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共识倡议书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由于政治改革未能同步进行，官僚腐败、公权滥用、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日趋严重，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人心思变，民众对改革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但是改革的步伐却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远远不能让人民满意。更为根本的是，人民自己虽然痛恨种种社会不公，但是对于如何改革造成不公的制度却并未达成共识，以至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受到分化和削弱。体制外没有改革的压力，体制内就没有改革的动力。如果中国社会亟需的体制改革一再受挫、停滞不前，公权腐败、社会不满将积聚到危险的临界点，中国将再次错失和平改良的机会，陷入暴力革命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中共十八大报告表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定意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重点强调宪法实施，让我们看到了依宪执政、深化改革的希望。当前，中国改革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国社会尤其需要对改革的大是大非和总体方向达成共识，尤其是对现代文明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等宪政原则形成基本共识。为了提炼和凝聚改革共识，我们提出推进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达自由、深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等六项改革主张。我们认为，它们应构成所有理性公民所认同的改革共识。

一、推进依宪执政

迄今为止，中国改革是在执政党领导下推进的，但是改革三十多年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如果不首先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将无法继续推进与深化其它领域的改革。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共产党在多个场合下表达的民主承诺让众多追求正义、痛恨腐败的仁人志士追随革命，但是党内实际上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为了维持行动效率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1949年后，执政党并未真正兑现承诺、还权于民。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很难受到有效制约，执政者的决策错误也就很难得到防范与纠正，从而很容易越陷越深，直到酿成大错。"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极大杀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1966年发动的十年"文革"使数以亿计的无辜者受到迫害或冲击，整个国家处于内战边缘……这些血的教训表明，权力高度集中化甚至个人化的执政体制早已不适应和平时期的日常社会治理，现在是执政党兑现初始承诺的时候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局面，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要求"党政分开"，中共十六大和十八大报告一再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能提上日程，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1）党政不分，党政权责分工不明确，以党代政、以党干政的现象十分普遍，执政党的权力得不到制度化约束。（2）党内决策权力高度集中，重大决定和人事安排往往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拍板，地方"一把手"很容易蜕变为无法无天的"土皇帝"。薄熙来之所以能够在不同职位上为所欲为，正是因为其作为"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3）党内选举程序并未得到法律的有效规范和落实，党员代表大会未能真正发挥作用，党的领导干部往往是由上级内定而非党员代表选举产生。这样的体制很容易造成领导干部脱离党员群众，形成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为买官卖官和公权滥用敞开大门。

要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和谐，惟有从革命党转变为真正的执政党，依据宪法厘清党政关系、建立法治化的执政体系，并在执政党内逐级落实民主选举。依宪执政是保持执政党自身廉洁和长期执政的惟一途径，主要体现于实行党政分离、党内民主、分权制衡、党务公开等四个方面。

（1）党政关系必须依照宪法得到合理界定。1982年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了"共产党领导"，但是"领导"并不等于全面包办或直接干预政府事务。正如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宪法意义上的"领导"是指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主要包括通过民主决策机制决定大政方针，经由人大立法程序使之变为国家法律和政策，向国家机关推荐干部人选，并监督党员干部廉洁守法。但是执政党不宜再走"党管干部"的老路，直接干预政府人事决定或介入行政和司法事务。

（2）为了保证民主决策、保持党风廉正、防止过度集权，执政党有必要加强自身民主建设，按照党章要求逐级落实党内民主，从村支部、街道委员会、乡镇、县市等基层党组织开始实行党内选举。各级党员代表由党员直选产生，上级党委不得干预。

（3）充分发挥各级党员代表大会的日常领导与监督作用。各级党代会应成为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并监督各级党委。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直接受同级党代会领导并向其负责。当前实行的地方"一把手"负责制加剧了执政党权力集中，有必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建立各级党委集体领导机制，形成党内分权制衡体制。

（4）党内民主改革一定要和全方位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及广泛的公民参与结合在一起，尽快建立各级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改革并实现各级党政预算及其执行的公开化，对征地等影响民生的重大决策或工程必须通过听证制度广泛征求民意，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与参政权。

二、落实选举民主

1982年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要落实"主权在民"原则，关键在于规范各级人大选举，让各级人大真正发挥代议和监督职能，并强化社会基层的民主自治。按照1982年宪法的设计，各级人大是实现人民参政议政的基本制度。人大选举是否规范、人大代表是否愿意并能够代表选民的利益积极履职，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基本性质，决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决定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近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发生了那么多群体性事件，以至严重损害社会稳定与执政根基，根源在于各级人大未能按宪法规定有效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人大制度存在两大类问题。（1）各级人大选举普遍走过场，政府干预、贿选舞弊现象十分严重，进而导致人大代表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代表履职普遍缺乏积极性，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几乎从来不见他们的踪影。个别代表克己奉公、热心履职，积极为选民办实事，却往往被视为另类甚至受到打击迫害。（2）宪法规定的人大职能多流于形式。由于绝大多数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都是兼职的，代表或委员能够投入立法、预算和监督等宪法职能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导致各级人大只是在开会时举举手、拍拍手的"橡皮图章"。

要改变这种现状，有必要采取落实基层直选、加强人大专职化、强化社会基层民主自治等举措。（1）落实县乡两级人大直选。目前，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产生于基层。规范基层人大选举能够从源头上解决基层社会问题，极大巩固执政基础和维护政府威信。为此，中央有必要严格禁止地方党政干预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和竞选活动，同时保证各级人大代表能够有效履行宪法职能。按照宪法第34条、第35条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公民有自由参与竞选基层人大代表，参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不能以"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横遭干涉与限制。按照宪政国家的通例，只要参选人获得一定数量的选民支持，就自动成为合法候选人。现行选举法对候选人设置了极不透明的"酝酿"、"协商"过程，赋予地方选举委员会几乎无限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为地方党政内定候选人提供了方便机会，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革。

（2）在规范人大选举基础上，有必要强化各级人大职能并推动人大代表专职化。人大机构改革宜从各级人大常委会开始，逐年增加专职委员的比例。建议每年增加10%的常委会委员作为专职委员，力求在五年内达到一半的常委会委员成为专职委员。建议每年增加5%的人大代表作为专职代表，在五年内让四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成为专职代表。人大代表的履职方式应由代表自己决定，合法的履职活动不得受到地方党政或人大干预。

（3）村委会和业主委员会选举是中国基层民主的最新尝试，同样需要制度保障。近年来，村委会选举普遍受到上级党政干预，贿选等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村委会在没有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出卖村民土地等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广东乌坎事件就是其中一例。要有效解决中国农村土地等重大利益冲突、真正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必须明确禁止地方党政干预村委会选举，有效规范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选举，尽快建立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和选举委员会等村级组织的相互制衡机制。

三、 尊重表达自由

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公民的表达自由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媒体敢于揭露各地腐败现象，极大提高了中央和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程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领域还存在诸多不必要的限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网络言论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公民因为发帖而被删帖、销号乃至劳教、判罪的事件频繁发生。（2）新闻出版自由受到不必要的限制，不仅出版机构的建立受到极为严格的事前审批，书刊出版也在原则上受制于事前审查，而且媒体在日常运作过程中还受到诸多命令、指示或限制。这些限令保护了那些应该受到公开揭露的腐败丑闻，严重妨碍了全体公民的知情权。（3）公民集会自由受到不必要限制。虽然法治国家也要求游行集会得到政府事先批准，但是这一要求在中国却蜕变为禁止公民集会的借口，以至公民和平集会几乎不可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4）公民结社自由也受到了不必要的限制。不仅成立民间社团受制于诸多苛刻要求以及严格的事前与事后审查，而且农民不能成立农会，工会则并非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不能有效代表并维护工人利益。

我们建议逐步放松对各种表达自由的不必要限制，并尽快完成从政治到法治、从实体到程序的社会管理模式转变。（1）应全面取消网络言论管制，严禁各地政府因网络言论而对公民定罪或施行劳教。

（2）新闻出版领域的管理应从事前政治干预转变为事后法律监督，对违法出版的信息追究事后法律责任。对于出版机构和刊物的建立，则应从实体审查转变为程序审查，建立报刊备案管理制度，以便事后法律监督。鉴于现行宪法尚未得到有效的实施，宪法第35条规定的基本权利未能得到有效保护，有必要制定《新闻法》，以切实加强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法律保障，并明确界定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法律边界。对于在宪法和法律允许范围内发表的言论，党政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欺世盗名、为害深重的"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够愈演愈烈，正是因为地方党政压制舆论、一手遮天造成的。

（3）对游行示威申请的审批应从内容审查走向程序性审查；审查的目的不是限制公民的表达自由，而是防止暴力冲突、交通堵塞等扰乱秩序的现象。各级官员应树立一个基本宪政观念，即集会自由是原则，限制是例外。只要没有证据表明集会带有暴力倾向，就应当推定集会是和平的，地方政府不得以"妨碍社会治安"等理由不予批准。

（4）对公民结社申请的审批也同样应从内容审查转变为程序性审查，并建立社团备案登记制度，以便对社团进行法治化管理。对于从事违法活动的社团，可以依据《刑法》进行打击并取消社团登记资格。2011年，广州市颁布的新规定放宽了结社限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种有益的地方试验应该在全国大力推广。

四、 深化市场经济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即已确立的基本国策，对于成就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来的繁荣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93年修宪后，"市场经济"获得了宪法地位。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同时推进等原因，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严重偏差，经济改革的深化正面临严峻挑战。在"GDP至上"的政绩思维指导下，中国式"发展"已经成为造就贪官、侵占民利、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贬义词。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国进民退"现象十分严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剧，民营企事业发展受到排挤，尤其在准入、贷款、融资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明显损害了公平竞争环境，严重制约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活力。（2）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超过国民收入增长，国家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连年增长。（3）国家财政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维稳"、军备等目的，民生、教育、社会保险与环境保护等公益投入却严重不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普通百姓面临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等多重生存压力。（4）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比例显著提高，许多地方靠正常税收不足以支持地方公共事业，加上"GDP至上"的政绩考核需要和官员个人寻租动力，各地纷纷诉诸"土地财政"，利用宪法第10条存在的漏洞将土地征收和城市化绑架在一起，通过压低补偿剥夺农民土地，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与社会稳定。

要从根本上遏制"国进民退"、实现还富于民，让市场经济改革真正惠及多数平民百姓而非少数特权利益，必须尽快实施以下措施。（1）国家必须保障民营企业（包括民办教育）的法律平等地位，放松对民营资本与民办教育的管制。

（2）国家财政增长必须保持克制。鉴于中国国民实际税负已经相当沉重，应立即明确规定各级财政收入增长不得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率。

（3）合理分配财政开支，显著增加教育、医疗、低保、环保等民生投入，取消城乡制度性歧视，尽早实现义务教育、公立大学和一般公共服务的地域平等，建立覆盖全民、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儿童、老人、病人、低收入者等弱势人群提供体面生活的底线保障。

（4）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财政，实现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同时从根本上扭转"GDP至上"的发展思路，让地方政府专心投入治安、教育、民生、环保等地方公益事业，而不是借"发展"的名义侵吞人民的利益并为腐败创造机会。

（5）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落实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公正补偿原则，将征地严格限制在宪法规定的"公共利益"范围内，同时放松农地用途管制，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并将城市化和征地脱钩。

五、 实现司法独立

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都离不开一个基本法治秩序，而法治秩序的建构则离不开公正独立、不受政治干预的法官与律师队伍。宪法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独立是宪法确定的改革方向，也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事实上，中共中央1979年第64号文件即已明确指出："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然而，近十余年来，虽然司法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距离司法公正的目标依然相当遥远，司法腐败和行政干预现象十分普遍。尤其自2008年以来，司法改革步伐基本停滞，有些方面甚至发生了倒退，以至司法改革走到了方向不明的十字路口。

当前，中国司法体制存在诸多弊端，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1）法院严重缺乏独立性，法官判案极易受到政治与行政干预。虽然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这项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落实。在法院人事、财政、职权都不独立的情况下，司法审判无法抵制当地党政部门干预，各级政法委干预个案的现象十分常见。法院内部实行的院长负责制、审判委员会制度、等级管理及各种考核体制虽然可能有助于监督法官判案，却抑制了法官独立人格的成长。（2）司法腐败十分严重，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尤其是审判不透明、判决不公开、判决书不注重说理的现状为司法腐败创造了便利空间。（3）各级党政违法干预司法过程的行为十分普遍，律师正常办案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假错案频繁发生。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打黑"运动就是一个典型恶例。

要提高中国司法素质和威信，只有重启实质性的司法改革，让法院职能回归司法定位，为司法公正、依法判案提供制度保障。（1）执政党应有意识地维护司法独立，主动避免干预个案。按照党政分离的基本要求，执政党的职能在于推荐、监督干部并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而非干预司法并在个案判决中直接体现自己的意志，否则很容易造成人治盛行，违背执政党自己主持制定的法律、政策和依法治国原则。目前，各级政法委干预司法的现象十分严重，应从基层开始逐步撤销各级政法委机构。

（2）宪法设计应强化司法垂直管理，减少法院在人事与财政上的地方依附，遏制地方保护主义，为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3）法院内部应弱化政治与行政控制，最大程度地赋予法官依法独立判案的权利。行政控制并不是遏制司法腐败的良方，反而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遏制腐败和司法独立化改革是并行不悖的，坚持审判公开、判决公开并强调判决书的说理质量等改革措施将最大程度地压缩法官腐败的空间，同时有助于提升法官职业素质和司法的社会公信力。

（4）法院职能定位应回归依法审判。法官必须对法律负责，司法审判必须坚持法律至上原则。至于审判结果是否让人民满意，往往取决于立法合理性等多种因素，不应作为评判司法工作的标准。法院可以在案情需要和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从事部分调解工作，但是不应刻意强调并将其作为工作重点。大部分调解或仲裁工作应分流于法庭之外，由司法行政部门解决。对于某些小额诉讼，可以设计简易司法程序，以提高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但是所有变通措施都不得使法院偏离其依法审判的职能本位。

六、保障宪法效力

以上各项主张其实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创新"，而是1982年宪法的题中之义；只要认真对待宪法，依宪执政、选举民主、表达自由、市场经济、司法独立本来自然会得到落实。然而，由于宪法实施机制不完善等原因，现行宪法规定长期得不到有效落实，以至宪法从"国家的根本法"蜕变为不管用的"门面"，未能发挥宪法序言所期许的"最高的法律效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完善宪法实施机制，让宪法规定真正落到实处，对保障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发挥有效作用。事实上，体制改革的根本正在于落实现行宪法的各项规定。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宪法颁布30周年大会上特别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现行宪法第61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但是1982年宪法颁布长达三十年来，人大常委会却从未行使第61条赋予的这项权力，而在此期间却出现大量的重大宪法性问题，足以表明现行宪法实施机制并非行之有效。中国宪法审查之所以长期维持"零记录"，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制度设计不完善造成的。人大常委会释宪不仅存在僭越全国人大职权、自行审查自己制定的法律等有违民主与法治原则的嫌疑，而且也不符合职能合理分工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本质上是一个立法机构，宪法与法律解释则是一项司法工作。常委会的立法工作本身已十分繁重，根本无暇顾及宪法的个案适用。

要让现行宪法从无用变为有用，只有在国家日常政治生活中不断适用宪法。法治国家适用宪法主要有三种模式：美国模式由普通法院适用宪法，德奥专门成立宪政法院适用宪法，法国模式则由宪法委员会适用宪法。即便美国模式或德奥模式当前不适合中国，仍有必要改革宪法实施机制，尽早建立负责解释和适用宪法的专门委员会。在现阶段，宪法委员会可以设在全国人大内部，向全国人大负责，但是其人员构成与运作程序必须保持相对独立，否则无法彰显中国宪法的法律效力。

最后，宪法审查的重点并不是控制人大立法的合宪性，而在于控制法规、条例、规章及一般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建立有效的法律规范审查机制，进而理顺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保证中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同时兼顾中国辽阔版图下的地方差异、多元性与自主创新的需要。在符合宪法与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充分允许地方自由试验不同模式，形成良性地方竞争格局。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正是1978年安徽小岗村引领的地方试验、中央推广的成果，今后的改革开放也需要在党内民主、基层选举、司法实践、合宪性审查等诸多领域引入新的地方试验、竞争与融合机制。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法治、人权、宪政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国百年血与火的历程——尤其是"文革"十年的惨痛教训——表明，一旦背离民主、法治、人权、宪政的世界潮流，人民就要遭殃，社会就不可能稳定，国家政权也不可能稳固。我们衷心希望新一届领导人把握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不为陈旧意识所困，不为短期利益所惑，为了国家和执政党的长远利益坚定不移、励志改革。我们更希望人民能够看清世界大势、民族大利，不为周边纠纷所扰，不为激进言论所动，立足理性、渐进的国内制度改良，对推进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达自由、深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等改革方向形成基本共识，并用自己的行动宣传之、推进之、促成之。

让我们超越左右之分、朝野之别，为建造一个民主、法治、尊重人权、民富国强的宪政中国而共同努力！

（共识网2012年12月25日首发）

倡议人（共70人，按拼音顺序排列）

谌洪果陈奕敏迟夙生储成仿丁东丁锡奎

杜光杜国旺方明高放高全喜高新军

郭道晖郭相宏郭于华郭宇宽黄金荣

何兵贺卫方贺日开胡星斗

江平景凯旋李楯李金星李维森

刘澎刘庚子刘开明刘练军刘志强刘业进

卢跃刚任东来任星辉荣剑上官丕亮

孙大午田飞龙童大焕仝宗锦

王建勋王军王兴王毅王振宇

魏宏魏汝久吴国光吴元中谢丽华

信力建熊伟熊文钊徐友渔徐灿

许纪霖鄢烈山杨俊峰杨世建

姚中秋叶匡政俞荣根章立凡章诒和

张思之张千帆郑振源仲大军周濂

朱国斌朱应平

出处：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521-45584.shtml

-完-

秋风 立宪失败的个案：阿克顿论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讲稿》是阿克顿勋爵晚年在剑桥大学讲授法国大革命史的讲稿。1895年2月份，阿克顿被聘任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即开始连续讲授这门课程，其后由其弟子整理出版。

阿克顿本人生前曾以其不完善为由拒绝出版本讲稿，阿克顿的多个文献目录中亦未收入本讲稿。但其重要思想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叙述极端稀缺的情况下。而且，本书具有阿克顿著作的典型风格：渊博而无滞涩，机智而不卖弄，叙述流畅而逻辑清晰，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相信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具有浓厚兴趣的中国读者，会从中获得很多启示。

众所周知，阿克顿曾经写作一本自由史，据说，这是人类最伟大、但却没有写出来的史书。但阿克顿写出的散篇文章探讨比较连贯地探讨了自由的历史，而这部讲稿，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是阿克顿探讨自由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在我看来，更准确地说法是，它探讨自由是如何在错误的哲学的指导下、在狂暴的激情的驱使下，被从根本上摧毁的。

同时，我译出了英国学者欧文·查德威克所著之《阿克顿教授》一文作出附录。本文全面介绍了阿克顿出任该讲座教授职位的来龙去脉，其中对本讲座的源起、内容、风格也有详尽分析，并较深入地探讨了阿克顿的历史观，对于读者理解本书当不乏助益。

上面是对本书的大致介绍，下面的讨论则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是在翻译过程中学习的心得，供读者批评。

一需要重写的历史

中国人关于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无论中外，几乎无不需要重写。在近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尤其需要重写。因为，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现代中国人极为熟悉的一种意识形态占据着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大、中学校的历史和政治教材，仍然在按照那种意识形态导向，向学生灌输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结论。在这里，革命期间的种种恐怖暴行都被当作清除旧秩序的壮举而受到欢呼，温和立宪派的种种政策，则被视为投降、妥协行为而遭到严厉斥责；法国的对外侵略被认为是解放欧洲人民，而欧洲各君主国对法国的进攻则被认为是旧制度的反扑。

同时，在论述同一时期发生于大西洋两岸的几场革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最彻底的，而得到最热烈的欢呼。起码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教科书对法国大革命称赞有加，而讥讽英国光荣革命妥协、退让、保守。

这样的结论未必完全错误，有些人也完全有信奉这样的结论的自由，并且也有将其写入教科书的自由；但仅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中国人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革命历史的时候，其所可能带来的误导，更是危险的。一元化的历史叙述，必然遮蔽历史的真相。而多元的叙述，对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根据阿克顿在附录《关于大革命的文献》一文中的介绍，在19世纪，在那场革命的废墟犹有余温的时候，不同的历史叙述--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立宪主义的等等--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有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为法国未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而痛心，有的则为革命之恐怖屠杀而欢呼，有的则为法国统治半个世界而欢欣鼓舞，还有人因法国革命者妄想改造社会而对理性主义深恶痛绝。

就自由主义立场的叙述而言，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著名的当然是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和托克维尔的《价制度与大革命》。尽管柏克的那本书普遍地被认为是近代保守主义的宣言书（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灵魂人物拉塞尔柯克），而托克维尔那本书也被阿克顿指为了无新意，但他们确实渗透着纯正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珍惜、并且只珍惜自由。

遗憾的是，这两本名著其实更多地是政治科学的探讨，而非历史的叙述。阿克顿所介绍的那些自由主义立场的革命史叙述，迄今似乎也并未被介绍到国内。还好，阿克顿这本书似乎算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尽管由于它是讲稿而不大严谨，但这种形式也赋予其以一本严谨的学术性叙述所不能具有的优势：它更多地是一种"述评"，在叙述中穿插了大量的议论。正是这些议论，将阿克顿这位纯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理念，清晰而完整地表达了出来。借助这样的体裁，阿克顿爵士完美地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古典自由主义眼中的法国革命图景。

二 全盘革命的狂妄

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艾尔文·克里斯托尔曾指出，美国革命才是一场真正成功的革命，言外之意，而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

我完全同意这个结论，我的理由非常简单：美国独立战争及随后的立宪时代，建立了稳固的自由宪政制度，其宪法框架迄今已历数百年而仍无重大变易，或者即使有重大变化，其总体的框架却是稳固的，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显著的断裂，由此显示，由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其政体，同时完美地具备了稳定性与灵活性，也就是说，其政体本身具有强大的自生能力。相反，法国大革命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稳固的自由宪政制度，法国的政体在君主独裁政体、共和政体、大众民主政体之间不断游移，迄今的法国已是第几共和国了，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法国政制，可能根本就搞不明白。诚如阿克顿所说的，在革命后的86年中间，法国已经制订了14部宪法，也就是说，平均每六七年就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或许只有20世纪中国政体变动之频繁，差可与此媲美。

当然，近代历史上立宪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德国、日本均发生过政制的根本性断裂。然而，如果说德国、日本的政体断裂与其后发位置、与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国际环境有关的话，那么，法国革命之失败，则可能是因为其哲学上的错误，也就是说，导源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巨大谬误，由于这种谬误，革命给自己负载了太多的使命，从而使它注定了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并且，永远不可能成功。

从经验上观察，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与英、美革命的过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英美的革命仅仅是政治革命，政体革命，革命和立宪的目标始终仅限于重新安排上层的政体；而法国大革命却从一开始就试图成为一场整全的革命，除了在政制层面上建立现代自由民主政体之外，更欲改变基本的社会结构，重新塑造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从知识的根源上看，这一重大区别可以追溯到哈耶克所说的"法国式自由主义"（以法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为代表）与英国式自由主义（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代表）之分野。

自由主义者相信观念创造历史。创造法国革命的，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因此，阿克顿在本书一开头就对法国启蒙予以论述，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阿克顿的结论是："孟德斯鸠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个聪敏的托利党人；伏尔泰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严厉批判了教士；杜尔哥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改革家；卢梭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民主主义者；狄德罗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自由思想家。然而，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自由本身漠然置之。"

阿克顿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乍看有点唐突的结论，除了这些学者的政治理论不够健全之外，亦由于这些作家惟理主义的倾向，及由而导致的罔顾传统、蔑视和仇恨宗教的心态。法国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构造了一个完全受理性统治的虚幻的理想社会，而在他们看来，革命就是实现这样的理想的过程；为实现这一理想，需要悉数摧毁全部的传统：传统的制度和规则、传统的权力架构，传统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等等；然后，在废墟上重新建设一个完全由理性指导的新社会，塑造完全按照理性生活的新人类。

因此，启蒙思想家把整个人类作为自己的敌人，也许只有他们自己除外--为什么，因为他们得到了理性的神启？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据此，大革命则为自己树立起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敌人：它的敌人是除了革命家之外的一切人，除了革命制度之外的一切制度，革命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之外的一切非由理性建立起来的制度、观念和生活方式。基于理性的狂妄的启蒙哲学将革命的烈火引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根基上焚毁整个社会的大厦。

正是这种狂妄，使其完全走向自由的反面。因为，自由的要义就是由个人选择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甚至没有经过任何选择只是习惯性地遵守流传下来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只要它们不过暴力强加的。没有人反对这些领域的变化，只要这种变化是渐进的、是平稳的、不至于给民众带来重大的不便。但通过政治权力体系、以暴力强制、甚至从肉体上消灭的手段而进行之社会革命、思想革命、宗教革命、生活方式革命，却是强迫个人改变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用国家机器的暴力及其能够调动的资源，来重新安排人们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从根本上违背自由原则的。

那些高呼启蒙口号的法国哲学家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理论体系的这一根本性矛盾。他们号称争取人的自由，他们以为理性可以给人带来自由，然而，当教士被驱逐、当社会秩序被摧毁、当巴黎的俱乐部代替政府各部会的时候，整个法国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而在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中，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同样，在一个秩序崩溃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立宪的；因为，当社会缺乏基本的价值共识，当社会成员成为脱离于社区和传统的"自然"人，当立宪者仅仅面对理论而不面对活生生的人的时候，是不可能现实地、审慎地设计宪政制度的。当然，在理性的恐怖中，立法者也无心于从容构思巧妙的制度安排。

从阿克顿的议论中，我们或许得出一个结论：任何社会性革命和思想革命，就其本身而言，不可能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可能合乎苏格兰启蒙运动、柏克、托克维尔、阿克顿、哈耶克等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纲领。从本质上说，古典自由主义具有保守的一面，这种保守不是保守旧有的政制和权贵的既得利益，而保守民众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自觉地选择、遵循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而古典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要保守这些，不是因为本民族的东西就是神圣的，比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更为优越，而是因为，这些东西作为个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隔离层，天然地可以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权力的强制。

法国革命及步其后尘的一场又一场整全性革命的历史起码表明了一点：任何通过政治手段、尤其是通过最为暴烈的政治手段实现社会革命的企图，都将导致灾难性后果；而社会的混乱、失序，也使政体革命也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这一结论隐含着一个逻辑的结论：在转型的过程中，政体革命是可以、并且应该与社会的演进区分开来的。社会、思想、信仰的领域，完全是自发演进的领域。不应当企图在宪政设计过程中重新安排民众的社会制度、信仰和观念。立宪者所要做的，仅仅在于，政治科学的知识的支持下，面对其同胞之存在本身，透过某种审慎的设计，巧妙地安排国家之政制，即划定诸权力的范围，安排其间之相互关系。至于其他问题，不管是宪政之背景也罢，是宪政的土壤也罢，是宪政的必要条件也罢，均不在革命的范畴之内，而属于自发演进的领域。而宪政安排之终极目的，也仅在于为这一没有终点的自发演进过程提供一个足够稳固、但又足够灵活的制度框架。因此，立宪是一项单纯的政治事务，而不是一组复杂的社会事务。简单的政体革命，才是能够有可能成功的革命。

三 政治激进化的恶性循环

在法国革命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政治不断地趋于激进，但激进者在当权之后会有一个倒退。曾经是革命煽动家的米拉波、西哀士，最后却都成了保卫国王者，甚至连恐怖统治的始作俑者之一丹东在最后时刻似乎也有趋于温和的迹象。

然而，就是在这种激进者长江前浪推后浪的潮流中，政治不断趋于激进，最终导致恐怖统治，并以军人专政、君主制度复辟而收场。革命变成了一场纯粹的破坏，而没有按照其最初的图纸建成任何大厦。启蒙思想家画了一张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摩天大楼的图纸，但法国人照着这张图纸，最后盖出来的却是比别人平平常常的房子更简陋的破棚屋，任何一个具有一点点野心并掌握了暴力或暴民的盗贼，都可以随意穿堂入户。

这意味着，法国启蒙时代的政治科学出了问题，因而革命时代的政治也同样出了问题。关于政治科学的谬误，下文将予以讨论；就政治本身而言，之所以越来越激进，可能与革命者与保王党、保守的教会组织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有关。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就是摧毁一切旧制度的纲领，因此，革命一起，革命者就提出了一个整全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要以摧毁一切旧制度为前提条件；由此引发保守者的强烈反弹，他们拼命要保守旧制度，国王甚至不惜借助外国军队来恢复旧制度；面对这种危险，革命者的本能反应则是更猛烈地摧毁旧秩序。法国陷入一种可怕的正循环，革命者与保守者互相激励，政治则越来越激进，最终导致玉石俱焚。

另一方面，政治人物的素质也决定了革命时代政治的消亡。与英国、美国、甚至日本、德国相比较，法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革命者的素质极为低劣，掌握巨大的权力、掌握着无数人的生杀大权的政治人物，相当多、并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会边缘阶层：就像柏克说，他们的绝大多数是是由"下等的、无知无识的、机器般的、纯属各个各业的驯服工具的那些成员们"所组成，当然，还要加上巴黎的下层文人。

这些人对于传统的社会秩序，更多地只有仇视。他们当然要摧毁一切财产制度，他们也当然要打倒王权和教会；他们陶醉于自己遽然获得的权力，当然不愿刚开始享受的权力受到任何限制；他们

这类人物当然不知政治为何物，他们也不知道政治的游戏规则。他们作为政治人物的行为，更多地诉诸人的本能，他们也迷信他们的理论。他们的理论告诉他们，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摧毁一切旧秩序；他们的本能告诉他们，对于一切阻挡他们的人，绝对不能妥协退让，而必须从肉体上予以消灭。杀戮一切不服从者，就是理论与本能的完美结晶。当狂妄的理论与固执的本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动物伦理替代了文明的政治游戏规则，在政治舞台上就必然会开演一部最狂暴的戏剧。当时法国有一位革命领袖，甚至必须舔食动物的心脏才能餍足自己的嗜血狂热，他想象自己是在吃国王的心。

这种狂暴气氛当然传染到了军队。据说，启蒙哲学发现了人的价值，然而，在启蒙哲学照耀下建立起来的革命军队中，却丝毫不见人的价值，相反，它非常理性地设计出了种种摧毁人的价值的制度。正是法国发明了现代的强制服役。革命政府将所有男子变成了军人。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也被迫去为这个他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的政府去打仗，这个政府还刻意地剥夺了他的信仰自由、屠杀他的教士，法国西部农民的起义就与此有关。

同样，革命政府创造了全面战争的模式，正是这种战争模式，使得20世纪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超过历史上的总和。法国的启蒙军队早就预示了20世纪的黑暗。阿克顿用革命军队的组织者卡尔诺的话，概括了这支立志要用启蒙哲学解放整个欧洲的军队的精神：

"卡尔诺将胜利归功于两个东西：可以随意控制军官的升迁，法国人生命的廉价。只要他觉得有必要攻占某个地点，他可以不计任何牺牲。一位奥地利军官，如果身在离家1000英里外的萨姆布勒河，就不大可能被免职。而法国军官却随意可以被撤换。马克上校曾评论说，同是损失了一位战斗人员，对法国来说，不过是损失了一个人而已，而对于奥地利，则是损失了一位战士。旺代厄起义就已经表明了那些没有组织、没有机动能力的人，仅靠不断的活动、拚杀和勇气也一样能够取得胜利。卡尔诺只会要求他的手下一遍又一遍地发动猛攻，他根本就不考虑人员死伤情况。低级指挥官很快地被清理了一遍，有时，革命政府的刽子手也会在这方面帮他的忙，于是，最能干的人脱颖而出。"

事实上，在革命军队对欧洲军队的第一场胜利中，靠的就是这种无视人的生命的所谓勇敢，而那支声势浩大但又贵族领导的普鲁士、奥地利军队，却在些微的伤亡面前退却了。这真是一大讽刺：启蒙哲学号称发现了人的价值，然而，根据这样的哲学组织起来的军队，却不如贵族领主更重视人的生命！这再一次证明了，不管多少人道的哲学，不管是根据什么理性或历史必然规律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要个人赤裸裸地单独直接面对政府，则个人就难免被奴役的命运；他们似乎有了民主权利，其实，他们不过是有了投票摧毁自己生命的权利而已。能够保障个人最基本的自由的，从来是启蒙者们所不屑一顾的传统的制度和习俗。

四 摧毁宗教的悲剧与闹剧

在这部讲稿中，阿克顿对于宗教给予格外的关注。

意大利自由主义学者布鲁诺·莱奥尼在探讨自由概念的时候曾经指出，在阿克顿勋爵那里，自由就是指宗教信仰自由，就是指宗教宽容，因为阿克顿本人是生活在英国国教社会中的天主教徒，他对于宗教宽容格外地敏感。这种看法当然有失偏颇，但重视宗教在革命中的遭遇、宪政安排中对于宗教的处理，确实是这部大革命史的独特之处。

法国天主教历史上确实有许多不光彩的篇章，最典型的是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然而，法国的哲学家们却希望以摧毁神启来解决宗教不宽容问题。结果，法国启蒙哲学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攻击宗教，不管是伏尔泰还是百科全书派，更不要提一般文人，对于教会有一种刻骨的仇恨。这种攻击源于知识上的混乱和情感上的嫉妒，而其所导致之知识上的疏忽和错误，则在未来法国制度建设中导致了无法挽回的灾难。

阿克顿说，甚至连那些没有公开攻击过宗教的自由主义人士，比如孟德斯鸠、孔狄拉克、杜尔哥等人，也都对基督教敬而远之。"这种气氛在政治上的结果就是：人们认为有关教会的问题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而也从来没有对教会与国家得出明晰的概念，从来没有认真地研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国家可以树立国教或废除国教；人们从来不知道，是否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解决办法，或者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决定这些问题。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这种知识上的缺陷显示出了其致命性。"

因此，革命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如我们在第二部分的分析所说，法国革命从其思想根源上说，就是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摧毁宗教，正是摧毁宗教，由此激起了教会的反抗，于是，革命者的一大目标就演变成了从肉体上消灭教士。革命政府曾经要求教士宣誓效忠于政府，在遭到众多教士拒绝之后，革命政府便发动了有史以来最残酷、最全面的宗教迫害。

这种宗教迫害不仅本身完全违背自由原则，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国自由政体之完全不可能建立。路易十六之走上彻底反对革命，从而使立宪君主政体的希望彻底破灭，与革命者对天主教之赶尽杀绝有密切关系。恐怖统治之出现，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法国西部民众的起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巴黎的革命政府剥夺其宗教信仰有关。阿克顿对于民众的这次起义给予无限的同情，甚至认为，在当时的法国，只有他们在捍卫自由的事业。这种结论可能有点令人吃惊，但阿克顿的理由是不容置疑的："失去了信仰的自由，就是将其大量实质性内容拿走了的自由。"而这些西部反叛者就是在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战，在阿克顿看来，这是一个崇高的事业。

革命摧毁了历史地形成的宗教，然而，追寻超验，乃是人心的一种自然趋向，连革命者自己都不能例外。革命者为自己和民众生造出某种崇拜的对象。当革命进入最高潮的时候、即恐怖统治时期，人们看到了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一种名为"理性宗教"（religion of Reason）的怪物庄严地诞生了，一位女演员被尊为自由女神或理性女神，被的革命的议员们和革命群众顶礼膜拜。而这个理性崇拜教的教主就是公共安全委员会中最残暴的谋杀犯肖默特，他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世俗化的敬神活动。他在崇拜这个理性之神的时候，则关闭一切教堂。

同样，恐怖统治的操纵者罗伯斯庇尔则要求，国民公会应当承认存在着一位超验的存在（Supreme Being）。罗伯斯庇尔意识到，"在文明的发达阶段，如果没有对于上帝、对于永恒生命、对于上帝的主宰的信仰的约束，就很难保持那些美德。社会将被激情和利益搞得四分五裂，只有借助宗教的普遍的根基，才能够调和、控制这些激情和利益"。不过，他当然不能向传统宗教屈服，他创造出了一个"超人"崇拜，革命人民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朝拜仪式。

革命者决心让理性统治天国。恐怖统治时期，1794年11月24日，开始采用革命历法这个立法准备用科学取代基督教，让理性压倒历史，让天文学家压倒教士。可笑的是，实行这种历法的结果是废除了星期天和各种节假日，而革命者却从来没有想过，每月的名字是多么荒唐，根本不可能适用于纬度不同的其他地方，根据法国本土自然变化命名的"葡萄酒"月、"热"月、"牧"月，到了法兰西海外诸岛和殖民地，人们根本就不知所云。

于是，对理性本身不加以节制的唯理主义，轻易地就走到了它的反面。其实，用哈耶克的话说，宗教、传统等等都是"理性不及的"（irrational），在理性的限度之外的，他们确实可能无法用理性解释，但对于人的生存却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启蒙者试图以理性否定宗教，完全是对理性的滥用。

这种理性的滥用给宗教迫害提供了最坚实的论证。我们看到，理性之神降临的时候，正是恐怖统治盛行的时期。哈耶克所批评的启蒙哲学的唯理主义，在这里找到了最极端、然而也是最本质的表达方式：赤裸裸的理性统治，就是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其间的逻辑是简单明了的：除了启蒙哲学家和革命者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纯粹理性地存在，那么，那些掌握了理性、并且凑巧掌握了权力的人，就可以用暴力来让世界和人的生活理性化。

阿克顿的整部书对宗教问题再三致意，他的结论很清楚：如果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却否定宗教摧毁宗教自由，则不可能有自由政体。根据阿克顿的论述，我们甚至以引申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一个不能恰当地处理宗教问题、信仰问题的国家，是一个不可能享有自由的国家。

五 政体设计原理的谬误

如果说，英国和美国是立宪成功的历史，则法国大革命则是一部立宪失败的历史。阿克顿说，"政治科学强烈要求，必须靠多元和分立来操纵权力"，但革命期间的法国立宪者却"普遍地青睐整体性和单纯"。阿克顿的叙述揭示了，政治科学上的这种错误观念，是如何导致法国的革命者（及保守分子）是错失一个一个机会，从而使政体越来越糟糕的，到恐怖统治时期，则完全诉诸暴力和恐惧，简直就没有任何理性的治理可言。阿克顿的叙述涉及到立宪理论中的几个最关键问题，而在这几个关键问题上，法国的革命者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

自由政体是否能与传统制度兼容？

法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以美国革命为榜样，但不幸的是，法国人只看到了革命时代--很多法国人悔过后成为革命领袖--的美国，而没有看到立宪时代及其后的美国。因此，就像阿克顿爵士说的，"法国尽管受到美国革命的深刻影响，但却没有感受到美国宪法的影响。法国受到的是令人不安的影响，却没有受到保守主义的影响。" "法国人从美国那里拿来的是他们发动革命的理论，而不是他们切割又缝合政府的理论。"革命时代的美国人跟启蒙哲学家一样，喜欢谈论抽象的原理，喜欢谈论可以普遍适用的、并无处不构成破坏性力量的理论学说，这些学说让法国人兴奋不已。但1787年以后，美国发生了变化，这时候，制宪会议正在起草宪法。"这是一个建设时期，人们作出一切努力、设计出种种方案来阻止不受约束的民主制度。……他们最令人难忘的发明创造不是出自机巧的设计，而纯粹是不彻底的折衷办法和互相妥协的产物。"后来颁布的美国宪法，也没有引起法国人的多少关注。

诚如阿克顿所指出的，在英美革命与法国革命之间，有一个今天的人们看起来似乎没有区别，而事实上具有根本意义的区别：英美革命乃是要建立自由政体，而法国的大部分革命者所追求的乃是大众民主政体。究竟是建立自由立宪政体还是建立大众民主政体，这是阿克顿叙述的一大脉络。而如果是建立大众民主政体，则君主制度就必须予以推翻，贵族制度也应予以废除。如果仅仅是建立自由政体，则君主立宪政体就是最简便的、也最现实的，那么，君主就是可以接受的，贵族制度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不需要推翻君主和贵族，而是保留他们但对其权力予以制度性限制，革命期间的自由主义者一般都倾向于模仿英国而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而按照法国启蒙思想的逻辑，只有人民有权力统治自己，或者推一步讲，只有获得人民明确地同意的政府，才可以治理人民，而君主和贵族缺乏这种正当性，因此，唯一合理的政府就是人民或其代表治理之共和政体。

尽管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是革命的新制度，其实不过是君主制下的旧制度的自然发展而已。这种结论虽然颇具启发意义，但也可能是误导性的，至少，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体，而君主制下的少量的自由与恐怖时代的根本没有自由之间，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托克维尔的含义是，法国新旧制度都以绝对的权力为宗旨；但人们可以设想，君主拥有的绝对行政权力，在受到立法和司法权力的限制后，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行政部门？

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

对于治理一个大国来说，联邦制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制度安排，阿克顿在评论美国的制度时说："对于绝对民主真正起得天然制约作用的是联邦制度……" "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民主制度不仅可能是虚弱无力的和不明智的，也可能是专制的、压迫性的。于是，他们找到了限制它的办法，即联邦制，它使得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完全的民主制度。中央政府只从州政府的权力中拿走了若干明确列举的权力，州政府则保留着中央政府拿走的权力之外的所有权力。罗马人知道如何让君主制度无害，那就是使其分立；美国人则将民主制度一分为二，从而解决了更为难缠的问题。"

很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法国人也都确信，联邦制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制度。孟德斯鸠和卢梭都曾认为，联邦制是实现自由的条件。在革命者中，早年相当狂热、后来却趋向温和并致力于维护君主制度的米拉波已经意识到，要把各省与首都的狂乱分离开来，联邦制度是唯一一种能够在一个大帝国中维护自由的制度。然而，这种理念却并没有能够在法国思想人物中发扬壮大；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一种力量应该受到另一种力量的制衡。结果，就像托克维尔所分析指出的，革命不过使路易十四之后的君主专制制度变成绝对的革命专政而已。阿克顿认为，仅仅由于米拉波认识到联邦制的重要意义，就理应获得法国人的尊重。

单院制议会还是两院制议会？

激进的革命者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并且直接讲这一原则运用于政体实践中。他们认为，人民的意志只能有一个，而不可能有两个，人民的意志当然也不能互相制约，因此，只能实行单院制。

这种看法由来已久。伏尔泰曾经公开宣称，宾夕法尼亚州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治理模式。这个州的模式就是由一个单院制的、不分割的立法机构掌握一切权力。对法国人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富兰克林曾经说，他那个州的宪法是一个奇迹，而法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杜尔哥则是这种模式在欧洲的热情宣传者。

因此，在革命期间的几次立宪过程中，都没有认真讨论过两院知的问题，人们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单院制。在国民议会的立宪过程中，议员们担心，参议院将成为被打败的贵族、教士等级的庇护所。同时，他们也不希望看到在这些等级的废墟上又建立起一个新的贵族制度；他们怀疑，政府可能会偏爱那些及时改变立场的少数贵族。这是人们偏爱单院制的一个考虑。

另一个考虑则是，一个集中全部立法权力的单院制议会，能够最有效地防范行政权力。而阿克顿直指这种心态是"非理性的"。据此，革命期间所有的宪法都不承认国王或其他行政权力对于议会立法的否决权。而阿克顿清楚地知道，绝对的权力必然趋向于绝对的腐败变质，最纯粹的民主政体的治理--也即由全体人民直接选举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单院制议会--肯定也会以暴政收场：法国革命的暴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议会的暴政。

而且，这种暴政极有效率。在议会的活动中，基于唯理主义的逻辑，革命者始终重视的是议事效率，而摧毁一切合理的自我约束程序。国民议会成立之后，一位英国人曾法国人提供了有关英国议会惯例的文件，比如，有哪些例行公事的程序，可以对通过议案设置什么样的障碍，如何便宜行事以照顾少数派，如何能使反对派与政府大体上势均力敌。然而，阿克顿说，法国人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种更为便捷的方法，而阻碍和拖延就是与理性作对。他们匆匆忙忙地立宪，匆匆忙忙地颁布法令。甚至曾经屡次出现头天颁布法令，第二天就予以撤消的事情。立法，不过是由心血来潮的议会多数，对变幻无常的政策进行一番包装而已。

行政权力应当被消灭？

由于法国的君主专制是最典型的，连托克维尔都认为，法国的很多弊端都源于君主的权力高度集中，因此，革命者的首要目标就是摧毁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而这种思想又获得了美国革命理论的支持。根据阿克顿的分析，美国人将一种政治理论传给了法国人。在早期的美洲殖民地时代，行政机构的权力和司法机构的权力来自本社区以外，来自英国，因而当地争取自由的民众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缩减这两种权力。而议会则在人员组成和性质上是民众性的，因而，"议会的权力每增加一份，似乎是给权利又增加了一层保险"，美国革命者和人民对待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态度有点像继母。

法国革命者继承了这种态度，并且更加激进："革命者主要受两种观念的控制。首先，他们不信任国王，认为他是多余的，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专制罪行，因而他们不可能屈从于他，听凭他对他们施加那么多约束和控制；其次，他们也相信，在专制统治下保障个人自由所必需的那些机制，在人民统治的政体中是多余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唯一的力量就是公众的意见。这两种观念会导向同样的政策结果：两者都倾向于加强代表国民的议会的权力，也倾向于削弱由国王代表的行政性权力。"

这种心态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为行政权力辩护的观点根本没有人支持，这其中最明智的是米拉波。在米拉波看来，在革命的狂风暴雨的袭击下，旧秩序已经崩溃了，"有助于社会维持秩序的习惯和传统、乡里联系和个人信用也都消逝了。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危险而混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迫切需要的正是一种强有力的行政管理。"米拉波认为，这个时候，应当担心的不再是国王的强权，而是国王的弱势了。阿克顿评论说，在这个时刻，只有米拉波"还在捍卫着宪政的原则"。

但没有人愿意让人民的权力被谮夺。结果，在若干年时间中，法国的行政部门几乎陷于瘫痪，完全由议会治理，一度则由罗伯斯庇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来治理。摧毁正当的行政权力体系，最终却催生了一种绝对的行政权力。

司法审查制度

议会的法令是否应该接受审查？阿克顿指出，在美国的宪政制度中，限制行政部门权力的最重要的机制是司法审查最高法院可以作出宣布违宪法律无效的裁决。阿克顿引用一位作者的话说，"仅靠这种制度，美国就能改正其政府的一切弊端"。

不过，在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还没有发育出来，因此，我们似乎不应当指望法国人会提出这种制度设想。但一位越来越保守的革命者西哀士作出了一项理论贡献，隐含地提出了现代司法审查制度的设想。根据阿克顿的分析，法国国会的古老原则几乎已经暗示了某种司法审查法院（a court of revision）的存在。当然，随着法国旧制度的崩溃，这种传统已经被摧毁了。在恐怖统治结束后1795年的立宪活动中，西哀士提出了成立宪法陪审团的设想，这个陪审团大约由100人组成，用来监督宪法的实施，成为与立法者相抗衡的宪法的守护者。它将受理少数派和个人针对立法机构的诉状，以保持这些有机的机构的锐气，使之不被国民代表无所不包的权力侵害。不幸的是，这一由欧洲人提出的类似于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审查职能--但这种职能在美国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值得纪念的努力，却在8月5日遭到议会的拒绝，几乎全体一致地拒绝。法国人本来能够为人类政治制度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但迷信于人民的绝对权力的法国革命者丧失了这个机会。

司法独立

柏克在其激烈抨击法国大革命的名著中对法国传统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认为，尽管这些司法机构具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它们有一个根本的优点：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在历史上，"最高法院提供了对于君主制的放纵和恶行的矫正"。

然而，启蒙哲学家们却只看到了传统司法制度的恶，而且，他们仅仅由于对法庭的处理方式不满，而摧毁了传统司法制度。那些哲学家的结论是：司法当局愚蠢得让人作呕；法律中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那些残忍地捍卫法律的人也没有一点仁爱；如果他们落入到复仇女神之手，以他们的罪行，他们遭受任何劫数都不算过分。

阿克顿指出，很明显，大革命期间那些创建了革命的司法制度的人物就受到了这种激烈观念的影响，他们投入到这场争取人道的斗争，这场斗争提出的要求是，建立一种不受种种恶行玷污的政府，颁布新的法律，创立新的司法制度。

结果，革命所催生的，却是比传统司法制度残酷百倍的怪物。因为当司法体系失去其独立性之后，它就不过是政治人物可以随意控制的工具，从而使法律丧失其全部的公正性和确定性。政治人物有多残忍，法院就有同等程度的不人道。

在攻占巴士底狱后，出现了一种新东西：人民法庭，政府军士兵被这个法庭处死。随后，则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军事法庭，尤其是革命法庭最为臭名昭著。这种革命法庭的官员由罗伯斯庇尔等人任命，对其作出的裁决，罪犯不得上诉。这些法庭取消了一切正常的司法程序，甚至也不需要证人、证言、证据，它的原则是：全面逮捕，快速审判，立刻处决。革命法庭成为有组织地进行大屠杀的工具。有的时候为了节约时间，甚至由狱卒自己随便押来一些囚犯，随便审理之后，即交给外面已经嗜血成性的杀人犯去尽情地杀戮。还好，那些屠杀者自己也陆续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并被送上了他们设计的人道的杀人工具：断头台。

因此，判断一个健全的司法制度的唯一标准是看它是否独立，是否独立于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之外，而不在于它本身是否腐败，是否效率低下。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因为某些不便和腐败而摧毁了尚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传统司法制度，得到的是司法公正的完全丧失。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立宪努力完全失败了，从政制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看，革命者始终没有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可以自我维续、并能保障启蒙哲学所向往之个人自由的新制度。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法国人搞出了一种发达但却错误的宪政理论。

然而，后人似乎并没有以此为戒提出一种健全的立宪科学。法国大革命之后，人类又经历了多次法国革命式的立宪失败。就像阿克顿所说的，人是脆弱的，甚至经常是邪恶的。不过，阿克顿也相信：尽管人类确实很糟糕，但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着某种道德本性，它能使我们走一阵停一阵、缓慢地减少恶。而今天，人类政治实践和政治科学的逻辑清晰地证明了：矫正人性之恶的最伟大的工具，可能是一种健全的政体。自由宪政政体不能创造一个玄想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它起码能够创造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让我们自己去发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而政体设计的最高鹄的，亦不过如此而已。

（本文为作者所译阿克顿《法国革命讲稿》之译者后记，该译本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内年出版。）

出处：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8/11/99092_41987797.shtml

-完-

萧雪慧：遗忘和隔离的工具

去年中青报"冰点"栏目有一篇揭露中学语文课问题的长文，读了怎么也忘不掉。过后，不时地总要想起那专要把文章意蕴往狭隘里讲的教参；憋足劲设计出来的又多又蠢，不把学生"考焦、考呆"决不罢休的试题；把学生的思想硬塞进一个死胡同的所谓标准答案，而这些标准答案，越是大学问家越答不出来；把原本可以写出"铅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如此生动句子的孩子训练成只会写八股文，只会写假话假感想假故事的作文课要求……如此等等，其荒谬绝伦令人啼笑皆非，对孩子的坑害又令人惊愕万分。近日找来中学语文课本浏览，发现教参和考题中那种把人的精神变狭隘、把学生的思路圈进预定的狭窄小道的倾向，其实早已隐含在课文选择上了。而且，隐含在课文选择上的还不只是造成智力局限性的狭隘。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中学阶段是打下终身学习基础和人格发展基础的阶段。要完成这样的奠基任务，语文课有着特别的重要性。语文课通过读写能力的训练使孩子走出口头视听文化的低级阶段，帮助孩子建立起阅读兴趣，为日后的精神生活作好准备；通过鲜明、生动、准确、有力的优质语言以及语言所承载的内容给孩子们提供有关真实世界的知识，打开一个广阔而深邃的人类精神世界，并让孩子们有机会去接触和认识善良、勇敢、豁达豪放、热爱自由、追求真理、追求正义、尊重公理等人类美质，接触和认识人类一体、生命神圣、个体尊严、自由无价等观念，为个性发展储备必要的精神资源。

然而翻开一套近些年版本的厚厚六册全国统一初中语文课本，很难见到文字优美、内容丰富、可激起人阅读兴趣的文章。而且，似乎是有意剔除了使青少年精神自由、心灵丰沛的内容，课文中读不到人类精神的千姿百态，感受不到扑面而来的自由气息，没有个性启蒙，没有生命力的舒张和个体生命尊严的表露，没有揭示真相、直面真实的坦荡，尤其没有超越一国一族的眼界去看世界的大气。大量充斥于课本的是说教性内容。这类作品，语言拙劣、枯索如大报社论，发起议论来又观念陈腐、读着令人恍若隔世。仅此就够可悲的了，因为枯索和陈腐不是把学生的阅读兴趣埋葬于味同嚼蜡的"学习"之中，就是使学生在消极应付之余（如果应付了课文和考试后还有"之余"的话），从别的渠道去胡乱寻求精神食粮。更糟的是，还有一些课文歪曲历史、掩盖真相、粉饰太平，渗透着党派精神和仇恨。这些课文用谎言去欺骗孩子，用意识形态偏见去扭曲孩子。

第二册有篇题目为《谈骨气》的议论文，作者是文革初期含冤而死的吴晗。他这篇被选作课文的短文发表于1961年3月4日，正值全国性大饥荒时期。关于作者，课本只介绍了吴晗的籍贯和历史学家身份，只字未提他作为文革首批牺牲品这一事实。那场祸国殃民的十年动乱就在这蓄意遮掩中隐去了。关于写作背景，课本说是我国面临经济困难。一个精心挑选的"经济困难"中性词，就埋葬了一场导致数千万人死于饥荒的民族灾难的真相。课本介绍是如此，课文本身也是如此。虽说吴晗几年后在创作历史剧时曲折表达了一些真实思想而惨死于无情迫害，但《谈骨气》一文却既没有历史学家的求实精神，也缺乏思想者的真知灼见。他叫青年克服困难与国家共渡难关，但避而不谈造成整个国家巨大经济困难的真实原因：好大喜功的专横意志、反科学的专断决策。当然更没有揭露应该为经济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全国性饥荒负责的人并未为自己的"失误"承担后果（我沿用了"失误"这一官方用语，但我知道，面对几千万亡灵，"失误"一说实在是太轻飘了，所以加上了引号），甚至没有跟人民一道共渡难关。最无辜的百姓承受了全部灾难性后果。他们饿殍遍野，累累白骨还为那些挥舞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令箭搜走百姓最后一点救命粮食，又以吹破天的牛皮去邀功请赏的官员铺平了官运亨通之路。吴晗掩盖了这一切，跟青年空谈骨气。然而，骨气是个体尊严的人格特征，离开对个体生命的尊重，遑谈骨气？整篇文章其实是变着说法要青年、当然也包括所有平民百姓在受蒙蔽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去承受大人物造下的孽。担了人家的后果，就美其名曰叫"骨气"，末了，还用"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奋勇前进"这样鼓胀了的气势给被驱赶去无辜承受苦难的人一种虚假的神圣感。这实在是残酷的愚弄。也许，当年的吴晗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还可能当时连他自己也不一定明了真相却囿于意识形态思维定势写了这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出现在90年代的中学课本中，就不能不说是欺骗性、愚民性的蒙昧主义教育思想在支配课文编选了。

蒙昧主义不只表现在这篇课文。事实上，它作为一种精神、一种原则渗透在课文取舍上，渗透在不同的课文内容以及编选者加的课文提示中。说起课文取舍，不光是精心剔除了发散着自由气息的文字，整个六册语文课本中就见不到涉及近四十多年中发生的数次政治运动的篇章，似乎压根就没有发生过反右、大饥荒、文革……，课本成了横亘在孩子们与历史之间一堵无形的墙。而选中的文章中，魏巍的似乎特别受青睐，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选入课文。他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我念初中时就已在语文课本中了，如今的初中生还在读它，看来是中学语文的"保留节目"。可这篇文章语言十分平庸，肯定算不得语文意义上的佳作。什么原因使它反复被选作课文呢？是它投合了某种既定的原则和标准。课文有一段可疑的背景提示: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经这一"提示"，二战后美、苏分别在朝鲜以三八线为界接受日军投降，朝鲜一分为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事实消失了；北朝鲜违背联合国协议打过三八线向南推进，联合国号召全体会员国共同阻止北朝鲜南进的事实消失了；美军在南朝鲜军队被北朝鲜击溃后向南方紧急驰援变成了"悍然侵朝"，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与联合国军作战则成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短短三言两语提示，隐匿着一种改写历史的意图。而充斥于魏巍文章中对美国军人和南朝鲜军人的仇恨称谓和大量基于意识形态偏狭立场的情绪化语句营造了把历史真相搅浑、把人的头脑搅糊涂的气氛，正好投合了这种意图。这还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文章主题。文章表面是歌颂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普通战士。不过，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真正歌颂的是热爱领袖，听领袖的话。魏巍笔下的战士之所以可爱，主要是因为他从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种领袖崇拜，不信，请看篇末那几句"画龙点睛"的议论。我不想评论当年在朝鲜战场的战士们的真实状况和情感，也不想评论这篇写于四十多年前的文章在当时起的作用。我要说的是，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已经彻底吞食了每个中国人的自我和基于其上的公民精神，彻底摧毁了中国人民在本世纪上半叶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一点微弱的公民社会基础，个人崇拜把权力吞噬社会的危险推到了极致。我们这个为此付出了过于惨重代价的国家，现今正面临着在精神上立人，在体制以民主取代专制、以法治取代人治的双重迫切任务。中学语文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仍然把鼓吹领袖崇拜的文章当范本。学校是孕育和庇护人类生命种子的地方，但把跪拜着的精神状态冒充崇高，给孩子们心田中撒播的是什么种子呢？说是奴性，可能太难听，有些人虚弱的神经受不了，还是把它表述为消泯自我吧。不要个性觉醒，不要孩子们成长为个人——作为独立自信的主体而挺立的个人，诱使他们附着于某个异在于自己的巨大"自我"之上，靠着无条件地为这个遮蔽自己的偶像服务去获得某种价值感。相似的蒙昧主义观念同样反映在选作课文的魏巍的驳论文《个人与集体》中，但此处且不谈它。对《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有几句话必须要说。这就是这篇课文连同它的背景提示，在对历史真相和普通个人自我意识的双重遮蔽之外，字里行间还透着偏狭的党派精神，透着宣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仇恨的意味。如果说《谈骨气》那样的文章造成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失忆从而使语文沦为遗忘工具的话，那么像《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既双重遮蔽又鼓吹民族间仇恨的文章则使语文沦为隔离工具。

遗忘也好、隔离也罢，是通过谎言来实现的。课本中对历史事件或似是而非的说法或小心抹掉历史痕迹的作派，依据党派精神和意识形态偏见对文章进行的筛选，在事实上构成了一套系统的谎言。受谎言蒙骗的孩子将来如果想要朝前迈步，恐怕还不得不像16世纪法国作家拉伯雷笔下的高康大一样，先接受他那位人文主义教师的一付泻药，去经历一场彻底清洗掉别人塞进自己头脑中的谎言和废物的剧烈阵痛。

1999年1月10日

出处：http://ywtd.3322.net/lunwen/lunwen112.htm

-完-

消费主义革命下中国的众生百态

在北京的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专卖店，星期六的晚上8:57，一对年纪还算挺轻的男女推开门口站着的店员走进店堂。男的恭喜着他的女伴："他们九点关门。"俩人径直来到摆放着手提包的展示墙。她穿着A字裙和高跟鞋，睁着无辜的大眼睛显得很娇嫩。他脚上简单的布鞋在政府官员之间很流行，以前都是乡下人穿的，现在穿这鞋显得很是亲民。

"你想要哪个？"

她嘴里轻轻地说着什么，也没正面回答，转而直接让店员取下了黄色、橙色和紫色版本的经典款阿尔玛 (Alma) 。"买东西就得买特别的，操，"他说话时用着中文里那个粗俗的脏字作断句，不过那字用不一样的语气也有不一样的含义。"别买得跟人都一样，操。"

最后她选了红色，和小学生规定要戴的少先队的红领巾是一个颜色。男的刷了12200人民币，将近2000美金。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不一会儿，俩人开着一辆武警牌照的奥迪 (Audi) 车走了。

古驰在 (Gucci) 北京的专卖店总数是纽约的三倍，路易威登上海新店的建筑面积与香榭丽舍大街旗舰店不相上下。香奈儿 (Chanel) 曾推出过一个中国风系列，并于去年秋天在中国美术馆开过可可·香奈儿 (Coco Chanel) 的回顾展。同样，卡地亚 (Cartier) 在故宫博物院展过，迪奥 (Dior) 在北京最富盛名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过，而卡尔·拉格菲 (Karl Lagerfeld) 则在长城顶上开过芬迪 (Fendi) 品牌时装秀。在中国，城市人口平均可支配年收入为3000美元，但这个国家同时有着大约六百个亿万富翁和一百万个百万富翁——以美元计。据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 (McKinsey & Co.) 预测，到2015年，年收入15000到30000美元的中国中上层消费者将主导全国奢侈品购买力的近四分之一。我很爱吃的一家大蒸包店里的师傅最近告诉我，他妻子生日时他送了她一个赛琳 (Céline) 手袋——花费了他月收入的四分之一。如今奢侈品牌开始向从前被认为落后地区的城市进发，其中包括昆明和太原。贝恩策略顾问公司 (Bain & Co.) 称去年一年中国人在奢侈品牌上花费了大约430亿美元——大多花在了香港、澳门和其他一些国际购物中心。去那些地方消费当然一部分是为了省掉进口关税。（香港没有中国大陆高昂的进口税，大陆人会为了进入店门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队，而这些奢侈品购物旅客带来的紧张状况曾多次引发香港本地人的抗议。）然而即使一个阿玛尼 (Armani) 提包在北京要比米兰贵40%，还是有人去买。当欧洲在衰落，美国在举步维艰，中国制造业在放缓，奢侈品消费这个产业却仍保持着增长态势。

这种消费主义很大程度上无异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消费主义：人们想要穿好衣服，因为它让你觉得舒服，让你感受被宠爱的滋味，它还让你觉得骄傲，让你感受被保护的安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中国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商机。根据贝恩公司的数据，光是赠送给政府官员、情人和客户的礼品就占全部购买行为中的将近25%。因此钱包、挂件和手提包很畅销，送这些比送衣服容易。谁会不喜欢路易威登那个5400美元的红灯笼黄金挂件？还有真皮名片夹也同样非常受欢迎。

贝恩公司的数据还显示了另一个特点，就是在中国男人购买这些商品要比女人多。《洛杉矶时报》最近报道，在中国12亿美元的手提包销量中男用提包占了45%，相比之下美国只有7%。目前在经济和社会都处于大幅度变更之中的中国，高消费必然对客户，甚至朋友具有吸引力。在博客世界中，"晒"字很时髦，就是炫耀的意思。

炫耀得最多的是什么人呢？以下是2012年秋季中国消费主义革命的快照。

情妇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有几个女人以其品位导向和消费能力著称。一个是经常登上中国版《时尚》杂志封面的万宝宝，她爷爷领导的市场经济改革给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农村带来了繁荣。她曾就学于萨拉劳伦斯 (Sarah Lawrence) 学院，现在设计着她自己品牌的首饰。另一个这样的女人是路易威登品牌大使，电影明星范冰冰，可不要跟古驰的品牌大使，演员李冰冰搞混了。还有一个，是不如前几个那么出名，但在时装界的影响力大得多的曹颖惠 (Veronica Chou) 。她的爷爷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针织供应商的创始人；她的父亲收购了汤米·希尔费格 (Tommy Hilfiger) 和迈克·科尔斯 (Michael Kors) 并致力将其打造成为了两个国际级的品牌；现在，她本人则是如今在中国大陆狂热地建造商铺的几位大亨之一。

我和曹颖惠约了喝咖啡，地点是北京外围一家五星级酒店里装潢得像山洞一般的大堂。她一身职业装扮，米色带细小狮纹的衬衫，裤装加浅口高跟鞋，两个硕大的钻石耳环。她统帅着艾康尼斯 (Iconix) 品牌家族的中国部分，这个品牌集团拥有十多个美国百货公司的台柱品牌，包括伦敦雾 (London Fog) 之类的老牌和 Rocawear 之类的新兴时尚。截止今年年底，她和她的中国零售合伙人一同引进的艾康尼斯旗下的商铺将达到700家。她随手翻着一本列出她经手的所有品牌的小册子，一切就好像一盘大富翁游戏一般轻而易举。不过就是注册许可证的程序而已。

"许多有钱的男人不知道怎么穿着才得体，"曹颖惠解释说。"所以他们就买显而易见的大牌。而他们的情妇们要时尚得多，她们某种程度上是设计师品牌的主导力量。"在中国做一个情妇不象在美国，仅仅是与一个已婚男人保持一段隐秘的关系罢了。中国式情妇的角色除了私密的一面还有社交性的一面——要求衣着得体、保持身材，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协助她们的男人衣着得体、保持身材。起草购物清单往往就是她们的职责。

选购鞋子和女人的男人

北京新光天地咖世家咖啡店，一个生意人模样的男人正在找机会调情。新光天地是中国净利润最高的购物中心之一。他一边晃动着钻石镶边的百达翡丽 (Patek Philippe) 手表，一边责怪咖啡师吧他的拿铁冲淡了。他说他叫施俊（音），不到半个小时就向我示爱并开出了第一个（半契约式的）价码："一个月4万块怎样？"（那是6270美金加上免租金的特殊公寓。）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有点像中国版的南方拖腔。他发家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写字楼和住宅开发，在青海和西藏，属于中央政府"鼓励"汉人去安家落户的地方。施俊的妻子在意大利或是瑞士，他女儿在美国的一个高中读书，他知道得都不是很清楚。今天他除了到处逛逛，买些衣服，挑些女人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

"我喜欢奢侈品，我爱消费，"他说。"我有钱，就得花掉它。"他穿着菲拉格慕 (Ferragamo) 的鞋子，阿玛尼 (Armani) 的马球衫，奇顿 (Kiton) 的裤子。钱包来自宝缇嘉 (Bottega Veneta) ，袜子来自普拉达 (Prada) ，内裤呢？他说我得陪他一起去温泉才能知道，不过他向我保证他的内裤至少值800块，也就是125美元。

我们动身去奇顿取他让改短了的牛仔裤，并顺便预约下次量西装尺寸，店员告诉他，"我们需要跟裁缝事先约好，你一定要到。这些意大利品牌是不能改时间的。"施俊热切地点了点头。最后他仍然需要一双新鞋来配他的新牛仔裤，所以我们坐上他的保时捷卡宴 (Porsche Cayenne) 山地运动车开往附近一英里外的购物中心。第一站：约翰罗布 (John Lobb) ，他试了几双行车鞋，每双11280元人民币。第二站：伯鲁提 (Berluti) ，他刷卡买下了一双7200元的蓝色麂皮包子鞋，相比上一家算是个大便宜了。"我们俩应该一起做个什么生意，"他说。"没准能发一笔，再生个小孩。"第三站：酒店大堂，与他一个在煤矿上的朋友一起喝茶。他向我保证这个朋友的净身价不止5亿。那人比施俊要老一辈，明显不喜欢施俊的新鞋，要么就是不喜欢那双鞋背后的派头。施俊激动地问他："看我的新鞋怎么样？"他却转过身看其他地方了。

虚荣是必需的

三十岁的蒂芙妮·张嫁给了银泰集团的总裁，一个亿万身价的房地产开发商。我跟她约在北京第二高楼，银泰中心的地下层，一家英国茶店。这家店卖的安兹利骨瓷茶壶每把2380元，即370美金。张也来自四川，但她很久以前就没有口音了。她现在往返于巴黎和米兰的时装秀之间，正在考虑在欧洲买下一栋比较陈旧的豪宅。曾是电视演员的她忽闪着随时可以上镜的完美长睫毛，深色的漩涡状美瞳使她的虹膜显得硕大无比，令人难以专注。她带着巴黎世家 (Balenciaga) 的编织手袋，不是外面地铁台阶上卖的那种假货。尽管仿制品盛行中国，在流氓团伙经营的非法工厂里由童工的双手缝制而成，但是人们一旦有足够的财力都还是会去买真货。

"我们不讨论黑帮，"张的代言人说。"（买假货的）消费者是自欺欺人，太可怜了，"张说。"一个爱马仕的手袋，每一个细节在每一个角度下都是完美的。不管你怎么看，完全没有缺点。"

对于张来说，有能力购买特别的，货真价实的商品，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的标志。"每个人都需要目标，人生在世的追求。除了爱情和对家人的照顾，每个人也就想改善改善自己生活的质量。还有什么呢？就连出租车司机也想要爱马仕的皮带和路易威登的钱包的。

"这不是虚荣的问题，这是你存在价值的问题，是你在这个社会里的价值。有时候人们会说中国人买东西是出于虚荣，我说虚荣是必需的。它证明了你的自我价值，你为它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它是你自己挣来的。"

购物中心见闻录

小情侣

曹颖惠告诉我，埃德·哈迪 (Ed Hardy) 是她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品牌之一，到今年年底就将在30个购物中心露面。这个品牌在中国要比美国贵四倍：一件镶水钻的 "love dies hard" （意为：爱情不死）的T恤卖1980元，即310美元。为了迎合中国口味，他们在开张特别活动中推出了一个展示龙、虎和其他各个生肖动物的T恤系列。（曹还指出像粉红、浅蓝之类柔和的色彩在这里也比较受欢迎。同时，可爱的设计也很有销路，这和日本的情况很相像。不少三十多岁的女性——还有一些男性——喜欢穿印有卡通人物的衣服。她说："可爱比性感好卖。"）

23岁的董乐（音）是一个住宅开发商的儿子，和女朋友一起从河北开车来（北京）过周末。"我不工作，就待在家里，"他说。这是他们第一次逛埃德·哈迪。"这些运动裤真不错，"她说。明显她想要男朋友试穿一条一样的，他最后照做了。"好吧，我试试这裤子，"他说着从一张粉红色的牛皮长凳上站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张开双臂抱住了他的腰。半个小时里，他们俩一直对者镜子研究着，探讨着是否要各买一条相同颜色的运动裤。"你觉得我穿绿色的好看吗？"她问。"我喜欢灰色，"他说。"那样我跟你就配了。"他又试了一顶黑色的绣着老虎图案的卡车司机帽。"这个流行：老虎加钻石。"一个小时后，他刷了1100美元，俩人就回河北了。

势利当道

随着百万富翁新贵和白领一族开始穿戴起正牌设计师标志，对于想要保持时尚领先地位的人来说，标准在水涨船高。用其他方式低调地花大钱成为了创意型的潮流取向。"现在吸引人们更多的是那种生活方式，而不是牌子。以前他们想要别人知道他们买得起大牌，就买个带大牌子的东西，"一家预测咨询公司Stylesight的创意总监弗兰西斯·王这样说。"但现在他们想要别人知道：我有的是品味。"

今年七月，应对网上就官员佩戴闪亮名牌货的照片的批评，有一条新的法令出台，鼓励政府官员在穿着设计师品牌服饰上多加慎重。蒂芙妮·张认为这对总体品牌销量的影响不大，它影响的是哪种商品会卖得更好。

"人们开始回避任何过于显眼的选择，"生于美国的自由职业造型师杰弗里·赢说。"有钱人开始远离既定的身份标志。[有些品牌]实在有点缺少内涵。他们开始考虑历史传承和品质。 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低调的消费，只有他们的社交圈内人能够认同，大街上的人群看不出来。"

各种其他的奢侈品牌都正好顺应了这个消费者意识的上升趋势。一个周五晚上的鸡尾酒会上，一家古驰店铺引进了两个外国鞋匠为客人修补和擦亮皮鞋，一个金色头发，一个棕色头发。其中的一个在翻译的帮助下向客人们解释着穿包子鞋时不穿袜子的潮流："瞧，皮鞋的缝线都在外面，所以鞋子里面不会扎疼你的脚，脚都是很敏感的。"

"我们以前都穿塑料拖鞋，"一个叫吴瑞奇（音）的年轻男子一边抿着香槟一边说。"以前没有时尚，大家都穿一样的。现在的购物人群有两种：一种是时尚前沿派，另一种人买什么牌子都只买带标志的，一窝蜂。"

只逛不买的人们

九岁的罗丹（音）来自西安，在香奈儿和迪奥的广告牌前即兴地摆着姿势，她的父母在一旁拍着照片。"这牌子挺好看的，但我们不认识这些英文名儿，"她父亲说。她母亲则说，"太贵了，我们买不起。"

附近有一些店铺也有英文名——White Collar （意为：白领）、Elegant Prosper （中文名为：雅莹）——但显然这些不是进口品牌。"我一个朋友尝试过用中文名打出一个运动装系列品牌，"曹颖惠说。"百货公司非得要他改了。"《华尔街时报》最近调侃过某些比较可笑的（中国式）西方品牌名：比如 "b + ab" 以及它的标语 "gotta pick my precious love collection" （意为：我得精选我的爱）， "Best Raiment of Jauntiness" （意为：轻松活泼的最佳服饰），还有一个名为海伦·凯勒（盲人女作家）的太阳镜系列。然而，事实上一些中国人仍然不喜欢买带有中国品牌名的服装，就是太不酷了。

理解别人为何成为情妇的女人

25岁的琪去香奈儿专卖店换一条裙子，结果又买了一副带缩写字母的耳钉。她邀我去一家正对着巨大的安普里奥·阿玛尼 (Emporio Armani) 店门的咖啡店聊天。她来自中国东北，几年前在北京开了家美甲沙龙，现在她一般把60-70%的收入花在设计师品牌的衣物和手袋上。

"我没有其他嗜好，"她说。"唯一的就是购物。"她穿着白色花边连衣裙和一条迪奥的字母标志钻石项链，几分钟以前另一个走出香奈儿店的女孩也带着同样的一条项链。"北京的女孩都买一样的奢侈品，"她说。"就算要花费几个月的薪水都无所谓。中国人都很盲从。有的人说恨有钱人，其实那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们要有了钱也会这样买的。

"时尚毁了一些人，也救了另一些人。我一个朋友说购物中心里的那些商品激励他更努力地工作，它们给了他工作的目标。不然，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很多女人为了一个包或一个表就愿意做不该做的事，愿意出卖自己。我就有个朋友，"她说，"她愿意做，不过不会为了一万块——要是十万块以上她会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不对的。赚钱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嘛。"

她引用了中国资本改革的发起人邓小平的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你看这些白领女孩，她们有像样的工作，但她们也会为了钱上床。总有一个价码会让你愿意上床的。"她说到这里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回到了那家我遇见四川开发商的咖啡店了。

接着她笑着说，"中国如果只有一半的人口，这些牌子全都得倒闭。"

本文刊登于2012年8月20日的《纽约》杂志。

出处：http://select.yeeyan.org/view/340229/314342

Scenes From the Chinese Consumerist Revolution

• BY APRIL RABKIN

• It's 8:57 on Saturday night at Louis Vuitton in Beijing when a half-young couple pushes past the employee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They close at nine o'clock," says the man, congratulating his date. They head directly for the wall of handbags. She is dewy and doe-eyed in an A-line dress and stilettos. He's wearing the simple cotton shoes in vogue am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 show of solidarity with the peasants who traditionally wear them.

  "Which one do you want?"

  She barely murmurs a response, instead motioning to the employees to take down the yellow, orange, and purple versions of the classic Alma model. "In shopping, you've got to buy things that are unique,cao," he says, punctuating himself with a word that translates most literally as fuck but has various connotations depending on the tone. "Don't buy the same as everyone else, cao."

  She settles on red, the same shade as the Young Pioneer scarf every student has to wear in grade school. He swipes 12,200 yuan, nearly $2,000. The whole process takes less than ten minutes. Moments later, they're driving off in an Audi with People's Armed Police license plates.

  Gucci has three times as many stores in Beijing as in New York, and Louis Vuitton's new Shanghai store has the floor space to rival its Champs-Élysées flagship. Chanel once did a China-inspired collection and put a Coco retrospective in the National Art Museum last fall, while Cartier had a show in the Forbidden City, Dior took over Beijing's most prestigious contemporary-art museum, and Karl Lagerfeld held a Fendi fashion show atop the Great Wall. The average annual disposable income in urban China is $3,000. But China also has an estimated 600 billionaires and more than a million millionaires — in U.S. dollars. And non-millionaires are often as dedicated splurgers as they are savers. McKinsey & Co. has forecast that, by 2015, upper-middle-class Chinese consumers, with annual incomes from $15,000 to $30,000, will be driving almost a quarter of the nation's luxury-good purchases, and a baker whose jumbo steamed buns I'm partial to just told me that he gave his wife a Céline purse for her birthday. (Its cost was a quarter of his monthly income.) Luxury brands are now looking to expand in cities that were previously considered backwaters, such as Kunming and Taiyuan. The Chinese spent an estimated $43 billion on luxury brands last year, according to Bain & Co. — most of which was spent in Hong Kong, Macao, and other global shopping destinations. That's in part, of course, to avoid import taxes. (In Hong Kong, which doesn't have taxes as onerous as China's, Chinese mainlanders line up for hours to get inside stores, and tension over these luxury tourists has provoked protests by the locals.) But even when they've had to pay 40 percent more for an Armani bag in Beijing than they would have in Milan, they've paid it. As Europe slumps, the U.S. limps, and Chinese manufacturing slows, luxury consumerism here remains a growth industry.

  In many ways, that consumerism is no different from consumerism anywhere: People want to wear nice clothing because it comforts and cossets, flaunts and shields. But in other ways, the country is a unique marketing opportunity. For one thing, gifts make up almost 25 percent of purchases, reports Bain & Co. Gifts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gifts for lovers, gifts for clients. That's why wallets, charms, and handbags are such a big deal; they are easier to give than clothing. And who wouldn't want to receive a Louis Vuitton $5,400 lantern charm made of red lacquer and yellow gold? Leather name-card holders are also very popular.

  Another difference is that, in China, men are buying more of these goods than women, according to Bain & Co. The Los Angeles Timesrecently reported that "man bags" account for about 45 percent of the $1.2 billion in handbags sold in China, compared to just 7 percent in the U.S. In an economy and society so massively in flux as China's are now,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s necessary to attract clients, even friends. The buzzword on blogs is shài, to show off.

  Who's showing off the most? A snapshot of Chinese consumerism, fall 2012.  

  THE IMPORTANCE OF MISTRESSES

  A handful of women in China are known for their tastemaking and spending. One who frequently graces the pages of Vogue China is Wan Baobao, granddaughter of Wan Li, who led the market reforms that brought prosperity to the countryside in the late seventies. Baobao attended Sarah Lawrence and now designs her own brand of jewelry. There's also movie star Fan Bingbing, brand ambassador for Louis Vuitton,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actress Li Bingbing, brand ambassador for Gucci. Then there's Veronica Chou, who is less famous but far more sartorially influential. Her grandfather started what is now the largest knitwear supplier in the world. Her father bought Tommy Hilfiger and Michael Kors and helped turn them into international brands. And now she's one of several tycoons frantically building stores in mainland China.

  Chou and I meet for coffee in the cavernous lobby of a five-star hotel in outer Beijing. She's dressed professionally in an off-white blouse with a tiny lion print, pants and pumps, and large diamond earrings. She's heading China's expansion of the Iconix brand family, which includes a dozen staples of the American department store, from London Fog to Rocawear.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with her Chinese retail partners, she will have introduced the Iconix stable into 700 stores in China. She flips through a booklet of brands she's working with, making it seem as easy as a Monopoly game. Just a matter of licensing.

  "A lot of rich guys don't know how to dress well," explains Chou. "So they just buy the obvious, the big brands. But their mistresses are more fashionable. Mistresses are driving the designer brands in some ways." Being a mistress in China is not at all like carrying on a clandestine affair with a married man in America. Their role is social as well as private — and that requires dressing well and working out, and possibly advising men on how to do the same. It's often their job to write the shopping lists.

  MEN SHOPPING FOR SHOES — AND WOMEN

  The businessman looking to flirt is at the Costa Coffee shop at Beijing's Shin Kong Place, one of the highest-grossing malls in China. He flashes his diamond-rimmed Patek Philippe watch while accusing the barista of watering down his latte. He says his name is Shijun, and no more than half an hour goes by before he makes his first (quasi-contractual) bid for my affections: "How about 40,000 yuan per month?" (That's $6,270 plus free rent in a special apartment.) He speaks with a heavy Sichuanese accent, China's version of a southern drawl. He made his fortune in office-building and housing development in China's western frontier, the Qinghai and Xinjiang provinces, wher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encouraging" Han people to settle. Shijun's wife is in Italy, or maybe Switzerland, and his daughter is in high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doesn't know where exactly. He doesn't have much else to do today besides cruise for new clothes and women.

  "I like luxury goods; I love to consume," he says. "I have money; I gotta spend it." He is wearing Ferragamo shoes, an Armani polo, and Kiton pants. The wallet is from Bottega Veneta, the socks from Prada. The underwear? He says I have to accompany him to the hot springs to find out, but he assures me that they cost more than 800 yuan, or $125.

  We head to Kiton to pick up a pair of jeans he just had shortened. Making an appointment for a suit measurement, the employee tells him, "We're setting this up ahead of time with the tailor; you have to be here. You can't reschedule with these Italian brands." Shijun nods eagerly. But he still needs shoes to go with the new jeans. So we get in his Porsche Cayenne Turbo SUV to drive a mile to a mall nearby. First stop: John Lobb, to try on several pairs of driving shoes, 11,280 yuan each. Second stop: Berluti. There he swipes his card for a pair of blue suede loafers that seem like a comparative bargain at 7,200 yuan. "We should go into business together," he says. "We could make a fortune — and a baby." Third stop: hotel lobby for tea with his coal-mining friend, who he assures me has a net worth of more than 500 million yuan. The man is a generation older than Shijun and either dislikes the new loafers or the attitude behind them. He turns away when Shijun asks excitedly, "What d'ya think of my new shoes?"

  THE NECESSITY OF VANITY

  Tiffany Zhang, 30, is married to a billionaire property developer, the chairman of Yintai Group. I meet her in the basement of the second tallest building in Beijing, the Yintai Centre, in an English tea shop that sells Aynsley bone china at 2,380 yuan, or $370, per teacup. Zhang is also from Sichuan but long ago lost the drawl. She flies back and forth for the shows in Paris and Milan, and is considering buying one of the more down-and-out European luxury houses. Harking back to her days as a TV actress, she has camera-ready eyelashes and wears swirly dark contact lenses that make her irises distractingly enormous. She carries a braided Balenciaga bag; it's not one of the imitations sold on the subway steps outside. Counterfeits may be thriving in China, stitched together by children in illegal factories run by mobsters. But as soon as people can afford to, they often buy the real thing.

  "We don't talk about the Mafia," says her spokeswoman. "The consumers are cheating themselves. It is pitiful," Zhang adds. "On an Hermès bag, every detail is perfect from every angle. However you look at it, it's perfect."

  For Zhang, the ability to buy something special, and genuine, is a sign of a healthy society. "Everyone needs goals, something to pursue in life. Aside from love and taking care of family, everyone just wants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What else is there? Even a taxi driver wants an Hermès belt, an LV wallet.

  "It's not about vanity. It's about the value of your existence, your worth in this society. Sometimes people say Chinese people buy out of vanity. I say vanity is a necessity. It proves your self-worth; you've worked hard to earn it, and this is what you've earned."

  A TRIP TO THE MALL

  The Young Lovers
  Ed Hardy, Chou told me, is one of her fastest-growing brands in China. By the end of the year it will have debuted in 30 malls. It's also four times more expensive than in America: 1,980 yuan, or $310, for a rhinestone-studded "love dies hard" T-shirt. In a welcome alignment with Chinese tastes, there's also a T-shirt collection featuring a dragon, a tiger, and other signs of the zodiac. (Chou notes that softer colors tend to be quite popular here, too: pink and baby blue. And, as is the case in Japan, cute sells. Women in their thirties — and some men, too — wear cartoon characters on their shirts. "Cute is better than sexy," she says.)

  Dong Le, 23, who drove in from Hebei province for the weekend with his girlfriend, is the son of a housing developer. "I don't work; I'm just at home," he says. This is their first time in Ed Hardy. "These sweats are great," she says. It's clear she wants him to try on a matching pair, and he finally does. "Okay, I'll try the pants," he declares, standing up from a pink cowhide bench.

  Moments later, she is wrapping her arms around his waist. They study themselves in the mirror for half an hour, debating whether to both get the same color. "Do you like the green on me?" she asks. "I like the gray," he says. "That way we match." He tries a black tiger-embroidered trucker hat. "It's fashionable: tigers and diamonds." An hour later, he swipes $1,100 before they head back to Hebei.

  Snobs in Ascendance
  As new millionaires and white-collar workers start wearing genuine designer logos, they raise the bar for those who want to remain among the fashion elite. So the creative quest continues for other, subtler ways to spend big. "People are more attracted to the lifestyle than the label now. Before, they wanted people to know that they could afford it, so they would buy something with a big label," says Francis Wong, the creative director of Stylesight, a forecasting and advisory firm. "But now they want people to know, 'I have taste.' "

  In July, responding to online criticism of officials photographed wearing bling, a new law went into effect to encourage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be more discreet with their designer outfits. Zhang said she expects this to have less of an impact on overall sales than on what exactly will sell.

  "People are shying away from anything conspicuous," says Jeffrey Ying, an American-born freelance stylist. "The wealthy are starting to move away from that preoccupation with status symbols. [Some brands] are kind of gauche. They're starting to consider heritage and quality. So it's a form of inconspicuous consumption that people in their social circles will recognize versus people on the street."

  Other luxury brands fit right into this rising consumer consciousness. One Friday night, a Gucci store has imported blond and brunette cobblers to sew and polish shoes at a cocktail party. One of them is explaining the no-socks-with-loafers trend, with help from a translator: "See, the seams are around the outside, so there's nothing poking into your feet, because your feet are very sensitive."

  "We all used to wear plastic slippers," a young man named Wu Ruiqi says while sipping Champagne. "There wasn't fashion before. Everyone wore the same thing. Now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hoppers: fashion-forward, and clichéd customers who all buy whatever brand just for the logo, like a swarm of bees."

  The Window Shoppers
  Luodan, 9, visiting from Xi'an, is vamping in front of the Chanel and Dior billboards as her parents take photographs. "It's very pretty, but we don't understand these English names," says her father. "It's too expensive for us," says her mother. The father shrinks away. "We can't afford it."

  Some nearby storefronts have English names — White Collar, Elegant Prosper — but are clearly not imports. "A friend of mine tried to start a sportswear line with a Chinese name," says Chou. "The department stores made him change i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recently noted a few of the more mockable brands with Western names: "b + ab," with its "gotta pick my precious love collection," Best Raiment of Jauntiness, and a sunglasses line named Helen Keller. The truth is that some Chinese people are still loath to buy clothes with a Chinese brand name. It's not cool.

  The Woman Who Understands Why Other Women Become Mistresses
  At Chanel, 25-year-old Qi went in to exchange a skirt and ended up buying a pair of monogrammed stud earrings. She invites me to chat in a café across from an enormous Emporio Armani. Originally from northeastern China, she opened a nail salon in Beijing a few years ago, and now spends 60 to 70 percent of her income on designer clothes and bags.

  "I don't have any other hobbies," she says. "My only hobby is shopping." She is wearing a white-lace dress and a diamond Dior monogram necklace, the same one that a girl who walked out of Chanel a few minutes before her was wearing. "Beijing girls, they all buy the same luxury items," she says. "It doesn't matter if it takes a month's worth of salary. Chinese people are blind followers. Some people say they hate rich people, but it's just sour grapes. If they had money they would buy it too.

  "Fashion ruins some people and saves others. A friend told me that seeing all the things at this mall inspired him to work harder; it gave him something to work for. Otherwise what is the point in living? But a lot of women, for a bag or a watch, will do bad things, they will sell themselves. I have a friend," she says, "who will do it, but not for just 10,000 — only for at least 100,000 yuan. I've never thought this was particularly wrong.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to make money."

  She quotes Deng Xiaoping, who launched China's capitalist reforms. " 'It doesn't matter if the cat is black or white, as long as it catches mice.' Even these girls with white-collar jobs, with respectable jobs, they would sleep for money, too. There is some number that would get you into bed." I realize she's brought me back to the same Costa Coffee where I met the Sichuanese developer.

  Then she says, with a laugh, "If there were half as many Chinese people in the world, these brands would go bankrupt."

  This story appeared in the August 20, 2012 issue of New YorkMagazine.

  from: http://nymag.com/thecut/2012/08/scenes-from-the-chinese-consumerist-revolution.html

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已被软禁194天

作者 法广

据参与网报道，截至2012年9月7日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已在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执法凭证的背景下被囚禁在家中长达194天，，数十名便衣警察和保安人员天天24小时轮班在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冯正虎家中，非法监禁和伤害冯正虎，也恐吓整个社会，践踏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冯正虎遭遇9次抄家，被扣押13台电脑及大批私人财物至今未归还。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冯正虎委托律师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超期扣押财物的公安机关返还超期扣押冯正虎的全部财物，支付赔偿金19630元人民币。

以下是冯正虎的行政起诉状

原告: 冯正虎 男 汉族 1954年7月1日出生

身份证: 310108195407012452

住址: 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302室

电话: 021-55225958

被告(一):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

法人代表: 蔡田 局长

住址: 上海市平凉路2049号

电话: 021-65431000

被告(二):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五角场派出所

代表人: 朱哲晓 所长

住址: 上海市国权路95号

电话: 021-22171120

原告于2011年10月24日，用邮政特快专递（EMS编号：EP239649959CS）将状告被告所属警察六次非法抄家超期扣物（2010年4月19日、8月3日、2011年2月16日、2月20日、3月3日、6月14日）的诉状及全部证据材料寄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起诉被告。2012年7月11日，原告用邮政特快专递（EMS编号：ES797820566CS）将状告被告所属警察2012年的三次非法抄家超期扣物（2012年3月1日、3月20日、3月23日）的诉状寄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起诉被告。但是，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至今既不立案又不裁定，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因此，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委托律师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

诉讼请求

1. 确认被告所属国保警察、五角场派出所警察于2010年4月20日、8月3日、2011年2月16日、2月20日、3月3日、6月14日、2012年3月1日、3月20日、3月23日九次抄家扣留原告物品超期不返还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

2. 判令被告返还超期扣押原告的全部财物。

3.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9630元人民币。

4. 追究违法返还超期扣押物品的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5.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告于2010年4月20日、8月3日、2011年2月16日、2月20日、3月3日、6月14日、2012年3月1日、3月20日、3月23日九次遭受被告所属警察的抄家扣物。其中多次，警察没有检查证、扣留物品清单等执法凭证，属非法搜查。被告所属警察扣押原告的物品至今尚未返还，违反《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被告所属警察在九次抄家扣物的事件中，诸多环节是违法的，连所谓"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具体案由都不存在，却要强行抄走扣留原告的合法财产，其中有19个文件夹内都是一些法院裁判书等司法文书及诉讼证据材料。二年内连续扣留原告13台电脑，已是世界奇闻。

原告根本没有任何涉嫌违法事实，而是护宪维权，清除司法不作为，维护司法公正，推进司法进步，让上海变得更美好。但被告所属警察每次奉命惩罚原告时，都以一个同样的借口："你涉嫌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利用法律条款的空隙，肆无忌惮地闯入民宅、抄家扣物。什么是"其他方法"，就是什么方法也没有。频繁地扣留原告财产，而且霸占不还，这不是依法办案，而是恶意报复，逼迫一个坚守法律的人向不讲法、不讲理的权贵屈服。

一、原告遭受九次抄家扣物的概况

第一次，2010年4月19日深更半夜，上海市公安局国保部门警察小张、杨浦区国保处警察、五角场派出所警察及社区保安人员闯入原告家，先把原告骗到五角场派出所，然后开始抄家，直至第二天凌晨3：00许，扣押原告的电脑、打印机、网络设备等27件物品。当时，在原告的妻子强烈要求下，五角场派出所民警小庞才临时去五角场派出所取来几张《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记录了被扣押的所有物品。这份清单没有公章，连案由、见证人、承办人也没有，仅作为这些警察违法行政的证据留下。2010年5月19日起至2012年8月25日，本次扣押物品已违法超期830天。

第二次，2010年 8月3日上午，原告冯正虎打算穿上"我要立案"的文化衫，静静地坐在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立案大厅等候立案，去唤醒法官的良知，敦促当政者遵守法律，归还公民诉权，开启司法公正之路。但是，原告尚未出家门就遭传唤，又被抄家拿走两台电脑、两件"我要立案"文化衫以及艾未未摄制的影片《美好生活》等材料。被告所属警察拿走原告的财物，未留下《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而且整个行政过程没有出具任何合法的执法凭证。2010年9月2日起至2012年8月25日，本次扣押物品已违法超期723天。

第三次，2011年2月16日上午，正当原告准备去给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寄信时，被告所属的警察闯入原告家，将原告传唤到杨浦区五角场派出所，然后抄家了三个多小时，抄走原告的两台电脑、两部手机、十九个文件夹的判决书、起诉书及证据等诉讼材料、十几本《我要立案——上海司法不作为案例汇编（第1集）》、一只南美羊驼绒毛玩具等33大类物品，其中包括原告致刘云耕的信函打印稿及刘云耕拒收的二封EMS退件。2011年3月18日起至2012年8月25日，本次扣押物品已违法超期527天。

第四次，2011年2月20日下午，被告所属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等人进入原告家，拿走电脑、显示屏、打印机各一台，留下一张《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被告的所属警察把《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当作人民币，可以随随便便进入原告家里换取任何他们喜欢的财物。2011年3月22日起至2012年8月25日，本次扣押物品已违法超期523天。

第五次，2011年3月3日上午8：30许，原告在家吃早餐时，上海市公安局国保部门警察小张、杨浦区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率领五、六名警察、社保人员闯入原告家，出具五角场派出所的传唤证，并将原告带至杨浦区五角场派出所，但没有一位警察来做询问笔录，也没有任何人告知原告究竟有什么涉嫌违法的行为，莫名其妙地被关押至下午1：30许，又被送至上海市崇明县长兴岛的一个"黑监狱"（鹿鸣农庄），每日24小时由7名便衣警察及保安人员贴身看守，直至3月21日被释放，非法拘禁20天。（非法拘禁案另行处理，已向法院起诉。）3月3日原告又一次遭受抄家，抄走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在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处，未交给原告。2011年4月2日起至2012年8月25日，本次扣押物品已违法超期512天。

第六次，2011年6月14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国保部门警察小张、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率领三名警察及三名雇佣的保安来原告家抓人抄家。被告所属警察抄走原告的物品：电脑主机一台、显示屏一台、打印机一台、手机一部、《我要立案——上海司法不作为案例汇编（第1集）（108案例）》及《王蓉华要立案（60案例）》二本、《捍卫法律，还我诉权》《请支持"我要立案——捍卫法律，还我我诉权"行动（致人大代表、法官、检察官、律师及维权人士的信函）》等文章若干、"我要立案、捍卫法律、还我诉权"的挂牌4张等。上述扣押物品都是合法的物品，与涉嫌违法根本挂不上钩，而只证明原告坚守法律、维护公民权利的优良行为，应当表彰奖励，也证明这次传唤抄家绝对是错误的，又是一场瞎折腾。2011年7月13日起至2012年8月25日，本次扣押物品已违法超期410天。

第七次，2012年3月1日下午15:00许，五角场派出所警察葛德强、王水根、陆巍峰、杨浦区国保警察沈国良及上海市国保警察小张等十名警察入室抄家，出具盖有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公章的检查证。扣押冯正虎的物品:电脑2台、显示器2台、手机4部、打印机1台、扫描仪1台、照相机1部、网络设备若干、书籍文件及其他物品。出具的《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盖有五角场派出所的公章，并由承办人葛德强、王水根签字。2012年3月31日起至8月25日，本次扣押物品已违法超期148天。

第八次，2012年3月20日下午16:30许，被告所属警察陆巍峰、沈国良闯入原告的家，推搡原告至室内的书房，陆巍峰出拳殴打原告，接着野蛮抄家。扣押冯正虎的物品:电话机2台、3月1日扣物清单等文件若干、及其他物品。他们没有出具检查证、扣物清单等执法凭证，属非法搜查扣物。2012年4月19日起至8月25日，本次扣押物品已违法超期128天。

第九次，2012年3月23日下午14:30许，被告所属警察陆巍峰、沈国良及市国保警察小张，还有五角场派出所二名穿警服的警察，入室抄家，翻箱倒柜，肆意扣物。没有检查证，扣押物品也不出具《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整个检查行政过程没有任何执法凭证。扣押冯正虎的物品:手机1部、电话机1部、手机卡1个、U盘2个、以往的扣物清单及传唤证等文件若干、电影光盘若干、其他物品。2012年4月22日起至8月25日，本次扣押物品已违法超期125天。

二、原告诉求的法律依据

1. 确认被告所属国保警察、五角场派出所警察于2010年4月20日、8月3日、2011年2月16日、2月20日、3月3日、6月14日、2012年3月1日、3月20日、3月23日九次抄家扣留原告物品超期不返还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

该项诉求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2. 判令被告返还超期扣押原告的全部财物。

该项诉求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决定:

（一）当事人没有违法行为;

（四）查封、扣押期限已经届满;"

3.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9630元人民币。

该项诉求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原告的电话、网络设备、手机、电话机、上网卡被被告违法超期扣押，致使原告无法上网及手机通话，而上海东方网络公司、上海移动公司根据合同自动扣除每月上网费及手机固定费用，还有无线上网充值卡的过期作废，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因此，被告理应依法赔偿。

经估算，超期扣押的每天平均赔偿金为5元人民币。截止2012年8月25日，九件超期扣押物品案的超期天数合计3926天，赔偿金为19630元人民币。

4. 追究违法超期扣押物品的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该项诉求依据《行政强制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三）在查封、扣押法定期间不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未依法及时解除、扣押的;"

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项、《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行政强制法》相关条款，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秉公司法，支持原告的诉求，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此致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人:冯正虎

2012年8月25日

附件：（所有证据材料已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交。）

1. 冯正虎被被告所属警察六次抄家扣押物品的清单(合计)

2. 2010年4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沪公（杨）（五）行扣字【2010】第453-456号]

3. 2010年8月3日抄家的扣留物品清单（被告未出具《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见证人杨浦区公安局国保处警察李军。）

4. 2011年2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沪公（杨）（五）行扣字【2011】第3834-3839号]

5. 2011年2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沪公（杨）（五）行扣字【2011】第3840号]

6. 2011年3月3日抄家的扣留物品清单（被告未出具《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见证人杨浦区公安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

7. 2011年6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扣留物品、文件清单》[沪公（杨）（五）行扣字【2011】第2393-2394号]

8. 2012年3月1日抄家的扣留物品清单原件（在杨浦区公安局五角场派出所）

出处：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20907-%E4%B8%8A%E6%B5%B7%E7%BB%B4%E6%9D%83%E4%BA%BA%E5%A3%AB%E5%86%AF%E6%AD%A3%E8%99%8E%E5%B7%B2%E8%A2%AB%E8%BD%AF%E7%A6%81194%E5%A4%A9

-完-

双独家庭为生二胎盖30余个章 需邻居作证公示

根据相关生育政策，夫妻双方皆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随着80后进入生儿育女的高峰，越来越多双独家庭开始计划要一个合法的"二胎"。符合再生育一个孩子条件的必须事先申请,经批准后方可生育。那么,这些手续该如何办理呢?

7个月前，王梅与老公在周围同事、朋友们的羡慕声中，宣布"意外"怀上了老二。接下来，已有一个月身孕的王梅开始为即将诞生的第二个宝宝奔波办理生育证。没想到过程颇费周折,王梅与全家人一起行动，盖了30多个红章，带着50多页的复印资料、身份证、户口本等各种证件奔波，等拿到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服务证》时，王梅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七个月了。直到那个时候，她和家人才终于感到如释重负。

跨省盖章

外地户籍 往返户籍地开三级证明

4月底，王梅接到了街道办事处打来的电话，电话里恭喜她顺利拿到了生育第二个子女《生育服务证》，通知她去领取，"街道通知我，二胎的生育证已经下来的时候，我以为我会很兴奋，但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感觉了，已经有点麻木了。因为之前的种种繁琐，已经冲淡了那种喜悦的感觉。"

王梅和老公已经育有一个5岁的孩子，他们本没有生二胎的想法，但是意外怀孕后，他们也感觉非常兴奋，"我们俩都是独生子女，可以合法地生老二，考虑到家里的状况，觉着既然老天爷给了，就应该把这个小生命留下。我们去办证的时候，我已经怀孕一个月了。办证的工作人员说，想要二胎需要提前办证，等证下来了才能要。"

王梅开始在网络中查询办理二胎生育证所需要的手续，并赶到社区咨询，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需要拿出夫妻俩的"独生子女证"，但"独生子女证"只能作为审批参考，还需要他们户籍所在地社区、街道办事处、区一级政府出具有关证明，以确认他们"确实是独生子女"。

他们准备了一份申请书，两张婚育证明，外加身份证、户口本、独生子女证、结婚证、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证明，4张夫妻的2寸合影照、王梅的1寸证件照……林林总总塞了一个纸袋子。经过一番核实，工作人员又从电脑里找出几张表格，包括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审批表、婚育证明信、第一胎孩子的《生育服务证》，"看得我眼睛直花，我的户籍在外地，老公的户籍在北京。必须要有我老家的社区、街道、区里的三级证明，证明我们是初婚，证明之前只生育过一个孩子。还需要证明我们夫妻俩的独生子女身份，出示独生子女证，但是我老公的已经找不到了。公婆又回到了工厂去查底子，好在查到了底子，由工厂给盖了一个章，证明我老公是独生子。"

王梅在老家拿着各种表格去盖章的时候，当地的计生工作人员感觉特别新鲜，因为从来没有人找他们开过这样复杂的证明，"光在老家就去盖了四五次章。还有一些能委托办理的，我就将如何办理的过程很详细地写给家人，让他们去帮忙盖章。"

调查父母

历史久远 公婆结婚证不合格

"我们生二胎还涉及到我们双方的父母，不仅要提供我自己的三级证明，也要提供我父母的婚姻状况和生育状况的三级证明，证明他们结婚后只有一个孩子。老公是北京人，要去存档单位盖章，外地户籍的则要回原籍。"

王梅回到老家开具三级证明，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当地计生部门填表时措辞不准确，导致不停地返工。王梅将写着"**是我社区的居民，证明**为初婚，并之前生育有一个孩子"的证明拿回北京时，工作人员告诉她，这个证明的措辞不准确，必须要写上身份证号，结婚证号，于哪一年与**结婚，并于哪年生育了第一个孩子，孩子的名字等信息。"但是当时北京的街道并没有告诉我具体应该怎样去开，只是简单地说要开一个婚姻和生育的证明。"

另外，还需要拿出双方老人的结婚证，但是王梅公婆的结婚证是上世纪70年代的，"那时的结婚证都是手写的，我公公名字的一个字写错了，与现在的户口本出现了不同。当时的章还写着**革命委员会，在我们办齐了材料提交时，街道说这个名字对不上，必须证明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王梅脑子突然嗡嗡直响，"革命委员会"几个字在她的脑子中飞来飞去，"我都傻眼了，革命委员会的称呼早就没有了。"王梅和老公跑到区里的档案馆查存档情况，但是档案馆中结婚证的存档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档案馆开出了"无存档记录"的证明。"公婆又拿着这个证明和当年的纸质结婚证，重新补办了一张新的结婚证。"

"我是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开始办理二胎生育证，一直到怀孕七个月才拿到生育证，一共持续了半年的时间，我现在怀孕八个月了。当然，拖的时间比较长也包含了春节无法办理以及平常无法请假等因素在内。"王梅将所有表格提交到街道计生办时发现，除了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上没有盖章，基本上交的每一个复印件上都有红章，"我粗略地数了一下一共是30多个章。"

邻居作证

公开公示

10位邻居参加座谈会

王梅终于准备齐了所有的手续，将50多页A4纸递进街道计生办窗口的一刹那，她又开始变得紧张，每一次交表的时候都祈祷这次千万别出现问题，别再退回来了。"但每一次交表的时候总会被找出一两个小问题，每次听到一个新问题出现的时候，我就立刻在脑子里想怎么去证明，是去派出所还是去工商局还是去哪个单位查询。"

王梅急切地看着工作人员，等待着他说一句"可以了"。

工作人员审核所有的材料都符合规定后，又拿出了一张表格递给王梅，"怎么还有表要填吗？"王梅的语气透着无奈。

工作人员指了指表格说："将所有的个人信息和婚姻、生育情况再填写到这张表格上，之后我们将在社区组织一个座谈会。"

"座谈会？"王梅十分惊诧地反问，"要经过大家讨论和公示的。"工作人员回答。

"找至少10位居民，将我们想生二胎的事情告诉大家，看看大家有没有意见，看看我们提供的情况是否真实。大家认可之后，要在模版上签字，然后再张贴公示，7天之后，没有人检举揭发，再去社区换一张已经盖了章的表才算是过了最后一关。"王梅的公婆找了10位邻居，十几个人围坐在社区里的办公室中，开始讨论王梅和丈夫准备生育二胎的问题，"大家都说知道这个情况，信息都是真实的，几分钟之后就结束了。虽然只是个形式，但是作用很大。"7天过后，没有人提出异议。王梅将最后一张证明表格交到街道计生办，"在我把所有的手续交上去之后，大概一个月就拿到了证。"在办证之前，远远没有想到会这么复杂，复杂的过程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提点建议

手续复杂

真实婚姻和生育情况能否上网

"申请的过程非常复杂，也很繁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街道计生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街道计生办没有审批的权力，他们在收齐申请人的信息后，需提交到区级计生委审批核准。如果申请人是北京户籍，办理手续比外地户籍的申请人要省去异地三级证明的程序，但是同样需要证明夫妻双方及双方父母的婚姻和生育状况。其中缺少某个环节的证明，都不能得到《生育服务证》。

在王梅提交给北京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三级证明表格上，写着每级计生办工作人员的姓名和电话。当她的三级证明交到街道计生办时，工作人员当着她的面拨通了表格中社区、街道、区里的计生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核实王梅提供的证明是否是他们调查过的，是否是他们盖章通过的。王梅建议，"整个的办理过程，完全是一个纯手工的过程。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在网络中信息共享，一可以方便办理人，不用再来回忙着去各种单位盖章，也可以更加迅速地判断一个人的真实婚姻和生育情况。在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如果可以更明确地告诉申请人该怎样填写，或许申请人就能少做很多无用功。因为我的户籍在外地，可能显得尤其复杂吧。"

出处：http://bbs.qjwb.com.cn/index-htm-m-cms-q-view-id-1485.html

-完-

离婚，知命之年的选择？

现年51岁的道恩(Dawn)家住威斯康辛州，她和前夫蒂姆(Tim)结婚二十年，育有三个女儿。多年来，两人一直将他们之间在理财、子女教育和宗教等方面的种种分歧掩藏起来。然而，2009年，当他们最小的女儿也从高中毕业后，所有被遮掩起来的分歧突然在一夜之间都冒了出来。道恩说，"我是个律师助理，为了职业发展，我曾回学校进修过。而他的工作在走下坡路，因此他每天基本上只是和他那些朋友混在一起。我们无话可说，即便是说话，也都是在拌嘴吵架。"

这么多年来他们勉强在一起都是为了孩子，而今没有什么事情再值得牵挂了。她说，"他对我十分冷漠，我对于我所信奉的宗教十分虔诚，而他却从来不和我一起去教堂。我意识到，在这份婚姻里我是孤独一个人，如果和一个价值观和兴趣都同我更相近的人在一起，我会更幸福。"因此她提出了离婚，抓住这个时机抽身离开了。

在新一代的空巢家庭中，离婚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根据博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的社会学家苏珊•布朗(Susan Brown)和林一芬(I-Fen Lin)的最新研究结果，过去20年间，在年龄达到或者超过50岁的人群中，离婚率增加了一倍。今年4月份布朗教授将在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宣读她们这份题为《灰发者的离婚革命》(The Gray Divorce Revolution)的学术论文。论文中引用的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负责完成的两份调查报告：《1990年美国重要统计数据报告》(1990 U.S. Vital Statistics Report)和《2009年美国社区调查报告》(2009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美国人口普查局在调查中询问了所有接受调查者在过去12个月中是否离过婚。

据布朗教授介绍，尽管整体离婚率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峰值后有所下降，但"灰发人群的离婚率"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90年，只有十分之一的离婚者到了知命之年，或者年逾50，至2009年，这个比例大致到了四分之一。2009年，有超过60万名年龄达到或者超过50岁的人离了婚。

此外，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在2004年进行的一项范围覆盖全国的调查显示，女性是大多数这类离婚事件中的主动方。在离婚者年龄在40岁到69岁的离婚案例中，由女性提出离婚的比例为66%。而对于那些头发灰白的离婚者来说，欺骗似乎不是主要的原因。退休人员协会的这项调查还显示，27%的离婚者将不忠诚列入提出离婚的三大理由之一，这个比例和大众人群差别不大。

那么在婴儿潮中出生长大的这一代人到底出什么问题了？难道他们是在子女独立成人后，终于开始寻求自己人生的探险旅程了吗？或者是女性终于开始针对《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中描述的那种默默无闻的人生状态展开反抗了吗？

这一趋势无法用任何一个简单的理由来解释。不过这至少部分上与在婴儿潮中出生的这代人的婚姻状况有关──他们是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目标而走入婚姻的第一代人。当他们环顾着自己空荡荡的家，设想着未来还有几十年的健康人生，他们便会越发下定决心：既然自己为人父母的责任已尽，现在是走出去的时候了。随着婴儿潮一代步入老龄，他们做出的这些决定不仅正改变着美国老龄人口的面貌，而且也让"我们将相濡以沫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这句传统的结婚誓言变得言不由衷。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研究婚姻和离婚现象的商业和公共政策助理教授贝特西•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说，"一些而今以离婚的方式告终的婚姻若发生在之前几代人身上，则可能会以死亡作为婚姻的终点。"在以前，许多人根本活不到婚姻进入四十年之痒的那一天。史蒂文森说，"既然人都死了当然就不能离婚了。"

不过这并非全部原因，别忘了晚年离婚数量增加最多的人群大多是在50岁到64岁之间。婴儿潮这一代人过去改变了美国人对于婚姻的观念，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已种下了令他们自己感到不快的种子。

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婴儿潮出生的这代人步入婚姻时抱有与之前几代人迥然不同的期望。上文提及的灰发婚姻论文的作者布朗教授说，"在上世纪70年代，人们第一次把婚姻的重点放在需要让个人感到幸福之上，而不是关注个人在婚姻中能够如何完成自己的角色。"

布朗教授认为，在上个世纪里，美国人对于婚姻的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所谓"正统化"阶段，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十年，那时候的婚姻基本上被视为是经济上的联姻。

之后到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进入"伴侣式"的阶段，那时候的成功婚姻是指那些结婚的伴侣们能够很好地完成各自角色的婚姻。丈夫成功与否取决于他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能力大小，妻子好与不好则取决于她处理家务以及相夫教子水平的高低。

到70年代，婴儿潮一代发起了被布朗教授称作"个性化"的阶段，那时候人们的关注重点在于个人的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个性化婚姻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没有人会想在自己与好妻子好母亲形象之间划清界限。"

对于"自我一代"来说，这没什么奇怪的。不过如今的老龄离婚现象中包含了一个这代人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于很多婴儿潮一代来说，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婚姻破裂。在年逾50的离婚者中，有53%的人之前至少有过一次离婚史。

实际上，布朗教授所说的这种更为"复杂的婚姻史"似乎是导致老龄离婚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之前曾有过离婚史，会导致那些年龄在50岁到64岁之间的人再次离婚的可能性增加一倍。对于年龄在65岁或者更高的人来说，这种可能性则是不曾离过婚人群的四倍。

对于那些过去在履行婚姻承诺时就遇到过麻烦的那些婴儿潮一代来说，自己的家庭突然进入空巢阶段似乎会引发他们对于死亡的思考，他们还可能会突然感到，自我价值有可能将永远无法实现了。

《就此离开：晚年离婚和新生活》(Calling It Quits: Late-Life Divorce and Starting Over)一书的作者迪尔德丽•贝尔(Deirdre Bair)说，"孩子离家后，那些婚姻不幸福的婴儿潮一代常常会彼此看着对方，然后想，'我可能还有25年到35年的寿命。这个人是我希望共度余生的那一个人吗？'"她的这本书记录了近400份与中年离婚者的采访对话内容。贝尔说，"他们有这样一种强烈且迫切的感觉，'我必须现在有所行动，否则我将再也没有机会了。'"

然而，许多选择在鬓发灰白之年离婚的人没有预见到，在当今这个黯淡的经济环境下，离婚会带来很多复杂的问题。对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

宾夕法尼亚州的离婚和家庭事务律师伊丽莎白•班尼特(Elizabeth Bennett)指出，虽然离婚后房子通常会留给女方，但在当前房地产市场惨淡的背景下，保留房子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而不是幸运的选择。而且，得克萨斯州的离婚和家庭事务律师詹妮斯•格林(Janice L. Green)表示，当遇到与子女相关的责任问题时，比如负担子女未来的教育、结婚开支以及支付他们的购房首付款等，"通常母亲们会愿意放弃应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

离婚后的父亲们也有自己的麻烦。根据北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Florida)在200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与婚姻家庭稳定的父亲们相比，离婚后的父亲们与至少一个子女失去大部分联系的可能性更高，而离婚后的母亲们与子女的关系往往会变得更加密切。

不过，仍有很多年长的离婚者们表示他们很幸福。根据退休人员协会在200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如果将人生看做一个等级从1到10的阶梯，大部分年龄在40岁到79岁的离婚者（80%）认为他们在这个阶梯上处于较高的那半截上。其中56%的人甚至认为自己处在最高一级（即8-10）。然而不管怎样，"独自一人"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之一，调查报告显示，那些再婚者对生活的满意度要远远高得多。

如此说来，倘若这些晚年离婚者曾为挽救他们亮起红灯的婚姻做过些许努力的话，他们中一些人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完美些呢？西雅图婚姻咨询机构高特曼机构(Gottman Institute)的创始人、《离婚前兆》(What Predicts Divorce?)一书的作者约翰•莫迪凯•高特曼(John Mordecai Gottman)称，晚年离婚者或是空巢家庭离婚者离婚前在行为上出现的先兆与比他们年纪更轻的那些夫妇并无二致──相互指责，彼此防备和蔑视对方，经常陷入冷战。而毋庸置疑，这类行为持续的时间越久，对夫妻双方个人生活的影响便会越发地根深蒂固。

高特曼机构的治疗专家们在接待家庭陷入危机的老龄夫妇时，向他们提出的建议是，彼此"向对方靠拢"──也就是说，他们应该积极地回应对方有关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要求──而不是断然拒绝说，"拜托，我正看《犯罪现场调查》(CSI)呢！"

不过，那些没能成功守住婚姻的婴儿潮一代将来也不太可能会孤独终老。布朗教授在论文中预计，按照当前的趋势，到2030年，美国每年的50岁以上离婚者数量极有可能会超过80万。因此对于那些新离异的人们来说，要想找到新的约会对象应该不是很难。实际上，根据互联网数据分析和市场营销企业comScore Inc.的数据，过去一年间，红娘网站上年龄达到或超过50岁的用户数量增长之快，是其他任何年龄阶段用户数增幅的两倍。

51岁的道恩在同携手20年的丈夫离婚后，通过专门为年逾50者服务的约会网站OurTime.com找到了现任男友。如今俩人在一起已经有九个月了。这位男友也是个离异者，没有子女。在谈起现任男友时，道恩说，他"非常虔诚，非常有爱心，这是在我前夫身上看不到的品质。"她说，她那三个年龄分别为19岁、20岁和26岁的孩子对她的新男友没那么有信心。"你不可能指望孩子们对于一个不是他们生父的陌生人感到兴奋……不过，我很开心。"

SUSAN GREGORY THOMAS

出处：http://cn.wsj.com/gb/20120314/trv080340.asp

-完-

刘军宁：从投资错误走向承认投资错误

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机会，谈谈错误与承认错误在投资哲学中的地位。前不久，我看了一本早有耳闻的书──《奥马哈之雾》（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这是一本想深度了解奥马哈圣人的投资者们必读的书。

在书中，我读到了这样一件事：1998年，在与佛罗里达大学MBA学生的座谈会上，当有人问巴菲特在生意上犯过哪些错误时，巴菲特风趣地答道："那要看你有多长时间听我说了！"于是，他就历数自己投资的种种错误，滔滔不绝。再回过头来看看巴菲特每年的致股东信，其中必有的内容，就是对自己在当年所犯的错误做自我检讨。

一般人对谈论自己的错误，避之不及，而巴菲特却担心听者时间不够。回避错误，逃避批评，可以说是每个人的天性。错误是投资者的终身伴侣，不犯错误的投资人永远不会存在。离开了错误就没有投资。所谓投资能力，就是寻找到被错误定价的优质资产的能力。有人犯了错误，才有被错误定价的优质资产。

造物主赋予了每个人犯错误的能力，但是赋予了少数人寻找到被错误定价的资产的能力。这里所说的少数，就是那些天才的投资者。任何投资生涯都常常始于跟错误邂逅并结缘。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投资者与错误的关系，那就是"不离不弃"。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人类的头脑既是宇宙的光荣，也是宇宙的耻辱。光荣来自人类大脑的惊人潜能，耻辱来自人类大脑常常神经搭错。约翰•坦普顿爵士坦陈，他所做的每三笔投资就有一笔是错的，他也因此变得特别谦卑。彼得•林奇承认，他曾经把40块钱买进来的股票，在50块的价位上卖掉，发现它涨到60块，又赶紧买回。他不觉得承认这件事伤他的自尊。巴菲特曾幽默地说：芒格的长项是分析错误，我的责任是负责犯错误，并提供源源不断的错误案例供他分析。

既然在投资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承认投资中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对替股东或客户管钱的职业投资者来说，仅仅在自己内心中承认错误是不够的，必须从错误走向承认错误。只有承认错误，才能承担错误的责任。

乔治•索罗斯认为他自己的优势在于"有认错的勇气"。他说："对于其他人，犯错是羞耻之源。对我而言，认识到我的错误是我感到自豪的事。一旦我们意识到不完美的理解是人之常情，那么就不会因犯错而感到羞耻，而只是因未能及时纠正错误而感到羞耻。"索罗斯认为，他的真正快乐来自于发现了一个错误。他号称成功"不是来自于猜测正确，而是来自于承认错误"。（引自一只花蛤的文章《乔治•索罗斯的"易错性"》） 

索罗斯更是把能否承担并承认错误与投资者的人品联系起来。不能面对自己的错误及其后果的人，在人品上都是不可靠的。不承认错误意味着不愿意承担责任，谁也不愿意跟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人打交道。错误与投资者的姻缘也开始受到国内投资者的关注，记得投资家段永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改错不惜代价"。改错的前提是承认自己的错误。

拒绝承认错误，既是欺骗自己，也是欺骗别人。错误可以原谅，但掩盖错误而说谎就不能原谅。拒绝承认错误也意味着拒绝改正错误，因此也不可能从错误中受益，也就很难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不仅如此，为了掩盖一个错误，往往还需要犯一连串更多的错误。现实中，承认错误的投资者不会玩完，拒绝承认错误的投资者一定会玩完。以不肯承认错误而著称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由于无视自己的错误，把自己变成了"管理长期资本的短期公司"。

保守主义的投资哲学是建立在保守主义的人性论之上的。这种人性论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伟光正"。它坚信，人是不完善的，而且不可能达到至善。谁都不是神仙，都会犯点儿错。出错才是人。避免犯错误的最好方式是不投资。可是，如果一个投资者因为害怕犯错误而不投资，他还是投资者吗？还有什么错误比这个更大呢？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不犯错误的人，但是能找到，承认错误的人。承认错误，并不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我甚至觉得，巴菲特在谈自己的投资错误时，带有某种骄傲的神情。他甚至在暗示自己的错误也是杰出的错误，并有炫耀那些巨大数额投资损失的嫌疑。的确，普通的投资者根本就没有犯杰出错误的机会。

正是如何面对投资中的错误把普通的投资者与杰出的投资者区分开来。如果你不知道一个投资者水平的高下，那就听听他对什么夸夸其谈。是谈起自己的成功就缄默不语，谈起自己的错误滔滔不绝，还是谈起自己的错误就王顾左右，谈起自己的成功滔滔不绝？用这个标准，高下立判。

看待投资者与看待政治家很相似：如果碰到拒绝认错的政治家，你的感觉如何？会对他评价很高吗？会对他抱有信心吗？面对拒绝认错的投资者，你会把你的钱交给他管理吗？有人认为，投资最大的风险并不是买到下跌的资产，不是判断错误，也不是发现未来和期望有所差距，而是在于当自己犯错时应该如何去坦然面对。害怕承认，反而会犯下大错。

由于人们常常不愿意面对错误，其结果之一就是严重低估了错误对成功的巨大贡献。在我看来，通向未来的成功之路是由过去的错误铺就的。错误才是成功的垫脚石。错误是我们学习与尝试的证据。很少错误的人很少成功，没有犯过大错的人，没有大的成功。大的错误甚至是成功人士的专利。跟成功比，错误是更大的财富。成就是外表，错误是内核。前者常常是有形的，后者常常是无形的。

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跟失败不同。错误不仅不等于失败，甚至能带来更大的成功。不成功的人把错误变成失败，成功的人把错误变成成功。杰出的投资者常常有个非凡的能力，就是把巨大的错误变成巨大的成功。巴菲尔当年没有在纺织品公司上的投资错误，就没有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旗舰公司伯克希尔。错误的投资反而成为巨大投资成功的纪念品。

杰出的投资者真应该为这些错误而感谢上苍。他们的成功是他们的银牌，他们的错误才是他们的金牌。因为，人们从他们的错误中学到的，比从他们的成功中学到的更为宝贵。

出处：http://cn.wsj.com/gb/20120312/LJN093116.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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