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2日星期一

雾谷飞鸿:“助理教授”是不是“副教授”?

"助理教授"是不是"副教授"?这个题目有点怪,从字面上说,"助理教授"当然不是"副教授",否则何必要有两个不同的职称,但实际的情况是,有些留美学人将自己在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职称翻译成中文的"副教授",引起许多争议。本文的题目,要问的便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助理教授,是不是等同于中国的副教授?

美国大学的教师职称与中国大学很不一样,两个不同系统间的差别非一、两篇博文能说清楚,但如果化繁为简的话,我觉得可以用美式三级制与中式四级制来形容两者间的差异。所谓美式三级制,指的是美国的大学职称,从低到高为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而中式四级制,指的是中国的大学职称,从低到高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正因为这三级与四级的区别,使得不少人对如何将美国的助理教授翻译成对等的中国职称大感头痛,不少人将其翻译成"副教授",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其实,如果对美式三级制职称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纷争了。

美国大学有公立与私立之分,公立大学的经费由各州政府负责,教职员工乃是州政府雇员;私立大学则自筹经费,教职员工不是政府雇员。虽然大学分公立私立,但教师的职位则是同样的,主要分两大系统,一个是终身系统(tenure-track positions),一个是非终身系统(non-tenure-track positions),非终身系统的职称有很多,比如兼职(Adjunct)、访问(Visiting)、研究(Research)、临床(Clinical)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以及讲师(Lecturer)、导师(instructor)、助教(Teaching assistant)等。许多理工科以及医学、生化等学科,除了担负给学生授课的教师外,还有大量研究人员,这些人员基本上属于非终身系统,他们的职称常见的有资深研究员(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研究员(Research Scientist)、副研究员(Associate Research Scientist)或助理研究员(Assistant Researcher)等。非终身系统情况复杂,略过不谈,本文要介绍的,主要是终身系统的情况。

终身系统的职位基本上分为三等: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在这个系统中,助理教授是最资浅的入门职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终身系统内的助理教授并不是终身教职,而只是拿到终身教职的必经步骤(tenure-track),只有走过这一步,才有可能得到终身教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了解美国大学制度的人,才会特别看重这个身处终身系统内但又不是终身教职的职位。某些华裔学人在美国的大学担任的是助理教授职位,但在向中港台的大学或华文传媒介绍自己时,往往夸大说自己是终身教授,原因便是这个职位的确是在终身系统内。

助理教授不是终身教职,所以,任何人在这个职位上3-8年内如果不能升级成为终身教职的副教授(tenured position),在一般情况下就必须离开这个职位另谋高就。换句话说,这个处于终身系统内的助理教授职位,是一个"不成功便走人"的职位,所以竞争十分激烈,职业压力也特别大,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往往最有进取心,教书、研究、出论文、出书,都是拼尽全力去做,目的只有一个,在规定年限内升为副教授,得到终身职位。

十几年前我认识一个在麻州大学波士顿校区(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工作的犹太裔朋友,当时他已经是助理教授,正在申请终身职的副教授。在申请、评定的那段时期,只觉得他十分紧张,当时他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一旦落选就重新找工作,也可能搬家去其他地方。当时他们系里有三个人处于同样的情况,但空缺的副教授职位只有一个。最后的结果,我的朋友得到了副教授职位,大家都为他高兴,但没有几天他却告诉了一个令我大感震惊的消息,他的一位竞争同样职位的同事,因为没有得到这个职位而自杀身亡。我当时对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情况还不大了解,对此十分不理解,只是对这位青年才俊的早逝感到可惜,也为他的家人感到难过。以后时间长了,对大学中竞争终身教职的激烈、近乎残酷的情况了解得多了,才发现类似这样的"不成功便成仁"的事例,并非绝无仅有。

从非终身职的助理教授成为终身职的副教授,可以说是拿到了铁饭碗,此后便不必再为职位是否稳定而操心,只要自己愿意,可以在这所大学一直工作到退休,而退休年龄是没有限制的。只有三种情况终身教职的铁饭碗才可能不保:一是整个系被撤销,二是被发现学术造假、三是与学生恋爱爆出丑闻。

从职业的稳定程度上看,大学中终身系统职位显然比非终身系统更吸引人,也更难获得,所以更受人青睐。而处在这个系统入门位置的助理教授一职,就有了与 "助理教授"字面不一样的重要性。"助理教授"不仅需要上课,更需要做研究,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教研室、实验室以及科研经费,可以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助理教授",与中国的所谓"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承担相同的工作。所以,在将"助理教授"翻译成中文时,由于中国有"助教"职称,所以会让人误解为"助理教授"等同"助教"。事实上,从教学以及科研的广度与深度看,"助理教授"不仅超过"助教",也超过"讲师",所以,有人将"助理教授"翻译成"副教授"也是情有可原的。

不过,"助理教授"毕竟不是"副教授",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美国与中国的大学职称体系的不同,传媒应该在这方面多多解释介绍,使更多人知道,美国的"助理教授"就是助理教授,与中国的"助教"不是一回事,与"副教授"也不是一回事。


-完-

2011年11月13日星期日

不许联想:苏越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血染的风采》

去年,我就知道作曲家苏越出事了。但没想到出的事儿这么大,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作为曾经在他手下打工的一员,我对他这样的人生结局感到十分惋惜,真希望这不是真的。我已经步入中年,有时候,经常听到熟悉的人犯事进去的消息。这人生说来也挺残酷的,想想进去的那些人,原来多风光啊。这就叫三十年河南,三十年河北。

我认识苏越,是在1993年,当时我还在家里编辑《欧美流行音乐指南》,属于无业游民。一个朋友说苏越开了一家唱片公司,包装歌手,问我是否有兴趣到他那里工作。我当时失业在家,整天琢磨唱片工业是咋回事这样全球性课题。甚至,那段时间我认为在中国,只有我一个人才会去思考这样的超现实问题。正好有家唱片公司招人,何不去工作一段,了解一下眼前的音乐行业是咋回事呢。

就这样,我去了当时苏越领导的北京影音出版社。在此之前,我对苏越创作的作品了如指掌,《黄土高坡》《血染的风采》这些你们都知道,但你们不知道崔健当年还唱过一首苏越写的《错》。尤其是《血染的风采》,当年我们上街的时候,就唱三首歌——《国歌》、《国际歌》和《血染的风采》。

我在苏越手下做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时公司包装的歌手有黄格选和谢东。我顺利地完成了对这两个歌手宣传推广工作。在我快离开北京影音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歌手,叫张恒,西安人。把他介绍给了苏越,苏越当时问我:"来面试的人很多,从来没见你把一个人介绍到我这里。"他当时听了一首《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便直接拿出合同与张恒签约。这可能是中国唱片史上最快与歌手签约的故事。

在此其间,我也大致了解到中国的唱片工业是怎么回事,了解完了我得出一个结论——没戏。便离开了北京影音,从此我即使再找不到工作也都没有动过一丝回到这个行业的念头。当时正好北京文化艺术公司(北京影音的上级单位)把《中国百老汇》杂志接过来,我便顺其自然去了《中国百老汇》。当时《中国百老汇》和北京影音还在一起办公,位于北京地安门的一家四合院内。

我离开北京影音,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行业感到失望,在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对西方唱片业了解了很多,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就明白了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不是个生意人,直觉却告诉我,这批中国音乐人是玩不出什么名堂的。他们所做的一切跟唱片工业差的太远了,最基本的商业意识都没有,只能扮演铺路石的角色。1992年才停止讨论姓社姓资问题,1994年中国的唱片哪有什么工业呢?

当时把持中国音乐行业的那批人,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人,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很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的观念、音乐触觉、市场意识的局限。有些人强努着往前进,有些人悄无声息被淘汰了。事实上,苏越在当时应该是很幸运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在我最红的时候,我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多学点东西。"

那时候能意识到出国充电的人不多,一个是郭峰,一个是苏越。但是你们也看到了,他们回来之后,并没有真正把学到的东西用在具体的事务上。我猜可能有这样的原因:一个是在国外没有学到真东西,可能只了解了一些皮毛;一个是我们的观念意识跟人家相差太大,学完别人的东西反而自己乱了方寸,回来就能做夹生饭;一个是国内没有外国的那种环境,就像找一次小姐后回家横竖看着自己老婆别扭一样。到现在我也经常能看到出国回来的人智商还不如出去之前呢。

很难说苏越在日本学习那几年究竟掌握到了什么。与他共事的那段时间,谈及对唱片业的认识,他倒自有一番理解,至少比起当时同行的土鳖观念还是很新的。但在具体操作上,我发现他有点不了解行情,比如包装偶像,在当时,中国人对偶像的理解哪像现在啊,不管是多大个的傻逼都有人追捧。当时尚处于启蒙阶段,因为当时娱乐消费的主力不是青少年脑残,虽说之前有小虎队、四大天王之类的偶像。那时候咱中国人不是啥世面都没见过吗,觉得是个外面的秃子就会念经。真的轮到自己做偶像,这帮人就不买账了。之前苏越包装的楚奇楚童孪生兄弟,商业上只能算是常规的成功,但是他认为做偶像包装就是他做唱片公司的方向,这很大程度上跟他在日本留学时所见所得有关,日本唱片公司喜欢做偶像歌手,因为符合日本人的传统和审美习惯。中国人哪他妈有什么审美啊。

苏越当时在歌手大奖赛上选中黄格选,原是想把他做成偶像,所以对签约谢东就犹豫了很长时间,认为谢东长得不帅。我听了谢东的歌,觉得他这张专辑的歌都挺好听,至少磁带卖的不会差。我直觉上认为《中华民谣》在南方一定会受欢迎。事实上,我的判断没错,谢东新专辑出了之后,我带他去华东做宣传,他一路上很担心自己的专辑销量不好,几乎每天都打电话询问。我们去了一周的时间,第三天他知道磁带已经发出去4万盒了,心花怒放。最后一站到上海,得知已经发出去7万盒了,谢东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狂野了,觉得自己已然成腕。回北京后就再也不理我了。哈哈。我倒不介意这些,带歌手做宣传只是我的工作而已,至于歌手与我关系远近,一点都不重要。只是这种颇戏剧化的变化常常让我反省——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虽然谢东私下里不止一次跟我说,苏越瞧不上他,但最后他的专辑《一路等候》卖了20万盒。如果苏越能好好和谢东合作,我相信至少谢东是能给公司赚钱的。也许谢东看出苏越并不中意他,同时谢东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可以单干了,在他们合作了这张专辑之后,便分道扬镳。

我当时觉得,如果苏越能开阔一下自己的思路,不那么自负,审时度势,他至少会比当时的其他人做的会更好一点。不过当时做歌手的路数都那样,潘劲东、林依伦、黄格选、高林生、罗中旭……这些小白脸我真分不清差异在哪里。相反,像老狼这种德行的歌手反而很有特点。事实上,唱片业或者娱乐业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真正的偶像从来长得都不偶像——但从来没有人认真去理解过这句话。

在90年代中期,在内地做唱片公司风险很大,没有个五六百万最好别碰。那时候广州、北京、上海有将近五十家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多达几百人,每年出的专辑有三百多张。但多数支撑不到一两年就死掉了。像红星音乐生产社这样的公司能负隅顽抗四五年,简直是奇迹。而在纷纷倒下的唱片公司中,北京影音也未能幸免。

我记得是1995年左右,当时北京影音经营状况不好,经常传出公司要倒闭的消息。终于,一天下午,上级领导来到公司,当时苏越的脸色很难看,我知道,北京影音的气数已尽。北京影音的倒闭跟后来苏越用拆东墙补西墙最后补出个大洞的方式差不多。当时北京影音经营不善,为了能经营下去,苏越从银行贷款,最后贷款还不上,虽说只有一百万,但却是致命的,只好倒闭。

以我对苏越的了解,他是颇有一番雄心干出点事的,但他不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尤其是对市场的判断上,常常出错。后来他又开了一家万森文化公司,开始拍电视剧,最后好像也不了了之。

拍电视剧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行当,一般投入一部电视剧的资金都在五千万以上,一旦有一部电视剧卖不好,基本上就意味着你该关门了,必要的时候你该跳楼了。我采访过一些影视公司的老板,他们对拍电视剧的感觉就是如履薄冰。当然,卖好了能赚五千万,这就是诱惑。我有个朋友是编剧,他常常给有朝无昔的影视公司写剧本,花半年时间把剧本写完了,一打电话,才知道公司几个月前倒闭了——白忙活了。所以他后来想出个办法,先把剧本策划费拿到,告诉他们现在回家写剧本,然后把手机一关,半年后打开手机,先打电话问问该公司是否还存在,如果还健在,才动手写剧本。你看,影视公司就跟中国人一样——说没就没。

苏越恰恰是选择了高风险的电视剧,结果资金链断了。

我一直觉得,苏越如果只是把自己定位在音乐家这个角色上,日子过的不会差,但他却做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他始终没有正确认清自己,比如,在谈及80年流行音乐的发展史,我采访过很多当年的风云人物,他们有一说一,从来不把别人的事情揽在自己身上,是谁的就是谁的。但是苏越往往会把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安在自己身上。这很容易让自己失去客观判断。用你们敬爱的罗老师的话讲就是"把眼前出现一片幻觉当真了"。如果苏越能够在某一次失败后反思一下自己,后来不至于铸成大错。但是人就是这样——当你在成年之后形成一套很坚实的逻辑体系后,你就既看不清自己逻辑的缺陷也看不清别的逻辑了。

从认识苏越那天起,他就一直挺重视我,经常跟我讨论一些事情,后来他开新公司,也找我,希望能一起做点事情。这让我挺感谢他的。但我自由散漫惯了,同时也觉得双方的理念差异太大了,后来也没有什么合作。

无期徒刑对一个年过五十的人来说是灾难,一生几乎没有盼头了。也许将来还会有减刑,甚至保外就医,能早点出来。在他跟高晓松换班之后,希望他保重吧。


-完-

2011年11月8日星期二

朗讯中国“贿赂门”

2004-4-21

第一起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戏剧性曝光。为什么是朗讯?谁可能被卷入?

"我猜这些天从美国来的飞机上,一定少不了律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区首席代表包崇侃(Patrick Powers)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

而这一切的源头,来自一份只有300多个英文单词的文件。这份文件由美国电信设备制造巨头朗讯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LU),于当地时间4月6日(周二),正式向美国证监会递交。朗讯公司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230多家会员企业之一,总部位于新泽西茉莉山(Murray Hill)。

文件指出,由于存在涉嫌"FCPA"的内部管理不力行为,朗讯将解除其中国区现任CEO(首席执行官)、COO(首席运营官)、一名财务主管,以及一名市场部经理的职务,并暂由负责全球销售的部门总裁罗伯特·沃斯特(Robert Warstler)负责朗讯(中国)的业务。

这份由其高级副总裁里查德·J·罗森(Richard J Rawson)签名的报告,不仅在全球引起了波澜——路透社、美联社、道琼斯以及《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都几乎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同时也绷紧了那些业已进军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CEO们的神经。

而很多中国人,或许也是从这时起,才开始了解"FCPA"这个概念,即使一些已经为跨国公司工作多年的人,也不例外。

1977年,美国正式出台了《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为"FCPA"),中文一般译为《反海外腐败法》,该法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

早在去年8月,朗讯就不幸卷入了"FCPA门",当时的"震中"是位于中东的沙特阿拉伯;而这一次,风暴又在中国隐约浮现。

对于近年来官司缠身的朗讯而言,似乎已经多少有了些免疫力,消息公布当天,其在纽约的股票交易价格只有两个百分点左右的小幅下跌。

但这一事件在中国可能引发的波澜,却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一旦风波真正演变成风暴,那么朗讯中国很有可能只是这出"大戏"中的一个小角色而已。

漩涡中心

虽然去年8月份的一场官司使得朗讯(中国)很多员工对于"FCPA"的理解程度要超过其他企业,但是这一事件仍然显得有些突然。

朗讯科技(中国)公司前任董事长兼总裁戚道协

据朗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对《财经》表示,被解职的中国区总裁戚道协和首席运营官关赫德都是在4月7日上午才收拾办公室,然后悄然离开。这意味着,即使处于风暴中心的当事人,在之前似乎也和中国区的其他员工一样,并没有从总部得到更加明确的信息。

朗讯中国COO 关赫德

据称,另外一位涉嫌的财务主管,为现任内地合资企业青岛朗讯科技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青岛朗讯")的财务主管黄锦昆,上述三人均为台湾人。而在向美国证监会递交的文件中提到的一名市场部经理,也系青岛朗讯的员工,为大陆人。

在这四人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身兼朗讯(中国)董事长、总裁的戚道协(Jason Chi)。

根据朗讯的公开资料,戚于1974年毕业于台湾中原大学,1985年加入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台湾的子公司美台电讯,也就在这一年,AT&T正式进入中国。

此后,戚历任该公司人力资源及公共关系处处长、常务副总经理,1995年8月任总经理。

在这期间,1989年,AT&T正式将企业布局为网络系统、全球商业通信系统、微电子以及消费产品等几个业务单位,到了1995年,AT&T彻底重组,其中的设备制造业务,以及被誉为诺贝尔奖摇篮的贝尔实验室,于1996年2月被重组为朗讯科技有限公司。仅仅两个月后,朗讯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朗讯诞生之后,戚道协就担纲其台湾业务。1996年10月,他出任朗讯科技台湾分公司的首任总裁及美台电讯总裁。

由于戚在台湾的业绩相当出色,加上其在公司内部先后做过多个岗位,拥有丰富的运作经验和独特的地缘文化优势,因此从2000年10月1日起,他正式担任朗讯(中国)公司总裁,全面统筹朗讯中国所有业务,并负责管理及整合朗讯中国的各个业务部门。

一位现已离任的前朗讯中国人士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对戚评价颇高。在他看来,当时的朗讯中国不仅面临整个电信行业不景气的考验,而且,公司在内部管理层也存在问题,甚至连一些员工都戏称自己为"美国的国企"。而戚极大地提升了朗讯在市场上的操作能力和进取精神,引用一句员工的话说,就是戚让已显疲态的朗讯(中国)变得更加"aggressive"(进取)。

2001年5月,朗讯宣布获得中国联通CDMA网络一期建设合同,新闻公报称"价值数亿美元"。在2001年5月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戚本人乐观地将联通创建CDMA网络称之为"一个新的里程碑"。

事实上,从2001年初起,朗讯中国的销售机器便全速运转。根据朗讯发布的新闻稿,仅2001年1至5月,朗讯就已签署了总额超过8亿美元的合同,除联通项目外,还包括中国电信及其他运营商签署的光网络、交换与接入系统、GSM无线网络、宽带数据及光纤解决方案等。

随后的一两年间,朗讯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CDMA设备供应商。2002年10月,朗讯与中国联通签订了"数亿美元"的CDMA二期合同,帮助中国联通提供高速无线数据业务。2003年9月,朗讯又赢得联通CDMA网络三期工程首批扩容合同,该合同"价值超过两亿三千万美元"。仅仅过了四个月,2004年1月,朗讯再次与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签下大单,拿下"总价值超过3.5亿美元"的多项重要合同,"涉及朗讯几乎全部新一代网络产品和服务"。

"联通是朗讯中国的最大客户。"一名朗讯员工告诉记者。

同时,在小灵通、光通信以及数据通信等领域,朗讯中国也多有斩获,其业绩表现要远好于同期公司整体的表现。在朗讯中国新闻稿中,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出现频率仅次于联通,俨然已是大客户。仅山东网通,就于今年3月与朗讯签下1.3亿美元的小灵通网络合同。

实际上,到了2003年,朗讯(中国)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9亿美元,占到了公司整体营业额的11%,成为除美国之外,惟一一个对营业贡献达到两位数的分公司。中国市场成为朗讯最重要的海外市场;由于中国市场的突出表现,整个亚太市场的贡献率也已经从2001年的13%增长到去年的20%。

以朗讯最为核心的移动业务为例,2003年,其在美国的营业额下滑了38%,但在海外却增长了10%。该公司的年报称,最大的动力就来自"中国的CDMA网络"。

离职前担任朗讯(中国)首席运营官的关赫德(Michael Kwan),也是朗讯的"老人",早在20年前就加盟了贝尔实验室,成为了一名软件工程师。据内部人士透露,虽然关出生于台湾,但与戚道协不同,关并没有在台湾的从业经验,系直接从美国总部到中国区任职的。

在担任首席运营官之前,关的职务是青岛朗讯的总裁,这家公司不仅是朗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合资企业,同时也是朗讯在美国本土之外最大的新生产基地。

目前,朗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设有八家地区办事处、两个贝尔实验室分部、五个研发中心、多家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员工约3000名。朗讯中国及合资企业为中国及全球市场提供全系列的电信系统,青岛朗讯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支点。

"FCPA"之辩

这一事件的核心是"FCPA"。实际上,从1977年诞生至今,围绕着"FCPA"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反海外腐败法》产生的大背景,是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之后,民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厘清企业与外国政府之间的界限。而直接的导火索,则来自1976年5月12日美国证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

这份名为《可疑与非法企业支付行为的报告》中指出,有超过400多家的美国企业承认有过可疑或者非法支付行为,这些企业通过赞助的形式,向外国政府官员、政治家以及政治团体共计支付了超过3亿美元的费用。在这些企业中,有超过100家都位居行业500强之列。

美国司法部的网站上,比较详尽地记录了当年的情况。当时,美国公众普遍认为,这些贿赂行为影响到了外国政府官员、政治家以及机构的决定以及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同时,这也有违美国公众的道德期望以及价值观。这种行为不仅是不道德,同时也是极其有害的,它腐蚀了公众对于自由市场体系的信心。一句话说,这使得那些正直的企业面临压力:要么降低标准,要么就去冒失去业务的风险。

虽然这些行为的贿赂对象都是外国政府官员,但其消极影响也会反映在国内。正如商务部前部长理查德森指出的那样,在不少案件中,行贿者不是为了超过外国竞争者,而是为了赢得与其它美国公司之间的竞争。

随后举行的美国第94届国会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讨论立法问题。据悉,当时委员会考虑,通过两种渠道来制止这种行为。一种是要求公司必须公开披露信息,如果不披露的话,将面临法律惩罚;另外一种主张是,直接把这种贿赂行定义为非法行为。

当时的主流舆论均认为,贿赂行为应予谴责,并加以禁止。通过广泛的听取意见,委员会认为,应该将这种行为定义为非法行为,而不是通过公开披露,使其合法化。披露绝对不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因为贿赂的潜在收益往往都大于潜在的负面效应。

而且,非法化在执行上,其难度也小于前者。大多数赞成披露的建议,都要求公司必须披露其海外所有的支付行为,哪怕是完全合法的促销费用以及代理费用等,这将使得企业不胜其烦,正常的合法经营行为也会受到影响。

自"FCPA"颁布之时起,就受到美国众多大型企业的激烈反对。在他们看来,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公司并没有这种约束,这就意味着美国公司将在海外竞争中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通过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来推动其他国家也建立类似的制度,同时,也于1988年对这一法律进行了修改。

这次修改,虽然把对违法企业的最高罚款金额从100万美元提高到了200万美元,个人处罚额度也从1万美元提高到了10万美元,但在另一个方面,美国公司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豁免权",通俗而言,如果向外国政府人员支付现金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或者加快政府正常的程序,而不是为了获得或者保留某些合同、特权等,就可以合法化。

根据"FCPA"的规定,涉嫌个人有可能面临五年的刑事监禁,并且终身禁止从事该行业,但在其后的20多年实际执行过程中,这部法律却被广泛认为是一部非常"弱"(weak)的法律。一个最好的佐证就是,迄今为止,真正由美国司法部提出刑事指控的"FCPA"案例,平均每年还不到一起。

尽管如此,类似的立法进程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推进。到了2001年春天,几乎所有的欧盟国家以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都已经采纳了美国这部法律的内核,有的是采取新立法的方式,有的则对原有的《刑法典》进行修改和补充。

这一进程在去年年底达到了高潮。2003年12月10日,43个国家在墨西哥梅里达正式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第十六条就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定义为犯罪行为,此外还规定了详细的管辖、司法合作以及引渡等具体条款。

中国不仅和美国一样成为了第一批签署公约的国家,同时,在公约的成立过程中,中国也一直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如果朗讯中国案件最终得以进入美国的司法程序,这很可能将成为一次非常有典型意义的"试金石"。

以进为退?

"美国总部可以牺牲这四个人,但总不至于要牺牲中国这个市场吧?"

即使在朗讯(中国)内部,一些员工也对《财经》毫不讳言自己的困惑和不解。

4月7日,也就是朗讯总部向美国证监会递交文件的次日,暂时接替戚道协主管中国市场的沃斯特,就与多名来自总部的高级主管一起飞到了北京,随即开始走访客户,安抚之意相当明显。

此后,朗讯也召开了全国各地员工都参加的电话会议。在10多分钟的会议上,总部首次以正式的方式向中国区的员工宣布了解聘上述四人的通知,而据与会人士透露,会议内容"并未超出向证监会递交的文件的信息"。

除了宣布正式的决定之外,在会议上,朗讯总部还以"空前严厉"的语气,要求所有员工均不得对外透露任何信息。

而此后,记者试图拨打多人的手机了解更多的信息,但均未成功;而传真给公司的采访申请,截止到4月15日止,也未获得任何回复。很显然,朗讯(中国)进入了一个极端敏感的时期,这种状况要持续多长时间,现在也仍然是个未知数。

这种不解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在过去10多年内,包括中国电信市场在内的众多产业,不管从政策环境、法制环境还是市场环境上而言,都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期。其中的不规范之处,我们所谓的"灰幕"抑或是"黑幕",几乎根本无法避免。

"要做生意,你就没办法等一切都规范了再进去,因此你就不得不去适应这种'规则',这在任何行业都是这样,受到严格管制的电信行业显然更是沃土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银行分析师对《财经》说。

"如果要严格按照'FCPA'的规定来推究原罪的话,不是80%,不是90%,而是100%的在中国电信市场上的大公司都有问题,无论美国的还是欧洲的,国营的还是民营的。"他补充说。

位于香港的政经风险咨询公司(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董事总经理鲍勃·布拉福同样告诉法新社记者,"朗讯案在电信业中绝非是孤案",送房、送车、送客户的子女出国留学"非常普遍"。

不过,一位在跨国电信设备制造公司的同事告诉记者,通常跨国公司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一次性大规模定货给予回扣;另一种被称为"REP",即将费用以咨询费的方式支付给第三方;但这两种情形一般都会经公司律师审核。所以,朗讯此次内部审计曝出如此大事,"很有可能超出上述两种情况"。

美国诺盛电信咨询公司分析师王克瑞(Craig Watts)则告诉记者,就中国电信市场而言,"最不透明的时期肯定已经过去了",尤其是随着几大运营商的海外上市,经济法律的不断完善,这种不规范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少了。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则称,随着中国逐步履行入世承诺,政府的行为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规范和改善,美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诉已经呈现日益减少的趋势,"更加开明的态度已经逐渐成为很多政府部门的共识"。

放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这一事件引爆的时机的确有些令人困惑,或许我们把目光转向朗讯当前的尴尬处境,才能触摸到一些东西。

朗讯沙特行贿风波

在朗讯成立之后初期,由于市场高涨,加上贝尔实验室的巨大声望,仅在前五年,就完成了高达46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其营业额一度超过了300亿美元大关,净利润也逼近了50亿美元。但此后,电信业大崩溃开始,到了2003年,几经整合和重组之后,朗讯的营业收入即使与1996年相比也下跌了1/3,其股票价格也从1999年底的80多美元,一路下滑到目前的4美元多一些。

2003年8月,沙特阿拉伯Silki-La-Silki国家电信公司(也就是以前的国家通信和计算机集团)在美国依据FCPA起诉朗讯公司,指控后者在1995年至2002年间,向沙特前邮政电话电报部部长阿里·艾·约哈尼(Ali Al-Johani)行贿了价值1500万至2100万美元的现金和礼物,从而在沙特无线通信市场上获得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此后,美国证监会和司法部正式对朗讯进行调查。

朗讯也重新对23个海外业务部门和美国国内的海外销售支持部门进行了内部审计,这些地区占到朗讯全球业务网的一半。中国区作为朗讯最为重要的海外市场,自然是朗讯此次内部审计的重点对象。据一位朗讯员工告诉记者,这一轮审查开始于去年10月间。

但对于这次审计,一些朗讯(中国)的人员告诉《财经》,开始却并未在意,因为从总部派人过来进行内部审计,几乎每年都有,但基本上是程序性的,"当时并没有太意识到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过这轮审计之后,中国区的情况开始让朗讯总部如坐针毡。虽然目前对于细节没有任何披露,但在诺盛电信的王克瑞看来,朗讯显然遇到了"已经严重到无法在公司内部加以解决的问题"。就在今年3月份,朗讯才刚刚以2500万美元的代价,与美国证监会就公司以前存在的会计问题达成和解,朗讯被指控为"未能与证监会进行充分合作"。

3月中旬,沙特Silki-La-Silki公司向受理沙特"FCPA"案件的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提交补充起诉,进一步披露了朗讯行贿的细节。

这份补充起诉书长达86页,与去年8月份相比,增加了敲诈、洗钱两项指控内容,并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朗讯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里查德·麦克金(Richard Mcginn)以及前任首席财务主管唐纳德·皮特森(Donald K Peterson)、现任公司新兴市场业务部总经理詹姆斯·布瑞顿(James K Brewington)。

补充起诉书称,理查德·麦克金批准向美国西雅图的一家顶级的癌症治疗中心开出200万美元的支票。而沙特前邮政电话电报部部长阿里·艾·约哈尼正在这里治疗。有关的朗讯公司内部报批文件,同样经过了詹姆斯·布瑞顿的批准。詹姆斯时任朗讯全球无线网络部总经理,在2001年5月朗讯首次拿下中国联通CDMA一期网络大单之时,正是詹姆斯·布瑞顿亲临新闻发布会现场,并表达了获得联通CDMA合同的"非常振奋"之情。

里查德·麦克金、唐纳德·皮特森均已离开朗讯数年,而詹姆斯·布瑞顿则于今年3月间由全球无线网络部总经理转任新兴市场业务部总经理。

业内人士猜测,一旦朗讯不主动查处中国区可能存在的问题,表现出与美国证监会、司法部两大机构合作和和解的诚意,很可能面临与安然或者世界通信公司类似的严厉惩罚。

玄机重重

如果这种"以退为进"的猜测成立的话,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朗讯能否成功地控制其在中国区的"损失程度",并且成功说服美国证监会和司法部就这件事情达成和解。

《财经》了解到,事件发生后,朗讯中国的正常业务并没有中断,对客户的拜访和项目的管理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看上去相当平静。

但既然朗讯(中国)的很多员工的内心都无法平静,要做到让客户真正保持平静,消除潜在的阴影,在短期之内又谈何容易。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由于目前没有公布具体是哪些政府部门的人员涉嫌收受朗讯(中国)的贿赂,而且中间是否还涉及到电信运营商,仍然是个未知数,因此,要彻底重建这些业已呈现裂纹的"行业关系",朗讯(中国)仍然需要相当大的努力。

在四名被解职的人员中间,有消息称,戚道协、关赫德以及黄锦昆三人很可能都持有美国绿卡。如果确实的话,这就意味着,美国司法部对其有提起刑事诉讼的管辖权,佳利律师事务所律师罗伯特·威廉姆斯对记者说。

至于另外一名中国员工,美国高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东认为,只要其劳动合同是在中国境内签订的,虽然其在美资企业的海外分公司工作,但美国对其并不具有司法管辖权。

当然,美国也没有对可能卷入受贿的中国政府部门人员的司法管辖权。但是,法律专家指出,一旦朗讯不能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从而进入诉讼状态的话,法院有可能会强制披露行贿细节,这样涉嫌收受贿赂的人员也将难以隐藏。

这样的话,即使美国不享有司法管辖权,中国政府的相关涉嫌受贿人员,也很难逃脱制裁。因为,中国不仅在《刑法》中对此有具体规定,而且在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也承诺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司法合作以及协助的责任。

"多米诺骨牌"很可能就此打开:什么人卷入朗讯中国"贿赂门"?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电信运营商?后者虽然并不受"FCPA"制约,但由于中国四大电信运营商都是国有企业,因此触犯《刑法》是显然的;很有可能的是,对可能涉案的政府工作人员或者电信运营商工作人员的进一步调查,又会涉及到更多的国内国外的电信设备制造商潜在的贿赂行为。

不过,记者致电中纪委新闻处,得到的答复是称尚未听说有部门介入朗讯案;最高检察院新闻处则称不可能对仅有媒体报道即开始调查,最高检察院反贪局则未作答复。一位供职于最高检察院的人士称,通常按程序来说,如果确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接受贿赂,会按贪污贿赂或商业贿赂罪论处。但朗讯案目前如果无人提供具体证据,检察院一般不会介入。

刑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告诉记者,受贿案的一般情况是由纪检监察部门调查,之后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如果认为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存在,也有权直接立案;除此,社会影响极大也可能会立案。他认为,此事朗讯已经做出内部处分,且有大量媒体报道,检察机关不应保持沉默。

此外,目前中国的主要电信运营商如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为CHA)、中国移动(纽约证券交易所CHM)都在美国上市。一旦波及到这几家公司,公司以及内部相关人员都可能遭到美国证监会的严厉处罚,并且面临可能的股民集体诉讼的困境。

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包括路透社在内的海外媒体,以及众多业内人士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均认为,朗讯与美国证监会以及司法部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朗讯以及上述四人可能会支付金额不等的罚款。毕竟,中美关系历来相当微妙,延伸出太多的枝节似乎也不符合美国企业界的利益。但是,任何可能性都无法截然排除。无论结局如何演绎,朗讯中国的"贿赂门"事件的影响,都要远远超过单纯的公司事件本身。

在诺盛电信的王克瑞看来,这起风波肯定会让不少跨国公司再思其在华策略。对于这一事件,巴克莱的分析师就对彭博社坦言:"看来朗讯在中国的管理并不怎么好"。

不仅在电信行业,几乎在所有的跨国公司和其中国区之间的关系都是比较微妙的。因为中国本身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而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国又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想法以及操作方式都存在分歧。

一种被认为是快速本地化的方式,就是让台湾、香港等地的职业经理人负责中国大陆市场,借助文化上的认同感进行管理。但是,这种想法又往往处于摇摆之中,在王克瑞看来,管理者很可能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不接近本地市场的想法,业绩上不去;但过于脱离总部的理念,总部又会干脆直接派人过来走马换将。

因此,一些跨国公司不仅会派律师过来,对一些环节进行更细致的内部审核,防止从制度上触犯"FCPA"。同时,也会采取进一步的管理策略,以避免可能的风险,做到平衡局势。

这种忧虑也许并不是虚构的,弗罗斯特·沙利文(中国)公司总经理王煜全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不约而同在提到在管理上可能的影响。

在他看来,这可能会影响到华人管理层在跨国公司中谋求更高的地位。在这起事件中,四名被解聘的员工均为华人或者华裔。在一些跨国公司传统的理念中,对华人在管理上本来就缺乏足够的认同感,这一事件很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这一不良印象。

实际上,在跨国公司中,华人的角色仍然更多地局限在大中华地区的位置,即使升迁至亚太甚至总部的高级职位,但基本上也都主管技术或者大中华地区,很少有负责全球性管理策略的。

而且即使在台湾和内地经理层之间,各种摩擦也时有耳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印度人在美国公司中的管理层中一直相当团结和稳固,这不仅促进了印度本土管理人才和企业的快速起飞,同时也使得印度有机会在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中谋求到更加有利的位置,比如软件以及服务的外包等。

或许,时间将会逐渐化解因为这一事件而引发的司法、管理甚至制度上、政治化的忧虑,但是,尽快奠定市场行为的法制框架,着力打造一个更加透明化的政策和管制环境,仍然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

因为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越来越活跃于海外市场,跨国公司在中国经历的一切阵痛,TCL、华为、中兴、海尔以及中海油等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也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政府有责任以国内市场为起点,站在更加深远的尺度上加以考量,因为这一切,实际上都并不遥远。

在美国司法部关于FCPA的主页上,存有历年各美国公司向司法部FCPA工作组申请裁量的案例。记者发现,2004年4月1日所公布案例中,申请者是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非常巧的是,所申请的事项是与中国司法部在北京合办劳动法国际比较研讨会。

申请者称,为举办研讨会,申请者将支付以下费用:场地费、翻译费、会议期间的接待和用餐费、外地政府官员的交通费、与会者的住宿费、会议材料的打印费。

申请者请求美国司法部裁量,他们支付这些费用,是否违反了FCPA?他们向美国司法部保证:他们跟与会者所属政府部门没有商业关系;他们并不知晓自己参会的客户与与会的中国政府官员有无商业关系;他们已经获得中国司法部副部长的一封证明他们支付会议费用并未违反中国法律的保证函;是中国司法部派出而不是他们指定与会的司法部官员;他们所支付的任何会议费用都将有发票;他们将不会提供任何礼品给参会者;

基于以上信息,美国司法部做出裁量:他们将不会对该申请者采取法律行动。

这是记者所查知的最新一起,也是惟一一起美国公司就在中国境内的行为申请司法部FCPA裁量。以后会更多吗?

著名的反腐败国际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新近发布了2003年度报告,其中列举了133个国家和地区的年度腐败指数排名,名次越居前,则腐败程度越低。美国是第18名,沙特阿拉伯是第46名,中国是第66名。

-完-

2011年11月5日星期六

和菜头:和菜头先生,三十七岁生日快乐

今天我满三十七周岁,本来想说一句"别怕进入三十岁,因为很快你就会开始担心慢慢靠近的四十岁了"。这漂亮的俏皮话适合放在微博上说,但是不适于写在这里。事情不是这样的:你获得了经验,拥有了头衔,甚至都有几分睿智了,可以轻松一点过活,游刃有余地行走在社会里,开始感受成熟带来的福利。真的不是这样,三十五岁之后的感受更像是结束了适应性训练,生活要给你来点真格的。它的重量在短短几年里翻着跟头往上涨,世界也并没有安宁下来,而是日甚一日的疯狂旋转。除了继续挺下去,似乎你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是在这重压之下,难免会隐隐有些担忧,觉得自己会在某一刻终究承受不住,就那么一下子倒下来。

二十多岁的时候,感觉是自己张开双臂迎上世界。三十多岁的时候,情况则是整个世界向你倾倒过来,听得见自己身上骨节噼啪做响,一口气屏住不敢有丝毫松懈。压力来自四面八方,却不再耗费你的体力,甚至无需动用你的智力,它只是简单地耗神,好叫白头发顺着两鬓疯长。我觉得在这个人生阶段应该持有一种坦诚的态度,正如此刻去接受生命变化带来的这一系列重量。如果自己已经被生活之锤反复锻造成一块通红的铜,那么就应该像块铜的样子。不要解释为自己内心火热,也不应承诺自己还将坚固。靠坚固和锋利可以走到今天,但我猜想接下去需要的只会是坚韧。

怎么理解这种变化呢?当自己还是个愣头青的时候,世界由门组成。缓缓推开也好,飞腿踹开也罢,那时是暴力破解的年月。世界有无限多扇门,你可以打开无限多种可能。但是探索到一定的时间,你终将明白一点:一生不可能全然在不断开门里度过。一定有某扇门,或者某几扇门,打开之后自己可以走进更深远的世界。把自己托付给智慧也好,纯粹的欲望也罢,你会一路这么走下去,那是属于你的一部分。你可以为之努力,在自己的沙漏清空之前走到你认定的处所。并且,因此不再羡慕别人选择的门,和别人走过的路。知道自己能力所能达成的极限,这是狂心消歇的开始,但是并不会让人感觉到多少快乐。

因为许多东西会因此崩坏掉。有些你曾经认定是坚固的,甚至是美好的东西,很快会因此而破碎。当你仔细地领悟到人人时间都有限这一点后,就会很快看明白大家都在舞台上为了什么而急切。许多漂亮的大词都会因此而支撑不住,许多漂亮的人物也都会因此而原形毕露,你看见其实只有生存法则在起着作用,无非是在它驱动下的行为中有些更具迷惑性,而另外一些容易图穷匕见。凡事问一句:他/它指着什么吃呢?"以何为生"是把锐利的刀子,用来做现象和实质的切割再合适不过。一地零碎之后,会发现可以称之为真正问题的不多,可以称之为纯粹观念的东西也不多。往昔自己曾追逐的热闹就像万花筒,炫目的幻相之下只有三棱镜面和一些碎纸屑而已,它们对现实无能为力。

我个人的现实又是什么?

我有了间书房,书架上放了三盆绿色植物。因为烟熏的缘故,它们都羸弱不堪,叶子总是无法垂下来,按照当初设计的那样遮住书架的最上一层。书桌上是一台笔记本电脑,边上总是摞这几本书。看完一本就撤掉一本,有新书来就继续码上去。在书和电脑之间,则是无数的转接线、连接线、充电器以及各种小型电子产品。中间有一直蓝色的塑料盒子分外醒目,里面是一个塑胶的半透明牙套,叫做"止鼾器",据说可以防止呼吸暂停。没有人会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担忧呼吸暂停症,但是在我这个年岁,就得开始像个拳击手一样咬着牙套,连睡梦都变成了致命的拳台。以前总希望自己能在人生路上"武装到了牙齿",我却不知道竟然是以这样一种武装方式。

书桌是既有之物的陈列,笼罩贪婪的光辉。止鼾器则是对于死亡的恐惧,那暗影已经渐渐逼近。35岁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平均寿数,考虑到数百万年的时光,这个数字可能还会更小一些。这也就是说,即便现代社会里的人能够活到七、八十岁,但是有些恐惧已经写进了DNA里。远离了天花、肺结核,人到了这个均数的年龄之后,还是会无端端地觉得恐慌。加上所谓本命年的存在,如果你又恰好在事业上选择了较为艰难的路线,那么总是会觉得心头沉甸甸的,又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与此同时,你的朋友熟人家里在添丁,自己的父母却垂垂老去,生命的潮汐涨落带来秋日的萧瑟。人们这时去繁衍后代,与其说是赋予孩子生命,倒不如说是因为新生儿点亮自己的生命驱散开死亡的阴影。我看到朋友们情深入许,为孩子写下深深浅浅的文字,其实也都是为了自己,给自己中年的生命一次重新赋值,似乎和更为遥远的未来扯上了什么关系,自己因为责任而拥有了某种价值。为别人活着或许是令人烦恼的,但是若无需如此,则需要更大的重量避免自己的灵魂随风飞去。就这样,少年人一路远奔,此时却渐渐回返原路。有的人说: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变成了年轻时所厌恶的那一类人。也许吧,只不过那时候生命还没有多少重量而已。

我已经觉察到很多变化,包括夜里额外多出的一次起夜,包括案头常备的胃药。以前会相信一切不适都是暂时的,一觉起来也许都会好起来。即便一时不是如此,也有信心认为会有那么一天。现在我不那么想了,我开始相信可能从此要带着这些不适一路走下去。这固然让人觉得不那么愉快,但也只能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接受下来,就像树木带着节疤继续成长。继续长下去,带着所有不适的人物和事情。树就站在那里,似乎除了这么继续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别的选择。在追寻一个美好的世界如此之久以后,试着和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世界并存。当我再次看到这世界的黑暗创口时,想得更多的是自己身上对应着的疮疤,想着我们彼此映射,想着自己不可能飞升到纯粹的光明里去。

本命年里会有许多选择,黄历上却写着诸事不宜。带着这样的压力、疲惫、创痛和恐惧,为什么还要走下去,又要走向哪里?几天前和老友们喝酒聊天,我的一位老哥哥说到他生意上的事情。他说他费尽千辛万苦,终于中标签合同。可刚到工地的时候,就被甲方一个小他二十几岁的姑娘恶骂凌辱。他坦诚地说,在那一刹那,他很想计算一下这些年赚了多少钱,如果达到自己心里那根保底的线,他想立即退出,什么都不做了。也正是在那样一闪念之间,他被自己的这种念头所震惊,"我怎么会变成这种人了?"老哥哥一下子就崩溃了,羞愧让他泪流满面。和压力相比,更可怕的是自己背叛了自己。而困难之处在于,到了这样的年岁,即便你这么做了,也没有人能指责你什么。反而可能会赞扬你务实,懂得进退之道。

我倒宁可继续活得虚无一些,看不清楚十年之后会是怎样。始终留存有一夜之间一切不复存在的可能,这让人能够走得更快一点,更远一些。就像我的老哥哥他们一样,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欲望,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审美,然后严厉地对待自己的怯懦。当初是自己选的这扇门,那就要一路走到底。我们是那样的不完美,却又是如此的坚韧。软弱有时,脆弱有时,但总是要开出花来。


-完-

2011年11月1日星期二

方舟子:多位“中医泰斗”荣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之谜

(2008-08-12 03:15:41)

冯不二在《陈可冀、程莘农获得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究竟是个什么?》(新语丝20080731)一文中注意到,有多位"中医泰斗"在其简历中自称曾经荣获世界文化理事会颁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从网上检索,按"获奖"时间顺序,这些"中医泰斗"包括:

198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朱仁康;

1987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刘猷枋;

1987年,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

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研究员余桂清;

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唐由之;

198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谢宗万;

198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可冀;

199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主任医师程莘农。

这个名单还不全,因为根据《中医药大事记》,"1987年11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刘猷枋、屠呦呦教授首批获世界文化理事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其后该研究院又有13人相继于四年间获该项奖。"实际上在1985年该研究院的朱仁康已获此奖。这样加起来,共有16名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人员声称获得这个世界大奖。

据目前搜索所得,声称获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的中国人全部都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改称中国中医科学院,以示中医之"科学")的人,至少有16名之多,其他机构没有人声称获奖;获奖时间集中在1985年~1990年这6年间,有的一年多人获奖,但进入90年代后这个奖就再也没有光临中国大地了。这不禁让人疑惑,难道世界文化理事会如此青睐中医,在那个时期特地为中国"中医泰斗"们,特别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泰斗"们,设了一个以爱因斯坦名字命名的世界科学奖?爱因斯坦又能和中医扯上什么关系呢?这个世界文化理事会是什么野鸡机构,"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又是什么野鸡奖呢?

世界文化理事会是个严肃的国际组织,它于1982年在墨西哥成立,其首任主席为美国杜克大学荣休教授、著名生物化学家Charles Tanford,现任主席为199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著名生物化学家Edmond Fischer。世界文化理事会于1984年开始颁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奖品包括一张证书、一个奖章和一张1万美元支票。这是个著名的世界科学大奖。问题是根据其官方网站(http://www.consejoculturalmundial.org)公布的历届获奖者名单,获奖者全是主流科学家,没有一个是中医这种另类玩意,而且至今也没有华人获奖。以下是1984~1990年世界文化理事会颁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获得者名单,每年只有一个获奖者:

1984, Ricardo Bressani

1985, Werner Stumm

1986, Monkombu S. Swaminathan

1987, Hugh Huxley

1988, Margaret Burbidge

1989, Martin Kamen

1990, Gustav Nossal

据此可以肯定这些"中医泰斗"并没有获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为避免这些"中医泰斗"跑到武汉法院告我损害其名誉权,然后武汉的"精品法官"再以"获奖者名单中找不到其名字不等于其没有获奖"为由判我败诉,我多费了点功夫,给世界文化理事会写了一封信,求证此事。该理事会秘书长Lillyan Hernández回信说:

"对这一情况肯定存在误解。我已查过了,所有这些人(方按:指'中医泰斗')都是分别在提到的年度被提名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的候选人。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获奖。

我已查过我们的记录,发现理事会在当时曾通过邮局给他们寄去一张证书赏识他们参与了相应年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的候选。我想让你知道,获奖者必须亲自在颁奖仪式上接受该奖,奖品包括一个奖章、一张证书和一张支票。"

(Certainly, there is a mis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is situation. I have already checked, all these people were candidates nominated for the Albert Einstein Award in the respective mentioned years. But none of them got the Award.

I have checked our records and found that, the Council has sent them by post mail in those days, a diploma recognizing their participation as candidates to the Albert Einstein Award in the respective years. 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the winners must receive the Award in person at the Award Ceremony, the Award consist of a Medal a diploma and a cheque.)

原来如此!仅仅是有人提名这些"中医泰斗"去竞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他们就敢从此声称获得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难道这些"中医泰斗"连获得提名和获奖的区别都分不清吗?读者也许会觉得,能获得提名也是件了不起的事。其实,根据世界文化理事会网站的介绍,任何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学术组织的负责人、大学校长都可以提名某人去竞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该提名甚至可以在网上提交。根据这个规则,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和国内任何一所中医大学校长都有提名权,有这么多"中医泰斗"被提名,又有什么稀罕的呢?

自吹自擂自古以来就是中医的法宝,我们自然不必指望中医科学院会纠正这个错误。但是涉及这一欺骗行为的还有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我们希望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能根据其章程惩处这种不端行为。

(XYS20080811)


-完-

2011年10月30日星期日

傅国涌:文网恢恢说鲁迅

1932年元旦,《中学生》杂志向鲁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

鲁迅的回答是:

"编辑先生: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二心集·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可以说,鲁迅为"争取言论自由"努力了一辈子,早在1912年1月,民国伊始,他在给故乡绍兴的《越铎日报》写的《越铎出世词》中,就提出报纸的宗旨为"抒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同年他给绍兴《天觉报》的贺电"敬祝天觉出版自由"。然而他生活的年代,他思想、写作、翻译、办刊的二十多年,孙中山等手创的共和转瞬即逝,从袁世凯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时期,至国民党杀人如麻的"清党"之后,离言论自由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尽管《越铎日报》因为批评都督王金发就领教了编辑部被捣毁的滋味,在北京时期他也写下过"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热风·来了》)这样愤激的话,但文网之密、"政府""压制言论的网"之严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实际上是整九个年头),好在他住在租界,还能跟国民党检查官捉迷藏,他自称"钻网"(《两地书》)。在现实的黑暗与苦闷中,"重写历史"成了鲁迅晚年常萦回心头的一个想法,其中他特别提到了"文祸史"。1935年,他曾问唐弢"能不能编写一部中国文网史"。其实这样的文网史至今尚未完成,围绕着鲁迅本人展开的文网史也是一个空白。散木先生的《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细致地描画了鲁迅一生、尤其是最后十年在国民党文网中的斗争史,折射出时代的光和影,以我粗陋的阅读视野,这还是第一部研究"鲁迅与文网"这一重大话题的专著。虽然鲁迅似乎成了老掉牙的题目,但"鲁迅与言论自由"将是一个永远新鲜而激动人心的话题。本书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它打破了长期主导鲁迅研究界的"鲁迅中心论",在许多鲁迅专家那里,鲁迅是绝对的中心,他成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的中心,位居正统、庙堂,而不是多元中的一元,所以鲁迅的选择、取向,从价值观到文风都被全盘肯定,而与鲁迅不同的路向选择则被一概否定,一句话,鲁迅是神不是人,鲁迅是不容质疑、不容批评的。散木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披阅史料,钩沉史实,回到了历史,并从人类主流文明的平台上重新审视作为人的鲁迅,在客观评价鲁迅的同时,也对鲁迅生前极力否定的"论敌"及他们推动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的贡献作了公允的评价。


国民党政权在血泊中浮起后,鲁迅痛感 "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他初到上海,他创办的《莽原》一期因为刊载了俄国文学作品的译文而被扣,他曾钟爱的《语丝》被迫减少了"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多登中篇作品",终于办不下去了,被迫停刊。1928年、1929年这两年,他甚至受到了"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威胁。到30年代,"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压迫是透顶了!"。1934年2月,国民党一口气查禁149种书刊,鲁迅已出版的著作全部成了禁书,他经常投稿的几个报刊有不少被封了。黎烈文、张梓生也被迫相继离开《申报·自由谈》,这一年12月(即史量才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不久),他给刘炜明写的信中说:"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

1935年,他在《花边文学·序言》中说:一篇文章"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真是痛心疾首。国民党从事先的书稿审查到事后的禁书、查禁刊物等,无所不用,为什么收效不是很好,没能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达到一种声音的目的,"原因之一是上海租界的存在,那些'诋毁党国'、'诱惑青年'的书刊,'大都在租界内各小书坊寄售"(《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101页,以下只标明页码)。鲁迅许多被查禁的书籍、他为瞿秋白编印的《海上述林》等,"以及几乎国民党查禁的各种进步书籍都是内山书店书架上常备的书目,左翼作家翻译的近三百多种书都能在这里看到,原因无他,就是因'治外法权庇护下日人书店无法查禁'而已。"(82页)

鲁迅的文章被检查官删节、甚至全文检扣都是家常便饭,好在他结集出版时把扣发的文稿通通收入,并一一说明。被删节了的文句,也一一按原稿补足,并加黑点。当时的书局几乎清一色都是民营的,报刊也以民营为主,鲁迅的书有销路,鲁迅的文章有读者,出版商也好,报馆老板、编辑也好,愿冒一点小风险的人毕竟还是有的。散木转引许钦文的回忆说:"尤其左翼文学走红之后,那时,'在杂志上只要登着鲁迅文章销路就可以保险,只要有两种书开起书店来就总可以发达'"。(219页)《申报》是一份历史悠久、有广泛读者的老牌大报,从1933年到1934年,鲁迅在"自由谈"发表了大量杂文,仅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而且史量才给了鲁迅特别的待遇,一般文章的稿酬是千字五到十元,"鲁迅则用与不用一概照付稿酬,千字三十元"。(219页)

有人统计,鲁迅一生共在103家报刊发表过742篇文章(包括《晨报》、《京报》、《申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国民新报》等15家日报、《新青年》、《语丝》等78家期刊以及9家外文报刊),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但也据说他曾谢绝为著名的《大公报》、《立报》、《国闻周报》写稿,本书作为个案也分析了他拒绝为故乡的《越风》半月刊写稿的心路。

在上海租界的最后九年,鲁迅大量写作杂文、翻译外国作品,出版了大量杂文集、译作。有些作品书店不敢出,他经常就自己印刷、出版,随便编一个名称(如"三闲书屋"等),不仅以这种形式出自己的作品,萧红、萧军的成名作《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也是这样出世的。这恐怕也只是租界环境下才有可能。难怪鲁迅说:"审查诸公的删掉关于我的文章,为时已久,他们是想把我的名字从中国驱除,不过这也是一种颇费事的工作。"也因此他才能靠写作、翻译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保持独立的批判。《为了内在自由的第二种外部自由》专门讨论了鲁迅的经济收入,即使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年代,鲁迅最后九年的稿酬、版税收入还是相当于今天的210万元,月均相当于2万元以上(而之前北京的十四年,月均不过相当于9000多元),正是这一经济保障有力地支撑着鲁迅在"文禁如毛,缇骑遍地"的黑暗年代继续战斗下去。如果没有租界的存在,这一切又何以可能,正如书中引"商务"老人高凤池的话说,"关乎国家、民族和社会命运最显豁的事业是银行、报馆、书业,那么,这三样东西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与上海相抗衡了。"(216页)近代报业、出版业集中上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租界,本着求实的态度,作者丝毫也不想遮掩这一点,他直言:"租界是言论和出版相对自由的一个场所,所以,上海之书局、报馆甚至大学之多,都超出了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一个狭仄的地盘内却有这样一块敞开的社会空间和公共平台,这真是历史的吊诡。"(77页)难怪北大多事之秋,胡适、傅斯年等甚至主张迁到上海租界来。"由通商口岸而'国中之国',外国人在租界建立了与其母国相类的统治秩序,并拥有治外法权等特权,但同时又舶来其母国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这一方面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损害,另一方面也为反对政府的各种政治势力提供了一个相对隐蔽和安全的空间,尤其是言论和出版,租界内外有着判然不同的情景。"(80页)应中国当局的压力,和稳定租界自身统治秩序的需要,租界有时"也参与文网的建构",给青年鲁迅深刻影响的"苏报案"就是在租界发生的。无论怎么说,没有租界,我们将无法想象鲁迅晚期的文章、文集有问世的机会。1933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鲁迅愤然写下传诵不衰的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回忆:"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面对这枚"炸弹",施蛰存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157页)重读这篇和《纪念刘和珍君》前后辉映的名文,我们固然不能忘记张静庐、施蛰存,但也不能忘记那是在租界。


在国民党的恢恢文网下,形形色色的文人露出了形形色色的嘴脸,鲁迅的态度当然是一个都不放过,"一个都不宽恕",在他的笔下多少人现出了原形,以他的笔"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但不能讳言他的无比"刻毒"的笔也伤了不少人,比如他仅凭传闻就断定:"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梁实秋否认了这一说法,当时在青岛大学读书的臧克家也表示这是"不可能的"。(279页)"不管是正面的敌人,还是'砍伤了樱桃树'的'童年华盛顿'们,'无论它对面是什么',鲁迅只有两个字:'战斗'——'当然要战斗下去。'(166页)这是鲁迅的悲哀,而不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曾是"创造社"保姆的泰东图书局老板赵南公在屡遭查禁、罚款,乃至三次租界当局拘捕后退缩了。与鲁迅至少有十四年交情、见面、通信达700多次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遭一再封门、一再迫害"之后,到1934年2月,这家对新文学贡献至大、出版过鲁迅大量著作的书局终于与"鲁迅无缘矣"。为了出版"新文学大系","良友"不得不出版检查官项德言的垃圾小说,还要支付高额的稿酬。1934年2月,国民党一次查禁左翼图书149种,涉及到28个作家、"几乎上海各主要的书店二十五家"。中国出版界由"开明"领衔、二十多家书店二次联名请愿,最后"官员"、"出版家"和"编辑"开会磋商,事为鲁迅所知,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以嘲讽的口吻记了一笔:会上"有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检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文字固然决不会'反动'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谓公私兼利"。这是日后书刊原稿审查制度的由来,"某甲"指的是施蛰存,对于"献策"的指控,他本人是否定的。但不久以写"新感觉派"小说知名的穆时英当上图书杂志审查委员则是事实。上海"书籍杂志检查处"设立后,"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与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130页)真是"荆天棘地",乌云满天,"鲁迅冷眼望去,'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117页)

曹聚仁在文网重压下的"悔过和退出"也让鲁迅失望,1936年初,他们办了一个文艺刊物《海燕》,以曹为发行人,文网编织者找他"谈话","曹说出刊物的编辑和作者,继而声明退出,而《海燕》也不久就被查封了。"(110页)对曹主办的"带些学究气"的《涛声》,鲁迅也颇有微词。

对于故乡浙江,鲁迅晚年更是耿耿于怀,掌握上海文网生杀大权的多为浙人,如潘公展、朱应鹏、穆时英以及鲁迅怀疑的杜衡等,论敌之一王平陵虽非浙人,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不过故乡既有呈请通缉鲁迅的许绍棣、叶溯中之类,也有陈布雷、邵力子(更不用说蔡元培)这样人品高洁的清流,他们与那些浑浑噩噩的浊流、唯唯诺诺的奴才不可同日而语。曾为新闻界翘楚的陈布雷、邵力子虽入侯门、身居高位,毕竟对言论自由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希望政府'俯舆就情",更对鲁迅充满敬仰;加上一层乡谊之情,多少也会影响国民党对鲁迅的态度。特别是陈布雷,身居要冲,是国民党宣传工作的主持和决策人物,鲁迅著作的大量流布,和他是应该有些关系的"(57页)甚至在鲁迅去世八年后,战时首都重庆举行纪念活动,国民党"军统"头目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好在陈布雷先生坚阻,这才避免了一场无聊的闹剧。"(468页)《鲁迅全集》能在1938年顺利出版也与邵力子、陈布雷等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等通融,在尽快做了审核,并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489页)

即使在普通的"小"检查官中也不乏"对鲁迅的著作网开一面"者,"1934年甘肃'审查处'呈请封禁鲁迅翻译的《表》,中央'审委会'的王勉之批道:'此书颇富有教育意义,毫未牵涉到政治问题……不必检扣。"(57页)

鲁迅之所以能在文网恢恢中继续他的写作生涯,坚持他毫不留情的批判,不能不提及陈布雷、邵力子他们,这一问题恐怕还是第一次正面提出。


在国民党疏而有漏的文网下,鲁迅的最后十年,以其独特的"隐晦曲折"、"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并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国民党的邮电检查作斗争。在杨杏佛被杀害之后,他曾说过"只要我还活着,我总要拿起笔来对付他们的手枪的"。在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他曾说:"文坛所受的压迫一天一天吃紧,然而我仍悠然度日"。在无所不在的文网面前,他没有屈服,而是进行了长期的、韧性的反抗,他向来反对赤膊上阵,而主张打"壕沟战",在他看来,"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复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在他眼中,用真姓名无异是"无谋之勇",这是他所不屑的。于是,漫天花雨般的"笔名"战术成了他重要的选择,《冲破重重文网的利器——笔名》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一生至少用过130多个笔名,仅在《申报》就用过41个,在《中华日报》用过13个,在只问目的、不论手段的他看来,"区区假名真名"只不过是"小事也哉"(406页),那么多让人防不胜防的笔名只是为了"和检查官们打一仗"。一个刊物如果办不下去了,他的对策也是换名字,《萌芽》曾改名《新地》,《前哨》曾改名《文学导报》,《拓荒者》曾改名《海燕》,不过最后也都没能幸免查封、停刊的命运。

笔名还是真名,曲折或者直接,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鲁迅承认自己的文字往往"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所以他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虽然在回答《中学生》提问时他也说过"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但当胡适、罗隆基等知识分子以真姓名和直截了当的言论争取这一自由时,他嗤之以鼻,嘲弄他们是贾府的"焦大",焦大的骂,是要贾府好,他们遭到查抄、迫害,是主奴之间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识讳忌",最终还是会得到主子宠爱的。还说:"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李欧梵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中认为"鲁迅的问题就在于他为了怕送掉性命而没有'说开去'!"这不是"说"或"不说"的问题,而是"如何说","如何'说开去',如何找寻空隙,建立一个说话的新模式",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没有太大的贡献","鲁迅在这个时期的'说法'和所写的游戏文章(特别是和检查官作的语言捉迷藏游戏),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20页)总之,这种隐晦曲折的杂文无助于开创真正的"批评空间"。

这当然是持"鲁迅中心论"的护神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以为捍卫鲁迅就是鲁迅什么都是对的,同样深深热爱鲁迅的散木也以平实的语气回答了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对中国黑暗社会的揭露和对国民党专制体制的抨击由于是用杂文的形式来表示、用曲折的方式来表露,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即他所说的'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 在中国这样一个教育极其落后、受众的文化程度相当有限的条件下,鲁迅的文字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障碍。"(369页)

"基于生活环境的限制,上海时的鲁迅既无法再进行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文网的语境又使得他的社会批判不能畅达地被表达出来,就只得进入一种恶性循环:文网逼迫他用晦涩的文字表达他的愤懑和批判,这种愤懑和批判又因一次次的文网升级而更加曲折和暧昧,这也许也是鲁迅晚年的一种悲哀。"(370页)

这就为作者肯定鲁迅、同时也肯定胡适扫清了道路,鲁迅与胡适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在一个多元社会,完全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当苏雪林大骂鲁迅和"鲁迅宗教"时,向来宽容的他严肃地批评了苏的"褊狭和成见"。胡适说鲁迅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还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尽力(亲笔写信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而鲁迅的态度完全是另一种,他承认自己写文章、办刊物,总是"党同伐异",办语丝时不发徐志摩的作品,办《莽原》时坚决不登接近"新月派"的来稿。可是在被鲁迅生前骂得狗头喷血的"新月派"中,叶公超、甚至梁实秋等都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包括杂文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一个值得后人深思的问题。

作者进一步认识到,一个自由、昌明的社会,不会盛行"恶毒、仇恨、暴力、黑暗的" 奴隶语言,而一个"充满着不公正和黑暗的社会","'鲁迅话语'就会依然存在",鲁迅生前觉察到了这样的悲哀,"他的文字因为它所抨击的时弊的存在而存在着。"(373页)这才是更大、更深的悲哀。

鲁迅已逝,文网依然,鲁迅之后的文网史已进入作者的研究视野,那又将是一个沉重却无法绕过的大题目。

2003年2月6日杭州


- 完 -

2011年10月20日星期四

初创企业秘笈

作者:道格•理查德(Doug Richard)

2005年06月2日 星期四

创立一家高速成长的公司并不是魔术,它也不仅仅与努力有关。说起来,它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看待商业的方法。做对了,你的业务就会一帆风顺。做错了,后果将终生伴随你的商业生涯。

创立高成长型企业有四点关键要素:创新、优秀的团队、市场机遇以及正确的融资策略。这四个因素相辅相成,但也可以分开来看。

第一个因素是创新。让我们首先来澄清一个误解。创新并不仅仅是创造。当然,它可以是一件新型器具、一项新技术、一种新药物、或是一个新玩具。但是它也可以是一项新服务,或是经营老业务的一种新方法。

在以新方法经营老业务方面,有三个优秀的范例,它们全都发展成为全球知名品牌:eBay、亚马逊(Amazon)、以及戴尔(Dell)。这三家企业都没有发明创造,而是进行创新。eBay发现了销售旧货的新方法,亚马逊为顾客提供了更好的购书方式,戴尔找到了降低个人电脑运送成本的解决方案。

这三家公司从创业之初就拥有一个共同点,即看待业务的方式。它们都问过一个关键性问题:"我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答案看似明显,然而你却无法孤立地解答。这意味着你首先要与锁定顾客进行交流。顾客是你想帮助解决问题的人。他们知道问题所在,而你需要比他们更好地了解问题。你必须与许多顾客交流,并且进行许多次交流。

这样的交流,与你与朋友、同事、家人之间的交流并不相同。你要寻求的不是对自己信念的认同,而是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寻找真相。与顾客交谈,了解他们面临的确切问题,你会发现你了解的事实远多于你的想象。它不仅告诉你产品需要具备什么特点,还会告诉你什么特点并不需要。顾客不需要的额外特点并不会为产品增加任何价值。

事实上,任何不必要的特点都会增加产品的复杂性,使得主要特点无法突出,或是增加使用难度,甚至降低产品的吸引力。了解你要解决的问题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你了解这一问题给顾客所造成的成本。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种认识,因为产品定价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依事实确定的。任何产品或服务,都不能以高出解决顾客问题所需成本的价格进行销售。许多企业发现交付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高过了解决顾客问题的成本,但已为时过晚。

了解这一问题意味着了解什么是顾客。顾客是由同一问题联系起来的一群人。你必须按照面临相同问题的人群的共同特征,对顾客进行定义。她们可能是一群15岁的女孩儿,也可能是面临特殊采购问题的跨国公司。问题是相同的:你的顾客具有什么特征?了解这一点,你就能确定出潜在顾客的总数,他们有一天可能会使用你的产品或服务。这样就开始了细分市场的过程。

了解顾客问题意味着了解产品和服务所能产生的影响。一些产品和服务对现有解决方案进行了改进:它们更快捷、便宜,或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另一些产品和服务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已超越了顾客的范畴:它们彻底改变某一行业的运作方式。

Skype的产品能让顾客通过互联网打电话,成本对该公司来说几乎为零,而顾客也只需支付很少的钱就能享受这项服务。对于该行业来说,这一创新打破了旧有的业务模式。西南航空公司(Southwest Airlines)是一家20世纪60年代开创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小型航空公司,它开创了一种新型航空运输模式。这一模式永远改变了航空业的运作方式,并且孕育出Ryanairs和EasyJets两家公司,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了解你的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影响很重要。一家影响力不大的公司可以发展为活跃的小型利基公司,并为其创始人带来丰厚回报。然而,如果企业家的雄心与其创新所带来的影响不相匹配,还想创建一种无法实现的企业规模,那么将最终导致一家失败的大企业,而不是欣欣向荣的小公司。

最重要的是,企业在创业之初需要简洁。也就是说,企业必须设定一项使命,追求一个目标。如果企业将稀缺资源用于追求过多机会,那么它将永远无法赢得首次细分市场份额。如果企业不尽力完善其初始产品,最终它将一无所获。

最后要说的是,有一点点多疑症不是坏事。在你能够保护你的产品或服务时,你应该这么做。如果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那么其他人就会注意到。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得到保护。专利保护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一项业务的终结。知道其他人也能够完成你正在从事的业务,将会使你的注意力更加集中。

译者/郭海


-完-

财经:还原WAPI之争 谁使我们陷入双输之局

2004年04月05日 17:40 财经

本刊记者 王以超 张帆/文

你正面临着双输之局——如果你恰好在北京市建国外门大街1号的国贸大厦上班,喜欢在楼下的星巴克咖啡馆用笔记本电脑通过中国网通提供的"无限伴旅"业务上网的话。

很抱歉地通知你,到了6月1日之后,你将无法享受这一方便,因为星巴克的无线通信节点将不得不符合一种新近出台的无线局域网通信安全认证要求,而这与集成在你的电脑中用以无线上网的WI-FI技术不相兼容。这一安全认证为WAPI(WLAN Authentication and Privacy Infrastructure,无线局域网鉴别和保密基础结构),你也许对此闻所未闻,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WAPI是强制性标准。不用WAPI,不合法。

如果你肯花时间、精力和金钱升级电脑软件或者硬件,你的电脑也许可以满足WAPI认证要求——只是也许,因为如何升级、时间、价格等现在都没有明确答案。

就算克服困难,你终于成功投靠WAPI阵营——最好别跟政府较劲对不对?——新的麻烦将接踵而至:全球有上百万个类似国贸星巴克咖啡馆的WI-FI接入节点,但它们将不能识别你新装上的WAPI芯片;事实上,除了中国,世界上不会有一个咖啡馆、飞机场、饭店采用WAPI。

你正左右为难,是不是?

你并不孤单。与你处于同样困境的,是数十万配备WI-FI技术的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的中国用户和整个无线局域网通信行业。

时间不多了

2003年11月26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为"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国际委")发布第110号公告(以及随后发布的113号公告),称"2004年6月1日起,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未加施中国强制性认证标志的无线局域网产品不得出厂、进口、销售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我认为这个时间表不会再推迟了。"负责起草这一标准的中国宽带无线IP工作组的新闻联络人刘朝阳对《财经》表示。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时间表已经从最初设计的2003年12月31日,顺延到了今年6月1日,就是为了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各方做好准备。

但另外一种声音也丝毫没有软化的迹象,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柯白(Robert Kapp)在接受《财经》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在此问题上坚持自设标准,要求国外公司必须与中国公司合作,分离其知识产权,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在制度上的保护主义(regulatory protectionism),但中国已是WTO成员,这样做实在说不过去。"他补充说。

而就在3月2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商务部部长埃文斯以及贸易代表佐立克相当罕见地联合致函中国政府,对中国强制执行无线局域网新的国家标准,以及半导体产业的补贴政策等贸易壁垒提出了质疑,认为上述举措违反了入世承诺。

《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均在第一时间对此进行了报道,这样,在距离6月1日的大限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争执的声音再次升温。

一个标准的诞生

自上世纪90年代起,WLAN(无线局域网)作为一种无线接入方式,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其正式走向产业化,则是近几年的事情。而在2003年芯片巨头英特尔将无线局域网通信芯片与Pentium-M芯片以"迅驰"之名捆绑后,无线通信一时成为笔记本电脑近乎标准的配备——"迅驰"笔记本电脑几乎占到2003笔记本电脑总销量的半壁江山!

与传统的有线接入方式不同,无线局域网摆脱了线缆的束缚,使得用户可以更加方便地在局域网覆盖的"热点"区域(HOTSPOT)上网;而与传统的移动通信网络相比,无线局域网技术可提供超过每妙10兆字节的接入速度,而目前的第二代半移动网络充其量也只能提供1/10兆字节量级的接入速度,而且接入成本也远低于传统移动通信。

不过无线局域网也有自己的缺点,那就是覆盖半径相对较小,只能进行"点状覆盖",根据加州大学通信与信息技术学院的测算,可能10万个"热点"覆盖的面积,与三个普通移动基站的覆盖面积相当。因此,前者更适合用于机场、商务楼宇、酒店、咖啡馆等商务人士比较集中的区域。

1999年,随着名WI-FI联盟的非盈利性无线局域网技术标准化组织的成立,这个产业也开始测具规模。目前这个联盟的电信设备制造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为")以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兴")也均被接纳为会员企业。

在运营商方面,一直致力于中国宽带建设的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也就是分拆重组之前的"小网通"),也对这种无线宽带方式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利用这种技术可以涉足无线业务,又可以绕过信息产业部在移动牌照方面的管制,加上其定位主要是商务人士等高端用户,这对于缺乏其他资源的网通而言,WLAN的确是个难得的机遇。

除了国内的运营商和制造企业,国内不少大学以及科研机构,也开始对WLAN相关技术给予关注。为规范这一产业的发展,2001年6月,信息产业部正式下文,确定由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西电捷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以及西安邮电学院等单位,承担无线IP领域六个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起草制定工作。

以此为契机,2001年8月,在信息产业部科技司的指导下,中国宽带无线IP标准工作组在北京正式成立,创始者包括上面提及的这些单位,以及国家商用密码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

在上述六个标准之中,《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和《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2.4GHz频段较高速物理层扩展规范》两项标准,此后也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列为2002年~2003年国家标准化项目,文件号为国标委计划[2002]41号文,这两个标准分别简称为GB15629.11以及GB15629.1102标准。

2002年11月8日至12月8日,标准工作组分别就上述两个标准的草案,分别向运营商、制造商、设备集成商以及众多科研院所、行业用户等广泛征求了意见。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在2003年1月8日,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的应用物理会议中心,召开了上述两个标准的审查会,包括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为"密码办")、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高新技术处等在内的12个单位23名代表,一致通过了对这两个国家标准的审查。

5月12日,由中国宽带无线IP标准工作组起草的上述两个国家标准,经信息产业部报送国标委正式颁布;一个月后,工组专门就上述两个标准的进展,向信息产业部主管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娄勤俭副部长做了汇报。

7月9日,信息产业部、国标委以及密码办又在北京联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两个国家标准的宣传贯彻会议,与会人数超过了百人。

但直到此时,关于此事的讨论仍然局限在狭窄的业界之内,未成为公众的谈资。到了11月底,质检总局、国标委给出了清晰的强制推行时间表后,关于无线局域网标准的争论才开始公开化并急剧白热化。

其中关于必须由中国政府指定的公司来生产WAPI加密芯片的规定,则成了事实上的导火索。

安全门槛

强制推行无线局域网新的国家标准,在支持者看来,最大的理由是:安全性。

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刘朝阳就多次表示,对于无线局域网而言,信息安全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七研究所,即原信息产业部广州通信研究所的李进良教授也对《财经》指出,"目前采用WI-FI联盟推出的安全标准存在问题"。他说,目前在美国的不少国防部门,以及在今年夏天即将举行的雅典奥运会上,无线局域网均因为安全性无法登场。

而从技术上而言,新的国家标准采用的WAPI技术,由于采用了新的双向鉴别技术,因此"安全性要明确优于现有的WI-FI联盟采用的WEP(有线等效加密)协议,即使与改进后的WPA(WI-FI保护访问)协议比较,也仍有优势"。

或许正是出于安全的考量,密码办指定了西电捷通、华为、中兴等24家国内企业,授予了其国家加密算法的使用权。这就意味着,任何外国企业均需与这些企业中的一家合作,才能生产内置加密芯片的接入设备,从而顺利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强制性认证要求,获得6月1日后正常销售和使用的资格。

"(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式拿到标准的文本,当时更愿意以技术交流的方式提出建议。但到了12月份,通知我们最后指定了24家中国企业,当时我们确实意识到,这已经是贸易问题了,应该从投资的角度进行考虑。"作为美国相关产业的行业"守护者",美国信息产业机构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思安(Anne Stevenson)对《财经》解释说。

因为在他们看来,这24家企业可以随便参与这一市场,而国外企业则被挡在了门外。何况其中的多家公司,比如华为、中兴等,还是国外企业必须直面的正在崛起的竞争者。

国家宽带无线IP标准工作组的有关人士则对《财经》表示,由这24家通过密码办认证的国内企业来生产加密芯片,是符合国家商用密码使用贯例的。实际上,最后指定的企业,由一开始传说中的11家增加到24家,"已属给了国外企业更大的合作权"。

这种说法显然并未得到外方的认同,对于后者而言,必须与中国企业进行合作,这种形式就已经意味着极大的倒退,便何况还有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深远优虑。

杨思安告诉记者,国外企业必须通过上述企业获得加密芯片,就意味着国外企业必须与这些企业进行技术交流,同时在商业上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这显然会迫使国外企业部门开放知识产权,因为所谓知识产权,不仅包含技术、专利等具体的东西,同时也包括商业策略、公司运营、生产计划、员工安排以及劳动合同等。

她批评说,虽然大部分上述授权企业均对与国外企业的合作持积极态度,但由于政策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并不能排除实际执行中这24家企业拒绝合作的可能性,或者在商业谈判中,以此做筹码,来要求与国外企业分享相关的技术。

况且,对于这24家企业,只有授权,却没有程序性的义务规定,比如只要国外企业满足何种条件,并通过何种步骤,就可以获得准入。在这种情况下,国外企业进入市场资格,竟然取决于竞争对手的自由裁量。对此,一些国外企业对《财经》表示,这很显然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关于非歧视以及透明性的原则。

谁的利益?

在这场博弈中,全球芯片巨头英特尔的态度尤为引人关注。

3月11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曾在文中称英特尔公司将拒绝支持WAPI,并指责这一加密标准属于落后技术,并且无法保证品质。但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英特尔一直在以积极的态度与有关各方进行沟通和协商,只是由于现阶段从技术上说无法找到完整的解决方案,因此暂时无法支持这一标准,"这并不是主观上想不想的问题"。

她解释说,WAPI不是英特尔一家的问题,它牵涉到整个上下游的厂商,包括软件厂商、芯片制造商、无线设备厂商以及运营商等。如果采用WAPI,就意味着现在的运营商必需重新进行大量的调试和认证,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因此英特尔"担心能否用客户提供他们所期望的品质保证"。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美国信息产业机构的支持。他们认为,标准只是一种技术概念,目前中国的WAPI标准只有算法和形式,细节上并不清晰。而要把这一加密技术内置到各种设备中,更要考虑芯片设计和元器件接口等各种因素。

此外甚至还要考虑一些与加密直接关系不大的因素,比如价格,因为如果由于加密抬高成本的话,对于正处于成长初期的无线局域网市场而言,影响显然是负面的。

"如果技术好,但商业上不可行;或者商业概念好,技术上没解决,都是行不通的。"美国信息产业机构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思安对《财经》表示。

同为WI-FI联盟成员的国内企业华为和中兴的态度更加意味深长。

此前,标准工作组的一些人士曾"委婉"地指出,像华为、中兴这样的大公司,对于这一标准显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3月中旬在西安召开的工作组会议,在业界看来,也不乏督促这两家公司尽快在WAPI芯片产业化方面加快步伐的意味。

目前年产值均已经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华为和中兴,正在致力于成长为国际性通信企业,中兴希望在今年实现十亿美元的海外销售收入,而华为更是去年就超过了这一数字,今年被认为有望冲击15亿美元,都在进入一个"收获期"。

目前,这两家公司无论是在印度、泰国等南亚、东南亚国家,还是在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前独联体市场,都已经对跨国电信设备制造巨头构成了现实的挑战。即使在开拓相对困难的欧洲以及北美市场,这两家公司也试图更多的发出自己的声音。

强制执行WAPI标准,就意味着这两家公司必须同时生产支持两种标准的产品,以便在海内外争夺两个市场。虽然作为授权企业,可以在与国外企业的合作中获得一些收益,但能否补偿这种规模效益的损失,还是一个未知数。

而且,一旦发生贸易纠纷,虽然对诸如西电捷通这些业务局限在中国国内市场的公司,短期之内不会造成大的影响,但对于这两家雄心勃勃开拓海外疆土的中国通信业的排头兵而言,如果这一争端被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仲裁,而最终仲裁结果又对中国不利的话,他们遭到关税惩罚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而且,这一标准的示范效应也难言好坏。"谁知道印度、俄罗斯、还有巴西这样的大国,会不会也一样设立自己的标准,这样的话,我们的成本优势可能会大受影响。"中兴通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财经》表示。

产业权衡

在国内业界,记者亦听闻颇多并不看好WAPI标准的声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也对记者称,标准化是把"双刃剑",一旦没有进行精密的设计和利益权衡仓促出台,尤其在"国家利益部门化,产业利益公司化"的策动下出台,受到损害的,反而有可能是这个行业最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最终受损失的只能是消费者以及整个行业。

"有市场的弱势企业来主持设计与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和标准,你还能希望怎样?它们首先考虑的,肯定是自己生存,而不是产业发展。"记者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听到这种抱怨。

此次主持这次标准起草的核心企业,是在业界并没有多大名气的西电捷通,标准工作组的办公地点,就设在这家公司。这家成立于2000年9月,坐落于西安市南郊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业,目前员工规模在百人左右。其依托的技术资源,是在中国电子及通信产业领域拥有一定声望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其综合业务网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是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对无线IP业务进行研究。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这家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曹军,其余的股份则分别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及管理层持有。曹本人并非技术专家,早年主要从事贸易活动。后因为看好这一专业,才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相关人士一起创办了这家专门从事无线IP业务的通信企业。

据说,曹本人相当谨慎,由于不愿自己的股份被过分稀释,因此公司在融资方面的进展并不顺利。最初,公司主推的是移动IP感念,但市场表现并不十分乐观,一度靠国家科研经费资助,以及帮助一些行业、企业安装无线局域网设备维持。

由于西电捷通作为这一标准的执笔者,并拥有相关的企业专利,一旦WAPI强制执行得以落实的话,显然有望成为24家获得加密授权的企业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财经》试图采访西电捷通,未能成功。

虽然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标准工作组的人士强调,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已经反复征求了相关方面的意见,包括运营商、制造商以及有关政府等,但其中的不足还是显而易见的。

知情人士透露,即使在信息产业部内部,也仍然存在分歧。科技司以及主管电子产品制造的部门以及主管领导力挺这一标准的同时,在负责运营的部门以及高层之间,却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因为目前中国的四大运营商中,无论是中国网通的"无限伴侣"业务,还是中国电信的"天翼通",或者中国移动结合GPRS推出的WLAN业务,都已经将无线局域网视为新的兴奋点。如果WAPI强制执行的话,这不仅意味着运营商必须对现有的网络设备加以升级,同时,也必须经历一个时间尚无法确定的调试、磨合期,同时,还要抚慰可能有所怨言的消费者。

尤其对于中国网通来说,处境更为尴尬。去年3月,网通刚刚与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的四家运营商一起,创立了旨在漫游的"无线宽带联盟",以便消费者可以在这些运营商"热点"覆盖的地区像移动电话一样实现漫游,目前加入这个联盟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了15个。

对于打算在今年7月海外上市的网通而言,这一风波的打击可能是多重的。它不仅仅使得公司无线局域网业务本身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并对网通致力于塑造的地区性乃至国际角色提出挑战,同时,这种氛围有可能使得外国投资者,重估中国电信业潜在的政策风险。

毕竟,现在距离最后的"大限"只有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了,而国内厂商仍未拿出成熟的WAPI加密芯片,能否在短短的时间内,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对于运营商而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等着看怎么发展下去"

据称,在收到美国方面的正式函件后,商务部已经与WAPI标准工作组交换了意见,但主要还是就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进行了沟通。

商务部的介入,会使得局势有所变化么?现在还很难预测,虽然在半导体退税方面,商务部已经同意了美国提出的磋商要求,但在WAPI标准方面,任何选择,哪怕出于正当的理由和利益权衡,却都将困难得多。

因为这是一个已经被多个政府部门正式认可的强制性标准,在已经推迟了一次之后,任何再次推迟,在某些人看来,都会损害政府的"权威"。更何况,对"商务部就是替美国办事的部门"的指责,在很多产业,也还没有平息。

24家国内企业,会在4月份按期拿出技术性、商业性、兼容性以及成熟性都值得信赖的WAPI加密芯片,从而为6月1日的强制推行做好铺垫么?现在也仍然无法预测。

WI-FI联盟会让步么?"截止到目前,我还不知道哪个WI-FI联盟的成员,正式表态明确支持WAPI。"美国信息产业机构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对《财经》称。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会否有进一步行动,但这已引起美国政府很大的担忧。中国方面也坚持不可能再改变实施WAPI标准。我认为这个事件如果早被讨论的话,不一定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柯白对《财经》说,"贸易伙伴们都等着看这件事情怎样发展下去"。

信息产业部则不愿对《财经》表态,称这件事情由国标委负责。而国标委则未给任何答复。

-完-

2011年10月17日星期一

近代风云:德国人德璀琳把持天津海关22年

每日新报

古斯塔·冯·德璀琳( GustarVonDetring),1842年出生于德国日耳曼贵族。1864年来华,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手下任四等税务员,1867年5月来津时仅为四等文书,1869年,以三等税务资格调至天津海关。1876年任烟台关税务司,参与中英谈判签订《烟台条约》,并从李鸿章手里为外国商人争得许多权益,因而得到赫德的赏识。1877年12月,接替克黎出任炙手可热的天津海关税务司,从此飞黄腾达,把持天津海关达22年之久。成为除赫德之外,无人能与之匹敌的"古斯塔夫大王"。

参与天津早期城市建设

1887年,在英工部局董事长德璀琳的提议下,英租界当局将海大道(今大沽路)一线与墙子河(今南京路)之间的大片土地廉价收买,这些土地很快就被外国商行和投机者占了,当时刻有外国人名字开头字母的界石如雨后春笋般遍地林立,房屋刚一盖好马上就会被人租赁,甚至很多房屋还未建成就早已有人预订了。就这样,以英租界为先河的天津房地产业逐渐发展起来。

1882年,德璀琳征得赫德和李鸿章的同意,按货物价值千两收银一两,作为铺设租界道路和造林绿化的费用。当时,在租界内建成了天津的第一条砂石路,并被命名为"德璀琳路"(今大同道附近)。三年后,英租界的城市建设初具规模,"租界内街道逐次修筑整齐……夏季,马路上覆盖着清凉的枝叶,茂密的绿阴,(租界)成为众望所归的各国侨民住宅区"。1892年,德璀琳又募集了1600两白银,开始修建津京大道。

1886年,经直隶总督李鸿章赠予,德璀琳攫取了佟楼以南向西"养心园"的大片土地,后在该地建造了天津设计和装饰最豪华的三座小洋楼,人称"德璀琳大院"。德璀琳死后,遂由其妻儿继承,并由其女婿汉纳根代管。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汉纳根及继承人中有德侨关系,经英美两国领事商议及特派直隶交涉员同意,依照当时管理特种财产的规定,将该产转为美侨卢克托管。至1921年5月,中德订立发还德侨财产的新约后,该产发还给了德璀琳夫人,但仍由卢克代管。 1939年,德璀琳夫人去世后,该房产即由其女儿和外孙等继承。后曾先后被德商租用和被美军占领,建国后,该房被拆除。

1886年,德璀琳以开赛马会名义圈占了与"养心园"毗邻的大片土地,建成了"具有远东无双的跑道和设备"的天津赛马场。德璀琳酷爱赛马,他还在自己的私邸修建了一个大马号,饲养着许多优良种马。从1886年起,他为赛马会建立起完整的优胜马匹、马主和赛手的记录,还曾担任赛马场的秘书和旗手,"他的赛马成就可以写满一卷书,他的马厩里养了一些十有九胜的马匹"。

1887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即位50周年,天津英租界当局修建了维多利亚公园。为了纪念戈登在开辟天津英租界的"突出贡献和卓越功绩",在德璀琳的倡议下,英工部局投资3.2万两白银,于1889年在维多利亚公园内开始兴建英工部局,为纪念天津英租界的规划者和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军的英国军官戈登,取名"戈登堂"(今市政府所在地)。据称,它是当时中国通商口岸第一座租界市政大厦。1890年5月,戈登堂落成时,驻津英国领事举行了盛大的命名典礼,仪式由德璀琳主持。

德璀琳在津的公馆坐落在英租界领事道(今大同道)南侧,正门在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今已不存在。此外,德璀琳还在佟楼、马场道、吴家窑、八里台卫津河沿等地购得七块土地,建国后,均被政府收回。

开办邮政创办《中国时报》

海河在当时是天津中外贸易的生命线,但由于泥沙淤积,阻塞了河道,严重地影响了通航能力,也影响了各国商人的利益。早在1888年,德璀琳就向李鸿章建议让谙熟河道工程的洋商部会顾问、工程师林德(De.Linde)对海河进行一次水文测量。1892年夏,在与林德、海关道台一起骑马考察了海河后,德璀琳提出了"从河道几个弯处颈部裁弯取直,以造成一个几乎直线入海河河道"的建议。虽然这一建议没有马上被采纳,但整治海河、清淤疏浚已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 1896年,在德璀琳的提议下, 林德终以顾问身份,与法国总领事杜士兰、天津洋商总会会长克森士等会商,协议成立海河工程局,同时组成一个海河工程委员会。在最初的7年中,德璀琳一直是该局的重要一员。1898年整治海河第一期工程,清政府拨款10万两银子,英工部局改造公债15万两银子,而后两期的100余万两银子的工程款,均为英工部局发行的公债,由津海关从进出口、转口货款中征收万分之五以作公债本息,后又增加到关税的2%和3%,并定名为"河捐",这便是海关征收河捐的由来。几年后,除为一般中型船舶和军舰均直达市区疏浚了河道,还在大沽口修筑了拦江沙坝,增设了灯塔、雾角、灯标等助航设施,一些由于航道原因而改航青岛、大连等地的船舶重又回到了海河。这次海河整治工程,客观上巩固了天津港的贸易地位。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德璀琳说服了各国公使,终于将整治海河计划纳入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之中。

德璀琳初任津海关税务司时,正值清王朝总理衙门委托赫德开办海关邮政。由于天津是距北京最近的水旱码头,交通方便,津海关遂成为海关邮政的中心。1878年,赫德征得李鸿章的同意,指定德璀琳在天津英租界设立邮政总办事处,在天津、北京、烟台、牛庄、上海设立华洋书信馆,同时发行了一套三枚以蟠龙为图案、上印"大清邮政"字样的邮票,德璀琳亲自为这套邮票设定了颜色。

1886年11月6日,德璀琳在津创办了第一家在华英文报纸《中国时报》,并联合怡和洋行大班茄臣组建了天津印刷公司,负责报纸的印刷与发行。

被李鸿章常识

德璀琳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友谊",共同主宰着中国的外交命运达25年。从中俄伊犁交涉,到甲申中法战争,再到甲午中日战争,德璀琳无不侧身其中。在这25年中,他成了中国实际意义上的外交部长。当时,北京的外交使团如果不先到天津拜见李鸿章和德璀琳,就什么事也办不成。

1876年,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的李鸿章与身为烟台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初次相识是在中英烟台条约谈判中,由于"德璀琳在谈判期间协助解决了马嘉理(Margary)遇害产生的危机问题,并且修改了 税则,显露了非凡的才干,很得李鸿章赏识"。翌年德璀琳调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由于公务,李鸿章也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随着交往的密切,他二人逐渐建立了"一种深厚而持久的友谊"。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在城市规划、医学、教育、陆海军编制、矿务、铁路等诸多方面,都听取了德璀琳的建议,他对德璀琳已由信任发展成了依赖。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派德璀琳参加了中法谈判,并"成功"地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 1894年冬,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急于求和,遂派德璀琳携带他的亲笔信代表清政府到日本议和,在被日方拒绝后,李才不得不于 1895年 2月亲自出马赴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还曾利用德璀琳来削弱赫德的势力,多次委托德璀琳代表清政府对外谈判签约,办理外交。赫德在华任海关总税务司近 50年,有清政府的"太上皇"、"太上财政总长"之称。他对在各口岸任职的税务司可以说拥有绝对的权威,为了防止口岸税务司与地方势力和商人相勾结,实行了口岸税务司在一地方任职不得超过两年的制度。但由于有李鸿章的支持,德璀琳不仅任津海关税务司达22年之久,而且还担任了众多的社会职务。一次赫德来天津赞扬一些服从命令的下属时□□□W .Dickeison)却说:"可是赫德先生,不管您怎么说,您最好的税务司却是一个过分刚强而又不服从您的命令的人。"这个最好的税务司指的就是德璀琳。由此可见,绝对权威的赫德在不肯驯服的德璀琳面前也是无可奈何。"李鸿章一向认为我是他的批评者而不愿我的势力太大,他利用我的属员(即德璀琳)来抵制我。"心中明白却又不能明讲的赫德也只能在给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的信中发发牢骚。1885年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死后的第 7天,英国政府任命赫德为新的驻华公使,李鸿章遂积极支持德璀琳接替总税务司的职位。为了英国的既得利益不至于落入德国人之手,老谋深算的赫德权衡再三,最终还是辞谢了公使仍当他的总税务司。可见德璀琳已对赫德的地位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身后无子 葬于津门

德璀琳在津海关税务司任内,利用手中权力,给洋商特别是英国商人带来了许多利益。所以从1878年到1893年(中间除了1882—1884年)的13年间,他先后10次被推举为英租界董事长。在扩张英租界,垄断工程,掠夺开平煤矿等侵略活动中,他更是主要的策划人。由于他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中是个"功臣",因而曾得到法、奥、葡、比、丹麦、普鲁士、巴西等国政府及罗马教皇授予的勋章。

由于他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外交事务,为此,清政府曾赏赐他头品顶戴,并几次授予勋章,最后一个是慈禧太后 60寿辰时,赏给他头品顶戴。

德璀琳一生无子,生了5个"善交际、爱运动"的女儿,大女婿是曾任李鸿章顾问的德商汉纳根,二女婿美国人腊克是美丰银行的经理,三女婿包尔曾任奥国驻津领事,四女婿英国人纳森是开滦矿务局总经理,五女婿是英国的驻华使馆武官。由于德璀琳全家显赫的地位,"他的家庭在整整一代里成为天津的社交中心"。

1904年11月,德璀琳与张翼赴伦敦为开平煤矿公司与英国墨林公司打官司胜诉。后"为使该企业及其资产受到外国保护,将其对外资本开放,并作为一个英国公司在伦敦登记",为此,德璀琳每年从开平公司秘密领取几百两银子的车马费。赫德得知后,借题发挥,紧追不舍。此时,李鸿章已死,失去了有力后台的德璀琳,不得不辞去津海关税务司一职。

1905年11月18日,德璀琳由欧洲返津,但未回天津海关工作。 1906年4月1日,请长假两年。1913年1月4日,德璀琳死于天津,家人依其遗嘱将他葬于德璀琳大院的一角。当时的《京津泰晤士报》是这样评价他的:……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在华北占有如此优越而又如此有威力的地位,以致我们不可能在想到天津时而不想到他。

-完-

熊培云:没有土地,就没有诗意地栖居

2007-07-23 09:59:16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媒体思想之熊培云专栏

北京"纸馅包子"的假新闻出来后,有人抱怨中国人没有判断力,明显是造假的新闻怎么还有人信?我想,即使这新闻是假的,也不能怪民众,因为在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度,大家已经渐渐习惯了"一切皆有可能"的判断。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适应环境的推陈出新,然后见怪不怪。

丑闻总是此起彼伏,一件丑事被曝光,很快便会在另一个地方找到相同的版本。比如"短信狱",不只是重庆有,安徽有,其他地方也有。同样,"拆迁党"之胡作非为,之鸿篇巨制,更是无人可及。

7月6日晚,一支由文物、宗教管理部门的人,还有城管和警察组成的队伍闯进襄樊一处明代古刹。但听为首者一声令下,这群人便用绳索捆住两位六七十岁的老居士,然后开始用推土机拆梁毁房……就这样,襄樊唯一明代古建筑汉圣庵在半夜时分被强行拆除。守庵的一位居士竟被六七个人抬出来并带到派出所,抓走她的理由是她"违反《文物法》"。

6月22日晚,一支由城管和警察组成的队伍将西安市唐代艺术博物馆强行拆除。晚上9点多,20多个头戴"城管执法"白色头盔的人员突然将西安一博物馆层层包围封锁,同时40多个不明身份的人迅速包围博物馆,并强拆博物馆,用旧瓦砾强行封堵博物馆大门。晚上10点多,几十个来历不明的人手持斧头和棍棒冲入博物馆,将馆内值班人员粗暴撵出馆外。

5月2日,一支由机关工作人员、警察和教师组成的300多人的队伍,在河南省确山县刘店镇乡党委书记、乡长和推土机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平了一个村庄近千亩小麦。

拆迁的队伍越走越长。我曾经说,中国的历史悲剧,很多情况下都是"拆迁政治"造成的。在生活方面更体现为"先拆迁,后安置"。"先拆迁"就是旧屋已去,新屋未建;而"后安置"则有可能再也不安置了,于是乎被拆者只好忍受天寒地冻,或在户外尽享"席卷天下"的好处。比如历史上的许多革命或者造反,便是将新天地允诺得光彩照人,然而,实际上却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于是,也便有了张养浩的千古长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社会有自己的秩序在生长。许多本来应该"善前"的事,偏偏做成了"善后"。比如说,几天前,北京新龙打工者子弟学校的校舍"因为规划需要"被拆,而800多师生都不知情。拆完后,回龙观镇政府和昌平教委表示,正在积极帮学校联系新校舍。更令人气愤的是汉圣庵被拆,襄樊官员也说要"异地重建",在这些官员眼里,对文物进行"先斩后奏"式的毁坏仿佛只是为了搞换头术表演,而不是杀人。"先拆迁,后安置"本质上说,是一种流氓逻辑,是一种生米做成熟饭,先强奸然后娶妻生子的逻辑。

前不久,我说中国的"小产权"与"大产权"之争是无谓之争,因为中国房地产更大的问题就在于有房产而无地产,所以"铁打的房子也在风雨飘摇"。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由于土地名义上属于所有人,这也意味着不属于任何人,这便注定了土地的占有将永远服从于弱肉强食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每个人所拥有的都是一种朝不保夕的权利。

有人将中国人"富不过三代"归咎于富家子弟挥金如土,这显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诉诸强力与暴力的"拆迁政治"与"拆迁文化"主导了中国的历史。当财产得不到真正的保护,人们对财产的占有就只能追求谁占得最多,而不是谁占得最久。

有个腰缠万贯的大财主,平日里过得优哉游哉,有次遇到了大洪水,于是抱着财宝爬到了树上。由于水没有退,他也下不了地,这些财宝全是累赘,最后他掉到水里淹死了。

这个故事表明,人的一切权利都得依托土地而存在,土地所有权才是一切权利的根本,因为人必须依托大地创造、生活与积累财富。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任何财产权,甚至包括人权,都可能变成水月镜花、空中楼阁。没有比把国土归还给国民更有益于长治久安的了。

荷尔德林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他的一生充其量也只是诗意地流浪。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


-完-

熊培云:普天之下,莫非国土?

2007年8月13日

"2007中国地交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土地"话题一再受到关注。如何改革现有土地制度,成为会上会下人们讨论的焦点。

土地问题左右着中国的历史,也将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物权法》的颁布,大小产权的争论,房产与地产的脱节,让人们将目光从"普天之下,莫非国土"投向对自己私有产权的保护。

应该说,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莫非国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脉络。然而,在民权日益觉醒的今天,主体虚置的"国土",也并未能全然满足人们对"公民之土"的信仰以及现实的需要。

古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了使其统治具有先验的合法性,国王创造了"天",并且自封"天子",从而可以权倾"普天之下"的土地。当天下的土地成为皇帝的不动产,生息其上的民众便成为了土地上的附着物。换句话说,土地是王的,土地上的庄稼也是王的,而民众呢,一方面他们收割地里的庄稼,另一方面,国王收割他们的一生。

当然,这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地盘政治"表面上风光无限,但是对于王来说,同样暗藏无限危机与凶险。一方面皇帝占尽天下沃土良田,视天下万物为皇家私产,视公仆为家丁,可以为所欲为,不为所不欲为;另一方面,这也使皇家政府变成"无限政府",需要担负无限责任。所以,每逢改朝换代,王权宣告破产之时,昔日莺歌燕舞的皇宫立即"王哭妃嚎",变成人间地狱。

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多孔性的、人与物皆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与此相反,封闭社会则是利出一孔,就意味着其他孔都被填塞,意味着臣民只能附着于君王的土地,吃君王的"君饷","长恨此生非我有"。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曾经转引托洛斯基的话说:"在一个政府是惟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在此意义上,利出一孔便是通往奴役之孔,一个好的社会更应该在自由与开放中寻求平等。

从理论上说,相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言,"普天之下,莫非国土"是一种进步。然而,应该看到的是,无论在国王至上的君主时期,还是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普天之下,莫非国土",所代表的是土地占有的两个极端形式。前者,君王垄断一切,天下归一个人所有,臣民实际上是一无所有。至于后者,在国家垄断一切、政府包办一切的时期,土地名义上一切都属于人民,但是,人民是一个虚拟的主体,"人民不是人"。从产权上说,属于任何人的东西也意味着不属于任何具体的个人。其结果难免是纷争四起。

关于这一点,除了西方理论家有"公有地悲剧",中国古人同样有"兔死谁手"的寓言:一百人追赶野兔,并不是因为这只兔子可以供百人分,而是因为人人都想捕为己有,因为这只兔子权属未定;而到了兔市,谁也不能随便拿,正是因为其确定了权属。或许这才是近年来中国"国土"严重流失的原因所在。

历史是一种增量的累积,对于一个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权利亦如是。打破对土地垄断,也是在既有权利基础上增加一种权利。然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农民没有能力妥善处置自己的财产?杞人忧天是担心天塌下来,杞人忧地担心的则是农民目光短浅,不会算计自己的利益,不会打理自己的人生,从而导致大地沦陷,葬送了中国的大好前程。

不难发现,认为农民不配拥有地权的人,与那些认为中国人当下不配享有民主权利的理由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前者指向的是经济权利,而后者指向的是政治权利。


-完-

2011年10月14日星期五

地下电视台风潮调查:政策之困催生乡镇电视台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13日13:41 外滩画报

外滩记者 王洪伟/山东、河南报道

2004年6月31日中午时分,山东省梁山县黑虎庙乡陈垓村,正在调水调沙的黄河水,浑浊而汹涌。

离黄河西岸500米左右、空旷的麦场东头,一座新建的四方院落在火辣辣的太阳炙烤下,显得格外落寞。

院落的西边田地里架设了一座输电变压器,线路引自葛集村,是专为这座院落架设的。院子里高耸的电视发射塔,足有80多米,张扬而醒目。

这就是曾在当地风光一时的"河山电视台"——"河"是河南,"山"是山东,意即河南、山东两地联合办的电视台。

办台农民都是正经人

6月初,附近黄河两岸的梁山县黑虎庙乡、相邻的台前县马楼乡的农民家里的电视每逢打开,就可以看见一家叫作"河山电视台"的在播放节目,信号很强,别的频道受干扰,根本没法看。"河山"台的节目大都是农村广告、点播的戏曲,也转播一些中央台的节目。

葛集村一位王姓村民告诉记者,"河山电视台"是山东郓城县、梁山县和河南台前县的六七位"老板"建的,投资30多万元人民币。

但"河山电视台"并没有开播多久。6月10日左右的某一天上午,10多辆警车呼啸而来,把开办电视台的院落包围得严严实实。闹腾了半个多小时后,来人悄悄退了,但"河山电视台"再也没有播出过。

知情的村民告诉记者,办"河山电视台"的几个台前农民都是正经人,建电视台的钱大都是贷款的,每人投资从两三万到七八万不等。

台前县马楼乡葛集村的王广振,30岁出头,是方圆十里八乡有名的精明人,他原本开设有一个齿轮厂,但近几年生意不景气,一直想找个好项目,大干一场。王的好朋友赵庆立是马楼乡前赵村农民,40多岁光景,也是村上的"能人",但家庭经济实力不及王广振家。两人都是"河山电视台"的"东家"。

6月29日上午,记者找到王广振家,在黄河滩区的农家里,王家显得有点"富丽堂皇",从家屋外观上看,算得上村中的"富户"。王家大门敞开着,但内屋一概"铁将军"把门。邻居说王广振出门好几天了。

前赵村离葛集村大约1公里远,赵庆立家新盖了三间别墅一样的平房,尚未整修完,还没有进住。前赵村村支书赵怀银告诉记者:"赵庆立办电视台,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是私人的事,村委会不好过问。"在当地村民的眼里:办电视台"很赚钱"。

马楼乡的村民说,隔岸郓城黄集乡、李集乡和梁山县赵堌堆乡都有个人办的电视台,不知道王广振他们办电视台得罪了谁,竟叫公家给查了。

县电视台参建私人电视台

梁山县广播电视局局长郭广建告诉记者,今年5月底6月初,县局接到群众举报,称黑虎庙乡陈垓村鲁豫交界处发现一个"河山转播台",以播放戏曲、广告为主。县局调查发现,该电视台在黄河西岸,位于河南省台前县马楼乡葛集村村东的防洪堤上。6月10日上午10时整,台前、梁山和广电、公安联合现场查处"河山电视台",但现场除了一个浑不知情的看门人、发射塔和天线外,其他关键设备全部转移。

"查处前被人'放水',根本没见到办电视台的几个农民,台前和梁山方面都很窝火。"台前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李庆昌说。

至于到底是哪些人创办了电视台,最后处理结果如何,郭广建说:"不知道!我们也没必要知道,那是在台前地头,人家的事我们不便多问。"

据台前马楼葛集村民反映,梁山电视台有工作人员参与了"河山电视台"的创办,并承诺帮投资农民办理相关合法手续。葛集黄河渡桥的一位老板向记者透露:"女播音员都是梁山电视台帮助物色的,但事发后梁山人撒手不管了。"

郭广建对记者说,台前县广播电视局也曾反映"河山电视台"创办人中有梁山电视台的人员参与,但一直不肯给出名单。郭广建说:"只要给我名单,涉及到谁处理谁!不能给我们凭空安加罪名!"

他坚称:"梁山县范围没有一家乡镇转播电视台,也没有一家私人电视台。"

乡镇"电视台"泛滥

事实上,在河南山东交界的几个地区,私人创办的地下电视台并非什么罕见的事物,在部分地区还有泛滥之势。

7月1日,记者来到靠近河南省边界的郓城县李集、黄集两乡。

李集乡政府大院里,位于乡文化广播站房顶的电视发射塔、接收器已经锈迹斑斑。据该乡党政办公室一位姓刘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乡转播台按照国家政策,已经停办五六年了。但县广播电视局又在30米外的耕地上征地5公顷,新建了一个转播台,被称为"郓城二台"。在李集乡,只要"郓城二台"一播,其他什么频道都收不到。

他说,该台台长叫杨建民,是郓城县广播电视局局长杨际俭的侄子。"郓城二台"也办了五六年左右,什么广告都登,一年收入不下100万元人民币。

在树丛掩映的一块地头,两排砖房错落而建,没有院墙,外人随便就可以走到"郓城二台"的"台长"杨建民办公室门口。

杨建民告诉记者,"郓城二台"是民间的称呼,准确的名字应该叫"李集转播台",是经过国家信息产业部批准的。当年局里人员超编,为了分流人员,由他牵头,局里给了一套设备,创建了李集转播台,覆盖方圆10公里范围,主要转播山东新闻。

郓城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梁新宪印证说,李集乡就是一个转播台,因为那里比较偏僻,收不到县台,乡属大部分地区也没有接上有线电视。

梁新宪告诉记者,郓城前两年还有三四个转播台,后来都停办了。但一些乡镇转播台不死心,都转手给私人,有时会突然开播,县局一经发现就打掉,现在全县只有李集一个转播台。

梁新宪承认李集台台长杨建民与县局局长杨际俭"有亲戚关系"。

但郓城县县委知情人士的说法,却与梁新宪、杨建民的说法大相径庭。据称,"郓城二台"创办五六年了,当年由现任局长杨际俭的侄子杨建民与当时郓城电视台一名叫孙召辉的记者联合投资创建。杨建民以县局收缴上来的电视设备入股,孙召辉贷款20万元入股,两人合办,是纯粹的私人电视台。电视台可以刊播广告,点播戏曲、歌曲,年收入100万元以上。后来生意火爆,孙召辉被排挤出局。孙到县委、县政府到处举报,反映"郓城二台"牵涉的腐败问题。记者了解到,当地纪委已经介入"郓城二台"涉及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

郓城县文化系统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在高潮时期,郓城县各乡镇都设办有转播性质的小型"电视台",很多台并不履行其"转播中央、省、市、县的新闻和节目"的功能,而是大肆播放各类广告,从中渔利。后来国家政策撤消乡镇转播台,大量电视设备被一些私人低价反购,偷偷摸摸继续播放广告创收。县广播电视局一些主要领导对此听之任之,隔三差五地清查一次,那些私人台主纷纷动用关系或用金钱融通,于是"播播查查,查查播播",郓城私人小电视台风起云涌。截至目前为止,郓城县的李集乡、黄集乡、唐庙乡、玉皇庙镇、黄堆集乡、随官屯乡、南赵楼乡都存在私人转播电视台。

管辖地之争

鲁豫地下电视台暗流涌动,已非一日。按照记者采访的河南、山东广电行业官员的说法,查处力度不可谓不强,但是地下电视台缘何愈禁愈盛?

2000年6月至2001年9月,在河南兰考县和山东东明县交界处,一家名为"东兰影视台"的非法电视台,开播了将近10个月之久。这是记者了解到的最早的私人电视台。

因为属于两县交界地带,又是东明人所建,兰考方面就多次通知东明县广电局,要求联合查处。

但第一次查处时,因为双方都没有警方的配合,遭受到东明村民的强烈抵制,行动失败。之后,兰考县广电局多次试图联系东明县广电局,再次采取行动,但毫无反馈。

两地官方联合行动上的失调,实际上纵容了"东兰影视台"愈加有恃无恐。

2001年2月,新华社内参报道了"东兰影视台"事件,引起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的震怒,责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严肃查处此案。国家广电总局下派要员,召集山东、河南两省及有关市、县主管部门的官员坐镇东明,现场协调指挥查处行动。

曾经亲自督办此案的开封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胡继明说,国家总局出面协调后,山东方面受到责任追究。但从此以后,山东方面一直认为是河南告了黑状,双方广电官方关系从此交恶,客观上导致后来鲁豫交界地下电视台的猖獗蔓延。

"河山电视台"的情况与当年"东兰影视台"的查处经过如出一辙:在该台筹建之初,台前说"河山电视台"所在地属于梁山;梁山方面说地界在河南境内。由此,延误甚至实际纵容了对"河山电视台"的查处。

胡继明对记者抱怨说:"我们之间已经产生了很多不愉快,已经得罪了山东同行,我们也不愿意对山东说三道四了。"

政策之困

台前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李庆昌透露,沿黄河的郓城、东明、梁山一带乡镇大都建有小型电视台,从原来的乡镇现在转手到一些私人手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赚钱"。山东省郓城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梁新宪也有同感:"私人电视台的泛滥不仅在郓城存在,县外、省外甚至全国都很普遍。"

资料显示,"文革"后,国家提倡四级办电视,直接导致中国目前的电视台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电视转播塔林立,成为中国一景。

梁新宪告诉记者,1995年前后,全国各地搞"村村通"工程,因为当时有线电视成本太高,难以在农村普及,郓城县大多农村地区,都以乡镇政府名义投资创办了小型的电视转播台。

1999年以后,按照国家新政策,乡镇电视转播台要全部撤销,大批电视设备成了"废铜烂铁",一些商人低价从乡镇政府中购买这些"剩余"设备,并与相关部门官员联合,以政府名义继续开办这些小型转播电视台,专事广告、点播和一些自办录像节目,大发"电视财"。

乡镇电视台被取消的后期,因为维持困难,已经开始转变"转播"的政治诉求,纷纷通过广告、点播等经营方式开始大搞创收。2001年较早报道"东兰影视台"案之一的法制日报记者张惠君曾说,因为在兰考、东明一带,各乡镇以政府名义开办电视台的情形并不鲜见,当地群众对"东兰影视台"这一私人非法办电视台的行为已见怪不怪,甚至对官方的查处采取集体抵制的态度。

开封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胡继明认为,国家政策变化太频繁。即使目前,很多县级、乡镇财政困难,连在职人员的工资发放都困难,这些基层的广播电视机构难以为继,不得不铤而走险,大肆插播各类广告,影响到当地居民的收视收听效果。基层广播电视只被赋予纯粹的"转播"功能,生存不下去,总有一天它们自己会去主动寻找出路。国家应该制定产业政策,搞活而不是搞死基层广播电视,地下私人电视台的非法反弹可为决策者们提供更多的警示。

滑稽的市场化冲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电视进入"现代化转型时期",就开始了市场化体制变革的征程。但中国的电视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始终是出于应付技术资金压力和政治稳定要求的双重考虑。市场性的因素,或者说市场压力还不是最重要的思考动因。有专家指出,国家撤消乡镇电视台、限制县级电视台自办节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上的政治考虑,缺乏经济上思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如何在政治考虑和经济思量之间达成协调,需要慎重对待。

有专家指出,中国广播电视的市场化过程显得"有点扭扭捏捏"。但山东、河南交界一带的农民最简单的核计里,建一座小小的电视台就是给自己搭了一个能生钱的钱袋子。按"郓城二台"台长杨建民的说法,建一所转播性质的电视台,投资多则上百万,小则两三万元人民币就可建成。而且建电视台的相关设备,国家已经放开专营专卖,国内很多厂家,只要你掏钱就有厂家出卖。建设电视台的门槛很低,激发了山东、河南一些精明农民纷纷创办电视台的热情。据记者调查所见,山东、河南当地农村的大多数地下电视台,当地农民的参与度最高。

门槛低造成的小型地下电视台泛滥成灾,但广电部门的处理力度有限,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政府对非法电视台只能没收其相关设备,处以1-2倍的经济罚款。"东兰影视台"的所有设备由兰考方面查处后,该台创建人多次向兰考广播电视局讨要被查处的设备,并对兰考广播电视局局长刘书茂进行人身威胁。

有关广电专家指出,鲁豫地区地下电视台的蔓延,给我们的广电体制改革敲响警钟:中国广播电视市场化的冲动不是来自广播电视本身的现代化,而是来自中国农民最朴实、最简单的"发财致富"的创造性愿望,给我们中国电视体制改革政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完-

久(九)醉周润发——周润发经典人物简评

隔雨望红楼


周润发入行三十年来,创造出众多的经典角色。这些角色活灵活现,深入人心,以致于让观众分不清谁是周润发,谁是电影人物。今年5月18日,是周润发虚50岁的生日,《南方都市报》以《经典十色》概述了周润发的十个典型人物。这个名字取得好!本文不敢套用此名,只是试图通过自己对周润发影视作品的理解,对周润发的银幕形象进行重温。"醉"后行文,性之所致,不拘常理,天马行空,胡言乱语,如有罪,皆周润发颠倒众生之罪也。

九醉"李慕白"

李慕白的青冥剑是《卧虎藏龙》一片的线索,但李慕白却是配角。虽然在宣传上认定周润发是主角,但周的戏份明显较少。正如同多年之前的《英雄本色》中小马哥一样,李慕白以配角成为影片的聚光点。这就是大师的功力。当李慕白牵着马穿过江南的民居出现在镜头前时,沉静与大气已经穿透银幕。李慕白长衫飘逸,面容瘦消,举止从容,他总是在关键时期才出现的,俞秀莲赴京前、青冥剑失踪后、玉娇龙骄纵时。他想退出江湖,但人心就是江湖,他有恩怨未了。整个片中,李慕白表现出了沧桑与淡定,但他的内心波澜汹涌,倒在俞秀莲的怀中时,他吐露心声充满了命运无常之感。这是行走江湖时留下的人生感悟。他轻盈的剑姿与沉稳的气质形成了强烈对比。李慕白,江湖顶尖侠客,只合出现在江南烟雨之中,他的气度正是中国山水精神的显现。《卧虎藏龙》,2000年摄制,导演李安,这是他第一次拍武侠片,也是周润发第一次在银幕上演侠客。外界断言周润发演不好古装戏,但周润发演了,演得很成功,中年以后的周润发再次表现出了自己的优势。要提及的是这部片子配乐极其完美,它让影片增色几分,每听到大提琴声响起,江南水墨画一样的风景与李慕白飘逸的身姿会跃然眼前。

八醉"百年润发"

1997年中国大陆的观众在电视上看到了周润发,在这之前,周润发作为香港巨星,一直是录相中才能看到的身影。电视上的周润发在为一个女孩子洗头,这与录相中双枪扫射的周润发更是大相径庭。这个在广告中温情脉脉的男子并没有名字,甚至一句话都没,但观众惊呆了,他们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广告,只靠演技,不要台词,这样的广告竟然就成功了。《百年润发》,周润发为数不多的广告中的精品,精品到他人无法企及,甚至自己都难以超越。他演绎的人物,十年前与女主角相依相恋,命运安排天涯远隔,十年后故地重游,竟与故人重逢。短短几分钟的广告,却是一幕人生的悲喜剧。周润发的演技可谓是出神入化:年轻时相恋时的柔情似水,恋人离去后的怅惘凄凉,再游故地时的物是人非,与故人重逢时的如梦如幻。这一切,都在周润发的眼神与举止中。尤其是最后那逐渐绽开的笑容,以无可比拟的魅力征服了世界。有人说,这个微笑是上帝之笑。

七醉"祖"

周润发的这部作品,天马行空,放纵自如,却又如此华美灿烂。祖(周润发)、占(张国荣)、红豆(钟楚红),三个美丽的人正值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候,从里到外都散发着夺目的光彩。又是一部江湖动作片,却轻松自在,华美的外景,浪漫的音乐,幽默的对白,高超的演技,构成了《纵横四海》作为经典的可能。周润发在这里举手投足都是戏,浑身上下都是魅力四射。他在盗取名画穿行于暗室之中时游动自如,他坐于轮椅上与红豆起舞时的姿态翩翩,顾盼生姿。周润发演过很多舞戏,都以风度吸引人,而这部戏中,却是坐在轮椅上起舞,让人大开眼界,不得不叹服于他的演技。1991年的周润发,36岁,正值在香港的顶峰。他与吴宇森的合作,以《英雄本色》树立雄风,以《纵横四海》完美结束,因为即使有可能再合作,张国荣已经"山在虚无飘渺间",钟楚红已经"豪门一入深似海",这样的组合,已经不再,细细品味,不禁怅惘。

六醉"小庄"

《喋血双雄》这部电影的确好看,它集中了吴宇森电影因素的一切。杀手、教堂、白鸽、枪林弹雨、铁血柔情。在这部制作精良的作品包装下,周润发的表现让观众大呼过瘾:大背头、西装、白围巾、双枪、对朋友的忠肝义胆,对爱人的柔情似水。等于说你想看到什么,在这部片子中你都得到了满足。小庄,一个杀手,被黑社会追杀,也被警察追捕,他要除恶报仇,最后连警察都帮他的忙,杀手的魅力突破了是非的界线。这是一个江湖的神话,小庄无所不能。面对江湖,他也倦了,有着太多的感慨,因为江湖铁血,而他太念旧,重感情,不得不轻叹不再适应这个江湖。当小庄在雨夜里吹着口琴时,江湖夜雨令电影柔肠百结。他想救珍妮的双眼,即便自己死了,也要将眼角膜献上,但他的双眼被打瞎了,他在倒地时摸索前行,却与心爱的人擦身而过。凄凉,英雄的凄凉。如同多年之前的《上海滩》一样,悲剧英雄总是在最后倒下,并且心愿未了。《喋血双雄》,1989年出品,枪战片中的经典之作,多年之后,一再被人提起,成为范本。周润发再次被定格在杀手的典范之中,幸与不幸,无从证明。总之是杀手太完美,电影太完美,每每看毕,想找点空间都不可能,好东西一下子都享用了。

五醉"高进"

独步天下谁人敌?赌神高进慢镜头走进赌场,众人仰视。华美的赌场,众赌徒衣着光鲜,美女们风情万种,而高进在里面绝对是帝王气象。上了腊的大背头,黑色西装,白衬衫,黑领结,威风凛凛。影片开头与结局部分,周润发将赌神的气度演绎得神采飞扬,而中间,却是失忆的可怜人。这种命运的大起大落,令高进这个赌神具有了平常人的亲和力,但观众还是对赌神的气派津津乐道。《赌神》,香港赌片的巅峰之作,它的出品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出品的。这部片子只有周润发来演,周润发也只有在1989年的时候来演,他的体型与气度恰到了好处,至少说演赌神恰到了好处。观众很难忘记影片开始时高进在日本赌博时摇骰子时的镇静,影片中间吃巧克力洗出青龙时的流畅,尤其是影片结局部分,高进身披大衣出现在赌船甲板上,前呼后拥,傲视群雄,他与赌王赌博时稳坐泰山,稳操胜券,一代天王气派尽显无遗。有趣的是天王巨星刘德华在此片中扮演刀仔,成为周的徒弟,一度出演《赌侠》与《赌圣》。香港赌片从此进入辉煌。

四醉"阿郎"

"从远处传来了谁的声音,像梦中呜咽的小河"?阿郎的身影在烟火中倒下了,周润发在风尘中刻画了"你的样子"。亲情是此片最大的成功,周润发成功演绎了一位父亲的形象。他前期放浪形骸,赛车泡妞,花天酒地,不料非法赛车而入狱,女友生下小孩子后离开台湾去了美国。出狱后的阿郎拉扯孩子,在工地开车谋生。灰头灰脸的阿郎终于再见前女友,面对前情旧爱,再次柔情百转。而儿子认了亲生母亲,想一个完整的家。让儿子随母亲走,他难以舍弃。他难道已没有机会吗?再次出现在赛场上的阿郎又变回来了,剪了短发,英姿飒爽。他那坚毅的眼神分明是想重新找回昔日的辉煌。但他在赛场上倒下来了,任凭亲人泪流满面。观众看至此,已经唏嘘不已。再加以音乐声起,怎能不泪洒衣襟?《阿郎的故事》,周润发非英雄题材的成功影片之一,证实了他的演技之宽。1989年的周润发,确实到了人生的辉煌时分,《阿郎的故事》、《赌神》、《喋血双雄》,部部经典。罗大佑在片中供献了音乐,他喜欢周润发,他与张艾嘉也有过往昔情缘,这也可能是《恋曲1990》与《你的样子》在这部电影中出现的必然。

三醉"船头尺"

船头尺一角的盛名远播,可以看出周润发作为杰出演员的本质,全在于举手投足的"不在乎"。这种不在乎让他挥洒自如,无拘无束,却又对人物的刻画丝丝入扣。纽约街头绚丽的枫叶,秋风中的长椅,扑翅而起的鸽群,船头尺吊而郎当的神情,《秋天的童话》真的如同童话一样美好。一个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情的大男人,已经在用眼神与动作表达了,他对十三妹的关爱,他放纵之余的落寞,对未来生活的点滴畅想。1987年,周润发以《英雄本色》正名之后,接到了他演艺生涯中不可多得的角色,出演《秋天的童话》。他在纽约街头长跑的那一节动人心弦,动作与表情融为一体,更与心情一脉相通:想见到意中人的惊喜,想表达爱意后的释然,狂喜令他的脚步如同舞步。而眼看意中人却搬了东西离开时,落寞与怅惘全写在了脸上,令人感怀。跑步本是平常不过的动作,却被周润发演得如此动人,令人不禁想及他在《上海滩》中奔向教堂找程程时的情景,想及《龙虎风云》中街头的一节猛跑,都让人难以忘记。童话的结局是美好的,船头终于开了餐馆,餐馆开在海边,风卷浪涌,海鸥飞翔。

二醉"高秋"

以英雄本色打响之后,周润发并未定型在枪手的角色上。1987年的周润发演了两个小人物,却都成为电影中的经典,一是船头尺,街头浪子;另一个就是高秋,卧底警察。高秋这个卧底当得苦,自始至终充满了无奈,他的身上散发着忧伤一样的东西,他的表演应是《无间道》的先河。他吊而郎当,却有情有义。就是这种情义让他痛苦:一方面为警方负责,却被警察追捕,一方面卧底黑帮,却又结成深交。他被击毙时很凄惨,让人想及他在街头手舞足蹈时的青春与活力,整个街道都为之明丽起来,如同秋天的长空。《龙虎风云》,1987年香港电影的经典,高秋,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周润发及香港的"风云系列"的开山之作。需要提及李修贤,他与周润发的合作,《龙虎风云》与《喋血双雄》都成为绝唱,他是与周润发能相互激发的演员。李修贤,香港男演员,《公仆》一片中的金像影帝。

一醉"小马哥"

周润发说,我拍了几十部戏,才有了出演《英雄本色》的一次机会。他是说经典角色需要等待才能得到。但经典角色也只有等到合适的人才能出现,比如小马哥。1986年的周润发,在度过了"票房毒药"的艰涩岁月后,终于迎来了他电影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也促成了香港电影史上高峰的出现。史诗般的恢弘气势,令《英雄本色》畅快淋漓。小马哥,在豪哥与阿杰的兄弟情的主线下,只是个配角,但小马哥却是《英雄本色》之魂。他的张狂与冲动,令观众热血沸腾。风衣墨镜双枪牙签,小马哥的造型成为一代偶像。他用美钞点烟,他用啤酒浇腿,他在枫林阁双枪复仇,威风凛凛,潇洒无比。吴宇森+周润发,香港影坛最具号召力的搭档。周润发说,小马哥就是许文强,许文强就是小马哥。周润发将自己在电视中的表演技巧移植到了电影表演之中,他终于成功了。《英雄本色》,香港百年电影中的第一名;小马哥,香港众多角色中的第一名。1986年的香港有了里程碑,相隔近20年,依旧能听到香江澎湃的声音,那是小马哥面对香港夜色发出的声音:我就是神,神也是人。

附记:作为周润发最广为人知的经典,许文强已被多次提及,本人另有专文论及,这里只好放弃。《上海滩》永远是心头的一件事,时常想及,时常品味。这里着重谈电影作品,作为"长篇剧王"的周润发,在电视剧中亦有太多经典,只是无缘看到。《百年润发》作为广告入选,只是因为本人太喜欢这部作品。喜欢就好,只要你喜欢,你就说出来。

二00四年六月底于苏北小山城

-完-

2011年9月24日星期六

公開聲明 -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關於轉世的公開聲明 2011/09/24

持金刚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释迦比丘丹增嘉措致:境内外西藏人民,信奉藏传佛教之僧俗民眾,与西藏和藏人有关的所有世间眾生。 

歷史上,雪域佛土的先辈君臣,以及贤者和成就者们,创立和发扬了以"三乘""四续"為主的教、证佛法和渊博文化,使西藏成為亚洲乃至世界佛教及其文化的源泉。為藏、蒙、汉等无数眾生的暂时和长远的利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护持、弘扬佛法的歷史进程中,形成了西藏特有的"转世认证"文化传统,这对佛教的发展及眾生的利乐,尤其对僧团的巩固,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十五世纪,一切遍知根登嘉措,被认证為根敦珠巴的转世化身,并建立了噶丹颇章喇章(喇章:大喇嘛的私人居室-译者)。从此,形成了歷代达赖喇嘛的转世认证制度。第三世索朗嘉措获得"达赖喇嘛"的尊号;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建立噶丹颇章政府,成為西藏政教领袖等。 迄今六百多年,透过转世认证的方式,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歷辈达赖喇嘛的转世化身。 

為了顺应当今世界民主发展的趋势,本人自愿地、欣慰地终止了从噶丹颇章政权建立(西元1642年)至今三百六十九年,由歷代达赖喇嘛担任西藏政教领袖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我已在1969年公开声明,将来达赖喇嘛的转世延续与否,应有广大信眾决定。然而,当信眾表达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的强烈愿望时,如缺乏明确的指导方针,政治势力或既得利益者,会滥用转世制度谋取个人的政治利益,这种危险始终存在。因此,為了避免出现对后世达赖喇嘛的猜疑和歪曲,在本人身心健康之际,有必要做出清晰、明瞭的说明。 

以下简要阐述转世认证的理论和基本概念,以便更清楚理解我的主张。 

前后世 

承认转世认证制度之前,必须得承认前后世的存在。印度的古老宗教与哲学思想中,除了顺世派外,都一致主张"无有间断的前后今生":有情眾生皆由前世投生今世;今世身躯坏灭后,再次投生后世。 现今虽有某些推理者以"没有看到(前后世)"為由,宣称没有"前后世",但秉持正直态度的科学家们却不会以"没有看到"的理由,去决定"没有"。 

虽然很多宗教或教义都一致主张前后世的存在,但对于如何定义投生者、如何投生,以及如何连结前后世等的内容上,却有著不同的诠释。其中,也有"主张后世,否定前世"的宗教信仰。 

以佛教的整体思想而言,"前世"是没有开端、开始的;当烦恼被断除、远离轮迴的束缚时,由烦恼所带来的后世将会停止,但意识的续流仍会持续下去。这种教义是被大多数的佛教思想家所认同的。若不认同前后世,将会与佛法教义產生矛盾,如:佛家"根、道、果"之学说,皆由内心有否调伏而成,以及所有情器世间则将无因无缘所生等。此故,凡是佛教徒,必须得承认前后世的存在。 

对于回忆前世的人们而言,"前后今生"的道理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实(又称"隐蔽分"),但对普遍凡夫而言,却属隐蔽分,且须透过许多的理由去証实,因為在死有、中有、生有的过程中,通常都会忘失过去的宿命。佛教经论提出了眾多相关前后世的理由,概义可括分為:前同类、前近取、前串习、以及前感受等理由。重点在于,唯明唯知的心只能由与己性质类别相同的近取因(或主因)而有,具有形色的物体不可能成為心的近取因,这点是显而易见的。无论透过逻辑的思考,或是物理的实验,都无法証实"唯明唯知的心可由异类的前因,或是无因而成"、以及"细微心识的续流可由某种违缘间断";至今没有任何一人,无论是心理学家、物理学家、或是脑部专家等,可以证实上述所言。更何况无论过去或是现在,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有很多忆念过去宿命,并无谬地指出与前世相关的人和事物等实例。若硬将这些实例扭曲為癫疯之言,不只有违"科学精神",更是对现实的否定。 

西藏转世认证之制度,正是"依据前世的忆念或经验"而建立的一套验证标准。 

如何投生 

今生的身躯坏灭后,由无能间断的意识结生到后世身躯的现象可分為:"由烦恼力结生"和"由悲愿力结生"两种。初者:由无明力,于意识上,安置了善业与恶业的随眠;在临终时,由"爱、取"滋润"有",引发后世,趋善恶道,随业投生,无有自主。又如水车轮转,凡夫们无能自主地辗转于生死之间。凡夫唯可藉由恆时修善,串习善心之力,于临终时滋润善业,投生善道。后者:已获菩提道之圣者,虽不随惑业所转,然由缘取眾生之悲愿,自力选择来世时地、父母等,唯利他人,投生娑婆。 

"朱古"词义 

在藏传的转世认证制度中,把转世者称為"朱古" (中译:化身或转世),应该是出自信徒们的一种尊称。以般若乘的教义而言,所谓的"朱古",就是佛陀的"三身"或"四身"的其中一者。一位本具烦恼的眾生,由入大乘,集福德与智慧资粮,后净烦恼惑、除所知障、现证诸法之识,此乃"智慧法身";彼识的法性则為"自性法身"。此二又称圆满究竟自利之身,或称法身;这种"身",唯独成就佛位者能相互看见,他人不能。佛為能利益他人,為使他人能见其身,故有大地菩萨可见的"报身",以及由此(报身)所化现,示人天相,凡夫可见之"化身",此二称為"他利色身"。 

化身可分為:具相好庄严,示十二相的"胜应身",如导师释迦牟尼;為利益工巧技艺之眾生,所化现的"应化身";為利益有情化现的人天相、水相、桥相、药相、树相等的"劣应身"三种。西藏的转世被誉為"朱古"(化身),应属于"劣应身"的范围。 

虽然佛陀肯定会化身為"朱古"救渡眾生,这不代表所有"朱古"皆為佛陀的化身。在西藏眾多"朱古"中,会有仅获"有学圣道位"、"凡夫加行道",或是"凡夫资粮道"者的"朱古"。 嘉扬钦则旺波曰:前世身躯坏灭之后再次投生,称"劣应身";今世身躯未坏灭之前化现不同身相,称"朱巴(化身)"。总之,根据上述的理由,以相似或相联而称為"朱古"。 

转世认证 

佛陀在世的时候,早有针对某人指出是某某前世的转世。尤其是细谈业果、经由前世业,感得今世报等内容的《四毗奈耶》、《本生经》、《贤愚经》、《百业经》等无数经续都有记载。同样的,佛陀涅槃后,从印度的大神通师或成就者的传记裡,也可看到许多相关前世的记载,只不过没有西藏转世制度的"第几世"之演算法而已。 

西藏的转世认证制度 

西藏原始苯波教也主张前后世的理论。佛教传入西藏之后,藏人普遍相信前后世的存在,也形成对圣者前世不同化身中利益眾生的功德,进行祈愿和随喜的传统,并出现很多传颂观世音菩萨本生故事的经典。如:古代西藏典籍《嘛尼全集》和《五部箴言》,以及阿底夏尊者莅临西藏时(十一世纪)的著作:《珠宝之链》和《噶当弟子问道录》等。 然而,当今广泛的转世认证传统,开始于十三世纪初。当时,噶玛拔喜的弟子们,根据预言认证噶玛拔喜為噶玛‧都松钦巴的转世,至今八百多年,共认证了十七世噶玛巴转世;同样的,十五世纪中,认证贡噶桑姆為堪卓‧却吉卓玛的转世,迄今已认证十几辈桑顶‧多吉帕姆的转世。所以,在西藏转世认证的传统中,不分僧侣和咒师,男眾或女眾,藏传佛教各宗派已经接纳和延续了这个传统。当今, 在藏传佛教萨迦、格鲁、噶举、宁玛、觉囊、珀东等宗派,以及苯波教中,有很多转世喇嘛肩负著护持教法的重任。 

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一切遍知根敦珠巴,在创建札什伦布寺,培养眾多弟子之后,于1474年圆寂,享年84岁。当初没有人寻找他的转世,但出生于1476年的日喀则达纳小孩-桑吉曲陪,能清晰、准确地回忆他过去的诸多生活,因為他的神奇表现,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是根敦珠巴尊者的转世。从此开始,由噶丹颇章喇章和噶丹颇章政府,共同寻访、认证歷代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延续至今。 

转世认证方法 

转世认证的传统建立以后,寻访、认证的方法和途径也逐步完善和健全。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世临终前的遗嘱、指示或特殊跡象;转世灵童准确无误地讲出前世的生活点滴,能辨认前世的遗物及侍从等。除此之外,还有祈请圣者占卜;祈求世俗护法的神谕;观察拉姆拉措湖和其他护法之魂湖等很多方法和途径。当出现一个以上的灵童候选人,难以断定之时,也有在佛象圣物前,举行"食团问卜"(或称"麵团球占卜"-译者)决定的惯例。 

未终朱古 

通常所谓的"转世"意味著"结束了前世,转生到今世",因此凡夫们没有能力作到"未临终前的朱古"。然而,大地菩萨可于同时间内化现出千百身相,"未终朱古"对大地菩萨而言,是绝对可以办到的。 

在西藏转世认证制度中,有各种转世的认证。如:同续转世、业愿转世、受教或加持转世等。转世的用意為:能继续或完成上世尚未圆满的传教利眾事业。有时為能代替同续转世,未证圣道的上师可採取与自己业愿相应的某人作為自己的"朱古",或受教弟子及他人作為自己的"朱古"。因此,未获圣道的上师们仍有可能具有"异续的未终朱古"。 

另外,由同一位前世的身、语、意,在同一时间内转世為多位"朱古",这种现象也是不可否认的。在近代内,较為著名的"未终朱古"如:敦都‧久札耶喜多杰、究给‧赤千阿旺千绕等眾多上师。 

金瓶掣签 

随著浊世衰微时代的来临,被认证的"转世"也越来越多。 不少"转世"的寻找和认证,是因政治需要,採取了不当和欺骗的手段,给西藏教、政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西元1791至1793年之间,廓尔喀(尼泊尔)军队入侵西藏,当时,西藏政府请求满清政府派兵支援;驱逐廓尔喀军队之后,满清官兵以完善西藏行政為藉口,制定所谓的《二十九条章程》,要求以"金瓶掣签"认定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其他呼图克图的转世。八世达赖喇嘛江白嘉措还特别著述金瓶掣签的修法仪轨。然而,透过金瓶掣签认证的只有几位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以及部分其他喇嘛。即使颁佈这样的规则,第九世、十三世,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均未通过金瓶掣签;十世达赖喇嘛的认定,也未经过金瓶掣签,但為了照顾满清政府的面子,对外宣佈以金瓶掣签认证的消息。 

实际上,使用金瓶掣签认证的只有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其中,十二世达赖喇嘛在金瓶掣签之前,已经认定确立。所以,真正经过金瓶掣签认证的达赖喇嘛,其实只有一位。同样,在班禅喇嘛的传世系统中,只有第八世和九世班禅经过金瓶掣签的程序。 

金瓶掣签的规则,只是满清势力的强横表现,而非藏人信赖的宗教仪轨。然而,如能公正实施,也可视作类似于传统的"食团问卜"方法。 

西元1880年,认证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西藏与满清之间的"供施关係"(藏语称 "榷蕴关係",是上师与施主的关係-译者)尚未断裂,满清政府在西藏还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认证,是根据第八世班禅喇嘛的预言和乃穹、桑耶护法的神谕,以及观察拉姆拉措湖的徵兆等确认的,因此没有经过金瓶掣签的程序。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水猴年遗嘱(西元1933 年)中明言:"本人没有经过金瓶掣签,而依据预言、占卜等相同的结果,确立為达赖喇嘛的转世,并举行坐床典礼"。 

当我在1939年认证為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时,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供施关係"已经断裂,因此,没有必要经过"金瓶掣签"的程序。 

眾所周知,我是由西藏摄政和民眾大会,按照圣者、护法的预言,以及拉姆拉措湖的兆象等寻访、认证的,当时没有中方的任何干涉。儘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官员,在媒体散播谣言,谎称"免予"达赖喇嘛金瓶掣签的程序,并派遣吴忠信主持我的坐床大典等。此一谎言,被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揭穿。他在1989年7月31日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国民党这样撒谎,我们共產党為什麼也要跟著说假话呢?" 

一厢情愿的图谋 

在过去,一些富裕喇嘛的管家和侍从,以贪婪和非宗教的手段"认证"不少"转世",对宗教、寺院和社会形象造成了伤害。特别从满清时代开始,中国当权者為了干涉蒙藏事务,将宗教和喇嘛当作政治工具,实施了很多不当政策。 

当今,集权专制下的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另一方面却干涉宗教,强制执行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尤其是中国当局发佈所谓"2007年9月1开始施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第五号法令",这是一种极其荒谬、可耻的行為。以毁灭西藏独特文化风俗為目的,对转世认证的传统,强加种种不合理的做法, 在全体藏人心中造成难以癒合的创伤。 

為了欺瞒藏人和藏传佛教信眾,以及国际社会,中共等待著我的圆寂,并预谋私自认定我的转世(即十五时达赖喇嘛)。从近来颁佈的各种规章、公告等,种种跡象明确显示这种图谋的存在。為了佛法和眾生的暂时及长远利益,防止破坏正法的企图实现,是我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 作此声明 。 

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 

正如我前面所提,「再次转世」皆由转世者本人的力量,或最终的业、福报、以及发愿等力量所形成。因此,转世何处?怎样转世?如何认证等,是转世者自己唯有的不共因缘,绝非由他人强制、压迫,或是為所欲為的情况下產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暂且不说转世观念,就连「前后世的存在」都蓄意否定的政治领导们,以权力干涉转世认证,尤其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极為不妥。这种与自己政治理论背道而驰的虚偽恶行,实属无惭无愧,世人皆会有目共睹。若发生上述所言,所有藏族同胞,以及国际藏传佛教的信眾团体也坚决不会承认和接受。 

当我到了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龄时,我会谘询各宗派的大喇嘛,以及藏族民眾和相关信眾,检讨并决定是否延续达赖喇嘛的转世。如果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必须保留,并且需要认证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灵童的时候,寻找转世之重任将由达赖喇嘛噶丹颇章基金会的董事会负责,由他们请示藏传佛教各宗派领袖,以及与歷代达赖喇嘛如影随形般的护法眾等,按照歷史传统寻访、认证。还有,我也会留下相关的明确指导文字。除此之外,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因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时候,谁也不需认可和信仰其孩童。切记! 

祈愿 吉祥! 

藏王2138年,藏历十七绕迥铁兔年7月27日 
西元2011年9月24日于印度 达兰萨拉 


( 原文為藏文,如有歧义,以藏文為准。)


-完-

2011年9月23日星期五

小昭“喝茶”第一回

2009年2月5日下午。上海。

我出了地铁八号线大世界站,沿金陵东路向东走。心里非常平静,就跟平时朋友约我喝茶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朋友约我喝茶,我可以不去,警察要我"喝茶",我就不能不去了。

自从在《08宪章》上签了名,我就一直等待这一天。许多人都喝过了,没理由我不喝。

警察是上午给我打的电话,当时问我:"你在哪里?"我不希望自己的住处或办公室变成他们的"执法"场所,于是很大度地说:"我去你们办公室吧。"网上看来的故事,许多被喝茶的人似乎很忌讳去公安局。但我不在乎,在哪里喝都一样。

黄浦区公安分局已在眼前。穿皮夹克的警察正站在门卫室旁边等候,看到我,他远远问道:"是不是小唐?"

"是。"我走过去。

小唐,这称呼真亲切。怎么,你们没把我当成"阶级敌人"?当然,我本来就不是敌人。

他把我带到门口左边的房间。里面已经坐了一个人,脸色严肃,面前摊开了几张纸,那是准备作笔录的。

我就客气些,不暴露他们的名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称为"皮夹克"吧,年约四十(后来他告诉我他69年出生),主要由他询问。另一个要大几岁,主要做记录,就称为"记录者"吧。

房间约二十多平方,一个巨大的警徽挂在墙上。这警徽让我有些伤感。它本该是我的保护神,护卫在我身畔;但如今,它成了对我的威压,从头顶沉沉压下来。

我在记录者对面坐下。皮夹克打横而坐。但皮夹克比较活跃,经常站起来走动几步,不像记录者那么沉静。

他俩面前都有茶杯,却没人给我倒水。我想,"喝茶"怎么没茶呢?不过我来此不是作客的,就低调一点吧。说了几句话之后,我口渴,想到这谈话不是三两句可结束的,于是主动问:"有没有杯子?我想喝水。"记录者这才站起来拿杯子给我倒水,客气地问我要不要茶,我说:"不用,我喝白开水。"

"你不用紧张,我们只是找你谈谈,了解一下情况。"皮夹克说。

上午的电话中我已经主动提到宪章,所以他们没必要绕圈子了。

"我不紧张。"我笑道,"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自从在08宪章上签了名,我就等着你们来找我,都等了一个半月了。"

皮夹克也笑了。"你的名字在第六批名单上一出现我们就知道了。起初没有来找你,因为你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在重庆,重庆市××区,对不对?"

哈,他们连我身份证上的地址都清楚。春节之前与朋友吃饭,我还困惑地说:"怎么到现在还没人找我喝茶呀?"朋友说:"可能他们找不到你。好像他们是根据户口来查的,你的户口不在上海,所以找不到。"我不信:"你别天真了!他们要找我,哪有找不到的,我这种人最好找了。肯定不会根据户口来查,而是根据网上的线索来查。"警察神通广大,谁能躲得过去?何况我并没有躲。

他们起初没来找我,我想并非因为我户口在重庆,而是因为我不重要。

如果让我给几千个签名者分类的话,我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群体",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响力,官方会比较紧张;第二类是"被侵权群体",如拆迁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紧张;第三类就是我这样的"普通人群体",既没啥影响力,也没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绪比较稳定,在官方那里从无"前科",相对来说最不受重视。如果我无声无息,可能连这喝茶的机会都可免了;但我既然接受了外媒采访,这茶就非喝不可了。

记录者提起笔,铺开笔录纸,先问我姓名,出生年月等。我如实回答。又问:"工作单位?"我说:"我签08跟工作单位没关系,这是我私人的事情。不过反正你们能查到我单位的,我就告诉你们吧。"他们对我的单位不熟悉,还要我写给他们看。

皮夹克听说我在一家公益机构,慢悠悠地说:"做公益挺好的,我就认识过很多做公益的人,他们很热心的……"

分明诱供来了。我咧齿一笑:"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有些公益组织也是很'敏感'的,比如艾滋病、环保什么的。不过我们这个机构一点不敏感。"好歹我也在上海公益圈里混过几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我知道有些公益机构的负责人也是经常"被喝茶"的。但我从没参加过任何"敏感"的活动。

"没有没有,我就很支持公益,做慈善嘛,对社会是有益的。上次有个什么什么活动在人民广场举行,他们很热心地发了很多传单……"(我忘了他的原话。)

我瞠目以对。"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啊!"

我猜想他提到的公益活动是被官方密切注意的,如果我有参与,我的"敏感度"会被加一颗星。但我实实在在不知道。上海的公益组织多如牛毛,我哪有那么好精力都去关心。

皮夹克继续提起人民广场的公益活动,还说:"后来我跟他们谈了谈,了解了他们要做的事情,我也很支持的。"

我茫然地听着,不再开口。我想这是他设下的一个陷阱,只要我对他说的公益活动有一点点知情,他就可以找到突破口,挖出我更多的"敏感材料"。但我是童叟无欺、如假包换的不知道。

"你们开展公益活动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要向社会筹款的吧?"

"对呀,公益组织都这样,有私人捐款,也有向企业或者慈善基金会申请项目资助。"

"有些公益组织也接受境外资金的。"他说。

哈,来了来了,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嘛。我又咧齿一笑:"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接受境外资助也是很'敏感'的!"

他笑了笑,直接问道:"你们也向境外申请资助吗?"

"我们这个机构没有什么敏感的事情,你们可以去查。市领导都知道我们机构的。"上个月我还跟老板一起到市政府去开会呢。

工作单位的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又问我文化程度,大学名称。"我们学校不出名的,我说了你也不知道。"我把大学名称告诉他们。他们果然没听过,要我写下来。我写了校名,又要我写"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写了。

"你在哪里上的高中?"我写了。"哪一年到哪一年?"我把初中高中的时间都写了,并解释:"我初中和高中是在同一个学校读的。"

我写下的年份中有一个让他们立刻注目,并念了出来:"1989年?"我满不在乎:"你们别紧张,当年的事情我没有参与过,连见都没见过,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呢?"皮夹克不相信。

是啊,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就算没参与,至少也会看看热闹。可我真是连热闹都没看过。为了解释清楚这一点,我总得告诉别人我们中学的地理位置:"我们中学不是在城里的,是在郊区。这里是我们学校,"我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周围都是农村,"我用手在圈子外边比划了一下,"离最近的镇也有几公里,信息很闭塞的。我们读住校,在学校里可以看看报纸,周末回家才能看看电视,报纸和电视上说的都是官方想让我们看的。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最近两年才从网上了解了当年发生的事情。"

还好,他没问我"当年发生了什么?"就算他问,我也不回答。这种问题,不应该由我一个被蒙蔽整整十八年的局外人来回答,而应该由当年的亲历者来现身说法。

学校问过了,又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工作单位?"

我一听便来火。"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跟我家里人没有关系!总不能因为我签了08县长,你们就要查问我祖宗十八代吧?"

记录者解释:"我们不是要去重庆找你父母,这只是一个程序。每个人都要回答的。"

"那我不回答可以吗?如果你们查到了,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我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签名是我自己的事情,跟我家里人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说着,泪水忍不住流下来了。桌子上有一盒面巾纸,赶快扯一张来擦脸。

我相信他们什么都可以查到,但不要指望我告诉你们。我最恨搞株连!这是21世纪,不是封建社会。一人做事一人当,怎能牵涉我的父母家人?我不配合!

见我哭了,记录者赶快说:"好好好,不问不问。"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骂自己。怎么这点小事也要哭?真丢脸。

我喝茶之前唯一的担心是:我会不会哭?当初是"大哭一场,签上我名";后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也哭了,所以照片里的我是眼睛肿肿、鼻子红红。我一直担心喝茶时也会哭,那就太破坏形象了,在警察面前,咱得英勇一点不是?可我完全没有把握能够控制住情绪。女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若到伤心处,我就会忍不住珠泪滚滚。

警察的询问继续进行。后来我也几次落泪。真是一路哭到底,丢脸丢到家。八千多个签名者中,"最爱哭鼻子奖"非我莫属。

个人情况问完了,轮到正题。

"你什么时候在08宪章上签的名?"

"15号。"

"1月15号?"

"哦,不是。是去年12月15号。"

"在哪儿看到08宪章的?是别人发到你邮箱里的吧?"

"不是,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华盛顿邮报说你是从邮箱看到的。"

"他们写错了。通过翻译的采访,有时不是那么准确的。"

"那你是在哪个网站上看到的?"

"我不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呢?"

"当然不记得。我在网上看文章,从来不会注意哪个网站的呀。"

"那你是怎么知道08宪章的?"

"也是在网上。先是看到有人说晓波被抓了,后来又有人说晓波被抓是因为08宪章,我就好奇:08宪章是什么东东?就去搜索。那时候很多网页都被删了,但还是有很多漏网之鱼,我一搜就搜到了。"

"那你看到了之后怎么样呢?"

"我看了之后,同意它的主张。但起初并没打算在上面签名,因为……"我有点不满,"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签这种名是要冒风险的。"

今天我被警察传唤,便是"风险"之一。

"那后来为什么又签了呢?"

"我在博客上转贴了08宪章。过了两天,我转贴的就被删了。我很生气,连转贴一下都不可以!又想到晓波被抓的事情,感到很悲哀。我不幸生在这样的国家,有很多权利我们享受不到,也就罢了,可是,连说都不可以说!我不喜欢这种局面,我希望改变,所以我就签了名。"

"你对08宪章是怎么评价的?"

"哈,没什么好说的。它对我而言太简单了,很多东西本来就存在于我的脑子里。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都是网上很多人说过的,而且有些内容我们宪法里面本来就有的。总之我觉得,08宪章的内容是陈旧的,都是大家讨论过无数遍的;但它把这些内容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倡导性的文件公开发布,无论是谁,只要你同意它的主张,都可以签名,这种形式是新的。"

"其实,"我补充,"宪章的那些条款,我也并不是每一条都赞成,如果把它们分开来看的话,有一些我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问我,那我就完全同意。"

"哪些是你同意的,哪些是你不同意的呢?"皮夹克问。

"这个,我可说不出来。宪章上面那么多条,我记不住。你们有没有打印稿?要是有的话我可以看着说。"

我相信他们肯定有打印稿,但他们说"没有"。大概是不想让我拿着稿子口若悬河。

在网上看过很多签名者的喝茶故事,有的人抓住机会向警察宣传08宪章,把这作为"战术"之一。我没打算那么做。第一,我不相信警察没看过;第二,宪章内容一看就懂,无需讲解;第三,我没本事说服警察,懒得费口舌。

桌子上有个大信封,旁边散着的七八张打印纸便是警方掌握的我的"材料"。皮夹克一边问,一边不时拿起材料来看看。我很好奇:纸上写着什么内容?当然他们是不肯给我看的。

嗯,从此我也有"黑档案"了。光荣光荣。

想起一个网友的话:"小昭,你blog上写那些东西还是让我有些担心,要是被当局盯上就麻烦了。到时你会背上一辈子都卸不下的烙印,想做任何事情都会受到限制。某校一位老师,当年曾经参加过陆驷事件,当时如果不是一位老先生力保,就会啷铛入狱,虽然被保了下来,但是此后他的人生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这是一个水平极高的老师,校长助理干了多年,早就该提为副校长的,可是数次都是在政审的关键时刻被拿下,档案上那一笔永远存在,年龄越来越大,估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不郁闷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网友不知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体制外",从小就决定,永远不进入这个体制。我不需要它给我评职称,不需要它给我分房子,不需要它给我升官,不需要它给我发财。我不喜欢它,它也不喜欢我,两相隔绝。所以我对于档案上给我记一笔,才不在乎呢。

你以为"永远"是这种局面、中国人"一辈子"都要生活在恐惧中吗?靠,休想!——我们等候的时间将不会太长了。

我在"08"上签名,在博客上写文章,都是合法合理又合情,没什么好惭愧的;相反,这是我小昭有勇气、有正义感的表现,我该骄傲才是。希望警方把我的"材料"好好保存,切勿失落。将来我白发苍苍,坐在葡萄架下对小孙女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中国人还处于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奶奶克服了恐惧之心,在《08宪章》上签了名……"那时我就可以把这些材料向小孙女展示,免得她以为奶奶吹牛呢。

我正神游物外,皮夹克把我拉了回来:"你是怎么签名的?"

"发邮件去签的。宪章上有签名邮箱的,那两个邮箱都很好记,我看一遍就记住了。"

"你签名之前好好看过宪章吗?"

"看过啊。最初知道宪章的时候就看过一遍,后来决定签名了,又仔细地看了两遍。我在任何文件上签名都会起码先看两遍的。"

"你肯定没有好好看过!"皮夹克一口断定,"如果你看了你就不会签名了。这个宪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看出来了吗?"

我摇摇头。"我没看出来。"

"你呢,是个很感性的人,有时候会冲动,也没看清楚宪章是什么,就签名了……"

真要命,只因我爱流泪,总被别人说成感性。"我觉得我是个很理性的人。当然也有感性的一面,但总体说来是很冷静的。签名就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在非常平静的状态下作出的决定。"

"你最初决定不签名,这是很理性的,是正确的决定。但后来又签了名,像你说的,因为转贴的文章被删了才签的,这就是冲动,不理智的行为。"

"我签名,首先是因为我赞同它的主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呢,因为转贴宪章被删了,还有晓波被抓的事情,让我产生了逆反心理。我被激怒了,所以签了名。这是一种反弹,对你们打压的强烈反弹。"

常言道"请将不如激将"。如果我没有被激怒,就不会有第六批名单上的唐小昭了。相信还有其他人跟我一样,签名的直接原因是"反弹"。官方对言论的强力打压,固然吓住了一些人,却也激起了另一些人的反弹。

"你这样做是很幼稚的,签个名就能改变什么吗?一点用处都没有,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看来你在政治上还不成熟。"皮夹克说。

"政治上不成熟",这个句子我从小在小说里看惯了,没想过有一天会放到我自己身上。嗯,按照党国的标准,我确实政治上不成熟,而且永远不会成熟。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如果谁"政治上成熟"了,基本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人性,变成了一台冷血机器。

"政治,"我说,"中国人把政治看得很肮脏,以为政治就是阴谋诡计,充满了欺骗和权谋,什么事情一和政治联系上就觉得很可怕。其实不是这样的。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既然是大家的事情,政治就应该是阳光的、透明的,每个人都可以谈论,都可以参与。"

我还没打算"参与"呢,我只是喜欢"谈论"一下,就这也要冒风险。所以我才签名的。

"我希望我能够行使xian法保障的那些权利。你想想,我都××岁了,还没见过选票是什么样子呢!"

"怎么会没见过选票呢?"皮夹克不解,"选票都有的呀!"

"我到哪里去选啊?回重庆去选吗,我又不住在重庆,重庆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在上海选吗?我又没有上海的户口。"我撇了撇嘴,"再说,你们那些人大代表,你以为我真的相信他们是人民选出来的,真的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啊?不都是走过场嘛,做个样子罢了。"

皮夹克笑了笑,没有反驳。

我想起我有个朋友,上海人,已经移民,他说过他从来不投票,"居委会把选票送上门来,我每次都把它撕掉"。他为什么要撕掉选票?因为他不认为手里这张纸片是真正的选票,没有公正的选举程序作保证,就不可能有公正的选举结果,民意既然被强奸,他宁可弃权。最后他的移民,就是更为彻底的弃权。

"我就想要选票,真正的选票。"我接着说,"这个国家是我们全体国民的,我们有权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展开讨论,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意或反驳别人的观点。政府应该是为民众服务的,公权应该来自民授。"

"这些话都没有错,我也赞同民主的呀。但是我们不能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现在中国的现实不是那样,你既然生活在这个现实中,就要遵守现实的游戏规则,如果你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对你没有好处。"

我漠然。"我知道,我是握在你们手掌心里的。"我用手划了一个圈,"中国就是一个大笼子。它囚禁着我们。"

我对你们的"现实"毫无兴趣。我不喜欢这种公权力毫无制约、民众被关在笼子里、公民生活在恐惧中的"现实",我不为这种"现实"背书。我只为自由背书、为人权背书、为民主背书、为子孙后代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而背书。

"我没违反你们的游戏规则。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两大原则,第一不违反国家法律,第二不违反社会公德。我以在08上签名的形式来表达对某种观点的同意,这是我的权利。"

皮夹克耐心劝导:"你是有这个权利。但是08宪章的事情很严重,不是你想像的只是一个观点的问题。政府已经定性了,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的政治事件。"

起码一个月前,我就在网上看到了关于"定性"的传言。这"定性"貌似十分严厉,但我看了漠然置之,半点没感到害怕,只感到滑稽。都什么时代了,解决问题还要靠几个人关起门来"定性"?呵,莫非我不是身在2009年,而是公元前221年嬴政那会儿?但,流光如水永向前,时代已经不同了!

这事儿照我看很简单,如果"08"是个法律问题,那就交给法律去审判(当然是公正公开、程序合法的审判,不是杨佳案式的暗箱操作);如果是个道德问题,那就交给大众舆论去评价。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只心里继续想着:你们"定性"以后,打算怎么办?把这几千人抓起来、关几年?随便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怜这些自封为"公民"、却无法享有公民权利的中国人,既然无力保护自己,也就只好逆来顺受、泰然处之了。

皮夹克继续说:"你知道四项基本原则吧?坚持……"

我漠然点头:"我知道。"这些东东放在xian法里,真是莫名其妙。

"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承认现实,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主义道路,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主流观点……"

我纠正他:"是官方观点。"

如果说"主流"的话,须得全国最多人赞同的观点才是主流观点。依我看,民主才是主流。

他继续说:"好吧,是官方主流观点。现在这个08宪章要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主义制度……"

"我没看出它要推翻谁。"

"你没看出来?"他很惊讶,"08宪章说要实行多党制,这就是要推翻××党的领导!它要实行三权分立,就是要推翻社×主义制度!"

我叹了一口气。"我对这样'主义'那样'主义'的不感兴趣,不想跟你争论。可能是从小被灌输了太多的'主义',有了点儿逆反心理,听到'主义'这个词我就头疼。"

在我看来,当今世界只有两种"主义"的国家:民主和专制。显而易见我喜欢民主。其它的免谈。

由于我经常打断他的话,皮夹克有点不满意:"你听我说完!"

"好,你请说。"

他说了一通属于官方主流观点的话,我一句也没记住。在他停顿的时候,因为无法判断他是讲完了轮到我说了,还是他仅仅要换口气接着说,我还鼓励道:"你继续说,没关系,我听着。"

他讲完了他的道理,见我明显缺乏兴趣,连反驳都懒得开口,他又说:"中国的xian法上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08宪章》要代替xian法,要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主义制度,这是违宪的!"

"个体的公民不可能违宪,只有国家机关才能违宪。徐友渔写过一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小昭后注:也许我的记忆有误,以前看过一篇关于"违宪主体"的文章,忘记是不是徐友渔写的了。)

"而且,"我补充道,"《08宪章》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它仅仅是一种倡导,提出一些主张。它不是宪法。宪法的修改是有一定程序的,要经过全国人大超过2/3的代表同意才可以修改的。"

谁要是把《08宪章》当成了宪法,那肯定脑子进水了,我深表同情。

皮夹克问我:"你知道08宪章是谁起草的吗?"

"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你们不是把晓波抓起来了吗,你们不是说是他起草的吗?"

"谁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早就知道了!就是刘晓波起草的!"

这个就不关我的事啦。反正不是我起草的。

"你知道刘晓波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我不认识他。以前不知道这个人,最近两年在网上看了他很多文章,了解个大概。"

"刘晓波在64的时候……"他对晓波作了一番"官方介绍",我不记得原话,大意是说晓波当年是幕后主使之一,这些年一直和海外势力有联系,背景很复杂,像你(指我)这种单纯冲动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他,你是被他们利用了……

我嘟哝了几句:"没有人来利用我。是我自己要在宪章上签名的,又没人逼我。"然后我好奇地问:"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刘晓波是中国第一号敏感人物。是不是啊?"

"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是很敏感的嘛,至于是第几号就不一定了。"

嗯,官方不喜欢晓波。但在民间评价系统中,晓波是条好汉!我就欣赏这种有胆有识有担当的男人。

他们接着问:"你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吗?"

我心里想,你们都知道了,用得着问嘛。不过还是回答:"接受过。"

"什么媒体?"

"华盛顿邮报。"

"什么时候采访的?"

"1月19号。晚上。"

"你怎么找到他们的?"

"我没找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

"那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

"我把邮箱放在博客上,他们看到了,就给我发邮件。"

"那就是通过电子邮件约的采访时间?"

"这个倒不是。是通过电话约的。"

"是怎么采访的?电话采访吗?"

"不是。是当面采访。"

"你为什么要接受采访呢?"

"为什么?"我睁大了眼睛,"我有接受采访的权利啊!"

公权是"法无明文规定皆不可为",私权是"法无明文禁止皆可为"。我可太清楚自己拥有哪些权利了。再说,我从没接受过外媒的采访,人家好奇嘛。

"在哪里采访的?"

"一家饭店里,一边吃饭一边采访。"

"哪个饭店?"

"在黄河路上,具体哪家饭店我就不知道了。黄河路上很多饭店的嘛,一条街都是,我跟着她们进去、跟着她们出来,没注意过饭店的名字。"

"几个人采访你的?"

"两个。"

"男的还是女的?"

"两个都是女的。"

"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一个中国人。另一个是美国人,不过是韩国裔的。"

记录者边听边记录,问道:"那就写'韩裔美人'了?"我觉得"韩裔美人"这个词太滑稽了,两个人讨论了一下记录用词。最后他好像记录为"韩裔美国人"。

"那个中国人是做翻译的吧?"

"对。"

"那个美国人长得跟中国人一样吗?那你怎么知道她是美国人?"

"我本来以为她是中国人,可她一开口说的是英文,我就问她的助理她是哪里人,助理说是美国人,父母都是韩国裔的。"

"是怎么采访的?录音采访吗?"

"就是当面采访呀。"

"她们问了你哪些问题?"

"这个,你们都知道了呀。就是那篇报道上写的呀。"

"你看过她们写的报道吗?"

"看过。"

"你看得懂英语?"

"哈,这还不简单?用google自动翻译系统,就可以勉强看了。"我解释:"主要是看看关于我的部分有没有失实的地方。基本属实吧,有些小小的误解,但不重要,所以我也无所谓了。"

比如报道上说我最初是从信箱里看到《08宪章》的,这就是个误解。

"不过,"我补充,"我不满意她们那个大标题,我觉得这个题目对我来说过于严重了……"

"就是——"皮夹克拿起打印纸念道:"《一个中国草根的反抗》?"

我猜,警察看到的是万维网那个中文版,是以第三者的语气介绍华盛顿邮报这篇报道,主要是关于我的部分。警察不知道我博客上有个全文翻译的中文版。

"对。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激烈,这个题目用在我身上有些……有些……严重……"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

还是记录者帮我想到了:"有些'过激'了?"

"对。"我赶快点头。

华盛顿邮报的原文,大标题为《In China,a Grass-Roots Rebellion》,这Rebellion的意思有"叛乱、暴动、暴乱、变、谋反、意见不合、异议",无论中文用哪个词,对我都极为不利,所以我当初翻译此文时干脆回避了大标题。但万维网和其它网站转贴时,题目被译为"一个中国草根的反抗"、"在中国,基层反抗"、"中国草根造反"等等,吓出我一身冷汗。

其实,无论人家用什么标题,我都无所谓的。可我是"In China",这个China对我来说不是温暖如母亲怀抱,而是冷酷无情的铁笼子,随时可以伸出铁爪子来把我抓住撕成碎片。你们要是用太严厉的词语,伟光正先生会把帐算到我的头上,我一条小命儿又要死翘翘。

——所以我拒不认可那个大标题。

"你看,外媒是在利用你!你被人家利用了都不知道!"皮夹克抓住机会教育我。

我没觉得华盛顿邮报是在利用我。再说,他们利用我,我不也利用他们吗?他们利用我来观察中国的普通签名者,我利用他们把我的观点撒向世界。在"08"上,中国媒体全体噤声,战战兢兢;唯一能发出声音的只有外媒。

皮夹克对采访内容特别感兴趣,问了好几次。我都回答:"就是报道上的那些呀。"过了这么久,我哪里记得?我又不是记者,没做笔记的。

"你了解华盛顿邮报吗?"

"不了解。以前从来没看过他们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是一家很大的媒体,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皮夹克特别强调这一点,仔细观察我的反应。

我无动于衷。"不知道。我只是听说过这个媒体的名字而已。"心里想,你们修建了柏林墙把我们囚禁,不准我们看外面的世界,我哪晓得那么多啊?

(几天后,有个朋友告诉我,华盛顿邮报是著名的反华媒体,我大吃一惊。怪不得喝茶时警察那么注意看我的反应呢。偏偏我就是被愚民愚成了白痴,压根儿就不知道哪些媒体"反华"哪些媒体"亲华"。不过,就算事先知道,对我也无影响。我不认为美国的媒体敢"反华",因为这涉嫌种族歧视,而种族歧视在美国绝对是个敏感雷区;"反共"还差不多,这属于政治观点不同,在美国是正常的。基本上,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都不会亲近伟光正的。)

"你为什么要接受他们的采访?"皮夹克又一次问这个问题。

我睁大眼睛:"我不能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吗?"

他只好说:"你有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权利。"

OK,你承认就好。

皮夹克恳切地说:"你以后不要再接受外媒的采访了。"

我说:"我不做任何承诺。"

"什么?你还要接受外媒的采访啊?"皮夹克相当惊讶。

"我没说还要接受外媒的采访。我只是说我不做任何承诺。这个决定应该由我来做。"

本人的逆反心理比较强,最烦人家威胁我,如果威胁,肯定反弹。其实他们根本不用担忧,不会再有多少外媒来采访我了。我啥也没做呀,跟别人一样,就签了个名而已,这点小破事儿,没多大新闻价值,不值得采访。

"其实,我也不希望因为08宪章而出名。"我说。

他赶快赞同:"这个出名对你没有好处的!"

好处与否,见仁见智。我想的不是这个。"我觉得,要出名的话,应该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可是08宪章吧,这个事情也不是我做的,这篇文件也不是我写的,它不是我自身能力的体现,所以我不想因为它而出名。"

警察还要我答应:"以后不要继续参与08宪章了。"

我回答:"谈不上参与不参与了。我所能做的就是签个名,表示我同意它的主张。我的名早就签过了,对我来说这事儿已经结束了。"

喝茶喝了两小时左右,虽谈不上"亲切",但气氛还算和平友善。

后来他们把谈话笔录给我看,我仔细地看了两遍,改了两个词,最后签字认可。很高兴记录者把我那句"公权应该出自民授"也写上去了。

这个笔录很简单。但我想,等我走了之后,他们还会写一份对我的"鉴定报告",就跟班主任对学生的期末鉴定一样。他们一直在观察我、忖度我,不知他们最后会怎样给我"定性"。

大家站起身来,准备离开这间屋子。皮夹克告诫我:"今天的事情,你不要说出去,也不要放到你的博客上。"

"我不做任何承诺。"

"什么?你要把今天的事情也放到博客上啊?"皮夹克瞪大了眼睛。

"我没说要放到博客上,我只是说我不做任何承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应该由我自己做决定。我不喜欢被人家强迫着做决定。"

"你要是把今天的事情公开出去,你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转头问他:"请问一下,我需要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当然要负法律责任的喽!"

啐,答非所问。如果要负法律责任,首先得有相应的法律条文拿出来衡量,我是否违了法;其次呢,该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我真的不明白,才向你请教的嘛。

我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喝茶内容不涉及任何国家机密。别给我扣个"泄露国家机密罪",我不认的。

09年2月21日后记:

为了让关注小昭命运的朋友们放心,也为了践行我的"站在阳光下"原则,我当然会公开我的喝茶经历。这可是"大姑娘上花轿——第一回"呀,如此有趣的经历,岂能不与朋友们分享。

我说过,我不做躲在阴沟里的小老鼠。哪怕死,我也要死在阳光下,死在众目睽睽之中!

亲爱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小昭还没死,至少目前一切平安。但未来命运如何,谁也不知道。只要晓波一天没有恢复自由,其他几千个签名者的命运就处于"未卜"状态。既然不幸生中国,只好以一副肉身坦然去承受。

上帝保佑我们,阿门!


-完-

傅国涌 陈独秀:回归“德先生”

陈独秀的一生波澜起伏,在20世纪中国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矫健的身影。

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大力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推倒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几千年来的旧文化,建立起和人类主流文明接轨的新文化,有人称他是"三千年来第一人",这一评价一点也不过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领导了包括"五卅运动"在内的一系列工人运动,实现了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他的一生反对清王朝、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被自己手创的革命党所开除,甚至被奉他为精神领袖的中国托派所不容,他自称是"终身反对派",中国历史上能够当得起这个称号的恐怕只有他一人。

"以其一生遍历卢骚[卢梭]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只有陈独秀,他是这个过程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康梁的改良主义、法国式的民主主义、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托落斯基主义,最后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宣称抛弃一切主义,在贫病交加之中回到了五四的立场上。

他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如果在中国人惯有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之外看,陈独秀才是最大的成功者,他开辟的启蒙事业不仅直接影响了一代人,培养了一代人,而且继续影响着中国的未来,他奠基的"五四"传统始终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爱国心"与"自觉心"

青年陈独秀参加过拒俄运动,加入过暗杀团,创立了安徽爱国会、岳王会等革命组织,办过《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等,自述办刊十年风气为之一变。辛亥革命后还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

1914年11月反袁失败后,他再次东渡日本,和章士钊一起办《甲寅》杂志,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他提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没有权利、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一片大哗,不少人指责他不爱国。

对于这一点,他后来在《每周评论》第25号发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说得更清楚: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在经历了长期血与火的革命生涯以后,陈独秀开始摸到了民主的门槛。民主至上,民权高于一切,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成为他的主导思想,他的脉搏为他的这些思考而剧烈地跳动,他痛感人民缺乏对民主的真正觉悟,辛亥革命胜利了,开国元勋却在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成了通缉犯,只能再度亡命。他对民主的重新认识,使我们感觉到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的《新青年》已经在母腹中蠕动。不到一年《青年》杂志就诞生了。

"德先生"和"赛先生"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第一期的《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就明确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认为人权说是近代文明的三个基本特征之一,不久他又进一步把人权扩大为民主。

正是通过《新青年》这个平台,他打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言论,横扫千军如卷席。除他本人之外,《新青年》还"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连续发表了胡适、吴虞、鲁迅、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高一涵、易白沙、周作人等人的文章,连鲁迅都承认他那时侯的创作是奉了陈独秀的思想"将令"。胡适说过"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正是陈独秀率领千军万马第一次向儒家学说、传统道德,向文言文、旧文学发起了全面的、猛烈的冲击,第一次大力提倡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张扬自由自尊的人格、独立自主的人格,不是仅仅局限在政治层面,而是全方位地要引进新的文化、价值。也是第一次激烈地、大张旗鼓、毫无妥协地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言论之激烈至今可能都还让人心惊肉跳,如钱玄同的废汉字、鲁迅的不读中国书、胡适的百事都不如人等。

其中的主角无疑是陈独秀,1940年3月24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也不无自豪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其实不仅在思想言论上,他也是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了行动的人,所以他这个堂堂北大教授才会在"五四"运动中亲自去散发传单。毛泽东称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当之无愧。

在万马齐喑的1915年9月,也就是"筹安会"出笼、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时候,陈独秀却喊出了民主和科学。也正是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斩钉截铁地说出了: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他就是以这样的姿态高举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面大旗,坚决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提出"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他的巨大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政治层面。可惜,这场以现代文明为导向,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启蒙运动前后仅仅持续了四年,就被它的倡导者自己亲手扼杀了,这是"一幕奇特的历史悲剧"。

在袁世凯和军阀当政的政治真空时代,陈独秀的出现为新文化赢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从此白话文、新文化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的地位已经奠定。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和同时代的李大钊等人迅速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告别了他醉心已久的法兰西文明,告别了他心爱的德先生。

1919年以后,陈独秀全面接受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理论,向"五四"的旗帜再见,从此踏上另一条曲折、漫长、痛苦的革命道路。1919年11月他还说过"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到1920年他的思想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大转弯,他说:"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民主党与共产党》)"五四"的民主启蒙就此告终,他的倡导者和送葬者都是陈独秀。

"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五四"运动的前夜,陈独秀曾发表这篇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1919年6月9日,这个"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北京大学的前文科学长,竟然亲自出手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结果被捕入狱,引起举国震惊,青年毛泽东在湖南高声喊出"陈君万岁","我祝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在各界营救下陈独秀于9月16日出狱。

1921年、1922年陈独秀因为思想激进两次在上海租界被捕,由于缺乏证据,在各界朋友(如胡适等)的关注下,关押时间都很短。他一生虽然四次身陷囹圄,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研究。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国民党巨额悬赏他的上海隐居多年后,终于第四次被捕。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当局要求予以严惩,他亲自缔造的共产党也发表了幸灾乐祸的消息和骂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的评论。那一刻,两个对立的党几乎是异口同声,都要把这个"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置之死地而后快。苏区《红色中华》报 1933年5月8日的报道《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讨饶》称,陈被捕后"颇得国民党当局青睐","对国民党更愿表示'五体投地'以为'报德'",受审时,陈"服服帖帖","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王观泉先生评论说,这是"歪曲事实真象,罗织人罪,影响极坏",尤以陈独秀"向国民党法庭讨饶"这篇"最为恶劣","令人齿冷"。

但陈独秀也并不是为举国所弃,他在《甲寅》时的同伴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他在北大、《新青年》的同伴和学生胡适、傅斯年等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罗家伦、段锡朋等都曾到狱中看望他,给予了他人性的温暖。1933年4月公开开庭审判,他自己在法庭上更是慷慨陈词,不失"五四"当年的丰采。

他的自辩词,即便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拍手称快,针对指控他"叛国"、"危害民国"的罪名,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摒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他在法庭上抨击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替民权……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他说民国就是共和国,"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章士钊是当时名动全国的大律师,他为陈独秀作无罪辩护,其中有"现政府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余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为?"用意无非是为他开脱,但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为准"。这才是陈独秀的人格风范,当时即赢得旁听席上的赞誉声。结果他"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他的自辩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这些事竟然都发生在1933年陈独秀被判刑的当年,可能也让后人感到惊讶。

在南京狱中,他雄心不减,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尤其是对民主的思考与反省,逐步回到了五四的轨道上。他真正把监狱当作了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1937年8月23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被提前释放。

回归"德先生"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之后,陈独秀否定了他曾高举的那面"德先生"大旗。《新青年》也从启蒙刊物变成了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1920年开始他连篇累牍地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筹备中国共产党,成为该党无可争议的创始人。1921年7月23日,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第一任中央局书记,直到1927年离开这个位置(他被开除出党是1929年)。

在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大革命失败和激烈、紧张的党内斗争以后,他开始又一次冷静下来思考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就如当年他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悲凉之中,找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1929年8月他发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重提他几乎已十年没用过的"德谟克拉西"一词:

"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多数意见之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应而至的必然现象。

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

他批评委派制、不准不同意见的人开口,指责这样做毁坏了党的组织与力量。在上海他和"托派"的青年为民主问题有过长期争论,他在"托派"刊物《火花》上发表过《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政治》,他把民主区分为"真"的和"假"的,称欧美的民主政治都是遮掩资产阶级少数人专政的形式,苏维埃政制才是民主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阶段、最后的形式,他的《上诉状》中对民主定义的阐述也是如此,与"五四"时期对民主的见解距离还是很大。

1932年10月入狱以后,他没有停止思考,1936年3月,他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他把民主称为"人类进步之唯一的伟大指标","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才至把党,把各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语言的还要丑陋"。

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他说"科学与民主,是人类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

他曾在狱中对人说过,他当年在《新青年》上提出民主和科学,是经过深思熟虑,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才提出来的。他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他,厌弃他,把它当作可有可无,或说他是过时的东西",已逐渐回到了"五四"时期的民主轨道上。

1937年出狱以后,他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钱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同时他也拒绝去延安,他不无凄凉地说李大钊死了,他的儿子延年也死了,党里没有他信任的人。1938年,他选择了入川,1942年,他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但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还在继续狱中开始的研究,从文字学到民主发展史,都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特别是他对斯大林时代的反思深度,在中国恐怕至今还没有多少人超过他当年的认识。我想千言万语都不如他自己的文字来得更直接。

他对民主的最后见解主要集中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和给西流的信里。他说:

"民主是自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

所以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这些闪耀着人类政治智慧的思想,此后也成为雷震在台湾倡导民主的精神源头,他在《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文中说:"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胡适在《陈独秀最后见解》一书的序文中特别指出:"在这十三个字——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

陈独秀痛定思痛,最终回到了"德先生",回到了"五四"的理想,经过漫长的革命、牢狱生涯之后,他对"德先生"的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成熟了。这是他以一生惨痛的代价换来的结论,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如果说他办的《新青年》将长留在言论史的记忆中,那么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思考、见解注定了长存在多难的思想史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