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30日星期二

台湾民主进步党党纲

党纲

●1986年11月10日 第一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通过

●1988年04月16、17日 第二届第一次临时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修正

●1989年07月29、30日 第三届第二次临时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修正

●1991年10月12、13日 第五届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修正

●1995年03月18、19日 第六届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修正

●1999年05月08、09日 第八届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修正

●2001年10月20日 第九届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修正

基本纲领 ——我们的基本主张

(一) 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

国家领域主权和国民身份的确立是现代主权国家对内建立法政秩序、对外发展国际外交的前提。台湾主权独立,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且台湾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既是历史事实又是现实状态,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之共识。台湾本应就此主权独立之事实制宪建国,才能保障台湾社会共同体及个别国民之尊严、安全,并提供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幸福、正义及自我实现之机会。但由于国民党一意借着「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之虚构,维持大而无当的「中华民国五权宪法体制」,并赖以长期维持反民主之统治与特权。国民党这一违背台湾主权现实的作法,不仅对内造成宪政改造的僵局,对外引起中共之觊觎野心;在国际上也因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现实,以致于无法正常地参与国际社会;甚至造成台湾人民国家意识的模糊,以及文化发展的障碍。

因此我们主张:

1. 依照台湾主权现实独立建国,制定新宪,使法政体系符合台湾社会现实,并依据国际法之原则重返国际社会。

2. 依照台湾主权现实重新界定台湾国家领域主权及对人主权之范围,使台海两岸得以依国际法建立往来之法秩序,并保障双方人民往来时之权益。

3. 以台湾社会共同体为基础,依保障文化多元发展的原则重新调整国民教育内容,使人民之国家、社会、文化认同自然发展成熟,而建立符合现实之国民意识。

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

(二) 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

民主自由国家应排除任何形式暴力与专制,建立在依据多数人自由意志、自主决定为基础的法政秩序之上,并遵守下列基本原则:保障基本人权、国民主权、台湾原住民族自治权、权力分立与制衡、责任政府、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政党平等与自由。

然而,这三、四十年来,非但国会未曾全面改选,而且戒严长期持续,临时条款架空宪法,立宪原则完全被扭曲。(国会全面改选虽然将于一九九二年底实现,戒严已解除,但「临时条款」却以「宪法增修条文」方式入宪,严重混淆政治权力结构,继续扭曲立宪原则。)

因此,我们重申:

1. 维护人的尊严及基本人权。

人是国家及社会制度的中心。人并不是为国家及社会制度而生存,国家及社会制度才是为人而存在。不论立法、司法、行政机关、法律、经济或其它一切社会制度,都是为维护人的尊严及基本人权的工具。人之尊严及基本人权,受宪法保障,不得任意制订法律剥夺或限制。思想、信仰、学术的自由,不得以任何法律限制;限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法律,应遵守方法与目的相成比例之原则,不得超过必要的范围。

2. 确立国民主权原则。

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对于各级议会仅定期授权付托,应按时全面改选,议会制定法律决定政策必须符合民意,法律与政策之制定与执行,必须符合合法性与正当性,否则,人民有抵抗的自然权利。政府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监督更换。对于政府的形式及未来的政治走向,人民有权决定。

3. 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

各级公权力机关应彼此分立并相互水平制衡,而中央与地方之间更应建立均权制而相互垂直制衡,以确保地方的自治体制。

4. 健全政党政治。

政党协力形成国民政治意志,为宪政结构中不可缺少之部分。政党政治并应遵守政党自由、政党平等及党内民主之原则。

5. 肯定集会结社自由与自发性运动。

在多元化社会中,集会结社乃人民之基本权利,政府不得侵犯。鼓励人民自发性之组织与运动,以畅通民意,俾减轻因国家权力运用不当或消极不作为,或因资本家独占及官僚资本勾结,所带来之社会弊害。

6. 保障新闻自由。

报纸杂志及广播电视应肩负公共任务,充分提供信息并反映多元公论。报社、电视及广播事业不应受党派把持并避免寡头垄断,其工作人员之独立自主,也应以法律明确保障。

7. 法律应追求与实现正义。

法治国家应确实遵守宪法,维护法律位阶之原则并实现实质之正义。立法更应遵照正义理念,配合社会之发展,与时并进。司法也应超出党派,依法独立审判。

8. 建立中立负责的行政官僚制。

在政府的职能扩大,行政部门权力膨胀下,行政官僚制除应接受其它部门严格制衡外,尤须建立保持政治中立的制度和行动伦理,以免沦为政党的统治工具。

9. 监督国家紧急权。

国家紧急权不得破坏宪法体制;紧急状态之开始与终止以及紧急权之行使,仍应受国会严格的监督。为平衡国家紧急状态下行政权力扩大所招致之人权侵害,也应承认人民的抵抗权。

(三) 成长均衡的经济财政

今日交通通讯日益发达,全球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任何国家都不得不确保适度经济成长,也都不能在孤立中维持繁荣。尤其是,台湾属于岛国经济形态,是国际经济社会的一员,必须在国际经济发展下追求经济成长,以自主政策阻断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同时将经济成长之成果,透过所得再分配之财税,使全民共享,开创长期稳定成长繁荣的局面。

因此,我们主张:

1. 尊重私有财产。

保障个人充分享有投资果实,以提高生产力及促进经济成长,政府政策除消极导引外,并应积极创造民间投资环境,保障私有财产。

2. 维持稳定中的经济成长。

为减轻岛国经济受国外市场荣枯影响,须依照国际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研订指导性产业发展政策,以增进企业的获利机会,并确保经济的稳定成长。

3. 促进充分就业。

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资源,为避免失业损害个人尊严、剥夺个人生存机会、浪费国家有用资源,应藉教育及训练提升国民的谋生技能,并发展产业创造就业机会。

4. 扶助中小企业。

承认创业自由是基本经济人权,肯定中小企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须配合产业结构发展,加强扶助中小企业。

5. 确保区域平衡发展。

修正偏颇的产业发展政策,俾免人口集中到都市,制造区域间的所得高低差距,成为社会经济问题的来源,须针对各个区域的资源状态,划分生活圈,设计产业发展政策,规划台湾原住民保留区,保障其民族生存空间。

6. 维护生态环境。

匡正过去破坏生态环境之经济挂帅政策,确立生态保育及生活品质优先之原则。有关自然资源的开采及利用,化学物品的生产及使用,核电的投资等有关政策,均应先行严格评估。

7. 公营事业开放民营。

为避免政治酬庸及市场独占垄断并提高经营效益,应确立公营事业开放民营之原则;部分具有独占或寡头垄断且短期未能开放民营之公用事业,应调整其功能并接受民意机关之严格监督。

8. 开发农渔业资源。

肯定农渔业对整体经济之贡献,关注其较工商业之不利条件,须打破海禁及山禁,扩大开发农渔业活动空间,保护渔民海上作业安全,提供必要设施及加强技能训练,改善产销制度,以提高农渔民所得。

9. 健全财税金融制度。

制订合乎社会正义的财税制度,缩短国民所得差距,杜绝贪污浪费,减轻人民税赋负担。重建有秩序的金融制度,以利企业筹措资金,改善民间储蓄收益。

(四) 公平开放的福利社会

在社会转型期的冲击和政府肆应无方之下,台湾的社会结构和功能,已面临严重的障碍和扭曲,所有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所依恃的许多社会制度,迄未健全建立。这种社会调适能力降低的现象,引起社会伦理的脱序、安全感和社会连带感丧失等结果,不能不亟谋补救。

因此,我们主张:

1. 建立公平安定的社会体系。

大家能公平分配社会成果,共享社会资源,不再有社会剥削,不再有违反人性的劳动条件,也都能够在连带的精神和有意义的劳动环境下,谋求自我发展,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之间的自我愿望和欲望,都能相互调适,不受外力压制。

2. 追求福利国家更高境界。

政府在能力所及程度内,优先满足每一成员足以维持基本尊严的生活条件,不宜端靠民间组织。对于贫者、困者、弱者,也不仅作人道救济,而应积极保障,以实现福利国家之理念。

3. 实现全民社会安全制度。

从劳工、军公教人员扩大到全民社会保险。退休保险应采养老年金方式,失业保险应及早实施。对于未达某种所得水准,而无法参加社会保险的穷苦大众,应设定贫困线标准,凡属于该标准以下者,均有享受公共扶助的权利。对台湾原住民族、少数民族、残障孤寡,以及其它社会弱小成员,国家应予以特别照顾。

4. 提高劳工保护基准。

劳基法适用对象应扩及于一切劳动大众。工作时间应建立弹性制度,对育儿期妇女应创设半天工作或兼职制。劳动所得应随物价指数的变动予以调整。举凡劳工结社权、集体争议权、罢工权等均应确实的保障。

5. 公营事业建立生产民主制。

「工作」不应该仅仅满足个人的生存需要,更应该满足人类团结共进、实现自我潜能的需要,必须调整生产逻辑,而以「合作共享」作为生产的目的。因此,必须推行由劳、资双方及社区代表共同参与决策的「生产民主制」,是未来实现民主社会的方向。现阶段应由公营事业实施员工之企业参与权。

6. 疏解人口膨胀压力。

人口政策应重视提高人口素质,减少生育率,并应立即规划移民政策,由政府主导或辅导向外移民开垦或就业,以解决多年来因无计划和不合理移民所引起的「牙刷主义」现象。

(五) 创新进步的教育文化

教育文化为培养国民现代意识的基础,多年来由于政治权威的不当干预,不但学校已沦为背诵死知识,尊崇落伍教条的场所,社会也任由消费性低俗文化充斥流行,忽略高意境和草根性文化。国民因而充满了官方刻板僵化的偏狭观念,普遍缺乏现代社会的思考方式、合理主义精神、社会连带意识、正确的历史认识、高雅的文化素养、和现代世界知识。

因此,我们主张:

1. 建立开放的教育体系。

学校教育应依据其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别,传授知识技能,实施全人格教育,尤应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和自由民主意识。为达此目的,除应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更新课程充实学科内容外,对于学生学习潜能,提供更大自由选择发展的机会,尤须撤除政治对校园的干预,俾学校自由发挥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功能。并为建立终生教育体系,应将学前幼儿教育、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与学校教育纵横衔接,混融一体。

2. 维护教育中立学术自由。

保障教师和学生教育权,提升教育素质。学生在校园有出版刊物和举办讨论会的充分自由,大学师生均有结社权和校园自治权。大学及研究机关人员之聘任或不予续聘,应由其组成的资格评审委员会公平裁定,严禁政治权力的干预。对于具备相当年资之优秀教师,并应予以终身职保障。

3. 兼顾现代文化与本土文化。

文化应能在一特定时空下,历代相承,自然孕育,成为共同体存在的象征,社会命脉的根基。融合同化外来文化,反对刻意以政治力移植、压抑或消灭文化。文化工作应认同本土文化并吸收世界文明,形成崭新的进步文化。

4. 充实文化内涵。

提升文化的思想性和知识性,冲淡消费性和娱乐性文化的泛滥,支持非营利性文化活动,并维护不同地区、社会和社团保存的文化特色,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注意城乡文化活动的均衡发展,尤其切忌掺杂党派意图,避免充当党派宣传工具。

(六) 和平独立的国防外交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后,与台湾具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日渐减少,台湾在国际社会日趋孤立,使台湾人民丧失参与国际社会活动的权益,造成国民出国旅游和商贸活动之极大不便,导致资金外流,更严重妨碍台湾对外发展。但是,国民党政府虽依然主张代表全中国,却对中国大陆始终抱持「三不」政策,而外交上仅赖民间关系苟延残喘,显已失去自主生存的能力和发展的前瞻性。

因此,我们主张:

1. 恢复与发展国际关系。

基于平等互惠独立自主原则,与爱好和平、崇尚国际正义、并具有自由民主信念、尊重国民主权和生存权的国家,为人类的和平进步共同奋斗。为发展自主外交,更应增加国家生存能力,以更弹性、更积极的作法,处理目前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问题。

2.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重视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而不影响自我防卫的基本权利。反对任何国家以军队占领他人国土,或以武力征服在国际政治上尚有争议的分裂国家政治实体。赞成世界性裁军谈判,管制军备,销毁世界各国所有之核子与生化武器。

3. 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

依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国际规约」所揭示的原则,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且能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自由追求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利。

4. 终止台海两岸对抗。

基于台湾人民之整体利益,谋求合乎人道、平等、和平的解决途径。在台海两岸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相差悬殊下,应优先致力于改善两岸人民之生活,不应制造紧张对抗。台海两岸之问题,应由全体住民透过自由意志自主决定,反对由国共双方基于违背「人民自决原则」的谈判解决方式。

5. 采取科技化精兵政策。

缩短服役期限,国防预算之编列与决算之审核应先严格执行,杜绝浪费,并集中经费购置海空防御装备,分散采购来源,加强自力生产。

6. 贯彻军队国家化原则。

确立人民与文官对军队之控制权,军人应保持政治中立,不介入党争,政党应从军中退出,军事部门完全纳入国会监督,向最高民意机关负责。

行动纲领 ——我们对当前问题的具体主张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九日第八届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修正

(一)

外交

1. 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威胁台湾。台海两岸应以平等地位与理性态度共同维护永久和平。

2. 反对以武力解决国际纠纷,反对任何政府或强权忽视当地住民意愿之解决争端方式。

3. 以台湾名义,积极争取加入联合国。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条约,以平等互惠之原则,重返国际社会。

4. 反对种族歧视,确认「人权国际化」原则,声援世界各地的人权受害者和人权工作者。

5. 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以暴力滥杀无辜平民;并呼吁重建合乎公义的国际政治秩序。

6. 促进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区域合作,加强国际间文化、科技与经济交流。

7. 支持并协助民间团体加入国际生态保育、卫生医疗、教育文化等非政府组织。

(二) 国防

8. 国防武力以确保台湾安全为原则。

9. 反对制造、购置、贮存及使用生物、化学战剂或核子武器。

10. 废除国军政战制度,政党不得在军队设置党团组织从事政党活动。

11. 修订「兵役法」,缩短常备兵现役期间。改革大专学生预官考选制度,尤其不得在学期间举办。

12. 落实军政军令一元化,国防及军情首长应受国会监督。

13. 与亚太周边国家进行安全情报交换,共同促进公海航行自由、国际海路交通安全等事项,并促使南海成为国际共同使用的和平海域。

14. 引进文职专业人才,参与统筹评估台湾整体防卫需求,规划建军方案与军备整备事务,避免各军种的本位主义,造成国防资源浪费。

15. 基于国防现代化原则,改善各种防御系统,建立积极防御、有效吓阻的国防政策。

16. 逐年裁减金马驻军,发展金马经济。

17. 强化电子作战能量,争取台海信息优势。

(三) 自由人权

1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19. 保障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并严禁刑求。

20. 保障人民表达意见的自由,政府不得设置任何言论检查制度。

21. 人民团体设立采登记制,保障人民结社的自由。

22. 保障人民秘密通讯的自由,禁止邮电管制、窃取、拆阅及非法监听。

23. 保障人民居住迁徒的自由,除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外,不得实施山、海禁。

24. 保障思想与信仰之自由,严禁迫害异议者。

25. 尊重人犯的人格尊严,不得对人犯施加超出其应得惩罚之外的凌辱。

26. 尊重生命,严防冤狱,研议废止死刑的可行性。

27. 禁止对政治犯及其家属的一切歧视与迫害,并修改相关法令以保障政治犯的参政权及工作权。

28. 修订刑事诉讼法规,建立陪审制度;涉及内乱外患罪之案件,应成立包括各政党代表、国会代表及社会公正人士所组成之陪审团,公开审判之。

(四) 政治

29. 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专政与极权专制,不采暴力革命手段从事政争,各国应和平共存,公平竞争,共同为世界的安定与繁荣而努力。

30. 政党不得占用公产,且不得投资或经营营利事业。政党以特权或不当方式取得的财产,收归国有。

31. 政党退出军、警、情治、学校单位。

32. 反对黑道及金权介入政治运作,选举贿选应严格防止。

33. 废止训政时期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解除不正常的战时管制。

34. 基于自由选举、公费选举、选票充份反应席次等原则修改选罢法。

35. 应赋予县市政府完整的人事权、立法权、组织权及财税权等自治权限,以落实地方自治。

36. 废除蒙藏委员会。

37. 设置台湾原住民族自治区,以保障其政治、经济、文化等自主权,原住民族的权益应立法保障。

38. 保障人民私有财产,政府非因公共利益的目的,不得强制征收人民财产,经征收部分应予合理补偿。

39. 肃清贪污,消灭特权,公务人员不得拥有私人事业,建立公务人员财产登记制度。

40. 除担任政府法人代表外,公职人员不得兼任公营事业以及其转投资事业职务。

41. 公教人员应维持行政中立,严禁利用其职权介入党派之争。

42. 提高公务人员行政效率,淘汰冗员;人才晋用不受党派、籍贯的限制。

43. 军事情报局不得在本国内对本国人民进行情报活动。

44. 军事情报局和调查局的活动与运作应受国会的监督。

45. 法官应独立审判,不受钱、权、色的影响。

46. 严格要求司法官的操守,整顿司法风纪。

47. 整饬警察风纪,贪赃枉法或黑道挂勾者,一律严办。

48. 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兴建台湾二二八烈士馆。

49. 贯彻废省主张,提升行政效率。

50. 停止乡(镇、市)级选举,乡(镇、市)长改由县长依法派任。

(五) 财经

51. 促进产业升级,鼓励低污染、低耗能、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发展台湾成为绿色科技岛。

52. 确立金融市场纪律,禁止特权贷款,严格取缔内线交易以及不当的交叉持股。

53. 外汇存底的运用及管理,应受国会严格监督。

54. 确立中央银行运作独立性,建立稳定的总体经济环境。

55. 由政府、产业界与劳工界定期协商,确立我国产业发展方向与策略。

56. 禁止垄断以及官商勾结,确保市场机制合理运作。

57. 鼓励产销合一,避免中间剥削。

58. 政府应尽量减少介入生产性活动,公营事业民营化应避免财团化、党营化,以保障全民的权益。

59. 民营且有独占或寡占性质的公用事业,其产品或劳务之价格与品质,应接受民意机关审议与监督。

60. 废除烟酒公卖制度。

61. 外人投资的事业,若涉及国家安全或具独占性质应予规范。

62. 强化税捐稽征效率,严防高所得者与大户逃漏税。

63. 改革租税制度强化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国民或企业不应因职业身分或经营事业而有不同的租税待遇。

64. 反对新设核能发电机组,积极开发替代能源,限期关闭现有核电厂。

65. 加强现有核电厂安全与管理,提高核电工作人员的素质,核废料撤出兰屿。

66. 加强食物、药物以及商品的检验,配合最新信息调整安全标准,以保障消费者安全。

67. 维护环境生态,严格执行工厂安全规范,提高工作场所安全,减少工业灾害。

68. 享受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69. 鼓励个人、产业减少废弃物产生,以及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并禁止非法弃置废弃物,以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冲击。

(六) 社会

70. 设立部会级的社会福利主管机关,推动全国性的社会福利事务;健全地方政府社会福利行政组织,推动地方性社会事务。

71. 规划完整的社会保险、社会津贴与社会救助制度,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条件。

72. 健全全民健康保险体系。提供国民便利的身体健康检查制度暨高品质的医疗照顾,并使国人健康管理及医疗照护社区化。

73. 实施国民年金制度,逐步整合目前职业分立的老年退休保险体系,提供公平且具有所得重分配效果的国民年金,保障老人经济安全。

74. 建立老人及身心障碍国民的长期照护制度,推行长期照护保险,并提供完整的社区化长期照护系统。

75. 保障身心障碍者教育、就业、经济安全,以及充分参与社会的机会,逐步完成无障碍生活环境。

76. 兴建国民住宅租予所得较低的国民,并藉此平抑房价,保障国民居住的权利。

77. 推动两性平权政策,保障妇女的参政权、工作权及保障妇女人身安全。

78. 保障儿童、少年生存权利,广设公立托儿所,提供高品质的托育服务,建立儿童、少年保护网络,防止儿童、少年被虐待。

79. 缩小贫富差距,利用就业服务与所得移转方案,提高低所得家户的收入,并对低收入户提供适足的社会救助。

80. 为平衡城乡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国家应主动投注较多资源于贫穷、落后地区的公共建设。

81. 确立国土永续利用原则,抑制土地投机,建立透明化的土地变更回馈机制。

82. 推动长期国家住宅政策,完善住屋市场交易机制,引导房价合理化,保障国民居住权利与品质。

83. 提升政府现有国土计划与管理专责单位层级,推动国土规划与国土发展事务。

(七) 劳动

84. 提高劳动保护基准,改善劳动者工作条件和工作安全环境,并保障劳动者的结社权、争议权与集体交涉权。

85. 公营事业优先实施劳动者企业参与制度,保障劳动者参与事业单位决策与营运权利。

86. 强化国民就业辅导机构的功能,建立全国就业信息网,加强就业与转业的职训教育,增加就业机会,并提升劳动生产力。

87. 健全失业保险,以确保劳工于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

88. 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保障妇女工作权,实施亲职假及弹性工时制度,以免妇女因性别、婚姻、怀孕、生产而受任何歧视。

89. 工会联合组织多元化,开放公教人员组织工会。规范企业雇主必需与工会进行集体协商的义务。

90. 保障本国劳工获得公平合理工资,务使其本人及家属得以维持有尊严的生活。

91. 工作价值相等者,不分性别,均应同工同酬,工人与职员应受同等尊重。

92. 设立劳动部,掌理全国劳动行政。

93. 反对引进中国籍劳工,并逐年降低外籍劳工引进的数量;保障具有工作许可的外籍劳工的人权。

(八) 农渔林牧

94. 鼓励农林渔牧产销合作制。

95. 加强农情预报网,避免供需失调。

96. 整顿农渔会,排除党派把持。

97. 开办农作物天然灾害保险。

98. 办理农村建设长期低利贷款,鼓励农民改善生活环境。

99. 国家军警应保护渔民海上作业安全。

100. 防止浅海海洋污染,辅导沿海养殖渔业。

101. 发展近海及远洋渔业,经营海底牧场。

102. 加强造林、保林工作,严禁滥垦滥伐。

103. 严禁工商企业以变相方法侵吞各种畜牧奖励金,保障农民从事畜牧业。

104. 确立学术研究及创作自由,维护大学自治。

105. 义务教育的课程制度及教科书应多元化,培养自由与独立思考能力。

106. 恢复宪法中教科文预算下限的规定,充实国民义务教育经费,成立「大学经费分配委员会」合理分配高等教育预算。

107. 在不违反国家教育目标范围内,人民设立各级私立学校并自订其课程内容的权利应予保障。

108. 教官退出校园,并废除军训制度,禁止党、团干预校务。

109. 推动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确立国民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

110. 改革大专联考制度,废考三民主义。

111. 推动「小班小校」制度。

112. 提供中低收入家庭、原住民族、身心障碍学生奖学金。

113. 严禁私立学校敛财,保障私立学校教师员工,并切实奖励成绩优良私立学校。

114. 优先补助落后地区改善教育设施,谋求教育均衡发展。

115. 立法保障社区及家长团体参与国民义务教育校务发展的决策权利。

116. 国家应保障国民有接受终身学习的权利。

(十) 文化

117. 维护文化资产,鼓励多元文化的发展。

118. 国民义务教育不限单语教学,应尊重各族群语言,推动母语教育。

119. 教育内涵应尊重各族群、社区的独特生活方式,并分享各族群、社区间共同生活的经验。

120. 充实社区运动场所及设施,发展全民体育。

121. 各级政府之文化发展基金应优先赞助乡土艺术创作活动。

122. 电视台及广播电台频道为全民所有,反对政党拥有频道。

123. 尊重原住民族之固有文化、语文、宗教,并协助其发展。

台湾前途决议文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九日第八届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制定

壹、前言

经由民主进步党与全民多年共同艰辛奋斗,逼使国民党放弃戒严与一党专政,接受民主改革,达成一九九二年的国会全面改选、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直接民选、以及修宪废省等政治改造工程,已使台湾事实上成为民主独立国家。为总结过去的成就与经验,因应新形势与新环境,展望未来可能之发展与愿景,本党除继续推动国家体制的改造,并应进一步诠释台湾的定位与走向,向各界表明本党现阶段对台湾前途的看法与主张,俾能在既有的基础与成就上,迎向新世纪的挑战。

贰、主张

第一、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

第二、台湾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片面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与「一国两制」根本不适用于台湾。

第三、台湾应广泛参与国际社会,并以寻求国际承认、加入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为奋斗努力的目标。

第四、台湾应扬弃「一个中国」的主张,以避免国际社会的认知混淆,授予中国并吞的借口。

第五、台湾应尽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工程,以落实直接民权,并于必要时藉以凝聚国民共识、表达全民意志。

第六、台湾朝野各界应不分党派,在对外政策上建立共识,整合有限资源,以面对中国的打压及野心。

第七、台湾与中国应透过全方位对话,寻求深切互相了解与经贸互惠合作,建立和平架构,以期达成双方长期的稳定与和平。

参、说明

主权的独立与自主,是国家安全、社会发展及人民幸福的前提。台湾主权独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现实状态。这不但是台湾生存的条件,也是发展民主政治与创造经济奇迹的依凭。

民主进步党于一九九一年借着冷战体制瓦解,自由、民主、自决思潮全面获胜之际,通过党纲修改,主张台湾主权独立,提出重新界定国家领域、修改宪政体制、发展新国民意识等三项主张。当时虽然被打压成异端

,但不到十年,台湾主权独立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其延伸的具体主张,也迅速成为宪政体制及法令规章的血肉。

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其主权领域仅及于台澎金马与其附属岛屿,以及符合国际法规定之领海与邻接水域。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都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

在上述社会新共识下,对外,我国不再坚持使用「中华民国」,并以各种不同名称,广泛参与各类官方及非官方国际组织;对内,则在打破国民党「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迷思后,从事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冻省废省等宪政改造工程。在发展新国民意识上,我们亦推动了国民教育教材的本土化,重塑了国民对台湾历史文化的认知。一九九八年,更制定「领海法」,界定领土领海的范围,并宣布不再禁止以台湾做为全国性社团的名称。台湾主权独立的原则到此全面展现其优越性,并获得结论性的规范力。一九九一年党纲的前瞻性已获得充份证明。

在一九九九年的今天,体制改造虽然未竟全功,但朝野在国家认同上水火冰炭的尖锐冲突渐趋缓和,开启了一致对外的新契机。如今,在面对中国的压力时,朝野的差异已从国家认同的价值层面,缩小至确保国家安全与主权独立的政策层面。

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思潮的全面胜利、台湾的民主化及民意反对统一的比例不断上扬,都是维护台湾主权独立现状及提升国际地位的有利因素。但另一方面,中国国力更为显著的上扬及持续僵化的的霸权思想,则是台湾前途的重大障碍。民主进步党认为,在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及诸般利害因素的交错下,台湾必须审时度势,妥善规划安全、谨慎、渐进的中国政策。

民主进步党认为,在全球要求和解、稳定与繁荣的气氛下,台、中双方不可能永远自绝于时代潮流;两个在地缘上相近、经济上互利、文化上共源的国家,也不可能永远互相仇视、互设门槛。民主进步党中国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和中国建立互惠而非歧视、和平而非冲突、对等而非从属的关系。民主进步党希望,中国政府能正视台湾人民的意愿及台湾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也希望中国人民能摆脱过时的民族主义及思想框架,真诚体会台湾人民要求独立自主,在自由民主体制下繁荣发展的强烈意愿。民主进步党更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台、中双方能拋弃猜疑与对立,从双方在历史上、文化上、血缘上的长远关系出发,从地缘政治、区域稳定、经济利益着眼,创造共生共荣、互信互利的美好前景。

开创台湾经济新局决议文

二○○一年十月二十日第九届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制定

前言

经由台湾人民以及诸多民主先进的努力,民主进步党终于在2000年完成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在世纪转替之际,终结了长达半世纪的国民党一党统治。民主作为一普世的价值,已确定在台湾生根茁壮。但是随之而来的经济挑战,却让我们不能松懈。在新世纪的伊始,全球新经济秩序正在成型,而台湾旧有的经济结构也面临全面性调整的关键。特别是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以及全球区块经济体的形成,台湾更须加速对现有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制度化、法制化的工作。

站在台湾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民主进步党总结过去的成就与经验,以开创台湾国家发展新契机为目标,提出开创台湾经济新局决议文,向各界表明民主进步党对于现阶段台湾发展的看法与主张,以期巩固台湾之民主成果,再创台湾新一波经济奇迹,与台湾人民共同建构美好的未来。

主张

壹、知识产业建国

第一、因应经济产业结构大幅转型,积极透过教育学程改革,培育国内科学技术与行销管理人才,组成产官学界之研发联盟机制,加强建立供应链整合平台及整合金流作业,提升企业全球运筹管理能力,建设台湾成为「信息暨科技运筹中心」。

第二、以现有产业发展之基础,配合高品质的人力、快速且弹性的出货及应变能力,以及上下游紧密结合的供应体系等,建构台湾为「高价值产品制造暨研发中心」。

第三、积极整建全台海陆空交通、光纤宽频网络,发展地域型绿色能源产业,以畅通信息传播,并提供各地区自主且充足水电供应,发展台湾为「绿色科技岛」。

第四、配合经济自由开放的趋势,逐步发展金融投资商品的多样化,并引入长期性资金投入国内资本市场,藉由结合外国的资金、技术与管理优势,推动台湾成为「亚太资产管理中心」。

第五、积极解决传统产业困境,推动中小企业策略联盟,结合异业或同业,使信息及资源相互交流,共享开发新经营技术与新产品,并在区域经济合作体架构下,与其它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强化台湾在亚太区域的产业整合能力,进而提高国家竞争力。

第六、妥善规划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育计划,以生态科学技术进行山坡地植被,并针对全国土地进行全面性的地质勘查,以强化水土保持作业;健全国土发展体制,整并成立「国土规划专责机关」,制定相关国土与水土保护法令,完成国家地理信息系统,以建构「绿色台湾」家园。

第七、运用信息产业已建立之全球运筹管理能力与模式,辅导农业与物流、加工、医疗、旅游等异业组成联盟,交换互补性资源,开拓精致农产品外销市场;同时积极研发关键生物技术,建立专利生物知识库与农业生产技术专利权,加速生物技术相关立法规模与保护,及特殊生物种保存工作,建设台湾为全球生物科技中心。

贰、经济开放自由

第八、因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修订各项法令,健全金融体制,强化政府与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并与国际规范接轨,以建立市场机制,成为一个开放、有效率、公平竞争的自由经济体。

第九、排除对市场任何非理性与不当的政府干预,由政府主动提供正确信息,以降低「预期心理因素」对于经济之不良影响。

第十、对于各项金融机构或相关企业并购之规范,应明确立法,以保障国民权益,提高经济透明度。

第十一、在财政稳健与纪律、租税公平与效率、并兼顾地方财政平衡的前提下,重新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及规模,推动税制改革,消除财政赤字,进一步达成政府中长期财政收支平衡。

参、社会公平福利

第十二、坚守基本工资,保障劳工权益,并积极修订相关劳动法令,透过健全的工会组织及有秩序的集体协商模式,逐步建构完善的劳资协商机制。

第十三、积极整合政府与民间资源,让所有的劳工享有安全的工作环境与人性化的劳动条件,并提供终身学习与自我进修的机会。

第十四、建构社会安全机制,以保障失业者之生存尊严,并积极改革劳工退休制度,使每一位劳动者均能在退休后,享有尊严的生活。

第十五、针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农、林、渔、牧及传统产业、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之冲击,提出完善之配套措施,并在尊重国际规范与人权基本精神下,将劳动条件纳入贸易规范,以保障在台湾全体劳工之劳动权益。

肆、政府廉能效率

第十六、检讨政府角色,缩编政府人事与加速行政部会机构重整,改变政府运作模式、组织型态与人才晋用方式,使政府具有高度弹性及应变力,并检讨中央地方分权模式,精简行政层级,合理分配各地区资源,以完成政府再造工程。

第十七、采行企业化管理并合理化公务员绩效评鉴,提升政府服务绩效,并尽速成立专责廉政机关,积极肃贪、扫除黑金,以建立一个廉洁、效能、透明且公义的政府。

伍、全球经贸布局

第十八、积极运用台湾长期积累的专业管理人才、经济发展经验与知识创新能力,协助全球开发中国家之产业经济发展,以深化台湾产业在国际间的经贸运筹能力。

第十九、为迎接全球化时代来临,在世界贸易组织架构下,本诸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精神,站稳「以台湾为主体」的立场,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模式,将中国的市场及资源纳入台湾产业全球化布局之一环。

第二十、充分运用国际资本与经贸、科技网络,以台湾所掌握之华人文化与知识之优势,积极吸引国际资本以台湾作为采购、信息传递与研发中心,建构「二十一世纪的新丝路」,统筹全球华人产业分工体系,融入世界市场,发挥国际经贸领导能力。

说明

经济转型的必要性

经贸发展与进步,不但是作为海岛国家的台湾赖以生存的关键,更是全体国民民生福利之所在。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台湾面临了产业结构再次调整的压力;特别是市场全球化以及资金的快速流动,使得台湾不能再固守传统「一只皮箱走遍天下」的外贸手段,和以不断剥削本国内部资源,作为争取国际商机的主要模式。相对的,透过专业知识与信息的掌握,建构知识经济体系,并积极开放市场,明定清楚的游戏规则,同时保障国民基本社会生存权利,台湾才能真正成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圈中不沉的航空母舰。

经济改革的方向民主进步党在2000年借着台湾人民期待向上的力量,一举完成政党轮替。但是,这股要求向上的力量并不仅仅止于政党政治的轮替,更重要的是,台湾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再改革的关键时刻。

为呼应台湾人民向上提升的热切期盼,并具体因应全球化时代下新的国际经贸局势,民主进步党主张必须以「积极开放、布局全球」作为台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方向,并提出「知识产业建国」、「经济开放自由」、「社会公平福利」、「政府廉能效率」、与「全球经贸布局」作为改革的指导原则。

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新观念突破老旧经济体系今天台湾所面对的环境,已非20年前壁垒分明的两极世界,以一只皮箱走遍天下的经贸模式,也早已不能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纽约世贸大楼的恐怖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更突显了在这个新的世界经贸体系中,各国彼此高度相依存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新的观念与做法来面对不一样的国际市场。今天台湾所面对的种种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困境,正是我们过去老旧体系与意识形态统治的结果。我们认为,台湾要做为国际运筹中心,更积极、更开放是必然要走的路,台湾经济要维持主体的独立自主性,管理要更有效、更落实,也是必然的要求。过去因应旧的经贸体制所提出的「戒急用忍」政策,在国际社经环境剧变的影响下,因为缺乏有效的管理规范及明确的指导原则,台湾的资本仍然快速流失,而产业发展更面临迟滞不前的状况。因此在「台湾优先」、「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是我们革新再造的方向,也是台湾再创经济奇迹的分水岭。

以知识能力建设新台湾经济体

过去我们虽然有傲人的经济成就,却也忽略了自然环境的永续经营。在号称高科技产业重镇的台湾,我们的人民竟然面对着比起二、三十年前更加危险的生活环境,土石流、水患不断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我们必须扬弃老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专业知识、技能与精确的信息传递为主轴的知识经济体系,透过台湾傲人的电子科技产业技术,打造台湾成为全球信息与物流运筹中心的绿色科技岛。

知识经济的时代强调的是不断自我学习的能力,以及健全而完整的物流、信息流通管道。过去以所谓一技之长便得以享用终身的观念必须被终生学习所取代,僵化的教育体系必须大幅改革;而跨部门、不同产业规模企业的信息互享与研发计画的结合,更是新世纪产业成长的关键。同时对于自然资源的重视与合理运用,保存珍贵物种资源,提倡绿色能源与产业,更是新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规范。

改革政府体系、开放经济市场、健全社会安全机制

全球化的时代强调的精神,就是高度的自由化与无疆界的自由贸易体制。由于区块经济的兴起及全球市场的浮现,许多跨国企业必须在不同的经济区内建立信息与物流运筹中心,以便利其资金、货品、与信息的流通和掌握,而台湾就地处于亚太地区的关键位置。因此建构台湾成为跨国企业在亚太地区的信息、物流运筹中心,正是台湾在新世纪的全球经济版图中可以也应该扮演的角色。为达到这一经济战略目标,台湾必须加速自身经济体制的自由化,加强经济秩序的法制化、制度化,摒除不当的政府干预,打击特权经济与党营事业体系,健全财政与金融体系,加速相关财经法规的立法行动,提高企业的财务透明度。

因应新的国际经贸体制变迁,以及台湾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改变,政府必须能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活尊严。民主进步党主张,一方面坚守基本工资立场,保障全体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并加速相关劳动法令的修订,使劳动者的权益获得完整的保障;另一方面,妥善规划健全的社会安全机制,改革退休制度,使全体国民能在退休之后享有尊严的生活。

在2001年的今天,台湾所面对的社经、政治与国际环境,已与二、三十年前大大不同。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经贸体系,以及日益复杂的社会、经贸议题, 台湾现行的政府架构与政治体制,已到了不改革不足以图存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中央政府组织迄今依旧是1949年的国民党政府体系,而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地方、中央冲突,以及充斥着黑金的国会,更是阻挠台湾再次前进的绊脚石。因此,我们必须积极整顿公务员体系,调整中央政府组织并明定政府总员额,以企业化精神进行政府改造;设立廉政机构,杜绝黑金势力与不当利益集团将其触角伸入政府组织;加强扫黑与查缉贿选的工作,并努力推动选制改革,以建立一个效率廉能的政府。

透过文化、知识技术优势,建构二十一世纪新丝路

在两岸共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面对中国市场,已是台湾无可逃避的问题。民主进步党依循1998年二月「中国政策研讨会」中的结论--「强本西进」的党内共识,以及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之精神,认为两岸关系应在「互惠、和平、对等」三原则下,进行经贸等交流。而在「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模式下,民主进步党主张应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下,鼓励台湾企业以新兴开发市场为生产基地,而将台湾的母公司升级为信息、技术的研发运筹中心,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进行新的全球布局。更重要的,台湾更应积极透过文化与知识的优势,吸引外资、外商进驻台湾,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丝路」,并统筹华人产业体系,融入各国主流社会,发挥经贸的领导力量。在过去,西方商人必须透过漫长的丝路,进入中国进行交易;未来,跨国资本可以结合台湾产业的人才与技术,以台湾为金融、信息、研发、采购中心,进行亚太乃至全球资本的运筹管理。

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全球经济的时代,台湾要向上提升,人民要尊严生活,社会要进步公义,2000年的政党轮替只是新台湾时代的开始。民主进步党体认到,一个新的国际经贸体系正在形成。台湾必须看到我们的优势, 也必须了解到这是一场庞大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运动。唯有深化改革,以新知识与信息为核心,才能重建往日荣景;唯有持续开放自由,以民主与效率为主体,才能在新的全球市场中引领风骚。让我们持续改革的旗帜,使台湾成为21世纪亚太稳定的关键力量。

族群多元国家一体决议文

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十一届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制定

前言

2004年总统大选,彻底终结了数百年来压迫台湾本土文化和公民权利的殖民主义和党国体制,一个由公民共同意志决定的新国家终于型塑完成。本党在台湾人民支持下完成了民主化工程,也因此创造了多元族群文化的复苏契机。

自创党以来,民主进步党即坚持台湾的主体性,反抗少数统治下的文化霸权,重建族群文化的健全生存发展空间。本党的执政更响应各本土族群的集体诉求,在实施乡土文化与母语教育、重建原住民族主体性和振兴客家文化尊严的任务上,一直居于各政党中开创的领导地位,并深刻体认:没有多元化就没有本土化政策。为了巩固民主、提升文化国力,让各族群能在新国家中共生共荣,本党应进一步深化党纲中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建立各族群相互接纳、共同参与建构国家的公民社会,完成政治民主化之后的第二波社会文化改革任务。

主张:

一、反省迫害史才能开创族群未来:早年汉人移民对原住民族的宰制,与外来统治的压迫,造成各族群语言、文化、认同的流失和今日的族群问题。反省这段历史,才能开创族群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

二、建立台湾主体性并非排外主义:本党执政以来积极落实乡土、母语教育,认真推动客家与原住民族政策,重建了台湾文化主体性,既非「狭隘的地方主义」,更不是「偏激的排外主张」。

三、国民的压迫并非外省新住民原罪:过去的压迫是国民党少数特权集团而非特定族群所造成,不应成为外省新住民的原罪。我们应携手努力厘清历史真相,并恢复受创族群的尊严。

四、摒弃同化融合政策、迈向共存共荣:鉴于族群文化的多元是国家的资产,我们摒弃压迫的同化政策或片面的融合政策,主张尊重差异、共存共荣的多元文化政策。

五、国家认同应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经由民主化建立国家主权后,台湾已无外来统治问题,只有如何共同抵抗外来并吞的挑战。国家认同应建立在并肩保卫民主成果、携手开创台湾经验的「公民意识」上,超越「省籍意识」。本党深切体认并承担此一典范移转的历史责任。

六、中华民国认同与台湾认同应相互接纳:中华民国主权既属于全体台湾人民,而非其它政权,则台湾认同与中华民国认同,都是对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不应被曲解为族群对立,而应相互尊重、理解和接纳。

七、族群歧视言行应予谴责:国民的族群认同与公民权都应受到尊重,任何对族群身分的歧视言论和行为,应受到谴责和制裁。对国家一体和国家安全的支持与维护,自应透过民主途径加以规范。

八、各族群都是台湾主人:台湾早已是原住民族、客家人和河洛人的原乡,更已成为外省新住民的新故乡、外籍新移民的新天地。台湾主体性是由各族群共同参与所建构,各族群都是台湾主人,各族群母语都是台湾的语言。

九、推动跨族群交流以促进族群和谐:政府应继续支持各族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积极开拓跨族群文化交流的公共领域,提升国民的多元文化涵养,以促进族群关系的和谐。

十、建立台湾为全球多元文化国家典范:我国为因应全球化,应积极推动多元文化政策,并成为族群文化多样化之全球努力的实践模范,继民主化之后,建构一个文化多元、命运一体的新国家。

说明:

台湾在历史上是一个长期被殖民的社会,饱受外来强势文化价值的压迫与支配,造成本土文化式微崩解,族群的尊严与认同也面临流失的危机。晚近以来台湾人民追求民主的运动进程,不但建立了宪政民主国家,也解除了少数统治的支配,各族群的自我认同乃能逐步恢复,并重建了多元的本土文化。这种经由反抗而逐渐挺立主体尊严的历史经验,是台湾各族群人民共同的珍贵资产。

台湾主体性的建立,是经由反抗过去殖民和威权统治的支配与压迫,也经由对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反思,而非经由排斥新加入的族群及其带来的新文化养份。

我们认为,在台湾内部,反抗的时代已到尾声,重建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样的新时代中,族群文化之间不但不应再有高下之分,更应该基于命运共同体的伙伴自觉,停止任何族群间相互排斥或污名化的行为。每一个族群基于不同主客观情境所产生的不满、不平及不安都应被正视,每一个族群的平等和尊严都应被保障,每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也都应成为跨族群的共同记忆!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应背负过去威权统治者的原罪而成为「新的被统治族群」。

战后来台新住民面对国族悲剧命运,与台湾原住民、客家、河洛各族群并肩对抗共产极权奴役、追求民主自由,共同写下保卫台湾的庄严史页!这种跨族群偕同开创历史的经验正是台湾生命共同体的写照。

台湾各族群除了在文化上贡献不同的特质与养份,也在民主宪政的制度下尽其公民义务,大家都是台湾主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台湾国家的一体性是由族群的多元性所交织而成,只有保障不同族群文化的发展空间,才可能在相互尊重的情境下建立彼此认同的和谐社会,巩固宪政民主,实现「多元中的一体」。

我们更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资产,也是积极的软性国力,政府除了应提供充份资源协助各族群保存和传承其独特的语言文化之外,应创造少数族群文化进入国民生活公共领域的机会,使其在交流互动中取得与现代世界同步成长的机会。我们有充份信心建构一个族群文化互为支持力量的族群共和社会,继完成民主化工程之后,再创族群和谐、多元文化的新典范!


-完-

贺卫方:复转军人进法院(附争鸣文章)

两年前,我应邀给某省法官培训班讲课,内容是中国与西方司法制度和司法观念的零星比较。讲课过程中,我表达了对我们国家在选任法官方面一种惯例的不理解:为什么长期以来总是理所当然地把每年从军队复员转业的许多人员安置到法院中?为什么不要求医院安置他们?

问题提得似乎有些突兀,也许听课的法官们压根儿就没有把它当成问题,也许在他们看来拿法院跟医院相类比本身便很不伦:这怎么能比呢!医生是人命关天的职业,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就给人把脉看病开处方,岂不是江湖骗子?更不消说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什么都不懂,乱割一气,真正是拿人命当儿戏!——我从听众的表情读出了这样的质疑。

于是,我开始论证法院和医院或法官跟医生之间的可比性。医生固然是人命关天,难道法官这种职业不是人命关天么?差异当然是有的,那就是医生是把将死的人往活里救,法官则经常是把个大活人往阎王那里送。但他们的职业都关乎人命却并无二致。我们古典社会便很注意防止处理案件的官员们"出入人罪",什么是出入人罪?正是指操生杀予夺权柄的官员们把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出生入死,上下其手。人头不比韭菜,割下可以重生,或《封神演义》里申公豹先生的那颗脑袋,砍掉还可以再安装;昏官或赃官错判死刑,冤死鬼一命呜呼之后,什么都完了。平反昭雪之类,不过是安慰安慰活人或后人而已。

法官要处理的事务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正如医生不是每人每天都在急救濒死的病人。巨额财产的归属,未成年人的监护,合同是否应当履行,文章是否构成了对被批评者的诽谤,夫妻还能不能继续住在一个屋檐下,祖传下来的房产能否保全而不被作为"钉子户"沦为推土机下的废墟……所有这些,虽然不直接关系人命,但是,它们对于相关当事人权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哦……两种职业的差异还可以指出一点——不过,这一点强调的却是法官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医生的行为通常只涉及个别病人,他的失误只会给特定病人及其家庭带来损害,然而,法官的失误却会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法院不只是纠纷的处理机关,也是宣示国家法律究竟由怎样的规则构成的机关,司法官员行为本身便是在表达着正义的风纪。司法机关的行为是否正当,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他们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评价,影响到一国社会风尚的趋向。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培根才断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行为比很多次其他不公正行为为患尤烈,因为后者污染的是水流,而前者败坏的却是水源。

说到这里,法官们似乎同意了法院与医院之间的可比性。但是,另一个问题并没有回答:是的,法院也很重要,甚至对社会有比医院更大的影响,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法官的选任必须像医生那样,先要受过专门的教育。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军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有用的训练。你怎么能论证法官公正的司法行为一定要跟法律教育不可分离呢?君不见报纸上表彰的法官里许多都是复转军人出身的么?

这实在是击中要害的质问。可不是么,我前些年曾对法院系统的一家专业报纸所刊登表彰法官的文章作过一番统计。在迄止1994年6月底出版的共114期报纸中,刊有表扬法官的通讯、特写等共72篇,其中明确提到主人公是复转军人的共18篇,占25%,表明主人公曾受过大学教育的只有5篇,占6.1%。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比例上的这种差异,用语上的区别更是泾渭分明。作者们明显地在向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军人的经历乃是这些优秀法官们得以成功的基础,而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他们的四年寒窗却连一个积极因素都算不上。

这是为什么?难道说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中国的司法职业就是离不开军人的气质和作风,现在的大学教育根本无从培育具有良好素质的司法职业群体,还是文章的作者(以及报纸的编者)受到长期流行的某种新闻话语结构的支配,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再现和强化着某种固有的意识形态?果真是复转军人更胜任司法工作的话,为什么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郑天翔等院长都曾奔走呼号,要求不能让法院再背这样的"包袱";一次次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都不断地强调对在职法官进行学历教育的重要性?与其把不合格的人员放进来之后再费尽气力进行学历教育方面的补课,何如一开始就把门槛垫高,只接受那些受过大学法律教育的优秀毕业生做法官?

我坦率地告诉听课的法官们,对于这个问题,自己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判断,并试图让大家各自谈谈内心的想法。出乎我意料的是,听众陷入了令人难堪的沉默之中。我甚至从个别法官的眼神中觉察出一丝敌意。见势不妙,我赶快收住话头,告诉他们我非常赞成妥善地安置复转军人,这不仅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位复转军人的儿子和另一位现役军人的哥哥(搬出家底是为说明我决无恶意),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保卫国家,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军旅生活,国家和社会有义务在他们离开军营之后有一个好职业。但是,我还是明确地表达了我的倾向:复转军人不应当成为法官,除非他们从前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并且符合法官任职的其他要求。

课程结束了,培训班负责人送我一份学员登记表。我发现,整个法官班学员中,复转军人出身的法官占了将近一半。

附争鸣文章:复转军人缘何不能进法院

曹瑞林

编者按:贺卫方先生《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在本版(1月2日)发表之后,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人民解放军(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复转军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阶段都作出过重大贡献,本报刊发该文时确有考虑欠妥之处。本期转载曹瑞林先生的文章,并表达我们的歉意。

读了贺卫方的《复转军人进法院》,笔者如鲠在喉,实有不吐不快之感。因为"贺文"不仅对军人的转业安置政策不很了解,而且对军人的才能与素质存有一定的偏见。

"贺文"开宗明义说了一个他很不理解的现象:"为什么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总是理所当然地把每年从军队复员转业的许多人员安置到法院中?为什么不要求医院安置他们?"

此话如果出自一个对新中国法制建设历史一无所知的人嘴里,我不感到蹊跷,而出自一位法学专家之口,我则大惑不解。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宣布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另行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机关。那时大批解放军官兵打败了蒋家王朝之后,脱下军装迅速转到政权建设上来,营长、连长当县法院院长、庭长的比比皆是。"文革"十年,"公检法"被砸烂。"文革"结束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以及党和政府的要求,大批转业干部被迅速充实到公检法机关,使这些政权部门很快得以恢复……在长达几十年的实践中,军队转业干部不仅为我国政法机关的建立、恢复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已经成为国家政法战线中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在我国政法机关建设已经比较完备的时候,否定他们为此做出的历史贡献,甚至把他们说成是法院的"包袱",令人心寒。

贺先生把"法院"与"医院"安置转业军人作比较,其实质是说转业军人的文化、业务素质不高,当然当不了医生(其实我军每年都有大批转业干部到地方医疗战线工作),所以,医院不好安置转业军人。而做法官仅靠军人的气质和作风也是不行的,他们同样也当不好法官,所以,法院队伍也不应吸收转业军人。然而,贺先生可能不了解,军队干部职业决定了他们不仅要具备国家干部的基本素质,而且还要具备军人特有的气质,成为具有独特优势的先进群体。1980年以后,全军实行经过院校培训、成长和提拔干部制度以来,我军干部队伍知识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并且,军队本身就有大批干部从事法官、检察官和保卫工作,具有胜任本职工作的业务素质,转业后为什么不能当法官?!以法律为例,自全军统一组织军人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每年上千名军队考生的成绩,及格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经过严格的法律专业训练的考生,转业到地方,为什么不可以当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转业和退伍军人十分关心和重视,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妥善安置复转军人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多次指出:军队转业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转业后,将会给地方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增添新的活力。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3月就指出:对军队减下来的干部"地方上也有可以容纳的行业。比如,与军队干部的特长比较接近的政法工作,就需要大批干部。现在,警察不够,警官更不够,法院院长、法官、律师、检察官、审判员都缺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官,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项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按道理,军队的干部应该比较合格。这方面军队可输送一大批干部。"与其他行业、部门相比,军人经历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加上他们刻苦学习,锐意进取,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实践,完全可以成长为一名称职的人民法官。这是被实践一再证明了的,就连贺先生也承认这一点。"贺文"中,曾以法院系统的一家专业报纸做过一番统计:"在截至1994年6月底出版的共114期报纸中,刊有表扬法官的通讯、特写等共72篇,其中明确提到主人公是复转军人的共18篇,占25%。"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此令人高兴赞叹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复转军人不仅在其他战线可以做出成绩,而且在法院系统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贺先生在文中也讲到军人为国家奉献了青春年华,国家理应安置好转业军人。但他同时又强调"复转军人不应当成为法官"。按照他的逻辑,银行的同志可以说转业军人缺乏金融知识,因此他们不应做银行职员;工商部门的同志可以说转业军人缺乏市场管理知识,因此他们不应做工商系统的业务员;公安、检察部门的同志可以说转业军人缺乏法律知识,因此他们既当不了警察又做了不检察官……如此一来,还有什么工作可供转业军人选择呢?

加强法制建设,不应该把转业军人拒之门外,而恰恰相反,要把他们继续作为一支生力军,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有计划地不断地充实到政法部门中去。当然,我这样讲,不等于说不管哪个转业军人都可以当个好法官,也不是说每个转业到政法部门的军人都干得很好。随着我国法制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对法官专业素质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不要说一些转业军人的素质不适应法官的要求,就是一些在职法官如果不注意学习、补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的新的法律知识,也难以胜任自己的职责。

如果说过去的转业军官,主要还是用他们对党对祖国的耿耿忠心和良好的基本素质,换取一个应得的工作岗位的话,不久的将来,他们还会加上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技能令社会刮目相看!

来源:《南方周末》1998.1.2


-完-

2010年11月19日星期五

张晓群:民主如何界定了政府与国民的分工合作关系

(在民主自由平等的背后--现代政治哲学解读 系列之6)

●张晓群(广州)

一、民主的定义性概念

在当今世界,"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正面社会价值理念,正如麦肯在《紧张世界中的民主》中所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治理论宣称自己是反民主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当今世界,当一个政治理论指责另一个政治理论时,经常说对方是"反民主""非民主"的,而总是会强调自己的民主性。这种对民主的世界性认同,标志着大家都同意:现代社会政治体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所有国民的福祉(Mckeon,1951)。

虽然大家都认同民主的价值,但"民主"这个词的含义又是很多的,所以可能虽然大家都主张民主,但实际上主张的是不同的东西。民主有一系列具体的含义。她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说,政府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政府就是为广大国民的利益服务;她意味着决策前要征询相关人们的意见,也就是民主决策;意味着政府行为要受到百姓的监督,也就是民主监督;意味着一位政府人员的就职要通过大家的投票确定,称为民主选举;意味着一件法律法规的制定要经过人民代表的同意,称作民主立法;意味着一件公共事务要通过有关各方协商进行,称为民主协商;自觉具有上述观念称为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张三李四两人都主张民主,但张三心中的民主是一位政治领导人在作决策时要征询民众的意见,而这位领导人是否是民众选出来的,则和是否民主无关;李四心中的民主是政治领导人必须由民众选出,至于在作决策时是否要征询民众的意见,则和是否民主无关。于是张三指责李四搞的不是民主,李四指责张三搞的才不是民主呢。其实,争夺对一个词的专利使用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词不过就是一个符号。张三李四两人为了结束上述无谓的争吵,可以相互同意:张三说的民主是"民主甲",李四说的"民主"是"民主乙"。这样他们俩以及听他俩争论的其他人就明白了:张三主张的是"民主甲",李四主张的是"民主乙",两人提倡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本研究系列要谈民主,也必须先说明本系列中对"民主"这个语言符号的定义是什么,这样大家才可以知道本系列中"民主"这个词的含义。其他人当然可以同意我们的定义,也可以不同意。也许可以把本系列中的民主称作"民主丙",以和其他对民主的定义区分开来。

我们用的是政治学家奥斯丁·莱内在《政治管理》一书中对民主的定义(Ranny, 1993)。

他在该书的第5章"民主和威权:原则及模式"中,对民主这个词的含义从几个角度做了阐释。他把民主看作一种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包括四个要素。

第一,最高政治权力在全体国民。所谓"最高政治权力",是指对于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政治管理,谁"最后说了算"。如果是由某一个人最后说了算,就被称作"专制政体"(dictatorship);如果是由某一小群人最后说了算,他们是最具政治权力的人,则被称作"寡头政体"(oligarchy)或者"贵族政体"(aristocracy)。如果由全体国民最后说了算,则被称作"民主政体"。注意,这里是"最后说了算"而不是"说了算",因为不可能在每一个社会政治事项上都由广大国民来讨论决策管理。一个人违反了交通规则,应该罚两百元还是四百元?一个地方要建一所公立小学,政府应该投资一百万还是一百五十万?专利的期限是定在五十年还是六十年?甚至美国要不要出兵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大事"都不是由全体美国人来讨论决策,而就是小布什及其同事、幕僚来定。所以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说了算"的,是那些政府人员,他们和国民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日常的具体的政治事项都由这些代理人去做,但最高政治权力属于全体国民。"最高政治权力属于全体国民"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程序的安排加以确立。全体国民决定什么方面的政治决策不交给政治代理人去做,而仍然要由全体国民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来执行,比如一个欧洲国家要不要加入欧盟;全体国民通过选举的方式决定谁来做政治管理的代理人;全体国民决定选出的代理人任期多长。所以,仅仅看"谁说了算",不一定能区分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贵族政体,因为它们三者的日常政治管理都是由政府人员来进行的;要区分三者,就必须看"谁最后说了算",而人民代表大会或者议会的选举及运作,就是对"全体国民最后说了算"的直接性制度保障。

第二,政府人员对国民的意愿意志负责。必须有一种程序或渠道使得政府人员能充分了解到国民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意愿,然后把这一意愿付诸实施;政府人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好恶去进行社会政治的决策管理工作,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会受到处罚乃至失去职位。这意味着是国民自己进行着社会政治的决策管理工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而不是由某个特定的人群(比如政府官员、军事首领、科学家、律师、企业家、大学教授)进行管理。所以判断一个政治体是否是民主的,关键就是看其社会政治的决策管理是出自谁的意愿和意志,而不是看其内容。假设甲政治体由百姓投票制定出一个政策:把某座山的树砍光全部当柴烧;几个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但因为最高权力掌握在国民手中,所以这个政策得以实行。乙政治体中政府官员和科学家不同意把那座山的树砍光,即使90%的国民都持强烈的相反意见也无济于事,那座山上的树得以保留。那么,甲政治体就是民主政体,乙政治体则是贵族政体。

第三,每个国民的政治权利平等。国民们在行使最高政治权力时,在投票选举或者立法时,一人一票,权利相等,而不管他们在金钱、社会地位、学问等方面有多大差距。

第四,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决策。虽然前面说民主就是由全体国民最后说了算,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或哪个法律是得到了所有国民的支持同意的,能获得80%的选票就已经相当难得了;如果坚持必须全体国民都赞同决策才有效,那么政治生活根本就无法进行。所以就某一政治决策事项而言,只能以在该事项上的多数人意见为准。当然这就可能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多数人暴政",这些我们在后面"民主如何界定国民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多数人暴政'在什么意义上才是真命题"等文中再作分析,这里只说明,虽然"多数原则"可能会带来一些弊端,但"多数原则"是最高合法性所在,这是民主政制的根本含义。

把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为最高原则,会有几种情况需要考虑。

其一,这一原则的有效运转需要一些条件配合,比如国民们都有政治言论的自由,都能去投票。但事实上会发生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的政治言论自由,或者设置各种障碍去阻碍少数人投票,比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的白人通过什么"文化测试"等方式阻碍黑人投票。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就可以把那种政治体称作"不完全民主政制"。这就像我们把人分为大人和小孩,但会把十七、八的人称作"不完全大人",认为他们只是部分具备、还没有完全具备"大人"的各种特性。

其二,有些人因为担心把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为最高原则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弊端,所以主张建立一个特定的最高机构,比如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般不出手,可一旦作出了和按多数原则产生的决议相反的决议,则以最高法院的决议为准。如果拥有这样效力的最高法院真的在某一社会体中出现,它的确有权否定按多数原则作出的决议,那么这个社会体就不再被称作或被看作是民主政制。这就像一个男人觉得做男人在一些地方没意思,就去医院做了变性手术,男性的性特征基本消失了,而具有了充分的女性性特征;这时"他"可能会自称自己是更有意思的男人,但别人已经不把他称作或看作男人,而是把"他"定义为女人了。

其三,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的决议,其合法性效力只具当时当代性。比如一个国家在1900年依照多数原则通过了一项法律,到十年后的1910年,很多国民都感到这项法律不合时宜,于是要求修改。这时有人说,该法律是依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立的,所以不能改;那么1910年时的那些国民是不会同意这一观点的,因为十年前的大多数不是今天的大多数,为什么我们要听十年前大多数国民的意见?十年前80%的国民都认为穿比基尼游泳伤风败俗所以立法禁止,今天80%的国民则认为比基尼发扬人性展现人体之美所以理当提倡,那么究竟听谁的?当然是1900年时的国民听1900年时的国民的,1910年时的国民听1900年时的国民的,这是人民自我管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这样做了,该政治体就被称作"民主的",否则,如果1910年时80%的国民真的必须听1900年时80%的国民的主张,该政治体就不被看作是民主的。

根据上述四个方面对民主政制情况的说明,我们可以把民主所处理的问题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与国民的关系,一个是国民之间的关系。本文只讲第一个。

二、在民主政制之下,政府是国民委托的政治代理人,一切行为从国民的政治意愿出发、为国民的政治利益服务

在民主政制之下,政府与国民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政府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促进国民的利益,满足国民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政府人员则由此获得来自国民的报酬、尊重和情感认同。国家的法律法规由全国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政府官员由人民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选举产生。正如我国宪法规定的:

第一章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一章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当我们去看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府,会发现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个方面满足了百姓的利益,和它们相比,民主政府只是做得最彻底。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完全是出自百姓的意愿而设立和运作的。所以皮特金在《代议制理念》中说(Pitkin,1967):在民主制下,不是政府控制了国民,而是国民控制了政府;国民通过政府采取满足共同利益的行动,而不是政府行为被动的接受者。这样的政制在政治学上也被称作"自我政治管理"(self-goverment)。民主政治要求有一种机制以使国民的意愿得以充分表达,而政府则必须对此作出正面回应;这种回应必须有一种持续稳定的制度机制给以保障。

而密尔则在《论代议制政府》中说(Mill,1975):最好的政府就是主权被全体国民掌握的政府,在最高权力的行使上,每个国民都有一个平等的声音。这种政府能带来最好的社会效应。这样说的理由在于以下基本事实:一个人只有在关于自己利益的事项上都能自己做主,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一个人要想获得更多物质财富,他只能依靠自己多劳动、而不能依靠他人;一个人要想抵御他人对自己利益的侵害,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不能依靠别人。

他分析当时的英国说:当权力为某一阶层垄断时,该阶层会较少地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较多地考虑自己阶层的利益;当时英国工人阶级没有选举权,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因而他们的工资一直被法律压低,英国国会也不重视工人们的利益。但密尔好像并没有怪罪当时英国的权力阶层,他说: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人的天性,没有几个人会单纯出于自己的慈善之心,就去克制自己的利益、促进别人的利益,工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斗争,才能得到自己的利益。

一旦国民们掌握了社会体公共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和监督权,他们就会感到自己当家做了主人。就好比一个十二口人的家庭,种什么作物?家里的存款是拿来盖新房呢、还是再承包一个鱼塘?如果是盖新房,新房如何设计?一个个房间如何分配?这些都不是老父亲一人说了算,而是大家说了算,这样,这十二个人对家庭的向心力、凝聚力就会很强。市场经济用"看不见的手"激发大家的生产积极性,民主政治则用看得见的社会决策机制来激励大家的建设热情。市场经济中的每一个合同,都同时提高合同双方的利益;民主政治中的每一项规则的制定,都同时提高尽可能多的成员的利益。市场经济下,每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交给别人,仅仅是因为这样可以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民主政治下,每个国民愿意把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果实交给政府,仅仅是因为这样可以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由于互利性把每个人的利益都正向结合了起来,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充分尊重,所以民主可以提高社会大众的建设性力量。正如艾尔斯特在《社会选择理论基础》中所说:民主激发每个国民的建设积极性,这是民主的最大功用。它使每个公民充满活力,发挥出各自身上的创造力和干劲。由此焕发出来的能量,国民们自己几千年都没有意识到,现在则令人惊讶地被发现了(Elster,1986)。密尔也认为:被专制政权压制的劳动者,工作起来是不会有热情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发现没有人强制他做什么,他只是出于他自身的愿望才去加入社会,而且该社会体有他一份平等的参与,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他的干劲就会完全不同了。相反,如果他被排除在权力系统之外,要在权力系统之外企求统治者的恩赐,那自然会产生对立情绪(Mill,1975)。

在一个互利性占主导的社会中,如果大家的劳动积极性都被激发了出来,比如某个县里一个种植苹果的农户生产积极性很高,种的苹果又多又好;则他自己可以收入增长,消费者可以吃到更加物美价廉的苹果,政府人员则能多得税收,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可以多得救济。唯一吃亏的人就是种苹果的竞争失败者,但在社会总体财富增长的大环境中,他的损失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其他途径弥补回来。

三、最高决策权归属和专业性自主性的矛盾

民主政制决定了国家政治的最高决策权归全体国民所有;但是,要使政府有效发挥自身功能,就必须让具有高度社会政治管理决策专业能力的人担任政府人员,给他们充分的自主权。这两者之间就有一种矛盾关系。

第一方面,最高决策权归全体国民所有是第一位的。在西方历史上,贵族制反对民主制的一个理据是:百姓是缺乏社会公共理性的,也缺乏共同行动的能力,因此,从百姓的利益着想,由贵族执政更有利于作出总体效果良好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这条铁路应不应该修?交通规章应如何定?对外关系如何处理?高收入者交多少税才合适?金融体系如何组织?这些事情都是很复杂的,交给普罗大众去决策,说不定会效果较差。对此,琼斯为民主提出了一种辩护,他在《政治平等和多数原则》中这样说(Jones,1983):如果百姓公共事务的决定权放在贵族手中,可能在专业性上会比民主制强一些,但会带来另一个弊端,那就是:贵族们会利用这种决定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当张三要把自己的某些事务交给李四打理时,比如要把自己的一个餐馆交给李四进行决策管理,张三除了要考虑李四的餐馆管理的能力强不强,还要考虑李四会不会把自己的利益倾向放进这个餐馆的决策管理中。张三可能是个书呆子,中了福利彩票得了三十万就去请李四打理餐馆。李四做餐馆管理已有二十年,能力很强,但如果张三真把管理决策大权全部交付李四,可能半年之内三十万就全部赔光。钱都进了李四及其亲戚的腰包。因此,张三为了自己的利益,第一要务是要把最高决策权及监督权抓在自己手里,请来的管理者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总是第二位的。琼斯说:由于贵族制下社会政治的决策权在贵族手中,所以即使贵族们公共管理决策的能力再强,对于百姓们效果也不是最好。百姓们的第一要务是把最高决策权和监督权抓在自己手里,然后再设法聘请能力强的专业政治人才来为大家的公共利益服务。

第二方面,政府人员必须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管理决策能力。现代社会是人口众多、结构复杂、千头万绪的社会。如果说古代雅典只有几万自由民,公共事务的运作相对简单;那么今天的现代国家动辄几百万人,乃至几千万、几亿、十几亿人民,而且物质文明和文化精神的发展程度也高得多,公共事务就变得极为复杂。要完成如此复杂的任务,一定需要一大批十分专业的人才,他们是政治家、行政官员、人民代表(或叫作议员)、法官、检察官,他们需要丰富的社会政治管理以及法律运作的专业知识,以及长期的实践经验。这是企业家、记者、银行家、生物学家、文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奥斯卡最佳导演获得者,等等,都无法替代的。如果把一个国家看作一个公司,那么,国民与政府的关系,就好比是这家公司的全体股东和经理层的关系。全体股东固然是公司的所有者,但他们对于如何管理好公司,令公司产生很好效益,是不太清楚的。他们必须请出管理决策能力很强的职业经理人,来对公司进行全面的决策和管理。

所以密尔认为:议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决定谁去作首相;同时拥有对他的弹劾权(Mill,1975)。当年美国水门事件后国会已经肯定要弹劾尼克松,所以尼克松看清结果已定,就先辞职了。但是,有了这种最终决定权以后,就要放手让官员们去做社会政治的管理决策工作。如果议员们要经常过问官员们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会导致行政效率降低,损坏专业化分工原则。因此,他们的职责是把握住大的方面,对那些事关社会大众的重大事项,进行把关和监督;对重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审议。而工业、农业、金融、福利、城市管理、教育、外交等等政策的制定,各种社会经济政治事项的管理,各种法律纠纷和法律事宜的判决和处理,都是由行政和司法部门去进行。

在社会分工的体系中,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组织和管理,是一个具有自身鲜明特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这方面,法律专业人士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讲究规范,反对激情和偏执,谨慎、沉着,对社会生活有着丰富的知识和洞见。在欧美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很多重要岗位都由法律专业人士担任,我国则在这方面较为欠缺。

第三方面,虽然全社会为了使政府能有效发挥其功能,必须给他们充分的自主权和相对独立性,但不能使政府脱离百姓的控制。

作为社会分工环节中的一环,行政和司法部门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他们拥有社会政治管理的权力。如果他们行使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得不到保证,就不利于他们有效发挥自己的社会职能;可是如果他们的相对独立性太大,则使他们有可能谋取特殊利益,有可能背离国民的意志和意愿,以至于一句著名的西方谚语说:代议制下的公民只在他们投票的那一天是自由的。

巴贝尔在《强民主:一个新时代的参与性政治》中分析了两种倾向(Barble,1984)。

一个叫做行政式民主,在这里,行政人员权力很大,政府权力集中而活跃,行政人员对立法也有很大影响,行政在整个政体中地位很高;他认为美国在1965年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政纲时期,就是行政权力太大,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公民权利的变小。

另一个叫做司法式民主,司法人员权力很大,司法人员地位很高,他们以宪法和各种法例为指引,干预、限制行政权力;他认为美国的最高法院有时就扮演了这一角色。这时,法院实际上在民意之外,引入了另一个最高理据,也就是自然法或宪法。1936年的美国就是这种情况。由于最高法院7个法官中有4个持传统资本主义的理念,倾向于保护资方的权益,十分不满当时罗斯福推行的新政,所以否定了一系列新政的法案。比如罗斯福1934年提出了铁路职工退休法,规定铁路公司必须为其雇员支付养老金,但最高法院判其违宪;格菲·斯奈德煤炭保护法旨在保障煤矿工人的劳动条件,规定了他们的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但最高法院判其违宪;纽约州颁布妇女与儿童最低工资法,但最高法院判其违宪。(林克,卡顿,1980)。最高法院的这些判决和民意的对立如此强烈,以至于几乎使当时的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瘫痪。罗斯福只有使出最后的底牌:改组最高法院。他于1937年2月提交了司法改革法,如果一旦被两院通过,就会生效,他就可以改组最高法院的人员组成。就在这时,最高法院开始改变立场,从而避免了一场司法危机。

巴贝尔说: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我们就看不到公民在决定、创造自己的生活,政治变得只是由政治家在做。当然,也许他说的有些过分,但他的顾虑是合理的。所以说,国民们必须在根本上掌握住国家的最高权力,使政府人员的工作完全指向国民的利益;为此,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主张议员的任期不能很长,只应两年,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减少议员贪污的机会,迫使议员勤奋地工作,及时去除无能议员。在这个前提下,则必须给政府人员足够的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以使他们能把工作做好。所以事实上议员们的任期都在四到五年,还有的更长;而且他们会连选连任,在美国,80%左右的议员会进行连选连任,其成功率平均有75%(Patterson,1997)。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和发挥议员们的专业性。如何把握好以上两者的平衡,是国民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

四、权力融合原则和三权分立原则

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分为三个方面:立法、行政和司法。民主国家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政治领导人的人选是根据人民的意愿产生的。这一点在制度安排上如何体现呢?

在我国,宪法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九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这样,就保证了立法机构是根据人民的意愿产生的,而且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我国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这样,就保证了国家行政机构是根据人民的意愿产生的。

我国宪法第六十二条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样,就保证了国家司法机关是根据人民的意愿产生的。

为了完全保证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领导人对国民负责,宪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我国这种政治制度所根据的原则,在政治学上称为"权力融合原则"(fusion of powers),以和美国实行的"权力分立原则"(separation of powers)区别开来。在当今的各个现代文明国家中,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权力融合原则",比如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等等。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的只有美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Ranney,1993)。所谓"三权分立"是指国民要进行两个选举,一个是选议员,一个是直接选总统。而实行"权力融合原则",国民就只做一个选举,那就是选人民代表(议员),由他们去代表人民去选国家行政首脑。

实行"权力融合原则",既保证了国家政治权力来自于国民,又保证了国家的三大权力协调一致,保证了国家政治运作的效率,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都奉行这一原则的原因。可为什么美国要别出心裁地搞什么"三权分立"呢?这和以麦迪逊为代表的美国政体的设计者们的一个担心有关。他们认为,国民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一定要有一个政府来进行统一的社会政治管理,无政府状态对谁都没有好处;但是,被赋予了强大政治权力的政府有可能侵害国民的利益,有可能不完全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有可能营私舞弊,有可能贪赃枉法。当然,国民可以通过四年或五年一度的选举来对政府人员进行监督和最终控制,但又如何进行日常的监督和控制呢?国民们平时都很忙,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自己的一大堆事情都忙不过来,哪有多少时间去经常性地监察自己选出来的政治代理人的工作呢?麦迪逊他们就想出了这个"三权分立"原则。

当然,"三权分立"和"权力融合"都是要保证国家权力来自国民的同意,正如美国独立宣言所说:"人人都有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那就是: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才被人们创造出来;政府的权力来自国民的同意。"虽然这两个原则在这一点上相同,却在具体安排上有所区别。前面我们把国民和政府的关系比作全体股东和职业经理层的关系。那么,"权力融合原则"是说:股东大会投票选出一个总经理,然后由他进行公司各项决策管理;"三权分立原则"是说:股东大会进行两个投票,选出一个特派员,负责公司大政方针和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再选出一个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管理决策。两个人分工不同,但权力是一样大的,而且都直接对股东大会负责。这样做的效果就是:由于两方都是由所有者直接委派的代理人,两方是平级的,所以可以互不买帐;他们就可能竞相向所有者邀功,互相监督指责。两方串通起来合伙蒙骗所有者,虽然有可能,但和只有一个总经理掌管决策管理大权相比,可能性小得多。

这就好比一个商场的老板,必须请人在收银台收钱,可是如果所有程序一个人做,就增加了这个人使出手段贪污货款的可能性。所以老板就再派一个人,把程序分给两个人做,一个负责开票,一个负责收钱。他们俩的权力是平级的,都直接对老板负责。当然,他们俩仍有可能串通,但可能性毕竟和原来相比小很多。这样,老板就要多麻烦一点,要请多一个人;国民也麻烦一点,选完了总统,过两年又要选议员;但为了上述效果,麻烦一点也就认了。

那是不是说:只有实行"权力分立原则",才能保证对政府的日常监督;否则,政府就会偏离轨道呢?当然不能这么说。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权力融合原则",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有制度安排的保障,有畅通的信息流动,各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都能在整体上按照人民的意愿运作。虽然难免会有少数官员或者某具体部门在某一时间偏离这一轨道,但这会得到纠正。也许"三权分立原则"会使这种纠正做得更快一点,但那也只是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不同。可同时,"三权分立原则"要在别的方面付出代价,那就是行政的统一协调性和效率。在美国,如果国会的多数党和总统属于同一个政党,那么政策的制定、国家大事的处理就顺畅一些;反之,如果两者分属不同政党,则会发生很多摩擦。总统可以否决国会提出的法案,但国会对总统有更大的制约权,国会也可以否决总统提出的立法草案(否决率超过50%),还可以停止给行政部门的拨款,否决总统对其他政府高官的提名,直至弹劾总统。有时双方会闹得像斗气一样,关系很僵。总之,这种分权固然加强了相互监督,但也降低了行政效率。

的确,我国的民主政制还不够健全,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还有很多不够民主的地方。但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是完全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政治理念是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意愿意志和利益的。我们要做的,是把宪法的民主精神,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法律法规、制度程序,落到实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实施宪政,强调法治,法治中最重要的就是依照宪法来进行社会政治决策和管理。我们要把我们的宪法作为总纲领,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进行政治文明的建设。

五、司法部门的权力来自于民意

下面我们专门谈谈司法。我国学术界有很多人认为:美国等国家的立法和行政首脑固然产生于民意,但它们的司法部门则是超越于民意的。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并不正确。

法官是由谁来任命的?法官的权力是谁给的?莱内在《政治管理》第十四章"司法程序"中介绍说:绝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的法官都是由行政首脑或司法部长指定,只要他们"行为良好",就可以一直任职;而要将他们免职,只有通过立法机关进行弹劾(Ranney,1993)。

我们看到,在任命时,由行政首脑任命,而行政首脑当然是民选产生的,所以说法官仍是对民意负责;这就像政府的各位部长都是由行政首脑选拔任命,但我们仍然认为这些部长都是对民意负责的;一间公司的各部门经理是由总经理任命的,但因为总经理是由股东大会选定的,所以我们仍然认为这些部门经理是对股东大会负责的。有人会说,虽然法官们是由民选的行政首脑任命的,可是一旦上任,就是终身任职,而不管选民对他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他始终有司法权,所以是超越于民意的。可是,民主国家都规定了对法官的弹劾程序,如果一个法官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罔顾民意,民意一定会向自己选出的代表(议员)施压,没有几个议员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当儿戏,拿选民的意见当玩笑,立法机关一定会启动弹劾程序,这位法官便会结束其司法生涯。这就好比,一间公司的技术部经理业务精湛,水平高超;那么他当然完全有可能终身任职;可是他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职位是谁给的,如果他开始对工作敷衍了事,总经理当然可以撤了他;即使总经理和他关系好,下不了手,但股东大会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如果总经理坚持不撤他,那就只有撤总经理。所以,从任命到整个任职过程,民意都对法官的任职有最高决定权。

所以政治哲学家埃尼在《民主和不信任》中说:有种观点认为,司法人员有权解释、确定若干基本价值,这是不正确的。代议制民主才拥有最高决定权,而不能认为被指定的法官比选出的议员更有政治权力。我们选出的议员才是我们所能信赖的最后的人(Ely,1980)。

美国的情况如何呢?佩特森在《美国的民主》第十七章"联邦司法系统"中介绍说(Patterson,1997),美国的联邦法官是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批准而产生。而各州法官的产生方法各自不同,50个州中只有6个是由州长指定的,其余的则由该州选民普选产生。选举方式有两种,一种和选总统的方式是一样的,有26个州这样运作;剩下的18个州则采取"密苏里方案"。做法是:先由该州的司法系统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由它提出一个名单,州长在这份名单中指定人选,比如指定了张三;张三在法官的岗位上工作一年后,由该州的选民投票决定他是否称职;如果选民们不认为他是称职的,他就下岗;如果他被选民们认为合格,则正式开始了他的州法官的职业生涯。但这不等于他就此高枕无忧、一劳永逸了,每隔6年会由选民投票决定他是否可以继续当;也就是说,每隔6年由该州选民投票决定是否"续聘"他。

在美国,超过95%的法律纠纷和法律案件(legal case)都是由各州法院审理判决的。州法官如行为端正,可以继续任职。只有五种情况可以使他们走下法官岗位:去世、自愿退休、被立法机构弹劾、在定期选举中没有再次当选、在"密苏里方案"中没有得到选民认可。在美国历史上,共有15位联邦法官遭到国会的弹劾而离职。

为什么法官可以终身任职?为什么大部分法官在其任职期间不必再接受选举的考验?这是因为统一民意的形成和表达是通过立法来进行的,因此议员们虽然也可以终身任职,但这要求他们必须在每次选举中获胜,这种定期选举保证和督促了议员们必须始终对民意负责。然后由这些人民的代表去监督法官们执行根据民意制定出来的法律,通过这种安排保证了法官对民意负责。有了这样的前提,就可以把重点集中在如何发挥法官的专业性上,让他们能终身任职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同样道理,在行政系统中,最高行政首脑是要经过选举产生,并且有任期限制;但到了中下级官员,就不必进行这些制度安排,所以在转行、调换工作十分频繁的美国,公务员队伍相形之下十分稳定,很多中下级官员在自己的岗位上也是终身任职;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充分发挥法律执行和行政管理的专业性、连贯性和效率。但我们千万不要看到他们终身任职,就说他们拥有超越于民意的权力。一个派出所所长也很有可能终身任职,但他的权力当然是人民给的,人民可以给他这个权力,也可以不给,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当我们说司法的独立性时,并不是说法官独立于民意,而是说法官的职权独立于行政领导人乃至立法机构,这种独立性使法官可以对行政和立法机构进行制衡。

这就好比股东大会选定了公司的总经理(相当于总统)、特派员(相当于议员)、监事(相当于法官),在这中间监事是通过总经理和特派员确定的。他们三方共同为全体股东工作,三者之间可能会产生意见分歧,有时甚至会导致出现僵局,但股东们觉得这是必要的。这既是为了防止某一种权力过大,又是为了看清究竟怎样做才合理。股东们虽然是公司的所有者,但他们对究竟怎样才能管理好公司并不很清楚,只听特派员和总经理的话可能还不够,还要听听监事的意见,听听三方之间的争论,这对于股东们看清如何对公司的大事进行决策是有好处的。当特派员和监事发生意见分歧时,特派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弹劾权将他炒掉;炒掉一个车间主任可能不必顾虑那么多,但对监事一定要慎重,因为监事是股东们的红人,是股东们十分看重的。特派员首要的选择是和监事争论,和监事沟通,必要时服从监事的意见。只有在监事明显不顾股东们的利益、股东们对监事十分不满时,才会弹劾监事,将其炒掉。

总之,本文说的是: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权力都是属于人民的,国民的利益是政治权力运作的根本指向,在这个宗旨之下进行一系列制度安排。政府和广大百姓的关系,和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和广大客户的关系,是相似的;这是一种自愿的分工合作的关系。政府人员为广大百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政治的管理,并以此取酬;农民则向政府人员及其他国民提供农产品,并以此取酬;电视机厂家则向政府人员及其他国民提供电视机,并以此取酬。虽然各自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同,但关系的性质相同。在这里,我们谈的是两个主体:政府和国民,谈的是他们俩的利益一致性。

可是,国民是一个利益统一体吗?国民意味着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有产群体和雇员群体、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异性恋群体和同性恋群体、沿海发达地区和西北不发达地区,意味着相互竞争的企业、相互竞争的商店、相互竞争的员工、相互竞争的高考生,他们之间既有利益的一致性、又有利益的矛盾性,因此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一个利益统一体,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要得到妥善处理,这就进入民主的另一个层面:如何界定国民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宪法及其配套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2.Austin Ranny, , Copyright (c) 1993,1990 by Prentice Hall,Inc. 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

3. Hanna Pitkin,, Copyright (c) 1967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4. John Stuart Mill, , from three Essays by Mill. Copyri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5. Jon Elster, , Copyright (c) 1986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Peter Jones, , from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Theory, D.Miller and L.Seidentop,eds. Copyright (c) 1983.

7. Benjamin Barber, , Copyright (c) 1984.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8.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零零年以来的美国史》,刘绪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9. Jean-Jacques Rousseau, ,Trans .G.D.H.Cole (New York, 1950).

10.Thomas E.Patterson, , McGraw-Hill, A Division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y ,1997.

11. Jone Hart Ely, , Copyright (c) 1980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张晓群电子邮箱:xiaoqun_zhang@hotmail.com

-完-

冯骥才:“新造城运动”一哄而起

冯骥才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造城运动"。神州城镇,不论大小,无一例外。地球上任何城市的改变,原本都是一种线性的渐变。除非经历了战争的浩劫。但战争迫使城市变化的规模总还有限。决不像中国当今的"新造城运动"这样的普遍、坚决、彻底,铺天盖地。因而,这是中国城市史、乃至世界城市史上空前而浩瀚的一次堪称奇迹的变革。中国城市人的生活因此全面的更新。

这场"新造城运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政府迫切翻新历久不变的城市面貌,更换老旧的功能设施,改善百姓落后而困窘的生存条件—这也正符合民众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应运而生的房地产业骤然崛起。于是"旧城改造"的口号响彻中国。由于当时人们尚无文化上的自觉,大规模的城改是在"破旧立新"的激情中进行的。文化人忧患又无奈的"建设性破坏"便伴随其间。应该说,这是"新造城运动"的初级阶段。它只是"改城",而非 "造城"。

第二阶段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城改工作由单一的改善百姓的居住问题,进化到对城市形象的重视。特别是全球化的迫近,促使人们的目光接触到城市自身的文化价值。人们开始懂得城市的特征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然,使人们产生这种文化的觉醒又离不开旅游业的兴盛。于是就有了创造城市形象的愿望。随之"改城"进入了"造城"。造城是全局性的,必须依靠规划完成。一旦进入规划,当代中国的"新造城运动"则迅速形成。而且城市之间争先恐后,一哄而起,有如汪洋恣肆的洪水,所向披靡。但是,由于人们对自己城市的历史精神和文化个性缺乏深入的了解与把握,伴随着这"新造城运动",便是新的一轮—"旅游性破坏"和"规划性破坏"的到来。这一轮更厉害。尤其是规划。规划是一种硬性规定,它带来的问题都是致命性的,而且已经非常刺目地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无个性

从北京到全国,从各地的大城市到小城镇,其历史人文特征都在迅速消失。在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社会生活主题的漫长岁月里,城市里的古典民居与历史街区都没有做过任何调查,这种背景实际上是一片文化的空白。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旧城改造"的大潮十分迅猛,根本谈不到对这些成片的破烂的老房子进行文化鉴定。只是想着除旧更新,痛痛快快一推了事。所以,城市的许多文化支点—无论是作为历史街区的文化板块,或者作为单体的古老建筑的历史象征,都已经失去了。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当人们想去表现自己城市的个性形象时,这些文化支点早都不存在。没有文化支点,城市的历史人文特征自然无迹可寻。这种惨痛的现代化教训只能"永垂青史"了。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新建设的街区与建筑。由于城市的管理者们至今还弄不清楚自己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征,新建的街区很难在地域的传统与文脉上保持延续性。尤其是大量的、高大的、无文化血型的建筑无序地涌入,城市形象变得愈来愈模糊不清。好似一盘乱棋,已然无从下手。

应该说,八十年代以来的"旧城改造"确实给城市居民解决了切身的困难。但在人文遗存上却是一场毁灭性的破坏,文化上的无知,在城市文化上留下永远的、无以补救的损失。从而,城市的文化特征落入了虚空,无所凭借,也失去依据。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无悔,有些地方仍在继续。

二、模仿

模仿是反个性的。它是造成城市无个性的重要原因。但它恰恰是当下"新造城运动"的一个流行的手段。

模仿的根由之一,是对现代的崇拜。现代的城市形象必然是那种—高速公路+立交桥+高楼大厦+霓虹灯+广告+广场,等等。于是就有了前几年红极一时的"让城市高起来、亮起来、洋起来"的口号。很多城市正是在这种幼稚可笑的口号中变成了相同的嘴脸。

模仿的本质,一方面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和缺乏自尊;一方面是创造力的匮乏。城市的想像力本来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谁也不可能在这种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快速的造城运动中,提供出源源不绝的创造力来。

为此,模仿成了惟一的出路。不仅模仿外来的,还相互模仿。最低级的模仿是抄袭。一忽儿各个城市都竞相建造广场,甚至县城和乡镇都要修建;广场上全都是那种低水准的雕塑、大大小小的喷泉和似是而非的"罗马柱";一忽儿又修绿地,以至由于缺水浇草,用绿漆喷染枯草;一忽儿又建电视高塔,你三百米,我四百米,争做中国第一乃至亚洲第一。

模仿的结果,是城市间的趋同。应该说,许多城市已经没有整体特征,只有零碎的、单体的、少得可怜的遗存。在全球化时代,无个性的制造等于自我的文化毁灭。

三、功能主义规划

规划是"新造城运动"中的关键,决定着城市的个性与形象,也主宰着城市的历史人文的命运。然而,当下的"造城"规划中,流行着一种可怕的功能主义的思维。将城市划成各类区域,如"政府办公区"、"生活居住区"、"商业购物区"、"文化娱乐区"、"历史风情保护区"、"体育中心",等等。

城市本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实体。各种功能有机地交叉着,协调着,互补和互动着。它是当地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历史而自然的呈现。硬性的区划不仅使城市生活变得机械、单一、死板和不便,同时破坏了生活丰富、自然、浓郁及其特有的气息。

城市不仅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它是历史的记忆,情感的载体,及其一方水土特定文化的执有者。如果仅仅是功能性地规划和再造,势必对其原有的历史人文构成破坏。因为规划一旦形成,就是强制性的。它一定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人文遗存视为多余,其厄运在所难免。

这种功能性规划中,还有一项各地都不能缺少,便是旅游。按照当今的城市管理者的概念,旅游不属于"区",而属于"线"。为了方便游客,便要将一些景点"路线化"。这一来,凡在旅游线上的历史人文便受到青睐,反之则被冷淡和丢弃。因此说,功能主义一定是功利性的。

由于这种功能主义规划的盛行,它必然从根本上和深层上决定着中国大陆城市走向雷同。

四、粗鄙

"新造城运动"是一场速成性的城市改造。由于城市管理者建功立业的心切,房产开发商们获利发财心急。各项工程都要速战速决,还要在各种节日里竣工剪彩献厚礼。再加上,造城的规划都很大,资金却常常捉襟见肘,这就决定了这些工程不可能精工细制,不可能是"百年精品",很容易陷入粗糙。

特别是一些仿古建筑。由于古物已毁,只好仿古重建。重建大多不是严格地遵循原先的尺度、结构、材料和方法。基本是用钢筋水泥制造的假古董,或可称作"古装建筑"。比如各地都在大造的"明清街",到底与这城市的历史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地域特点?有没有文化内涵?明清两朝总共六百年,各个时代风格迥异。但如今这些仿古的明清街却一如唐装,最多只是一个粗糙的古代符号罢了。将丰富而立体的历史生命变成空洞和概念化的历史模型,是当前城市仿古建筑的本质。 仿古不是对古物的尊重,而多半出于吸引游客的商业目的。假古董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制造的。对于城市,毫无文化价值。

在"新造城运动"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不是深化自己的人文历史,而是外化自己的文化内涵。外化是表面化,是直露和浅薄化。当然,更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把城市趣味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这可能是出于赚钱的想法,但庸俗是文化最大的杀手,可以毁掉一个城市的文化,乃至城市本身。

当今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这场"新造城运动",非同小可。这一巨大、急速而粗糙的人文改造将会给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带来负面作用。我想,未来中国很难再发生这种"造城运动"。我们的后人将生活在我们所创造的这种粗俗的城市环境中。

在这"新造城运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能否静下心来,审视全局,发现这一运动所出现的各种深切而致命的问题,以前瞻的、深入的文化思考去纠正当前这种急切和粗糙的行动,把造城运动所带来的文化损失降到最低点?

具体地说,当务之急是先要认定自己城市的文化个性。这个文化个性不是今天赋予它的,而是它独特的历史形成的。如果不深知自己的文化个性,鲁莽的破坏就一定会出现。紧跟着,就要保护好那些作为文化个性有形载体的历史遗存和历史环境。特别是那些成片的历史街区。倘若没有这些原生态的城市板块,历史生命便会断气。假古董没有历史年龄和人文内涵。至于新建筑应该考虑它的文化血型与地域传承。现代城市规划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文化规划"。规划只能保护和深化城市特有的人文形态,不能随意地肢解原有的人文整体。由此而言,从城市个性的认定到整体规划的制定,都急需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的参与。没有这些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美学和地方史学者以及艺术家们的真知灼见注入对未来城市的想象,当代的"新造城运动"在后人那里得到的很可能是一个相反的结论!

再有,就是城市的改造不能操之过急。世界上任何名城都是日积月累,不断滋养,修行百年千年,渐渐出落出来。哪有可能一年半年把城市变成一个"名牌"?如果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精雕细刻,那就交给后人,慢慢地做。不要由于建功心切,毁掉了历史积淀,也毁掉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然而,写到这里,我忽然想,我这些话对谁而言?对于那些大干快上的新造城者们,他们听得见—听得进去我这些意见么?

新造城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翻天覆地的人文变革。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运动",因为它太像一场革命运动了。它是一哄而起、不可阻挡的,它是"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它是强制性的,又是充满激情的。我们身在这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往往很难感受到它的负面,很难看到它在那些无形的精神文化的层面里所造成深刻的损害。那么,首先应该清醒地正视这一运动的是知识界,因为社会清明的大脑始终应该存在于知识界中。

冯骥才 男,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文革间饱受磨难,做过工人、业务推销员、教师等,心中有感而发,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为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百种,其中《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俗世奇人》等均获全国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种文字。

来源:凤凰周刊

日期:2005-8-11


-完-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战争-杰佛逊与的黎波里战争(1801-1805)

04年09月09日

■花俊雄

一、导论:星月争辉?

1800年11月9日,美国海军威廉·班布里奇(William Bainbridge)上校为舰长的「乔治·华盛顿号」抵达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这是美国的舰艇第一次出现在回教帝国的港口。当时人们对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还非常陌生,对美国国旗更是前所未见。但是苏丹谢里姆三世(Selim III)(1789年即位后,即设立改革委员会,进行包括法律及军事等多方面的革新)对美舰的到来却非常友善,他不仅准许「乔治·华盛顿号」进港,而且派使者送上一只羊表示和平,献上鲜花表示欢迎。当「乔治·华盛顿号」经过苏丹的皇宫时,谢里姆三世特别注意到美国国旗上的星星,这同奥斯曼帝国旗帜上的新月,简直是"天作之和"。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人民、法律、宗教、习俗和礼仪若合符节。但是,有谁会想到美国建国之后的第一场对外战争,却是针对伊斯兰世界发动的!又有谁会想到在19世纪和21世纪开始的第一年美国竟然都对伊斯兰世界发动了战争(1801年杰佛逊的的黎波里战争和2001年布什的阿富汗战争)。这到底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事有必然?

二、杰佛逊的炮舰政策:

美国海军和陆战队的诞生

美国独立革命前几年,每年平均约有100艘船运送约2万顿货物到地中海各港口进行贸易。地中海市场占美国小麦出口的六分之一,鱼干出口的四分之一。1783年,英国为了限制美国越来越强劲的竞争,禁止美国与西印度各岛屿进行贸易,美国商船不得不加强开辟新市场,因此,地中海市场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但是地中海贸易也非一帆风顺,名义上臣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北非海岸的柏柏里国家(Barbary States)包括阿尔及尔、突尼斯、摩洛哥、的黎波里(今利比亚)等伊斯兰教国家的帕夏(Pasha)无不纵容他们的海盗船在地中海从事海上劫掠。抢获的货物固然可以做一笔生意,掳来的人高阶层的可以勒索到丰厚的赎金,其余的也可以在奴隶市场上卖一个好价钱。帕夏和代(Dey,柏柏里国家授予干练的海盗头目的荣誉头衔)因为海上劫掠所累积的巨大财富,过着宫殿连云、姬妾成群的奢华生活。

北非伊斯兰国家的海盗自16世纪以来就控制着地中海的贸易航道。在独立革命以前,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北美13州的商船受皇家海军以及大英帝国与柏柏里国家的条约的保护。美国一旦独立之后,不仅这些保护跟着消失,英国为报复美国独立且经常怂恿柏柏里海盗抢劫美国商船,使美国农产品不得不雇佣英国船只运载,从而垄断地中海贸易。而所谓的与柏柏里国家的条约其实是规定向这些国家缴付不赀的年金,换得一纸海上通行证,上面说明发照的帕夏所属海盗船不得劫掠持证的商船,违者必遭严惩。当时的海上大国如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虽然认为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花钱消灾,至少不至于受到漫无限制的劫掠,况且这种办法变相地限制了付不起年金的国家的海上贸易,减少了竞争对象,也算是有失有得。

杰佛逊的整个公职生涯自始至终躲不开柏柏里海盗问题的困扰。1785年他出使巴黎时即认识到新政府面临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政策抉择:是随着欧洲各国立下的先例对柏柏里国家缴付年金,还是以武力对抗制止柏柏里海盗的劫掠。为此,杰佛逊与当时驻节伦敦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展开了详尽的辩论。亚当斯认为,地中海贸易损失及战争的代价远远超过所付的年金。亚当斯提出四大论点:1、和平是可以花钱买的;2、如果不支付年金,地中海就不可能有和平;3、如果欧洲各国不采取行动,将增加或降低和平的代价;4、拖延谈判将使得美国最终付出的代价更高。亚当斯的结论就是:美国最好尽快与柏柏里国家进行谈判并支付必要的年金,尽快恢复地中海的贸易,否则美国每年将损失100万美元。如果地中海贸易获得恢复,美国至少有200艘船只在地中海做生意,它们所载的货物至少值20万英镑,为此花钱买和平是划算的。亚当斯询问杰佛逊是否同意他的论点和结论。

其实,亚当斯是多此一问,他心知肚明,杰佛逊认为,支付年金只能买到不确定的和平,并使得海盗国家予取予求,贪得无厌。杰佛逊认为,西半球新世界不能追随欧洲旧世界,不能屈服于北非海盗国家。他认为,长期来讲,建立一支海军,以战致和,对北非海盗国家和欧洲展现美国的蓬勃朝气和力量,才能使新独立的国家获得北非海盗国家的畏惧和欧洲国家的尊敬。

杰佛逊在写给约翰·杰伊(John Jay)的信中指出,《古兰经》中允许穆斯林打劫、征服、奴役异教徒,胜利者可以分享战利品,包括奴隶;牺牲者可以上天堂。因此,他们在劫掠异教国家的商船时,勇猛无比,很少遭到顽强的抵抗。杰佛逊到巴黎之后第一步先对柏柏里海岸国家的海军力量进行详尽的调查。他发觉柏柏里海盗只能进行旋风式的劫掠,无法进行常规的持续海战。即使是最强大的阿尔及尔海盗舰队也只有十几艘三桅帆船和四艘桨帆船。杰佛逊估计,如果要与所有的柏柏里国家签订和约,支付年金及被掳者的赎金,最少需130万美元。杰佛逊根据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海军英雄,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提出的方案估计,建立一支共有150尊大炮的海军力量,约需45万英镑,每年维修费约4万5千英镑。杰佛逊认为,美国建立一支小规模的海军,巡逻地中海,保护美国商船,其所需花费比支付柏柏里国家的年金相差无几,甚至可能较便宜。因此,杰佛逊答复亚当斯说:"我承认,我很早就认定,通过战争的手段获得和平是最好的办法。"他同意亚当斯提出的前面三条论点,但认为第四条则不然。他指出,这要看其间被掳的人数多寡和贫富而定。如果被掳的人数多而且富,代价将提高,否则,将降低。杰佛逊认为通过海军进行作战,取得和平是最好办法,其理由有六:1、伸张正义;2、维护尊严;3、美国将获得欧洲的尊重,而赢得尊重将使美国的利益获得保障;4、这将使联邦拥有最有效的武装,从而使联邦更加巩固;5、最省钱;6、最有效。

亚当斯并不否认,如果能够说服南方各州,宾州及北方各州可能不会反对,这可能是开始建立海军的好机会。亚当斯也认为,一旦美国决定开战,美国必胜无疑,问题是如何使老百姓同意开战。在基督教世界奉行绥靖政策,让它们的水手屈服于穆斯林的淫威之下,对柏柏里国家开战是既英勇又光荣的。但现实是美国既无钱(当时美国的国债约8300万美元,而岁入却只有400-500万美元),也难获得人民支持打这场战争。华盛顿在1787年写给拉斐特(Lafayette)的信中将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表露无疑:"在我们既无钱买到他们的友谊又没有办法惩罚他们劫掠我们的人民和贸易的情况下,争论我们对付阿尔及尔人所能采取的最佳方式几乎是徒劳无益的。"他又说:"如果我们可以采取后一种手段,我当然会同意你和杰佛逊的看法。讨伐他们当然远比巴结这些野蛮人要有尊严得多。虽然我不了解海洋大国所奉行的政策,但向这些海盗进贡,无疑是最大的耻辱。其实,只要用一半的费用,就可以使这些土匪,从地球上消失。"约翰·杰伊也认为,只要举措得当,激发同仇敌忾的精神,不仅可以奠定海军的基础,而且有助于建立联邦体制,加强全国团结。

杰佛逊认为英、法、等国的强大海军如果联合起来,要摧毁柏柏里国家的海盗舰队,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但它们为了阻碍贸易竞争,舍此不为。杰佛逊也曾经尝试通过外交手段,联合欧洲各国如威尼斯、热那亚、斯堪的那维亚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甚至俄罗斯组成国际多边力量来遏制柏柏里海盗的劫掠,可惜尽管当时美国国土比英、法、意、西加在一起还大,但欧洲人很少人相信这麽大的土地可以合成一个国家,而不陷于分崩离析,况且当时美国确实也未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美国的国际地位不高,影响力也有限,杰佛逊的设想当然无法获得欧洲各国的严肃对待。至此,杰佛逊除了依靠自己建立海军力量以外,已别无选择。

1790年3月杰佛逊接任国务卿。同年12月杰佛逊促请华盛顿向国会提出咨文,其中指出,海盗船船长没有舰队作战的概念,每艘海盗船都单独行动,寻找他们劫掠的对象。一旦他们获悉有海军舰艇巡逻,他们就不会出港。冬天风浪大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出海。如果美国与欧洲各国联合起来,每年八个月期间,分区、分期巡逻海上,柏柏里海盗就无法得逞。杰佛逊坚持建立海军是顺利进行地中海贸易的最好选择。在杰佛逊的建议提出一个星期之内,地中海贸易委员会就向参议院报告说,委员会的成员一致认为,非有一支海军舰队无法保护美国在地中海的贸易。但是,委员会又加了一项重要的但书:"但采取这种措施,必须国家财政许可"。

自1784年以来陆续有美国商船和水手被柏柏里国家的海盗劫持。1792年被阿尔及尔所掳并沦为奴隶的美国水手向国会求救,亟言被奴役的悲惨情境,再次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国会中代表船商的北方各州的国会议员,尤其是新英格兰的国会议员,支持建立海军;而代表南方庄园主的国会议员则反对建立海军。他们力主"攘外必先安内",他们认为,对付印第安人持续存在的威胁,是政府的首要任务。美国无法同时承受建立陆军对付印第安人和建立海军讨伐柏柏里海盗的巨大财政负担。参议员威廉·麦克莱(William Maclay)甚至说,如果这个新生的国家,建立一支常备陆军和海军,再加上一群征税官员,那麽,人民只有告别自由!

有些国会议员认为,建立一支陆军还好办,不需要的时候可以解散;而海军则不然。船只一旦建造,就必须持续花钱维修、保养。还有些国会议员以英、法海军的庞大开支来证明美国承担不起这样的花费,况且建立海军之后,有可能与英、法发生海上军事冲突。有的国会议员建议,美国政府可以特许武装民船攻击柏柏里国家的商船。他们认为,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作法,是最省钱的好办法。只可惜柏柏里国家并没有什麽海上贸易。

自从商船屡遭劫掠之后,保险费已从3%剧涨到50%,因此,支持建立海军的国会议员认为,因海军提供保护而节省下来的保险费,可以充作海军的经费,而且,造船还可以为沿海的各州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

国会进行了四个月的辩论,最后达成妥协:如果就解决1793年阿尔及尔虏获11艘美国船只和100馀名水手的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即停止造船。1794年3月27日,华盛顿签署了《建立海军法案》(美国定此日为海军诞生日),拨款688,888美元(大吉大利的数字),作为建造三艘有44尊大炮的快速帆船(美国号,在宾州、费城建造;宪法号,在麻州、波士顿建造;总统号,在纽约州、纽约建造),三艘有36尊大炮的快速帆船(星座号,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建造;切萨比克号,在维吉尼亚州、诺福克建造;国会号,在新罕布什尔、朴茨茅斯建造)。

1794年11月19日,美国与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Jay Treaty)缓和了美英对抗,扩大了美国与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但由于此时法国正与英国交战,法国认为《杰伊条约》违反了1778年的法美通商条约,迁怒于美国。因此,在1798年至1800年期间,美国与法国处于不宣而战的海战状态,史称(对法国的)准战争(Quasi War with France)。新生的美国海军在与法国海军作战中,表现优异,几乎战无不胜。不仅经受了锻炼,而且建立了信心。海军在短期内迅速增长,拥有33艘舰艇,17艘海岸防卫巡逻船只,5000多名官兵。杰佛逊赞叹道:"我们国家船舷坚固的大舟,已经彻底试验过,就要让它兜着共和的风行驶"。

三、前进的黎波里海岸

1801年2月17日杰佛逊经过五天五夜,36轮的投票,终于以10票对4票,2票弃权击败艾伦·伯尔(Aaron Burr)(伯尔后因怀恨汉弥尔顿在此次总统选举及日后纽约州州长选举从中作梗,于1804年7月11日在新泽西州威豪根与汉弥尔顿决斗,枪杀了汉弥尔顿。今年适逢两人决斗200周年,双方子孙在原地重演,但相逢一笑泯恩仇),当选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到杰佛逊担任总统时,美国每年对柏柏里国家支付约200万美元的年金,几乎占政府岁入的五分之一。杰佛逊于3月4日就职,5日之后即迫不及待地召集内阁开会(因为在此之前,的黎波里帕夏优素福·卡拉曼里给美国发出最后通谍,如果美国不支付年金,他就要对美国宣战),讨论派遣舰队赴地中海的问题(当时民间已经喊出:"宁花百万建国防,不花一分缴年金"Millions for defense, not a penny for tribute)。在就职19日之后,杰佛逊总统决定派遣一支由快速帆船总统号、费城号、埃塞克斯号和单桅帆船企业号组成的监测舰队,在里查德·戴尔(Richard Dale)准将率领下,于1801年7月1日抵达直布罗陀海峡。戴尔获悉,的黎波里帕夏已经于5月14日以砍下美国驻的黎波里领事馆前的旗杆的方式,对美国宣战。戴尔的任务遂从巡航监测转为作战,舰队转进的黎波里。戴尔发现的黎波里港深沟高垒,易守难攻,遂下令封锁的黎波里港,并保护地中海上的美国商船。

1801年8月1日,美国海军首次与的黎波里海盗接战,企业号舰长安德鲁·斯特雷特(Andrew Sterret)率领部属击溃的黎波里海盗,使其80名水手损伤超过四分之三,而美国海军毫发无损。这一战显示,的黎波里海盗尽管凶猛,毕竟非美国正规海军的对手。当时海军服役为期一年,1802年4月,戴尔准将返回美国,并从海军辞职。1802年6月里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准将率领切萨比克号、星座号、宪法号、纽约号、亚当斯号等7艘快速帆船和单桅帆船企业号抵达直布罗陀。莫里斯的旗舰上载着他的妻子和儿女,可见他从头到尾就不想积极作战。1803年他被调回美国,杰佛逊总统愤而将其解职,并以军法调查其怠忽职守。

1803年6月爱德华·普雷布尔(Edward Preble)准将接任地中海舰队司令,率领当时美国最精良的7艘军舰进入地中海,他先与摩洛哥帕夏签订和约,进而封锁的黎波里,同时,对柏柏里的船队展开袭击。1803年10月31日,威廉·班布里奇上校率领的费城号在的黎波里港外企图拦截两艘海盗船时触礁,船只及舰上300馀名官兵同时被俘。费城号为1240顿的三桅快速帆船,船上装备28尊大炮,如果被用来反戈相向,必然对美国舰队造成重大威胁。费城号在被俘两天后,的黎波里海盗趁着涨潮,将其驶回港内。的黎波里港防御工事坚固,戒备森严,要想夺回费城号几无可能,唯一的选择就是把它摧毁。

这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由企业号舰长斯蒂芬·德凯特(Stephen Decatur)上尉承担。他率领了一支特遣队(事成之后,有人称其为美国现代海军陆战队的前身)搭乘最近劫持的一艘双桅纵帆船,并将之改名为无畏号,乔装为当地商船,在一名熟悉的黎波里港的西西里领航员引领下,于1804年2月16日月夜进入的黎波里港。他们宣称丢失大锚,请求紧系费城号停泊。当他们的伪装被发现时,德凯特一声令下,所有的官兵一跃而上费城号甲板,费城号守兵措手不及,寡不敌众,纷纷跳海逃亡。德凯特及其部属迅速纵火焚烧费城号,20几分钟后费城号沉没,德凯特及其部属除一人受伤外,全部在烈火冲天炮声隆隆的情况下,安然撤退。时任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大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海军名将霍拉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称赞此举是当代最英勇的行动。德凯特因战功被提升为上校舰长,并荣获国会颁赠军功佩剑一把。时年25岁的德凯特成为当时海军最年轻的上校舰长(1815年11月因在地中海反击阿尔及尔、突尼斯及的黎波里等地的海盗船的军事行动中屡建功勋,被擢升为海军署长。后在与人决斗中丧生)。

1804年8月,普雷布尔对的黎波里展开一系列的攻击,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普雷布尔试图与帕夏卡拉曼里展开谈判,并提出愿意支付4万至5万美元赎回费城号的300馀名水手,但卡拉曼里不为所动。9月4日,无畏号舰长里查德·萨默斯(Richard Sommers)率领12名志愿敢死队,装满了100桶火药,闯入的黎波里港,企图引爆焚毁的黎波里的海盗船队,但不幸被发觉中弹爆炸,船上人员无一幸存。

同年9月,塞缪尔·巴伦(Samuel Barron)准将取代普雷布尔,他仍然采取封锁的黎波里港的战略,并停止了攻击行动。既然海上战争久拖不决,师老兵疲,不得不另辟蹊径。1805年4月,美国驻突尼斯领事威廉·伊顿(William Eaton)和普雷斯利·奥巴农(Presley O'Bannon)上尉率领了一支由美国10名陆战队员以及由阿拉伯人、希腊人及柏柏里人组成的雇佣军,带领当时流亡埃及的优素福·卡拉曼里的哥哥哈迈特·卡拉曼里(Hamet Karamanli)自埃及西进,在美国炮舰巨人号、黄蜂号和鹦鹉螺号炮火掩护下,于4月27日攻占了的黎波里第二大城市德尔纳,第一次在海外树立起美国国旗,这项英勇行动不仅给迄今已经进行了整整4年的第一次柏柏里战争,带来了重要的胜利转机,同时谱写成美国陆战队军歌("To the Shores of Tripoli""前进的黎波里海岸"),永远载入美国史册。

此时,优素福·卡拉曼里不仅腹背受敌,而且深恐其兄哈迈特在美军支持下将他推翻,遂于1805年6月4日与美国签订了和约,美国支付了6万美元,所有的美国俘虏包括费城号的舰长班布里奇及其300馀名水手获得释放,从而结束了第一次柏柏里战争。班布里奇和德凯特等人的凯旋归来在马里兰乔治城受到盛大的欢迎,此情此景激发律师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以英国祝酒歌《献给天国里的阿那克里翁》(Anacreon in Heaven)(古希腊宫廷诗人,所作的诗多以歌颂醇酒和爱情为主题)为配曲,填写歌词,其中第三段赞颂美军:"在每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中,坚韧不拔,英勇奋战,直到敌人胆战心惊,落荒而逃。星条旗璀璨的光芒,使苍白的新月显得黯淡无光。每颗光芒四射的星星,闪耀着战争的荣光。缠着头巾的首脑在眩目的光芒前,俯首不敢仰视。勇士们的额头戴着由橄榄枝编织的桂冠,显得意气风发。"(歌词于1805年12月30日刊载于波士顿《独立年鉴》)基氏日后(1814年9月20日)以同曲填写《星条旗》诗篇,于1931年经国会正式通过定为国歌而传世。

四、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在整整四年的战争中,美军花费了将近700万美元,牺牲了35人,受伤64人。第一次柏柏里战争证明美国有能力从事远洋战争,美国军队能够团结一致以美国人而不是乔治亚人或纽约人共同作战。美国海军和陆战队成为美国战争机器的永久组成部分。战争的胜利,使美国人建立了自信,使杰佛逊总统重新评价军事力量在使美国成为世界大国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

然而,联邦党的《纽约晚邮》却认为,相对于杰佛逊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才使得的黎波里释放美国的俘虏,法国对付阿尔及尔只用了24小时,就迫使它释放了所有的法国俘虏,杰佛逊实在没有什麽值得沾沾自喜的,那些马屁精也没有必要大肆渲染杰佛逊的"功绩"。但是费城《曙光报》认为,联邦党的说法是吹毛求疵,美国俘虏能够获得释放,美国舰队能够凯旋归来事实证明杰佛逊没有过度使用武力是明智的、成功的。

当参议院审议美国与的黎波里签订的和约时,新罕布什尔州的联邦党参议员威廉·普卢默(William Plumer)对杰佛逊说,美国政府似乎更长于处理内政,而不善于处理国际事务。杰佛逊回答说:"你的意见完全正确。""我们的宪法是和平的建制,它的宗旨不是为了便于发动战争。"杰佛逊认为,战争是一种有限制的手段,并且必须受到文职政府的控制。他担心战争会导致过度使用权力,造成政府扩张及行政专制,所以,他没有引用战争权力(War Power).杰佛逊认为他以正义的精神为指导,发动的黎波里战争,其目标是争取自由,而不是征服。杰佛逊说:"我希望我们的智慧将随着我们的权力成长,并且将教导我们,我们越少使用我们的权力,我们的力量就会越大。"第一次柏柏里战争的海军英雄德凯特有句名言:"我们的祖国,希望在它与外国交往中总是正确的,但是不管它是正确或错误的,它仍然是我们的祖国!"这句话今日已经成为美国爱国主义的座右铭。在它的笼罩下,美国人的智慧是否随着美国的权力成长?美国人能否有智慧质疑政府在进行外交事务方面的判断?

第一次柏柏里战争一般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其事迹大约在一个世代以内,已经被民众所遗忘。直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才重新被人们提起,并且将它与布什的反恐战争相比。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任克林顿总统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在其2002年出版的《美国权力的悖论:为何世界唯一的超强不能单干》(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一书第145页中指出,19世纪的海盗就是21世纪的恐怖主义份子,当时有些国家纵容海盗和私掠船并从中获利或骚扰敌人。其行径就如同今日有些国家包庇恐怖主义份子所作所为一样。英国在19世纪成为海上霸权之后,开始镇压海盗,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畅通,保障国际贸易,使世界各国获益。今日美国的反恐斗争如果被视为单边行动或有偏见的行为,很可能会遭到失败。如果能够建立广泛的联盟,并使各国从镇压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获益,就很可能会成功。


-完-

伊朗核问题大事记(2002.8~2005.5)

伊朗核问题由来已久,美国一直指责伊朗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实施秘密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而伊朗始终否认有核武器发展计划,它的核计划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是为了自力更生确保核电站的核燃料供应。这次核风波是从2002年8月15日伊朗反对派组织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向媒体揭露伊朗正在秘密建造两座核设施而开始的,一直延续至今,现将这两年多来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大事记摘要如下:

2002年

8月15日,伊朗反对派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NCRI)向新闻媒体《纽约时报》揭露,伊朗正在纳坦兹和阿拉克秘密建造两座核设施。

12月12日,美国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ISIS)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伊朗正在秘密建造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的商用卫星图像。

2003年

2月9日,伊朗总统M·哈塔米在电视讲话中称,伊朗将开始开采亚兹德铀矿,并正在建造两座核设施,将开采出来的铀制造成核电站所需的燃料,此外还在开发一系列核设施,以便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为核发电计划服务。

2月1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R·鲍彻说,伊朗建立完整核燃料循环体系的计划表明,伊朗企图为发展核武器能力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

伊朗副总统兼伊朗原子能组织(AEOI)主席G·R·阿加扎德说:伊朗希望拥有核知识,但不想扩散核武器。并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巴拉迪访问伊朗,对美国政府指责的两个所谓"可疑核设施"进行核查。

2月21日,IAEA总干事巴拉迪率领两名专家对伊朗两座未申报核设施(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和阿拉克重水生产厂)进行视察。

2月22日,IAEA总干事巴拉迪结束对伊朗"访问"前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在对伊朗纳坦兹和阿拉克两处核设施的检查中没有看到任何"意料之外"的情况。根据他所看到的情况,他可以"证实"伊朗的核设施是"和平利用原子能"。

4月24日,在IAEA理事会会议上,美国大使K·布里尔正式要求IAEA总干事巴拉迪于6月16日前向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说明伊朗核计划是否为了和平利用核能。

4月3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2002年度全球恐怖主义报告,把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叙利亚和苏丹等7个国家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称,除伊拉克外,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最活跃"的国家。

5月6日,伊朗副总统兼AEOI主席G·R·阿加扎德在IAEA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伊朗的核计划仅为了和平目的,为了核发电,建造一些核燃料循环设施是为了自力更生生产核燃料。

6月6日,IAEA总干事巴拉迪向理事会提交了题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NPT保障监督协定执行情况》的报告(GOV/2003/40)。16日,理事会召开会议审议该报告。19日,理事会会议主席就伊朗核问题发表了《总结性声明》(GOV/OR.1072)。

《报告》指出:伊朗在报告进口核材料及其随后加工处理和使用、申报这些核材料的贮存设施和加工处理设施方面没有切实履行保障监督协定所规定的义务。

《声明》对伊朗过去多次未能按保障监督协定要求报告核材料、设施和活动表示关注,敦促伊朗立即纠正《报告》中确认的所有事件,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呼吁伊朗立即无条件签署并执行其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

6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说,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阻止伊朗制造核武器。

6月20日,美国负责军控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博尔顿说,美国当前的主要目标是在伊朗具有核打击能力之前阻止其实施核开发计划,而军事打击仍将是美国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手段之一。他强调,美国不能容忍伊朗从事核武器研发工作,美国将采取各种手段来防止伊朗研制核武器。

6月22日,伊朗副总统兼AEOI主席G·R·阿加扎德说:"我们从未说过我们不想签署附加议定书······,我们对附加议定书的看法是积极的","自然,我们将选择合作的方法,并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必须从附加议定书中删去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

6月23日,伊朗新闻署(IRNA)称,伊朗签署附加议定书的条件是西方国家取消向伊朗提供核技术的限制,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就是这种限制的例证。

8月26日,IAEA总干事巴拉迪向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关于自2003年6月以来伊朗核问题进展情况的报告(GOV/2003/63),供理事会审议。《报告》确认了伊朗另外一些未履行其保障监督协定所规定报告义务的事件和需要澄清的问题(特别是铀浓缩计划)及需要采取的纠正行动。

9月12日,IAEA理事会通过一项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决议(GOV/2003/69),要求伊朗:

加快合作和完全透明,以使IAEA能及早向各成员国提供所要求的担保——伊朗核计划是和平性质的。

保证在报告核材料、设施和活动方面不再发生不履行保障监督协定所规定的义务。

在总干事能向各成员国提供上述担保和适用附加议定书各项规定之前,暂停所有铀浓缩活动和后处理活动。

在2003年10月31日前,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确保IAEA能核实其履行保障监督协定的情况,澄清其核计划。

立即无条件签署并执行附加议定书。

9月25日,美国总统布什称,本周他已与各国领导人在纽约会谈中达成广泛共识,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并警告伊朗将面对全球性的谴责。

9月28日,以色列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警告说,如果国际社会不能阻止伊朗的核武器计划,那么以色列不得不考虑采取"单边行动"来阻止伊朗的核武器计划。

10月11日,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称,以色列军方和情报机构"摩萨德"用两个月时间制定了对伊朗六座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绝密行动计划,现已交给以色列空军有待实施。

10月16日,IAEA总干事巴拉迪在德黑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谈后透露,伊朗已经表示"准备签署"附加议定书,并愿意接受IAEA对其核设施进行更严格的、不事先通知的核查。

10月19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米德·礼萨·阿塞菲说,伊朗已邀请法、英、德外长访问伊朗,就伊朗核问题进行磋商。法、英、德数周前曾向伊朗建议,如果伊朗放弃铀浓缩计划并同意IAEA的核查条件,它们便可能同伊朗共享一些核技术。

伊朗同IAEA法律专家就签署附加议定书问题的正式谈判结束。伊朗驻IAEA代表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20日说,双方已达成"共识",目前是否签署附加议定书取决于伊朗领导人。

伊朗总统哈塔米表示,如果获准继续发展民用核能,伊朗政府可能放弃被西方国家怀疑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铀浓缩计划。不过,哈塔米说,伊朗并不打算无条件放弃铀浓缩计划,他说:"作为回报,我们希望我们拥有(民用)核技术的权利得到尊重"。

10月21日,伊朗副总统兼AEOI主席G·R·阿加扎德致信IAEA总干事巴拉迪,伊朗决定提交关于其核活动的全面情况,并将中止其铀浓缩计划和签署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

伊朗外交部长哈拉齐、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鲁哈尼等高级官员与来访的英、法、德外交部长举行数小时会谈后宣布,伊朗同意签署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完全公开其核计划,暂停铀浓缩活动和后处理活动,加强与IAEA的全面合作。

10月24日,伊朗政府在德黑兰机场将伊朗过去和目前开展核研究活动的全部文件移交给IAEA。

11月10日,IAEA总干事巴拉迪在提交理事会审议的报告(GOV/2003/75)中指出,伊朗过去"隐瞒了许多方面的核活动",违反了其应遵守保障监督协定的各项规定的义务;对伊朗自今年9月以来在澄清核计划问题上"积极合作和公开"的态度予以肯定,但同时认为"伊朗直到上月才终止了它的隐瞒政策,合作还很有限,信息的提供和反馈还很迟缓";IAEA还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证实伊朗所提供的关于其过去和现在核活动的资料是正确的和完整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伊朗以往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与核武器计划有关;鉴于伊朗过去作过隐瞒,还需要有一定时间IAEA才能作出伊朗核计划仅仅为了和平目的的结论。

11月10日,伊朗致信IAEA总干事巴拉迪,表示伊朗准备签署附加议定书,并决定从10日起暂停所有铀浓缩活动和后处理活动,特别是暂停纳坦兹的铀浓缩活动。

11月12日,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博尔顿说,IAEA关于伊朗核问题报告中所作出的没有证据表明伊朗有核武器计划的结论"无法令人信服"。

11月13日,IAEA发言人马克·格沃兹德基反驳美国对其关于伊朗核问题报告中所作出的没有证据表明伊朗有核武器计划的结论的指责,表示该机构仍坚持该结论的正确性。

11月20日,IAEA召开理事会会议,再次审议伊朗核问题。21日理事会决定,授权总干事巴拉迪同伊朗签署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

11月23日,以色列总理沙龙在就伊朗核问题召开的特别会议上表示,他将亲自负责以色列挫败伊朗核计划的行动,同时责成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外交部负责具体实施步骤。

11月26日,IAEA理事会通过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决议(GOV/2003/81),对伊朗过去未履行和违反其遵守保障协定各项规定的义务表示遗憾,同时,也对伊朗自10月份以来与IAEA的合作予以肯定。决议没有要求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决议还决定,今后一旦发现伊朗再出现严重不履行保障监督协定的事件时,理事会将立即召开会议,根据事态和总干事的建议,依照IAEA《规约》和伊朗保障监督协定,审议任IAEA处置的所有方案。

12月18日,伊朗与IAEA签署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从而为IAEA对伊朗核设施进行突击核查铺平了道路。

12月22日,伊朗国防部长沙姆哈尼说,如果以色列把对伊朗的威胁付诸行动,它将不会有任何安全。伊朗将坚决回击妄图危及伊朗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任何威胁。伊朗空军司令礼萨·帕尔迪斯也对以色列发出严重警告说,伊朗的武装力量具有强大战斗力,如果以色列敢于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将会造成以色列领导人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2004年

2月14日, 伊朗外交部长卡迈勒·哈拉齐说,伊朗有生产核燃料的潜在能力,并准备向国际买主出售燃料。

2月24日, IAEA总干事巴拉迪向理事会提交了一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NPT型保障监督协定执行情况》的报告(GOV/2004/11)。《报告》介绍了自去年11月以来对伊朗进行的核查活动、悬而未决的保障监督问题,要求伊朗继续同IAEA的合作,特别是迅速向IAEA提交详细的资料。

3月10日, 伊朗外长哈拉齐说,伊朗有合法权力浓缩铀,为正在建造的核电站提供燃料,我们停止铀浓缩是自愿的和暂时的,在我们同IAEA关系恢复正常后,我们肯定要恢复铀浓缩。同时,哈拉齐希望法、英、德三国在IAEA理事会会议上向美国施压,否则伊朗可能会中止同它们的合作。

IAEA总干事巴拉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伊朗违反了其保障监督义务,但现在它很好地同IAEA合作,希望继续合作,使我们能证实其核计划仅仅是为了和平目的。"

3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将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石油禁运措施(1995年3月15日宣布实施)延长一年,根据这项制裁,美国公民和企业不得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布什在命令中说,延长制裁是因为伊朗没有在"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破坏中东和平进程、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运载工具"等方面消除美国的疑虑。伊朗政府的行动和政策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和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

3月13日, IAEA理事会通过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决议(GOV/2004/21)。《决议》承认伊朗近来同IAEA"积极合作",不过,"合作还没有达到所要求的程度"。《决议》要求伊朗主动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是先进离心机计划、钋210实验、激光铀浓缩计划的性质和规模、两个设施低浓铀和高浓铀沾染等问题。

3月13日, IAEA理事会通过伊朗核问题的决议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哈桑·鲁哈尼召开新闻发表会表示,"13日,IAEA核查人员将要达到伊朗,但我们不会批准他们的核查行动,直到伊朗重新考虑好时间。这是伊朗对决议的一种抗议"。

3月14日,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将通过与IAEA、欧盟和俄罗斯的合作来解决伊朗核问题。鲍威尔同时指责伊朗"在对国际社会的义务和责任问题上搞欺骗",并警告说,"如果它朝着获取核武器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不会对此坐视不管"。

3月15日, IAEA总干事巴拉迪说,伊朗政府已收回"冻结令",同意IAEA核查人员27日重返德黑兰继续核查。

3月17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埃雷利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有关美国与伊朗直接对话以解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提议是不合适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IAEA。

4月4日, 伊朗郑重宣布,采取步骤与IAEA合作,重申不仅暂停铀浓缩计划,而且停止生产和组装有关部件。伊朗同意于5月底以前向IAEA提交关于未来核计划的报告,并要求IAEA于5月底以前完成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于6月理事会期间最终解决伊朗核问题。

4月6日, 伊朗副总统兼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G.R. 阿拉扎德表示,伊朗强烈希望IAEA在6月理事会上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5月6日, 美国众议院通过第398号决议,要求美国政府"使用适当的手段遏制、阻止和防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如果参议院通过类似决议,就意味着授权美国总统在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候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6月1日, IAEA总干事巴拉迪向理事会提交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NPT型保障监督协定执行情况》的报告(GOV/2004/34)。《报告》综述了2004年3月理事会会议以来IAEA为解决伊朗核问题所开展的核查、磋商与澄清活动,肯定4月初总干事巴拉迪访问伊朗期间商定的行动取得了良好进展,IAEA能够证实伊朗履行暂停铀浓缩活动和后处理活动的承诺,但伊朗三家私营公司仍然继续生产离心机部件,违反了"暂停"承诺。IAEA继续全面了解伊朗核计划,但发现仍存在一些问题悬而未决,特别是伊朗几个场所的低浓铀和高浓铀沾染问题,以及P-1和P-2型离心机的进口、生产和使用方面的情况。要求伊朗进一步提供补充信息,允许视察员随时进入有关场所继续核查,以尽早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6月18日, IAEA理事会通过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决议(GOV/2004/49)。《决议》指出,4月初总干事巴拉迪访问伊朗期间商定拟采取的行动都取得了良好进展,全面了解伊朗核计划方面也取得了良好进展。但自IAEA知道伊朗未申报的核计划至今已近两年,还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特别是关于伊朗浓缩计划的规模与性质,高浓铀沾染的来源,先进的P-2型离心机计划的性质和规模以及钋210和钚生产等问题。《决议》指责伊朗没有同IAEA进行"充分的、及时的和主动的"合作,并要求伊朗:(1)继续加强同IAEA的合作,2()毫不拖延地批准附加议定书,(3)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紧迫地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4)继续澄清P-2型离心机部件进口、激光浓缩试验等问题,(5)全面彻底履行其自愿暂停一切浓缩和后处理活动的承诺。

6月24日, 伊朗致函法、英、德三国,宣称它将恢复离心机组装和制造有关部件,6月27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H.R. 阿塞菲说,伊朗的这一决定是针对法、英、德三国政府没有履行2月协议中的承诺,即IAEA于 6月理事会结束对伊朗核问题的审议,

6月27日,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H.R. 阿塞菲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正式宣布将于29日恢复离心机的组装,已向IAEA和法、英、德三国通报了这一决定,但伊朗会继续遵守暂停铀浓缩的承诺,伊朗的核政策并没有改变。他说,欧洲三国没有履行去年10月进行斡旋时所作出的承诺,没能帮助伊朗在今年6月结束核查,因此伊朗也无须再遵守道义上的承诺。

9月7日,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媒体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伊朗在从事旨在制造核武器的核计划,因此,伊朗核问题应该尽快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鲍威尔还拒绝接受伊朗作出的暂停铀浓缩的承诺,称美国"更感兴趣的是伊朗停止生产有关能制造出核武器的材料"。

鲍威尔1日曾声称,美国政府断定伊朗已处在拥有足以制造出4枚核武器所需浓缩铀的边缘,美国将推动IAEA把伊朗核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并对伊朗实施制裁。

9月11日, 法、英、德三国在即将提交IAEA理事会审议的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决议草案中要求伊朗停止一切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在IAEA理事会11月再次举行会议之前,伊朗必须满足IAEA提出的与核查伊朗核计划有关的所有要求。决议草案对伊朗继续从事铀浓缩活动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如果伊朗继续违反承诺,理事会将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9月12日,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H.R. 阿塞菲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目前涉及伊朗核计划的问题大部分已得到解决,至于有限的几个遗留问题,伊朗相信最终都能解决,但就此规定时间限制,伊朗不能接受。H.R. 阿塞菲还表示,伊朗时刻准备向国际社会证明其核研究完全用于民用目的,但不会在开发民用核能的问题上再作出任何妥协,也决不接受限制发展民用核技术的任何条件。

9月14日,IAEA总干事巴拉迪在参加理事会闭门会议之前说,伊朗核计划是否完全用于和平目的,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秘密制造原子弹。

9月18日,IAEA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伊朗:(1)全面合作,以便IAEA研究其核计划,包括向IAEA视察员提供关于其核活动的文件,让视察员进入有关核场址视察;(2)暂停与铀浓缩计划有关的一切活动,包括离心机部件的制造与进口,离心机组装与试验,以及UF6生产;(3)批准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

10月4日,伊朗议会举行会议,草拟了一项法案,要求政府恢复铀浓缩活动,而不要管国际社会的反对。10月31日,伊朗议会一致批准了该法案。

10月18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鲁哈尼说,伊朗希望就暂停铀浓缩活动的期限进行谈判。但是他重申,伊朗拒绝完全放弃进行铀浓缩活动的权利。

10月29日,为了支持法、英、德与伊朗就后者铀浓缩计划进行的谈判,IAEA总干事巴拉迪承诺向伊朗的核电站提供核燃料,作为回报,伊朗要放弃铀浓缩活动。

11月6日,欧盟英、法、德三国和伊朗经过三轮谈判后,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初步协议,欧盟三国承认NPT所赋予伊朗的权利;伊朗重申:按照NPT第II条,现在和将来都不试图获取核武器;保证与IAEA全面合作并对IAEA完全透明;自愿在批准附加议定书之前将继续履行附加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决定在自愿的基础上继续暂停所有有关的铀浓缩和后处理活动,将把这些暂停活动通知IAEA,并邀请IAEA对"暂停"进行核实和监督;在"暂停"情况下,欧盟三国和伊朗同意开始谈判,就长期安排达成一项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议,以保证伊朗的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并确保核、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合作,以及在安全方面规定明确的义务。

11月4日,伊朗通知IAEA说,在未来与欧盟三国谈判伊朗核问题期间将暂停其一切铀浓缩活动,25日IAEA总干事巴拉迪告诉理事会说,伊朗已实施暂停。

11月15日,IAEA总干事巴拉迪提交了一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NPT型保障监督协定执行情况》的报告(GOV/2004/83)。《报告》指出:(1)过去20年里,伊朗为独立自主地掌握核燃料循环作了重大的努力。伊朗现在的核计划旨在建成完整的核燃料循环的前端,包括铀矿开采和水冶、铀转化、铀浓缩、燃料制造、轻水反应堆、重水生产、重水研究堆,以及相关的研究与发展设施。伊朗还进行了一些实验室规模的辐照燃料的后处理实验,并正在进行放射性废物处理、贮存和处置的研究与发展工作。(2)关于伊朗核燃料循环活动和实验的许多方面,特别是铀浓缩、铀转化和钚分离等,伊朗没有按照其保障监督协定规定的义务向本机构申报,伊朗的隐瞒政策一直持续到2003年10月,以致于在许多方面违反了保障监督协定的义务。(3)为确保伊朗没有未申报的铀浓缩活动,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有待研究,一是在伊朗一些场所发现的低浓铀和高浓铀沾染的来源,二是伊朗在进口、制造和使用P-1型及P-2型离心机方面取得的进展。(4)伊朗所有已申报的核材料都得到了监控,没有被转用于违禁活动,但是,本机构还不能得出结论认为伊朗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为尽快得出上述结论,伊朗在执行保障监督协定和附加议定书方面积极合作和完全透明是必不可少的。

11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对伊朗"加紧生产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感到担忧",并再三强调这一问题"很严重"。布什说,他"相信伊朗有发展核武器的野心"。

11月22日,伊朗政府宣布,根据伊朗与代表欧盟的英法德三国达成的协议,伊朗已如期于当天中止了与铀浓缩有关的一切活动。

11月25日,IAEA总干事巴拉迪对新闻界说,除20台离心机之外,伊朗已经中止了与铀浓缩有关的一切活动。伊朗表示将在不使用核材料(UF6)的情况下利用这些离心机进行研究。

11月30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首席核谈判代表鲁哈尼表示,伊朗不会无限期中止铀浓缩。中止铀浓缩活动只是伊朗在核问题会谈期间的暂停行为,持续的时间应有个合理的期限,应该是几个月,而不是几年。

12月27日,俄罗斯原子能局局长A·鲁梅因特塞夫说,俄罗斯可能于2005年开始向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提供核燃料。德黑兰已答应将与俄罗斯签订新的合同,包括价值100亿美元的七座核动力堆。

2005年

1月5日,伊朗同意IAEA视察员对帕尔钦军事基地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1月13日IAEA视察员抵达帕尔钦军事基地,并获准进入一个区域的五座建筑进行环境取样(带回欧洲检测)。美国政府一直怀疑伊朗利用帕尔钦军事基地研制引爆核弹所需的高能炸药,并进行核武器的秘密研发工作。

1月17日,美国总统布什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继续实施它正在被怀疑的核武器计划的话,他"不排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我希望我们可以用外交手段解决它,但我不会对其他选择置之不理"。

2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塞菲声称,布什2日在《国情咨文》中指责伊朗发展核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遏制民主进程是"毫无根据的"。

伊朗国家电视台指责布什试图假借推动民主的名义攫取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他们的所有口号都是为了控制这一地区和其他战略地区的石油资源",在中东地区核问题上布什政府采取双重标准,对以色列的核武库保持沉默。

2月7日,伊朗国防部长沙姆哈尼宣称,获取核武器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我们已签署了NPT条约和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尊重IAEA的保障监督。我们所有核场址都对IAEA视察员开放,战略上我们放弃核武装,我们希望中东没有核武装。"

2月9日,伊朗总统哈塔米在德黑兰对各国驻伊朗大使说:"我们保证不会制造核武器,因为我们反对核武器,也不认为核武器是权力之源,但我们不会放弃和平使用核技术。"哈塔米还强调,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活动,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只是为了表示"善意"。哈塔米还指出,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的不公平对待将导致"严重"后果。

美国中央司令部副司令兰斯·史密斯上将在五角大楼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军没有把伊朗作为一个重点目标来对待。他强调,美国还是希望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伊朗核问题。

2月13日,伊朗外交部长发言人阿塞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不会接受欧盟最近的提议,以放弃建造重水堆为代价,来换取欧盟援助的轻水堆。他说,鉴于伊朗在阿拉克重水堆方面已经投入大量资源,"那个(反应堆)项目将继续建设,我们将实现自己的目标"。

2月16日,伊朗情报部长阿·尤西尼说,美国一直利用间谍卫星和无人驾驶侦察机对伊朗核设施进行侦察。他告诉记者:"我们民众在伊朗领空看到的大多数闪光物体都是美国用来侦察伊朗核设施和军事设施的间谍装备……美国很久前就开始了对伊朗领空的间谍活动。这些活动不会向他们提供任何信息。"

伊朗第一副总统穆·礼·阿雷夫与来访的叙利亚总理穆·纳·奥特里举行会晤。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国领导人宣布叙伊将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应对挑战和威胁。对此,美白宫发言人斯·麦克莱伦立刻做出强烈反应,敦促伊朗和叙利亚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2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接受俄、法、德、比、斯(斯洛伐克)记者联合采访时说:"我听说了关于(美国计划进行)军事打击的谣言,那不是事实。听着,首先,你不能让一个总统保证"从不"。但是军事行动虽然不好,它从来都不是总统的首选。外交手段才是总统的?至少是我的第一选择。"布什表示,美国政府目前无意使用军事打击手段摧毁伊朗核设施,而是希望通过欧盟国家的外交斡旋促使伊朗主动放弃核武器计划。

2月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鲁哈尼后说,"我们将继续与伊朗在所有层面上进行合作,包括核能方面合作。"普京重申,他不相信德黑兰打算发展核武器。

德国总理施罗德告诉记者:他和美国总统布什一致认为伊朗必须放弃生产铀浓缩的任何权利,必须放弃闭合燃料循环的权利。

2月27日,伊朗和俄罗斯签订了一项协定,俄罗斯将为布什尔-1号动力堆提供核燃料,乏燃料棒将返还给俄罗斯。

3月1日,伊朗拒绝IAEA的请求,不同意IAEA对帕尔钦军事基地进行第二次访问。

3月3日,俄罗斯原子能局局长A·鲁梅因特塞夫向伊朗提交了一些科学文件,阐明伊朗发展自己的核燃料循环体系是不明智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3月5日,伊朗核谈判首席代表鲁哈尼宣布,如果把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伊朗将暂停实施其所有自愿建立信任措施,并重新制造核燃料。进一步的反应可能包括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3月6日,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在德黑兰举行的国际核技术会议闭幕式上证实,伊朗最初是在秘密之中进行核计划的。他说:"(伊朗)曾经存在过秘密行动。不过,这种秘密活动是为和平的核计划购买设备的必要条件。"他指出,伊朗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欧阻止伊朗获得高级的民用核技术。他说:"要不是被制裁,我们原本会光明正大地去做这一切事情。"

3月7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宣布,"美国政府十分支持欧盟的立场",现在核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拒不放弃铀浓缩,而欧盟坚持伊朗必须终止铀浓缩计划,以此作为伊朗不谋求核武器的"客观保证"。

3月11日,欧盟与伊朗第四轮核会谈在日内瓦结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会谈中,欧洲三国(英、法、德)要求伊朗放弃铀浓缩计划,作为其不研制核武器的"客观保证",在此前提下,伊朗将得到贸易、安全和技术方面的补偿。欧盟三国声称,如果伊朗继续中止一切铀浓缩活动,并与IAEA全面合作,那么,伊朗核问题就可以在IAEA范围内解决。否则,欧盟就将支持美国的想法,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

美国国务卿赖斯表示,如果伊朗同意冻结所有核活动,美国将同意伊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考虑解除对伊朗购买民用飞机零部件的禁令。

3月13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制订秘密计划,决定在国际社会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外交努力失败后,以军从空中和地面对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发起攻击。

针对这一报道,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这一周"节目采访时称,美国将遵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承诺。她说,"美国现在已经和欧洲的盟友一道推动(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我想欧洲三国得到强有力的外交支援","现在的确是伊朗完成他们应做之事的时候了。虽然,美国总统从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但我们确信此事可通过外交渠道解决。"

4月24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兼核问题谈判首席代表鲁哈尼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已经为核谈判提出了一系列作为"最后妥协方案"的建议,如果欧盟方面不同意这些建议,谈判将无法进行下去。据报道,伊朗在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在纳坦兹拥有一个小型铀浓缩基地,并恢复铀浓缩活动。伊朗同时强调,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试验计划",试验的离心机数量将在3000台以内;建议还提出,为了确保核计划的透明性,试验将置于IAEA的严格监控之下,该机构的专家有权在任何时候到有关现场进行突袭式检查。

4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以色列总统M·卡塞夫举行会谈。关于伊朗核问题,普京强调说:"我们正努力确保他们的核能力用于和平。"并说:"我同意,伊朗应降低关于建立核燃料循环的想法,并将其所有核计划置于国际监控之下",还强调说:"俄罗斯绝对反对伊朗获取核武器的任何企图。"

5月1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南部克尔曼省向集会群众发表讲话,严厉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伊朗的核计划,他说今年6月的总统选举不会改变伊朗加紧核活动的决心。哈梅内伊在伊朗核问题谈判上拥有最终发言权。

5月3日,伊朗核谈判高级代表侯赛因·穆萨维接见全球安全网记者时指出,伊朗在2004年11月同英、法、德三国在巴黎达成的协议中只同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伊朗不会让此暂停一直持续下去。他说:"在巴黎协议中,已申明是暂停而不是停止","我们同意暂停有四个条件:(1)自愿,(2)不是法定义务,(3)只是建立信任措施,(4)仅限于谈判期间,这意味着暂停并不是无限期的。"

5月7日,为打破目前欧盟与伊朗核谈判的僵局,伊朗向英、法、德三国提出四点新建议:(1)要求伊朗议会把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作为法律通过;(2)允许IAEA对伊朗所有核设施进行永久的、全天候的核查;(3)要求允许伊朗恢复一定的铀浓缩活动,为核设施提供燃料,IAEA可以监督所有这些活动;(4)要求欧盟与伊朗签署贸易协定,允许伊朗的更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同时伊朗将扩大与欧盟在一些地区问题上的合作。

伊朗外长哈拉齐在联合国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说,伊朗向欧盟提出四点建议是为了打破目前双方在核问题上的僵局,希望尽快得到欧盟方面的答复。他警告说,如果欧盟采取"拖延战术",伊朗将可能退出谈判。

5月1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米德·礼萨·阿塞菲说,"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只是很短一段时间,这将持续到与欧盟达成协议为止",伊朗永远不会放弃提取浓缩铀的权利。

5月15日,伊朗议会正式通过一项敦促政府重新启动铀浓缩活动的法案。该法案要求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在NPT的框架内和IAEA的监管下和平利用核能。

5月19日,伊朗核谈判小组发言人侯赛因·穆萨维安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伊朗寻求欧洲提供10座核反应堆之类的巨大"激励",以便打破核谈僵局,但伊朗不会被说服放弃铀浓缩计划。伊朗准备把暂停铀浓缩活动的6个月期限加以延长,他说:"我们愿意继续暂停铀浓缩2~3个月,或者几个月,以检验谈判是否会有任何结果。"

美国参议院外交常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专家们一致认为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方案能阻止伊朗制造核武器。首先是政权更迭方案:希望伊朗政权能够从内部发生变化。这种期望遭到了专家的驳斥。尽管伊朗人普遍对现政权感到不满,但是人们不希望发生流血革命,也不是非常反对现任领导人。其次是军事打击方案:炸毁伊朗的核设施,美国副总统切尼甚至表示,如果其他国家未能阻止伊朗的核计划,以色列"也许会决定率先采取行动"。但是,与1981年以色列轰炸伊拉克的钚反应堆时不同,伊朗的铀浓缩几乎是可以分散和掩蔽的。轰炸只会推迟但不会终结伊朗的核计划。尼克松中心的杰弗里·肯普对参议院外交常设委员会说,军事行动带来的实际效果就是"进一步坚定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决心。"在伊朗核问题上只有两个选择:冻结或者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

5月22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塞菲在德黑兰说,如果伊朗核问题被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伊朗将立即采取单边行动,伊朗核问题将出现欧盟无法控制的危机。

5月25日,伊朗与欧盟在日内瓦就伊朗核问题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闭门谈判。谈判结束后,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对记者说:"伊朗已经重新允诺不寻求研发核武器,继续冻结铀浓缩计划,直到与欧盟达成一项协议。"作为交换,欧盟表示,最迟将在8月向伊朗提出一个详细的方案,以最终就伊朗的核计划达成共识。

美国对此反应比较谨慎。白宫一方面表示支持欧盟的努力,一方面表示:"20年来,伊朗一直背着国际社会进行核活动,因此我们对这些活动表示疑虑。"同时美国表示,不反对伊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6日,世界贸易组织随即表示,同意启动伊朗入世谈判。

5月29日,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了一项要求政府发展核技术包括铀浓缩技术的法案,要求政府即使处于国际压力之下,也要坚持发展自己的核技术。


-完-

2010年11月10日星期三

南风窗:广电总局禁令不断 电视剧政治折射文化困境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05日10:43 南风窗

这两年,广电总局在人们的印象里似乎总是和"禁令"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不许说方言不见得能推进中国的普通话事业,不许拍婚外恋题材的电视未必能拯救那些质量不高的婚姻,不许在黄金时间播出境外影视剧也显然无助于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但类似的禁令仍然层出不穷。

在1990年代以前,是没有明确的主旋律影视作品这一口号的,整个80年代,是一种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但进入90年代,"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下,文化产业又被纳入意识形态的统辖之中,影视业首当其冲,全国上下大搞"五个一工程",在电影业内还成立一个"重大历史题材小组",小组的任务,就是专为主旋律影视剧的制造服务。

坦率说,电视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载体,自然不能规避其教化的现实功能。对当代中国而言,"主旋律"也从来就是一个政治术语,而与音乐无关。在那段"社会主义就是好"的日子里,主旋律不叫主旋律,直呼样板戏。然而,现在毕竟已经不是那个全体国民被训练用一个脑子思考问题和执行号令的年代了。毛姆说:为艺术而艺术,不会比为喝酒而喝酒更有意义。"为艺术而艺术"地谈一场"行政爱情",纵使满荧屏都是铿锵的主旋律,别忘了,遥控器可不在广电总局的手里,况且还有那么多不上星的地方频道呢。

然而,还是有不少的"主旋律"电视剧获得了颇高的收视率,这里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历史剧了。为了配合2000年前后整个社会开始弥漫的"和平崛起"和"盛世中国"的民族主义热情,集中发掘、再现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成为历史剧从业者非常自觉的文化策略。于是,勾践和夫差刚走,嘉靖与海瑞又到;才走了顺康雍乾,又来了太宗武帝;清宫剧才退烧,汉唐戏又升温。历史在这个传媒时代,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供需关系,赢得了可观的消费拥趸和经济收益。

当官方的意识形态需求和商人的金钱冲动各取所需、心照不宣地制造着文治武功、歌舞升平的气象时,观众已经不再是改良社会、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不过是可以计入"收视率"进行市场交易的消费群体。只是,当人们日复一日地以臣民心态死死地纠缠着帝王情结和强权暴力时,当诸多传统文化里最具封建腐臭、最泯灭人性光芒的弊端,依然被作为审美趣味青睐着、张扬着时,许多人念兹在兹的"崛起"和"复兴",也许正在和我们擦肩而过。

生产环境与市场空间

20世纪初至今,中国在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断遭遇各种形式的现代性危机,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改革开放后中国该往何处去的彷徨、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文化困惑等。这些现代性危机的催迫,使得中国电视剧从一开始就与其他文化形态一起被赋予了明确的现实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开播,1个多月以后,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的18年,中国大陆共播出电视剧约180多部 。可以说,电视剧几乎与中国电视一同诞生。当时,中国仅有一座电视台,电视覆盖面小,全国电视机拥有量一开始仅仅数百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数万台,除极少数政府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一般中国观众看不到电视节目,所以这些电视剧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

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大多是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宣传性演绎,具有明确的政治教育主题。如《一口菜饼子》通过剧中人物的倒叙,回忆了"旧中国"人们缺衣少食的不幸生活。这个故事是剧中的姐姐用来教育弟弟珍惜粮食的政治教材。显而易见,这部电视剧是为了配合当时"忆苦思甜"、"节约粮食"的宣传精神而制作的。

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如同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一样,起步不到10年的中国电视发展也陷入低谷,电视剧生产基本停顿。电视剧在这10年数量更少,而且都是直接的政治宣传品。由于电视还没有成为大众媒介,中国电视剧也没有成为大众文化。即便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电视剧也不能与当时中国的印刷、广播和电影等媒介的重要性相比。

1979年,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建议各地电视台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制作电视剧,并在国庆30周年时举行全国电视节目联播。于是,1980年全年电视剧生产达131集,是前一年电视剧产量的6倍以上。1983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剧产量再次大幅度提高,比上年增加100%。从这时起,电视剧开始成为中国最具大众性的视听叙事形式。

而电视广告的出现标志了商业力量开始影响一直被看作"党和人民喉舌"的电视运作之中,通俗娱乐电视剧的出现对中国的电视剧观念提出了挑战,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开始淡化,其消费意义开始被重视,通俗电视连续剧形式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的主导形式。电视剧的生产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企业、甚至来自于国外和港台地区,越来越多的非电视台机构制作电视剧,政府对电视剧生产的直接控制减小了。

从那时开始,多家媒介调查公司的调查都表明,电视剧是电视观众选择中仅仅居于新闻类节目之后的节目类型,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形式,电视剧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它远远不只是肥皂剧、情景喜剧,而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叙事渠道。

与此同时,政府对电视剧产业的干预也在加强: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例子,26集《加里森敢死队》播放到第13集便迫于压力中途停播。

从1986年6月1日开始,国家开始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任何机构只有获得制作许可证才能合法制作电视剧。

电视剧的生产还要经过审批。电视剧拍摄必须由具有电视剧拍摄许可证的单位将题材上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审批,获得批准以后的电视剧才具有合法身份。同时,所有电视剧的发行和播出必须通过当地宣传部门的审查。而且,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和一些省级以上电视台都有电视监播机构,可以监看已经播出的电视剧,发现政治问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来终止电视剧的播出。总之,政府通过电视剧的规划、生产、流通等整个传播环节来完成管理和控制,保证电视剧生产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

显然,电视剧的市场化、通俗化与政府的主旋律要求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冲突。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大量出现,应该说是电视文化冲突的一种必然结果。历史由于远离了当代中国各种敏感的现实冲突和权力矛盾,具有更丰富和更自由的叙事空间。在这一领域,国家、市场、知识分子、观众的需求得到了完美结合,大家都可以通过对历史进行"当代史"的演绎来获得当下的利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繁荣历史剧已经蔚为大观,这些年来拍出的历史剧可能有上千部之多,从三皇五帝,一直拍到满清的长辫子旗袍,从皇帝、国王、将军、大臣、商人、画家、诗人、作家一直拍到汉奸、叛徒、流氓、无赖、帮闲、赌棍、妓女等等,无所不包。在这些历史剧中,诸如国家至上、民族复兴、强国盛世、改革除弊、反腐倡廉、以民为本、重农兴农等关乎国运民生的主流政治观念都得到反复表现,构成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全方位隐喻。

历史剧最常受到诟病的就是史实方面的硬伤:《康熙王朝》里孝庄文太后口口声声说着自己死后的谥号:"我孝庄";《大明王朝》里严世藩事实上从来没有入过阁,裕王那时候谨小慎微,从来不敢干预国政,这里竟然成了一个政治派别的领袖。《新编花木兰》中,房间里居然挂着李白的诗《赠汪伦》,导演提前100多年把李白的诗挂到了隋朝人的房间里。妲己穿着带拉锁的连衣裙,卓文君的房间里挂着尼龙纱──给人的感觉,似乎拉锁和尼龙纱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大名著都是娱乐历史的名著,《水浒》和《三国演义》都是把历史演绎成了小说,不能算作信史;《红楼梦》仅仅是对时代背景的影射;而《西游记》虽然是神怪小说,但也嫁接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背景,并且玄奘本人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即便如此,这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崇高地位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对历史有意无意的娱乐化态度,有专业知识的人或许难以忍受,但对普罗大众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最让人担忧的是,现在的历史剧似乎正在走向另一条道路──为我所用,为了所谓的政治目的,可以随意改变、隐瞒历史,生拉硬拽一些故事来解说、篡改的态度,胡编乱造,黑白颠倒,美丑不分,随意演绎,几乎成了中国历史剧的一道风景。如此的历史观能造成什么样的民众心态,当然大家都是很明白的了。

《雍正王朝》把历史上一个残暴的皇帝写成民众的大救星,一个古代的暴君对读书人采取的灭绝性行动却得到当代编导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他们看来是支持那种"读书人是天下祸害根源"的说法的。《汉武大帝》一开场,就是司马迁在刘彻面前诚惶诚恐,高呼:"万岁圣明!明见万里!臣就是只小蚊子,鼠目寸光……"历史上有没有这一场见面已不可考了。碰巧的是,上世纪80年代,也拍过一部《汉武帝》的正剧,里面也用了这场见面作开场戏。可里面是刘彻对司马迁说:"你,是天下唯一一个不曾从精神上臣服于朕的人。但是,朕因此敬佩你!"为什么在上个世纪,是一个社会的权威向一个社会的良心表达敬意,到了新世纪,却让一个社会的良心匍匐在一个社会的权威面前叩头如捣蒜呢?

所以,问题不在于历史剧表现了传统政治,而是对传统政治不加掩饰的好感;不是表现了帝王权力,而是强化了大众对帝王权力的信任;不是表现了专制者的人性,而是以人性为幌子将罪恶一笔勾消;不是歌颂了清官,而是用个人道德遮蔽了体制的痼疾;不是批判了贪官,而是将惩处贪官的希望寄托于明君和贤臣;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为"瞒和骗":"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就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此一齐消失。

于是,在《汉武大帝》的末集,英雄一世的汉武帝已经年老昏聩,但还能喊出诸如"朕毕生所求就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这种主旋律式的口号。《武》剧片头插曲更是肉麻地吹捧武帝,"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把封建皇帝说得像革命先烈一样先进。《康熙王朝》的主题歌词是"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企望皇帝万寿无疆,《雍正王朝》的主旋律是"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何惧身后骂名滚滚来",把历史上一个残暴的皇帝写成民众的大救星。难怪有儿童看了歌颂好皇帝的某些清宫戏后就困惑不解地问爸爸:清朝皇帝那么好,干吗孙中山还要闹革命,把它推翻掉?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断言:所有"好皇帝电视剧",都不该成为一个走向现代化之国的"主旋律"——《贞观长歌》算不算"主旋律"? 一个好皇帝的"积极向上"与"价值取向"在哪里?

除了勤政爱民,那些"大帝"们的另一伟大之处就是文治武功:雍正让国库扭亏为盈,有了几千万的存银;康熙收复了台湾;汉武帝抗击了匈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有了GDP的增长,有了统一的实现,其他一切就都不重要了,暴君即便杀人如麻,那也是不得已:杀人,是为了不杀人啊!然而,史有明鉴,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2%,远远高于英帝国;1895年甲午战争时,中国GDP也要比日本多得多;20世纪以色列打赢了4次中东战争,但其GDP与整个中东阿拉伯国家相比相差也很悬殊。丹麦在14世纪末是一个横跨今天丹麦、挪威、冰岛、瑞典、芬兰的大帝国,到今天萎缩成为仅拥有日德兰半岛周边一隅之地的小国;但另一方面,丹麦人从烧杀抢掠的海盗成为世界上文化素质最高和福利最好的人群之一,几百年来,丹麦所失去的,是统治者的野心、欲望与虚荣,而得到的则是大多数国民的幸福和民主。那么,应该怎样评价丹麦的历史?从主旋律的角度,那毫无疑问是充满了屈辱和失败的历史,不堪回首。

与对皇帝的称颂相辅相成的,是对清官的呼唤:包公、海瑞、于成龙,不一而足。这样的忠臣贤士,为民做主,不计个人安危,对奸臣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因为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而大获全胜。更奇怪的是,银幕上的这些清官从不曾有过绯闻,也好像没有什么儿女情长。几年不回家、大义灭亲成了清官的必备情操,不如此仿佛不能烘托出清官的伟大,所以包公亲手杀了自己的侄子,海瑞为了照顾母亲的起居结婚后居然一直睡在母亲房中,一妻一妾均死因可疑。这大概是清官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标准太高了,一般人可望而不及,成本太大,不但有自己的性命安危,家人往往必须放弃自己的幸福甚至一起陪葬,如此才能成就一个人的几世清名。

无可否认,这些人身上凝聚着传统士大夫的不少优秀品格:清廉、正直、机智、侠义,但最终也跳不出"士为知己者死"的狭隘体认。这一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个人道德之长并不能弥补制度缺失之短。于是,罗宾汉会为爱人编织花环,华莱士会因为妻子的死奋起追求苏格兰的独立,但永远不要期待他们会和王权握手言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英雄对亲人总是冷酷无情,要求他们无条件地牺牲,在皇帝面前却永远磕头如捣蒜,这大概是另一种中国特色吧。

问题不仅仅是电视剧

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的文化体制如何能破冰?文化市场如何能翻身?中国的文化产品又如何能走向世界?这个道理每个人似乎都明白,电视剧的导演也每每以迫不得已为借口将制作水平差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然而,这似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为什么那些歌颂皇权、赞美暴力的电视剧往往能创下奇高的收视率?到底是希望别人为自己做主的臣民意识在支撑着那些帝王将相电视剧,还是这种电视剧造就了一大堆现代臣民?

不唯电视剧如此,其他的文艺形式也概莫能外:不知道世界上还能有多少电影比《满城尽带黄金甲》低俗?哪部电影比《英雄》更反动?但照样挡不住电影院前的滚滚人潮。你又能说什么呢?一种狭隘的民族历史视野,缺少普遍深刻的人类文化视野的观照,对于皇权的淫恋,对至尊权力的渴望,已经渗透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最深处,这已经不是取消审查或骂骂导演就能解决的。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市场多年萎靡不振,先后被"港台文化"和"韩国文化"乘虚而入。2006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提出中国存在"文化赤字"问题,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文化产品贸易则是严重的"入超"。中国自古以来是文明的传播者,现在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内容,中国文化正在失去它的影响力。

中国对世界有巨大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中国为跨国公司提供贸易机会、消费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国外对中国的关注和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大多都是在更了解中国的基础上从中国赚更多的钱,并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所致。冷战时期西方阵营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欧北美的民众都十分喜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同理,今天国外有许多人研究中国、学习中国、报道中国,不等于说中国文化已经对世界有巨大吸引力。

软实力不是免费午餐,不是形象工程,而是让人带着情感、带着景仰、带着忠诚和信赖来消费的真金白银。真正有效的软实力总是具有某种普世价值意义的,不仅仅只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是其它国家的人也能承认的。

所谓软实力,不是你想有就有,也不是你想做就能随便硬做出来的,而要首先看你自己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传统。因此,要谈中国的软实力,我们就得首先问自己,我们中国人有什么自家独有的东西?

答案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我们有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古典文明传统,第二,我们有现代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传统。但现在的问题是,近百年来我们不断地否定贬低甚至妖魔化自己的古典文明传统,现在,我们自己保卫传统文化尚且十分吃力,又怎么可能用这种资源不足、建设不够的"软实力"去影响他国、造福世界呢? 况且,《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另一方面,近年来人们开始反思社会主义传统,一些国家对某种模式化的社会主义还存在疑虑和惊惧。

那么,在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可能被普遍接受的精神遗产呢?对于几代人孜孜以求着大国崛起梦的中国而言,答案至关重要。(记者 赵灵敏)


-完-

潘知常:最后的晚餐——CCTV春节联欢晚会与新意识形态

潘知常 主编

目录

第一章 想象中国的狂欢盛宴:春节联欢晚会与国族想象

第二章 赵忠祥与倪萍:一种声音系统的权力实践

第三章 宋祖英:"东方茉莉"的表演政治

第四章 神圣时间的文化书写

第五章 从边缘走向秩序内的弱势群体神话

第六章 作为共同体的想象与分裂的小品表演

第七章 隐蔽的市场与暧昧的抵抗

附录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想象中国的狂欢盛宴:春节联欢晚会与国族想象

作为中国媒体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1]的创办,无疑既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所谓必然中的偶然,是说作为1983年改革开放的振奋态势、思想文化的活跃氛围以及思想解放的国人心理的凝聚,春晚得以应运诞生,然而,尽管因此导致了中国的媒介新闻、电视剧与娱乐节目这三大节目资源中的娱乐节目的历史性的革命,并且因此导致了综艺晚会节目形态的诞生,导致了综艺大观、正大综艺、曲艺杂谈以及国庆、五一、中秋、元旦等各种节日综艺晚会的诞生,但是作为一档联欢晚会节目本身,春晚的创办却毕竟只是必然中的偶然;而所谓偶然中的必然,则是说随着国家主流话语的全面介入,春晚又逐渐转而成为一种国家的神圣意志对于国民的身份咨唤,成为一场"想象中国"的狂欢盛宴,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家图腾,这最终导致了春晚的年年难办却又年年必办,导致了人人都知道春晚不看后悔但是看了会更后悔,但春晚却仍旧会在每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八点准时粉墨登场,简而言之,春晚已经与国家主流话语同在,已经从一档偶然的综艺节目摇身变为某种必然的国家晚会、某种国家主流话语的传媒镜像。

也因此,任何从美学的、艺术的角度对春晚的剖析都显然无法切中要害。事实上,春晚背后的国家主流话语的话语置换与修辞,才是真正引人瞩目的所在。其中,"春节"-"联欢"-"晚会"可以被视为解读春晚的能指的三个支点。作为一个被篡改的民俗符号,"春节"是春晚所提供的文化心理背景;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象征,"联欢"是春晚所喻示的意义指归;而"晚会"则是春晚所提供的表演平台,意味着一个虚拟想象的空间。显然,只有由此入手,春晚的庐山真面目才会真正大白于天下。

一 想象中国:新民俗话语与国家话语置换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而言异常特别,国际冷战状态的缓和以及国内改革开放的进行,使得文化领域重新焕发生机。央视春晚以其独特的文化意味迅速占据了文化中心领地,成为众所周知的"新民俗话语"的代表。

而在"新民俗话语"的背后,则是国家权力对于"春节"的话语置换。

1995年的春晚,陶金、谢津在演唱的《你想看什么》中道:

大红那个灯笼映红了天

今天我们中国人过大年

春联那个福字就红了一片

全世界炎黄子孙大团圆

说起咱们中国人过大年

全世界炎黄子孙大团圆

望不尽的黄皮肤像黄河的浪

数不尽的黑眼睛比繁星灿烂

盘古爷爷留下这个年节呀

黄帝老祖让咱把血脉连

吃了饺子大家都把电视看(没错)

电视台里人山人海大联欢(热闹)

这位姑娘别害羞您别躲镜头(上啊)

这位大爷京剧出场靠您把好喊(好)

领导来宾各族群众坐在一起

大家都盯着这台戏您说怎么演(难办)

大红那个灯笼映红了天

今天我们中国人过大年

不知道您此时此刻啥心情(高兴)

不知道您此时此刻啥心愿(找乐)

今天晚上演员全盼露露脸(火啦)

今天晚上记者全等发电传(捧着点)

今天晚上专家群众都是评论家(对)

今天晚上导演们像等着交答卷(别慌)

大红那个灯笼就映红了天

今天我们中国人过大年

今晚来的您是观众也是演员(怎么着)

该笑就笑该乐就乐情绪要饱满(好来)

邀您唱歌五音不全尽管唱(唱)

邀您参加节目您就大胆往前站(放心)

台前台后千百人忙活为的啥呀

为的大伙都高兴过个痛快年(痛快)

说好说坏点头摇头评头论足

咧嘴绷脸全曝光

荧屏内外舞台观众上下演员观众

四面八方大联欢

最后 我再请问各位朋友

您看什么节目排在最头前

拜年

这,就是春晚!

这首歌最富有意义的地方在于:直接表征了对于春晚的构想。春晚首先是"中国人"、"全世界炎黄子孙"的节日,它带有特别的种族关怀,"黑眼睛"、"黄皮肤"是其关怀对象。其次,它具有传统的历史渊源和纯净古老的精神体验。春晚带有强烈的民俗特征,例如"大红灯笼"、"福字"、"拜年"等等,同时在精神体验上带有节日狂欢的性质,在歌手和台下观众的强烈互动中,自"盘古"、"黄帝"之时就带入"血脉"的快乐幸福的古老体验转接到了现代人群之中;最后,它的组织方式是现代的,同现代大众传媒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春晚这个现代舞台将中国传统节日组织为导演、演员、观众、记者与专家群众等几种类别,成为一种与传统民俗有所不同的活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民俗的活动方式和特征。

春节之为春节,原本是一个传统的"民俗"。在中国的社会传统中,"民俗"又可称之为"民风"、"风俗"。民俗有别于文化传统,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传统"的文化,具有极大的间接性和跳跃性,它衍生于人类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又融合了生民对世俗美好生活的憧憬,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价值体系。尤其是在中国这方古老的土地上,"民俗"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民间信仰,直接僭取了类宗教的属性,承担了道德教化的功能。传统年俗,包括"春节",是一种"官-民"意义上的庆典,当百姓年复一年地重复春节这一民间仪式时,他们迷醉的不是节庆的形式,而是节庆形式所蕴涵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

虽然,中国的民俗是一种由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符号编织而成的世俗信仰文本,参杂着许多的杂音,如一个典型的民俗文本,往往由"神化了的人","自然的无常变化"[2],"意义的召唤"所构成。但是,民俗在国人心目中又自始至终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春节据说到汉代已经定型,历经唐宋元明清诸朝,一直传承到今天。节庆,总让人能从其物品的背后洞见其社会制度和一个群体的文化生活。从远古走到现代,春节,年复一年、代代相传,已经成为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对春晚的仪式性欣赏就根源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自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仪式化的集体无意识便开始在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心中流动。人们怀着仪式化的情绪忙着做过年的准备——打扫卫生、采办年货、杀猪宰羊,春节的一切仪式活动都超出了活动本身而承载着沉甸甸的心灵内涵——对祖先的祭奠、对灾祸的躲避、对幸福的期盼和对无限美好时光的憧憬等等。而春晚恰恰在这样的神圣时刻参与了人们的集体性仪式,它的召唤力正是来源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正是无意识的力量把华夏民族召唤到电视屏幕前,来体验全民的大联欢,而春晚也把人们带入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想象之中。

因此,作为一个新发明的传统,春晚的把人们带入共同体的想象,是因为这一节目形式有效地嵌入了古老的民俗传统之中,从而实现了对民俗符号和民众节日心理的挪用。德里达认为,神学化的戏剧就是被控制、被奴役的戏剧,其中,戏剧的主宰者或作者是不在场的,他通过对文本世界的组织,由表现者、导演或演员、被束缚的阐释者们的表现来代表它,而且,神学化的戏剧还对应于一个被动的、固定的公众,一个属于观众的、消费者的、欣赏者们的公众。[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俗就是一出神化的戏剧。

作为与"平常时间"彼此差异的"非常时间",春晚还占据了"神圣时间"的位置,这使得其本身具有了时间上的合法性。人们对于时间的体认具有主观性,对古人而言,如同神圣空间的存在一样,时间也是非均质的,存在神圣化的时间片段。春节,在国人那里,就是这样的一种"神圣时间",旧岁之末,新年之首,是结束也是开始,这种时间循环的关键点的心理意义被人们无限放大,变成一种类似圆形的时间形态,寄托着人们对时间流逝和肉体趋亡的恐惧,人们塑造了春节这个一经固定就不易更改的"神圣时间",并由此演化出了一系列风俗形式来固化这种心理意象和行动模式,最终使之成为一种社会仪式。在空间上,春晚为"中国"这个固定的空间找到了其与生俱来的合法性。这种空间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封闭体,同时也是具有自然血脉意义的种族封闭体,而"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正是其表征对象。一种本土的文化构造也得到了相应的固定,儒家伦理的家-国结构、亲-孝观念作为准宗教的核心教义,在春节这一民间仪式中被神圣化、象征化了。

春节在中国人的心里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不过,春节也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封闭的民间叙事文本,而是一个融合了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交锋的场域,尤其是权威意识形态进行话语置换的象征资源。在古代中国,"春节"就被借助于权威意识形态的话语置换,被篡改成一种"官-民"意义上的庆典,官方意志假借"自然"的名义,置换了民众的生活想象,通过这种置换,民众把对幸福生活的想象篡改为对"风调雨顺"的自然力量的膜拜,"天灾"遮蔽着"人祸",政治危机从而得以有效地缝合。

而在春晚中,春节的话语置换在国族想象的"实践"中再一次得以呈现。

首先,是"家"与"国"的话语置换。央视春晚对传统民俗做了重新调整,使其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它以东方特有的文化元素和内容书写了东方本土文化的高雅性和权威性,从而抵御和对抗西方文化象征。这既适应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同时也拾掇起了十年文革中所丧失的文化根基。并且,作为辞旧迎新的重要关口,春节给民众带来的不仅仅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而更多的是对个人、家庭的幸福生活的期盼与祈祷。本来,这一诉求基本可以归属于私人的情感空间。然而在春晚中,这一诉求却由"家"而"国",进入了一个公共的情感空间。通过一系列的变形和塑造,春节联欢晚会将春节作为了彰显政治仪式的新民俗,从而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想象"。

其次,是"交流"与"传播"的话语置换。传统的春节是人际交往的最佳时机,含情脉脉的情感交流酿造着浓浓的"过年情结"。但春晚却既割裂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人际交往,也割裂了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并潜移默化地把家庭割裂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人。犹如在电视时代,communication的意义不再与"沟通"、"交流"相关,而是与"传播"相关,春晚也不再是神圣节日,而成为"媒介节日"。在"媒介节日"中,春晚把春节"篡改"为对于一个个孤立个人的"意识形态格式化"的契机。沉醉其中,一个个孤立个人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被"意识形态格式化",甚至反而乐不思蜀,耽溺于接受"新仪式""启蒙"的愉悦而"三月不知肉味"。

最后,是"参与"与"旁观"的话语置换。在传统的春节中,每个人都是春节的主角,而现在却被"篡改"为旁观者。"在场"的社会成员成为"缺席"的社会成员。电视里的春节,只是国家的春节,而每个受众则事实上都是缺席的。他(她)只能跟随主持人的指引,在电视中感受虚拟的春节,沉醉于春晚所营造的现代狂欢之中,并"自由地"走向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想象"的认同。

因此,春晚所谓的"新民俗"实际上只是民俗的"戏剧化"和"媒介化"。电视的巨大传播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年三十除夕之夜这一封闭的时间段中公众的行为方式,在电视或春晚没有出现之前,我们的除夕记忆停留在包饺子、吃团圆饭、放鞭炮、拜年、守岁等古老的仪俗中,而电视深入千家万户的渗透属性在不知不觉中为大众的除夕夜展示了一种新的娱乐可能,坐在电视机前,我们仿佛坐在剧场里面,欣赏全国最知名的演员为我们演出的免费观看的戏剧。在年复一年的播出中,既诞生了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以及小品《产房门前》、《拍电影》、《送礼》、《相亲》、《主角与配角》、《难兄难弟》、《超生游击队》、《警察与小偷》、《打扑克》、《我想有个家》、《英雄母亲的一天》、《打工奇遇》、《卖拐》这样的经典作品,同时也吊起了观众的胃口,被观众认可并接受下来,央视春晚很快成为万人瞩目的"媒介事件",成为除夕之夜亿万民众的"视听大餐"(据央视对某年春晚的调查,收视率一度高达过97%)。

例如,春节旧民俗中的贴对联、放爆竹、吃年夜饭、压岁钱等形式既象征着"辞旧迎新的喜庆",又象征着体现天伦之乐的团圆,春晚通过电视化的手段对这些伦理想象进行了集中的体现。在荧屏外,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在家庭的团聚中欣赏春晚,其乐融融;而在荧屏内,春晚喧嚣和喜庆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爆竹的作用。传统民俗的内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黏合剂功能提供了空间,在普天同庆的时候,将全国人民、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黏合到一起同看一场"戏",同听一席话,同过一把"瘾",它给注重"四海一家"、"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找到了极为合适的载体。[4]

春晚就是借助"传统年俗"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利用现代传媒巨大的传播力量,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意识形态的话语置换。民俗仪式既具有驱除邪魔、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物质欲望,又具有加强亲情伦理的文化象征意义。因此,民俗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借助民间文化符号来确立和谐秩序的"共同想象",一方面,它继承和保持着传统的形式或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象征,另一方面,则不断选择和吸收新的时代元素,对自身进行修改和意义上的转换,以适应时代话语的需要。"传统年俗"的符号如"礼仪"、"风俗"、"饮食"、"春联"、"年画"、"祭祀"、"舞狮"、"耍龙"、"灯展"、"烟火"、"爆竹"、"游艺"、"庙会"所指代的"辟邪"、"祈福"、"教化"、"祭祖"、"娱乐"、"团圆",在现代汉语传媒的叙事策略中获取了"民族精神"、"中国传统"、"国泰民安"的崭新意义,"传统年俗"的神圣性、狂欢性、地域性、个体性、差异性,也逐渐在这种想象性的关系中获得了"普天同庆"的一致性。在将民众的原始共同情感(合家团圆、丰收、富裕、祥泰,等等)神圣化("家-国"团圆、国泰民安、民族凝聚力、国家的繁荣昌盛,等等)的过程中,春晚完成了"国、民、民族"三位一体的国族想象的召唤,将春节这一传统的民俗文化构建成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仪式。

由此我们看到,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春晚尽管无疑禀赋着被授权的行政合法性,事实上更为重要的却是来自春节自身的文化心理的合法性,加之人们对于文革中被剥夺了传统的文化心理的合法性的"革命化春节"的痛苦记忆以及对于轻松愉快的文化娱乐形式的向往,春晚也就理所当然地像吃饺子、放鞭炮一样成为"新民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年夜饭",成为"最后的晚餐"。然而,作为公共仪式,春节固然可以被国族想象蓄意加以"篡改"并对其中的意识形态符号予以肆意放大,公众固然也可以对这一"篡改"与"放大"丧失应有的警惕,从而陷入一种心理和文化上的盲从,通过沉浸其中、做梦的方式以达到某种隐秘或公开的满足,但是春晚的取代庙会、炮竹、春联而成为由官方一手操办的文化图腾,却毕竟也意味着它已经被国族想象所"买壳上市",春节之为春节也毕竟因此而失去了其原有的快感和意义,最终从民俗的狂欢走向了"伪民俗"的无趣。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春晚不满的呼声不绝于耳甚至甚嚣尘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二 "言说什么":国家取向对于民间取向的僭代

许多年以来,喜庆、欢乐、团结、祥和与开拓、奋进、昂扬、向上等等,一直是春晚的基调,对于春节这样一个特定的辞旧迎新的时刻来说,这固然无可非议。但是事实上,历届春晚都不仅仅如此,而是自始至终都贯穿了国族想象的主旋律。譬如,2001年的主题是"新世纪,新希望",2002年的主题则是"风景这边独好"(参见附表:1983-200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主题定位)。而在主题叙事之外,无论是形式上的歌曲、小品、相声、舞蹈、主持人的串联词,还是内容上的申奥成功、足球出线、中国入世、神五升空、抗洪抢险甚至包括家庭生活、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也自始至终都贯穿了国族想象的主旋律。作为一台除夕晚会,必然会承载着必要的叙事,但这种叙事更多的应该是民间话语,而春晚却承载了太多的主流话语的内容,而且是如此全面、深入、唯一、不堪重负,平日的"独乐乐"姑且不论,一年一次的"众乐乐"仍旧是自上而下的"联欢",无疑是极不妥当的。

一言以蔽之,"国家",只有"国家",才是春晚这一中华民族最盛大"联欢"的唯一主角。以"中国"为例,在春晚,以"中国"这个符号作为表达对象的歌曲每一年都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其中,1984年由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最为典型。

河山只在我梦里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胸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这首完全被国族想象所"招安"的民间歌曲,一旦进入了国家叙事的视野,就成为国家叙事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宣告了"国家"在春晚独一无二的核心地位。事实上,无论怎样赞美祖国,怎样深情表达游子的爱国心声,它都与"春节"毫无关系。而一首与春节毫无关系的歌曲如何能在春晚出现并引起轰动?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因为这首歌被唱的时间是除夕,被唱的地点是自上而下"联欢"的中心——中央电视台。这使得受众完全忽略了内容的毫无关系这一事实。于是,国家叙事通过春晚刻意营造的时间的一致性和空间的特殊性而达到特定的宣传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同时也开创了春晚关注海外中国人节目的先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表现海外游子乡情的春晚节目,以及节目间隙中的各国华人大拜年,一定程度上都是源于这首歌走红的灵感。本来,世界各国与除夕夜的中国都是有时差的,因此在一个虚拟的"天涯共此时"的时刻里,全世界华人在电视上相聚、团圆、歌颂祖国,如此蓄意虚构出来的统一时间和团圆气氛,呈现的正是春晚所蕴涵的无机形态,与其说是在表现春节万家团圆的传统主题,还不如说是国家主义叙事在春节这个特定时刻的极度渲染。于是,在此后的春晚中,我们看到,歌颂与春节毫无关系的祖国、党和改革开放这些充盈着国家叙事的歌舞作品和语言作品大行其道。而春晚主持人重复最多的一句台词也往往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在歌曲《我属于中国》直接将这种国族的想象嫁接到"港澳台"的身上:

我属于中国

田地、阎肃 词 王佑贵 曲 彭丽媛 唱

你说我是你遥远的星辰

从前的天空也有我的闪烁

你说我是你失收的种子

从前的大地也有我的花朵

你说你一直在倾听我流浪的脚步

你说你始终在注视我海边的渔火

你用永照人间的日月告诉我

你用奔腾不息的江河告诉我

我属于呀你我的中国

我属于呀你我的中国

你说你理解我的冷漠

长长的离散我才学会沉默

你说你懂得我的珍贵

百年的沧桑才有我那顽强的体魄

你说我漂泊是你屈辱的记忆

你说你思念是你品尝的苦果

你用千秋不老的的历史告诉我

你用每天升起的旗帜告诉我

我属于呀你我的中国

我属于呀你我的中国

——1996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彭丽媛所唱这首歌的对象很明显是当时同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但是,诉说的主体被巧妙的置换,想象的"他者"竟然成为了"我",而想象的"主体"却成为了"你"。在表达"我"、"你"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我"和"你"以一种倒置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如果不细心分辨的话,思维出现错乱也在自然。"我"是"遥远的星辰"、"失收的种子",是"流浪"、"漂泊"的,而"你"是"天空"、"大地",有着"永照人间的日月"、"奔腾不息的江河"、"千秋不老的的历史"、"每天升起的旗帜"。"你"是大写的主体,甚至是个造物者,而"我"是小写的他者,永远是被造的对象。"你"在永远的"倾听"、始终的"注视",它不以"我"的"屈辱"而耻辱、"冷漠"而不理睬,"你"以神一般的恩赐宽容"我"的所有过失和错误(虽然细想一下那些过失好像不能全部归罪与"我")。那个"你""我"还能是谁呢?"你"正是那"中国","我"毫无疑问就是"港澳台",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我属于呀你我的中国"。

这样,在国族想象的咨唤下,国家叙事借助春晚,最终完成了国家取向对于民间取向的僭代、集体话语对于个体话语的篡改,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期望也取代了传统的民众对于个人与家庭幸福生活的期望。

具体来说,春晚的国家叙事在讲到国家形象之时,言说的是民族主义的话语,而在讲到个体生活之时,言说的则是民生主义的话语。

就前者而言,毫无疑问,春晚正是展示民族主义话语及其仪式的宏大舞台。国家代表着具有体制性、外在性意义的实体,而民族(或祖国)则代表了具有文化性、可亲近性意义的载体。因此国家叙事在讲到国家形象之时往往以民族主义作为雅颂神台。在这方面,春晚从不掩饰对古老灿烂的文明古国的自豪与骄傲,并最终落实到对中华民族的赞美。2002年春晚祖海演唱的《我家在中国》就是如此。而为这些歌曲所准备的身着五十六个民族服装的盛大伴舞场面所衬托出的正是五十六个民族在大家庭中和睦共处的意象。它体现着民族主义的内容——家和万事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等。在此,各种具有中国的家、族伦理观念的物件(中国元素)也被构筑到一个紧密细致的国家象征体系之中,与个人体验密切联系,并主导着每个参与其中的国人的想象力。《醉鼓》、《中国风》、《舞扇》等舞蹈、《我的祖国》(郭兰英演唱)、《中华民谣》(孙浩、陈红演唱)、《乡风乡韵》(曲比阿乌等演唱)等歌曲以及一些语言类节目如传统相声的本身形式也会使人联想到所谓的"中国味儿"、"浓浓的年味儿"、"春节味儿",并因而赋予了我们追溯民族历史、追求民族未来的想象空间以及身份认同。

更为直接的办法是设置在中华民族之外的"他者"世界——与中华民族既相联系又相对立的想象实体。在春晚的国家叙事中,香港、澳门和台湾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状况,代表了飘零于世界之中的流浪者和无人照料的孤儿,亚非拉国家的人民是我们的坚定盟友,意味着等待我们去救助的对象,西方世界的人民大众(如加拿大人大山)则对中国文化的崇仰到了几近痴迷的地步。显然,民族主义的话语意味着少数民族与异国民族之间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意味着少数民族与异国民族都并非一个认知的完全主体,而只是春晚的国家叙事中的顺从客体。这使得我们自欺欺人地进入到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去进行思考,尽管这已是一种不无狭隘、十分偏激的思考。

就后者而言,春晚则是展示民生主义话语及其仪式的梦幻舞台。"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好日子"之类的节目充斥于每年的春晚,无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甚至已经毋庸再去置辞。2002年晚会上的一曲《知足常乐》,则把百姓的满意心态和盘托出。春晚的国家叙事显然完全无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众多利益受损群体。整场晚会充斥着欢笑和喜悦,可是弱势群体却完全失声。在这个意义上,春晚对中国最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情感诉求的掩盖与无视,应该说已经到了不必掩耳盗铃的地步。

更不容忽视的是,国家叙事也并非完全正确,它还存在着自身的尴尬。

必须看到,国家意识形态尽管在取代党—国意识形态上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却毕竟并非成熟的现代意识形态。由于缺乏西方的宗教背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难免为国家而国家,存在着难言的尴尬。例如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提倡,就都是如此。像爱国主义,它的价值,其实就在于它不仅爱自己祖国的一切真、善、美,而且爱一切的真、善、美,以及与之相连的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而要实现这一切,无疑绝不是把"国家(祖国)"放在神龛中崇拜就可以达到的。把"国家(祖国)"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导致的必然是一种扩大了的利己主义──爱国的利己主义,也就是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也是如此,在春晚的演出中,民族主义叙事也难免为民族而民族的利己与狭隘。比如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给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本应是民族主义的表现题材,却暗中被偷换为对党、对国家的礼赞。这说明,春晚中表现的民族主义并非真正的民族主义,而是由国家主义支配着的民族想象和民族身份认同,而认同的逻辑是,有国家,才有民族。国家先于民族,这就是春晚所要达成的国家叙事。

民生主义话语,意味着以"百姓"对于"人民"和"大众"的解构。确实,"国家"对于作为他者的"阶级"的消解,意味着"百姓"的从此不再具备"人民"和"大众"的身份。这样,国家叙事就必然在将个人解放的同时又将个人直接组织到国家之中。也因此,"百姓"自身的生活忧患就必须得到关照,而且也只有自身的生活忧患必须得到关照[5]。然而,这当中也同样存在着内在的尴尬。

在《今非昔比》中透露了这种尴尬:

■相声《今非昔比》(片段)

表演者:王敏(甲)陈寒柏(乙)

甲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乙 :给你们拜年了,父老乡亲们,过年好哇!

甲 :等会儿,我们在演出啦,你怎么上来就喊啊?

乙 :你不认得我啦?

甲 :你是?

乙 :我是你老舅啊。

甲 :我是你二叔!

乙 :你占我便宜。

甲 :我可先吃的亏。

乙 :怎么忘了,当年你下乡住俺家里,俺家里年年吃救济,人人吃救济,你给起的外号"老救"啊。

甲 :啊!你是靠山屯的那个"陈老救"。

乙 :你怎么能不认得我了呢?

甲 :不是,平时来的时候腰里系根电线,今天借那么一套衣服,我都不敢认了,你瞧——

乙 :这不过年了嘛,我给你送点东西。

甲 :哎,打住!送东西,上回送我四个老玉米,扛走我一袋白面。

乙 :这回不送你老玉米了。

甲 :送我什么?

乙 :送你个笔记本。

甲 :就是笔记本,哎,别别,先跟我回家

乙 :干什么?

甲 :我爱人把衣服准备好了,带回去,给孩子们穿。

乙 :又给你添麻烦了。

甲 :咱俩你还客气什么呀。

乙 :不带。

甲 :怎么不带了?

乙 :我怕带回去,孩子们不穿了。

甲 :平时带的衣服,孩子们可都抢着穿!

乙 :原来是原来,现在是现在。

甲 :现在-——

乙 :孩子们赶时髦咧,大人们也赶时髦咧!

甲 :是吗?

乙 :俺家里那大嫂-——

甲 :大嫂?

乙 :看着城里的妇女穿那个裘皮大衣,她也照着那买一件。

甲 :你给她买一件呗。

乙 :结果穿出笑话来了。

甲 :还穿出笑话来了?

乙 :买回去头一天就穿出去显摆,对门那二婶看着纳闷啊!

甲 :纳什么闷?

乙 :嗯,她大嫂啊,你这个尼龙绸大衣,怎么这么厚呢?

甲 :等会,不是裘皮大衣吗?

乙 :她把那个毛冲里穿了!

甲 :毛冲里穿啦?!

乙 :她说这么穿暖和。

甲 :赶紧翻过来。

乙 :翻过来过来穿了一天又不敢穿了。

甲 :怎么又不敢穿了?

乙 :就她那个身材,(甲 :啊)一穿出去,(甲 :嗯)全村的狗撵着咬啊!

甲 :狗咬她干吗呀?

乙 :拿她当了狗熊了!(甲 :嗨!)

甲 :这样吧,(乙 :怎么样?)过年啦,我送你个大礼。

乙 :什么大礼?

甲 :我刚买了个大背投。(乙 :啊)

甲 :家里那台29寸的电视,你拉走!

乙 :29寸的大彩电,(甲:怎么样?)有这么厚啊(手势)。

甲 :不是,大彩电。

乙 :能挂墙上的?

甲 :不是,你说那个新产品,叫等离子电视。

乙 :对,等离子的。

甲 :是吧?

乙 :还是你能叫上名来。

甲 :你都没见过吧。

乙 :俺家里挂了两个我都叫不上名来,嘿嘿。

甲 :啊,你家里挂两啦?

乙 :楼上一个,楼下一个。

甲 :嗨哟,陈老救,你可够超前啦!

乙 :一般,全村第三。

甲 :这才排第三位?

乙 :买晚了,(甲 :是吗?)有两家去年就挂上了。

甲 :这么说,你是真有钱了。

乙 :党的政策好啊,(甲 :是啊)过去不敢想的事现在都成了现实了,要不怎么敢送你个笔记本呢?

甲 :我说你等会儿,咱俩关系这么好,你有钱了,送我个笔记本?

乙 :笔记本电脑。

甲 :电脑?

乙 :拿不出手啊。

甲 :能能能,在哪呢?快点!

乙 :在我那个马车上搁着呢。

甲 :你还赶着马车来的?

乙 :我开着马车来的。

甲 :马车能开吗?

乙 :宝马车呀!

甲 :你都开上汽车啦?

乙 :不是要奔小康社会嘛!

甲 :哎哟喂,这么说,你是真富啦!

乙 :党的政策好,(甲 :是啊?)过去不敢想的事全成现实了。

——2003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今非昔比》以一个靠救济生活的农民过上了当下的无比幸福、甚至是天堂般的生活表达了"党的政策好"这一主题。在"党的政策"没有出现之前,"年年吃救济,人人吃救济"、"腰里系根电线",而之后,"笔记本电脑"、"等离子电视"、"宝马车"等被那个农民拥有,并且还可以随便送人。相声以带"现实主义"色彩的农民发家致富为由头,导演了只有在天国里才能完成的"浪漫主义"理想,这里剩下的只有"吹牛皮"。在此,我们不好意思为生来逗人发乐的相声而笑出声来,是因为只要长着眼睛的人们就能发现"现实"和"浪漫"之间存在的裂隙不能用任何东西去填充,包括作为艺术的相声。倒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相声展示了我们对中国"农民"的理解和定义,他们在现代社会中被社会进步的幻象所引导,甚至是迷惑,只会"赶时髦"、闹笑话,在物质及其丰盛的社会状况下,农民的思维跳脱不出"楼上一个,楼下一个"的小农意识。难道这就是中国新时代的"农民"?难道在这个只有物质没有精神的世界就是"党的政策"所要塑造的世界?这难道不是正好暴露出我们对社会理解的尴尬吗?

离开了对于公正的自由选举、独立的司法机构、自由的大众媒介、独立的高等教育、自治的民众团体、机会均等的开放社会等等的强调,单单关注民生幸福,实际上是大有问题的。姑且不论这里所面对的仍旧是只有被迫成为只有肉体没有精神、只有生活疾苦没有社会权利的符号化的"百姓",仍旧是有"Power"(权力)和"Rights"(权利)的"百姓",单单这种关于民生幸福的想象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想象每每在提示生活中的某种幸福的同时,又每每巧妙地遮蔽着生活中的某种不幸;每每在把个体"询唤"为主体并使其"自由"地接受国家叙事的同时,又每每"缝合"了百姓对于社会的不满,使百姓的归属感、参与感、安全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一切只是"故事"而并非"真实"。原因在于,真正的想象必然是开放的,蕴涵着多种可能,禀赋着诸多矛盾。它是"真实"的展现。而民生主义的想象却截然不同,百姓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艰辛、不平与屈辱,都被赋予"合理合情"的"前途一片光明"之类的阐释。因此,它只是"故事"的讲述。而"真实"的被转而想象为"故事",无疑意味着在其背后,掌控着这个"故事"的民生主义话语的存在。而这,也就是民生主义话语的尴尬。

三 "怎样言说":虚拟仪式、神圣形象和以情动人的寓教于乐

春晚的国家叙事还有其特定的修辞方式。

首先,是以虚拟的仪式为纽带。为了达到国家叙事的目的,春晚必须酿造一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颂歌舞台。但是外国的圣诞节、感恩节、狂欢节乃至中国传统的春节也都毕竟不同,后者都是家人团聚联欢,重在亲身参与,而不是通过媒体,而它却剥夺了人们感情发挥和亲身参与的机会。压抑的人们期待狂欢,但是却不敢狂欢,不能狂欢,也不会狂欢。而且,现实生活中又并非完全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于是,春晚就必须以一种共同的梦幻方式来塑造一个虚拟仪式,以便控制人们的心律、呼吸甚至血液的流速,从而进入一个虚拟的"神州同庆"!

今儿个高兴

王俊 词 卞留念 曲 解晓东 唱

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大年三十讲的是辞旧迎新

团圆饭啦七碟八碗围成一火锅

楞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

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千家万户响的是一个声音

电视力笑星歌星憋足了劲

别管它说啥喝啥总要逗闷开心

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新年钟声一声令举国欢庆

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

吉利话送给你都是一片温馨

——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今个真高兴》中,情绪成为了歌唱的对象,"高兴"成为央视春晚所需达到的目的。首先,"高兴"的主体是"老百姓","老百姓"这个词在中国语言体系中有独特的涵义,同"民"相比,它反客为主,与"官"进行了位置上的颠倒;同"众"相比,"老百姓"富有亲切的感觉,它就是"七碟八碗围成一火锅"的。其次,"高兴"随着解小东强劲的舞步和节奏化未纯粹的情绪,使我们满耳听见的尽是"高兴,高兴,今个真高兴";最后,这种情绪成为了仪式,"千家万户响的是一个声音"、"新年钟声一声令举国欢庆"。

也因此,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春晚带来的是国人在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后的压抑的解放,那90年代以后的春晚则更多地展示着欢庆太平盛世的虚拟仪式。永远华服艳舞、仙乐飘飘、欢声笑语、恍若隔世;永远是老人身体健康、小孩天天进步、商人恭喜发财、大家开怀一笑。每年的开场歌舞更是热闹奢华,它由远及近,迤逦排开,花团锦簇,稍纵即逝,连摄像镜头都目不暇接。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对个体及国家的痛苦、灾难的遗忘,结果,传统春节的必须要用鞭炮和大红福字来驱赶的"年"在此却被篡改,所有的神圣和畏惧也都被掩盖,而洋溢其中的,则完全是对祖国昌盛繁荣的歌颂和企盼。

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通过虚拟的仪式这一纽带,国家叙事得以通过各种实际互不相连的环节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间接的支配关系。例如在一段语言叙事的片段结束后,往往会衔接以一首抒情歌曲。从表面看,这首抒情歌曲与前一个节目只是在节目单中直接相关,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支配关系,实际却不然,由于歌曲对于前面的语言叙事的阐释与命名,真正的支配关系得以存在于歌曲与观众之间。也正是由于它对观众构成的间接的支配关系,国家叙事的权力关系因此才成为可能。主持人的语言衔接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只是一个时间状语,"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虽然只是一个条件状语,但实际上与国家叙事中的"变化"、"幸福"之间却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国家叙事的权力关系也因此才成为可能。工、农、兵、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等贺电的喋喋不休的宣读,尽管令人生厌,但是却始终屡屡照搬,也是因为此时场内场外观众的沟通再一次体现了国家叙事的权力关系这一本质,正是在这里,作为支配关系的国家叙事的权力才是最为明显的。显然,在虚拟的仪式中,甚至那些毫无支配关系的环节也被联系在一起以构成间接支配关系,从而使得国家叙事在最大限度上成为可能。

其次,是以神圣的形象为象征。因为没有自由、民主的内涵,国家叙事不得不以自然的或者历史的象征作为神圣的形象,以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对象,并使得观众从中获得自身所需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例如黄河、长江、长城、泰山,就被春晚塑造成为国家的神圣的形象,并成为"认同的空间"。时间也如此,午夜24点,是春晚的高潮,此时往往要播出五洲华人同贺新春的场景。但是实际上,各地与北京都存在时差,也就是说,北京时间的新年零点并非各地的零点,尽管如此,春晚却不惜年年都蓄意造假,其原因,就在于要强调因此而形成的"神圣时间",这就是所谓"天涯共此时"的"认同的时间"。身着军装走上舞台,这似乎也是中国春晚的一大奇观。这无疑也与军人的身份最少个人因素而最多国家内涵密切相关,因此对于军人的赞美也就是对于国家的赞美。体育运动员也是春晚的常客,个中原因,显然与中国将体育与国家和民族的强盛直接相连密切相关。"国运兴,体育兴",这一特殊看法使得春晚往往借助在国际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来作为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显然,在这里无论是军人还是体育运动员的形象,都是国家叙事所推出的神圣的形象。

再次,是以以情动人为手段。以情动人的修辞手段是春晚百试不爽的法宝。其中的关键,是爱国的激情。由于国家叙事只是为国家而国家,缺乏深层的背景,因此不但需要虚拟的仪式、神圣的形象,而且需要人为的煽情。

《党啊,亲爱的妈妈》 作词: 龚爱书、佘致迪 作曲: 马殿银、周右

殷秀梅1985年春晚演唱

妈妈哟妈妈啊 亲爱的妈妈

您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扶我学走路 教我学说话

唱着夜曲伴我入眠

心中时常把我牵挂

妈妈哟妈妈 亲爱的妈妈

您的品德多么朴实无华

妈妈哟妈妈 亲爱的妈妈

您激励我走上革命生涯

党啊党啊 亲爱的党啊

您就像妈妈一样把我培养大

教育我爱祖国 鼓励我学文化

幸福的明天向我招手

四化美景您描画

党啊党啊 亲爱的党啊

您的形象多么崇高伟大

党啊党啊 亲爱的党啊

您就是我最亲爱的妈妈

在这首歌中,春晚将"情"运用得堪称登峰造极,开启了"以情动人"的历史。在这里,殷秀梅以一种优美婉转的唱腔凸现了丰裕的儿女情感,即赞颂母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后在春晚飞扬的眼泪包括倪萍的眼泪都是从中化出的。

毫无疑问,"情"是一种重要的抹平社会矛盾的黏合剂,也是一个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最佳途径。尤其是在春晚这种特定的场合,能够打动电视机前大多数观众的东西,显然惟"情"而已。因此,春晚才会千方百计地煽情,在赚取眼泪即明修栈道的同时却暗度陈仓即达到以一当十、以小见大、以偏概全的目的。正是在泪眼朦胧中,种种个别的、偶然的、局部的、片面的东西才被篡改为普遍的、必然的、全局的、全面的东西,也才能达到"普天同庆"的歌舞升平。然而,情之为情固然是文学艺术的立身之本,但是它却不应成为暗度陈仓即达到以一当十、以小见大、以偏概全的目的的手段。倘若执意如此,则眼泪无疑就会变味。但遗憾的是,我们在春晚中所看到的,正是这变味的眼泪。因此,春晚的人为煽情充其量也只是传统的"天子与民同乐"的催泪术的现代继承与提升。可惜的是,泪水毕竟不是自来水,春晚一旦从一场纯粹的综艺晚会摇身变为国家叙事所精心策划的一次"阳谋",人为煽情也就会成为虚伪的煽情。更令春晚难堪的是,正是那些在春晚歌唱的夜莺、捧哏的小丑、唱唱跳跳的奶油小生、肆意煽情的男女主持的某些恶劣表演,无情地揭示了春晚只是无名小辈拼死一搏的龙门、明星大腕勾心斗角的舞台、泥沙俱下的名利场、一夜成名的梦工厂,而作为春晚主办者的中央电视台,也无异一家中国的以制造虚假眼泪而闻名于世界的自来水总公司。目前,春晚在国人心目中江河日下且风光不再,人为的煽情与虚假的眼泪,无疑是造成此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是以寓教于乐为指向。"寓教于乐"是国家叙事的公开声明。历年春晚的主旋律都是"欢乐",都是让全中国都"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几亿人民对欢笑的选择",是一个十分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人们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文化权力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因此,"对欢笑的选择"事实上完全只是国家叙事的需要。于是春晚就要想方设法调动观众的笑神经,让观众笑起来,甚至要不停的笑,"五秒钟一笑",让舞台上下甚至全国各地都成为一个"欢乐的世界"。由于"乐"字当头,春晚也就不同于也不可能同于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正式晚会,其中的语言类节目,如相声、小品等占据着春晚显要的地位,而相声和小品历来被视为春晚成败与否的关键,道理也就在于此。同时,作为旁观者的观众在感受歌舞时也会很快就感觉到自己的旁观身份,也会很快就产生审美疲劳,而绘声绘色的相声和小品,显然会比较全面地刺激观众的感官,由此,相声和小品渐渐成为春晚中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也成为国家叙事中最为关注的节目。

在这当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品。由于传统相声毕竟难免讽刺意味,在几届晚会之后便有了衰落的迹象,小品则异军突起。正如有学者所发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晚会好不好主要看相声,但是90年代一个晚会好不好,主要是看小品。而小品这个原先不登大雅之堂的文艺形式之所以平步青云,在万众瞩目的春晚上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且成为国家叙事的最有力武器,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小品更易于皈依国家叙事的框架。小品无法容忍沉重主题的出现,更无法容忍现实矛盾的展现。它所表达的社会中小人物的小事情及其小快乐,绝对涉及不到国家大事。而通过对小人物、小事情的评判,其愚蠢、智慧、痛苦、高兴,则都成为了大众的笑料。例如,陈佩斯与朱时茂合演的一系列小品之所以会成为春晚的典范,原因就在于这些小品中的小人物是受到质询的主体,所发生的事件也绝对涉及不到国家大事。小人物自身的自得其乐的微笑和小人物的被嘲笑,最终汇集成太平盛世的狂笑。而这笑声的背后正是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天下的太平、盛世的再现。至于小品演员黄宏,因为出身军人,所以他自始至终都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充当了国家叙事的马前卒。2000年的春晚,黄宏出演的小品《打气》中的下岗工人以修自行车为生却高呼"我不下岗谁下岗",这无疑与国家意志惊人的合拍,实际上是通过所谓的"艺术"形式说出了国家所要说的话。国家所要表达的,就是"下岗是必然的",国家所期望得到的,就是黄宏所高呼的违心的"心声":"我不下岗谁下岗"。在这里,事实上,黄宏已成为国家叙事的代言人,起到的也是抚平社会情绪、缝合社会矛盾的作用。至于赵本山,则无疑是春晚制造虚假笑声、粉饰盛世的一张"王牌"。这个从"老蔫"变成了"老乐",后来又变成"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人陪聊的快乐农民"和"靠卖拐、卖车坑人致富的刁民"的小品演员,我们完全可以称其为中国唯一的政治农民。他曾自陈:"有些老乡辛苦干一年,到头来还是穷得揭不开锅,他们见到我,就抱着我的腿哭啊!"但是你在他的小品中却从来看不到此情此景,而完全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插科打诨。1997年春晚,演出的小品《红高梁模特队》作为一部粉饰现实之作意味着赵本山与国家叙事之间的磨合的最终完成。这部小品,没有现实冲突、没有尖锐讽刺,有的只是大丰收了、生活好了、农民美了之类的空泛颂歌,凸显出春晚特有的"大歌舞"式的假大空气派。"改革春风吹满地,齐心协力跨世纪"、"总揽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这些明显的叙事话语的诞生,预示着赵氏小品对国家叙事的无条件认可。而他本人所经常充当的,则类似于那个进大观园的刘姥姥的形象。这个不合时宜的边缘人,既笑别人又笑自己,更刻意迎合别人对他的笑。矮人一等的的农民只有通过展示自己"可笑"的一面才能取悦国家叙事话语,同时,国家叙事竟然借助于被排斥于现代化之外的农民的自嘲,这不仅说明国家叙事的某种虚伪,而且也说明了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的贫困之极。而范伟的角色则类似于赵本山作为一个宫廷俳优所寻觅到的用来戏耍和供观众开心的猴子。范伟的"愚民"形象,使得人们自觉地放弃了同情弱者的道德基础与人性关爱,于是,一个原本可以揭示出中国农民在现实生存中无法摆脱的真实命运的素材,却在赵本山的手中蜕变成为一场都市闹剧,由此被引发的恶意的笑声,也成为国家叙事的最具人气的所在。

综上所述,伴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天,春晚一路逶迤走来,迎接它的,是全国上下的由衷赞美,然而,由于国族想象的全面介入,它却逐渐风光不再。"以艺术性作为国家叙事的手段",这一根本缺憾导致了春晚 "年年骂来年年看"甚至"边骂边看,挨骂还办"这一尴尬处境(所谓"鸡肋")。观众的"边骂边看"是由于它自身艺术性因素的存在;国家的"挨骂还办"则是由于它的作为国家叙事的载体的存在。舍此之外,一切对于春晚的"妖魔化"(因为只看到作为国家叙事的载体的存在而骂)和"神圣化"(因为只看到自身艺术性因素的存在而赞),都是不切实际的。而在新世纪,我们所应当去做而且也必须去做的,就是把真正属于春节联欢晚会的还给春节联欢晚会,让春节联欢晚会是春节联欢晚会,而且只是春节联欢晚会。否则,春节联欢晚会就难免成为"春天的绝唱"、也难免成为——"最后的晚餐"!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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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中杰:《动荡中的嬗变--试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农村致富形象的变迁》,传媒学术网,200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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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由于我长期从事美学研究的特殊背景,新世纪伊始转入新闻传播学界之后,新闻传播学界的很多学者都很自然地希望我在传媒批判理论领域多做探索。而我所从事的也确实主要是传媒批判理论领域的研究。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领域与其称之为传媒批判理论,毋宁称之为媒介研究(传播研究),这样,才既可以与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彼此区别,也可以更好地反映所谓传媒批判理论研究的全貌。而根据美国潘忠党教授的介绍,相对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建立的传播学研究,西方的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学派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都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因此,对于自己的研究,我一般称之为:"媒介研究"。

媒介研究所包括的内涵很多,不过,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主义"的研究,也就是关于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学术发展的历史,我所主编的《传媒批判理论》一书就属于这类研究。在这方面,我还只是开了个头,而且还仅仅只是"主编"而已。其二是"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运用西方传媒批判理论去剖析、阐释纷纭复杂的传媒现实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个方面尤为值得关注。

近年来,我和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所从事的,就是后一方面的工作。

而媒介研究关于"问题"的研究,最为具体的进路,就是"传媒镜像"。所谓"传媒镜像",也就是我所指出的"类像":"大众传媒所热衷的并非现实世界,而是虚拟世界,也并非现实世界的形象,而是现实世界的类象。这虚拟的类象最与梦境类似,本身也并不揭示任何真实的东西(因而反思能力就成为多余),而完全是欲望的象征。借助于它,生命可以不再经过理性的中介就直接得到满足,人们不必经过任何过程就能从类象本身获得所谓的意义,广告的形象就是意义,广播的话语就是意义,电视的画面就是意义,主持人的音容笑貌也就是意义,如此等等。何况,这虚拟的类象事实上与是否真实无关,而只与技术的可能性和传媒机器的制造能力有关。这样,对于欲望的满足也就不受类象是否真实、是否有意义、是否合乎理想、是否尊重历史等等的限制,从而,不但可以自由购买、自由预定、自由消费,而且可以无限复制,因此,大众传媒也就最终得以形成了一个以欲望为核心的自我循环。"(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第164-1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还可以参看我的《美学的边缘》中"从形象到类像"一节,该书第279-3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显然,"传媒镜像"就是"类像"。不过,它并非一般的"类像",而是典型的"类像"、最具代表性的"类像"(犹如"形象"与"典型"的区别)。正是"传媒镜像",将传媒自身的种种复杂纠葛凝聚为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

在这方面,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一书,也给人以有益的启迪。道格拉斯·凯尔纳将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传媒奇观"看做一扇登堂入室通向媒体文化神秘宫殿的大门。"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被他定义为"媒体奇观"(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第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他认为,"在当今社会的具体现实面前,应该用多元的和异质的概念来解析看似矛盾的奇观,将奇观本身看成是一个各种话语冲突的场域。" "媒体文化奇观本身构成了一个推行霸权和抵抗霸权共存的话语场。"(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第1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一书中,道格拉斯·凯尔纳分别选取麦当劳、乔丹和耐克、辛普森杀人案、X档案、美国总统政治以及"9·11"事件作为案例,分析了消费、体育、电视等领域中广泛存在的文化奇观现象。凯尔纳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帮助我们超越传统的"非此即彼"的研究范式,以一种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方式解读我们所面对的既熟悉又陌生的传媒现象。

在中国,CCTV的春节联欢晚会无疑正是一个最佳的"传媒镜像"。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近年来我带领博士、硕士研究生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本书就是我们共同的研究成果的结晶。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与各章的选题均由我提供。2004年初,我写了〈最后的晚餐——春节联欢晚会与新意识形态〉一文的初稿,该文的初稿曾经投寄作为某校新闻传播学学术会议的会议论文,后考虑到论文尚不成熟,迅即要求撤回,并且也没有去参加这次学术会议。2004年暑假,我将这篇论文的初稿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并于2004年11月开始,陆续在中华创新网、紫金博客上予以发表(同时,我也曾将此文放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内部的教学平台上,遗憾的是,由于该教学平台的技术原因,该文上传后所有的脚注都被自动删除了),同时,该文也陆续被他人转发到中华传媒学术网等网站与个人博客之上。2005年2月,该文在删节了三分之二的篇幅之后,被编辑重新加以编辑,并改名为《春节联欢晚会——最后的晚餐》,以主题访谈的形式发表于《南方都市报》。无疑,全书的基本研究思路就来自该文。七章的初稿,分别由我与彭海涛(博士)、李琦(博士)、邓天颖(博士)、张海艳(硕士)、王政祥(博士)、彭爌(博士)撰写,然后由我统一修改、定稿。同时,李琦、邓天颖、彭海涛也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

本书完成于2005年12月,本来是国内著名的一家出版社的约稿,但是在完成了二校之后,他们退缩了。原因就不需要我去讲了。现在这本书就只能暂时保留电子版本。这也是对中国当代历史的一种纪念吧。

当然,我仍旧期待着有勇气、有胆识的出版社与编辑能够把它出版出来。

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一天的。

潘知常 于南京大学

2005年12月12日写

2007年2月6日添加了最后的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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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本书中,以下所提到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全部简称为"春晚"。

[2] 世俗英雄往往在身后被赋予神秘的操控自然的力量。

[3] 【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173页。

[4] 王干:《春节晚会与中国足球》,http//:ent.sina.com

[5] 其他的一切都已经出让给国家,因此无须予以关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