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花筒: 七月 2011

2011年7月18日星期一

填鴨教室：電影狂的世界地圖

儘管熟知許多資訊和本身是否擁有感受能力完全是兩回事，但每當探頭望向電影這一百多年來在世界各地所堆壘的成果時，總有如同面對一片無邊無際大海的遼闊之感。在兩年前多曾經以這個方向整理過一次片單後，這回改用地理區域分類，主要以MUBI和豆瓣兩個網站上許多令人欽佩網友整理的資源，輔以腦中有印象的相關片單，於下面一口氣放出，希望對電影有好奇的同好能有點幫助。當然這類東西保證是掛一漏萬，所有如果有什麼其他同類有趣的單子也非常歡迎一併補完。

加拿大：kenji的加拿大 | 魁北克 | 加拿大導演名譜 | Gabriel Faucher-Harrison的魁北克 |

大拉丁美洲：apursansar的拉丁美洲最佳50部電影 | 拉丁美洲紀錄片歷史 |

紐澳：kenji的澳洲和紐西蘭 | Elric的紐西蘭 | 偉大的澳洲電影 | 澳洲導演名譜 |

高加索地區：kenji的高加索片單 | 亞塞拜然片單 |

土耳其：kenji的土耳其 | Serdar的土耳其電影 | 土耳其過去四年最賣座本土片 | 土耳其奇幻電影 |

出处：http://duckfeeding.com/archives/22264

-完-

2011年7月17日星期日

滕彪：通过汉语改变中国

即使是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里，他的生活也需要信息、思考和记忆。人类社会没有信息更是无法想象的。可以说，一个人是由他/她所接触的信息和掌握的知识所塑造的；一个社会也同样如此。

而思维和记忆不可能离开语言。现代哲学家越来越注意到了语言对人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智人（homo sapiens）是首先作为语言人(homo loquens)而存在的。社会与语言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互动：无论从哲学的意义上，还是从政治与社会的意义上，语言都不仅仅是表达和记录的工具——语言自身具有构造现实的巨大力量。

因此一切想要控制和改造社会的体制都企图要控制和改造语言。（记得大洋国的"新话"吗？）思想改造运动同时是一场语言改造运动；愚民教育同时是一种推广愚民语言系统的教育。操控语言的最高效果就是使一个人不可能产生异端思想，使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真实的自己。因为极权主义的野心不仅是要改造公共政治、改造私人生活，而且还要改造灵魂（"灵魂深处闹革命"）；它必定意识到了语言这个革命工具的深刻效果，并且知道如何达到最佳效果。

春秋诸子、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诗经史记、小品信札、戏剧评书、书法对联，汉语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为人类文化作出了不朽贡献。不过像俄语的命运一样，曾经创造了优秀文化的汉语到了二十世纪没能逃过极权主义的蹂躏。从文字改革到革命标语，从入党申请到思想汇报，从红宝书到赛诗会，从样板戏到老三篇，从党八股到语文课，从书信到日记，从影视到相声：汉语遭到了全面的践踏和污染。极权主义政治是"缺乏笑声"的政治（齐泽克语）；极权主义的语言必然是缺乏幽默的、刻板呆滞的语言。血腥而且伪善的政治导致了汉语的枯萎；乏味的汉语导致了国人精神的沙化。

《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新闻联播曾经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仍然是一部分中国人每天的必修课程。一到晚七点，一些人就会在电视前面聚精会神地收看新闻联播。如果在这个时候看体育节目，他们就会觉得对不起党国和天地良心。每天，人们从报刊或电视上看到或听到这些句子：

党的坚强领导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广大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要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更好地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人民日报》 2006年1月1日）

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满怀信心地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更大胜利。（《人民日报》2003年3月19日）

弘扬雷锋精神，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是一致的，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新形势下开展学雷锋活动，必须牢牢把握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时代主题，坚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青年官兵立身做人的必修课、共产党员党性锻炼的必修课、领导干部执政用权的必修课。广大官兵要发扬雷锋精神，认真领会、深刻把握"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坚持用革命理论指导人生，自觉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粮食"、"武器"和"方向盘"，使之成为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江主席指挥。（《解放军报》2003年3月5日）

——这些句子的效果不仅仅是要扼杀我们的思维，而且是要扼杀我们语言的趣味和美感。其实嚼蜡比读这些句子要有趣的多；如果非要我在无知和无趣之间选择一个的话，我宁愿选择前者。但极权主义需要我们对语言不敏感、需要我们心灵麻木、需要我们既无知又无趣。

通过公共语言（报刊、广播、电视、大会报告、红头文件、新闻通稿、历史教科书）夜以继日的反复叫嚣和潜移默化，我们的书写、阅读、演讲甚至日常言谈的口味被塑造了。提起笔来，除了陈词就是滥调。说起话来，除了假话黑话就是大话空话。无论是官员、演员、教授、记者，一上台讲话就不约而同地一本正经。官老爷腔、伪君子腔、革命腔，总之有话就不好好说。前些年有人批评电视剧《大法官》不说"人话"，我深有同感。生活中像他们那样说话的不是疯子就是清华的政治辅导员。不只是《大法官》，各种主旋律作品没有几个讲人话的：人物要么高大全，要么假恶丑。除了装神就是弄鬼，没有人形，哪有人语？

"党报社论体"和"新闻联播腔"表明，极权主义是作为一种权威语法、作为一种官方美学来统治我们的思维习惯和审美习惯的。"狼奶"是通过语言、思维和无意识变成我们血管里的"狼血"的。还有比这更"微观"、更深入的"权力技术"吗？

对写字和说话的治理是通过对语言使用者的肉体和精神治理来实现的。为了改造记忆、灌输思想和防止独立写作，需要一个强大的清洗语言的综合治理工程：知识分子的单位制、事先审查制、样板文学、主旋律、语文教材、政治考试、五个一工程、作协、文字狱以及写作者和说话者的自我审查。此外，汉语还被各种各样的禁忌和过滤技术践踏的不成样子。在话语禁忌之下，人们只能口是心非、欲言又止、指桑骂槐、拐弯抹角、含混暧昧；经过过滤之后的汉语世界，是一个美妙无比的和谐社会："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生活又上台阶、感谢英明领导、敌人又出洋相、形势一片大好。

因此，今天的汉语除了泛政治化的陈词滥调和假正经，还充斥着赤裸的谎言和无耻的黑白颠倒："中国共产党首先冲在了抗战的最前线、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群众热烈欢迎两会代表"、"我国人权状况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中国不存在农民和警察的冲突"、"中国没有一个人因为网络言论而被捕"，俯拾即是。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存在着没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人民不能作主的"民主"、宪法随意遭到践踏的"宪政"、不让人自由说话的"言论自由"、既无权利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力和地位永远高于"人民"的"公仆"、对资本家比对工人更亲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徐贲语）。——借助指鹿为马的暴力，当权者通过汉语改变了中国。

极权主义的汉语充满了同语反复、自以为是和强盗逻辑，它无用、无情、无理、无趣、无聊，沦为与现实无关的语言游戏。中国的"断裂"首先是汉语的所指与能指的断裂，汉语与中国现实的断裂。汉语是每个中国人的家乡，而如今似乎每个中国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在假大空汉语所构成的海市蜃楼之下，另一个真实的汉语世界也在坚实的地面上艰难地生长。在"歌舞升平"的世界背后，隐藏着平凡、焦虑和苦难；在强制的集体遗忘背后，有顽强的个体记忆；在宏大的谎言叙事背后，是奴役、反抗以及未曾停息的对自由的渴望。生硬教条、矫揉造作、丑陋呆滞、蛮横粗暴的公共语言和官方话语，在私下场合，成为被嘲笑、挖苦、鄙视的对象。（比如《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大史记》、《粮食》以及对人民日报社论的戏仿和恶搞。）浏览一下独立的中文媒体或网站，那里所呈现出的是另一个世界："联合国酷刑特派员诺瓦克说，中国使用酷刑仍很广泛"、"盲人维权者陈光诚被抓走58天没有任何下落" 、"太石村选举结果遭质疑"、"雅虎公司被再次揭露涉及向中国警方提供证明，使北京网络异见人士王小宁被判刑10年"、"《冰点》周刊拒绝刊登袁伟时的回应文章"、"维权人士暗访汕尾开枪事件驳斥官方说法"、"两会前夕，当局又在四处搜查及抓捕上访人员，有访民在截访人员的追捕中被火车撞死。"通过民间诗歌、地下刊物、个人博客、网络期刊、自由媒体，汉语开始恢复生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自己的心灵来写作；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阅读到真实的、有个性的文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独立思考、说真话。为了清理极权主义的语言毒素，为了拯救汉语，独立作家、公民记者、自由知识分子、诗人、导演、教师、学生、网络写手以及一切有良知的汉语使用者，行动起来了。他们不愿意汉语成为刻板教条、缺乏想象的字词排列，成为禁锢思想、压制个性的枷锁，成为涂改历史、掩饰现实的文字游戏。全世界被监禁的作家和记者中，多数是以汉语为业的作家和记者。这一事实表明汉语人在严酷环境下的勇敢探索与挣扎。

他们在创造一个新的汉语世界。这个新的汉语世界时时刻刻在与旧的汉语世界争夺成员。争夺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未来中国的样子。而每个人都会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来影响这个进程：我们阅读何种文字？我们如何使用汉语？

重建公民社会的头一步就是建设我们自己；而建设我们自己，就从建设我们自己的语言开始吧。"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胡平）暴政曾经和正在占领我们的家园、身体和语言，而最容易、也最基本的一项工作或许是，从我们的文字和言说中赶走汉语的暴政。

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3c7fe0100ans6.html

-完-

2011年7月15日星期五

东邪西毒之文人版

屈原：很多年之后，我有个绰号叫"屈骚"。任何人都可以变成骚客，只要你尝试过被猜忌而遭流放。我不会介意他人怎样看我，我只不过不想自己的祖国被吞没。

庄子：我还以为这世界上有一种人不会有激愤心的，因为他太骄傲了。在我梦蝶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他总在汨罗河边出没。五月初五那天，他投水自尽，所以很多年之后，他的忌日叫"端午"。

曹操：今年玉黄临太岁，到处都有战乱。有战乱的地方一定有素材，那我就有作品。我叫曹操，我的职业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逐鹿天下，横槊赋诗。

曹丕与曹植之狱中对话

曹丕：你还记得我们的关系吗？

曹植：我想不起来了。

曹丕：那你还记得"煮豆燃豆萁，豆在缶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谁写的吗？

曹植：我也不记得了。

曹丕：你为什么老走七步？

曹植：因为很脚熟。

左思：那天晚上我喝得大醉，第二天大清早就写了《三都赋》。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每次都送纸张给我，但我看得出，整个洛阳纸贵了。

竹林七贤：离开酒店之后，我们去了竹林，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陶渊明：一个月之后，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那是桃花源。我曾经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李白：堂堂大唐国的翰林，陇西李家的公子，杨贵妃曾为我磨墨，高力士也替我脱靴，你竟敢如此冒犯我，信不信我杀了你！

杜甫：花什么时候开是有季节的，安史战乱什么时候结束却没有人知道。我每天都在茅屋外等待官军大捷的消息，我发现我越等越晚。虽然每天晚上都要睡觉，但我知道，我晚上冷得睡不着。

王维：一个人的记性不好，就不要去太多是非之地，因为你可能忘记回去的路。在这种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那就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白居易：一个人受到挫折，或多或少会找个借口掩饰自己。其实江州司马和琵琶女，只不过是同一个人的两个身份，在这两个身份后面，躲藏着一个受了伤的人。

李煜：没有事的时候，我会望向南方，我清楚记得曾经有个女人在那边等着我。其实，我现在这个样子，只不过是宋朝的皇帝跟我开的一个玩笑。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记的时候，你反而记得清楚。我曾经听人说过，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

柳永：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在奉旨填词，还是没事可干。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别人来看是非常可笑，我却觉得很重要。

苏东坡：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里面是什么。很想告诉他，身在此山中，你不会发觉它的真面目的。

陆游：虽然我很喜欢唐婉，但是我不能让她知道了，因为我明白失去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每次她凝望着那小孩子，我知道她心里其实在想着我。

李清照：当日你作客姑苏，我跟你在黄花丛中喝酒填词，你借醉抚摸我的脸，你说，人比黄花瘦。你明知我是女儿之身，为什么要这样做？

辛弃疾：我终于明白，虽然大家都说我的词填得好，可是却没有柳永的那样广为传诵，可能是因为我用典够多。

罗贯中：你问我的那一个问题，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不是我套用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了：你要超越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用他擅长的表现手法，所以我写了《三国演义》。

曹雪芹：往后的几个晚上，我做的是同一个梦，我梦见大观园的十二朵花一起凋谢了。我忽然间想起，原来我已经离开它有很多年了。

胡适：我的名字叫胡适，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的旗手。我和陈独秀、钱玄、周氏兄弟在北京大学一见如故。那天黄历上写着：初四，立春，东风解冻。就是说一个新文学的开始。

鲁迅：虽然我很喜欢西方文化，但是我不想让它知道，因为我明白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每次我无情地批判中国"国民性"的时候，我知道我心里其实很难受。我很妒忌胡适，我很想知道被人喜欢的感觉是怎样的，结果我伤害了很多人。

钱钟书：不要为我做任何事。如果这次我真的在围城中，我也会很高兴。你想见我是为了那鸡蛋，鸡蛋你已经吃了，你没必要见下鸡蛋的母鸡了。

张爱玲：因为你的一句话，我一直等了十八春。我曾经叫你带我走，但是你没这么做，你说你不能同时喜欢上两个人。如果有一天我忍不住问起，你一定要骗我，就算你心里有多么不愿意，也不要告诉我你最喜欢的人不是我。

巴金：我在离开家的时候才知道，这地方本来就没有家，家只不过是一群人的名字。

郭沫若：有人说一个人有烦恼是因为记性太好。从新中国成立后，我忘记了很多事情，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我曾经写过诗。

茅盾：如果文学阵营之左右是可以分胜负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赢了，但我很清楚，从一开始我就输了。

徐志摩：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我不能控制自己。我走的时候，不知到底是哪个女人的眼泪在我脸上慢慢干了。哪个女人会为我流眼泪呢？

琼瑶：我只希望他看看窗外的庭院深深，他都不肯看，他太自信了，以为我一定会嫁给他，谁知道我却在水一方。在我和别人结婚的那天，他要我跟他走，我没答应。为什么要到夕阳几度红的时候才去争取？既然是这样，我不会让他得到。

李敖：数年前，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孤独客，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只知道他喜欢跟所有的强者过招，而且自称是中国五百年来的白话文第一高手。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李敖。

古龙：我曾经发过誓，如果让我碰到金庸，我一定会藐视他。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过去。

金庸：初六日，惊蛰。去年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喝酒，他的名字叫王朔。这个人很奇怪，每次总是骂人，这习惯已经维持了好多年。

王朔：只要可以灭了他，我不惜任何代价。但我有一个条件，他一定要死在我手上，而且是最没有面子的死法。

贾平凹：别以为要离开一座废都是很容易的事，越是古老的地方越吸引人。我知道我根本不会离开商州的，因为我是不会抛下狼不管的。

顾城：我在离开的时候才知道，这地方本来就没有黑夜，那只是因为我们有黑色的眼睛。

北岛：也许因为太久没看见过高尚者了，第二年的春天，我去了高尚者的家乡，我觉得很奇怪，那里根本没有高尚者，只有墓志铭。

舒婷：听到那个女人的哭声，我突然间明白，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

余秋雨和余杰

余秋雨：能不能请你喝碗酒？

余杰：我今天只想吃冰。

余秋雨：我以前好象见过你？

余杰：何止见过，你曾经是我的本家二叔，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你来这个铁屋干什么？

余秋雨：前不久，我遇到一个人，他送给我一坛酒，说叫"千年一叹"，喝了之后，不管以前干过什么也会全忘了。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酒，我喝了之后发觉真的很有效，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试试？

余杰：你知道喝酒跟喝水的分别吗？酒，越喝越暖，水，会越喝越寒。

余秋雨：那我们喝什么？

余杰：忏悔！

高行健：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做一个人朝圣的梦。没多久，我就离开了中国。

那天，黄历上写着：驿马动，火迫金行，大利西方。（翌年，高行健流落法国，获诺贝尔文学奖，遭猜忌。）

余华：写作的空隙，我会望向南方，我清楚记得曾经有个老人在那边等着我。其实，我现在这个样子，只不过是中国作协跟我开的一个玩笑。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活着的时候，你反而不会去卖血。我曾经听那个老人说过，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到细雨中去呐喊。

苏童：我曾经以为这世界上没有人会懂得形式的运用，因为他们太麻木了。在我写作之后，我认识一个人，他总在清华大学出没。五月初五那天，他成名了。所以很多年之后，我们是朋友，他叫格非。我因为他而常常对以前的想法自责。

莫言：我是喝红高粱长大的人,从小父母不加阻拦,只好跟着哥哥去偷人家的红萝卜,从小我就懂得保护自己,我知道要想不被人发现,最好的方法是先发现别人。很多年之后,我有个称呼叫做作家,任何人都可以变成作家，只要你尝试过甚么叫檀香刑。

我一直以为第一个用我作品拍电影的那个人是天才，直到有一天看着〈幸福时光〉才知道自己错了，在我最懊悔的时候，他拍起了武侠片。如果能重新开始那该多好啊！

陈忠实：看来他们的年纪也四十出头了，这四十多年来，总有事让他们变的圆滑和透彻。有人说诺贝尔奖他不愿再提。因为他无所谓。又或者他说发给他也不会去领。其实得与不得很好处理。我有个想法，它非常好，不过说出来有点困难，只要随便给几个作家说说，他一定会觉得我是羞辱他。我自己确实想得，但我没有那么渴望。

其实做到无所谓不是很容易，不过为了生活，很多人都会这么说。

贾平凹：没多久，他就病死了。临死之前，他把一张纸交给我，要我发表出去。他希望读者们可以忘了他。人家说一个人有烦恼是因为记性太好，从那年开始，我忘记了很多事情。唯一能记住的，就是他叫路遥。

余秋雨：立春之后就到了惊蜇，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出门远行。但是我今年没有去。这是因为，我受到了一些人的攻击。我父亲在半年前的秋天，因为一场大病去世了。我知道有人还会再攻击我，可是我不会继续等。我在门外坐了两天两夜，想着父亲留下的遗物，我才发现，虽然我认识他很久，却从来没有看清楚他。因为他的原因，我决定今年在家里写我的回忆录。到时你会知道，我没有什么历史问题。

池莉：我曾经叫你不要看王海翎的作品，但是你没有做到，你说你不能一生只看一个人。你看过她的书，因此有人说你最崇拜的是她。我本来想不看她，我始终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想证明她就比我好。我曾经问过自己，你最崇拜的作家是不是我？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答案。如果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你，你一定要骗我。就算你心里多不情愿，也不要告诉我你最崇拜的人不是我。

二月河：一个人作了皇帝，或多或少总会找个借口来粉饰自己。其实康熙、雍正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两种身份，而在两种身份的后面，藏着一个走下神坛的普通人。

韩寒：

我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会有人看我的书。评论家说人我最大的烦恼就是学历太低，如果学历可以当作学识，以后的每个人都将会是一个新机器。你说，那多开心。

张悦然：

对于太狂妄的东西，我向来很难接受。

郭敬明：

你知道抄袭和剽窃的区别吗？字越抄越滥，文越剽越卖钱。

孙睿（旁白）：

一个人言语不好，就不要去太多是非之地，因为你可能忘记了你的仇人。年间总有好几人好象不愿引退似的。立春后，我一直没有写作，整个月，只有一个记者来找我。

韩寒：

这年头这么乐意剽窃出名的人，还有太多。让一个人出名，最简洁的方法就是先弄坏自己的声誉。有些人是弄坏之后才发现离开了的才是自己的最爱，不过这些人很少。

李傻傻（旁白）：

一个人受了挫折，或多或少总会找个借口来掩饰自己，其实孙睿、郭敬明都比韩寒写作的收入高。而在这些人后面，藏着几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出处：http://www.u148.net/tale/7064.html

-完-

2011年7月8日星期五

1930年代的大学学费

南方周末

1930年6月6—10日的鲁迅日记。这一天，鲁迅拿到北新书局的版税1500元，托人买了一打含药鱼肝油，花了28元，在内山书店买了一本日文书，花了三元……从中约略可见当时的物价水平

1930年代的大学学费

19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为5%-10%，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教会大学的学费特别昂贵，相当于一个工人年工资的2/3

□陈明远（北京）

19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以及上海的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

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第14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元20元，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元；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元。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元1元。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元。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如下："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本科正式生学费55元；特别生及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元（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元）；宿舍费（电，炉，水等）20元；医术费（药费另计）2元；体育费2元；杂费2元。"

这就是说，19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元，每年162元。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元。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元，宿费两学期30元（每年共须交费90元），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元钱相比，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元，第二学期25银元，每年共51银元；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元，每年58元。又，1934年制定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元，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元；（乙）实验费每学期5元，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元。"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元。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4所私立大学，复旦、光华、大同、大夏，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所收学费如下：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元；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元，每年100银元；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元，每年120银元；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元，每年90银元（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19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元，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元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元；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元。

30年代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19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元。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元之间，平均约为22银元；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或免费的师范院校。当时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1／3；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2／3。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月薪起点一般为50银元；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元。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元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元；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元。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中产阶级"，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国的大学生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

相比而言，1930年代的货币购买力又如何呢？

为了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指数"、"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我在前些年所做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专题研究中，由统计数据计算出：1930年代银元1元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

如此说来，在19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4800元。

作者: 来源:南方周末时间: 2003-12-04 17:13:42

出处：http://www.southcn.com/weekend/culture/200312040038.htm

-完-

余世存：有理由对“76”一代怀抱期望

一

余英时先生今年获美国"克鲁格人文奖"，奠定"西方学界继胡适之后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国知识精英大师"地位（中国时报评语）。

据说这一由电视大亨克鲁格资助，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其目的在于"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奖没有人文奖）。该奖自2003年创设，除去年无人获奖外，余英时先生是获奖的前五人之一。这一殊荣可以反证华人有能力站在世界知识的高端，而服务于全球化时代的个人和社会。

但事实上，在世界知识或人类文明的前沿光照下，华人在功德、思辨、学识、道义、现代人格等诸多方面有着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嫉羡"心理，这一并不自信的状态延续百年，至今不绝。

令人伤感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数代华人前赴后继，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多难如愿，反而多小康小成即堕，每一代人的青春激荡不久，就永远地消溶于华人世界的"死水"之中，华人历史的进展永远有待新一代人的上场。今天，历史正瞩目于风华正茂的二三十岁的青年，大体上说，是1976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

按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的模糊分类，我国近现代史有着十年一变的现象，十年一代人。我国上个世纪下半叶在言行事功上有着消失的四九一代（华人世界应是余英时、李敖们为代表，他们青年时期的心理世界面对了海峡分治的家国天下兴亡格局；在大陆则是略长、成名也早的储安平们为代表），五七一代，六六一代（大陆以聂元梓们为代表）。改革开放时期，在社会上起作用的则是"四·五"一代（以陈子明、秦晖为代表），八九一代，即六十年代生人（一般以为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6至1975年出生的一代人）。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四·五"一代还是八九一代都过早地进入历史、融于中国。八十年代曾有流行歌曲寄望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今天的社会如仍寄望于更有效的历史转型，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九十年代上场的一代人，即七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们。

二

1976年前后出生的人有什么特征？他们跟上几代人有什么异同？他们会把中国带入到一个什么境地中去？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尚未有一个较为明晰、准确或统一的答案。人们见仁见智，或者说他们自私、冷漠，或者说他们天才、纯真，或者对他们抱有天大的希望，或者对他们不抱任何指望。

但事实上，这一代人在其出生不久，就听闻了社会变革。尽管他们童年、少年时期的政治色彩日趋淡化，但他们在名分上仍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革命虽然不再是他们的旗帜，但改革却在他们心里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革命运动虽然少了，但改革运动却伴随了他们的成长。

"四·五"一代的红卫兵角色、八九一代的红小兵角色，他们虽然没有体验过，但"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仍在他们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印象，他们耳濡目染过"五讲四美三热爱"，听说过"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他们喜欢"猫和老鼠"、"迪斯尼乐园"、，羡慕比尔·盖茨、施瓦辛格，但他们同样知道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今天的他们也许不再乖了，而是冷漠了、变酷了，但他们跟政治仍然难解难分。

尽管如此，这一代人确是一种"新的人类"。祖辈父辈那种单位制或集体制生存方式的解体，使他们也深受影响。他们组织起来，也不再是一个集体，甚至连群众队员都算不上，他们基本上被裹挟又不得不旁观。社会运动走马灯似的从眼前晃过，江山代有，人才辈出，但无他们置喙的份儿。因此，他们既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体验，如上一代人身上的终生痛苦："我年轻时体验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他们也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生存目的，那种人活着一定要有个规矩方圆的东东在他们那里是不存在的。他们作为一代人，至少今天尚未显出代的意识来。

更重要的是，这一代人生于龙年前后，他们基本上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在他们上面，有几代人的宠爱；在他们身上，寄予了几代人的希望。所以，他们在以"穷"为革命标志的几代人面前，是最早享有物质丰富的一代人。他们虽然不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但他们很少体验"一穷二白"的家庭和中国社会含义。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子女们，更是生来享受了父母长辈们过量的关爱。八九一代人曾被称为"天之骄子"，独生子女一代则一度被称为中国的"小皇帝"。

三

正是在家中作威享福的成长中，这一代人虽跟政治难解难分，却跟政治离心离德。如同真正的小皇帝也被绑到政治事务或运动中去，却天然本能地耽于孩童的快乐享受。尤其是在几代穷得没有文化教养的长辈宠爱中，这一代人放肆地认命，很少能意识到时世气运和人格努力的关系。

他们是没有家教的一代。上几代人，无论如何"斗私批修"、"大义灭亲"，在成份论、血统论、忆苦思甜等"革命"运动中，血缘亲情的传承仍不绝如缕，家族、家庭、亲人的感觉是他们生存的背景和心理支撑。在革命年代，富贵人的家族有着不同的规矩，穷人的家庭也有着千差万别的交流方式。无论革命如何革，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大陆主体上仍属于农耕文化，每一个人的亲属七纵八横，给予了他们各自独有的成长记忆、家庭生活和教养。

但这一代人不然。公社解体、国企改制，虽然让工农大众重回到个人生计中来，人们再也没有回到小农式的文化氛围里，反而产业化、公司化日益深入人心。在新人类们成长的年代，他们的家庭关系已经相当简化了。三代同堂，上两代人却无自信自立（有家教的感觉是一回事，能否以身作则并自立地给予孩子又是一回事），从而无多少人格教化示范或教育他们，反而多教唆听凭他们紧跟时代、社会，放任他们由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来管制、异化。

他们当然不自卑，但他们也很难说得上自信。他们一旦直接与国际接轨，他们就把世界知识的前沿地带当作可以覆盖其他知识的权威，横空出世，目空一切；好命确实没有让他们去对他人进行"同情地理解"。因为确实，他们拥有的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使他们先天地在生活知识方面胜过上几代人，开放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只有他们永远立于潮头，可以对上几代人进行指点。在几代人都忙于追逐生活的步伐时，他们可以告诉老师们，新的学问热点在哪里；他们可以告诉父母们，新的生活用品牌子有哪些功效；他们可以告诉商人们，新的赚钱方式在哪里；他们可以告诉老外，什么是当下中国人真实的身心状态。

这种奇特的命运，使得他们乐此不疲地跟文明的创造力赛跑，不断地征用技术文明带来的方便。他们也有收获、创造，只是他们的创获如此专业、趣味，而缺乏社会的普适效用。

这样可怜可悯的命运使他们至今仍在做生活的读书笔记，而未能命名、参与社会，未能爆发出生命力健旺的大创造来。——他们中不少人居然以为那些笔记就代表思想、学问和真理，他们还未用自己的青春、生命来审断时代和社会，他们还没有跟社会对话，他们还没有给我们提供关于人生社会的总体性解释。

四

但是，只要给予他们机会，这一代人仍表现出足够的智慧、才情和正义感。那些浮出水面的年轻朋友，如姚明、韩寒、丁俊晖、浩风、林江仙、曾金燕、姚遥、楚望台等人，都表现出可观的才华。

以韩寒举例，同样"口吐真言"，他就比同样说"皇帝没穿什么衣服"的余杰更为坚韧。余杰的战斗堂堂正正，韩寒却多了游戏、刻薄、个性、世俗。陆川说："韩寒就是车夫素质。"但这个"车夫"不仅赛车玩得好，就是评论各类社会现象，都比大人君子、精英暴发们要地道，一针见血，韩寒说出了大众们的心里话，那是一种完全站在自己个体本位上所说的话。

正是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纠缠于血缘、地缘、民族、国家等名利场或人情场中，韩寒们的言论都可圈可点。李敖曾痛恨专制社会的御用作家，认为他们都不够作家之格。韩寒说："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

我们说，任何转型社会都需要对既有权威、知识的怀疑批判，才可能完成民族社会的历史任务。但在转型途中，各种力量总是想建立并标榜他们的主流标准、市场准入制度、知识正统谱系、德性荣辱条目。正是有了韩寒这样的一代人，转型社会的怀疑批判工作才不是由一场运动或几个人来完成的，而是一代人开始从无家教、无权威中起步。\

在社会空间日益扩大的今天，这一代人在对宏大叙事的放弃中，关注了身边具体而微的事务。他们关注公益、慈善，关心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弱势保护，从不掩饰自己的声音。像楚望台、姚遥那样二十出头即投身于社会公益的人数不胜数。2006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中国被推荐的有"了了园"、"花花世界"、"韩寒的博客"、"柴静的博客"等等（几乎全是这一代人）。

我们知道，这几年社会开始承受多年改革带来的反动，由几代人向自然、社会、人心秩序"要债"的心理，那种对自然、社会、人心环境"分光吃净"的做法，已经有了报复性的反作用。

我们生存环境的总体性报复从空气、土壤、水质开始，到我们身边的动物、同胞，这种斗争至今没有有效的解决之道。非典、禽流感，从鸡瘟到狂犬病，到最近的"狗患"，甚至不久前，近千名以年轻女性为主的独生子女一代还集会表明对禁犬活动表示抗议。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见小利而忘义，临大事而牺牲"。

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这一代人怀抱期望。他们无目的地合目的性行为，比起我们主题先行式的人生投入来，于人于己也许更有成效。他们可能没有理想，没有坚实长远的目标，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合于个体本位而更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发展。也许像胡适之曾盼望的："争个人的自由，即是争社会的自由。"这样的一种争，只有在这一代人身上才显示出效果。

五

按我国执政党的论述，改革开放的历史是我国上下同心抛弃极左路线的历史。历史学家们都以为这一历史是重新接回鸦片战争以来现代转型的历史，是回归世界和人类文明主流的历史。

李慎之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大家都论述过"总体性社会"的发条松动之后的历史进程，将是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这一代人出生之际，正是神一样的毛泽东去世前后，是"总体性社会"的发条松动、"全权社会"解体之际，因此，并不理性地猜测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在于终结"总体性社会"、彻底告别极左路线、完成现代转型，也许仍是有道理的。

但要全面地描述这一代人是困难的，概括他们的代际特征和中国意义更是一件冒险的事。何况，任何一代人，在社会进化的历史里，如果不能主动地创造或幸运地遭遇历史性事件，那么，他们的代际意识、代际效用、代际使命很难现身。

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迟迟不能完成转型，那么，无论这一代人个人成就如何突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可以让我们惊喜，却不能长久地给文明以安慰和保证。因为他们言行事功虽然独立，却难能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服务于中国社会，进而为世界文化服务。

如果他们的汉语写作不能服务于社会层面的文明人格养成，那么，虽然他们比胡适、余英时们更易进入国际社会，但他们的成就难以望胡、余之项背。胡、余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之所以有此光芒，因为他们有文明的自觉、有我国文化的身份认同、有推进同胞个性福祉的圣贤用心。

我国人常有生逢盛世一说，这一代人是否有此感慨还不得而知。至少，我国是惊魂未定，我国史大事未央，对这一代人来说，在他们的一生中，肯定有事。（南方人物周刊）

出处：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2453

-完-

老晃：喧哗及其所埋葬的——2007年的中国电影

全部都是困难。投资的时候找不到资金，拍摄之后面对审查，审查之后就是市场。再优秀的导演都要面对，你看像贾樟柯，可能也就是吸引资金的那一步容易一点。这是现在中国的整个电影环境。

——李玉（《苹果》的导演）

文/ 老晃

2007年，对绝大多数中国导演来讲，合理控制成本和追求个性风格这对天然矛盾，依然是阻碍他们事业发展的死穴。预算永远不够，票房永远低于期待，没有任何渠道获得额外经济补偿的那些年轻导演们，注定要继续在生死线上徘徊挣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舆论和民声，也仍旧保持着隔岸观火的标准姿态，将市场化和国家化的悖论同时压在天平两侧，并坐等奇迹出现。2006年的《疯狂的石头》并没有带来投资环境的根本性变化，虽然它确实是低成本电影获利的一种可能性参照，随后蜂拥而至的效仿者也大都不遗余力，但"疯狂"黑马电影遍地开花的热闹场面却并没有如期出现，多数低成本电影的实践者仍然在朝不同的方向摸着石头过河，或者搬起石头砸自己和别人的脚，至于那些背景深厚的大制作，则纷纷以各自的华丽之姿向着不可思议的深渊和漩涡跌落……

政治正确是永不破碎的坚冰，在此前提之下，"昆汀模式"难以成为突破的捷径，性和暴力这对现代电影的迷人利器仍然受到最严厉的制约，不过，在种种严峻现实之下，2007年毕竟诞生了几部"前所未有"的新颖作品：《铁三角》的肆意妄为堪称惊艳，《太阳》则在一片唏嘘中再度冉冉升起，《集结号》在冯小刚导演漫长的世俗履历中绝非庸俗一笔，而李安的《色，戒》，虽然在黄纪苏等人借题发挥的长篇檄文中被扣上历史罪人的骇人高帽，却也毫不保留地向着电影尺度的漏洞发起挑战；此外的惊喜还有政治图典式的《投名状》，不知道监制黄建新在这部影片创作中分量几何，但我分明看到《背靠背，脸对脸》里的那个对政治斗争理解透彻的黄建新，陈可辛出面勾画的所谓兄弟情，不过是影片挡在幕前的一面幌子。至于那些在历史的枕边被迫无声滑落的低成本电影，尽管每一部在现实中的遭遇都像是一出经典的黑色悲剧，但毕竟也出现了像《十三棵泡桐》、《图雅的婚事》、《颐和园》、《盲山》、《苹果》、《光荣的愤怒》这样既保持着中国电影现实主义传统，又凝聚着当代中国冷静、警醒意识的反省之作。在这个以奥运、股票、房地产和个人置业为话语核心的疯狂年代，2007年注定是草率平淡的一年，但却绝非敷衍塞责的一年，一切劫数与变故，似乎都在预见着那个即将扑到我们眼前的未来。

一、阉版、零宣传和禁止上映

春天，吕乐导演的《十三棵泡桐》在最后关头因教育部的意外干预推迟上映，直到不久前才以音像制品的形式凄惶上市，不但原本可能达到的社会影响完全烟消云散，正版DVD寒酸的影像品质更让这部先锋电影的光彩大打折扣，不能说不是一大憾事。在这部刀子般的作品中，吕乐第一次将矛头直指中国当代教育，刀锋划过表皮，割裂皮肉，却并未继续用力挫其筋骨，可以说批判已经有所保留，但仍难逃被临时从宴席上撤换下来的命运。如果说政策的意外插手是导致《十三棵泡桐》出局的主要原因，那么，有着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皇袍加身的《图雅的婚事》，虽然如期踏入院线之门，最后却也票房惨淡就有些令人费解。但这其实也不希奇，中国缺少像美国的米拉迈克斯那样不遗余力（并卓有成效）发掘艺术电影掘金潜能的电影发行公司，《图雅的婚事》在宣传推广上的投入几乎为零，对一部名副其实的大奖影片，此种待遇实在荒唐。没有人把赚这笔小钱太当回事儿，另一个客观现实是，《图雅》在商业上缺少卖点，而中国市场从来没有提供给公众消费艺术电影的良好环境，质量上乘和票房基本难成正比。处境类似的低成本电影，还有下半年上映的表现农村现实的黑色喜剧《光荣的愤怒》，该片以悄无声息地低调从院线滑进滑出，和《图雅》的倒霉劲儿如出一辙。这部导演曹保平在2006年就已拍摄完成的电影，在审查和入市两个重要环节上都遭遇围追堵截，影片为最终上映付出的代价，就是在绝无任何宣传的前提下，毫无悬念地放弃票房。

本年度比"零宣传"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所谓"洁版"的频繁出现，民间对此的戏谑说法是阉割，搅动国民不安心态的《色，戒》当属个中翘楚。不过，从最初的30分钟到最后的12分钟，代表"公众利益"的剪刀手们也还算手下留情，好在公众期待的底线还有盗版作后备。其实，针对过境影片的删节，通过这几年的不断强化训练，观众已基本可以忍受（不忍又能怎么着呢），况且《色，戒》亦属"必须分级"的罕见个案，以此衡量，本年度真正称得上删节过度的电影只有那部徐克、林岭东、杜琪峰合作的《铁三角》。《铁三角》第二部分被剪地相当潦草，完全不顾因果逻辑，该部分的导演林岭东却因此背了黑锅，受着千万影迷的痛骂、诟病，实在冤枉。

无论肢解、阉割、放逐，即使受尽千般委屈，获准上映的影片相比那些被"禁止上映"的电影，总算拥有合法身份。政策并非完全不懂通融，最近几年真正"禁止上映"的国产电影其实屈指可数，多数是所谓"无限延期"——只是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毕竟悬殊有别——比如李玉导演的《苹果》，经过长达一年的斡旋谈判，修改了又修改（情节删节共有51处之多），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但彭浩翔的《出埃及记》就没有这样的好运，它的的确确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这种组织（片中虚构的女人谋杀男人的组织）"这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理由，被断然枪毙的。娄烨的《颐和园》也不是拿来陪绑的，因为它死的更早，据传说，该片在性爱场景的程度和密度上不亚于《色，戒》，但我们现在不能公开谈论它。娄烨这次，相当于被主流遥远流放，他代表了另一种可贵的坚持，虽然这种坚持被普遍认为是值得肯定却不必效仿的——在任何时代，"修改后发表"都不是专属于中国电影的特殊语境，一部电影想上市赚钱首先必须接受行业"游戏规则"的改造，这里的"游戏规则"包括商业规律、道德底线、国家政策和商业利益权衡等很多方面，复杂地如同世界本身。

二、苹果削掉的不是皮，是肉

不合时宜、粉饰涂抹的旋律小片往往令人大倒胃口，但那些真正富有诚意且质量上乘的低成本电影也屡遭市场和政策的双重排挤，就难免令人焦虑不安。它们或被有意忽视或被暗地阉割的现实，不仅挫败创作者的激情，也常常加深了观众对"看不见的影像"的层层误解，这误解有时表现为它们被吹捧地过了火，有时则是被挖苦过了头。我非常同意某位高人的这一见解，"艺术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但这个判断可能回避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艺术的成功如果缺少商业成功的庇护，至少在它出现的那个时代，其成功是要打折的，甚至要打上一个问号。

相比《图雅的婚事》获得的追加荣誉，《十三棵泡桐》和《光荣的愤怒》这类低成本电影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还被冷酷地人为放逐，这既不公平也不正常。在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关于《十三棵泡桐》的评介都非常罕见，关于纪录片《高三》和《请为我投票》的讨论就更少，也许教育问题不如"华南虎"和"纸包子"更有趣更值得纠缠？《光荣的愤怒》涉及中国农村的基层建设问题，话题本身讳莫如深，它比教育更尖锐、更触及根本，因此也更不便于展开深入讨论。另一部涉及农村问题的《盲山》，则被认为是导演李杨富有诚意的失败之作，但反映城市生存状态的女导演李玉的新作《苹果》，却显然是她目前最好的作品，我个人毫不掩饰将其视为2007年华语电影最有价值作品的"极端"看法。

有人认为"影片的剧情是对时代的侮辱性描写"，我不认为作出这样的判断仅仅是个智商问题，对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作出如此严重的判决，其所代表的价值观令人不安。这是一部让人内心翻江倒海的电影，它并未侮辱这个时代，相反，它以令人钦佩的勇气和叙事手法，深刻见证着这个时代。有一天，我相信当我们都已经死了，它一定还活着。当然它并非完美之作，比如影片对女主角刘苹果的处理就缺少必要的深思熟虑，在她身上，似乎还缺少令人震动的个人觉醒，这实际上也是影片没有造就足够悲剧感的关键所在。也许。但毕竟很少有作品敢于如此写实、坦白地反映当代中国城市的冲突问题，这足以令我感到内心震动；很少有作品如此有力度地去表现这个时代的道德崩塌和价值迷失；很少有作品深刻地、戏剧化地表现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情感撕裂（相比之下，《好奇害死猫》就像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童话）。梁家辉这个角色没有使中国富人被主观地妖魔化，有钱人严格遵守着游戏规则（不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高尚，而是因为那么做对他们更有利），相反，容易价值失衡、铤而走险的倒是那些处于劣势的穷人。这难道不是现实？但，又是谁一手造就了这个现实？

三、吹响集结号，纳下投名状

相比那些步履艰难、随时随地面临当头棒喝的小片，2007年，中国式大片的生存环境也并没有获得任何根本改善，张艺谋离席而去，让公众对久违的姜文更加期待，但这位被寄予厚望的导演却让所有人的希望落空。短暂的错愕之后，是不得要领的辩护和一轮轮暴民式的攻诘。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也许，也许中国向来就是如此。

把电影拍成梦和把梦拍成电影，貌似一码事，其实相去甚远，电影和梦幻天然相通，费里尼的《八部半》就把电影拍成了梦，但梦和电影之间咫尺天涯。姜文拍《太阳照常升起》企图把自己的梦翻译成电影，这种创作方式"前所未有"，非常刺激，但相当冒险，这冒险带来的结果，就是作为成品的《太阳》优势和缺陷都极醒目——技术上无懈可击，叙述上极端个人，整体像一幅气势恢宏、色彩饱满的表现主义绘画，结构错落，情感深沉，但故事本身不能引起集体性共鸣。然而即便是一部"毁誉参半"的作品，《太阳》依然堪称迷人，它用饱满、朴拙和瑰丽的梦幻视觉证实了"梦乡"存在，那里超乎想象的东西饱满而纯粹，那个世界让人有想扑进去看个究竟的冲动。这电影就像是一本长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头两章，但就像用来打断美梦的铃声总是来的太早一样，波涛汹涌的舆论过早终结了捕梦者姜文的叙述，让他从一个急于说话的人，变成了一个开始学习沉默的人。

相比姜文，李安是个一向懂得沉默并善于利用沉默的导演，但《色，戒》表明，他也许更懂得如何在沉默中的爆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整个华语世界都在为一部《黄金甲》争得面红耳赤，而今年，看过《色，戒》的人都在议论汤唯（因为看不到这个女孩和梁朝伟做爱的镜头，很多人甚为光火）。与其探讨永恒的暴政，不如讨论女人的裸体，这迷乱中的前行相当来之不易，黄纪苏的檄文貌似狂飙谬误，实如一道闪电，照出各人的犬儒与狰狞。《色，戒》再次证实，电影并非单纯的世俗娱乐，它能给面无表情的时代注入情绪，能让每一个日常生活，成为全民参与的盛大节日。相比《色，戒》的克制与压抑，《集结号》局部的血腥令人惊愕，但整体的历史反刍却令人欣喜，对于一篇必须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书写的追问（质问）文章，编剧刘恒、导演冯小刚已经绞尽脑汁，他们如果全无羁绊，决不会这样委婉地处理故事的后半部（抱歉，后半部实在比较泄气）。现在的《集结号》，我相信已经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经营。

再说《投名状》。《投名状》并非一部探讨复杂人性的电影——虽然复杂人性是使这部电影得以实现的根基，兄弟情是它的叙事表皮——在艰深的政治诉求之下，它实际上也牺牲了部分的人物合理性，比如姜武阳富有层次但略显单调的单纯，特别是他最后企图用杀嫂来阻止兄弟反目的荒唐举动，比如赵二虎至死未能看透"大哥"本质的仁厚和忠诚，三兄弟中只有一人始终逻辑严密，那就是李连杰扮演的庞青云，因为只有这个人物，这个一步步主动倒向黑暗面的核心人物，才最有效地击中了权力的要害：最危险的谎言总是堂而皇之，先将人征服，方加以利用——暴力革命的队伍总是在被洗脑后才踏上不归的征途，而征途本身则是最有效的洗脑，这并非新闻，同样的故事曾发生在历史更迭的任何时代，比如中世纪欧洲的圣战骑士和异教徒之间……当然也曾发生在中国，如果你的记性还没有那么坏的话。

虽然《投名状》可以被看作一个普遍适用的经典文本，但它更主要地还是投射出自由派对近代历史程序的深刻反思，而这种反思是带有几分剑拔弩张的，它决不同于《集结号》提出问题后又迅速自我瓦解的妥协态度，它提出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却并不急于得到回答，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答案早在每个人心里集结，根本无须反复证明。

四、关于批评的批评

擅长非难和鄙视的社会，总是会把怨恨的脏水泼到那些手足无措的导演和作品身上，从来也不手软，但那些斩钉截铁的批评却总是带有可疑的想象成分，一半以上的"观后感"其实只想借题发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对参与评论兴致勃勃，最终大家成功地将批判一部热门电影演变成为一口全民大涮锅，每个人都不断地扔东西进去，然后又不断捞走所需，结果电影本身沦为无用的药渣。但奇怪的是，在这种"繁荣"之下讨论却并未变得更多元，相反，绝对化倾向总是将人们对一部电影的看法从这个极端引向另一个极端。在疯狂捍卫自己观点的过程中，人性之花绽放了，有时愤怒便趁机取代温和，狂妄就势淹没了理性，反正任何一种观点都无法得到仲裁，人们在恼怒之后学会了用默认自己的胜利来维护自尊。虽然我不认为这就是书上所说的言论自由，但我依然要珍视这样的自由，因为，胡说八道的含混比万众一心的沉默更有价值？！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曾说过一句精辟的格言，对于某些总是默许自己频频发飚的"评论家们"来说，这也许是个非常好的提醒："我年轻时不敢太激进，免得年老时变得太保守。"

对于评论界含糊其辞的评判标准问题，可能还有这样一种更理论化的解释："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分化，活跃在各阶层的评论者们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从而形成了各种形式的激烈讨论……随后热力丧失，争论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预示着这个问题的无法解决……虽然分化是个成熟的思想市场标志之一，多元社会也以此为基础，但多元并不等于离散，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因离散而走向的极端。"（引自并篡改自许纪霖《启蒙的自我瓦解》导言）。

当好莱坞以复杂的审判者和被审判者的双重姿态，走到了《谍影重重3》和《死亡证据》（或《老无所依》和《血色将至》）这种电影美学的双向极致，走到了《一望无际》或《狮入羊口》这种能真正使用一部电影和政府阴谋论公开对话，并迫使媒体和民众也一起反思国家命运和处境的时候，大多数的中国电影还依然在烂泥路上踉跄着奔赴市场化的热闹集市，但你无法否认，有一股粘稠到任何力量都难简单化解的痛惜和批判之力，正在从时代与历史的双重伤口中用力涌出，这就是我们的2007年，和2006年一样尴尬，和2008年一样缺少悬念，但你最好不要说我只感到绝望，因为，这是一份不失望的备忘录。

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58a9901008isq.html

-完-

贺卫方：我的《南方周末》发文编年

老鹤按：原发在豆瓣《南方周末》小组，在这里转载一下。

因为加入了豆瓣《南方周末》小组，觉得可以把自己在这份报纸上发布的文章按年排列一下，向这里的朋友作个报告。不过，一排列，还真是让自己很惭愧，1998年一年就发表了16篇，而去年2006年却颗粒无收，可谓每况愈下。自己在《南方周末》开始能够发表文章，还是因为谭庭浩先生约请，自那个现在已经有些不太景气的"法眼"专栏开始的。很感谢他和李晖编辑的热情和细心，让我写劲十足，甚至还在当年排在中缝里的读者来信版里回应读者评论，并对于报纸的编辑提出建议。当然，所得稿费也对生计也略有补助之功。只可惜好景不长，由于种种原因，写的越来越少了。个人觉得，今天的《南方周末》正处在"三代之盛，可以徐还"的状态，在当今这样的网络时代，新一代优秀学者也是层出不穷。很希望能够在那里看到更多的好文字，尤其是希望"法治"以及相关的专栏文章能够更有生气和启发性。

1998 年

1. "复转军人进法院"，《南方周末》98.1.2.

2. "法官与大众传媒"，《南方周末》98.1.9.

3. "全能型衙门：传统与影响"，《南方周末》98.1.16.

4. "恶霸现象"，《南方周末》98.1.23.

5. "执行难"，《南方周末》98.1.31.

6. "法律诉讼与足球比赛"，《南方周末》98.2.6.

7. "高俅诉林冲"，《南方周末》98.3.6. 《杂文报》98.4.3.转载。

8. "柯克的故事"，《南方周末》98.3.20. 收入《通过「南方周末」看中国》一书。

9. "法院的位置"，《南方周末》98.4.3.

10. "名人与媒体的官司"，《南方周末》98.4.17.

11. "法院该收多少费"，《南方周末》98.4.24.

12. "刑讯逼供为哪般"，《南方周末》98.5.15.

13. "镜头对准法庭？"，《南方周末》98.7.17.

14. "以直报怨"，《南方周末》98.8.28.

15. "恢复人民陪审制度？"《南方周末》98.10.23.

16. "兰希海案与法律程序"，《南方周末》98.10.23.

1999 年

17. "似是而非的审委会保留论"，《南方周末》99.3.12.

18. "关于主审法官制"，《南方周末》99.3.26.

19. "不智的诉讼含糊的判决"（对恒升集团诉王洪等名誉侵权案判决的评论），《南方周末》99.12.24.

2000 年

20. "刘秋海案论证会"，《南方周末》00.1.14.

21. "禁，还是不禁，这是个问题"，《南方周末》00.08.03.

22. "王英为什么败诉"，《南方周末》00.08.10.

23. "作为打假工具的法律为何失效"，《南方周末》00.11.09.

24. "三六九等说教授"，《南方周末》00.12.21.

2001 年

25. "二审判决的两个黑洞"（评恒升案二审判决），《南方周末》01.01.04.

26. "司法不独立：冤狱的祸首"，《南方周末》01.04.05.

27. "统一司法考试的方法"，《南方周末》01.07.19.

28. "走向具体法治"，《南方周末》01.06.16.

29. "宪法司法化四人谈"（与江平、姜明安、蔡定剑），《南方周末》01.09.13.

30. "东西方法律意义的沟通"，《南方周末》01.12.06.

2002 年

31. "将'狗急跳墙'扫出法律文书"，《南方周末》02.07.25.《文摘周报》02.08.05.转载。（原题："法言法语的意义"）

2003 年

32. "人大审议财政预算的意义"，《南方周末》03.01.16.（原题：税收奠定宪政基础）

33. "建设透明法院"，《南方周末》03.05.08.

34. "监督到家了"，《南方周末》03.06.19.收入《2003年中国最佳杂文》（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王蒙主编，王乾荣选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5. "书记员不再是法官的预备队"，《南方周末》03.10.30.

36. "问题一箩筐"（评李慧娟事件），《南方周末》03.11.20.

37. "当法院成为债务人"，《南方周末》03.12.18.

2004 年

38. "法院自掌财权有碍司法公正"，《南方周末》04.04.08.

39. "异哉所谓个案监督问题者"，《南方周末》04.11.25.

40. "取法苏联"，《南方周末》2004年12月16日.

2005 年

41. "《言论自由的反讽》序"，《南方周末》05.04.21.（该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42. "关于停招硕士生事答批评者"，《南方周末》05.08.04.

2007 年

43. "暑期推荐书目"，《南方周末》07.07.05.

44. "有朝一日倒过来"，《南方周末》07.08.30.

45. "比审判津贴更重要的是法官尊严"，《南方周末》07.10.04.

46. "辩冤白谤的机制"，《南方周末》07.11.08.

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0891k.html

-完-

2011年7月7日星期四

中共功罪评说之九：上山下乡浪费了多少人的青春？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导致大约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派往中国农村地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多年，影响到的知青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

知青们在艰苦落后的农村地区耽误了学业和事业，浪费了青春，失去了最佳年华。在云南和北大荒等地区，知青被迫害甚至强奸的事件不断发生。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最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动否定了这场运动。

就是这样一场影响无数人命运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却只占了一页的篇幅。该书指出："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不过该书也承认："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材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

*上山下乡运动目的何在？*

毛泽东为何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有人说，毛泽东在1968年要稳定局势，所以要把造反的红卫兵赶出城市。也有人说，毛泽东是带有乌托邦理想的诗人，想培养新型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而当时的宣传则是说，这是为了"反修防修"和"缩小城乡差别"。

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倒是说了实话，那就是严重的就业问题。该书指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上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仅1968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想出了把这些初、高中毕业生送到农村"接受锻炼"的"高招"。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让知识青年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让"次先进"的贫下中农承担教育知青的重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毛泽东在号召知识青年下乡之后，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对知青问题发表过具体指示，也没有说知青的"再教育"需要多久才算完成。这些"革命接班人"在他心中的份量可想而知。

*上山下乡从自愿到强制*

就业问题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就形成了，而上山下乡也并不是文革的产物，只是在文革期间才达到了高潮。

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同年12月，毛泽东表示："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随后，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共从建国初就逐步推动上山下乡政策来减轻就业压力。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在初始阶段，知青下乡还有一点自愿的成分。但是从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开始带有强制性。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文革开始以后，由于1966、1967和1968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积压严重，中共将上山下乡政策推向了高潮。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至此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把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使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这里有两个数据：仅在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又有750多万人上山下乡。

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是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又有大约220万知青下乡。

*知青用返城行动否定上山下乡*

满怀热血的知青们来到广大农村之后，许多人经历了生活困难，政治迫害、文化生活贫乏、理想幻灭等问题。

于是，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间，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了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数百名女知青的情况。

1976年5月，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与此同时，知青都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回城。

当时，许多干部的子女，即使是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一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中国国务院当时也承认，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

文革结束之后，重新执政的元老派官员意识到上山下乡政策无法再持续下去。1978年3月，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表示："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终于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原则加上了"城市安排"这一条。

此举让成千上万在农村的知青闻风而动。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中共上层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

19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连调查组组长和一些成员都不禁为之动容。

1979年2月，中国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到1981年，已经有600多万知青回城。在云南的知青的抗争促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

*浪费的青春无法补偿*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向当年的知青或者他们的家庭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赔偿。只有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1981年10月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但在文革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出处：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707-scam-up-to-mountain-125161444.html

-完-

2011年7月5日星期二

“悲情”春都：一个国有明星企业的沉浮全纪录

2004年04月17日 10:51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程东升洛阳报道

4月5日，老职工陈焘(化名)近一周里第三次来到凯旋西路3号，这里是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集团公司)的办公地。此时，集团公司破产方案已被洛阳市政府批准的消息正在春都老职工们中辗转流传。

"破产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我也来打听打听情况。"陈对记者说。56岁的陈焘1979年2月洛阳肉联厂成立时进厂，此后屡次成为厂里的生产标兵。事过境迁，如今陈的心境如背后尘封已久的厂房，寂寞而忧伤。

但与前几次一样，陈焘并没有从公司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

破产作为一个敏感话题，正式宣布之前的保密是必要的，陈焘对此并无埋怨——厂子既然都成这样了，早几天晚几天公布都一样，他更为关心的是破产补偿能否让自己满意。

这恰恰也是洛阳市政府和春都集团公司高层所担心的。"我们一直在争取政策性破产，以保证重组顺利进行，但难度相当大。"洛阳市政府一位主管官员向记者坦言。

破产方案的确已被通过，重组方案中不排除与外方合作的可能。春都集团公司某位高层证实。

"与外方合作？"陈焘大为惊讶，"难道与美国合作的那次教训还不够吗？"

陈所说的"那次教训"指的是1994年春都与五家外资企业的合作。该次合资以美国总统亲自出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欠款而告终。

上市还款

陈在记忆中将时间回拨了10年，那时的春都红火且张扬。

1994年9月，美国宝星投资公司、新普利有限公司、新加坡罗克维尔有限公司、加地有限公司、普来西斯有限公司等五家外商合资企业，由设在新加坡的总部代表率领，拿着美元支票到洛阳签合同。其中的一个花絮是，由于当天汇率变化，注册资本还差几美元，美方代表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币，补足了差额。洛阳市政府当时亦极力支持该项合资，只用一天时间就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新成立的公司称洛阳春都实业有限公司(实业公司)，其中，外方以出资折合人民币2.91亿元，占总股本52%。

但这段协议50年的"姻缘"仅维系不长时间，美方就提出了撤资要求。按照公开的说法，导致美方"变心"的导火索，是春都意图上市——1998年，春都为在A股上市，组建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而外方对实业公司大部分优良资产被划到拟上市公司中表示异议，双方矛盾激化，外方强烈要求提前中止合同，撤回投资。

另一说法是，外方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德州退休金(小布什彼时是该州州长)，该笔投资在春都项目上连续几年多没有明显收益，引起了美国国内股东的强烈不满。

一个确认的事实是，1997年，外方从新加坡总部派驻了财务总监曹国昌进驻春都。这个新加坡人在春都整整一年，"吃遍了洛阳的小吃"后就回新加坡了。美方随后提出了撤资要求。

一位已离职的春都老人透露，曹国昌进驻春都一年，不单品尝洛阳的小吃，还搜集了春都挪用外方投资的确凿证据；此外，他还清查了春都的帐目——财务状况恶化，甚至发现了大量假帐。比如，1997年，春都一年的销售额是18至20亿元人民币，但春都上报到洛阳市、河南省政府乃至内贸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25亿。

外方直接向外经贸部、国务院反映，措辞十分激烈，认为"中方欺骗了外国投资者，存在严重的诚信问题"；"该事件如不能妥善解决，将影响到外国投资者对华投资的信心"。随后访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亦向中国政府交涉春都投资问题。

1998年11月，春都同意外商撤资，将实业公司股权转让给集团公司，偿还外商4.2亿元人民币。此时，春都实业公司已名存实亡，留守的28人靠讨账及出卖剩余资产维持生计，营业执照多年未经年检。

1998年12月，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募集资金4.098亿元。2001年，作为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春都集团公司，将上市募集的大部分资金用以偿还外商。

2003年年底之前，外商欠款终于全部还清。春都却到了穷途末路。

明星陨落

1994年下半年，春都连续5年高速增长的销售额开始下滑，24小时开工、四班倒的火腿肠生产线首次出现开工不足的局面。

身为春都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高凤来此前已在寻找春都新的经济增长点，他聘请的顾问提出走多元化之路。此时，扩张、兼并、追求规模效应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词。

为树立"大春都"，在当地政府"高起点，超常规，大跨步，跳跃式"思路的推波助澜和金融机构支持下，春都从1995年开始实施多元化战略：兼并收购了安阳内黄县冬夏枣茶饮料公司、南阳猕猴桃饮料厂、西峡县罐头食品厂、大同肉联厂、周口清真食品公司、平顶山肉联厂、商丘肉联厂等企业；新上低温肉制品、茶饮料、饲料、包装材料等项目；参股郑州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南都塑胶公司，河南金运房地产公司等企业。

最多的时候，春都同时上马8个项目，所需资金高达10亿元人民币，此时春都年利润才1.5亿，只能大量举债。

春都在饮料项目上的最大一笔投资是收购郑州航空食品公司，前后耗费数亿资金。为造成广告效应，公司掏100万买回了周恩来总理生前坐过的报废专机，但该厂"从收购那天起就没有生产过"。

之后，春都又在洛阳建饮料厂，计划投资近亿元资金。该项目1994年12月成立筹建处，直到1999年尚没有建成。花费2200万从日本进口的设备，放置在刚盖好的厂房里后一直闲置，至今还没有安装完毕。

"后续资金跟不上，别说流动资金，就连厂区路面硬化的钱都没有了。"一名参与该厂建设的员工称。

洛阳饮料厂无疾而终后，筹建人员曾经试图与百事可乐、旭日升等饮料企业商谈合作事宜。旭日升当时有意让洛阳饮料厂为其代工，后因春都要价太高告吹。

这些项目动辄投资数千万，多则投资过亿，但决策过程却十分仓促，缺乏充分论证。一名当年参与内黄冬夏枣茶饮料厂收购项目的原春都员工回忆，该项目从谈判到收购结束仅用了一周时间。

通过投入部分现金、承担全部债务，春都属下公司达到32家。8亿多"真金白银"如胡椒面撒向各地，而投资大多无人监管，持续亏损。

这一过程中，春都帐面资产由1987年的3950万元迅速膨胀到30亿元，年均增速近6倍。债务增长亦惊人：1995年末，春都贷款余额不足千万元。1996年10月到1997年底短短14个月时间，春都在中国银行洛阳分行的贷款增加三个多亿，含省行直贷人民币13000万元、外汇贷款1900多万美元。此时，春都这艘"航空母舰"远看气势雄伟，近看则已百孔千疮。

1997年开始，由于自身战略失误及对手挤压，春都销售收入锐减，经营出现亏损，市场占有率从最高时的70%跌到2002年4月的10%。

1999年5月，春都集团董事长高凤来病逝，原春都集团第三把手——副总经理赵海均接任。履新不久的赵海均每天一大任务就是应付前来讨账的银行。赵上任后显然吸取了前任的教训，不再盲目扩张，但春都败局已定，赵海均亦无力回天。

2002年7月，春都系几无可用周转资金，主业基本停产，亏损数亿元。中外双方、银企关系、业务伙伴关系全面恶化，市场几乎丧失殆尽，人员大量出走。春都拖欠职工养老金2000多万元、医药费600多万元、职工工资5个月、税款300万元左右、水电费120万元、贷款利息亿元以上，帐户常被冻结。

一代企业明星彻底陨落。

强势与弱势

一位春都老人认为，春都疯狂收购的背后，是政府伸得过长的手——政府指定一系列的"规定动作"，而分配机制却迟迟不放权。

春都最红火的时候年销售额20多亿元，高层领导仅拿2000多元月薪。高凤来曾到省市两级政府申请给予适当的激励措施，比如股权、年薪制等等，但始终没有得到批准。去世的时候，高凤来月薪还仅仅2200元。

而河南另一家企业漯河双汇，与春都企业性质完全相同。但当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提出改革分配机制后，漯河市政府很快答复：万隆年薪150万，其余高管人员让万隆自己"看着办"。随后，双汇生产车间主任年薪被调整到了30万，销售骨干年薪达60万。双汇高薪机制很快产生效应——春都骨干纷纷跑向双汇。一个笑话是，春都董事会开完，会议内容第二天就到了万隆的桌上。

作为政府的"规定动作"，"拉郎配"在春都收购过程中随处可见。一大批资不抵债、亏损严重、包袱沉重的企业被政府推给了春都。

"身为国有企业的春都，面对政府指令性收购，根本没有谈判的资格，只有被动接受。"一名春都元老说。

为让春都"愉快地接受"，政府同时给春都提供了大笔配套贷款。

实际上，高凤来去世后，春都主要债权银行曾试图联手不再给春都贷款。但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封杀"春都的计划并没有执行。

面对强势的政府，春都管理层更显现其弱势。

毕业于焦作矿院的高凤来算是科班出身，春都人心目里，高凤来慈眉善目、很好说话。这本是高平易近人的优点，但在当时的春都，高层要求过于宽松，导致整个公司管理松散，随意性很强，表现出来的是公司执行力差。

春都最红火的时候，浪费十分惊人。一个处级干部一个月报销的招待费竟达20多万，公司一副总经理一个月报销2万多元手机费，而当时手机在省会郑州尚不普遍。春都中层干部就配专车，小汽车最多时达232辆，其中3辆奔驰，N辆凌志、奥迪。

春都高层曾试图严格控制干部"三费"(手机费、汽油费、招待费)报销，其中一项是将公司所有小汽车统一管理，用车需审批，并计划拿出200辆小汽车投放到洛阳市场出租。但很快就有人以工作太不方便为由，找领导批条子将车开回。不久，收回的车又被开走了。

或许，春都高层执行不力还有其它考虑——要求的激励政策不被批准，管理层本身有苦难言，只能让兄弟们通过这种方式补偿。

银行套牢

春都是中行洛阳分行贷款大户、欠息大户。与该行有授信关系的春都系公司有4家：洛阳春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集团公司)、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洛阳春都实业有限公司(实业公司)。截至2004年3月20日，4家公司在中行洛阳分行贷款本息折合人民币45344万元。

春都大肆收购、兼并、控股、参股，大都由股份公司作为贷款主体。至1997年末，股份公司贷款总计9.5亿元。事实上，股份公司使用的贷款约2亿元，其余约7亿元由饮品、药业、集团等公司占用。

"这些公司不要说还本，就是付息也不可能，应付利息挂在往来帐中，长期帐目不清、责任不明、无人过问。"一当地银行业人士称。

1999年初，股份公司在中行洛阳分行的贷款开始欠息。截至2004年3月末，在该行人民币流资贷款5800万元、中长期贷款3060万元、外汇贷款900万美元，贷款合计16312万元，本外币贷款欠息6788万元。

随着春都1994年合资、1996年集团公司分离，股份公司资产大部分被剥离出去，而贷款却被完全留下，现只有28人留守。担保单位洛耐集团、洛轴集团、洛铜集团均是中行洛阳分行的授信企业，三单位均拒绝在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签字盖章。股份公司显然无法足额偿还中行洛阳分行贷款本金及利息，贷款损失已成必然。

1996年12月25日，春都集团股份公司所属的药业、饮品、水产、畜禽等分离出来，组成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04年3月末，春都集团公司在中行洛阳分行人民币贷款3162万元，其中兼并外贸加工厂承担贷款265万元；外汇贷款1016万美元，本外币贷款欠息折合人民币3609万元。

春都集团公司的人民币贷款全部由洛阳巨龙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担保，该公司在中行洛阳分行贷款1.493亿元，实力一般，贷款已出现风险。

因春都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此前长期占用巨额资金、经营不善及其他主客观因素影响，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中行洛阳分行的贷款，从2001年第三季度已开始欠息。债权银行认为，该公司靠正常生产经营归还贷款的可能性值得怀疑。

2001年9月初，中行河南省分行风险管理处调查小组在对春都的调查报告中称：积重难返，曙光难现。

中行洛阳分行某领导认为，春都经过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装上市等一系列运作，每走一步，每成立一个公司都要增加许多贷款，带走一些资产，留下一个空壳，逃废一批债务，"教训极其深刻"。

中行洛阳分行一直考虑如何化解该巨额信贷风险，但苦无良策：一是企业自身已病入膏肓；二是若采取法律诉讼，涉及标的金额大、费用高、执行难、效果差；三是当地政府保护和干预难以逾越，很难有所收获。该行一名负责人表示。

据悉，洛阳市西工区法院去年曾从春都帐户上执行走20余万元，但在有关领导干涉下，第二天便又如数退还。

"鉴于如此执法环境，通过起诉借款人来达到清收的目的，很难奏效。如果起诉担保人，势必会危及到我行在这些单位数亿元的巨额授信资产，进退两难。"中行洛阳市分行一名负责人称。

2003年春都资产重组工作基本结束后，经营仍没有明显好转。再加上两大股东之间的磨擦、及政府保护，致使清收工作无法进展。该人士补充说。

据透露，春都集团公司破产方案包括新成立7家公司，将集团公司资产全部装进去。一旦该项破产完成，春都系将只剩下海拓普间接控制的春都上市公司。而传言洛阳市政府与重组方海拓普之间恩仇未解或会影响上市公司。

本报记者3月底多次联系海拓普老总刘海峰，但刘的手机一直关闭。刘的秘书谢昊称"刘去省里开会"，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门卫称"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刘总了"，公司副总裁陈阳友则称刘"去北京开会，没说几天回"。

身在乱世春都，刘海峰及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又将有何种命运？

春都年谱

●1968年，洛阳地区食品公司与洛阳市冷冻厂合并，成立洛阳食品购销站，1979年2月更名为洛阳肉联厂。●1986年洛阳肉联厂引进日本火腿肠灌装机。●1987年8月，中国第一根被命名为"春都"的火腿肠在洛阳诞生。●1992年，洛阳春都食品集团组建。●1993年8月，成立洛阳春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中外合资成立洛阳春都实业有限公司。●1996年，成立国有独资的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组建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年底上市。●2002年4月16日，春都"ST"特别处理。●2003年3月，"ST春都(资讯行情论坛)"被暂停上市。●2004年1月15日，?ST春都恢复上市。

春都上市公司股权变更情况

2003年3月，大股东洛阳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该公司的10000万(占总股本的62.5%)国有法人股中的9340万股分别转让给郑州华美科技有限公司(西安海拓普控股公司)6000万股，占总股本的37.5%，转让给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3340万股，占总股本的20.875%。

2003年7月，经法院判决，将春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660万股，占总股本的4.125%，过户给中航公关广告公司。

-完-

2011年7月4日星期一

专家呼吁修改选举法打破城乡选举权不平等

2007年10月18日07:58 法制日报

本报记者陈丽平

新闻快读

针对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有相关学者立即作出回应，建议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修改选举法的形式，将党的这一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学者还乐观预计，在不久的将来，选举法"有望作出修改"。

1953年我国第一部选举法规定，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8倍。1995年我国第三次修改选举法时，农村选民的选举权被统一规定为城市选民的四分之一。

专家认为，在选举上城乡不同的规定，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城乡人口比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到考虑逐步采取措施，确保每一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都能享有和实现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的时候了"。

□等量人口产生等量代表是选举权平等原则直接体现

□条件成熟时不能对某一公民群体有任何歧视性规定

胡锦涛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十七大上作的报告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短短的一句话，却在社会各界中引起强烈反响。

"这一建议如能实现，将取消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中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比例差别，保证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合理平衡和相对稳定。这顺应了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潮流，同时也是实现等量人口产生等量代表的选举平等原则的直接表现。"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长期关注我国人大制度建设的杨连强看到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

就在前不久，杨连强还专门撰文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回溯历史

城乡不同规定有深刻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一直实行的是按比例原则配置选举权制度，这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紧密相关。

1953年2月11日，我国第一部选举法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一法律明确规定，城乡人大代表可以代表不同的选民人数。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8倍，也就是说，农村每一选民的实际选举权是城市每一选民的八分之一；在选举省、县人大代表时，农村每一选民的选举权则分别是城市每一选民选举权的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这些在选举上城乡不同的规定，就某种方面来说，是不完全平等的。

而当时的背景是，我国人口构成的工农比例相差非常悬殊，如果按照统一标准分配代表名额，农民代表所占的比例就会大大超过工人代表的比例。只有规定城市和乡村代表分别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占相对多数。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53年关于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的，"这些在选举上不同比例的规定，就某种方面来说，是不完全平等的，但是只有这样规定，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的现实生活，才能使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将来也一定要采用……更为完备的选举制度"，"过渡到更为平等和完全平等的选举"。

现行法律

向城乡选举权平等迈出一大步

1979年7月1日，我国第二部选举法即现行选举法，由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有关人大代表选举中城乡不同比例的规定，在这一法律中没有变化。

1995年2月28日，我国第三次修改了现行选举法。这次修改，将原来全国和省、自治区这两级人大代表中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从原来的八比一、五比一，统一改为四比一。

无疑，这使城乡居民的选举权向更为平等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顾昂然，在作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草案说明时指出，平等是选举的一条重要原则。1953年我国第一部选举法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做了不同的规定。四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城乡人口比例也有较大的变化，应当根据新的情况，缩小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

一组数字能清晰地反映出这一变化：根据选举法的规定，现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农村人口每88万人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城市按每22万人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而在1995年选举法修改以前，农村是每104万人选1名全国人大代表，城市是每13万人选1名全国人大代表。

现实条件

已具备"一票一值"的客观基础

"选举的平等性，包含两层含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张春生解释道：一是投票权相等，一人一票；二是每一票的价值相等，一票一值。相同数量的选民选举相同数量的代表，一人一票是基础，一票一值是更高层次的平等。

张春生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选举制度已经完全实现了一人一票原则，1953年和1979年选举法都规定："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但由于过去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还相对落后，在实现一票一值的平等方面，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还不能完全实现，只能在同一选区选民之间、同一选举单位选举人之间，做到一票一值；而在不同选区之间、不同选举单位之间，还无法完全做到一票一值。

分析过去我国不能做到完全按照人口数量平等地分配代表名额的原因，张春生说，一是为体现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保证工人阶级其中包括各界知识分子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占相对多数，选举法规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多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二是为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选举法规定少数民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汉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则构成了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细胞。"杨连强认为，等量的人口产生等量的代表，这是选举权平等原则的直接体现。

他分析说，按目前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4：1的比例分配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存在着不同地区人口中的代表比例差异问题。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省区如北京、上海等，人口中的人大代表比例就高；而对于农业人口较多的省区如河南、河北等，人口中的人大代表比例则偏低。

"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是否合理，是民主化进程的重要体现。"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马晖对这一问题也十分关注。

他认为，从理论上讲，只有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相同，才能称之为选举权的完全平等。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按城乡人口不同比例确定代表名额规定的不合理性开始显现。

"这种变化表现为，在广大现代农民中间不乏各类优秀人才，他们深入了解我国的国情，能代表普通群众的意愿，并以此为基点来考虑国家的前途。"马晖说，"因此，扩大农民代表所占的代表比例，实现选举权的完全平等，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另外，从农村城镇化的进程看，如今的城乡人口比例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马晖说。

有数字为证：我国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居民人数比例已经由1953年的13：87，1979年的18：82，1995年的30：70，发展到2005年的42：58。从1995年至今，我国城乡居民人数比例平均每年长消一个百分点以上。按目前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势头，到2015年我国的城乡居民人口构成比例会达到甚至超过50：50，而到2020年，将很可能会有高达60%左右的人居住在城市里。

"从农村社会阶层构成看。农村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农村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贸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马晖说，"单凭农村户口来确认农民身份，并将他们简单地排除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行列之外，有失公允。"

过去实行按比例原则配置选举权制度，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国人口比例的城乡巨差。随着时间的推移，按比例原则配置选举权的基础逐渐发生了变化，使实现城乡居民选举权平等有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是到考虑逐步采取措施，确保每一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都能享有和实现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的时候了。"杨连强说。

展望将来

选举法有望适时修改

"无论农村人口、城市人口还是农村居民、城市居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其权利是完全平等的。在条件成熟时，不能对某一公民群体有任何歧视性的规定，尤其不能以法律的形式来维系不平等的关系。"杨连强认为。

他说，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一方面有利于促进选举权平等原则的实现；另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各民族、各阶层的团结，保证各民族各阶层有与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相适应的代表名额。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人民无疑包括广大农民群众在内。"杨连强说，农民群众上述民主权利的行使必须有一个基础，那就是选举权的保障。实现城乡居民选举权的完全平等，必然有利于从整体上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为此，专家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应通过修改选举法的形式，将"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

"相信不久的将来，选举法有望作出修改。"杨连强对此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陈丽平

出处：http://news.sina.com.cn/c/2007-10-18/075814111747.shtml

-完-

订阅：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