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008年底，公盟做了什么？

资料来源：公盟网站www.gongmeng.cn

2009年7月14日，公盟收到北京市国税局和地税局联合处罚单，处罚额度为142万元。对此处罚，公盟人检讨自己的错误："我们已经很谨慎了"。作为法律人，他们真诚地继续争取转机，提交听证申请，讨论面临的法律问题，许多关心他们的人也开始准备筹资捐款，而许志永甚至做好了"接受七年刑事处罚"的最坏打算。

不料，2009年7月17日，北京市民政局取缔了"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所有办公用品、电脑、资料、文件被抄走只剩下四张桌子。

看来这次针对公盟的处置，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完全不让公盟有喘息的余地，一旦实施，就是多管齐下，连环跟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法律的解释权和实施权，以及翻云覆雨的权力，都在人家手中，公盟这个以法律为事业的机构至此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公盟，全称"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成立（其前身"阳光宪政"于2005年被注销）。公盟的宗旨在于"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在中国的实现。公盟在世上存在的这6年时间里，见证、参与和推动了中国许多重大的法律事件，为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者、为中国的制度建设、为这个国家的和谐发展、为整个民族的千秋福祉，做出了谦卑低调而又理性扎实的努力。他们日渐成熟的理念，他们关注具体法治积累的姿态，他们因信称义并因信而行的身体实践，他们对沉默大多数和黑暗中的人们的实在关怀，都无不证明他们是真正热爱这片土地的一群人，是饱含着热泪热爱这个国度的一群人。

（让我们来看看公盟使用很少的资金，做了些什么。资料来源：公盟网站www.gongmeng.cn）

2003年度

1、就孙志刚案提起违宪审查建议（2003年）

2003年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孙志刚在收容遣送站被殴打致死的消息后，三位法学博士（公盟发起人）就收容遣送制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在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下，两个月后国务院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一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办公室。

2、孙大午案法律援助（2003年）

2003年7月，公盟的发起人张星水律师和许志永博士参与大午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的辩护。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10月30日，孙大午先生被判缓刑，获得释放。

3、推动基层人大代表预选程序（2003年）

2003年10月，北京市各区开始进入人大代表选举预备阶段。许志永于11月正式宣布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经过其本人和助选团的不懈努力，最终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

2004年度

1、为《南方都市报》喻华峰和程益中辩护。（2004年）

2004年2月，为了声援媒体的良知和责任，许志永博士接受邀请作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案的代理人之一。在成千上万有良知的中国公民的呼吁下，尤其是在任仲夷、吴南生等一批退休老同志的坚定声援下，2004年6月，广州市中级法院二审改判喻华峰8年，8月，邓海燕和程益中先后获得释放。2008年2月8日，农历大年初二早上8时零5分，被囚四年的喻华峰从广东省番禺监狱提前获释出狱，"南都案"翻过一页。

2，参与代理承德四公民五次被判死刑案。（2004年）

2004年2月，许志永博士应吕宝祥律师之邀开始参与代理承德四公民冤案，四名被告人从1994年涉嫌抢劫出租车入狱先后被判处四次死刑。经过数次去承德周密调查，我们确认这四位公民是无辜的。公盟通过网络发布案卷材料，和众多有良知的新闻媒体一起表达对此案的关注。2004年3月26日，河北高院作出二审判决，分别判处四被告人死缓和无期。此后，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申诉过程。我们会一直努力，直到他们无罪释放的那一天。援助该案不仅仅是为了四个无辜公民的正义，而且是为了推动防止刑讯逼供的制度建设，我们在组建了包括张思之律师、吕宝祥律师、李方平律师、滕彪博士、范亚峰博士等在内的强大的辩护团推动冤案申诉的同时，启动了律师在场权项目研究，准备在该案获得正义的时刻向全国人大提交立法建议，推动人权保障。

3，对北京动物园搬迁的合法性组织研讨会提出质疑。（2004年）

2004年4月，媒体报道了北京市政府某部门提出准备将北京动物园搬迁到郊区。我们认为，北京动物园作为北京市民乃至全国人民的重要公益设施，其搬迁应作为北京的一件重大事项通过应有的公开的法律程序来决定，而不能由某部门私下做出决定。为此，我们联合环保组织"绿家园"组织了一场大型研讨会。研讨会由陈岳琴博士和汪永晨女士分别在两个会场主持，动物园方面的专家、陈俊愉等五位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吴青等北京市人大代表、张星水等律师、中学生代表和媒体等社会各界参与了讨论。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一批国内著名媒体发布了该研讨会的消息。6月22日，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态，北京动物园不宜搬迁。

4，组织人大代表论坛（2004年）

2004年7月，在中国人大代表制度创立五十周年之际，公盟持续组织了六期"我们是人民代表"论坛。论坛邀请了部分海淀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人大代表讲述其参选人大代表以及履职的经历，分析人大制度，努力推动人大制度改革。

5、参与起草并向全国人大递交了宪法人权条款的修订建议：

2004 年 1 月，我国即将第四次修订宪法之际，许志永博士、范亚峰博士、滕彪博士、秋风先生、王怡先生、刘海波博士等法律学者共同起草完成了《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提出了全面修改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使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的建议。并征集了贺卫方教授、季卫东教授、朱学勤教授、崔卫平教授、茅于轼先生、秦晖教授、张千帆教授、徐友渔教授等 30 位知名学者的联合签名。

2004年2月28日，我们在北京举办了"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学术研讨会。2004年3月"两会"期间，《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通过邮寄的方式递交给全国人大。这次公民行动实践了公民社会参与修宪的精神。

6、关注河南爱滋病村"关爱之家"孤儿院被政府强制关闭事件。

在河南省柘城县双庙村，2003年2月，在一些公益组织的支持下，双庙村37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朱进忠带头在本村成立了专门收养爱滋孤儿的"关爱之家"，并收到了很多人的捐款捐物。

2004年1月份，政府有关部门建成了一个新的孤儿院"阳光家园"，并要求朱进忠关闭"关爱之家"。最终，在政府强大的压力下，"关爱之家"的38个孩子被强迫送到了"阳光家园"，剩下7、8个孩子坚持要留下来。

2004年2月8日，许志永博士分别到"关爱之家"和"阳光家园"进行了调查，发回了调查报告。呼吁政府部门不要限制公民承担社会责任，应该对民间组织持宽容和支持的态度。中国需要大量的民间组织来承担起政府办不好的事情，这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2005年度

1、启动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2005年）。

2005年初，公盟开始了对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该项目目标在于通过全局性的总报告、地方分报告以及北京上访村的典型上访人的报告，向公众展现中国目前严重的上访现状以及上访者的悲惨人生，在现实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基层民主制度的改革建议。许志永博士在调研过程中，通过公布上访人被接访人员殴打的亲身经历，提请了有关部门对上访人权益的关注，从2005年5月起，打人现象明显减少。

2、参与营救朱久虎律师（2005年）。

2005年5月，朱久虎律师因为代理陕北民营石油案得罪地方政府，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逮捕，滕彪博士、许志永博士与众多律师一起到陕北参与营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撰写陕北民营石油企业生存报告，以及媒体的宣传将朱久虎律师的遭遇公之于众。在多方努力之下，朱久虎律师无罪释放。

3、设立人大代表接待日，延续至今（2005年-2009年）。

2005年5月起，我们顺应海淀人大中的有利局势，每周四下午在办公室设立海淀区人大代表接待日，为海淀区选民服务。我们逐渐推动人大代表接待日的长期、稳定、有效等各方面的正规化，同时激发选民对于人大代表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人大代表对自己身份的荣誉感。

4、人大制度研究。

为配合公盟在人大代表工作上的努力，建设了人大研究网，以此平台传播优秀的人大代表事迹、各级人大和村委会的竞选经验、选举制度与人大制度的理论探索等和人大相关的全方位的信息。并以此网站为平台协助下一次竞选中独立候选人参选。

5、撰写《中国人权发展报告》。

为了客观理性表述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保障在过去一年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建议，从2006年开始我们每年撰写一份研究报告，供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参考。2005年的报告已经印发寄给政府有关部门，并通过网络发表，报告内容分为公民的生存保障权利、公民的人身权利及其司法保障、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公民的政治权利、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五个部分。秉承理性和建设性的一贯立场，报告的每一个部分大约用三分之一的内容讲述成绩，三分之一的内容讲述问题，三分之一的内容提出改革建议。

2006年度

1、继续为承德案提供法律援助并努力推动律师在场制度进入立法程序：

从2004年至今，对于河北承德案的法律援助一直没有中断。滕彪、李方平等律师组成的辩护团成员多次前往河北省高级法院与法官商谈该案的再审事宜，争取案件能够在河北省高院再审。2005年11月，辩护团发起了呼吁最高法院再审此案的法律人签名，截止于2006年7月，共征集到18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人的亲笔签名，其中执业律师和法律学者占绝大多数。此后，辩护团通过各种途径向公安、司法系统反映该案事实和法律审判方面的严重问题，恳请最高法院提起再审程序。目前，我们正在等待最高法院的答复。

承德案是一个典型的因刑讯逼供导致的假案，我们的目标不仅在于推动此案获得公正审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典型个案促使"律师在场权"成为一项法律规定的制度，防止刑讯逼供。2006年3月，公盟成立了以赵国君、李玉洁、林峥为主要成员的关于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报告的项目小组。项目小组利用4个月的时间对北京市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检察官和全国三个不同城市的警察进行了访谈，在已有研究资料和访谈记录的基础上，完成了调研报告。项目小组计划还将起草更为完善的立法建议，结合承德案这个典型案例，呼吁尽快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

1、完成2005年中国人权报告。

本着建设性地推动中国社会人权保障事业发展的宗旨，公盟在2005年底首次启动撰写中国人权报告的项目，力求以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描述中国人权事业在2005年的进步和不足。姚遥负责的项目小组经过3个月的采编、撰写，项目小组最终完成了近8万字的报告，分别讲述了中国公民的生存保障权利、人身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政治权利，以及弱势群体权利这五个方面的内容。

从民间立场来阐述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不足，具有建设性。

3、关注北京出租车提价和管理体制改革。

2006年4月在北京市发改委就出租车提价问题举行听证会之前我们连续两次举行研讨会，邀请人大代表、经济学专家、听证会代表、各类出租车从业人员、众多的媒体等探讨出租车的管理体制问题以及听证会本身的合法程序问题。郭玉闪研究员和《中国经济时报》著名记者王克勤先生向媒体发出声音，反对现有的出租车管理体制，希望政府有关部门从长远的公共利益出发做出正确决策。

4、开设公盟评论。

从2006年4月开始，公盟网站增设了"公盟评论"栏目，该栏目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以评论特稿的形式在网站上刊登。截至12月底，共撰写了19期评论，评论的对象包括北京出租车也提价、政府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基层人大选举、养狗管理规定等公众关心的社会治理问题。

"公盟评论"是公盟开展制度倡导活动的一个形式，体现了公盟一贯保有的温和、建设性地推进制度改革的行动立场。

5、福州陈信滔国家赔偿案。

2006年6月，公盟立项为福州陈信滔国家赔偿案提供法律援助，该案是有利于推动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改革的一个典型案件。我们组建了以李方平律师为首的北京和福州两地律师组成的律师团，邀请了北京权威的研究国家赔偿问题的法律专家和立法者为该案如何提起诉讼提供法律意见。目前，该案正在起诉阶段。

6、完成中国信访问题研究报告。

同样是2004年底启动的中国信访问题研究报告在2006年8月顺利完成。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许志永博士负责的公盟"中国信访问题研究报告项目小组"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全国三个县和北京上访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完成了近20万字的深入报告。其中对北京上访村的调研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其间经历了2005年5月1日新《信访条例》的出台。在对北京上访村的调研中，项目小组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在处理信访问题上存在违法行为，比如，殴打、非法拘禁访民，对此，项目小组及时通过媒体向公众披露这些行为，在政府出面干预下，该违法状况有所减少。

在项目结束之际，公盟邀请到全国范围内关注信访问题的知名学者和政府官员，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信访专题研讨会。研讨会一方面是对对公盟该项目的总结，另一方面更深入地探讨了信访制度的未来和中国基层体制改革的问题。

我们的报告在学界范围内有了广泛的流传，影响了更多的公众关注访民这个特殊的群体以及中国信访问题的现状。

7、启动高校社团项目。

2006年8月—10月，公盟首次在高校中开展社团小额资助项目，鼓励更多关心中国问题的大学生参与到社会调研和制度建设的讨论中来。

在郭玉闪负责的该项目的支持下，长安大学非社团法律兴趣小组的学生在对甘肃陇西县进行实地调查后，撰写了《陇西县进城务工人员与子女的情感交流及教科文影响报告》以及甘肃游记和个案调查报告。这三份调查结果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在城市化进程中西部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的学习生活现状，引起公众和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些贫困地区未成年人受教育状况的关注。同时，这更能激励改革者对于城市化进程的反思，促使城市新移民得到更多社会保障。

8、关注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直选：

2006年9月，公盟成立了"关注2006年北京市区人大代表直选项目小组"。该小组由李玉洁、蒲素等与高校志愿者组成。

项目小组在9月召集了北京市各区关注社区建设的业主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即将到来的选举，鼓励大家参选。

10月，项目小组在各选区提名候选人之前，印刷了近400份由"人大代表选举研究课题组"编写的《选举指南》，以及许志永代表撰写的《致选民的一封信》，寄往全市357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在寄出邮件后，陆续接到回馈电话咨询参选事宜。

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项目小组派出十多名志愿者为有意参选的市民助选，帮助他们发放宣传材料，征集居民联名推荐，观察确定正式候选人的程序，为候选人提供法律咨询。在近三个月的助选过程中，项目小组陆续发现了在基层选举中各个阶段出现的违规操作问题，这些问题都通过助选日记的形式向公众披露。就现状而言，中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尤其是以居民社区为选区的选举存在着很多阻碍独立候选人活动的不合理现象，对于候选人正常宣传活动的打压，以及在酝酿正式候选人过程中的黑箱操作严重妨碍了独立候选人当选。因为各种原因，项目小组统计范围内的独立候选人都没有成功当选，然而，应当肯定的是，助选活动本身也是在普通民众中普及民主意识的有效方式。帮助更多热心公益的人士走进公众视线，帮助普通市民关心自己的民主权益，本身就是本项目的一项宗旨。

9、关注打工子弟受教育权。

2006年12月，公盟着手开始对以北京为主的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状况和法律保障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力求在详细、深入地调研基础上提出切实有效的立法建议，从制度上保障新移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目前，该项目计划由联合提出《关于慎重处理打工子弟学校问题的公民建议书》的公盟研究员李方平律师和胡星斗博士作为项目负责人，在针对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和学龄儿童的现状数据的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在征集专家学者和利益群体的建议下，提出有关义务教育的针对性的立法建议。

这个项目的关注点在于城市新移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涉及到教育制度、财政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等社会公正的制度性问题。与公盟增进社会福利，维护和谐健康的宗旨相一致。

10、关于修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立法建议。

2006年12月，公盟开始关注在北京成为社区民众、养犬人与政府之间矛盾焦点的养犬问题。通过对现有法规和养犬人现状的调查研究，公盟开始计划起草提请北京市人大修改现行《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立法建议。为了使立法建议具有充分的社会调查基础，公盟在12月8日组织了50名志愿者在北京主要城区的大型超市进行了1023份问卷调查，得出了一系列客观可靠的调查数据，指出在北京市城区养犬人比例高达27.8%，说明养犬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

同时，公盟联合一些关注养犬法规修订的动物保护组织和个人，寻求通过游说人大代表提出修改议案来改变现有法规中不合理条款。我们通过电话、邮件等形式积极游说海淀区和北京市人大代表支持我们提出的建议。目前，我们的游说工作正在展开，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2007年度

2007年是公盟稳健发展的一年。公盟的工作以个案援助、公民参与、个案研讨、法律研究为主线展开。这一年，公盟所做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公盟援助个案

1、帮助黑砖窑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国家赔偿

2007年8月22日，受黑砖窑受害者陈小军和庞飞虎委托，在中国政法大学张树义教授工作室张亚东先生的帮助下，许志永和滕彪律师向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状，起诉洪洞县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要求就不作为带来的伤害给予黑砖窑受害人国家赔偿。

9月4日，陈小军和庞飞虎分别收到了洪洞县法院8月28日作出的行政裁定，以原告被非法拘禁期间未曾申请过公安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裁定"不予受理"。两位受害人向临汾市中院提起上诉。后来因受到某种压力，两人 "撤诉"。2008年，公盟继续援助陈小军等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程海户籍诉讼案

2007年4月，程海律师先后将合肥市庐阳区公安分局和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告上法庭，要求两者为他办理自由迁移手续。现在诉讼在继续中，公盟为程海律师提供支持，并将结合户籍制度研究项目，2008年继续关注和研究公民自由迁徙权和户籍制度改革。

3、杨花秀为子鸣冤案

1996年10月6日，杨花秀子之程鹏被河南焦作市修武县公安局以涉嫌盗窃罪关押于修武县看守所，1997年9月25日死于看守所，当地公安机关在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并且没有出具死亡鉴定书的情况下，雇佣一农民将尸体埋藏于当地河边的大树下，杨花秀找到尸体后要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赔偿损失。最终官方给出的结论是："程鹏因营养不良综合征死亡，没发现刑讯逼供现象，看守所没有通知死者家属、没有做死亡报告，建议处理相关责任人"。但杨花秀始终没有得到"责任人处理结果通知或告知书"，并且没有得到任何民事赔偿。

公盟援助律师江天勇、李春富深入了解此案并多次前往案发地调查此案，不断向相关机关反映案情，但公检法机关不作为，案件进展缓慢。公盟将持续关注此案，为杨花秀提供法律援助。

4、陈信滔诉公安机关职务侵权民事赔偿案

2001年2月20日，福州发生了一起重大警匪勾结杀人抢劫案。公盟认为，福州市晋安分局参与本案的干警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分局应当与徐承平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赔偿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121条关于职务侵权的规定。然而陈信滔的民事赔偿诉讼请求，从2007年4月2日陈信滔向福建省高院起诉至今，一直没有立案。

公盟为陈信滔提供法律援助，李方平律师为他代理。为了司法公正，保护刑事受害人的利益，我们希望该民事赔偿请求能尽早立案并得到公正赔偿。

5、三死刑冤案：河北承德案，广东揭阳案，江西乐平案

公盟为三个死刑冤案中的十二位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多位公盟律师赴广东、江西进行调查。我们也为这三个案件召开过题为"冤案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的案件研讨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再审机制的失灵进行了讨论，并整理出案件材料和证据寄给多位人大代表，请人大代表关注并帮助呼吁案件的重新调查。

二、公盟个案研讨会

1、钉子户事件与拆迁制度的法律问题研讨会，3月30日

2、冤案为什么得不到纠正——关于刑事错案再审机制的研讨会 ，6月9日

3、谁导致了孕妇的死亡——关于手术决定程序和责任承担法律问题研讨会，11月27日

三、公民参与行动

1、关注北京宋庄小产权房合同纠纷案并发布联名呼吁，提议让农民自由决定他们的土地交易和交易的对象，从而真正保护农民权利。

2、参与河北省南高和村村民不满京石高速路修建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为村民呼吁，并得到保定市张石高速公路筹建处答复。

3、许志永作为海淀区人大代表，为海淀区博雅德园小区业主维权呼吁，最终维权成功 。

4、李方平、王利平律师"要求查处电信、网通垄断行为"，得到信息产业部书面答复。

5、就"纸包子"事件发表公开信，指出舆论封锁比假新闻更可怕。

6、关注济南暴雨后，网友因发布帖子说有人淹死但政府未公布而被拘留事件。

7、关注中关村拆迁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以生造的"规划意见书"，取代法定的"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4年11月16日，中关村科技城的居民龙新华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消《规划意见书》。经过长达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这起行政诉讼案终于得到宣判,《规划意见书》被确认违法并被予以撤消。这是13件由中关村多位住户提起的诉讼中，第一个得到宣判的案件。可说是中关村科技城拆迁案居民维权的第一场胜利。然而这起拆迁案要得到彻底的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市规划委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正在审理中。公盟律师一直关注本案。

8、关注王粪堆死亡案。2007年8月4日早晨，4名河南籍公民在北京市崇文区左安门地区拾荒过程中被当地联防队员当成小偷追赶，其中两人被抓，一人逃跑，另一人失踪，失踪者名为王粪堆。两天后王粪堆的尸体在左安门护城河里被发现。在王粪堆出事的护城河边装有摄像探头，王粪堆的女儿申请提取录像资料，回复是，"探头是北京为迎接奥运新装的，还未来得及接电。"8天后，3个探头全部被拆除。死者家属王粪堆的死亡与联防队员的行为有直接关系，联防队应该对王粪堆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盟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并给与了法律方面的帮助。

四、法律研究

1、关于推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和履行项目

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签署该公约，但一直未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该项目的目的是推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提出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意见，推动中国的人权保障。该项目由周梅燕、王建勋、赵晓力、姚国建、许志永、滕彪等人执笔，研究报告已经完成。公盟于2008年1月把研究报告和呼吁批准该公约的信寄给众多全国人大代表。

2、关于推动北京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城市新移民准入制度项目

目前北京市在面对数量庞大的新移民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失。该项目目标为促使北京市政府改革现行《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修正）》中规定的暂住证制度，使来到北京一定年限的新移民获得在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平等市民权利。这不仅能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权利，也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该项目由胡星斗、李方平、许志永等负责，调查和研究工作已经完成。2008年公盟通过研讨和游说市人大代表继续推动该项目。

3、关于推动改革中国城市拆迁法律制度的项目

在《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废除之后，该项目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征收法》的起草上。该项目由杨支柱老师负责，计划在2008年5月末结项。

4、公民观察行动（http://www.gmguancha.org/）

公民观察是公盟基于公民立场通过监督政府履行职责推动政府廉洁、透明、高效、高质量服务的长期项目。考虑到项目刚刚开始，我们的观察区域主要集中在北京市海淀区，观察项目主要集中在和公众生活比较密切的、公众比较关注的医疗、教育、环保、司法、廉政五等部门，各版块依次由郭玉闪、李英强、杨子云、王佳、许志永负责实施。 公民观察的目标是促进政府履行职责、改善服务，同时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不断完善政府服务标准。公民观察的主要工作方式是接受公民投诉，关注个案，必要时进行调查，通过人大代表监督或者公布调查报告的方式监督政府履行职责。

2007年9月我们重点根据投诉在环保领域展开了调查和监督。例如翠湖湿地调查。围绕着翠湖湿地是人工湿地还是天然湿地？是公益工程还是商业工程？是保护了北京生态还是对上庄水库下游地区造成生态破坏？我们进行了比较周详的调查，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在调查环境的过程中，还发现该工程背后存在的征地拆迁问题，海淀区政府投资于翠湖湿地20个亿的预算未经人大代表审议的重大问题。公民观察的质疑经《南方周末》等媒体报道之后，海淀区政府积极回应，我们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重视。

公民观察除了继续关注翠湖湿地的问题之外，还将依据2008年5月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展开一系列的公民观察。比如，六里屯垃圾场的建设，圆明园的环境保护、海淀公园的拆建问题，及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农村合作医疗等问题的调查等。

我们的公民观察行动凭借公民观察网http://www.gmguancha.org展开活动，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网站，并且参与到我们的行动中来。

五、公盟评论

公盟评论类似于公盟网站的"社评"。其核心理念是表达良知、人权、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观念。

2007年全年公盟评论共发表了《反对电信垄断暴利的公益之诉》、《坚决支持小产权房合法化》、《假新闻没有那么可怕—关于纸包子事件的法律思考》、《一个案件的真相与两个案件的正义》（关注"聂树斌案"）、《最高法院的尊严——郑筱萸、段义和案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忧虑》、《肖志军的悲剧角色—一个中国农民在陌生城市的遭遇》、《国家林业局请不要回避自己的责任—照片真假比有没有华南虎更重要》、《ATM机故障的无期徒刑与法官的堕落》，等46篇文章。这些文章为公盟研究员对当期热点新闻话题和重大新闻事件发出的建设性理性声音。

公盟成长足迹：2008年

一、个案援助

为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做法律援助，提起共同诉讼（2008年）

2008年9月毒奶粉案曝出后，公盟迅速组织了由全国上百律师组成的志愿律师团，为受害消费者提供法律指导和服务。

10月中旬，公盟通过网络以及《南方周末》发出《公盟志愿律师为因食用含三聚氰胺奶粉而患病的消费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公告》，并通过网络发出《公盟关于"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的建议》，并把此建议邮寄至卫生部、质检总局、国务院等部门，开始正式接受全国各地受害者的委托。

11月24日，援助律师前往石家庄，向三鹿集团递交了《关于解决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事宜的律师函》、《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律师建议书》以及一份援助律师已经接到委托的三鹿受害者名单。此套文件同时递交给了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以及河北省人民政府，并寄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务院办公厅等机关。

11月25日下午，公盟和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家庭与媒体、律师见面会。

12月8日上午，公盟援助律师代表63名三鹿三聚氰胺奶粉的受害者正式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共同诉讼，是否立案法院至今未予答复。目前，公盟正在积极准备向其他奶粉企业提起诉讼。

杨佳袭警案二审调查（未获准）

9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杨佳袭警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公盟以及一些律师认为此案整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案件审理过程未公开，案件细节也未完全查清，决定对杨佳案提供二审法律帮助。

9月8日，律师团成员刘晓原律师、李劲松律师、李苏滨律师、张建国律师、季化律师、程海律师与杨佳父亲等一道赴上海，取得一审判决书，但未被获准会见杨佳。9月9日，杨佳的姨妈王静荣在律师李方平陪同下，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在杨佳母亲王静梅失踪案上的不作为，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朝阳法院立案庭拒绝立案。

10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杨佳的上诉，维持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0月26日，杨佳被执行死刑。

杜学雷案

2008年10月3日中午，杜学雷和闫金飞及其他4人因买卖一辆二手农用车，在河南省内黄县楚旺镇一家饭店吃饭。下午2时左右，其余5人先后离席，落在最后的闫金飞发现无钱结帐。店老板报警，并将闫送到内黄县楚旺派出所，十几分钟后，杜学雷骑摩托车到派出所送钱。杜学雷的言辞可能招致派出所工作人员不满，一名男子与杜发生争执，几个人冲了上来把杜学雷打倒在地。冲突持续数分钟后，杜学雷满脸是血，嘴唇发青倒在地上。随后，他被送到内黄县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大厅，医生诊断其已经死亡，直接送进太平间。

公盟志愿律师张兴奎、兰志学介入此案为杜学雷家属提供法律援助。10月下旬，此案受害者家属与公安机关达成民事调解协议。10月30日，公安机关出具了《安阳市公安局龙安分局鉴定结论通知》，此结论不利于对凶手法律责任的追究，家属正要求重新鉴定。

甘锦华涉嫌杀人案

2004年10月12日晚，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大都村慈济精舍庵堂尼姑林某、周某二人被杀，经过调查，警方逮捕了当地村民甘锦华。2005年此案一审判处甘锦华死刑，甘锦华上诉，二审维持原判。2006年7月其在临刑前喊冤，省高级法院监督执行的法官在最后时刻从案卷中发现新证据，又组织重新审理。2008年4月18日，佛山中院再审此案，结果维持原判，甘锦华当庭表示要上诉。2008年11月6日，此案再审二审开庭，在这场关乎甘锦华生死的重要庭审中，滕彪担任甘锦华的辩护人。

承德陈国清案

公盟援助个案"河北承德案"辩护律师吕宝祥及许志永至河北省石家庄，向中共河北省政法委员会、中共河北省委、中共河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等部门递交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刘瑞川在任期内对两起重大刑事案件（包括承德案）的九名当事人严重超期羁押并错误裁判的情况反映"。

福州陈信滔案

陈信滔诉公安局财产赔偿案。案件一直未予受理。目前由张立辉律师再次致函福建高院。

其他个案

2月19日，接到"四川打工女火车上挤死"的案件材料，联系死者家属为其提供了一些法律方面的咨询，并两次建议其坚持与铁路方面谈判。经过当事人家属与铁路多次协商，最终铁路方面把抚慰金提高到5万元。家属接受了此赔偿，并对公盟给与的帮助表示感谢。

北京海淀区苏家坨地区163户拆迁户代表徐玉清向公盟反应回迁楼建设延期、周转金太低等问题。3月13日许志永写了"人大代表建议"寄往海淀区政府人大代表联络室。

3月，公盟接到海淀区四季青镇孙振环拆迁案材料，法院已经下达强制执行通知书，孙振环等被拆迁户正在调查当地开发商建设资质问题，并收集到了一些有利材料。

北京市海淀区西洼村居民反应，2006年当地拆迁征地过程中拆迁单位欺骗居民，声称此处拆迁是"绿化工程涉及公共利益"、"给予被拆迁户购买经济适用房资格"，因此居民仅获得很低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便搬迁了。但后来获悉，西洼村征地项目在国土资源局备案的征地用途是"居住"而非"绿地"，并且未给被拆迁按户安置经济适用房。公盟对此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参与了居民与政府部门的协商，政府部门初步同意为拆迁户解决实际问题。

河北省唐山市民黄玉秀反应其子廖海军被控故意杀害幼女，2003年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廖海军无期徒刑，黄玉秀及丈夫廖友以犯包庇罪均判处有期徒刑5年。案件可能涉及刑讯逼供、公安机关伪造证据等情况，公盟决定对此案给予法律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口头通知此案已经立案。

张薇、马秀兰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因维护合法财产权利，对抗非法强拆，接受外媒采访，公民张薇、马秀兰被逮捕、羁押，现已取保候审。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在公安侦查阶段撤销案件，目前正在办理中。

公民黄勇因对政府养犬管理部门蛮横打狗限小发表言论、进行表达而被关押、起诉，为维护公民合法言论表达自由，我们无偿援助黄勇并进行了无罪辩护。目前案件已审结，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当事人的充分肯定。

于博诉清华大学培训合同纠纷案，公民于博因不满大学低质高收费提起诉讼，本案因案由和被告特殊，引起了较大关注，目前正在审理中。

上访公民单亚娟被黑监狱暴力人员打伤后，在积水潭医院诊断，结果为"陈旧性骨折"，与其他多家医院多次诊断结论相反，导致其故意伤害案无法成立。为此单亚娟将北京积水潭医院诉至法院，目前正在二审审理中。

二、公盟个案研讨会

公盟个案研讨会——由辽宁县委书记进京刑拘北京记者说起，1月10日。

城管制度反思——从城管杀人案谈起，1月10日。

2005—2007中国新闻自由度研究报告研讨会，3月2日。

维护灾区稳定法律问题研讨会，5月31日，与检察日报•正义网合办。

拆迁现实问题与征收法立法研讨会，6月1日。

网络言论自由——从杜冬劲诉上海电信案说起，6月21日。

政府信息公开的困境与突破研讨会，6月25日。

推动律协直选的意义和方法研讨会，7月26日，与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共同合办。

周正龙虎照案，10月19日。

三、公民参与

以和平、理性的公民立场有限度参与公共事件，探讨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推动民主法治进程。

 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项目

2008年6月，公盟与多名律师合作，对台湾、香港、美国等律协选举制度进行研究，积极宣传律民主选举，希望通过各界律师的合作推动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

8月下旬，律师们起草了《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和《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草案）》等文章，这些文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了法律界关注，受到了各界律师的支持。9月1日，程海等律师向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协递交了呼吁书。

9月5日，北京律协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北京市律师协会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9月7日，推动直选的律师们发布了名为《我们对北京律协"严正声明"的回应》的文章予以回应，同时重申了六点要求。

9月中旬，参与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项目的律师们为了听取更多律师的意见和建议，向北京市近16000名律师分别发出了信函。

9月12日北京律协公布律协章程征求意见稿。同日，直选律师们向北京全体律师发出了《竞选律师代表的策略和建议》。9月13日，直选律师开办的《律师沙龙》网站开通运行。9月22日，程海和张立辉两名律师将集体修改章程意见送到北京律协和北京市司法局。

10月5日，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项目组通过网络发出《立即取消北京律师证书上歧视性"W"标注的请求》以及《请全体律师投票的降低年会费60%的动议》，各地法律界人士非常关注此活动的进展。项目组成员开始广泛联系律师，希望得到各地律师的支持。

10月24日，直选律师之一李方平等发表公开信，对全国律协七大律师代表的产生缺乏合法性和民主性提出质疑。

11月15日和18日，北京律协在网站首页先后贴出了两篇关于会费标准和收支明细的公告。11月21日，律师们向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协发出《关于敦促律协换届审计并公开财务的公开信》，进一步敦促北京市司法局依法履行其对北京市律师协会的监督管理职能，积极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换届审计和公开财务的工作。

12月20日，北京市律师协会七届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章程》。推动直选的律师们对此提出了质疑。

政府信息公开项目

公盟关注关注并支持了以下信息公开申请及后续行政诉讼：

北京市海淀区市民朱福祥、湛江向北京市海淀区环境保护局、海淀区四季青镇政府依法申请部分工程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

北京市昌平区市民陈育华向北京市公安局依法申请公开2003年至今的养犬管理费用使用情况；

郝劲松申请陕西省林业厅公开虎照案相关信息；

海淀区四季青镇居民兰靖远向海淀区四季青镇政府申请一项关于集体土地被占用的相关信息公开。

其中兰靖远一案法院已经受理。

对电信、网通网络封锁的共同诉讼

2007年初，上海居民杜冬劲上网时发现自己在海外注册的一家网站无法正常访问，但该网站实际上当时正常运营。因此，2007年4月28日，杜冬劲起诉上海电信，作为上海电信的网络用户，他要求被告明确告知自己的网站为何不能通过国内互联网登陆，并按照合同赔偿两个月宽带使用费和诉讼举证费用，但一审败诉，二审再次败诉。

2008年7月，公盟对此事件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的网络服务商存在网络封锁行为，杜冬劲决定对网络服务商进行共同诉讼。但至今没有征集到足够数量的共同原告，此案搁浅。

李方平诉中国网通北京公司反垄断案

本案系《反垄断法》施行后法院受理的反垄断第一案，对争取公民平等消费权、反对歧视有重大意义。案件经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受理后移送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目前已经过证据交换，正在审理中。

四、民声频道

民声频道旨在关注遭遇不公正的个体，发布来自公民社会的声音。以案情报道的方式，放大个体微弱的声音，以获得社会公众的关注；以公民来信的方式，刊登公民对法治和社会改革提出的理性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编写了"北京海淀区苏家坨镇163户拆迁户质疑住房周转金过低"的民声频道文章，并对此类事件进行了简要分析。

3月收到河南省洛阳市人郭克哲家属以及贵州省铜仁市茶店镇开天村村民杨鑫家属的上访材料，分别反应郭克哲、杨鑫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意外身亡。

3月，经过对近年公盟收到的相关羁押期间犯罪嫌疑人死亡事件的整理，编写了"危险的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频繁死亡"的民声频道。

4月，北京市海淀区北京体育大学南侧西洼村居民反应，2006年当地拆迁征地过程中拆迁单位欺骗居民，声称此处拆迁是"绿化工程涉及公共利益"、"给予被拆迁户购买经济适用房资格"，因此居民仅获得很低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便搬迁了。但近期获悉，西洼村征地项目在国土资源局备案的征地用途是"居住"而非"绿地"，并且未给被拆迁按户安置经济适用房。根据材料公盟编写了民声频道文章"北京海淀区西洼村居民拆迁过程中被欺骗"。公盟对此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参与了居民与政府部门的协商，政府部门初步同意为拆迁户解决实际问题。公盟将持续关注此事件进展。

四、法律研究

选择中国前沿的法律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改革意见和立法建议。

2005-2007中国新闻自由度观察报告（2008年）

该报告以《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为样本对2005年到2007年中国新闻自由度的变化进行了抽样统计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批评倾向文章数量及比例增长，批评党政机关的文章数量及比例增长且涉及级别有升高趋势，这些变化说明三年来我国新闻自由度有了提高。

推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和履行研究报告（2007年-2008年）

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遗憾的是，十年过去，中国的立法机关仍未批准生效。该报告分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人身自由、结社自由展开分析，提出了相关法律的修订建议，向立法机关提出了批准和履行该公约的公民建议。

户籍制度改革及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改革研究（2007年-2008年）

长期以来，我国以管理和控制为主旨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以常住人口为主，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基本原则，并由此形成了保守封闭的人口管理模式，公民除就业、升学、工作调动等可以迁居外，一般没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改革开放以后，流动人口急剧上升。

1985年公安部颁发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暂住时间拟超过三个月的十六周岁以上的人，须申领《暂住证》。该法确立了公民拥有在非户籍地居住的权利，但是在新居住地，公民就业、接受平等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无从谈起。该项目研究结合个案诉讼进行，旨在呼吁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给予北京市新移民以平等的市民权利。

征收法立法草案（2007-2008年）

在城市拆迁管理条例被废除后，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制定一部《征收法》，确立合宪的、科学的、合理的城市拆迁制度。该报告研究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谁？通过什么程序有权界定公共利益；第二，如何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我们希望，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各方都是合理的受益者，现代化进程在和谐中完成。

五、其他工作

公民责任奖:

"公民责任奖"是公盟于2008年启动的一项民间权利保障促进项目。其宗旨是鼓励公共精神和公民责任。首届公民责任奖获得者如下：韩寒、简光洲、丘建东，获得提名奖的为：

郝劲松、韦东英、陈光标、陈育华、刘绍坤。

2008年度十大法治事件评点：

瓮安、陇南事件

杨佳袭警案

三鹿毒奶粉事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

重庆、三亚、永登、广州等地出租车司机罢运系列事件

北京律协"直选"事件

陈水扁被诉案

天门城管打死魏文华案

许霆ATM机取款案

《反垄断法》实施，质检总局、北京网通成被告

出处：http://blog.tianya.cn/

-完-

冉云飞：2008年度致敬

春节快到了，我要表达一年来的致敬。我的致敬目录挂一漏万，希望大家也列出自己的致敬目录，让我们把对他人的爱与敬意传达出来，在严冬里让大家感到温暖。

一：向身受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春节逼近，大家都在忙着年节期间与亲朋好友聚会，但也有不少人为我们获得更多的自由，而失去了自由，让我们在此祝福他们早点结束囹圄之苦，早点与家人团聚。希望认识他们的朋友们能够去看看他们，或者打个电话拜个年，带去你在寒冷冬天里的问候。这些人是刘晓波、胡佳、陈光诚、郭飞熊、黄琦、杜导斌、力虹、师涛……自由是每个人都努力的结果，让我们向这些前行者致敬。

二：向老虎庙博客致敬。中国的灾难当然大多是人祸，让我们向那些在人祸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们带去祝福，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人关心底层的人民。在这方面，我要向长期执着关心与救助访民、流民的老虎庙先生致以我万分的敬意。他二十四小时在线的博客，快速而丰富地反应了当下中国的现实。中国有许多人在做实事，有许多人在写博客，但像老虎庙先生这样执着的人却并不太多，因此我特地向2009年度德国之声的中国评委推荐老虎庙先生的博客，这是中国平民执着而现实的记录，观察中国的现实与研究中国的历史，不能忘记像老虎庙先生这样的博客。

三：向数十万志愿者致敬。去年所发生的灾难，从雪灾到大地震，在中国诸种灾难，都逐渐不乏自愿者的身影。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公民社会的萌动，看到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毅力与恒心。数十万自愿者的救助，是民治（By the people）的最佳实验场。

四：向各种NGO机构致敬。虽然中国的NGO遭遇多方面困难，在2008年却显示出空前的力量，以及不小的聚合力。512民间救助中心堪称大地震中各个NGO机构临时性聚合发力的楷模；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是持续利用宪政、法律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典型，其间许志永、滕彪诸人的努力，是此中翘楚；传知行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2008公民税权手册——"税收与中国经济困局"特辑》是2008年较有现实意义且极富常识意味的书籍；上海法律金融研究院的《思想库报告》、《读品》、金塘岛公益图书馆项目，都是极有益的尝试；李英强主持的立人乡村图书馆，再一次从晏阳初等前辈的努力之上前进。

五：向因言论而被扼杀的网站致敬。向所有为言论自由做出努力的诸种网站表达我们的敬意，但这里的致敬主要献给牛博网与法天下。牛博网参与整个2008年不平凡的现实与历史真相之抒写，必将被载入史册。

六：向有良知的媒体致敬。这些媒体分别有《炎黄春秋》、《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新京报》等。

七：向揭示真相的记者致敬。这些人分别是《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新京报》记者黄玉浩。

八：向持续关注灾区的人们致敬。这些人分别是谢英俊、锦瑟、逍遥问学、马骏飞、傅寒、韩寒、梁文道、谭作人、潘惠莲、陈云飞等。

九：向揭示真相的网民致敬。揭示真相，包括网民用人肉搜索监督官员及公权力的努力。其中揭示江西、张家港、温州出国考察；搜索林嘉祥、强建周、周久耕、姚军等，都是此中杰作。希望网民随时以法律为武器，将手中掌握的诸种公权力和官员的公务信息，尽量放到网上晾晒，快速传播，为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公民社会而努力。

2009年1月24日9：25分于成都

出处：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e44aba16e712bf1b

-完-

经济观察报：“独立知识分子”滕彪

刘溜 / 文

"现在我面对狱中的墙壁 / 为你作一首情诗，我的爱人"、"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 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这是滕彪一首诗中的句子。他说，今年某日，他曾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带走，关了近两天才放出来，诗是那时写的。

一些熟悉滕彪的朋友常常为他担心，因为他性情赣直，不善于自我保护。自从2003年与许志永、俞江三人为"孙志刚事件"公开致书全国人大以来，滕彪就被视为勇敢的行动者和活动家，经常出现在一些大的事件中。

但他给自己的定位则是不脱离现实的"独立知识分子"。

一

滕彪、许志永和俞江，曾被称为北大法学院"三剑客"。在北大读博期间，三人常相来往，一起吃饭、讨论，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小圈子。三人互相之间非常了解，对社会问题的见解也比较接近。不过也常有激烈争论，多数时候是滕彪和俞江联手反对许志永，因为"许志永的理想主义走得更远"。

那时候，他们就经常讨论收容遣送、劳教、上访这些问题。"我们是从学术的角度去讨论这些法制问题。这些都是非常贴近现实的、非常重要的法制问题，但是大多数法学专家、教授，对这个重视并不够。"

2002年博士毕业以后，三人去了不同的学校教书，滕彪到了中国政法大学，许志永在邮电大学，俞江去了华中科技大学。三人仍然经常通过网络和电话交流看法。

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三剑客"经过商议决定出手，发出了对收容遣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书。"当时主要是想通过这样一个举动，在中国推动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反应。"滕彪说。

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收容遣送条例很快被废除，对此滕彪的心情有些复杂，"一方面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很多人包括农民工、上访者的安全多了一些保障，这也是中国法制一个不小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想推动的违宪审查给绕开了，所以也有点遗憾"。

之后的一两年，对滕彪来说，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亢奋的时期，全国各地很多错案、冤案的当事人给他写信、打电话、见面，几乎从未间断过。

"他们希望我能够帮忙，但是我又对绝大多数冤案都无能为力，这也是一段痛苦的时期。虽然我来自底层，之前也了解社会底层人的遭遇，但是当这些人一个一个坐在你面前的时候，的确还是很有冲击力，这些人的生活太悲惨了，他们的遭遇太令人同情了，但是我又很难对他们有一点帮助，自己的力量太小了。但是他们认为我能帮他，很多人在信里写道，你们三个人把收容遣送制度给废了，我们这个案件应该是小意思。"

滕彪说，"实际上那个制度不是我们三个人废的，是很多人的合力，是几千万人关注的结果，很多人在网上发帖子呼吁、评论，这些力量最后促成了官民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这个案例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有特定的背景。孙志刚案件不是一个维权的模式，它只是一个取得良好效果的特殊案例"。

面对那些经过十几年申诉上访无果的案件，他们感到无能为力，于是成立了公盟。

二

35岁的滕彪说自己比较晚熟，到大学本科快毕业时才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与许志永同岁，1973年生于吉林农村，家里很穷，姐姐是文学青年，写诗写小说，他也想成为作家，从中学起就开始写诗写散文。

1991年，滕彪考入北大法律系，军训一年，从本科读到博士，在北大待了总共十一年。钱理群、贺卫方等老师给了他很大影响。1995年到1997年这三年，滕彪被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所鼓舞，立志要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知识分子，"当时没有很明确的想法，只是说不能甘于平庸，要做一些大的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事情，写东西也要写有影响的大作品。"

思想方面，他受到鲁迅、哈维尔、哈耶克、波普尔还有米奇尼克等思想家的影响，"他们能够让人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下站立起来，不会被生活的苦难所打垮。"

滕彪是在懵懂的情况下报了法律专业，他最想学的是文学。后来他才逐渐意识到了法律人的重要性："有人把中国80年代以后分成几个时期，一开始是哲学，就是学马列哲学的人有话语权；然后是文学，寻根文学，小说和朦胧诗的影响比较大。九十年代是经济学，那时候经济学占有最主流的话语权。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发现改革没有办法继续推进，很多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它们都会归结到法律和政治。"

"九十年代之后，该法律人登场了，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以来，依法治国、人权入宪，这些都在呼唤法律人登场。很多重要的立法过程中有法学家的影子，一些法学家——比如贺卫方、江平——成为最有名的、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除此之外，更活跃的、更具冲击力的就是那些来自民间的、分散的法律人，他们在法庭上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辩护，一点一点地把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落到实处。"他说。

目前滕彪正接手广东顺德甘锦华案。这就是著名的"刀下留人案"。在四年里，甘锦华三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临刑时喊冤被刀下留人，生死之判至今未定。滕彪认为，控方提出的证据疑点重重、漏洞百出，没有任何一位证人和鉴定人出过庭，他确信这是个冤案。11月6日，在法庭上，滕彪为甘锦华作了无罪辩护，在辩护词中他一口气列出了控方证据中的28个疑点。

"甘锦华犯罪的证据不存在。甘锦华没有杀人。但如果你们判他死刑，杀人的就是你们，还有本案的办案警察和检察官。如果能够容忍在如此漏洞百出的证据之下定罪判刑，那么我们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只蚂蚁"，这是他的辩护词中的一段话。

三

有人问他，你从农村考上北大，又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又是大学教师，又是律师，有房有车，有妻有女，为什么还要出头做这么多有风险的事情？

滕彪的回答是，"我是法律学者，是兼职律师，必须说真话，做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最起码的。说真话有风险，这种风险应该更多地由有名气、有知识、有资源的人承担，而不是让那些最无助的人去承担。孙志刚事件之后，我逐渐被公众熟知，我觉得有责任做些具体的事情去推动法治的进步。"

滕彪在大钟寺附近的公盟办公室里接受采访。公盟是他和许志永等人创办的公益性法律组织，原名为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现有十多位律师，在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进行相关的制度研究。坐在对面的滕彪，肤色黧黑，笑容憨厚，朴实得近乎木讷。

2008-11-24《经济观察报》

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3c7fe0100bllk.html

-完-

沙沙喝茶记

１１月２０日下午五点左右，我去南京师大，给郭泉媳妇李晶送去一份慰问礼物。东西放在门口传达室。然后回夫子庙，上网，吃饭。九点左右回旅馆，刚到总台，身后就跟过来一个小眼睛中年男子，"你是刘＊＊（我真名）吧？"我说是，他说"我们是南京公安局的，请你和我们走一趟。"我说行，但我得先打个电话。他们说不行，不能打，手机得关机。我看他们是好几个人，还有人坐在旅馆大堂一边的沙发上，就也走到沙发上坐下，笑着说，我正好也想找你们，交流一下意见呢。他们也笑，问，什么时候到的南京，我说今天早晨，他们又问，到南京干什么来了？我就笑了，说"看郭泉来了。咱们直奔主题，不弯绕，我就是看郭泉来了。"然后我和警察一行，上楼去房间，把零碎东西都收进背包里——我放在桌上的零钱硬币太多，我不想要了，结果还是一个警察替我收进包的。这点可见他们态度还不错。

上了车，我是坐在后排，一左一右两个警察。车开动，他们就在车里问我："你为什么要来看郭泉？"

我吭吃了一下，在谈一些太高尚的事物之前，我总是会这么吭吃一下，不好意思一下："如果我说是为了——理想，你们会怎么看？但我确实是为了，理想，民主理想。我认为中国民主改革，下一步肯定要走多党制的道路，而郭泉建党，是先走了这一步。总之我来，就是为了，理想。"

车内静默几秒，估计他们也在感叹，在直抽冷气：这年头，理想——

几秒钟后，警察："你认识郭泉？"

我说"不认识，就是在ＱＱ群里见到郭泉发的文章，新民党党纲什么的。"

警察："那么你是仰慕他？崇拜他？"

我一听就乐了："我不仰慕任何人，不崇拜任何人，我看政治人物一概是平等的看待。我只是看了他的党纲，赞同他的党纲里的一些原则。比如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什么的。当然我也不赞同郭泉的一些做法、说法。比如他砸汪直墓碑，我就觉得很傻，二愣子。再比如那个一千万党员的说法，很不严谨。这是我不赞同他的地方。"

又是几秒钟静默。

我打破沉默："其实我今天上午就想找你们的，想找你们交流一下看法，关于郭泉，以及关于你们的工作方法改进什么的。"

警察："那为什么又没来呢？"

我嗑巴一下："嗯，还是有点害怕吧。"

开车的警察就轻轻冷笑了一声。

到了某派出所（后来知道是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派出所），走到一楼楼道尽头，过一道铁门，上楼，再在二楼楼道里走过了七八个办公室，他们打开一间办公室："请进。"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头一昂，眉毛一抬，欣喜地笑了一下，特振奋！特期待！啊，终于轮到我们这一代人，站到革命的舞台上了！

但我没想到的是，坐下之后，光是那个温和的中年警察一边问一边在电脑上打入我的基本情况，身份住址工作什么的，就琐琐碎碎弄了好久，把我的豪情都给磨碎了，思路也给打断了——这是一个教训，不要一进派出所就提起十二万份的斗志精神，还有一大堆琐碎在等着你呢。哦，那个温和的中年警察，我给他起外号叫"尖下巴"。

等到基本情况填完，他和颜悦色地问我，什么时候到的南京，我说今天早上，然后突然旁边一个白净方脸警察，站着，居高临下，很凶狠地："谁让你来的？" 我一口反击了回去："我自己来的。"他又问了一句："到底谁让你来的！"我一口咬定："我自己来的，没谁让我来，没人能'让'我来！"

啊对了，这个白净方脸警察，我给他的外号是"郭粉"——以后大家能看到，他对郭泉的钦佩仰慕之情。

然后那个温和的中年警察，尖下巴，看要僵，就在旁边和颜悦色地岔开了："你认识郭泉？"

我："不认识。"

"那你怎么知道郭泉的？"

"ＱＱ群里。"——这里，警察表现出了另外一个烦人的地方：同样的问题，问Ｎ遍。一个人问了，换个人再问一次，今天问了，明天换个人再问一次，目的就是让你疲倦，也核对一下前后有没有出入。当然，也因为他们没啥词儿。

然后我就又讲了一遍：在ＱＱ群里见到的郭泉文章，党纲，我赞同的地方，不赞同的地方：赞同他的多党制，民主竞选，不赞同他的一千万党员的说法，不严谨。等等。他们个个点头称是，我说一句，他们嗯一句，气氛显得很温和，很交流。

在很温和的气氛中有人问"宁文忠你认识吧？"

我说认识。

"他的网名是什么？"

"砍樵人。"

"你怎么有他电话的？"

"他在ＱＱ群里留的。"

"什么时候留的？"

这时我突然反感和警惕了，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温和的交流意见了，而是在套口供了。马上绷上嘴，不说话了。（刘沙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说出朋友，仅此一次，仅此几句，再往后，他们再也问不出了。）

（这次喝茶，我最困难的是第一天，２０号晚上。因为没有经验，也因为心态太宽松，结果，上了他们不少当———你想人家是朋友，人家想你是犯人。你想的是交流，人家想的是审问。我本将心做明月，谁知明月照污水沟！———）

评论人：刘沙沙 评论日期：2008-11-25 12:46

这时又来一个警察，坐在我侧后方发问，我扭脸一看，此人尖长脸，单眼皮，满脸疙瘩，看上去很凶。我给他起的外号是"中统特务"，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外号，往下看大家就明白了。

下边这一段，是刘沙最出糗的一段。首先他是坐在我侧后方发问，你要想尊重他，就必须不停的扭脸看他，这样，就很累，很分散注意力。其次，他语速极快，又急又快的问题一句接一句，你前一句没答完，他后一句又来了。一句没完，"啪"又一句，一句没完，"啪"又一句，句句都是隐含了前提的"阴险问句"，刘沙没经验，技不如人，又被前边的几个警察搞累了，这会儿来不及分辨他问句中的"阴险前提"，发现被套已经晚了。输了。确确实实技不如人。输了。心服口服。

下边这段对话语速极快，大家可以想象这种语速极快的对话节奏。网警同志也可以找南京方面核对一下谈话录音，学学经验——　　~_~

很快的对话，而且，几乎每一句，我还在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他下一个问题就杀来了，我怀疑这家伙是特别训练过的，只听你一半句子就知道了整个意思，就开始了下一句！

"你到南京来干什么来了？"

"来看郭泉来了。"

"你怎么知道郭泉被抓了？"

"在ＱＱ群里。"

"你为什么来看郭泉？"

"我怕他在里边吃亏。"

"哎你对郭泉比他媳妇对他都关心啊？"

我一下就把脸沉下来了："你什么意思？"（我知道ＧＣＤ现在学着国民党骂李公朴，开始在这方面造谣了）

我扭脸面对桌子，不看他了，问话停顿了。

几秒钟后，他又开始了，从头问："你到南京干什么来了？"

"来看郭泉来了。"

"为什么来看郭泉？"

"怕他吃亏。"

"吃什么亏？"

"在里边挨打。"

"你以为我们会打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会打人？"（威胁的口气）

我因为还想给对方留面子，当面说不出口"你们法西斯"这种话，只好犹豫了一下："……听说过。"

"你以为你见得着郭泉？"

"见不着，只好见他媳妇。"

"见他媳妇干什么？"

"问他吃亏没有。"

"如果他吃亏了，你会怎么办？"

"在网上呼吁，打抱不平。"

"你见着他媳妇没有？"

"没见着。"

"为什么没见着？"

"他媳妇吓得不敢见人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回去。"

"还发不发呼吁了？"

"不发了。"

"为什么不发了？"

"因为我现在没证据证明你们打人了。"

"那你原来不也是没证据，现在不也是没证据吗？你不前后矛盾了吗？你不扯蛋吗？"

我一听扯蛋，一下子就恼了，把手里的纸杯往桌上一墩，脸一绷，不说话了。

——大家看清楚，我输在哪儿了吗？

他很得意地站起来了，站到我侧面了，而我，几秒种之后我长长地哦——了一声："哦！——我明白了，你的每一个问句，都是一个隐含了前提的复杂问句，我回答是或不是，都上当了！——在正常的司法中，是不准使用复杂问句的，用了就是诱供！"这时，我对面的方脸警察，和中统特务，一下交换了一个钦佩的眼神，那真是，惊喜，钦佩的眼神，喜悦的眼神！棋逢对手的眼神！

然后中统特务，站着，嘟嘟嘟嘟又说了一遍"你矛盾"，我一下打断了："你说我扯蛋，你对我人身攻击，我不回答你的问题了！"他马上又开始连珠炮似的嘟嘟嘟嘟"你原来没证据，现在不还是没证据么？你这不扯，扯谎么？"

然后开始发狠，说了Ｎ多话，我因为在回味刚才的失败，没听清他说什么，只听见最后几句："你一个女人家，管这种事情，你多管闲事！你闲吃萝卜淡操心！"很威胁很江湖狠辣的口气，倒把我听笑了，仰起脸来，笑了："你说的几句话我很熟哎——"

他俩都意外了，都傻傻的听我往下说："你说的几句话我很熟哎，都是旧电影里边，革*命电影里边，中统特务说的哎！"一下把他俩卡住了，半天，互相看看，都给怄笑了！中统特务一边笑一边不服，嘟囔着"什么中统，还军统呢……"　　　~_~

评论人：刘沙沙 评论日期：2008-11-25 12:47

这时那个尖下巴的温和警察从外边进来了，递给我一张纸要我签字，是一张讯问通知书：

刘＊＊（我真名），你因为涉嫌煽动、策划非法游行、示威而被讯问。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好久，对"煽动""非法"二词很是反感。但看了半天——"好吧，毕竟只是'涉嫌'。"就提笔签了字。

下边这一段话，是警察另一个无赖的地方，逻辑混乱的地方。那是我以一对四，和四个警察混战之际发生的对话，这段对话，在二十一号早晨又重复了一遍。可见他们犯错误都犯得没有新意：

（中统特务）"你为什么来看郭泉？"

刘沙沙："因为我赞同多党制，赞同他建党的行动。你们说他颠覆国家政权，他一个书生，没枪没炮没武装，他怎么颠覆国家？"

（中统特务）"你认为我们会无缘无故抓他吗？"（已经开始用公安机关那破碎不堪的信誉来做保，来威胁我了。）

刘沙沙："那么好，你们给我证据证明郭泉颠覆国家了，我马上可以声明再也不参与郭泉这事了。你们有证据吗？"

（中统特务）"有证据能给你看吗？这是机密！"

刘沙沙："那对不起，在证明一个公民有罪之前，他就是无罪的。"

（尖下巴）"所以我们说郭泉，也只是涉嫌，涉嫌，调查！"

刘沙沙："那么好，你们认为他颠覆国家，我们认为他没颠覆国家，我们有权组织游行示威，有权做出我们的表达！"

（尖下巴）"你们的表达是错的！"

刘沙沙："你怎么能说我们的表达是错的？"

（尖下巴）"郭泉是颠覆国家罪，你们为他游行示威，你们就是支持颠覆国家！"

刘沙沙："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游行示威，属于表达自由！"

…………

大家看清楚了吗？当你直接质问郭泉有什么罪，有什么证据时，他们一是偷换话题，用"你认为我们没证据会抓他吗？"这种无赖反问来抵挡，二是退让一步，说涉嫌，只是涉嫌！

可，当他想吓唬你"营救郭泉也有罪"时，就把郭泉颠覆国家当做一个已经成立的前提来说了！

然后又一个警察，站在我另外一个侧后方，问："你跟法Ｌ功有联系吧？"

我说"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不赞同法Ｌ功的世界观。我是唯物主义者，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

"百分之八十？"

"对，因为我接受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

"那你不接受的是？"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对于民主方面——"还没说完就被中统特务打断了：

"你什么时候到南京的？"口气很凶。

我一愣："不是要我讲民主么？"

"这会儿是讲事实！你什么时候到南京的？"

"今天早上。"

"坐的什么车？"

"火车。"

"几点到的？"

"六点半。"

"哪个车站？"

"玄武湖那个站。"

"到站之后干了什么？"

"吃Ｍ当劳。"

"然后呢？"

"和李晶联系。"

"没和别人联系？"……

这时我已经疲倦了，就抗议了："你们找到我时是十点左右，这会肯定过了十二点了，（登记身份住址什么的太啰嗦了），这会肯定过了十二点了，你们不让我睡觉，搞疲劳战术，不人道，我抗议你们的不人道行动，我不会再回答你了。"然后就把眼闭上，嘴绷上了。

这时，那个尖脸的温和警察就又说话了："你想搞民主，很好。但是中国国情不同，肯定不能照搬西方……"什么什么什么的，一大堆。

这就是他们又一个可恨的地方，问你最擅长，最愿意讲的民主理论问题，当你想跟他们讲理论时，没说两句他们就打断你让你讲事实，让你的注意力破碎化。当你讲事实被他们问烦了、抵触了，绷上了嘴时，他又跟你讲理论，污辱民主，逗引你的说话欲望——

……

在我睡眼朦胧之间，中统特务要从我面前过，要我的二郎腿让一下。我弯弯腿，让他过去后小声骂："你个特务，你个中统特务——"他已经走到另一张桌边坐下了，听我这么骂他，又给气笑了——

他又走回来，坐到我这张桌边，一张口，就被我堵了回去："我讨厌你，我不和你说话，我不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就是困倦得，低着头闭着眼，他又问了好几个问题，都被我的疲倦挡在了脑海之外。结果他生气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头都没抬："江姐的态度。"

他被怄得哭笑不得："那你是江姐，我们是什么？"

我心说"G产党反动派"。 ~_~

但是，"反动派"三字一出，就又得是一通长篇大论的争论，什么是"反动"，"ＧＣＤ怎么从革命到落后"以及，烈士们为什么要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是"打倒国民党"等等。我困倦得不行，没精力和他长篇大论的争，所以"G产党反动派"也没说出口，只闭着眼养神。

他又叨叨叨叨说了Ｎ多，看我没反应，发狠了："你别以为我们就拿你没办法！就你的反动言论，早就够判好几年的了！"

我激怒之下，一下昂起了头，高高的昂起了头，不看特务，而是盯着墙壁，嘴角紧绷，眼神倔强，那架势！——眼望五洲、心怀四海、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杀剐由你、"杀了我恰恰证明我是对的，证明你们不折不扣是法西斯！"我当时真是激怒了！真是横下心豁出去了！骄傲极了！轻蔑极了！

眼角余光知道他在盯我，但我决不看他！两个人就这么僵持着。僵持了Ｎ久，看他真说不出什么话了，没新意了，我就闭上眼，又睡觉了。

评论人：刘沙沙001 评论日期：2008-11-25 12:55

一旦刘沙闭上嘴不说话了，谈话就很干巴很无趣了。就他们六个人轮换着叨叨叨叨，那长篇大论的陈腐叨叨我记不住。而且我也太困，只记住了几个点儿：

（１）郭粉："你别以为这次只抓了你一个，这次我们抓了好几个！各地都在动手抓人！宁文忠已经抓起来了，邬伟民也已经抓起来了！"

我眼睛都没睁，也没什么反应：不意外。

（２）郭粉："你给李晶送的东西，放在传达室，人家也没去拿，人家也瞧不上这点礼物。"

我心说：挑拨。

（３）郭粉："你就那么困？那么没精神？那么没精神你还搞什么民主？你孬种！听明白没有？你孬种！"

我心说，你们不孬种，六对一，你们不孬种！

（４）郭粉："郭泉就不孬种，人家比你精神多了！趴到电脑上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的！跟我们辩起来可以一夜不睡的！"

睡眼朦胧间，看到他提起郭泉时，那感叹钦佩的眼神。那眼神亮亮的，我心里也一亮，啊，郭泉有警察粉丝啦！

（５）郭粉："民主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郭泉就有最精彩的一句话是：'象我这样的，在五十年代，早枪毙了，六七十年代，肯定无期徒刑！而现在，我能在这里跟你们辩，就是中国民主的进步！'"

我心想：不够，远远不够。

又一想，啊啊，郭粉，被自己的偶像承认了"进步"，瞧你高兴得！

（６）郭粉："你们搞民主的人，应该讲诚！信！，讲坦诚！郭泉就很坦诚，有什么说什么。整天就是'你们为什么还不来抓我啊？为什么还不判我啊？'"

我心想：一，坦诚？我跟谁坦诚也不能跟你们坦诚，我可以拿自己的事坦诚，但决不能拿朋友的事坦诚！

二，囧死，郭泉郭泉郭泉，你没发觉你提到郭泉的次数太多了吗？而且，郭泉这话，也真是，你们是互为斯德哥尔摩囚徒了吧？

（７）郭粉："来看郭泉的人多了，我们抓了好几个了，丽水的邬伟民，合肥的某某某，都抓起来了，也都回去了——人家早就把你说出来了，早就把你出卖了！"

我心想：一，挑拨。

二，切，你前边跟我说坦诚，后边又说别人"出卖"，那我要跟你们"坦诚"了，一转身你们肯定跟别人也要说"刘沙早就把你给出卖了！"让我的朋友们寒心？

（８）郭粉："嗐！别睡了！去水房洗把脸，清醒一下，别睡了！（踢我椅子）你是不是睡得太舒服了？来换把椅子！"在我的皮面扶手椅子旁边，扔下一张只有靠背的硬椅子。

我睁眼看看："然后就该站着了，然后就该蹲着了？"

他们几个哈哈大笑："你把我们看得也太可怕了吧？你都从哪儿听说的？"

我闭上眼睛低着头接着打盹，他们把我架到那张硬椅子上。

我还是打盹。

（９）郭粉："你有什么病没有？如果有，可以提出，我们好安排照顾。"

我很想告诉他们我头痛了两三年，心脏也不太好，以前莫明其妙晕倒过，这会儿也觉得心跳胸闷———但，咬咬牙没说：一则不想让他们发现我有弱点，二则，不想向他们示弱求援。不想承他们的情。

来源：http://safe2surf5.appspot.com/p?q=aHR0cDovL3d3dy5kZS1zY2kub3JnL2Jsb2dzL3h5YW5ibG9nLz9wPTI4MzQ2Jl9yZWM9MQ%3D%3D%0A

出处：http://www.bullogger.com/blogs/wangchuan2008/archives/288517.aspx

-完-

曹建山：竞选第十二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宣言

曹建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九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的规定，本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本人也是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因此本人决定竞选第十二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上井岗山，成功的"革命"有二十八次，不成功的"革命"不计其数。但是每一次成功的或者不成功的"革命"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在这些灾难中，死难的不论是敌人还是战友，不论是官兵还是百姓，都是我们的炎黄子孙。任何一次暴力的、枪杆子式的"革命"都是抢富人的财，夺穷人的命。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深究"革命"的原因，无一例外的是当权者不受约束，当权者违法再违法，老百姓忍受再忍受。最后当权者过分违法，老百姓忍无可忍，暴发"革命"。如此循环往复。

要从根本上避免此类循环的发生，就是要约束当权者，让当权者不便于违法、不敢违法、不违法。就是要在当权者过分违法时，有公平、公正、公开、合法、和平的途径更换当权者。就是要让人民有效地监督当权者，就是要让人民有效地约束当权者。

实际上，对于用暴力的手段、用枪杆子夺取的政权，人民很难真正有效地监督当权者，人民也很难真正有效地约束当权者。比如有人就说"我们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你能怎么办？只有真正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赢得的政权，才有可能真正地接受人民的监督，才有可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才有可能避免循环往复的"革命"。

我们生活在一个颠倒和错乱的时代，勤奋的劳动者，整天为住房问题忧虑，而游手好闲、肆意散播可耻谎言者，却享受荣华富贵，被人们像明星一般的吹捧。本来应该是培育我们祖国花朵的园丁，结果成了嫖宿、强奸幼女的罪犯。本来应该是打击黑社会、保护人民群众的卫士，结果成了坑害人民群众的帮凶、黑社会的保护伞。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说假话的人升官，违反法律、搞欺骗的人发财；说真话的人倒霉，遵纪守法、干实事的人吃亏。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是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是一个能够让好人也很容易变坏的社会。这个社会到了需要立即改变的时候了。

我为了我自己，为了我们中华民族，更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遭受暴力的、枪杆子式的"革命"的苦难，为了约束当权者，为了让当权者不便于违法、不敢违法、不违法，为了寻找和平、合法地更换当权者的途径，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九条竞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那么，我有没有当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可能呢？

一方面我的竞选对手有三个优势，而我有三个劣势。

我的竞选对手一是有权势，全中国的地方政府、军队、警察都归他们管，各项法律法规也都由他们制定，而我没有权势。我的竞选对手二是有钱财，全中国的纳税人的税收都归他们管，国有的土地都由他们卖，税收不够时还可以发国债，而我也没有钱财。我的竞选对手三是有名气，他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CCTV的黄金时间段露面，到处视察、讲话，而我也没有名气，我在博客上发的文章都可能被删除，甚至连这篇宣言都无法发表。这样看来，我连0.01%的当选可能都没有。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有三个优势，而我的竞选对手也有三个劣势。

我的第一个优势是我遵守法律，而我的竞选对手违法犯法，他们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甚至在制定法律时就违法。我的第二个优势是我讲真话，而我的竞选对手说谎话，嘴上说一心为公、全心为民，实际上贪污腐化。我的第三个优势是我持之以恒，我当选不了，还有子孙后代，总有一天会有人能够当选上。而我的竞选对手只顾眼前利益，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子女、老婆送到"水深火热"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去，自己在"阳光灿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里当"裸官"， 另一方面他们准备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如此看来，我不仅有可能当选上，而且有99.99%的可能当选上。

那么，我怎样才能当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只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超过半数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支持我，我就能够当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要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支持我，我必须在全国半数以上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选举中获胜，即也要获得这些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超过半数以上的人民代表的支持。

要获得这些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超过半数以上的人民代表的支持，我必须在这些地区的半数以上的县、区的直接选举中获胜。

也就是说，至少在理论上，我只要在全国半数以上的县、区的直接选举中获胜，就可以当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我的竞选对手能够养活13亿人。如果您选择了我的竞选对手，您就不用为生活发愁了，因为有人能够养活您。但是您在被养活的同时，也要对他们感恩戴德，也要对他们敬如再生父母，更不能对他们横加指责，即便他们违法腐败，也不能加以监督和阻止。

而我不能养活13亿人。如果您选择了我，您只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要附带着养活我。我只能提供公平公正宽松的生活、生产、经营环境；我只能阻止政府官员与您争利；我只能约束政府官员，让政府官员不便于违法、不敢违法、不违法。

我的竞选对手有7千多万人的组织的支持，而我只有我1个人，怎么可能选得上呢？

因此我只有依靠这个组织之外的12亿3千多万人的支持。

如果您是富有的人，而您又不愿意让自己的财富遭受抢夺、瓜分，那么，就请您支持我。

如果您是贫穷的人，而您又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遭受屠杀、凌辱，那么，就请您支持我。

如果您不愿意遭受暴力的、枪杆子式的"革命"的苦难，又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自己又没有外逃的出路，那么，就请您支持我，和我一起来改变这个社会，和我一起来寻找和平、合法地更换当权者的途径。

即便是组织上的7千多万人当中，我相信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也不愿意遭受暴力的、枪杆子式的"革命"的苦难，也不愿意违反法律，也不愿意说谎话。这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也没有资格去贪污腐败。只不过是因为身在组织之中，因为有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内部纪律，在某些场合不得不说谎话，不得不违反法律。在这7千多万人当中，真正有资格去贪污腐败的，仍然只是极少数。仅仅是这些有资格去贪污腐败的极少数人为了保住贪污腐败的资格，才极力阻挠我们中国的体制改革，才极力阻挠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即便是受过打人不见血的"执法秘籍"式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培训的城管队员、强拆队员也不会自动攻击街头小贩和"钉子户"，他们也不过是为了微薄的工资或者微薄的出场费、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为了执行上级指示而奔波。

无论是城管队员还是街头小贩，也无论是武警战士还是工人学生，都是人民的一分子，都是无辜者。

真正出错的是这个让无辜者互相残害对方的体制，这样的体制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

如果您愿意支持我，应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支持是自己去竞选人大代表，只有人大代表才有资格掌握决定领导人的权力；其次是选举遵守法律、敢讲真话的人当人大代表，只有讲真话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还有就是告诉大家，《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只有每个公民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竞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有什么结果呢？

如果只有亿分之一的人支持我，也就是12人支持我，就有可能实现当权者不便于违法。

如果只有万分之一的人支持我，也就是12万多人支持我，就能够实现当权者不太敢违法。

最好的结果是12亿3千多万人支持我，就肯定能当选，就能够实现当权者不违法，就实现了合法、和平地更换当权者的目标，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遭受暴力的、枪杆子式的"革命"的苦难。

我相信总会有十几个人支持我，让当权者不便于违法的最低的目标肯定能达到。

至于我个人的结局，失业、下岗之类肯定是最轻的，被关进精神病院、坐牢、失踪也不是没有可能（虽然我一直坚持遵守法律）。更大的可能或许是遭遇车祸、食物中毒、心肌梗死、意外身亡、做梦而亡等等，唯一不可能的是自杀身亡（因为我绝不自杀）。

我不希望当权者把和平、合法地更换当权者的途径全部堵死。我希望当权者能给遵守法律的人一条活路、一线希望。我更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用理智、和平、合法的方式，坚持不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我个人选得上或者选不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合法就可以参加竞选。有些人坚持"决不搞"，现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可以搞"，那么我就"立即搞"。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极其微不足道的，靠我一个人也根本改变不了我们现在的体制。要改变现在不合理的体制，要靠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坚持不懈的努力。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一堵坚硬无比的高墙的话，我愿意做一只撞向高墙的蛋。我相信无论多么坚硬的高墙也经不起12亿3千多万只蛋的撞击。

历史的方向盘正掌握在您的手中，历史的方向将因您的抉择而改变！

2009年5月4日

欢迎光临曹建山搜狐博客或发送邮件至E-mail：caojianshan99999@

如果您将此宣言转发给他人，我将十分感激。谢谢！

竞选专用资金帐号：中国银行4458797 0188 050516 5 曹建山

2009年4月

收入：3050元

支出：800元（纸质广告费）、1600元（电子广告费）

结余：650元

原文：http://q.sohu.com/forum/20/topic/5890823?success=pst

出处：http://zhiai118.blog.163.com/blog/static/4485139120094475215663/

-完-

日裔美国人：记住苦痛的历史一页-华尔街日报

对于那段岁月，培根•阪谷(Bacon Sakatani, 文中人名均为音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探照灯。

1942年的夏末，他只有13岁，他的生日是在火车上度过的，这列火车载着他们一家人以及数千名其他日裔美国人，离开加利福利亚州的家园，驶向怀俄明州的荒原。

阪谷一家七口被分到一座营房的某个单间内。只有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为这间简陋的小屋照明。屋里有几张帆布床和几块毛毯。木板 很粗糙，窗户和窗框也并非严丝合缝，从 缝和窗缝吹进来的尘土飘得到处都是。这个集中营被铁丝网环绕，守卫塔上的哨兵用探照灯扫视一排排延绵不绝的、一式一样的营房。阪谷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探照灯以及灯光扫过这些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情景，这些人被囚禁在此不为别的理由，只因他们的日本血统。对于当时对珍珠港事件感到震怒的美国来说，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

阪谷说："我们不知道反抗，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美国人对待我们的方式默默地接受。"

现年82岁的阪谷上周故地重游，亲眼见证了位于怀俄明州西北部的心脏山重新安置中心(Heart Mountain Relocation Center)博物馆的开张，这座博物馆将向人们讲述阪谷以及其他一万多名日裔美国人在二战期间被拘禁的那几年发生的故事。

在二战期间，总共有近12万日裔人士（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美国公民）被迫迁入了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下令在美国西部和南部修建的集中营，理由是担心他们破坏美国的战争活动。

最后，罗纳德•里根总统(President Ronald Reagan)不得不为此向全体日裔美国人道歉。一家联邦法院推翻了1944年的一项判决，称这种强制撤离违反了宪法，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侵犯。就在今年春天，美国代理检察总长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其前任官员利用了他们明知虚假的情报来证明这些集中营的合法性，这些假情报包括有关日裔美国人正在通过电台和敌军潜艇通信的谣言。

大部分集中营在战后都被很快拆除了。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位于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以东60英里处的怀俄明集中营旧址只剩下一些依稀可辨的遗迹：一个锅炉房的红色烟囱、一个储藏根菜的地窖以及一个曾被用作游泳池的大坑。

不满足于此的幸存者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筹集资金，以记录并纪念这段历史。2005年，他们在心脏山修建了一条步行道。8月20日，他们又开设了一个解说性学习中心，这个占地11000平方英尺的学习中心是仿照营房原貌设计的，采用沥青纸隔热。修建这个学习中心所耗费的500万美元资金来自私人捐款和联邦拨款。通过老照片、解说牌和重建的营房，这个学习中心把这段历史展现了出来，不过，最打动人心的要数那些让人回想起铁丝网内日常生活的人工制品。

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锡杯、一块搓衣板和一副用碎木块制成的井字棋。还有集中营的居民绘制的草图，其中包括公共浴室的图纸──这是令许多经历过这段岁月的长者深以为耻的一个地方，因为淋浴喷头之间以及厕所之间都根本没有保护隐私的隔断。还有一件展品是一双5 AA号的红靴子，当时只有十多岁的伊藤敏(Toshi Ito)穿着这双靴子在心脏山地区捱过了三个寒冷刺骨的冬天。她的父亲一听说全家将被迁离西海岸，就让她去买了这双靴子。伊藤一家并不知道他们将被送往何处，但她父亲预感到那个地方将会很冷。其他的家庭就不像他这么有远见了；当他们到达寒风凛冽的怀俄明地区时，身边没有可以保暖的衣物。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剩余的均码海军呢大衣外，营地管理员无法给他们提供更多冬衣。

在满怀热情地纪念心脏山重新安置中心的同时，人们付出了更广泛的努力，记录并修复和日裔集中营有关的遗址，同时，让年老的幸存者仍然能够分享他们的经历。

四年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已经拨款近700万美元用来修复位于阿肯色州、爱达荷州、科罗拉多州及其他地方的集中营。幸存者自己也筹集了一些资金。最近，他们在西雅图附近的班布里奇岛捐建了一座纪念馆。1942年3月，全副武装的士兵将227名日裔美国人赶到这里，把他们送往集中营，每个人的外套上都悬挂着纸质身份牌。

幸存者说，这些纪念馆和博物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几十年来他们都没有谈论过有关集中营的往事。许多人对自己当时如此逆来顺受感到羞愧。还有一些人不愿重游这个每天都让他们感到耻辱的地方：没有隐私，吃的都是粗糙劣质的食物，还要做修鞋或者养猪这类每个月只能获得12美元报酬的囚犯工作。

不过，集中营的生活偶尔也有乐趣，尤其是对孩子来说，他们可以参加童子军大会，与来自附近城镇的篮球队比赛。但是，就连孩子都知道自己是囚犯。看守会密切监视每位被拘留者，记录他们的健康、行为和等级状况，并评估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度。.

施格•屋部(Shig Yabu)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从未跟人谈起过在集中营的那段经历。我觉得没有人会真正感兴趣。"当年他们一家人被送往心脏山集中营时，他只有13岁。

雷蒙德•宇野(Raymond Uno)理解这种沉默，他被送往怀俄明时才11岁。现在他已经80岁了，是犹他州的一名退休法官。宇野把他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忆铭刻心底。他还记得在他们全家被集中安置前慌乱无措的那几天，他不得不放弃获奖得来的一辆红色自行车。他还记得怀俄明的冬天给他带来的震撼。他还记得他父亲在营房内因心脏衰竭而倒下的那一天，等营地的医生赶到时，他父亲的身体已经冰凉。

对宇野来说，战后那些年也同样痛苦。集中营被拆除。每位幸存者获得25美元补偿和一张火车票。许多人都已无家可归，也没有工作；他们面临如此严重的歧视，有些人甚至发现连杂货店都不愿意卖给他们东西。

峯田良雄(Norman Mineta)说："这一切不应该被隐藏起来。人们应该知道。"他原先也是一名被拘留者，后来成为国会议员，曾为两届总统的顾问团效力。

宇野对此表示赞同，但他说，他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和别人分享他的故事，即使是和自己的五个儿子也不行。现在，有了这座博物馆后，他就可以去那里和自己分享了。上个周末他就去了那里。明年，他希望带全家人一起去心脏山。

Stephanie Simon

出处：http://cn.wsj.com/gb/20110827/trv091018.asp?source=rss

-完-

真喊冤吓傻假包公：农民创造历史

历史被创造出来的过程可以确定到具体的某一天，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然而，旅居美国的政论家、政治学和人文学者胡平认为，在2011年1月22日，中国五位农民创造了历史。

美国新闻界有"新闻是历史的初稿"的说法。目前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来自中国的历史初稿是这样的：

"2011年1月22日上午9:10，5名妇女跪在河南开封市开封府门前向'包公'递交状纸，为无辜被羁押150余天的家人申冤。当时，开封府景区在门口每天例行的'开衙仪式'接近尾声。"

"据了解，这5名妇女是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邢庄村第14村民小组的村民，因不满征地补偿标准，2009年这5位农妇的家人与开发商发生纠纷，后获得政府主动提供的额外征地补偿。2010年初，当地政府再次征地，其条件被这5个农民家庭拒绝。8月27日凌晨3点，这5位农妇的家人张雪珍、谢景甫、谢胜利、谢志平、谢德臣5位农民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逮捕。"

"自家人被羁押后，这5户农民的家人四处申冤至今未果，于是发生了5位妇女到位于开封市的开封府向包公递交状纸，为家人申冤的一幕。"

"'我们实在找不到申诉冤屈的地方了，只好来开封找包青天！'谢景甫的女儿谢晓庆说。"

出版了多种中国政治/经济问题专著的政论家胡平说，毫无疑问，这五位中国农妇在2011年1月22日一举在好几个重要领域创造了历史。他说：

"可以说这是中国人、中国的老百姓为非暴力抗争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方式。在戏剧史上，它以戏剧的方式出现，而这个戏剧成了真的了。假戏真唱，造成了实际的效果。我想，它在戏剧史上， 文艺史上，政治史上，社会史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在非暴力抗争史上，都可以留下一笔。"  

中国旧时梨园即戏剧界有一种说法，这就是"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显然，河南这五位农妇使全中国，全世界变成了她们伸张诉求、呼唤正义的戏台。

在互联网上看到三位农妇跪倒在开封府前，向扮演包公的演员哭诉冤情，另外两位农妇站在她们身后，拉着谴责地方官胡作非为、呼唤包青天主持正义的大横幅，许多中国人表示忍不住笑，也忍不住要哭。

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中国人到了21世纪，还在迷恋包青天，希望有一个青天大老爷出来为自己主持公道，这实在是愚昧，可怜。

但政论家胡平的看法与此相反。胡平认为这五位中国农妇的做法恰恰展示了当今中国人民惊天地、泣鬼神的政治智慧和创意。他说，

"不要以为这5个农妇思想都是保守，到现在还迷恋什么青天。其实，她们这么做本身就表明，她们知道，（在当今中国）现实中没有什么青天。所以，她们才去找一个假的包青天去求救。这种做法本身就有明显的反讽意味。另外，通过这种做法，她们就凸显出在当今中国的平民受到冤屈求告无门的这种绝境。"

胡平说，这五位中国农妇的做法，就是典型的"demonstration；"这个英文词一般翻译为"示威，"其实它的本意是"展示，""显示，""展现，"也可以说是凸显。

在济南的山东大学退休物理学教授孙文广是一位人权活动家、网络作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孙文广教授说，在当今中国，那五位农妇的做法太容易理解了：

"现在冤案是遍布全国。有各种冤情。暴力拆迁的，强征土地的，下岗不给足够补偿的，等等等等，都是群体性的事件，受害的民众面很大，很广泛。但真正起来敢于去告状的还是少数。那些少数人大都是勇敢分子。他们就是一些豁上了不怕死的一些人。"

然而，孙文广教授说，众所周知，在当今中国，暴力拆迁或强征土地等案件，法院不受理，律师也不能接理。受到不公正剥夺的人没有地方可以告状，就只好上下而求索：

"机会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他允许告状，真的官员他也去告，有一点影子的他也去告，假包公那里他也去告状。我接触过很多告状的人，很多遭受暴力拆迁的受害者。他们在济南市跑遍了所有的政府机关，党委、计委、建委、法院，初级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都跑过。来回跑，转圈跑。几年下来，没有结果。"

政论家胡平说，近年来，中国人蒙受非法剥夺求告无门，陷入绝境的人越来越多；一切可以抗争的方式都有许多人尝试；现在甚至连自焚都难以吸引人注意了。老百姓实在是水深火热，求告无门。

河南五位农妇到开封府找假包公投诉真冤情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传开之后，有中国网民针对假包公面对真冤民的哭诉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应答的情景，替假包公撰写了回答："大宋朝可有这等事情？"

胡平表示，中国网民的这种说法，可谓一针见血，指明当今中国政治比古时都要黑暗；以前是下边黑，上边至少还给人青天的期望；现在则是上下一起黑，黑得彻底，黑透了：

"现在一个芝麻大的官都可以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胡作非为，而上层的官员要么是狼狈为奸，要么就是假装不知道。这种情况在古代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基层发生的胡作非为伤天害理的事情，在过去，至少是比较高级的官员，或者是皇帝本人，他们或许限于技术条件不知道，但一旦知道了，鉴于（严肃处理）这种事情不会危及到统治本身，不会危及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就跟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官司那样，慈禧太后还出来主持个公道呢。而现在中国发生在基层的冤假错案借助互联网，大家都可以知道。你可以想象，这些事情，中南海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们居然没有一点反应。这一点也完全跟古代不一样。"

"河南5农妇开封府喊冤 吓傻包公"的消息在8月初通过互联网传开，在中国公众当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在新浪微博上可以看到成千的评论，其中包括如下三条：

林怀文weibo：恐怕包公再世也无能为力啦！

以木通关：怎一个"冤"子了得

一切还好的小窝：下一步只能求陈胜吴广了

出处：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823-World-Press-Coverage-on-China-128349873.html

-完-

重大发现！孙悟空早在第五十八回已被如来整死！ | 奇想录

今天闲着无聊又翻开了《西游记》大体看了遍，一重大发现，吴承恩竟然在《西游记》有一重大伏笔。。

看《西游记》第五十七回，说是"六耳猕猴"化作孙悟空的摸样，伤了唐僧，后又和孙悟空大打出手。。。这位假孙悟空，实力不用多说了吧，和真孙悟空一般无二，大战孙悟空，闹到上天入地下海。在唐僧那：念紧箍咒，两个都喊疼，自然看不出哪个真假；到天宫：拖塔天王拿照妖镜照，也看不出；又到观音那：观音也看不出。最后到幽冥处阎罗那，经"谛听"听过之后，"谛听"却说："我看出来了，却不敢说"。。。最后还是如来老佛爷道出六耳真身并用金钵盂罩住，才被孙悟空一棍子打死。

这是整个故事，看似很简单，很完整，不过，我发现一个天大的伏笔。

咱现在先假设一下，被打死的那个是悟空，活的那个是六耳猕猴。我这不是胡说的，是有道理的，一下是我的一些理论：

一、六耳猕猴和孙悟空一模一样，谁也看不出来，就算如来骗大家说六耳猕猴就是真的悟空，而这个谎言，也只有如来知道真相，真正的孙悟空，他只是个哑巴吃黄连。

二、六耳猕猴很有可能是如来安排的一个托儿，大家都知道，孙悟空是个叛逆者，而如来是西天的最高统治者，哪个统治者会允许一个叛逆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再加上，大家都知道的，孙悟空一向不敬重如来。所以如来会想方设法消灭孙悟空。当然不能明白着把孙悟空直接杀了，所以才出现一个一模一样的悟空，杀孙悟空于无形。而这个也是有证据的。

1：比如在地府里面，经"谛听"听过之后，"谛听"明知道真假，却不敢说，其想法肯定不是怕两个悟空大闹地府，而是这个六耳猕猴有很强大的后台，那就是如来。所以，"谛听"自然不敢说出真相。

2：其次，可以证明"谛听"不是真正的怕二猴大闹地府的原因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法力很强的人，当然，不是阎罗，阎罗和这人比，是天壤之别，这人就是"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何许人啊，是佛教四大菩萨之首，与观音、文殊、普贤齐名，可见此人厉害。既然有这么厉害的佛门中人在此，难道"谛听"还担心这两泼猴会闹了地府不成？

三、大家都知道，孙悟空的师傅是"菩提祖师"，"菩提祖师"何许人？《封神榜》上有个线索，就是"混鲲祖师"的徒弟，而恰巧，"混鲲祖师"弟子无数，而让他最得意的两大弟子，便是如来(又名"接引道人"）和菩提祖师(又名"准提道人"）。。。

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两位圣人是同门师兄，且《封神榜》中曾经略提到过，说二弟子准提道人（也就是说菩提祖师），其间不知与接引道人（如来）间发生了什么变故，却神秘消失，从此再不闻踪迹。这是一个很有力度的线索，证明二人之间有矛盾。

然后再回到孙悟空，而孙悟空又恰巧是菩提祖师的徒弟，如来见到昔日仇人的徒弟，又有翻天覆地之本领，不想方设法除之更待何时？

四、西游记上讲述了孙悟空在菩提祖师处学了一身法术之后神通广大。而恰巧，和冒充孙悟空的六耳猕猴却也拥有和孙悟空一模一样的法术，甚至连长相声音装的都完全一样？这是巧合吗？大家都知道孙悟空只学个72变和筋斗云都学了几年，六耳猕猴不可能不学就天生就有这本领吧？肯定有和孙悟空同门出处的高人指点，自然菩提祖师不会在此之列，因为老人家既然有了孙悟空这样有情有义的徒弟，难道还要在造出一个六耳猕猴来和孙悟空对着干吗？所以，指点六耳猕猴来和孙悟空对着干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菩提祖师的同门师兄，如来。

五、再回到《西游记》第五十八回，话说，二猴打闹到如来这里要如来辩个真假。。。如来却对众佛说："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此猴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与真悟空同象同音者，六耳猕猴也"。

经如来这么一说，众佛知道了，原来天下众生中还有这么一个叫"六耳猕猴"，而西游记的读者们却忽略了如来的这一句话里的一个线索：如来说的意思是，此猴和孙悟空不同，孙悟空是"灵明石猴"，同变化，识天时，知地利，移星换斗。而六耳猕猴是"知前后，万物皆明"。很厉害吧，竟然知道过去和未来发生的一切事。

这是一个很大的破绽！！！既然六耳猕猴知道他的未来将要被如来制服，被孙悟空一棒打死，他为什么还要和孙悟空到如来处辩真假，那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只有一个可能，如来早都把事情安排的妥当，在他的说明下，让众佛都以为六耳猕猴就是"真悟空"，而真正的悟空，却被当成了"六耳猕猴"被如来制服，然后被一棒打死。

而当"六耳猕猴"被打死之后，一向慈悲为怀的如来却没一点怪罪之意，只是合并双手，道了句："善哉，善哉！"。。。大家都知道，以如来的本领，当"孙悟空"想要一棒子打死"六耳猕猴"的话，如来想要出手相救，是何等的容易，可见，如来本意就是想让他死。而"六耳猕猴"本无太大的罪过，也就是和孙悟空大闹了下，一向慈悲的如来何必要让他死呢，想当年孙悟空闹了龙宫，闹了地府，闹了天宫，如来都还没让他死呢，怎么"六耳猕猴"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就要必须死呢？这里面肯定有隐情。所以那个隐情就是，如来是真正想处死的是孙悟空，而被一棒子打死的，却恰好是真正的孙悟空。

六、大家会以为，孙悟空不是已经被生死薄删除了名字，又吃了那么多蟠桃和仙丹，早都可以长生不老，也有了金刚不坏之躯，怎么能这么容易就给打死了呢。这个也许就只有如来自己知道了，大家可以想象，如来既然当年有能力把孙悟空压打五行山，现在虽然杀不了孙悟空，当然也肯定有办法让孙悟空永远消失的活着。

七、又回到孙悟空的师傅"菩提祖师"这。西游记里曾经记载，孙悟空在大闹天宫之后，惹了一大堆麻烦只好跟着唐僧西天取经，遇到困难又回去找他师傅"菩提祖师"的时候，"菩提祖师"早已不见踪影，只是和孙悟空隔空说话，并不见面。这是为什么呢？想必孙悟空用"菩提祖师"所教的本领大脑天宫之后，如来必有察觉，肯定会发现此七十二变和筋斗云正是同门法术。刚才我也说过了，菩提祖师和如来曾经因为一些矛盾，后来菩提祖师隐居了。如果如来看到孙悟空的本领后，肯定便知此本领肯定是菩提祖师所受，自然要追寻这个消失已久的仇人。所以，菩提祖师得知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为防止不必要的麻烦，也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话又说回来了，菩提祖师本领并不亚于如来，这个可以从《西游记》第八回看出。。。其中有一段，如来说："我西牛贺洲者，不贪不杀，养气潜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寿"。大家注意了，如来说，"西牛贺州，虽无上真"，这恰恰说明，菩提在西牛贺洲传道能逃过如来法眼，说明菩提不比如来差。

八、大家发现没，在真假美猴王事出之前，孙悟空并不完全都听唐僧的话，甚至有时候，还闹个小矛盾，导致唐僧只好念紧箍咒，典型的一个叛逆者形象。可自从真假美猴王事出之后，孙悟空从此保护唐僧安安分分。而以此事可以看出，孙悟空前后可判若两人。不排除，孙悟空已被如来利用六耳猕猴一战中，安安静静、无人知晓的收服了。

出处：http://qixianglu.cn/20110824154146.html

-完-

焦炭爬不上火车？公路治超放大铁路窘境

2004年07月20日 07:58 中国青年报

记者 周伟 程刚

本报7月19日太原、北京电

调度中心增设警察和保安

7月16日一大早，抢在上班之前，王新民赶到太原铁路分局调度指挥中心门口。"我希望能堵到分局领导，帮我们解决车皮问题。"王新民说。

太原铁路分局调度指挥中心离分局大院1公里。可王新民只能进入大院，却根本无法接近总调度长办公室。因为，今年春节后该办公楼增设了警察和保安，"否则，那些来搞车皮的人，可能让调度们无法正常工作"。

从5月末开始到现在，王新民已经这样"蹲守"了两个多月。王原本是一家企业的销售员，现在，每天惟一的任务就是———无论用什么办法，为厂里因无法外运而积压的十多万吨焦炭搞到车皮。

"长时间露天堆放，会使焦炭质量下降甚至无法使用，1吨的损失就达1000元左右！"王新民说。

为此，王新民所在的企业专门派人分别到铁道部、北京铁路局、太原铁路分局请求调拨车皮，但收效并不大。"我也堵到过领导，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连一节多余的车皮也拨不出来。"王新民说。

事实上，不仅仅成材焦炭厂一家，山西省很多企业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运力紧张导致大量货物积压无法外运。

太原铁路分局总调度长闻清良告诉本报记者，现在在山西，除了煤、重点保证企业的焦炭和钢材等物资外，其他货物的请车满足率通常都不到10%。水泥、木材、五金等物资请车满足率有时甚至是零。

数据显示，太原铁路分局现在每天有6400个车皮，刨去必须保证的重点物资外，仅剩下300多节可用于运输其他货物。这与大批积压待运的货物总量比起来，只是杯水车薪。

当天下午，记者走进太原铁路分局总调度长闻清良的办公室时，闻清良正在接电话。此后的10分钟里，闻的电话放下平均不到5秒，就会再响起来，全都是请求车皮的。

无奈之下，闻清良只有拔下电话线才能处理一些必须处理的工作。"现在比前段时间好多了，以前大门口没人值班，我的办公室门前总有一群人堵着，全是要求解决车皮的。"闻清良说。

焦炭和铁路：两厢情愿难结合

与大批待运物资积压在山西省内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国内市场对来自山西的焦炭、电煤等需求巨大。焦炭主要用于炼钢，数据显示，今年国内钢铁业焦炭增量需求至少在1700万吨以上，每吨价格已经从300元迅速上涨至1300元。

目前，除了重点保证企业的焦炭需求能得到基本保障外，绝大多数外省民营钢铁企业的焦炭需求无法得到满足。7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山西省招商投资洽谈会上，一家贸易公司的代表甚至恳请记者在提问时帮助打听，如何才能从山西省调运出焦炭来。

事实上，如果仅仅考虑成本和收益，铁路部门也愿意运送高附加值的"白货"，比如焦炭、钢材、仪表、电器等。与之相对，"黑货"专指煤炭。以太原———广州一线为例，每运1吨"黑货"，比运1吨焦炭或钢材，铁路部门要少收入12.5元；一个车皮载重60吨，就少收入750元；一列50节的货车，就少收入3.75万元。

"但是没办法，我们必须严格执行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首先确保'黑货'和粮食、化肥等物资的外运。尽管铁路明知道，这样收益要大打折扣。"太原铁路分局一位工作人员说。

"黑白争嘴"矛盾为何愈演愈烈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黑白争嘴"的矛盾在山西已持续多年，而始于6月20日的全国统一治理超限超载行动激化了这一矛盾。治超大大削弱了公路运输的分流能力，"压力现在几乎全部集中到了铁路部门身上"，闻清良说。

来自山西省治理超载办公室的统计显示，治超行动开始的前5天，该省煤运车流量急剧下降了40%，煤运总量则下降了48%。如果算上那些并非重点确保的"白货"等其他物资，这两个数据的下降幅度更为惊人。

"现在不论煤运车流量还是煤运总量都在逐步恢复。"该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不过，该负责人并未说明"白货"等其他货物眼下外运量的具体情况。

据悉，为增运"白货"，山西省专门向国务院提出申请报告，并向太原铁路分局下达了一份"必保"的21家焦炭企业名单，要求铁路部门重点保障。每天17时，太原铁路分局调度指挥中心都要分析第二天的空车数量，首先保证煤炭运输后，再平衡各种"白货"的需要。

"但能拿出来平衡的车皮数量微不足道，根本无法满足巨额需求。"太原铁路分局一位工作人员说。显然，王新民所在的山西成材焦化厂这样的企业，并不在"必保"名单之列。

铁路运输遭遇运力"瓶颈"已是公认的事实。数据显示，我国铁路运营里程只是美国或俄罗斯的五分之一，但每年完成的运输量却比这两个国家完成运输量的总和还要多。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铁路利用效率相当高，另一方面也表明，铁路建设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以山西省为例，2003年山西省全省工业增加值增长了24.2%，但铁路运量却只增长了7.5%。这种铁路运量低于全省经济发展的情况已经持续多年。

铁路融资问题难以回避

在最近的一次全国政协常委会上，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呼吁国家进一步加大对铁路建设的投入。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公路建设的总投入近3000亿元，但铁路建设方面的投入则不到600亿元。

铁路建设持续投入不足的后果在此次宏观经济调控中暴露无遗，而公路治理超载则进一步放大了铁路运力不足的窘境。

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的数字显示，今年以来，全国铁路货运请车量居高不下，从去年初每天16万多车攀升到今年最高日的30万车，目前仍停留在每天28万车左右的高水平。尽管铁路部门不断提高装车水平，今年6月份甚至创历史纪录地突破日均装车10万车，但请车满足率却由去年的51.5%下降到35%左右，铁路运力与实际需求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问题远非国家增加投入那么简单。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秀荣教授认为，按照现在的投融资体制，公路建设多由地方投入。因能在参与公路建设中获益，如收取过路费等，地方政府很有积极性。但实行垂直领导的铁路部门只能通过中央财政投入或系统内投入来进行铁路建设。

"国家每年新增财政收入不到3000亿元，但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如振兴东北、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等。事实上，中央财政根本无力继续扩大对铁路建设的投入。"安秀荣说。她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改革现有的铁路投融资体制。

胡亚东副部长还提出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铁路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并在这一框架内尽量简化铁路建设项目的审批程序，使新项目和解决瓶颈制约的短、平、快项目得以尽快开工建设。

-完-

全国百余名血友病患者因注射药物感染艾滋

2006年1月19日

 

新文化报

新闻提示

血友病，一种遗传性血液凝结方面的疾病。只要一个在正常人看来哪怕微乎其微的创口导致出血，病人就会流血不止。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将会危及生命。

由于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几乎全部发生在男性身上。新生男婴的患病率约为1:5000。血友病人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天生缺少第八凝血因子，最主要的治疗手段就是给病人补充注射第八因子。而第八因子浓缩制剂的生产过程就是将数千名供血者的血浆混合后进行制取、分装。只要其中有一份血浆有病毒，就会造成大范围感染。

在沈阳，一名血友病患者怀疑自己长期注射第八因子后感染了艾滋病，近日，这名患者一纸诉状将生产第八因子的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告上了法庭。这场特殊的官司揭开了全国百余名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的内幕，它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了连锁反应。 "叫我高峰好吗？以后无论哪家媒体采访，我都用这个化名。"在电话中，他这样回答记者。

见到高峰其实并不容易，在沈阳市两天，记者与他在电话中多次沟通，而他一直有顾虑。"我的事经过沈阳一家媒体报道后，爱人跟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说，如果我再接受哪家媒体采访，她就离婚。因为我岳父、岳母还不知道我感染艾滋病的事情，虽然媒体报道时都用的化名，可沈阳市得血友病的没有几个。"

在一番又一番的努力下，高峰终于答应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

"我对妻子说，长春一家媒体的记者在沈阳等我两天了，如果再不接受采访有些过意不去，她让步了。但前提是我只能以个人名义接受采访，采访内容不能涉及家人。"见面时，高峰显得很不好意思，擦着双手，显得很拘谨。

当记者向高峰伸出右手时，他怔了一下，慢慢伸出右手，和记者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这种最平常的礼节竟然让这位身高1.82米、操着明显辽东口音的东北汉子眼睛有些湿润了："有的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得了艾滋病，都离我远远的，虽然他们知道简单的身体接触不能传染。现在，谁要是和我握一下手我都会感动。"

一场噩梦 当脆弱的生命遭遇艾滋病

高峰，今年33岁，从小就患血友病，这种病最严重的时候走几步路都会导致膝盖部出血，所以只能长时间卧床休息。相对来说，高峰是很幸运的：他的症状是最轻的，走路、缓慢活动身体等都十分自如，只是不能有外来创口，否则很难愈合。即便在正常的情况下，也要经常输血。

"我记得从小到大，父母总是叮嘱我不要淘气，不能和别人打架。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生活总是小心翼翼的，不能随意地跑，随意地跳。因为这些简单的动作，甚至可以危及一个血友病患者的命。"毕业后，高峰当了司机。高峰说，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他和家人认为车里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很"安全"。

但这种"安全"没有维持多长时间，1994年，高峰的手被意外砸伤，而这次意外，彻底改变了他今后的生活。

在沈阳专门的血液病医院——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高峰平生第一次注射了由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名为第八因子的浓缩制剂。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瓶200毫升的白色晶体，经盐水稀释后通过静脉注射体内。"高峰说，第八因子的效果确实很神奇，注射不久创口处就不再流血了。从那以后，就像普通人感冒要注射消炎药一样，只要他不小心出血了，就会去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注射第八因子。高峰庆幸遇到了这种良药，让他可以活得大胆一些，不用再那么小心翼翼了。这期间，高峰娶妻生女，一切都如正常人一样。

2003年夏，按照高峰的说法是，在一次不经意的抽血检查中，他的HIV竟然呈阳性，也就是说他感染了艾滋病。"当时我的头皮都麻了，大脑一片空白，我在外边绝对没有做对不起妻子的事情，怎么会得这种病呢？"他来到当地防疫站做第二次检查，结果还是一样。

高峰咨询了医生，医生告诉他艾滋病感染有3个途径：母婴传播、性和血液传播。排除母婴传播及其妻子在性方面的问题后，只剩下血液传播了。

一种细节 他因而怀疑起了第八因子

高峰开始寻找自己得病的原因。他咨询了医生和专家，了解到第八因子其实就是一种血液制品，是将数千名不同供血者的血浆混合后制取和分装。其中只要有一份血浆中带有病毒，被输入者就有被感染的危险。

难道是第八因子造成自己感染艾滋病？可这种制剂是著名的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高峰心中画了一个又一个问号，他不相信在全国权威的血液制品研究所，艾滋病病毒会流入到产品中。

但一个细节让高峰再次对第八因子产生了怀疑。高峰想起，在1996年以前，他一直在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购买和注射第八因子，可1996年以后，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却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不销售第八因子了。这之后，高峰就自己从上海市上生生物制品经营部邮购第八因子到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注射。为什么1996年以后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不再销售第八因子？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这块利润让患者直接购买？这其中是否有什么问题？

在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高峰没得到答案。

一个谜团 卫生部的文件解开两年疑惑

这种疑惑困扰高峰长达两年，直到2005年3月。

2005年3月，沈阳市一次艾滋病人互助活动时，高峰认识了一名血友病病友。相同的遭遇让两人无话不说。这个病友告诉高峰，他是在1994年至1996年长期输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第八因子浓缩制剂期间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这一惊人的发现让高峰心中一惊。

而接下来的事情让高峰由震惊变成了愤怒。在别人的帮助下，高峰得到了卫生部1995年7月20日签发的卫药发(1995)第55号文件《关于禁止生产和临床使用未经病毒去除或灭活的凝血因子类血液制品的通知》。

通知中明确写道：目前，世界各国生产的凝血因子类制品均进行了病毒灭活，不再使用未经病毒灭活或去除工艺处理的凝血因子类制品，而以往国内生产销售的凝血因子类血液制品均未经过可靠的病毒去除或灭活。应用这样的制品存在着传播血源性疾病(如乙肝、丙型肝炎、艾滋病等)严重危险……通知中还指出，各有关血液制品生产单位立即停止生产和销售未经病毒灭活的凝血因子类制品，通知的送达包括各血液制品定点生产单位。

看到通知中"均未经过可靠灭活"、"传播艾滋病严重危险"、"停止生产和销售"这些字眼，高峰终于弄明白了，自己被感染艾滋病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第八因子。

最令他气愤的是，早在1995年7月20日就应该停止生产的未经灭活的第八因子，1996年竟然还在市场流通。1996年，也就是卫生部明令禁止销售未经灭活的第八因子已经一年时间，高峰在上海市上生生物制品经营部邮购了1200毫升的第八因子，并全部注入了体内。"这简直就是在拿人的生命开玩笑！"高峰记得，当他看完这份通知时，浑身不停颤抖，差点把通知撕掉。

一场官司　旧发票成为关键证据

得知这一情况后，高峰多次找到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2005年12月，多名来自全国的(除上海外)认为自己因使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第八因子感染艾滋病的血友病患者到上海讨说法。这次，高峰看到了30多个与自己情况相似的病友。这次集体讨说法没有结果。

2005年12月29日，高峰将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单位起诉到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索赔200万元。

高峰的代理律师、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吴云涛律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早在1993年，全国多名感染艾滋病的血友病患者以与高峰同样的理由在上海市起诉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上海的判决结果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不负担相应责任，此后，上海各级法院拒绝再受理其他类似起诉。

吴云涛讲，据他了解，患者之所以败诉是因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以1995年以前生产的第八因子产品是根据卫生部当时颁布的标准生产的，因此当时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并没有过错。而这些患者也多是在1995年前购买的产品。

但吴云涛对高峰的诉讼很有信心。因为高峰是在1996年，卫生部明令禁止销售没有经过灭活处理的第八因子后购买的。也就是说，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虽然停止生产了产品，但其产品仍在销售，理当承担法律责任。所以，高峰保留的1996年的邮购发票成了本案的关键证据。据吴律师透露，发票由高峰的父母一直保留着，高峰都忘记了，更没想到这张普通的发票所能起到的关键作用。

吴律师还对记者说，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民事起诉要求原告到被告所在的地区法院诉讼，考虑上海各级法院拒绝受理类似诉讼，高峰此次在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所在地的法院进行的诉讼，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列为共同被告，可见患者的良苦用心和无奈。

目前，沈河区法院已正式受理了此案。

高峰讲，目前，他已经到了艾滋病的发病期，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口腔和咽部黏膜炎症及溃烂的症状，一有天气变化肯定会感冒。感染了艾滋病后他已经不能出去工作了，家里所有的开销和治病的费用都由父母资助，他感到愧对父母和妻子。

高峰只是全国感染艾滋病的血友病患者的小小缩影。据中国血友病协会讲，全国已有百余名血友病患者长期使用第八因子后发现感染艾滋病。

-完-

滕彪：奥运后的中国人权

"后奥运"还是"奥运后"？

有些人开始讨论"后奥运时代"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向。是"奥运后"还是"后奥运"？这不是一个文字游戏。笔者不认为有什么"后奥运时代"，就像没有什么"后罗干时代"或者"后芙蓉姐姐时代"一样，北京奥运对北京政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同一个梦想：白日做梦

2007年8月8日，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计，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希望在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后边，跟着一个"同样的人权"，因为这个星球上人人共享的"同一个梦想"不应该是别的，"恰恰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肯定的那些人人应有的普世人权。"随后我和胡佳发表《奥运前的中国真相》，用真实的案例和数据，梳理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表达自由、信仰自由、选举权、财产权、酷刑、死刑等方面，奥运前的人权记录的确乏善可陈。善良的人们希望政府抓住奥运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使中国朝着法治民主和开放的社会迈出一大步。

中国政府没有兑现当初申办成功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本来不需要大惊小怪；信守承诺才是出人意料。用不着等到奥运结束，人们就应该能够得出结论：指望"同样的人权"成为北京当局的梦想，指望奥运根本改善中国人权，那才是白日做梦。

在瑞芬斯塔尔背后

京奥开幕式忽悠了或者说震惊了世界。虽然不知道谁被比喻成希特勒，但开幕式的钦定总导演张艺谋以其颇有心得的法西斯美学被比成美化纳粹的瑞芬斯塔尔，应该不会太冤枉。在那不可一世的"人海艺术"背后必然是思想的苍白，和无言者的血泪。张艺谋的叠罗汉的最底层，是胡佳、郭飞雄、杨春林、陈光诚和倪玉兰们的狱中长叹。遭遇侵权而长年上访的杨春林因为发起"要人权不要奥运"的联名呼吁，受到了极其残酷的对待。因奥运场馆建设，叶国柱的房屋被强行拆毁，之后因为上访维权行为被判刑并在狱中遭受酷刑；又是因为奥运，叶国柱刑满而不释放。两位年近八十的老年妇女因为申请游行而被劳教，更让世人领教了专政机器的残忍。

在奥运期间，对上访人士、人权工作者、异议人士的威胁和控制骤然升级；对民间基督徒、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变本加厉；对西藏仍严加镇压，公然对抗文明底线；对观众和拉拉队实行严格政审，严密的安保措施给市民带来诸多不便；北京周边的工厂被迫停工，为了运动员能多有几个蓝天。在反向国民歧视之下，对外国示威者也不客气，从驱逐到拘押。一些民间人士神秘失踪，不少人纷纷离京"避运"；由于签证收紧，酒店入住率不足。奥运期间官方媒体的批评性稿件集体消失，有的整个栏目在奥运期间停办。正如《奥运前的中国真相》一文所说：你们将看到摩天大楼、宽敞的街道、现代化的体育场馆和热情的市民。你们看到的是事实，但不是全部的真相；就像你们看到海面上的冰山一样。你们或许不知道，能够看到的这些鲜花、微笑、和谐与繁荣，正是建立在冤屈、泪水、囚禁、酷刑和鲜血的基础之上的。

北京奥运的假与真

北京奥运，贯穿一个假字。先是假承诺、假预算，然后是开幕式的假演唱、假足印、假民族儿童，还有假年龄，假观众。最假的要数"游行示威公园"：7月23日北京奥组委宣布，奥运期间将开辟三个公园作为"游行示威区域"，但是，不仅所有申请均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各种名义拒绝，而且一些前去申请游行的公民被警方非法扣押、拘留，可以算得上是一场"阳谋"！

但是也有真的：出台了方便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新规定，虽然报告表明，外国记者的采访仍然受到骚扰和阻挠，但毕竟比以前有所进步。进步最明显的要算是开放了自由亚洲、BBC、大赦国际等网站。金盾工程保驾护航的网络铁幕被撕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口子。

这主要归功于国际社会的争取和压力。没有反复交涉与舆论压力，美国之音的记者在中国就打不开美国之音的网站。（这些网站在奥运之后是否被重新屏蔽，同样取决于各种压力的大小。在写作本文的时候，一些以前被封锁的网站仍然没有被重新封锁，在我看来，这是奥运带来的最有意义的一个进步。）之所以在人权领域取得的成果凤毛麟角，还是因为国际国内的压力不足。没有释放政治犯，没有废除或减少死刑，没有停止迫害宗教信仰者，没有停止网络封锁。北京计算好了：不会有多少人抵制奥运；虽然奥运火炬一路上受了不少委屈，但还是有几十个国家元首给奥运捧场。国际奥委会尤其是罗格先生，扮演了一个非常可耻的角色。在强大的专制政权和短期利益面前，他们放弃了人类价值和文明原则；或者他们没有估计到北京当局缺乏基本的善意和诚意。

我完全同意法国汉学家侯 芷 明(Marie Holzman)的看法，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主要来自内部力量，但是外部的帮助和压力也很重要。"如果西方社会能够成功地联合起来，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例如要求加大透明度，以及停止对藏人的压制等，奥运会本来是可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但是，在这方面，西方社会既没有共同施加压力，也没有采取联合行动。结果，中国政府丝毫没有放松对一些群体的压制。"无论是出于懦弱还是愚蠢，对邪恶的默许、绥靖或支持都将付出代价。

柏林奥运还是汉城奥运

很多论者不约而同地把北京奥运与1936年柏林奥运与1988年汉城奥运相比照。奥运史上，柏林奥运首次由一国政府出面组织筹备委员会，希特勒自任总裁，德国派出了人数最多的代表队，获得了最多的奖牌。奥运之前，德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排挤犹太人和践踏人权的迹象。"柏林奥运，为德国的完全纳粹化，为希特勒挑战普世价值与国际秩序，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而汉城奥运前一年，韩国民主运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在野政治力量发起了1000万人修宪案署名运动。全国22个城市举行了2100多次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结束军人独裁，实行民主化改革。"汉城奥运则是韩国民主化转型的一个催化剂。"（陈子明：《北京奥运后的两条路线之争》）

奥运后的北京，是走向1936柏林，还是向1988年汉城看齐？"倘若后奥运的中国，所有因奥运而出台的宽松政策全盘收回，人权领域大步后退，新闻自由无影，国家主义发飙，则中国走向更加极权化法西斯化。据此历史后果，北京奥运即是1936年柏林奥运的翻版。""倘若后奥运的中国，保持并推进因奥运而出台的宽松政策，批准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开放民营媒体，实行国家大赦，释放所有因政治及宗教信仰所关押的良心犯，公开1949年来的历史黑幕和冤狱，开放党禁。若此历史后果，北京奥运将是1988年汉城奥运的后继。"（陈奎德：《北京奥运：踟蹰在柏林与汉城之间》）

在我看来，北京既不会走向1936柏林，也不会很快走向1988年汉城。北京奥运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里程碑；它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不能被高估。有学者认为"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我觉得未必，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从某些事件来看，政治法西斯化的迹象确实有所显露：官黑勾结、官匪勾结、秘密警察的发达、执法机构的黑帮化、酷刑的普遍、对付民间抗议不惜开枪、官方媒体煽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等等；但整个中国社会迈向法西斯的可能性并不大。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人权机制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内因素。公民社会在艰难的环境下已经逐渐得到发育，环保、爱滋病、家庭教会等组织得到发展，业主委员会、消费者维权也形成势头；虽然屡受打压，上访群体对地方官员仍可形成压力；独立知识分子、维权人士、民运异议人士的队伍在悄然扩大，立基于草根民众和自身利益的维权运动在如火如荼地发展，虽然政府的打压从未放松，但官民的博弈格局在朝着有利于法治的方向变化，政府中的死硬派和反动派已经没有力量扼杀全社会、多方位的维权运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控制信息在技术上越来越困难，信息的开放和沟通的便利，又进一步促进了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行动的普及，并且对旧观念旧体制进行摧枯拉朽式的震荡。走向真正的共和乃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大势所趋；现在还看不到一支力量强大到足以使奥运后的中国逆流而上、退回经典极权的程度。

但是民主自由的力量也没有强大到很快走向1988年汉城奥运的程度。共产主义反动派、既得利益顽固派不会自动推出历史舞台，旁边还站着野心勃勃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好战派。一场奥运改变不了司法体制、新闻制度和政权性质，也许把北京奥运比喻成专制体制的回光返照都是不恰当的。从某种角度而言，杨佳事件、瓮安事件和毒奶粉事件的持续发酵、民间的解释和参与，也许比轰轰烈烈的奥运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中国的民主进程自有其节奏和规律，最基本的是需要民权意识的持续发育、自由理念的持续激荡和公民社会的持续壮大。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整个制度构架无力保护基本人权，由于落后势力的"理性"疯狂和"非理性"计算，可以预料的是：弱者、抗争者和先行者肯定要承受苦难和付出代价。

原载《议报》

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3c7fe0100b6dc.html

-完-

滕彪：获奖感言

在一次演讲中，哈维尔呼吁不要冷漠地对待我们愚蠢地认为与己无关的事情。——我注意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这个奖项也曾经颁给哈维尔先生，他的思想和行动近年来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维权人士和知识分子。

人类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对任何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侵犯，都是对每一个人的侵犯。自由民主是全人类的事业，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还很漫长；也许，根本就没有终点。

然而，这个道理却被当作虚无缥缈的"大词"、当作不切实际的陈词滥调，渐渐被抛弃、或者被嘲笑。而那些为争取自由和人权而付出代价的人们，也免不了被抛弃和被嘲笑的命运。他们的故事在自己的国家被封锁，人们无从得知他们的行动和受难；他们受到的虐待，外界也无从知晓；甚至周围的多数人也无法理解他们的选择，或者嘲笑他们的幼稚和失败。自由世界的新闻媒体更愿意追踪名人和热点：良心犯被捕入狱的时刻最容易得到关注，而之后他们很快被遗忘，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监狱里"做事情"。这不完全是记者的错，他们也许不能制作读者和观众不感兴趣的报道。政治家不愿意为了尊重普世价值而失去定单，也不愿意为了关注别国人权而失去选票——或者反过来，他们有时候仅仅因为考虑选票才会关注一下专制国家里"别人的生活"。

对那些在专制下生活的人们来说，无论是否得到理解、关注或者赞扬，生活总要继续下去。总有一部分人，他们感到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被侵犯，而不得不进行抵抗；他们听从人性的呼唤，每时每刻都要和无意义与无力感、同遗忘与谎言做着艰苦的抗争。在我生活的地方，即使保持基本的人性尊严、即使服从内心的良知底线，也要付出努力和代价：有时候，单位领导和你说：少写一些敏感的文章，否则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了；有时候国保（秘密警察）和你说，你不能接这个案子，否则会有大麻烦。有时候，不得不在家庭责任（老人、妻子和孩子的安全和生存需要）与社会责任（公民责任和知识分子责任）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和平衡。今年3月份，我被秘密警察绑架时，他们给我蒙着头套、塞入轿车、带到一个秘密审讯室，之后拿出早已打印好的我写的文章，恐吓到："凭你这些文章，我们就可以判你5年或者10年。"

他们没收了我的护照，吊销了我的律师证，监控我的所有通信方式，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让我闭嘴。但是对人生意义的严肃思考使我不能放弃。一个人一旦开始追求人性的真实和完整，他/她就不可能停下来。我在贵州、江西、河北、广东几个监狱里，分别和几个因为刑讯逼供被错判死刑的囚徒谈话，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得到清白和自由。

他们的眼里早已没了泪水，但是满含希望。他们说这番话时眼睛看着我，我感到，我和他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我也相信，自由总有一天会到来。但不是等来的，而是一点一点争取来的——用我们自己的肉身、记忆和信仰。

在我所生活的国家，不自由的制度造成了比较普遍的冷漠和恐惧；而这种冷漠和恐惧又成为追求自由的障碍。在世界范围，短视、恐惧、对人权灾难的冷漠以及对人类价值的忽略，同样成为人类自由事业的障碍。在20世纪，这种天真、姑息和投机取巧，曾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痛苦和噩梦；而现在，人们还没有真正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在核武器、WTO、互联网和9·11之后，人类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但愿这有助于每个人、每个团体或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自身对全球文明的责任。

感谢美国民主基金会。——你们关注争取自由的行动者和受难者，不是出于怜悯和好奇心，而是出于真正的理解；你们站在民主和人权一边，不是出于庸俗的利害计算，而是出于对人类共同责任的承担。因为有你们这些坚守普世价值的声音存在，那些被孤立、被遗忘、被囚禁的人们，将感到温暖和欣慰。——虽然争取自由本身，就足以让我们的心灵丰富和幸福。

2008-6-4于北京

（为获得美国民主基金会2008年度人权与法治奖而作）

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3c7fe01009uw3.html

-完-

对比新闻：韩寒的生存之道

2010年3月24日 

在中国，谁的博客最火爆？答案是韩寒的博客。韩寒以叛逆和反体制著称，何以能够在中国生存？

*谁是韩寒？*

谁是韩寒？中外媒体都有说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09年11月10日在上海报道："这位27岁上海小说家的履历值得夸耀：他是中国收入最高的作家之一，是业余赛车冠军，极为受欢迎的博客作者，而且是中国最著名的年轻叛逆者。"

《纽约时报》3月12日报道说："他的博客已有3亿多的点击量，这可能使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活着的作家。"

美国《考察家报》1月11日报道："他的博文经常在整个中国引发争论。"

新华社2009年9月23日的英文报道说："正是由于这种尖锐的批评使27岁的韩寒成为中国最火的博主，被赞誉为他这一代人的声音。"

《南都周刊》3月4日报道："韩寒习惯了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公众也习惯了在公共事件发生第一时间去看韩寒的博客。"

《羊城晚报》3月20日的报道说："某种程度上，当初被称为'叛逆狂妄'的韩寒，被大家捧为'权威说法专家'。"

《南方都市报》3月22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教授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

*反体制的韩寒*

新华社的报道说："韩寒的博文以反体制著称。"

2月6日，韩寒在博文中抨击上海市政府说："道路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设施，难道政府不应该修好它吗？答案是应该的，但财政吃紧，得大家出钱一起修，那财政为什么在收了这么多税以后还会吃紧呢？是因为公款消费吃喝玩乐铺张浪费以及公务人员太多。那能不能减少公务人员和公款消费呢？不能，是因为减少了政权就不稳定了......。"(这篇博文已被删除。)

冬奥会上，中国选手周洋获得冠军，随后表示感谢父母，不料遭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的非议，说"运动员得奖感言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

据《长春晚报》3月14日报道："韩寒听取了于再清的建议，在日前举行的2010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漠河站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特别在发言前说，'感谢国家，感谢组委会，感谢父母！'"

结果，他在比赛中翻车，被迫退出。韩寒在博客中说："这样安全的赛道居然能把车都开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先谢国家，再谢父母，就是这个下场。"

《南方周末》2007年11月7日报道：韩寒说，"我绝不加入作协，打死我也不干。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永远独立，绝不能被组织左右。""作协一直是可笑的存在。中国作协成功地将一批批野狗驯化成家狗不算，还成了走狗。""为什么我们中国一直没有特别好的文学作品出现？我一直认为作协是罪魁祸首。他们号称主流文坛，号称纯文学，叫喊着要发展、繁荣文学创作，但干的事从来都是背道而驰。"

*生存之道一：反讽与隐喻*

《南方都市报》2月8日报道："这几个月，韩寒频频对社会热点发表辛辣尖锐的评论，所以博文也频繁被删......。"

《重庆商报》3月8日的报道说："因为韩寒在博文中说话过于犀利，常有网友为他担心。韩寒为什么没被跨省追捕？"

《纽约时报》3月12日报道说："尽管韩寒言语尖刻，但是他总是小心翼翼地通过反讽和幽默的故事隐晦地传递他对腐败、新闻审查和日常不公正的尖锐批评。"

美国《考察家报》1月11日报道："他经常以中国80后能够理解的暗喻的手法批评中国政府。"

韩寒2009年11月24日的博文写道："今日，闵行区的潘女士家房子被强制拆迁，......消防车的高压水枪对准潘女士扫射，最终潘女士缴械投降。......我欣慰的感到，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社会进步了。冲锋枪换成了高压水枪。"韩寒在这里暗指了二十年前中国军队在北京真枪实弹镇压民主示威的六四事件。

韩寒还写道："中国政府当年的土地公有制是有远见的，连丝毫没有经济头脑的毛泽东也意识到了，政府吃喝玩乐成本会很大，光靠收税和资源能源垄断弄不好还不够花，土地将是一笔大收入。后来，领导们又担心土地在自己手里卖光了，导致党儿子党孙子们没有地可以卖，到时候自己就成了罪人，所以又规定，土地转让的年限是70年，以方便让孙子们再卖一次。"

韩寒在2009年9月20日的博客中评论中国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说："在1949年的时候，诚挚的人民诚挚地望着诚挚的毛泽东和诚挚的新中国，然而六十年后，人们依然没有一米自己的土地，大家都是寄生而已。......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建国大业是一部爱情文艺片，它委婉地讲述了穷小子追求富家女的故事，当时的共产党就是穷小子，新中国是待嫁的富家女，国民党是订了婚的情敌，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名流是富家女的朋友，穷小子成功的秘诀就是一开始要有理想，谈未来，许承诺，拉拢朋友，乱开空头支票，当然，会打架是排在第一位的。最终终于成功地娶了新中国。当然婚后的生活就和在座的各位当年花言巧语的男同志们的婚后生活差不多。你们泡妞时的承诺都做到了吗？"

关于《建国大业》中部分中国演员加入外国籍，韩寒在2009年8月12日的博文中写道："我个人觉得我的国籍挺好的，也就是多交点税少享点福，出国麻烦点，其他也没什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就是吃不起住不起玩不起结不起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但最关键的是，还移民不起，所以，看见你们跑了，不爽是肯定的。"

在3月4日的博文中，韩寒把由于情色日记曝光而下台的广西烟草部门的局长韩峰称为"好干部"，原因是他"在半年的时间内仅仅受贿6万元，这是我近几年第一次看见受贿两字后面跟的是一个5位数，现在哪里去找这么清廉的局长"。"在其他干部都送二奶房子车子的时候，他送给自己的女人最贵重的礼品仅仅是一个手机或者一个MP4。......多一些这样的男男女女，我们国家一年要节省出多少艘航母来。""如果所有公务员都暴露，以他犯下的罪来看，当今中国想要找几个比他罪小的办案人员都实属不易。"

在2009年4月21日题为《揣摩圣意》的博文中，韩寒写道："成龙说，台湾现在这个样子很乱。......成龙又说对了，台湾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这十个字，是上头一直想说但是憋着不好意思说的话，如果成龙能再接再厉，继续说出'朝鲜现在这个样子很好''金正日的世袭制度符合朝鲜人民的利益'等话，那就是彻底揣摩到家了。"

"成龙又说，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这属于深度揣摩。香港在1997收回了没错，但因为英国的残酷殖民和文化封锁，两个凡是，三个代表，七不规范等先进思想并没有影响到香港，......我们实行了一国两制，两制就是两个制度，必须要分出好坏来，成龙的意思是说，香港也不够好，太自由，大家都在胡说八道......，如果香港能够和大陆使用一样的制度，那么明天会更好。成龙意在向政府提供决心，香港你们该管一管了。"

*生存之道二：避踩红线*

《纽约时报》3月12日的报道说："四川作家和博主冉云飞说，韩寒之所以能够避免这种情况(指被封杀)，部分原因是他的知名度很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不写最敏感的政治话题。""冉云飞说：'他能够被容忍也许是因为他不直接指名道姓，而且他也不直击问题的核心，即中国的一党专政问题。'"

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11月2日报道："尽管韩寒年轻狂妄，......他通常远离民主和人权这种敏感话题。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和比较文学教授刘禾说，韩寒精心考虑的叛逆代表了他这一代人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建立的默契，那就是： 让我们尽情享乐，我们也不挑战你管理国家的权利。刘禾说：'他以尖锐批评政府和体制著称，但实际上他不是这样的人。'她说，韩寒实际上是一个将年轻人的不满能量导入消费主义程序的自愿参与者。

当问到中国是否有朝一日会有民主制度，韩寒沉思着说：'我可以接受这个国家在可见的未来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或者多党制这个事实。有更紧迫和更现实的问题，例如新闻自由和文化自由。至少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希望的。我愿意做不是没有希望的事。'"

*生存之道三：独往独来*

《青年周末》2009年11月12日报道说：韩寒圈内友人说："韩寒是一个没有圈子的人。""11月9日，韩寒的出版人路金波对本报记者直言：'他不泡吧、不喝酒、不谈理想、不谈文学，跟文坛人没什么话题。通常意义上的文化圈、媒体圈、民主人士圈他都不属于。他在哪都不是一分子。''正是因为他什么圈子都不属于，这样才能把他的杂志书做大。'"

出处：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china/Han-Han-Way-of-Survival-20100324-89064322.html

-完-

陈奉孝：我所了解的林希翎

我与林希翎相识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底，那时正是整风反右运动的前夕（尚未开始反右），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北大的校院。前期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北大的"右派"同学贴的，其内容都是发自青年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为了争取民主，继承"五.四"传统，向共产党提出了发自内心的中肯的意见（详见《原上草》）。为了使运动能深入发展下去，谭天荣、王国乡、龙英华、张景中、杨路和我等六人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百花学社"，并联合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张志华，哲学系的叶于胜、袁橹林等人创办了一个刊物"广场"。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揭露了在斯大林执政期间所犯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在苏联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五、六百万无辜的人，其中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者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惨遭杀害）。一开始，中国政府矢口否认这个报告的存在，但当时北大有几百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留学生，北大还有西方各大国的英文报纸，那上面都刊载了这个报告的全文，因此要想封锁消息，那是不可能的。不久，这个报告的内容就在北大流传开来。

在五七年整风反右初期，我们想把这个报告翻译出来发表在"广场"上。因为当时在我国知识分子当中普遍认为，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引发的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也像当年的苏联一样，严重扩大化了。因此我们想把这个"秘密报告"发表出来，作为向政府的一个警示。于是，数学系的年轻助教任大熊便从北大第三阅览室借出来一份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载了"秘密报告"的全文。但报告的文字太长，因此便由任大熊、陶懋颀（数学系年轻助教）和我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最后凑成了一个整体。但我们三人都不是学外语的，怕翻译的有误，想找一份中国官方的中文稿核对一下。恰好在这时林希翎来北大看大字报，王国乡告诉我说，林希翎能搞到这份报告，中央委员都有。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林希翎正与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可以想办法借出来看看，跟我们翻译的核对一下。于是我便去人民大学找了林希翎。

林希翎来北大是刘秉彝、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人把她领来的。她来北大只是看北大同学贴的大字报，因为是在"百花学社"成立之前，我没有跟她接触，也不认识她。但林希翎的大名我却早已知道。因为在整风反右运动之前，"中国青年报"就发表过她写的文章，也发表过攻击和为她鸣不平的文章，因此那时她在大学生中已有一定影响。我们创办"广场"后，王国乡告诉我林能搞到这份报告，所以我才去找的她。我是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去请她的。

她单独一人住在一间学生宿舍里。我一进门看到她，个子不高，穿一件退了色的旧军女列宁服（那时部队的女战士都穿这样的衣服），扎着两个小辫子，一双布带鞋，两只大眼睛满精神的。但她的床头上却贴着一首"红楼梦"里林黛玉的"柳絮词"。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林黛玉的这首"柳絮词"是很凄惋伤感的。在这之前，因为我看过她发表过的文章，在我的想象中，她应该是一个锋芒毕露、大胆泼辣、有棱有角、桀骜不驯的女斗士的形象。她怎么把林黛玉的这首充满伤感的"柳絮词"贴在自己的床头上呢？这似乎与她的性格不协调。于是我们便从这首"柳絮词"谈起，她向我讲了她的全部身世。

她原名叫程海果，浙江人。有人说她取笔名林希翎是因为崇拜李希凡和蓝翎，因此才取了二人名字中的各一个字作为笔名，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解放前，她父亲在上海经商并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职，娶了个小老婆，把她们母女俩遗弃了，她便帮着她母亲做花伞为生。因为她天资聪明，她母亲一直供她读书，直到初中毕业，再也供不起她了。要知道，解放前穷人家的孩子多半是上不起中学的，因此便给她买了一张船票，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便只身去了上海找自己的父亲。父亲是找到了，但她的后妈不容她，小姑娘的个性又很强，一赌气便离家出走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无亲无故，投奔谁呢？最后她流浪到了上海郊区。那时解放军在上海的外围已很活跃，结果被解放军收留了。那时解放军的官兵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子弟兵，没有文化，象林希翎这样的初中生就算是"女秀才"了，于是让她参加了文工团。因为她聪明伶俐，口才又好，深受部队官兵的欢迎。解放后，南京军区的一位比她大二十多岁的高级将领想娶她，她坚决不同意。领导问她，将来想干什么？她说想念书，于是就把她保送到了人民大学新闻系。那时的人民大学不收一般的高中毕业生，收的都是由部队转业下来的中下级军官或工人中的劳动模范。人大的任务是为共产党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的。

一九五六年林希翎毕业后，在"中国青年报"当了一段实习记者，到玉门油矿和东北采访过，同时认识了民革中央女常委谭惕吾（反右当中谭也被打成右派，因此就有人检举说林希翎认了谭惕吾为干妈，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纯粹是造谣攻击）。这时她开始发表文章，批评苏联的左倾文艺政策，引起了文艺界和团中央的注意。有人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说她有什么个人野心，还有人攻击她说爱情不专一等等。也有人写文章为她鸣不平。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对青年大学生是非常爱护的。他提出对象林希翎这样有才华的青年，不要轻易棒杀。五六年底，林希翎又回到了人民大学读法律系读研究生，不久，整风运动就开始了。她首先在人大写大字报、做街头演讲，向人民大学的领导提了不少意见，并批评苏联和中国的左倾文艺政策。因为她演讲的口才非常好，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北大中文系的刘秉彝、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同学领她来北大看北大同学写的大字报（刘曾经是她在部队的战友，王、陈、江怎么跟她认识的，我不清楚），看后她说"还是北大有民主气氛"。回人大后她继续做她的街头演讲，北京各大学陆续都知道了。当时除北大的谭天荣外，林希翎和北京航空学院的周大觉（青年教师），已成了影响很大的青年右派。

因为刘奇弟在大饭厅贴了一张大字报，公开替胡风鸣冤叫屈，所以北大学生会便组织了一次辩论会。刘秉彝同学是调干生，在部队时跟林希翎是战友，把林希翎也请来了。会场就设在有名的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上面挂了一条横幅："胡风究竟是不是反革命"？许多人抢着上台发言，有的为胡风辩护，有的反驳，会场的气氛非常激烈。刘奇弟第一个上台发言，我也上台发了言，为胡风辩护。最后林希翎上台发言，她说："从目前公布的三批材料来看，下结论说胡风是反革命为时尚早，检察院至今没有公布侦察结果，这就说明了问题"。她还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看来已经过时"。台下马上有许多人高喊："不要煽动！胡风问题的性质是毛主席定的"！林希翎接着说："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台下又有许多人高喊："不要听林希翎造谣煽动！林希翎滚回人大去"！会场秩序大乱，开不下去了。

林下台后许多同学挤上去让她签名留念，也有人对她进行漫骂。这时团委书记石幼姗将她领到十八斋一间学生宿舍休息，并由四个人陪着她。这四个人当中，两名左派是石幼姗和丁尔纲，两名右派是杨 路 和我。我还向石幼姗提出应当改选学生会，我当时的情绪非常激动。快到夜里十二点了，由八个同学护送林希翎回人大。送她的人也是四个左派，四个右派。四个右派是谭天荣、张锡锟、杨 路和我，四个左派有丁尔纲，另外三人不记得了。走到南校门时，有人还喊："林希翎来北大一趟，我的喝水的杯子不见了"！

过了几天我和张锡锟、李燕生等同学又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去请她第二次来北大演讲，开讲之前，她先说："上次我来北大参加辩论会，有人喊他的喝水的杯子不见了，我声明，我没有偷你的杯子"。接着有人写纸条给林希翎，向她道歉说："上次我喊丢了杯子是团支部书记叫我讲的"。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当年反右运动所采取的一些手段是多么卑劣。有一位左派同学指着鼻子问林希翎："你这次又来干什么"？她回答说："看看何其芳老师"。左派同学李思敬马上打电话问何其芳，何回电话说："我没有林希翎这个学生"！李思敬马上就把何其芳回的电话在大会上念了，这实际上非常无聊。第二天李燕生同学还写了一付对联：

李思敬思敬不敬

何其芳其芳不芳

加以讽刺。

林希翎这一次来北大演讲谈的问题很多，详细情况记不得了，只记得她除了再次为胡风辩护外，还特别谈到了法制问题，谈到了目前共产党"以党代政"和"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都是最高统治者为"治"老百姓而定的，不仅封建皇帝不受法律的制约，就连一般的官员不也是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吗？解放后口头上说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就连枪毙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不是还要毛泽东亲自批准才能执行吗？毛泽东说的话，没有人敢反对。"权大于法"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到了现在，虽然一再强调"以法治国"，但各级领导干于司法的事情不是比比皆是吗？因此说，在五十年代象林希翎这样的热血青年，敢于不避风险，公开提出"以党代政"、"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仅此一点就应该在历史上用重彩书写一笔。

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六月八号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林希翎逆风而上，继续在人大发表演讲。人大党委组织人对她进行了无数次的围攻。面对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的指控和下流的人身攻击，她毫不退缩，坚持自己的观点。学生右派中，她的名字第一个上了报纸，后来还上了反右运动中搞的一个记录片，她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学生中的头号右派。

反右运动白热化以后，她也象北大的几个著名的右派一样被人大党委派人监视了起来。在这之前，几乎每天都有北京其它院校的同学去访问她，但她被监视起来以后，外校同学再去访问她，就被人大校卫队挡住了。不仅挡住了，而且记下你的名字，通知你所在的学校，成了你被打成右派的罪行之一。有一天晚上，我摆脱了监视我的人员，偷偷去看她，那时人大的围墙还没有修好，我是钻铁丝网进去的。她的宿舍里贴满了带侮辱性的大、小字报和漫画。我问她："对这写东西，你怎么看"？她笑笑说："这除了说明他们的无能和理屈词穷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过后不久，我被捕了，关于她后面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但五八年在北京草岚子看守所遇到了人大的葛佩琦和人大学生何铁生（他也是林希翎的崇拜者之一），何铁生告诉我，反右期间，林希翎一直被留在人大当"反面教员"。后来大批右派被送去劳动教养，有的被逮捕判刑，她却继续被强迫留校当"反面教员"，天天遭到围攻和辱骂，这对人的精神上的折磨是很残酷的。她便多次要求去劳改队，最后象我一样，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进了北京监狱，此后就再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一九八0 年，我住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专门去人大打听过林希翎的下落。人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一个人告诉我，林希翎现在浙江一家工厂劳动，她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因为当时中央对反右问题定的调子是："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不过是扩大化了"。既然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当然就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不予改正。因此，大"右派"留下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人炳等五人，大学生中的右派留下了林希翎和我。后来又给已经改正过了的右派"割尾巴"（七八--八0 年改正了的右派，大都留下了尾巴。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后提出，既然给他们改正了，就不要再给人家留下一条尾巴，这样他们才能心情愉快地投入四化建设。）我沾光于八四年也改正了（我可能是大学生右派当中，最后一个被改正的）。这样林希翎便成了目前仍然活在世上的唯一一个没有被改正的右派，成了比大熊猫还珍贵的"稀世珍宝"。

九四年夏天突然接到林希翎从青岛寄给我的信，要我去青岛见她。我马上去了青岛。她告诉我，她是从谭天荣那里打听到我的地址的。见面后她向我谈了她后一段的情况。她五八年进监狱，被判刑十五年，受尽折磨本应该在七三年释放，可不知为什么，有一天毛泽东他老人家突然心血来潮，想到了林希翎，问旁边的工作人员，林希翎现在在哪里？工作人员告诉他老人家，她还在监狱里服刑。毛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刑满？工作人员说，大约还有半年。毛说，让她出来吧！就这么一句话，她被提前半年释放了。释放后被送回浙江老家在一家工厂里接受监督劳动，继续改造，用当时的话来说，这叫作接受"群众专政"。因为是伟大领袖一句话，她才被释放的，所以厂里的领导和红卫兵组织一直对她还不错，不象其它右派那样，在"文革"中第二次遭了难，有的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当时厂里还有一个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小伙子，对林希翎很崇拜，因此在一半是自由恋爱，一半是拉郎配的情况下，两人结了婚，后来还生了两个男孩，可是小伙子比她小了整整十岁。

由于她的右派问题没有得到改正，胡耀邦总书记于八五年批了五万元给她，让她带着她丈夫、两个儿子、老母亲一起去了法国，因为她父亲在法国，来信说病危，要她去法国接受部分遗产。到了香港后，她与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并给她丈夫在香港的一家船务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我问她为什么要离婚？她说："他比我小了整整十岁。从生理里上来讲，男的比女的大几岁才合适，我已经老了，她还正当年，我不能耽误他的青春年华"。看来她在婚姻问题上是比较理智和通情达理的。

林希翎刚出国那一阵子，海外媒体炒的很热，外台广播说，在港、台和法国刮了一阵"林希翎旋风"。

到了法国以后她才知道，父亲并没有病，也不是想让她去接受什么遗产，而是台湾当局的海外组织想发展她当什么"反共义士"。她父亲是国民党海外组织的成员。刚到法国时，法国的政界、学界对她都很重视。巴黎大学社会学院聘她为客座研究员，给她的待遇也很高，但她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辞职不干了。她想自己写东西，她也很喜欢参加海外华人的一些集会，发表演讲。同年晚些时候，台湾当局邀请她到台湾访问。台湾当局认为既然她在大陆被共产党判了十五年徒刑，她到台湾后一定会揭露大陆共产党的黑暗，这样就可以争取她当"反共义士"。可她到了台湾后不仅没有讲大陆共产党的一句坏话，反而对台湾当局的一党独裁进行了抨击（那时台湾还没有开放党禁）。这下惹怒了台湾当局，宣布她是不受欢迎的人，将她驱逐出了台湾。在回法国时，途经美国发生了一次车祸，被撞断了四跟肋骨，她说这是在美国的台湾当局的特务干的。她在台湾发表演讲的录音，我在收音机上听到过，跟她对我讲的完全一样，没有半点自我吹嘘。

她给我的名片上印的是"法籍华裔自由作家"。我问她目前在法国靠什么生活？她说靠写点东西拿点稿费，另外还接受法国政府发给的社会救济金。她老母亲还健在（九四年），大儿子已大学毕业，小儿子刚考上大学。

我问她这次回国的目的是什么？她说她要搜集一点资料，写一本当年整风反右的书。她认为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快四十年了，至今还没有一本系统地叙述当年反右运动这一段历史的书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国人的一种失责。她想写一本比较系统、详尽地叙述当年反右运动的书，在一九九七年整风反右运动四十周年时发表出来作为纪念。我说："要想比较系统、详尽地记叙当年整风反右的情况，关键是要搞到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决策层对这一问题的决策过程的资料。但共产党有关这方面的档案至今还没有解禁，你恐怕搞不到"。她说搞不到也不要紧，我先把当年各大报纸上刊载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整理出来再说。同时她要我给她写一份有关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回忆材料给她。她特别强调要我把"百花学社"和"广场"成立、出版的经过以及她两次到北大发表演讲的情况，尽可能写详细点。因为时间仓促，我用了两天时间写了一份东西给了她。另外，落实政策后，李燕生同学把他保留的一本"广场"给了我，既然林希翎要写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我就把这本"广场"给了她 。后来有同学对我讲，你应该给她一份复印件，原件留着。可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些。九八年回北大参加百年校庆，有同学告诉我他到美国后，因为他是学历史的，也想写当年的这一段历史，托他在国内的母亲搞一本"广场"。他母亲打听到北京医药公司有一位姓杨的老学友，（当年他不是右派）手里还保存着一本，她想出高价买，姓杨的老学友没有卖给她。

林希翎已经得了严重的哮喘病。我到青岛见她时，曾在鲁迅公园作过一次长谈，在我送她回去的时候，因为要爬很多台阶，我搀着她，每上两三级台阶，她就喘得上不来气，太可怜了。因为她在法国还要靠拿救济金生活，我想在经济上帮助她一下，但我又不是什么大款、大腕的，没有经济实力。她在法国领取的救济金比我在国内的工资还高十几倍，这次他还送给了谭天荣一部计算机。因此当我提出来尽我的力量帮助她一下的时候，她笑笑说："你在大陆教书，每月的工资不过几百块钱，你怎么帮助我？我在法国虽然靠拿救济金生活，但如果你需要的话，在经济上我帮助你一下倒是可能的"。当然，我也不会要她的帮助。临分别时，她还对我讲，问我想不想到法国去？我说："现在不行，如果我走了，就要把老婆孩子扔下。我不能这样做。我老婆原是北京的下放青年，比我小十四岁，我们是患难夫妻。当初我们结婚时，她是放弃了回北京的机会，顶着家庭反对的压力跟我结的婚，我绝不能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情来"。她说："你的决定是对的，做人应当有原则，将来如果有机会，希望你能到法国来看我"。

九五年我帮一家公司搞对俄贸易，去过海参崴一趟，本想借机会绕道去法国一趟，但签证很麻烦，费用也太高，公司经理也不同意，再说签证的日期也到了，因此没有去成。由于原苏联剧变后，头几年俄罗斯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对俄贸易很难做，不久也就停了，因此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机会去看过她。

九五年春我突然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上听到广播说，林希翎的小儿子刚考上大学不久，便因为参加了邪教而跳楼自杀了，林希翎发誓要跟邪教周旋到底。我听后非常吃惊，打电话问这事，接线员叽哩哇啦对我讲了一通法语，我又听不懂。后来才知道，巴黎的电话号码刚由 8 位改成了 10 位，接线员可能是用法语向我解释。

我本来盼望她准备写的书，在九七年能出来，可至今没有看到。我想她儿子的死，对她的打击太大了，书没有出来，这恐怕是一个主要原因。

九八年秋天，原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女同学陆丙安（也是右派，八十年代初去了法国）偕丈夫熊秉明先生来华访问，途经成都，那时我正好在成都，跟陆丙安夫妇见了面，并陪他们在成都玩了一天。陆丙安告诉我了有关林希翎的其它一些情况。

林希翎刚到法国时很活跃，经常有记者围着她转，出尽了风头。现在却很少跟人打交道。过去她还经常到我这里来走走，近几年不来往了。现在她已经搬了家，连她的电话号码我也不知道。

九四年林希翎回国时倒是向我提到过陆丙安，说陆丙安现在已经成了富婆了，我不愿意跟富人打交道。此外，关于陆丙安的情况她一个字也没有跟我说过。

陆还告诉我，听说林希翎最近得了乳线癌，我听了十分难过。我有心想帮助她，却无能为力。二000年她回到上海打电话告诉我，因患乳线癌，已经做了乳房切除手术。

今年四月我去北大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正好她也回国住在人大原老书记家里。通话后我问她近来身体好吗？她说现在是苟延残喘，恐怕活不了几年了。我又问她这次回来要做什么？她说要求统战部给她的右派问题改正。统战部给她的答复是，你的右派问题现在还不能改正，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们可以设法给予一定的帮助。九四年她回国时曾为自己是唯一一个仍然活在世上的右派而骄傲，今天她又要求给她改正，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或是一种无奈，恐怕只有她自己才能说清楚。

林希翎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一生。她性格太强，锋芒直露，不善于跟人相处。她在法国写过不少东西，但因政治理念上的原因发表不了。二000年她回到北京与王国乡、邓九平、钱理群诸君会过面，谈她写的东西能否在国内发表，还是因为政治理念方面的原因发表不了。她的致命的弱点就是她的过于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从她的性格和素质上来讲，她恐怕只能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她后半生的结局很可能会应了当年她挂在床头上的那首林黛玉的"柳絮词"，会很悲惨的。

也许是因为上了年纪的关系吧，眼前的事情时常忘记，而过去的事情却显得越来越清晰。当年北大整风反右的一幕幕场景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尤其是那些被投进监狱、劳改、劳教队被折磨至死的同学的身影，近些年来，在睡梦中时常从我的眼前飘过。当年林希翎的音容和她在辩论会上犀利的语言更是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特别是九四年我与她再次会面以后。现在有人提出对过去的事情应该淡忘，可我总是也淡忘不了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

二00四年十二月三日修改

出处：http://www.zisi.net/htm/wwzh/2005-04-06-14923.htm

-完-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对谭作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起诉书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书

成检刑一诉字[2009]183号

被告人谭作人，男，1954年5月15日出生，身份证编号为5101021954051611X，汉族，中专文化，住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29号桃林村6栋6号。2009年3月28日被依法执行刑事拘留，2009年4月29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由成都市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

该案由成都市公安局侦察终结，以被人谭作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9年6月29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谭作人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方法和定性不满，多年来以各种方式从事所谓纪念"六四"的活动。2007年5月27日，谭作人炮制了一篇题为："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文章，并将该文通过互联网发布在境外"自由圣火"等网站，该文主要内容为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进行歪曲描述和诽谤。文章刊登不久，境外敌对分子王丹利用电子邮箱与其主动联系，并多次向其投发关于"六四"的宣传资料。2008年6月4日，被告人谭作人与他人在我市天府广场义务献血点以献血的方式纪念"六四"，期间还接受了境外敌对媒体"希望之声"的电话采访。2008年11月以来，王丹多次向其投发了纪念"六四"进行所谓二十周年活动的相关资料。2009年2月10日被告人谭作人向王丹发了一份《六四我20周年纪念活动建议》电子邮件，建议在今年"六四"期间实施所谓的"六四全球华人义务献血活动"，以纪念"六四"二十年。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被告人谭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了大量严重诋毁我党和政府形象的言论。2009年3月27日，被告人谭作人被公安机关挡获归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辨认笔录、挡获经过、鉴定书、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

本院认为，被告人谭作人为了达到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而无中生有，捏造消息，散布有损于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以损害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追究被告人谭作人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

此致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陈世体

代理检察员 王一洪

二00九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真真

附：

1、 被告人谭作人现羁押于温江区看守所；

2、 证据目录、主要证据复印件，文书卷一册。

出处：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311139.aspx

-完-

安徽巢湖四名学生被羁押3个月遭刑讯逼供

2006年09月11日05:49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黄勇

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居巢分局在办理一起伤害致死案时，错误拘捕张虎、张峰、焦华、王浩等4名青少年学生，其中张虎和张峰是亲兄弟。4人因被刑讯逼供受尽折磨，被关押3个多月，直到真凶被抓才重获自由。

被抓时，张虎刚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进入安徽省一所职业技术学院读书，弟弟张峰是巢湖市一所中专学校的学生，王浩和焦华刚上高二才两天。4人中最大的刚满18岁，最小的才16岁。

目前此案已被安徽省公安厅认定为错案。警方称，4名无辜者在一起案件中同时被当作犯罪嫌疑人错误拘捕，在全国尚属首例。

一位母亲说孩子不是好东西，竟也被警方当成了证据

2005年9月2日凌晨5时许，巢湖市居巢区半汤镇57岁的农民刘之华到市政府门前的一个大池塘起虾笼时被人打得不省人事。其家人闻讯当场报警并将其迅速送往医院。9月7日，刘之华因颅脑损伤，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对发生在市政府附近的蹊跷命案十分重视，指定居巢区公安分局管辖，并抽调相关部门协助办理。

在警方的调查中，一位目击者称曾看到有4个小青年对刘之华进行殴打，她见状后立即跑回去通知了刘的家人。另外也有两名证人证实曾在9月2日早上在案发现场附近看到有4个小青年在散步，警方由此确定犯罪嫌疑人是4个年轻人。

9月8日，就在刘之华死后的第二天，居巢区一农民李某到办案部门反映，该案可能是其邻居张佑龙家的两个儿子张峰、张虎干的，理由是刘之华遇害当日，李某的母亲悄悄对他讲，张佑龙家"世代都不是好东西"。如此荒唐的理由和线索，警方竟然当了真。

此外李某还反映，在刘之华遇害之前那天的晚上10时许，张佑龙的母亲到张佑龙家很神秘地寻找焦裕、焦华、王东峰及其同学4人。"作案人数"又一次吻合，警方更深信不疑。

9月9日晚，居巢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办案人员传唤焦裕，经过5个小时的"思想工作"，焦裕透露说，听其父母议论，该案可能是其哥哥焦华和王浩、张峰及张虎4人所为。

就根据这些所谓的"证据"，居巢区警方于9月10日将张虎等4人刑事拘留。冤案的祸根就此埋下。

有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的检察机关没能抵住政法委压力

刑事拘留期间，王浩被审讯14次，其中10次作有罪供述，4次作无罪供述；张峰被审讯14次，3次作有罪供述，11次作无罪供述；焦华被审讯8次，两次作有罪供述，6次作无罪供述；张虎被审讯9次，3次作有罪供述，6次作无罪供述。

2005年10月8日，居巢区公安分局提请检察机关对王浩等4人批准逮捕。

巢湖市居巢区检察院因为办案过程中多次出色地维护青少年的权益，曾获得"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的称号。这一冤案本来有可能到此打住，因为该院负责任的检察官对警方提请逮捕的案件材料经过认真审查后认为，该案证据之间矛盾点较多，不能形成证据链，4名犯罪嫌疑人先供后翻、时供时翻，并没有铁定的说法。

检察机关经过对4名犯罪嫌疑人提审后发现，4人都认为自己所作的所谓"有罪供述"，是听到别人议论以及在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逼供诱供提示下编造的，并非自己的真实想法或案件的实际情况。

2005年10月17日，居巢区检察院果断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但最终，基层单位仍没能抵抗住来自上级部门的高压。

为争取办案时间，防止被害人家属上访，巢湖市公安局和居巢区公安分局分别向市、区两级政法委汇报，请求协调批捕。在巢湖市政法委的"协调"之下，短短4天后，2005年10月21日，居巢区检察院撤销了原不批捕决定，并于当日批准逮捕。

不过，居巢区检察院还是向警方提出了最后一个有约束力的要求，那就是移送起诉的材料必须过硬，警方必须在原来卷宗中补充扎实的内容。

从2005年10月21日批准逮捕直到12月15日，公安机关为将案件办成"铁案"，继续对4名无辜学生开展了包括技侦、测谎等大量侦查工作，但还是无法把证据链不足的硬伤抹平，最后只好对4名"犯罪嫌疑人"实施取保候审。

真凶被抓，4名无辜学生才得以洗脱罪名

2005年12月26日，办案民警在摸排中发现，案发现场附近的出租房在8月中旬有外地人租住，通过租房人留下的手机号码，几经周折，警方在安徽省全椒县（滁州市辖）找到了19岁的无业女青年于某，得知其曾与男友王伟及王的朋友房某、刘某等人在那里租房居住。

进一步的审查得知，2005年9月1日晚，王伟和其朋友房某、刘某等4人在出租房内庆祝房某的生日，4人饮酒至次日凌晨后，突然心血来潮出去跑步锻炼。早上6时左右，4人分两批回来，王伟和房某身上有多处划伤，并称是在市政府门前水塘游泳时发现有一个虾笼，因为好奇就从水中提起来看，没想到正好被虾笼的主人看到，以为他们要偷虾，张口就骂，结果双方发生殴打，他们4人将虾笼主人狠揍了一顿。后经证实，虾笼的主人就是农民刘之华。

根据于某提供的这一线索，居巢区警方确定此4人有重大犯罪嫌疑，立即开展追捕工作。2006年1月19日至22日，警方相继在上海、合肥及宿州市的灵璧县将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经审讯，4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至此，在取保候审1个多月之后，4名无辜的学生终于在2006年春节来临之前的1月23日，被解除了取保候审。

在号子里，吃不饱穿不暖，动辄要挨打受骂

在长达100天的牢狱生活中，4名原本清纯的学生遭遇了办案人员实施的"车轮战"等闻所未闻的折磨：侦查人员轮番进行审讯，不让你有片刻休息，哪怕是合眼的机会；有的人还被罚站、罚跪十几个小时，或是双手整天都被铐在墙上。经过最长达五六天的煎熬，4人最终精神崩溃，被迫作出违心的供述。

经安徽省公安厅派出的专门调查组调查发现，对4人的很多次讯问笔录没有起止时间、没有讯问地点、没有讯问人、没有记录人。

刑讯逼供之后获得的是高度一致的口供：当晚一起吃饭，在吃饭时就约好夜里去打电子游戏，到次日凌晨4时，又一起到市政府门前水塘里洗澡，并与刘之华发生纠纷，继而殴打，然后逃离现场。就连现场上的一束花，王浩都承认是从马路边摘下后放在现场的。

安徽省公安厅认定，这是毫无疑问的变相的刑讯逼供。

审讯完毕回到牢狱中，4人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在被羁押看守所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家里人送些衣服也被禁止。

在看守所的号房里，谁待的时间长，资历深，就要听谁的，4人动辄要挨打受骂。

据全国律协保护未成年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孔维钊律师介绍，按照法律的规定，未成年的少年犯应该与成年犯人分开关押。4人中，除一人刚满18岁，其他全是少年。正是和成年犯人关在一起，让4名青少年学生白白遭受了更多的欺凌和屈辱。

张虎的父亲清楚地记得孩子从看守所出来之后在大门口说的第一句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话音未落，父子俩已禁不住泪流满面，抱头痛哭。

众多疑点被公安机关"忽略"

据交代，案发当天，即2005年9月2日下午，为逃避打击，王伟等4名犯罪嫌疑人便退掉租的房子，分散逃往外地，就在当天下午，房东又把该房出租给其他人。但由于警方办案人员粗枝大叶、调查走访不深入，当看到新的租房人符合"小青年"这一条件时，便轻易地放过了重大线索。如果调查人员责任心更强些、调查更细致一些，能了解到租房人员的变化情况，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就会很快浮出水面，这起错案就不会发生。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的过程中就发现了4个方面的问题，如果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对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认真对待，作为重大疑点，就不会导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这些疑点包括：

——王浩等4人有无作案时间不难确认，因为事发当晚4人都在家中，其中王浩和父母睡在一个屋内；

——案发后，现场被害人所骑的三轮车被公安机关从水塘里捞出，但王浩等4人均不知道三轮车是如何落入水塘的；

——王浩供述在路边采了一束粉红色的花，但现场勘察照片上反映的是大红色和黄色的花，颜色不一致；

——王浩等4人供述案发当日所穿的衣服、各自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逃离现场的路线等与现场目击证人的陈述相差较大，且现场目击证人均不能指认这4名犯罪嫌疑人。

但问题是这些疑点都被公安机关"忽略"了。当检察机关列举出这些问题时，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不仅没有去认真调查核实，也没有对检察机关不批捕的决定依法提请复议和复核，而是简单地依靠上级协调、施压，导致错误案件无法及时得到纠正。

"某些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在执法、司法过程中，片面追求结案率和办事效率，是造成弥天冤案的根本原因。"一位专家指出，正确的司法才是实现正义的关键。国家权力的行使最终要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依归。本案中，因为片面追求办案效率，执法和司法人员对法律精心设计的执行程序、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疏忽大意，丧失公平正义就是自然结果。

据最新消息，办案部门与受害学生家长已签订协议，赔偿4人每人6万元。直接导致错案发生的居巢区公安分局的3名办案刑警，近日已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刑讯逼供立案侦查。

本报合肥9月10日电

出处：http://news.sina.com.cn/c/l/2006-09-11/05499985789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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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少年的牢狱噩梦：遭连续审讯4天4夜

2006年09月11日05:49 中国青年报

第二次提审时，有人把我铐在墙上。警察对我讲他们几个人都承认了，不相信的话可以把他们的口供拿给我看。我就表示要看口供，谁知那个警察就冲过来打我嘴巴，打得相当重。我在墙上大概被铐了两个多小时后，这个警察拿了一份口供给我看，并用手把上面和下面蒙着。我因为连续几天没睡觉，精神实在支持不住，再加上心里害怕，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始瞎编，说是我们干的。我讲的大概跟现场情况不符合，审我的人就开始提示我，我就根据他的提示一步步编了事情经过。

10月26日晚上（年份为2005年，下同——记者注），我又从含山县看守所被带到巢湖。这一次他们连续审了我4天4夜，没让睡觉。其中有一天，我从早上被铐在墙上站着，一直站到晚上，两条腿都站肿了，跟他们讲也没人理睬我。

——张峰

有人把我带到审讯室，铐在椅子上，开始审问我，一直审了一天，中间换了几批人，我始终坚持讲我没干。第二次提审，我还是没承认，磨了一天，到了晚上，一名警察跟我说要再不承认就把我废掉，然后就把我铐在门后面，罚我跪着，并说你什么时候把事情讲清楚什么时候站起来。我就这样在地上跪了1个多小时后，实在受不住了，就开始胡编。他说我讲的不对，并说你跪着再想想，想起来了再站起来。

从11月2日开始，一直审到7日，他们都没让我睡觉。我被他们用两个手铐铐在铁栅栏上，他们叫我赶快承认，否则就把我家里人都逮起来。

——张虎

他们跟我说，我家里人都承认了，我根本不相信。就这样，他们一连审了我好几天都不让睡觉，最后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开始胡编。这时就有人提示我，还有人画图给我看。11月的一次，也是连续五六天不让睡觉，在审讯过程中不断有人吓唬我，还讲要找人打我，把我打成残废。

——焦华

我第一次被带到审讯室就被铐在墙上，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开始审讯时，一个自称姓王的走到我跟前，用拳头使劲往我胸口打，非常痛。还有一个自称姓项的把皮带拿出来，在桌子上打得啪啪响，并说再不招就打我。

审讯时他们还跟我讲，有一个案子里面的人态度好，承认得快，他们公安局就到法院去讲情，结果那个人判得很轻。由于我很害怕，就承认是我干的，并胡编了过程。公安人员不断地提示，我就根据他们的提示讲。后来，他们又重新做了一份笔录，让我签了字。

——王浩

本报记者黄勇采访整理

出处：http://news.sina.com.cn/c/l/2006-09-11/0549109739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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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少年焦华：我现在体会到的全是失败

2006年09月11日05:49 中国青年报

被捕前：我是属于乐天派的阳光男孩，我要造就一个不平凡的我

我是属于乐天派的阳光男孩，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心，对自己特别有信心，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

我对自己人生之路的设计算不上辉煌，但它至少是一片光明的。

我计划现在认真学习、训练。虽然我的文化课不好，但我在努力学，也有一定的起色。在体育方面，我计划在高二学年结束前拿到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高三再拿到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我理想的大学是上海体育学院，然后在学校里去参军，当一名军人。

我想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做些有意义的事，因为我很年轻，用我以前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刚长羽毛的雄鹰"。我喜欢挑战，我不认为我的人生道路会是平凡的，我妈生下了一个平凡的我，但我要完善自己，造就一个不平凡的我。

我认为当前的社会充满正义感，我对任何人都有一种信任的心理。

出狱后：我现在体会到的全是失败，生活中没有什么是值得我自豪的

我不再是以前的焦华了。以前那个充满乐观主义的焦华，已经被他敬佩的神圣而伟大的警察给抹杀了。

以前我太过幼稚，看不出社会还有如此黑暗的地方。现在的我不愿意过问任何一件事情，因为它与我无关。我同情别人，别人也不会同情我，也不会说我是个好人。

自信？我很久没有体会到了。我现在体会到的全是失败，生活中没有什么是值得我自豪的。过去我把自己的人生道路想得太完美了。

唉！假如我们家里有个什么关系，刑警队的人就不会轻易地把我们抓起来，更别说把我们关上3个月。我遇到的警察和我过去想象的有天壤之别。他们为了破案立功，出卖了警察的尊严。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丑陋的小人，他们愧对那一身庄严而神圣的制服。

我现在觉得自己的前途很渺茫，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计划未来。我现在的体育成绩可以用可怜来形容，上场比赛根本就不敢想拿前3名，它离我太遥远了。以前是别人怕我出场比赛，现在我怕以前那些怕我的人。

我根本就不想上学了。老师讲的我一点儿都不懂，也受不了众人的眼光，因为我是坐过牢的。还有人在我背后说我是家里人花钱把我弄出来的，我的人格严重地受到伤害。我之所以回来上学，还坚持练体育，是不想让爸爸妈妈为我担忧、伤心。他们为了我受了很多苦，我欠他们的太多、太多，一生都无法偿还。有时候我真的很恨自己，我是一个灾星，给家人带来那么大的痛苦。我刚回来时听说，爸爸为我差点儿变疯了，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心如刀绞。

我现在强忍着过我讨厌的生活，一个没有目标、没有理想的人。

出处：http://news.sina.com.cn/c/2006-09-11/05499985776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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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一堆：方舟子和菜头争论之我见

最近从来不会平静的网络上又开始硝烟弥漫了：起因是由于著名的少男少女系作家连岳写了一篇文章，从而捅了搂子，以方舟子为首的新语丝撰文逐条驳斥连岳的错误之处并且对连岳冷嘲热讽了一番。殊不知由此却引起了另外一位网人、大名鼎鼎的和菜头的不满，又撰文把方舟子给痛骂了一通，从小方出道的种种到连、方二人的网络访问量的对比，把小方批驳的体无完肤。而趁着方舟子诉苦"我什么时候说自己是科学的化身了"的时候，又大肆落井下石，极尽挖苦，于是最终的方连之争成功的演绎为了方和之争。和菜头最后还不忘给路过打酱油的土摩托补上一枪，其骁勇颇有当年韩寒枪挑陆家父子之风。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所谓的文人吵架，从来都不会是就事论事的，而是把以前的积怨拿出来"找补"，所以和菜头出来说方舟子之所以批评连岳，并不是因为作序的问题，而是因为之前在PX事件中小方输了一招；而和菜头之所以出来，我看与之前和小方的龌龊也不无关系。连岳的序文和新语丝的反驳我都看了，我觉得新语丝说的是有道理的：连岳在给科普作品写序上是有点天真，案例又不做研究，出了问题因此而被人抓住了。就如同我们在表达一个事情的时候举一个例子，如果这个例子本身都是错误的，那么基于这个例子引出来的事实当然是没有可信度。和菜头因为个人好恶而强行把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扯到访问量、PX事件上，这非常不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PX事件在当今中国的网络上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和菜头借着一篇序文，却找准机会把方舟子踹向了网络民意的反面，从而使网民先在讨厌方舟子的基础上再来看连方之争，当然是大占先机，此不厚道之一也。

引经据典的力证小方的流量如何之低、如何将被遗忘等等，看上去气场很强，实际上却是抛开作序的具体内容是否正确，而顾左右、言其他，为朋友掩护，最终成功的转移了话题让连岳撤退，此不厚道之二也。

力证小方"有所图谋"、"将来必成为学霸"，却看不到自己也是同样的盛气凌人，把握话语权，此不厚道之三也。

有此三不厚道，我因此不喜欢和菜头攻击方舟子。

我个人很希望中国多出一些小方似的人物，是因为我认为中国就需要小方这样的反权威人士站出来。想当年的中国学术界抄袭成风、铁板一块，正是方舟子站出来从中国的大学里揪出了一个个道貌岸然的家伙，让一个个所谓的"高级学府"颜面丢尽。从此之后中国的学术界谈方色变，每次抄袭之后都是战战兢兢，从此不敢再唐而皇之的欺名盗世。只此一点，方舟子就已经站在了整个学术界的对立面，从此走上了一条无比艰辛羊肠小路；只此一点，和菜头就不应该说出小方谋求权力。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方舟子的新语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不能正常访问，于是乎给人造成了新语丝非常小众的印象；而实际上，方舟子的科普文章写的非常不错，从罗永浩和连岳的对话中老罗说当年和菜头和方舟子是牛博网访问量头两名的博客可知。（和、方、罗三人任取两个，都已经成为对头，如果此三人合集的话，倒是可以名之为《我们仨》。嗯，你们仨，捉对厮杀，相映成趣，大家笑哈哈。）

对于科学松鼠会，我并不熟悉，前一段看到其在各个博客上拉票，于是就上去看了一下，然后到投票网站上专门投了一票给他们。一个科普的网站出书找一个毫不沾边的人作序，貌似确实是有欠考虑之处。

和菜头在文中说方舟子一旦得势，就是最大的学霸。对此我不但不大相信，而且即使方舟子真的成了学霸，我也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正是方舟子本人开创了打倒学霸的传统，使得铁板一块的学术界终于变得无处遮羞、千疮百孔而从神坛上摔下来而成为大家的饭后谈资；如果某一天方舟子一旦老了并开始守旧并学霸的话，那么也很简单：就让后来之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把这个一世都反权威的权威再打倒，让他挂在打假的耻辱柱上，对小方来说不正是"求仁得仁"吗？正所谓"君以此兴，必以此亡"，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我也乐的到钉着方舟子的十字架下面，向方舟子的脸上吐上一口唾沫。

方舟子存在真正的意义，是在其敢于反权威，和以知识精英之身而反知识精英的精神，从而把知识精英已经遗忘已久民主的精神从五四传承了下来，在一片老好人、大家哈哈哈的和稀泥局面之中力撑大局，使得学术界的黑屋子终于见到了一丝新鲜空气。

中国当今最大的问题，正如袁剑再《奇迹的黄昏》中之所说，就是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之沆瀣一气，形成同一个利益团体而共同鱼肉百姓。所谓知识精英大部分早已被政治团体暴奸得舒舒服服，躺在地上就无耻的大叫"官人我要"、爬起来提上裤子就罔置民生而不顾，视人民如草芥，只顾本团体利益而提出一堆混帐议案如呼吸税之流。如果方舟子能够在学术界挑起一杆大旗，成为新的学霸，并且和现有的知识界决裂，那么，我敢断言这必定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而如果相同的"政霸"、"商霸"可以在政治精英、商业精英中出现并且足以和现有的精英群体相制衡的话，不正是我们三十年来所一直终极追求的结果吗？他打X霸，我们乐观其成；他成为X霸，我们就转而支持后进打他，这不就是台湾已经做到的、香港极力争取要做的事情吗？X霸之争的判决者则必然是人民。此风气一开则天下定矣、民生有望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唯一的担心反倒是方舟子没有能力成为新的学霸了。

在政、经、学任何一个领域没有相等力量的势力相互制衡的话，都将是国之悲哀，也是我们所不希望见到的。这也正是最近这几天网上流传的一份要大家签名的东西所追求之目的。

我没有力捧方舟子，我只是觉得，当今之中国，如果缺少了方舟子这样的人，将更会是一种缺憾。关于方舟子在PX事件中如何表现，我会关注但并不会以此就抵制小方。认知不同的情况下，对事情的看法当然也会有所不同。举一个例子，在我所居住的广州，前几年就曾经有过在居民小区附近建变电站而发生和开发商冲突的事情。而最近却发现南方电网在各个公交站牌大肆宣传变电站在小区附近对居民并无危害。真正的情况如何，大家有知情权、反对权就可以对此评议和表决。我要说的意思就是：一件事情是否正确，时机不同、知识水平不同，结果也不同。当然，不要理解为我支持PX和广州在小区附近修变电站。

出处：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7719c772d673d1a5

-完-

熊培云：新世纪的“三生主义”

草色遥看近却无，2007年即将翻过去了。这一年的中国，继续着往年的喧嚣，继续在流行中前行，继续在交媾中孕育，已经竖起的生活的旗帜，在近30年的沧桑巨变后，继续飘扬。

"恶俗"之争与审美主权

近年来，中国文艺界很少因为一部重要的作品引起社会关注，能让大家讨论的，往往都是一些"环保"议题。比如2006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炮轰中国文学是"垃圾"，几个月后，文化学者朱大可同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文坛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而重量级的政府官员从年初开始，便强调要反对炒作和文化垃圾。

2007年10月19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在京召开"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座谈会。中国文联与中国音协的主要领导以及阎肃、王付林、金兆钧等音乐界知名人士共聚一堂，正式发出了"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倡导网络音乐健康发展"的倡议。自此掀起了抵制网络恶俗音乐的高潮。

按说，高雅与通俗，中国人向来是宽容的。关于这一点，"雅俗共赏"这个成语即是见证。只是，倘使有人在"通俗"前面加了个"恶"字或"低"字，这"通俗"就变得像"通奸"一样为正人君子所不耻。鹿死谁手，似乎只在于谁有定义权。

然而，争来争去也绕不过两种权利：一是创造的权利，二是审美的权利。尽管每个人有着能力和禀赋的不同，但在创造与审美方面的权利都应该是平等的。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从自己的审美角度为他人的创造贴上"恶"的标签，继而否定他人创造的权利，实际上是举着自己审美的权利扼杀他人创造的权利。不难发现，这种审美因为具有进攻性而超出了审美的范畴。

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同样的道理，你也可以坚持认为，"你可以不同意我的审美，但是你无权剥夺我审美的权利。"尽管人人都可以在审美时投出自己的赞成票或者反对票，但是，每个人本应拥有的创造和审美的权利都不能被他人或者政府以国家与社会的名义剥夺。

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必定会自发形成一个开放的审美市场，所有具有创造权利与审美权利的个体理应遵守这种市场原则，尊重各自的"审美主权"。所幸，音乐界的"权威倡议书"并不具有强制性，与此对应的是，精神领域强买强卖的行为正在为社会所抛弃。

对内与对外

2007年五一黄金周的时候，《广州日报》刊发了一幅"逼宫"照片。故宫被游人团团围住，其拥挤程度并不亚于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杀戮场景。这更像是一个隐喻——过度地拥护某个器物，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2007年与故宫有关的另一则新闻是，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其博客中指责星巴克咖啡将其分店开到故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蹋"，因为"故宫是中国几千年最辉煌文化的载体,就是中国的象征"，芮成钢以传统文化捍卫者的姿态向星巴克发出"抗议"，一场对外来文化的讨伐由此直接进入高潮。最后的结果是，进驻故宫已经7年之久的星巴克不得不宣布退出。

然而，任何文化都只是一种创造物，创造与创造之间并不互相为敌。如泰勒·考恩在《创造性破坏》一书所写，即使是现在大行其道的西方文化，也不是从西方的地底下像土地老爷一样冒出来的——"西方文化(以及贯穿历史的其他各类文明)就是建立在商品、服务和理念的国际交易的基础上的。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哲学传统继承自希腊，宗教来自中东，科学基础源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主要的人口和语言则来自欧洲。"

我们身处人类之中，共同创造人类文明。这颗星球是人类生活的所在，它并非像有的政治或文化评论家所断言的那样，只在"圣战"(血腥的政治认同)与"麦当劳或星巴克扩张"(不流血的经济冲突)的双轨制中飘摇，因为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有社会最真实的生活需求。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星巴克离开故宫两个月后，原本由星巴克"驻扎"的故宫九卿值房开始以"Forbidden　City　Cafe"(紫禁城咖啡店)的面貌重新亮相，而且咖啡店内的高墙上多出了一块"中华老字号"的牌匾。从此前对星巴克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商业文化"的讨伐，到"中华老字号"咖啡馆的横空出世，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文明的洁癖。说它自欺欺人，是因为这种洁癖并不真实。

相较于这种文化之间的对抗，有些人却对近代中西文明初恋之时形成的传统更有情有意。强寇压境，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被迫南迁，合组西南联大。如果从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算起，至今已有70年。不少媒体借机回顾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好的大学"的前生后世，风雨沉浮。

然而，若是站在这个角度来回顾发生在2007年的"张鸣事件"，或许称西南联大为"最后的大学"更加准确。人们的疑问是，在上世纪上半叶由西南联大所代表的大学、《大公报》代表的报业、商务印书馆代表的出版业，这些现代中国文化的精神柱石，为什么战争年代都能坚持"学本位"的立场，到了百废待举的和平年代反而丢失殆尽？

就像鹿桥笔下的《未央歌》为乱世之中的才子佳人们奉献了人世间所有美好的情意，对于今日中国人来说，西南联大更像是一个梦，一个远去的乌托邦，一个关乎学术与思想独立的精神图腾，一种刚毅坚卓、永不沦陷的上升力。在此意义上，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念，与其说是对已然逝去美好岁月的默哀，不如说是对当下"官大学问大"的默契讨伐，是对大学回归"学本位"传统的无限期许。

背着国家去旅行

爱情是世界女人的宗教，家是中国人的宗教。当然，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面子也算是宗教中的一种。中国人爱讲面子，关注脸面甚于灵魂。这套价值伦理同样适合人们对国家概念的理解。许多人便是这样，他们对国家在精神上的沉沦往往感觉迟钝，但是如果发现有人"给国家丢脸"，便立即会血脉贲张，群起而攻之。

通常，人们会就此得出结论，断定中国人素质太差，然后又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如此逻辑，如果不是偷换了"中国人"的概念，颇有点"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荒诞了。

2007年11月，当几张华尔街骑牛照被发布到网上后，立即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其热烈程度令人匪夷所思。仿佛每个中国人在出国时都变成了蜗牛，走到哪里都要背上一个脆弱的"中国壳"，都要对这个壳负责，任何过错都是对这个壳的不敬不爱，是对这个壳所附着的人民群体的不负责任。中国人在著书立说时，习惯以"国人"相谓。"国人"由何而来，笔者不得而知，但是中国人在"国"与"人"之间进退失据，却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样，原本是自由民在游山逛水，却变成了"背着国家去旅行"。有人因此大骂骑牛者"有辱国格"，仿佛那几个人骑的不是华尔街的牛，而是自己的国家。显然，这种拖家带口式的价值观委实过于夸张了。

如此一情一景、突发奇想的举动并不能反映人的素质。在生活中，有人过得严谨一些，有人过得活泼一些，仅此而已。真正能体现中国所面临的糟糕现实，或者丢掉中国人面子的，显然不是这些兴之所致的玩耍，而是"周老虎"在中国上演几季以后，公权力仍然继续着其对社会居高临下的藐视，是传销组织像庄稼一样季节性成长，是演艺明星不负责任地忽悠，为骗子企业集团做假广告。显然，对于每一个无权无势者的自由民来说，他们唯一能够败坏的只是自己的身体，以及荣誉。

从"国人"怎样到世界公民？不得不说，中国人对本国文化已经有了一种积重难返的焦虑。各地依次展开的祭祖大典，显然并不止是为了旅游，同样暗合了一种精神取向。那些动辄百米的巨大神像时常让我想起"俄罗斯套娃"，听到国家、民族、祖宗等大词的一层层包裹之下个体虚弱的气息。个体如果不学着长大，那种作茧自缚的所有努力只是将自己变成套娃里面最小的一个。

另一方面，这种焦虑还表现在人们时常以近乎怨憎的情绪为自己与低素质人群划清界线，仿佛只要指责他人是"垃圾"，他便可以将自己置于"垃圾"之外。在此意义上说，发生在许多中国人之间的互相谩骂与诋毁，针对"国人"的道德自污，实际上是暗合了一种自我保护，一种"逃逸术"。

色戒之间

李安说，色是情感，戒是理性。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色是公民，是生活，戒是国家，是政治。

2007年8月11日，重庆卫视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被广电总局勒令停播，这是内地众多选秀节目中第一个被叫停者。7月22日，深圳卫视情感类综艺栏目《超级情感对对碰》节目中邀请极具争议的网络名人芙蓉姐姐当嘉宾，该节目也被叫停……8月23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通知，禁止策划、制作和播出群众参与的各类整容、变性节目，而禁止的变性节目包括涉及变性的新闻、专题、访谈等各类节目，广电总局称"正在制作、播出的必须立即停止"。

广电总局为"恶俗"画一道底线，似乎激起了不少掌声。然而，当电影《色，戒》以删节版的形式在大陆公映时，立即引起舆论风暴。影视分级制度的缺失，以及政府无所不在的 "戒色权"，成为媒体"讨伐"的焦点。

不过，虽然中国还没有分级制度，但是删节版《色，戒》轻而易举地为大陆分出了四等人。一等人是手持剪刀者，他们不但可以百毒不侵、毫发无损地看完整的《色，戒》，而且可以决定不完整的《色，戒》；二等人是可以去香港等开放社会看《色，戒》的人，当然最好有地利或钱财之便，否则想做这二等人是有些辛苦了；三等人是网络拾荒者，他们要做的只是找回被删节的那几段录相，像饥饿的小狗一样从旷野里找回被主人扔弃的几根骨头；至于四等人，当然是那些还没有享受到网络恩泽的人，他们只能在电影院里看删节版，守到所有的预期都落空，然后气呼呼拂袖而去，只当是在电影院里付费试穿了一件"崭新的破衣裳"。

中国正处于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的阶段，属于"虚掩着门"的阶段，只要努力，门外的东西能进来，门里的东西也能出去，但是门口的确也货真价实地有那么几个貌似严厉却又漫不经心的守门人。互联网上影视补丁的存在，同样印证了我所说的"虚掩着门"的状态。一方面，由于许多信息无法进入传统的"主流媒介"，互联网因此变成了自由信息的"流放之地"；另一方面，互联网海纳百川的开放性也决定了它必将成为人们寻找粮食的地方。当影迷正常的审美要求得不到满足，只好不约而同地在网上找到被删节的"激情戏"，像是给自己的精神世界打补丁。

回顾《色，戒》在中国引起的话题，大多过于荒诞无稽，真正的亮色是2007年11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董彦斌起诉华星国际影城和国家广电总局。起诉的理由是前者提供的删节版《色，戒》，剧情结构不完整，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而后者没有建立完善的电影分级制，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古人云，"食色，性也。"如果说"食"代表的是生存权利，那么"色"代表的则是审美权利，而"性也"即是说它们都是符合人之本性的、为人类所必需的两种权利。当《色，戒》被删成了"钻戒"，其实质是中国观众审美权利的旁落。尽管仍有不少网民谴责董彦斌是"为看'激情戏'找政府打官司"，相关法院也给予消极的回应，但是在扩大中国人精神消费的权利方面，这一纸诉状无疑代表了一种尝试与一种高度。

21世纪的"三生主义"

2007年，一本杂志要换主编，竟然引发知识界的大讨论，成为有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公共话题。6月21日，北京一家报纸刊登了"《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消息，拉开了《读书》换帅风波的序幕。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杂志被人认为"不好读"、"太左"等方面。前者是"雅俗之争"，后者是"左右之争"。显然，熟悉《读书》发展脉络的人都会知道，这场争论的重点更多是在"左右之争"，在于《读书》所引发的思想层面的对立，而不是有人要以《读者》的要求来要求《读书》。

从1979年创刊起，《读书》历时近30年。作为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有着重要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只是时代毕竟在变化，人们开始"乐活"，主义之争，早已不复当年的热闹。

不可否认，上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背对主义，面向自由"。而时至今日，人们对自由与生活的理解已经更进一步。在走出传统的"政治人"、"经济人"、"社会人"的种种概念与争论之后，人们渐渐意识到自己归根到底只是"生态人"，人生与社会一切宏图远景的规划，终归要落到生命、生活与生态的层面。对生命、生活与生态的意义的探寻与遵守，在此我们姑且将其定义为"三生主义"。三生主义实际上包括三组对话，或者调整三组关系：生命是人与自己、与灵魂的对话，生活是人与社会的对话，而生态则是人与自然的对话。

和以往大而空洞的主义不同的是，"三生主义"使主义的价值指向回到了生命本身，回到了各种生命共生共存，而不再为主义所左右，所奴役，不再为主义戕害生命，充公生活，破坏生态。

出处：http://622007846.qzone.qq.com/blog/119882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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