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是怎样炼成的

色和尚

看了这个题目，各位可能以为我是拿别人说事，错了，我说的是自己的事。通常说自己事的人是可疑的，春秋笔法并不单为统治者让人写本朝历史时而存在，自己说自己事的时候，可能运用得更多，关天上多的是老江湖，在下想要拉稀摆带，只怕具备了城墙厚的脸皮兼闭着眼睛往下跳的气概，也要被板砖拍趴下，"关天的砖"作为知名品牌有老日子了，各位老江湖若发现我有替自己涂脂抹粉的地方，请睁只眼闭只眼，非得拍砖，也请捡分量轻的招呼，毕竟虚荣是我最喜欢的罪恶。

意淫从小学开始

上次成都聚会时，和王怡他们一起探讨过一个问题，"反骨"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众说纷纭一通，没结果。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先天是主要的，后天是次要的。现在回忆起来发现自己有反骨，最早是5岁左右（大约是1975年）。当时，我就特别爱听大人们聊天（我们那里叫摆龙门阵），尤其喜欢听人唱反调，有一次在我家喝酒时，我听见一位叔叔说，其实孔老二有许多好东西，不应该批判他，当时收音机里天天都在批林批孔，其他的不知道，孔老二是个坏人，这点我是清楚的。所以听到这种反动言论时，我当时兴奋极了，尽管由于胆小没敢深入问下去，没能完全满足好奇心，但已经给我留下了一辈子都无法抹去的记忆（至今我还记得说这话的人的姓名和他的一脸络腮胡），听人唱反调从此成了我一辈子的兴趣。

1976年我上小学一年级，这一年既是中国人的转折，也是我家的转折，我父亲作为"三种人"被隔离审查，父亲被抓的时候，我在子弟学校上课，回到家里后，我母亲对我说，父亲出差去了，我也没在意。过了一段时间，父亲被放回来了，我才发现家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家里是车水马龙，常有政委伯伯，县长叔叔出没，现在都消失了，而且，爱说爱笑的父亲，有时一整天都不说两句话，原来每天晚上，他都要在灯下，摆弄他的五四手枪，我就撑着下巴看他拆了装，装了拆，那是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光。父亲回来后，枪不见了。

我家出了事之后，父亲对我特别严厉，整个就象变了一个人，老把"好好读书，我就是吃了读书少的亏"挂在嘴里，每天完全按照他的命令行事，迫于他的淫威（当时我找不到这样一个词来表达感受），从此我告别了无忧无虑的时代，成为了老师眼里的乖孩子，一年级时，我就成了班上三个红小兵中的一个，后来改为少先队，两根杠和三根杠（中队长和大队长的标志）一直拌随我读完小学。那时，整天做梦要象雷锋刘文学一样当英雄，走在大街上，盯着老太太和老头子看，巴不得他们摔一跤爬不起来，然后我就走上前去，把他们扶起来送回家，最好天还下着瓢泼大雨，把自己一身全部打湿，就象雷锋在沈阳送老大娘回家的那种情景一样。或者盼着哪里出现一个坏蛋，我一定会象刘文学一样猛扑上前去，和他英勇搏斗，最后英勇牺牲，这样的场面只要想一想，都会让我热血沸腾，可惜当时坏蛋资源稀缺，而象我这样想当英雄的孩子太多了，所以那时遇到一个珍贵的坏蛋从而成全了自己英雄的梦想的机率就象现在花两块钱买彩票中百万大奖成全自己发财的梦想一样小。

小学时除了英雄梦，还有一个强国梦。那时有两部电影我印象特别深却又不想看第二次，一部是《林则徐》，另一部是《甲午风云》，印象深是因为这两部电影把我看哭了，看到林则徐（赵丹扮演）被充军时，我哭了；看到邓世昌（李默然扮演）的致远舰被日军吉野号的鱼雷击沉时，我哭了，但我不喜欢看第二次，因为看一次就会难过一次，我不想难过，于是我就幻想，睡在床上我就想，英军进攻虎门时，要是关军门（关天培）他们有现在解放军的重机枪该多好啊！突突突一大片，英国鬼子屁滚尿流，林大人就不会被充军了。打日本鬼子用现在的导弹护卫舰，一两艘护卫舰就可以报销日本一只舰队，把狗日的日本鬼子杀得精光光。根据以上事实，如果要追究我意淫的历史，大概要从小学开始。

小学里还发生了一件事对我意淫历史乃至于使自己变成"右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年级的某一天，我完整的读完了一期当时的《中国少年报》，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使我突然间拥有了巨大的成就感，于是狂热的爱上了读书读报，《儿童文学》，《儿童时代》，严文进，张天翼的童话，格林，安徒生的童话，叶永烈的科幻小说等把我带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享受。之所以要交代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读书和成为右派之间有必然联系，爱读书的人几乎最终都会变成右派。这点其实不新鲜，"四人帮"早就总结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道理。不过，到小学毕业为止，我完全是按照模子塑造出来的一个好孩子，没有任何叛逆的表现：学习好，听话，从不顶撞老师和家长，每学期期末，我都欢天喜地的捧着一张叫作奖状的小方纸回家，这张小方纸在我的小学生涯中持续不断的激起了我服从的热情，尽管我不喜欢听老师和家长讲的那些正确的废话，但我都假装认真听，从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因为服从给我带来了好处，于是我的童贞被一张小纸方购买了。（

初中：我为生在改革的年代而自豪

1981年上中学时，伤痕文学方兴未艾，刘心武，王蒙，张抗抗，郑义，梁晓声，张贤亮等风头正健，读了他们的小说之后的共同感受是：文化大革命就是糟，糟糟糟！改革开放就是好，好好好！对于父亲怀念文化大革命，怀念毛主席的言论，我打内心里反感。每当他喝酒后，总要指责邓小平是搞修正主义，谁要是说两句文化大革命不好的话，他立马就脸红脖子粗的和别人争吵起来。有好几年的时间，他没看过一部电影（原来他是喜欢看的），因为当时的电影几乎都是〈于无声处〉，〈婚礼〉，〈巴山夜雨〉一类揭露文革的电影，总之，他拒绝接收一切对文革不利的信息。而我毫不犹豫的认为，邓小平比毛泽东伟大，即使父亲把保留的关于邓小平的检讨书的文件给我看了，我依然认为邓小平更伟大。整个初中，我就在渴望长大，渴望早日加入改革的洪流的期待中慢慢成长，在电视上目睹了中国女排连夺世界冠军，更是给了我莫名的信心，使我莫名的亢奋，社会主义的春天来临了，啊！我为自己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而自豪，美中不足的是，教科书上假话还是多，只有捏着鼻子把教科书背下来，才能混到高分，既然家里要求必须考高分，那就背吧！慢性中毒就是这样形成的。

高中：青春的困惑

1984年，作为一个品学皆优的学生（表面如此），我顺利地上了省重点高中，当时觉得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校门，受王蒙《青春万岁》和匡亚兰《女大学生宿舍》的诱惑，对大学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尤其向往才子和佳人高度集中的中文系，"有白发的先生，有漂亮的女生，几个流浪歌手，几个浪漫诗人"构成了我对大学向往的全部理由，就在我意气风发，准备学习中国女排拼搏精神的，"攀登科学高峰"的时候，接触到了刘宾雁和陈祖芬的报告文学，尤其是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震撼了我，难怪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当时把腐败称为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因为我们多的是螺丝钉精神——第一种忠诚，少的是批评精神——第二种忠诚，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显得愚昧，但在当时完全是惊世骇俗，直觉告诉我刘宾雁多半是对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对教科书的怀疑有可能是对的，于是我学习方向开始发生变化，开始挑教科书的刺，记得有一次我问了政治老师一个问题：既然唯物辨证法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事物总是要向前发展，那为什么我们又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最高阶段？这岂不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当时政治老师就傻了，一言不发，害得我因为自己制造的尴尬倒脸红了。以后，越思考发现的毛病越多，语文政治历史均出现了这种情况，于是在记忆的时候障碍越来越多，对于内心抵触的东西，人是很难记忆的，成绩迅速下滑就在所难免。尽管我已经开始困惑，但长期正统教育的影响是强大的，我仍然对党和政府一往情深，相信他们只要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虚心改正错误，中国仍是大有希望的，再说不正之风毕竟是支流，主流是好的。带着这种认识我走进了大学。

大学：培养右派的摇篮

在大学里完成思想的转变，完全是一个自发的，水到渠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腐败越来越严重，促使人思考：为什么腐败越反越烈？另一方面，是因为一本书的帮助_《论法的精神》，这本书最终促成了我向右转（尽管家里有一个老左），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里，它毫不含糊的论证了，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三权分立。有了对中国社会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中国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以前的许多困惑迎刃而解。以后读的书越多，发现孟德斯鸠的观点越站得住脚，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向人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整经济的弹性和可行性，悉尼胡克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则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幼稚和荒唐之处（这是至今我所读到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最系统批判的书，毕业时，我把它从图书馆里偷了出来），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帮助了我从哲学的角度认识：为什么中国落后？从哲学上讲因为西方奉行的是强者的哲学，而中国的所奉行的历来是弱者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则使我认识到当时被批判的产权要明晰的理论——私有化理论（严家其的观点）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总之，当时读书读得很杂，各种书籍万流归宗，最后都指向一点：批判现实，邓的改革只是洋务运动在20世纪的翻版，是没有前途的改革。

谈到读书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刘晓波，80年代后期读大学的人多半都知道他在理论界刮起的旋风。当时刘晓波以天马行空的姿态横空出世，被誉为"理论界的一匹黑马"，他的"中国必须经过三百年殖民历史"的观点，等于是在公共厕所丢炸弹——激起了公愤（粪），卫道士们恨不得掐死他，在我而言，则是从来没有读到过的酣畅淋漓的好文章，在精神上给了我极大的愉悦和满足。读他的文章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喧泄的过程，把我自己从中学以来积压的困惑和郁闷全都发泄出来了，没想到读黄色书以外的书也能读出生理上的快感。与刘晓波的邂逅是我的大学生涯最大的精神安慰。

在我思想转变的过程中，老师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他们给我最大的帮助是给我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在这方面有两位老师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师姓罗，罗老师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堂课就使我们耳目一新，她开门见山的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众多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中的一种，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凌驾于其他哲学流派之上，要批判它你必须要了解它。不要把某一种哲学当作人一生不变的世界观，哲学只是训练人的思辩能力的一种工具，学哲学就相当于下围棋象棋。从此笼罩在哲学上的光环在我心里被破除，读萨特和叔本华就有了一种玩智力游戏的态度，"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大概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

另一位老师是教心理学的，姓游，上他的课必须提前去占位置，否则只有站着听课。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点，一是他说话的方式，他讲课始终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任何多余的手势动作，语调没有任何抑扬顿挫，站在讲台上一动不动，换句话说，他征服学生纯粹靠语言的魅力和思想的力量，不靠任何包装，我总觉得他象《多情剑客无情剑》里面的寂寞高手阿飞。二是他做学问写文章的理念，他认为，做学问不要四平八稳，宁要深刻的片面不要肤浅的全面。这个观点对我影响至今，我深以为然，上网后，我发现谢泳也表达过类似意思。

当年刘晓波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代人的三个特征是悲剧感，绝望感，幻灭感。最初我认为这种说法太玄，不怎么认可。89年事件之后，我成了现代人，说真话的代价就是要让你把三种感觉集于一身，就正如哈维尔所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这点，我是在遭遇了开除留校察看的处分后才有所认识。

毕业后，被分到一所没有自来水，每晚都停电的乡村小学，呆了三年，在这里我第一次弄清了为什么农民养猪不赚钱还要养，为什么种田要折本还要种？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农税，什么是双提留，什么是教育经费？亲眼目睹了因交不起计划生育罚款而被拆房子的情景，目睹了一对夫妇进行进行婚前体检，因女方不是处女而被镇政府罚款，理由是婚前性交不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所有的黑暗现实远比书本来得更直接，更触目惊心，使人迅速成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感谢党和政府把我放到了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把我锻炼成了一个成熟的"右派"，"右派"就是这样炼成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