日的疯狂旋转。除了继续挺下去,似乎你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是在这重压之下,难免会隐隐有些担忧,觉得自己会在某一刻终究承受不住,就那么一下子倒下来。

二十多岁的时候,感觉是自己张开双臂迎上世界。三十多岁的时候,情况则是整个世界向你倾倒过来,听得见自己身上骨节噼啪做响,一口气屏住不敢有丝毫松懈。压力来自四面八方,却不再耗费你的体力,甚至无需动用你的智力,它只是简单地耗神,好叫白头发顺着两鬓疯长。我觉得在这个人生阶段应该持有一种坦诚的态度,正如此刻去接受生命变化带来的这一系列重量。如果自己已经被生活之锤反复锻造成一块通红的铜,那么就应该像块铜的样子。不要解释为自己内心火热,也不应承诺自己还将坚固。靠坚固和锋利可以走到今天,但我猜想接下去需要的只会是坚韧。

怎么理解这种变化呢?当自己还是个愣头青的时候,世界由门组成。缓缓推开也好,飞腿踹开也罢,那时是暴力破解的年月。世界有无限多扇门,你可以打开无限多种可能。但是探索到一定的时间,你终将明白一点:一生不可能全然在不断开门里度过。一定有某扇门,或者某几扇门,打开之后自己可以走进更深远的世界。把自己托付给智慧也好,纯粹的欲望也罢,你会一路这么走下去,那是属于你的一部分。你可以为之努力,在自己的沙漏清空之前走到你认定的处所。并且,因此不再羡慕别人选择的门,和别人走过的路。知道自己能力所能达成的极限,这是狂心消歇的开始,但是并不会让人感觉到多少快乐。

因为许多东西会因此崩坏掉。有些你曾经认定是坚固的,甚至是美好的东西,很快会因此而破碎。当你仔细地领悟到人人时间都有限这一点后,就会很快看明白大家都在舞台上为了什么而急切。许多漂亮的大词都会因此而支撑不住,许多漂亮的人物也都会因此而原形毕露,你看见其实只有生存法则在起着作用,无非是在它驱动下的行为中有些更具迷惑性,而另外一些容易图穷匕见。凡事问一句:他/它指着什么吃呢?"以何为生"是把锐利的刀子,用来做现象和实质的切割再合适不过。一地零碎之后,会发现可以称之为真正问题的不多,可以称之为纯粹观念的东西也不多。往昔自己曾追逐的热闹就像万花筒,炫目的幻相之下只有三棱镜面和一些碎纸屑而已,它们对现实无能为力。

我个人的现实又是什么?

我有了间书房,书架上放了三盆绿色植物。因为烟熏的缘故,它们都羸弱不堪,叶子总是无法垂下来,按照当初设计的那样遮住书架的最上一层。书桌上是一台笔记本电脑,边上总是摞这几本书。看完一本就撤掉一本,有新书来就继续码上去。在书和电脑之间,则是无数的转接线、连接线、充电器以及各种小型电子产品。中间有一直蓝色的塑料盒子分外醒目,里面是一个塑胶的半透明牙套,叫做"止鼾器",据说可以防止呼吸暂停。没有人会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担忧呼吸暂停症,但是在我这个年岁,就得开始像个拳击手一样咬着牙套,连睡梦都变成了致命的拳台。以前总希望自己能在人生路上"武装到了牙齿",我却不知道竟然是以这样一种武装方式。

书桌是既有之物的陈列,笼罩贪婪的光辉。止鼾器则是对于死亡的恐惧,那暗影已经渐渐逼近。35岁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平均寿数,考虑到数百万年的时光,这个数字可能还会更小一些。这也就是说,即便现代社会里的人能够活到七、八十岁,但是有些恐惧已经写进了DNA里。远离了天花、肺结核,人到了这个均数的年龄之后,还是会无端端地觉得恐慌。加上所谓本命年的存在,如果你又恰好在事业上选择了较为艰难的路线,那么总是会觉得心头沉甸甸的,又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与此同时,你的朋友熟人家里在添丁,自己的父母却垂垂老去,生命的潮汐涨落带来秋日的萧瑟。人们这时去繁衍后代,与其说是赋予孩子生命,倒不如说是因为新生儿点亮自己的生命驱散开死亡的阴影。我看到朋友们情深入许,为孩子写下深深浅浅的文字,其实也都是为了自己,给自己中年的生命一次重新赋值,似乎和更为遥远的未来扯上了什么关系,自己因为责任而拥有了某种价值。为别人活着或许是令人烦恼的,但是若无需如此,则需要更大的重量避免自己的灵魂随风飞去。就这样,少年人一路远奔,此时却渐渐回返原路。有的人说: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变成了年轻时所厌恶的那一类人。也许吧,只不过那时候生命还没有多少重量而已。

我已经觉察到很多变化,包括夜里额外多出的一次起夜,包括案头常备的胃药。以前会相信一切不适都是暂时的,一觉起来也许都会好起来。即便一时不是如此,也有信心认为会有那么一天。现在我不那么想了,我开始相信可能从此要带着这些不适一路走下去。这固然让人觉得不那么愉快,但也只能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接受下来,就像树木带着节疤继续成长。继续长下去,带着所有不适的人物和事情。树就站在那里,似乎除了这么继续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别的选择。在追寻一个美好的世界如此之久以后,试着和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世界并存。当我再次看到这世界的黑暗创口时,想得更多的是自己身上对应着的疮疤,想着我们彼此映射,想着自己不可能飞升到纯粹的光明里去。

本命年里会有许多选择,黄历上却写着诸事不宜。带着这样的压力、疲惫、创痛和恐惧,为什么还要走下去,又要走向哪里?几天前和老友们喝酒聊天,我的一位老哥哥说到他生意上的事情。他说他费尽千辛万苦,终于中标签合同。可刚到工地的时候,就被甲方一个小他二十几岁的姑娘恶骂凌辱。他坦诚地说,在那一刹那,他很想计算一下这些年赚了多少钱,如果达到自己心里那根保底的线,他想立即退出,什么都不做了。也正是在那样一闪念之间,他被自己的这种念头所震惊,"我怎么会变成这种人了?"老哥哥一下子就崩溃了,羞愧让他泪流满面。和压力相比,更可怕的是自己背叛了自己。而困难之处在于,到了这样的年岁,即便你这么做了,也没有人能指责你什么。反而可能会赞扬你务实,懂得进退之道。

我倒宁可继续活得虚无一些,看不清楚十年之后会是怎样。始终留存有一夜之间一切不复存在的可能,这让人能够走得更快一点,更远一些。就像我的老哥哥他们一样,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欲望,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审美,然后严厉地对待自己的怯懦。当初是自己选的这扇门,那就要一路走到底。我们是那样的不完美,却又是如此的坚韧。软弱有时,脆弱有时,但总是要开出花来。


-完-

2011年11月1日星期二

方舟子:多位“中医泰斗”荣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之谜

(2008-08-12 03:15:41)

冯不二在《陈可冀、程莘农获得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究竟是个什么?》(新语丝20080731)一文中注意到,有多位"中医泰斗"在其简历中自称曾经荣获世界文化理事会颁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从网上检索,按"获奖"时间顺序,这些"中医泰斗"包括:

198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朱仁康;

1987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刘猷枋;

1987年,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

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研究员余桂清;

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唐由之;

198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谢宗万;

198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可冀;

199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主任医师程莘农。

这个名单还不全,因为根据《中医药大事记》,"1987年11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刘猷枋、屠呦呦教授首批获世界文化理事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其后该研究院又有13人相继于四年间获该项奖。"实际上在1985年该研究院的朱仁康已获此奖。这样加起来,共有16名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人员声称获得这个世界大奖。

据目前搜索所得,声称获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的中国人全部都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改称中国中医科学院,以示中医之"科学")的人,至少有16名之多,其他机构没有人声称获奖;获奖时间集中在1985年~1990年这6年间,有的一年多人获奖,但进入90年代后这个奖就再也没有光临中国大地了。这不禁让人疑惑,难道世界文化理事会如此青睐中医,在那个时期特地为中国"中医泰斗"们,特别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泰斗"们,设了一个以爱因斯坦名字命名的世界科学奖?爱因斯坦又能和中医扯上什么关系呢?这个世界文化理事会是什么野鸡机构,"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又是什么野鸡奖呢?

世界文化理事会是个严肃的国际组织,它于1982年在墨西哥成立,其首任主席为美国杜克大学荣休教授、著名生物化学家Charles Tanford,现任主席为199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著名生物化学家Edmond Fischer。世界文化理事会于1984年开始颁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奖品包括一张证书、一个奖章和一张1万美元支票。这是个著名的世界科学大奖。问题是根据其官方网站(http://www.consejoculturalmundial.org)公布的历届获奖者名单,获奖者全是主流科学家,没有一个是中医这种另类玩意,而且至今也没有华人获奖。以下是1984~1990年世界文化理事会颁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获得者名单,每年只有一个获奖者:

1984, Ricardo Bressani

1985, Werner Stumm

1986, Monkombu S. Swaminathan

1987, Hugh Huxley

1988, Margaret Burbidge

1989, Martin Kamen

1990, Gustav Nossal

据此可以肯定这些"中医泰斗"并没有获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为避免这些"中医泰斗"跑到武汉法院告我损害其名誉权,然后武汉的"精品法官"再以"获奖者名单中找不到其名字不等于其没有获奖"为由判我败诉,我多费了点功夫,给世界文化理事会写了一封信,求证此事。该理事会秘书长Lillyan Hernández回信说:

"对这一情况肯定存在误解。我已查过了,所有这些人(方按:指'中医泰斗')都是分别在提到的年度被提名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的候选人。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获奖。

我已查过我们的记录,发现理事会在当时曾通过邮局给他们寄去一张证书赏识他们参与了相应年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的候选。我想让你知道,获奖者必须亲自在颁奖仪式上接受该奖,奖品包括一个奖章、一张证书和一张支票。"

(Certainly, there is a mis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is situation. I have already checked, all these people were candidates nominated for the Albert Einstein Award in the respective mentioned years. But none of them got the Award.

I have checked our records and found that, the Council has sent them by post mail in those days, a diploma recognizing their participation as candidates to the Albert Einstein Award in the respective years. 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the winners must receive the Award in person at the Award Ceremony, the Award consist of a Medal a diploma and a cheque.)

原来如此!仅仅是有人提名这些"中医泰斗"去竞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他们就敢从此声称获得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难道这些"中医泰斗"连获得提名和获奖的区别都分不清吗?读者也许会觉得,能获得提名也是件了不起的事。其实,根据世界文化理事会网站的介绍,任何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学术组织的负责人、大学校长都可以提名某人去竞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该提名甚至可以在网上提交。根据这个规则,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和国内任何一所中医大学校长都有提名权,有这么多"中医泰斗"被提名,又有什么稀罕的呢?

自吹自擂自古以来就是中医的法宝,我们自然不必指望中医科学院会纠正这个错误。但是涉及这一欺骗行为的还有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我们希望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能根据其章程惩处这种不端行为。

(XYS20080811)


-完-

2011年10月30日星期日

傅国涌:文网恢恢说鲁迅

1932年元旦,《中学生》杂志向鲁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

鲁迅的回答是:

"编辑先生: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二心集·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可以说,鲁迅为"争取言论自由"努力了一辈子,早在1912年1月,民国伊始,他在给故乡绍兴的《越铎日报》写的《越铎出世词》中,就提出报纸的宗旨为"抒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同年他给绍兴《天觉报》的贺电"敬祝天觉出版自由"。然而他生活的年代,他思想、写作、翻译、办刊的二十多年,孙中山等手创的共和转瞬即逝,从袁世凯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时期,至国民党杀人如麻的"清党"之后,离言论自由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尽管《越铎日报》因为批评都督王金发就领教了编辑部被捣毁的滋味,在北京时期他也写下过"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热风·来了》)这样愤激的话,但文网之密、"政府""压制言论的网"之严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实际上是整九个年头),好在他住在租界,还能跟国民党检查官捉迷藏,他自称"钻网"(《两地书》)。在现实的黑暗与苦闷中,"重写历史"成了鲁迅晚年常萦回心头的一个想法,其中他特别提到了"文祸史"。1935年,他曾问唐弢"能不能编写一部中国文网史"。其实这样的文网史至今尚未完成,围绕着鲁迅本人展开的文网史也是一个空白。散木先生的《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细致地描画了鲁迅一生、尤其是最后十年在国民党文网中的斗争史,折射出时代的光和影,以我粗陋的阅读视野,这还是第一部研究"鲁迅与文网"这一重大话题的专著。虽然鲁迅似乎成了老掉牙的题目,但"鲁迅与言论自由"将是一个永远新鲜而激动人心的话题。本书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它打破了长期主导鲁迅研究界的"鲁迅中心论",在许多鲁迅专家那里,鲁迅是绝对的中心,他成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的中心,位居正统、庙堂,而不是多元中的一元,所以鲁迅的选择、取向,从价值观到文风都被全盘肯定,而与鲁迅不同的路向选择则被一概否定,一句话,鲁迅是神不是人,鲁迅是不容质疑、不容批评的。散木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披阅史料,钩沉史实,回到了历史,并从人类主流文明的平台上重新审视作为人的鲁迅,在客观评价鲁迅的同时,也对鲁迅生前极力否定的"论敌"及他们推动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的贡献作了公允的评价。

一

国民党政权在血泊中浮起后,鲁迅痛感 "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他初到上海,他创办的《莽原》一期因为刊载了俄国文学作品的译文而被扣,他曾钟爱的《语丝》被迫减少了"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多登中篇作品",终于办不下去了,被迫停刊。1928年、1929年这两年,他甚至受到了"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威胁。到30年代,"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压迫是透顶了!"。1934年2月,国民党一口气查禁149种书刊,鲁迅已出版的著作全部成了禁书,他经常投稿的几个报刊有不少被封了。黎烈文、张梓生也被迫相继离开《申报·自由谈》,这一年12月(即史量才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不久),他给刘炜明写的信中说:"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

1935年,他在《花边文学·序言》中说:一篇文章"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真是痛心疾首。国民党从事先的书稿审查到事后的禁书、查禁刊物等,无所不用,为什么收效不是很好,没能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达到一种声音的目的,"原因之一是上海租界的存在,那些'诋毁党国'、'诱惑青年'的书刊,'大都在租界内各小书坊寄售"(《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101页,以下只标明页码)。鲁迅许多被查禁的书籍、他为瞿秋白编印的《海上述林》等,"以及几乎国民党查禁的各种进步书籍都是内山书店书架上常备的书目,左翼作家翻译的近三百多种书都能在这里看到,原因无他,就是因'治外法权庇护下日人书店无法查禁'而已。"(82页)

鲁迅的文章被检查官删节、甚至全文检扣都是家常便饭,好在他结集出版时把扣发的文稿通通收入,并一一说明。被删节了的文句,也一一按原稿补足,并加黑点。当时的书局几乎清一色都是民营的,报刊也以民营为主,鲁迅的书有销路,鲁迅的文章有读者,出版商也好,报馆老板、编辑也好,愿冒一点小风险的人毕竟还是有的。散木转引许钦文的回忆说:"尤其左翼文学走红之后,那时,'在杂志上只要登着鲁迅文章销路就可以保险,只要有两种书开起书店来就总可以发达'"。(219页)《申报》是一份历史悠久、有广泛读者的老牌大报,从1933年到1934年,鲁迅在"自由谈"发表了大量杂文,仅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而且史量才给了鲁迅特别的待遇,一般文章的稿酬是千字五到十元,"鲁迅则用与不用一概照付稿酬,千字三十元"。(219页)

有人统计,鲁迅一生共在103家报刊发表过742篇文章(包括《晨报》、《京报》、《申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国民新报》等15家日报、《新青年》、《语丝》等78家期刊以及9家外文报刊),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但也据说他曾谢绝为著名的《大公报》、《立报》、《国闻周报》写稿,本书作为个案也分析了他拒绝为故乡的《越风》半月刊写稿的心路。

在上海租界的最后九年,鲁迅大量写作杂文、翻译外国作品,出版了大量杂文集、译作。有些作品书店不敢出,他经常就自己印刷、出版,随便编一个名称(如"三闲书屋"等),不仅以这种形式出自己的作品,萧红、萧军的成名作《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也是这样出世的。这恐怕也只是租界环境下才有可能。难怪鲁迅说:"审查诸公的删掉关于我的文章,为时已久,他们是想把我的名字从中国驱除,不过这也是一种颇费事的工作。"也因此他才能靠写作、翻译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保持独立的批判。《为了内在自由的第二种外部自由》专门讨论了鲁迅的经济收入,即使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年代,鲁迅最后九年的稿酬、版税收入还是相当于今天的210万元,月均相当于2万元以上(而之前北京的十四年,月均不过相当于9000多元),正是这一经济保障有力地支撑着鲁迅在"文禁如毛,缇骑遍地"的黑暗年代继续战斗下去。如果没有租界的存在,这一切又何以可能,正如书中引"商务"老人高凤池的话说,"关乎国家、民族和社会命运最显豁的事业是银行、报馆、书业,那么,这三样东西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与上海相抗衡了。"(216页)近代报业、出版业集中上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租界,本着求实的态度,作者丝毫也不想遮掩这一点,他直言:"租界是言论和出版相对自由的一个场所,所以,上海之书局、报馆甚至大学之多,都超出了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一个狭仄的地盘内却有这样一块敞开的社会空间和公共平台,这真是历史的吊诡。"(77页)难怪北大多事之秋,胡适、傅斯年等甚至主张迁到上海租界来。"由通商口岸而'国中之国',外国人在租界建立了与其母国相类的统治秩序,并拥有治外法权等特权,但同时又舶来其母国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这一方面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损害,另一方面也为反对政府的各种政治势力提供了一个相对隐蔽和安全的空间,尤其是言论和出版,租界内外有着判然不同的情景。"(80页)应中国当局的压力,和稳定租界自身统治秩序的需要,租界有时"也参与文网的建构",给青年鲁迅深刻影响的"苏报案"就是在租界发生的。无论怎么说,没有租界,我们将无法想象鲁迅晚期的文章、文集有问世的机会。1933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鲁迅愤然写下传诵不衰的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回忆:"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面对这枚"炸弹",施蛰存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157页)重读这篇和《纪念刘和珍君》前后辉映的名文,我们固然不能忘记张静庐、施蛰存,但也不能忘记那是在租界。

二

在国民党的恢恢文网下,形形色色的文人露出了形形色色的嘴脸,鲁迅的态度当然是一个都不放过,"一个都不宽恕",在他的笔下多少人现出了原形,以他的笔"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但不能讳言他的无比"刻毒"的笔也伤了不少人,比如他仅凭传闻就断定:"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梁实秋否认了这一说法,当时在青岛大学读书的臧克家也表示这是"不可能的"。(279页)"不管是正面的敌人,还是'砍伤了樱桃树'的'童年华盛顿'们,'无论它对面是什么',鲁迅只有两个字:'战斗'——'当然要战斗下去。'(166页)这是鲁迅的悲哀,而不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曾是"创造社"保姆的泰东图书局老板赵南公在屡遭查禁、罚款,乃至三次租界当局拘捕后退缩了。与鲁迅至少有十四年交情、见面、通信达700多次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遭一再封门、一再迫害"之后,到1934年2月,这家对新文学贡献至大、出版过鲁迅大量著作的书局终于与"鲁迅无缘矣"。为了出版"新文学大系","良友"不得不出版检查官项德言的垃圾小说,还要支付高额的稿酬。1934年2月,国民党一次查禁左翼图书149种,涉及到28个作家、"几乎上海各主要的书店二十五家"。中国出版界由"开明"领衔、二十多家书店二次联名请愿,最后"官员"、"出版家"和"编辑"开会磋商,事为鲁迅所知,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以嘲讽的口吻记了一笔:会上"有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检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文字固然决不会'反动'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谓公私兼利"。这是日后书刊原稿审查制度的由来,"某甲"指的是施蛰存,对于"献策"的指控,他本人是否定的。但不久以写"新感觉派"小说知名的穆时英当上图书杂志审查委员则是事实。上海"书籍杂志检查处"设立后,"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与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130页)真是"荆天棘地",乌云满天,"鲁迅冷眼望去,'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117页)

曹聚仁在文网重压下的"悔过和退出"也让鲁迅失望,1936年初,他们办了一个文艺刊物《海燕》,以曹为发行人,文网编织者找他"谈话","曹说出刊物的编辑和作者,继而声明退出,而《海燕》也不久就被查封了。"(110页)对曹主办的"带些学究气"的《涛声》,鲁迅也颇有微词。

对于故乡浙江,鲁迅晚年更是耿耿于怀,掌握上海文网生杀大权的多为浙人,如潘公展、朱应鹏、穆时英以及鲁迅怀疑的杜衡等,论敌之一王平陵虽非浙人,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不过故乡既有呈请通缉鲁迅的许绍棣、叶溯中之类,也有陈布雷、邵力子(更不用说蔡元培)这样人品高洁的清流,他们与那些浑浑噩噩的浊流、唯唯诺诺的奴才不可同日而语。曾为新闻界翘楚的陈布雷、邵力子虽入侯门、身居高位,毕竟对言论自由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希望政府'俯舆就情",更对鲁迅充满敬仰;加上一层乡谊之情,多少也会影响国民党对鲁迅的态度。特别是陈布雷,身居要冲,是国民党宣传工作的主持和决策人物,鲁迅著作的大量流布,和他是应该有些关系的"(57页)甚至在鲁迅去世八年后,战时首都重庆举行纪念活动,国民党"军统"头目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好在陈布雷先生坚阻,这才避免了一场无聊的闹剧。"(468页)《鲁迅全集》能在1938年顺利出版也与邵力子、陈布雷等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等通融,在尽快做了审核,并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489页)

即使在普通的"小"检查官中也不乏"对鲁迅的著作网开一面"者,"1934年甘肃'审查处'呈请封禁鲁迅翻译的《表》,中央'审委会'的王勉之批道:'此书颇富有教育意义,毫未牵涉到政治问题……不必检扣。"(57页)

鲁迅之所以能在文网恢恢中继续他的写作生涯,坚持他毫不留情的批判,不能不提及陈布雷、邵力子他们,这一问题恐怕还是第一次正面提出。

三

在国民党疏而有漏的文网下,鲁迅的最后十年,以其独特的"隐晦曲折"、"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并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国民党的邮电检查作斗争。在杨杏佛被杀害之后,他曾说过"只要我还活着,我总要拿起笔来对付他们的手枪的"。在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他曾说:"文坛所受的压迫一天一天吃紧,然而我仍悠然度日"。在无所不在的文网面前,他没有屈服,而是进行了长期的、韧性的反抗,他向来反对赤膊上阵,而主张打"壕沟战",在他看来,"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复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在他眼中,用真姓名无异是"无谋之勇",这是他所不屑的。于是,漫天花雨般的"笔名"战术成了他重要的选择,《冲破重重文网的利器——笔名》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一生至少用过130多个笔名,仅在《申报》就用过41个,在《中华日报》用过13个,在只问目的、不论手段的他看来,"区区假名真名"只不过是"小事也哉"(406页),那么多让人防不胜防的笔名只是为了"和检查官们打一仗"。一个刊物如果办不下去了,他的对策也是换名字,《萌芽》曾改名《新地》,《前哨》曾改名《文学导报》,《拓荒者》曾改名《海燕》,不过最后也都没能幸免查封、停刊的命运。

笔名还是真名,曲折或者直接,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鲁迅承认自己的文字往往"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所以他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虽然在回答《中学生》提问时他也说过"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但当胡适、罗隆基等知识分子以真姓名和直截了当的言论争取这一自由时,他嗤之以鼻,嘲弄他们是贾府的"焦大",焦大的骂,是要贾府好,他们遭到查抄、迫害,是主奴之间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识讳忌",最终还是会得到主子宠爱的。还说:"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李欧梵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中认为"鲁迅的问题就在于他为了怕送掉性命而没有'说开去'!"这不是"说"或"不说"的问题,而是"如何说","如何'说开去',如何找寻空隙,建立一个说话的新模式",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没有太大的贡献","鲁迅在这个时期的'说法'和所写的游戏文章(特别是和检查官作的语言捉迷藏游戏),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20页)总之,这种隐晦曲折的杂文无助于开创真正的"批评空间"。

这当然是持"鲁迅中心论"的护神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以为捍卫鲁迅就是鲁迅什么都是对的,同样深深热爱鲁迅的散木也以平实的语气回答了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对中国黑暗社会的揭露和对国民党专制体制的抨击由于是用杂文的形式来表示、用曲折的方式来表露,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即他所说的'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 在中国这样一个教育极其落后、受众的文化程度相当有限的条件下,鲁迅的文字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障碍。"(369页)

"基于生活环境的限制,上海时的鲁迅既无法再进行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文网的语境又使得他的社会批判不能畅达地被表达出来,就只得进入一种恶性循环:文网逼迫他用晦涩的文字表达他的愤懑和批判,这种愤懑和批判又因一次次的文网升级而更加曲折和暧昧,这也许也是鲁迅晚年的一种悲哀。"(370页)

这就为作者肯定鲁迅、同时也肯定胡适扫清了道路,鲁迅与胡适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在一个多元社会,完全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当苏雪林大骂鲁迅和"鲁迅宗教"时,向来宽容的他严肃地批评了苏的"褊狭和成见"。胡适说鲁迅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还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尽力(亲笔写信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而鲁迅的态度完全是另一种,他承认自己写文章、办刊物,总是"党同伐异",办语丝时不发徐志摩的作品,办《莽原》时坚决不登接近"新月派"的来稿。可是在被鲁迅生前骂得狗头喷血的"新月派"中,叶公超、甚至梁实秋等都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包括杂文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一个值得后人深思的问题。

作者进一步认识到,一个自由、昌明的社会,不会盛行"恶毒、仇恨、暴力、黑暗的" 奴隶语言,而一个"充满着不公正和黑暗的社会","'鲁迅话语'就会依然存在",鲁迅生前觉察到了这样的悲哀,"他的文字因为它所抨击的时弊的存在而存在着。"(373页)这才是更大、更深的悲哀。

鲁迅已逝,文网依然,鲁迅之后的文网史已进入作者的研究视野,那又将是一个沉重却无法绕过的大题目。

2003年2月6日杭州


- 完 -

2011年10月20日星期四

初创企业秘笈

作者:道格•理查德(Doug Richard)

2005年06月2日 星期四

创立一家高速成长的公司并不是魔术,它也不仅仅与努力有关。说起来,它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看待商业的方法。做对了,你的业务就会一帆风顺。做错了,后果将终生伴随你的商业生涯。

创立高成长型企业有四点关键要素:创新、优秀的团队、市场机遇以及正确的融资策略。这四个因素相辅相成,但也可以分开来看。

第一个因素是创新。让我们首先来澄清一个误解。创新并不仅仅是创造。当然,它可以是一件新型器具、一项新技术、一种新药物、或是一个新玩具。但是它也可以是一项新服务,或是经营老业务的一种新方法。

在以新方法经营老业务方面,有三个优秀的范例,它们全都发展成为全球知名品牌:eBay、亚马逊(Amazon)、以及戴尔(Dell)。这三家企业都没有发明创造,而是进行创新。eBay发现了销售旧货的新方法,亚马逊为顾客提供了更好的购书方式,戴尔找到了降低个人电脑运送成本的解决方案。

这三家公司从创业之初就拥有一个共同点,即看待业务的方式。它们都问过一个关键性问题:"我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答案看似明显,然而你却无法孤立地解答。这意味着你首先要与锁定顾客进行交流。顾客是你想帮助解决问题的人。他们知道问题所在,而你需要比他们更好地了解问题。你必须与许多顾客交流,并且进行许多次交流。

这样的交流,与你与朋友、同事、家人之间的交流并不相同。你要寻求的不是对自己信念的认同,而是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寻找真相。与顾客交谈,了解他们面临的确切问题,你会发现你了解的事实远多于你的想象。它不仅告诉你产品需要具备什么特点,还会告诉你什么特点并不需要。顾客不需要的额外特点并不会为产品增加任何价值。

事实上,任何不必要的特点都会增加产品的复杂性,使得主要特点无法突出,或是增加使用难度,甚至降低产品的吸引力。了解你要解决的问题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你了解这一问题给顾客所造成的成本。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种认识,因为产品定价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依事实确定的。任何产品或服务,都不能以高出解决顾客问题所需成本的价格进行销售。许多企业发现交付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高过了解决顾客问题的成本,但已为时过晚。

了解这一问题意味着了解什么是顾客。顾客是由同一问题联系起来的一群人。你必须按照面临相同问题的人群的共同特征,对顾客进行定义。她们可能是一群15岁的女孩儿,也可能是面临特殊采购问题的跨国公司。问题是相同的:你的顾客具有什么特征?了解这一点,你就能确定出潜在顾客的总数,他们有一天可能会使用你的产品或服务。这样就开始了细分市场的过程。

了解顾客问题意味着了解产品和服务所能产生的影响。一些产品和服务对现有解决方案进行了改进:它们更快捷、便宜,或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另一些产品和服务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已超越了顾客的范畴:它们彻底改变某一行业的运作方式。

Skype的产品能让顾客通过互联网打电话,成本对该公司来说几乎为零,而顾客也只需支付很少的钱就能享受这项服务。对于该行业来说,这一创新打破了旧有的业务模式。西南航空公司(Southwest Airlines)是一家20世纪60年代开创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小型航空公司,它开创了一种新型航空运输模式。这一模式永远改变了航空业的运作方式,并且孕育出Ryanairs和EasyJets两家公司,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了解你的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影响很重要。一家影响力不大的公司可以发展为活跃的小型利基公司,并为其创始人带来丰厚回报。然而,如果企业家的雄心与其创新所带来的影响不相匹配,还想创建一种无法实现的企业规模,那么将最终导致一家失败的大企业,而不是欣欣向荣的小公司。

最重要的是,企业在创业之初需要简洁。也就是说,企业必须设定一项使命,追求一个目标。如果企业将稀缺资源用于追求过多机会,那么它将永远无法赢得首次细分市场份额。如果企业不尽力完善其初始产品,最终它将一无所获。

最后要说的是,有一点点多疑症不是坏事。在你能够保护你的产品或服务时,你应该这么做。如果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那么其他人就会注意到。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得到保护。专利保护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一项业务的终结。知道其他人也能够完成你正在从事的业务,将会使你的注意力更加集中。

译者/郭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