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我们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全党同志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依法治国、更加扎实地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向着建设法治中国不断前进。

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一)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二)完善立法体制。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法律制定和修改的重大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

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

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

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决定，不能久拖不决。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三)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推进立法精细化。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起草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制度，增加人大代表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人数，更多发挥人大代表参与起草和修改法律作用。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

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开展立法协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探索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对重要条款可以单独表决。

(四)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创新适应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国有、集体资产所有权、经营权和各类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保护。国家保护企业以法人财产权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有权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法律依据的要求。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投资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矿产资源、农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法律法规，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依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反对垄断，促进合理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加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法治保障。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制度，依法推进基层民主和行业自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完善选举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

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法定化，健全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制度规范。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表彰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

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依法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完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扶贫、慈善、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制定社区矫正法。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三、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

(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

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合理配置执法力量。

推进综合执法，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

完善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理顺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建设，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严禁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者变相挂钩。

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坚决克服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现象，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接。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完善执法程序，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明确具体操作流程，重点规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提高执法效率和规范化水平。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干预，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惩治执法腐败现象。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是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的重点。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改进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建立常态化监督制度。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

完善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强化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领导。探索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推进审计职业化建设。

(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

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性文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布。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

四、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

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二)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

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完善审级制度，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解决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明确司法机关内部各层级权限，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司法机关内部人员不得违反规定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

加强职务犯罪线索管理，健全受理、分流、查办、信息反馈制度，明确纪检监察和刑事司法办案标准和程序衔接，依法严格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三)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四)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

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

(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切实解决执行难，制定强制执行法，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加快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实行诉访分离，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的申诉，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制度。对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六)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重点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立案、羁押、扣押冻结财物、起诉等环节的执法活动。司法机关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护业务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防止利益输送。

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衙门作风、霸道作风，坚决反对和惩治粗暴执法、野蛮执法行为。对司法领域的腐败零容忍，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五、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一)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在普法教育中发挥职能作用。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

牢固树立有权力就有责任、有权利就有义务观念。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二)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发挥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行为导引、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加强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引导和监督其依法开展活动。

高举民族大团结旗帜，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谐。

(三)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

发展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业，统筹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

(四)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强化行政机关解决同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功能。

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落实领导责任制。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涉黑犯罪、邪教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绝不允许其形成气候。依法强化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影响安全生产、损害生态环境、破坏网络安全等重点问题治理。

六、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

(一)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持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至上，加强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建设。抓住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突出政治标准，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畅通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干部和人才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部门具备条件的干部和人才交流渠道。

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畅通具备条件的军队转业干部进入法治专门队伍的通道，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加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

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初任法官、检察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一般从下一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优秀法官、检察官中遴选。

（二）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加强律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提高律师队伍业务素质，完善执业保障机制。加强律师事务所管理，发挥律师协会自律作用，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监督律师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强化准入、退出管理，严格执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切实发挥律师事务所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企业可设立公司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供法律意见，促进依法办事，防范法律风险。明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理顺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管理体制机制。

发展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队伍。推动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激励法律服务人才跨区域流动机制，逐步解决基层和欠发达地区法律服务资源不足和高端人才匮乏问题。

（三）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方位占领高校、科研机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阵地，加强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组织编写和全面采用国家统一的法律类专业核心教材，纳入司法考试必考范围。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导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

健全政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重点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法学家和专家团队，建设高素质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专兼职教师队伍。

七、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

（一）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保证党确定依法治国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加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机制，发挥政策和法律的各自优势，促进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党委要定期听取政法机关工作汇报，做促进公正司法、维护法律权威的表率。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党委要领导和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依法治国中积极发挥作用。

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委决策部署。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党组织要领导和监督本单位模范遵守宪法法律，坚决查处执法犯法、违法用权等行为。

政法委员会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式，必须长期坚持。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政法工作、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公正司法环境上，带头依法办事，保障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政法机关党组织要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向党委报告制度。加强政法机关党的建设，在法治建设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保障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二）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全党必须一体严格遵行。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党的纪律是党内规矩。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对违反党规党纪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必须抓早抓小，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

依纪依法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形成严密的长效机制。完善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政治、工作、生活待遇方面各项制度规定，着力整治各种特权行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必须依纪依法予以坚决惩处，决不手软。

（三）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高级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

（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的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强化基层法治队伍，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改善基层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

（五）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依法治军的核心和根本要求。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眼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创新发展依法治军理论和实践，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化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力量结构、政策制度等方面改革，加快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健全适应现代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严格规范军事法规制度的制定权限和程序，将所有军事规范性文件纳入审查范围，完善审查制度，增强军事法规制度科学性、针对性、适用性。

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加大军事法规执行力度，明确执法责任，完善执法制度，健全执法监督机制，严格责任追究，推动依法治军落到实处。

健全军事法制工作体制，建立完善领导机关法制工作机构。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完善统一领导的军事审判、检察制度，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合法权益，防范打击违法犯罪。建立军事法律顾问制度，在各级领导机关设立军事法律顾问，完善重大决策和军事行动法律咨询保障制度。改革军队纪检监察体制。

强化官兵法治理念和法治素养，把法律知识学习纳入军队院校教育体系、干部理论学习和部队教育训练体系，列为军队院校学员必修课和部队官兵必学必训内容。完善军事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军事法治理论研究。

（六）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依法行使中央权力，依法保障高度自治，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保障内地与香港、澳门经贸关系发展和各领域交流合作，防范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运用法治方式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完善涉台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和保障两岸人民关系、推进两岸交流合作。运用法律手段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依法保护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权益。加强内地同香港和澳门、大陆同台湾的执法司法协作，共同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七）加强涉外法律工作。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强化涉外法律服务，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积极参与执法安全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贩毒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

各级党委要全面准确贯彻本决定精神，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和各方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责任落实机制，制定实施方案，确保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投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实践，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完）

出处：http://news.sina.com.cn/c/2014-10-28/180131058286.shtml

范美忠：寻找有意义的教育 - 中国青年报

北大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刺激

应该承认，我不是一个天生就有教育情怀的人。我之关心教育和形成自己对教育的认识，主要是因为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对我造成的强刺激。虽然很多人都在批判当下的中国基础教育，但对其弊端，我可能是体会和感受最深刻的人之一。

我出生在农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中学。1992年高考时，因为考得好了一点（据说还是什么状元），我进了北大历史系。当时我的同桌对我说："你应付考试那么厉害，要是当老师，肯定能教出很多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

上北大的第一年是军训。我受到很大震动，因为突然间我觉得自己的优势不仅全没了，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很无知，很无能。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踢足球！同寝室的北京同学听的唱的英文歌曲和摇滚我闻所未闻；他们还看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小说，这些人的名字都是我所不知道的，当时我甚至还看不懂。这时我才发现，他们的见识远在我之上。我被应试教育教傻了！虽然在高中时，我是同学中公认的比较喜欢读课外书，知识也比较渊博的人，但大城市和农村，重点中学和一般中学的环境差异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眼界一旦打开，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考上北大的分数实在没什么意义，能够背诵死板僵化的教科书上的教条，能够做一些低层次且并无实际意义的题目又能算什么呢？

军训时这种差距感还不是特别明显，回到北大后我才真正地傻眼了：这里有国际马拉松冠军，有全国围棋、田径和乒乓球比赛的冠军；有父母是大学教授从小家学渊源读书很多的人；有能独立举行舞蹈和钢琴专场演出的学生……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社团活动、组织晚会也没我的份儿，因为大城市和重点中学来的学生这方面能力很强。这个时候，我真的发现自己一无是处，12年的读书生涯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是家人和乡亲的骄傲，在北大我却感到非常自卑。

当感觉到评判标准变化，分数并无实际意义之后，在看清和承认自己被剥得精光、一无所有的现实之后，我开始拼命学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大学四年我只做了两件事情：看书和踢足球。但是请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看书需要时间，你十九岁进北大，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已经浪费了，除了认识几千个汉字，能背几千个英语单词，你还懂什么？其次，某些东西必须在适当的阶段接触和学习。一旦错过，你就再也补不起来了，补起来也还是有一个疤！最后，从同学间的比较来看，与那些生长在大城市，容易得到好书的同学，与那些家学渊源的同学，与那些中学时代遇到过好老师的同学相比，你很难再追得上了！你在努力，你在看书，别人难道就成天玩着坐着吗？

因为痛感差距太大，因为突然打开一个知识和思想的大世界之后强烈的紧迫感，我没法以一种从容的心境把这些书读透，而是以一种狼吞虎咽的方式，以一种可怕的速度进行恶补。

在短短四年时间之内，我浏览了诸子百家，通读了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还有《全唐诗》、《剑桥中国史》，以及李泽厚、冯友兰的思想哲学史等等大量书籍。但这样的速度能读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未来的大师应该由我培养出来

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我所受的基础教育，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我痛恨教育体制，痛恨课程设置，痛恨教材，声称对我的中学老师"一个也不宽恕"！

到大四时，我已经觉得要成为学贯古今中西的学术大师的梦想恐怕不太可能实现了，于是，我产生了要到中学去，改变基础教育现状的强烈冲动。我为当代中国没有思想大师、文学大师、史学大师感到深深的遗憾！我想：未来的大师应该由我培养出来。要是能培养出鲁迅、王国维这样的人，我该是多么幸福呀！

我为这个梦想激动万分。如果继续读研，之后留在大学任教和搞研究，我最多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学者而已，但如果我当中学教师，能培养出多少人才啊！因此，虽然班上公认我与其他几个同学是最适合搞学术的人，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是决定到中学去教书。在当时我们可能的出路中，以功利的标准看，到中学教书被认为是最差的选择——无权无钱，前途也已基本注定，所以我始终不敢告诉同学们说我想去教书，而是声称自己准备考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去中学教书时间会比较充裕，便于准备考研。

尽管如此，我的选择还是坚定的，于是我到成都找公认是最好的四中、七中、九中三所中学的校长。他们说，哎呀，北大的，我们欢迎，但历史老师需要得少，至少今年不要。

后来自贡蜀光中学接纳了我。这也是一所在四川很有名的中学。刚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同事听说我是北大的都感到很惊奇，说："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才教书，你北大毕业有的是好去处，到中学来干什么？"有的问："你的女朋友在自贡吗？"还有学生和老师私下里传说："他在大学一定犯过错误！"

三年痛苦而失败的教书生涯

在蜀光中学，我主要担任高一年级的历史教师。这个时候我的教育理念和想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量给学生介绍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好书，介绍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和各种哲学思想，让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就积累大量有价值的知识；第二，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启蒙；第三，高度重视艺术和体育教育。

应该说，我太书生气了，对中学教育的现状严重估计不足！其实，我本不该如此缺乏心理准备，因为我自己就是受那样的教育过来的，而且在中学时也没有觉得这样的教育有什么不对。但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应试教育没有改变，我自己却变了。

随着知识视野的打开，思想的提升和见识的增长，北大四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让我脱胎换骨！明白了那些陈旧和僵化的东西毫无意义之后，我已经根本不可能把我高中时候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不可能再如大多数老师那样机械地讲授课本上的死板的知识。以那种教法，即使我教的学生都考上了北大和清华，我也不会有任何成就感。因为那在相当程度上是反教育的，不可能培养出有人文情怀和公民素养，又具有真正创造力的人。在那样的教育中我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创造的快乐和意义感，同时，我对教育和社会的责任感也不允许我这么做。

在我教书一段时间之后，校长从学生家长和老师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我的负面信息，于是，特意来听我的课。听完之后他找我谈话："你上课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要少讲课外的东西。本来我们准备在你熟悉一年之后就对你委以重任，让你教高三文科班！现在你老讲课外的东西，讲教材以外的学术观点，一点都不管考试，又讲得那么深，我们怎么敢让你带高三？"

我说："我不想带高三，因为我不想摧残学生！"校长脸色大变，说："难道高三老师都是在摧残学生？"我默认。与我同一办公室的高三老师则脸色尴尬。

我刚去的时候对同事们还比较尊敬，经常去听他们的课。但他们的课上得僵化教条，让人觉得索然寡味。

有一次期末考试是教同一个年级的另一个教师命的题，改试卷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居然根本不会做这些题，就去找命题老师要标准答案。这个老师很生气，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范老师，在其位，谋其政！要有敬业精神，不能误人子弟。怎么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做！"我的想法是，我教的是高一，这个时候文理还没分科，也还远没到搞应试教育的时候。

有一次，我跟同办公室的一个语文老师讨论了一下关于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结果全校老师都传说：范跟王老师大吵了一架！我愕然。原来作为老师，他们已经如此不习惯讨论问题。我于是感到更加孤独、痛苦和寂寞。

当然，我得承认，这个时候我的教育理念的偏差和课堂操作技巧的缺乏也是致命的。

我的第一堂课很有趣：一节课的内容，我不到20分钟就讲完了，然后对学生说，怎么这么简单还要我讲？好！没事了。

每接一届学生，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给学生洗脑。我跟他们说你们过去在语文、历史等课上学的东西相当部分都是无用甚至有害的伪知识，真正的文科知识你们连梦都没梦见过。然后在学生目瞪口呆之时就开始对学生进行知识轰炸：从《史记》、《左传》、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从穆旦、海子到兰波艾略特；从弗洛伊德到超现实主义；从涅乐队到行为艺术。

这个时候，学生的态度就开始分化：一部分只重考试的学生一看我讲的跟考试没关系，就开始做其他科的作业；一部分虽然听得云里雾里，到底还是觉得新奇，还是勉强在听，不管听不听得懂。你想这样密集的流派、理论、人名、书名的轰炸，学生怎么受得了！不坐飞机才怪！

我对那些要我注意教学方法的劝告不屑一顾：连《史记》都没看过也跟我谈历史！我自以为真理在握，一站上讲台就慷慨陈词，滔滔不绝。

学生对我的评价也开始出现分化：有的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喜欢听我吹牛，因为我居然会跟他们讲兵器知识讲战争侃武侠聊足球！有的学生恼怒地说："谁听他的，听都听不懂，他在那里自我陶醉！"

我的确是在自我陶醉，我从来不理会学生的反应，不发动他们参与进来一起讨论。我也从来没问过学生对我的课怎么看，没问过学生希望我的课怎么上。我居高临下的态度和特立独行的狂傲姿态让学生对我充满敬畏。一部分学生根本不敢私下找我交流，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学生，尤其是爱踢足球和爱看书的学生又跟我没大没小，好像哥们儿一般。

他一开口就告诉我们，中学历史教材没什么好教的，接着便开始把我们知道的熟悉的一点点东西贬得抬不起头，又狂轰滥炸般把一大筐我们闻所未闻的东西捧得天花乱坠。于是第一堂课下来，我们就觉得自己无知得如同白痴。

第二堂历史课就有人开始做其他科作业或是睡觉了，包括我在内的另一部分人则仍然饶有兴味地听他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神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堂课。

他的另类从头到尾地贯穿在我们对他的记忆中，没有过丝毫的磨损。

他大谈鲁迅、穆旦、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卡夫卡、艾略特、《人间词话》。他曾经倾情地为我们朗诵穆旦的《春》，还曾请来他的一位朋友为我们讲那些陌生的音乐，讲谭盾、叶小钢。他觉得我们是那么的糟糕，却又坚持不懈地灌输给我们那些值得和需要了解的名字，仅仅是为了我们上大学后不会像他当年一样"像个白痴"。从这一点说，他比其他任何一位老师都看得远、为我们考虑得远，因为他没有任何功利的追求。在相对轻松的高一，他让我和很多同学疯狂地迷恋上了文学———我和朋友从学校图书馆"挖"出了《人间词话》和几本诗集，兴奋地读着、谈论着。

除了课堂上的范美忠，我还看到过足球场上汗流浃背的范美忠，大桥上一手拎菜一手捧书的范美忠，小书店里蹲在地上看书的范美忠。他是我所见过的把"另类"二字阐释得最准确最自然的人。惟一一次在办公室里见到他是一次期末考试后分发各班批改后的试卷。这种场合的混乱可想而知，每个人都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成绩。嘈杂混乱中，他愤愤地嚷了一句："一个分数就让你们成了这样！"他的话淹没在一片喧哗中。我当时正巧站在他旁边，听见了这句话，从那以后我再没去打听过自己的分数，不管是什么考试。

他一定有过很多的故事和传奇，但我们不敢向他打听，只能从他讲课时的言语中零星了解一些。他的孤傲、博学和强健，给了我北大的最初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最后在北大和清华间的选择。但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学校里关于他的记忆在年复一年地淡去，我们有幸成了他在这里教过的最后一届学生，我们离开后，不知以后的学生们还会不会知道范美忠这个名字，即使知道了，又如何呢？不会再有人给他们讲叶芝兰波波德莱尔了。

无论如何，我对他只有感激和敬佩，这是一种最传统最纯粹的学生对老师的感激和敬佩，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他教过的这些学生，也不屑于他们对他的任何态度。我曾想过，如果现在有机会再见到他，甚至和他互相认识，我也会躲避、放弃，因为我知道自己只会被他藐视。我曾把他讲的一堂课录了一部分到磁带上，我只是常常怀念着那段有他这样的老师的岁月，那段毫无功利之求的沉迷于文学的岁月。

（这个学生是2002年四川省高考理科状元，现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生，网名红蓼知秋。文章首发在榕树下散文随笔论坛。）

这就是我在学生眼中的形象。

虽然这个学生或者还有其他一些学生对我心存感激和敬佩，但如果从真正的教育的角度来看，那时的我还基本上站在教育的门外，还远不是一个合格的专业的老师，我依然有愧于他们。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他们打开了广阔的人文视野。

新的震撼：从学校到社会

由于在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时极度缺乏策略，我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而学校环境的极度僵化、封闭和压抑，则让我觉得自己如置身于疯人院一般！在自贡蜀光中学教书三年之后，也就是在2000年夏，我毅然"飞越疯人院"，离开自贡到了广州，开始寻觅新的出路。

如果说当初从中学跨入北大，从乡村到北京带给我巨大的震撼，让我感到知识和视野严重不足的话，那么这次从自贡到广州，从学校到社会，我再次受到强烈的震撼：我落伍了，我乡巴佬了！

1997年互联网兴起时正好是我开始教书的时候。但我一直拒绝电脑，拒绝上网，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科技产品是反诗意的。这种拒绝一方面导致了我对电脑基本操作技术的陌生，也使我丧失了对很多新信息新思想的了解。

到了广州之后，我首先寻求的是在报社工作。现在在媒体工作是不可能离开互联网的。去单位试用之前，我才要我的同学教我怎么打字，怎么上网。我不知道网络上还有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我甚至不知道Intel公司是干什么的。同学跟我谈起IT、八卦新闻这样的名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天，才在一个小城市的中学里待了三年时间，我与当初同样起点的同学又拉开了距离。

虽然自己读了很多书，但我发现，这些书对我的工作帮助并不大，或者说这固然是一个基础，但却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能力。因为一般的工作都用不上这么高端的文学、学术知识和思想。一般来说，这些工作需要的是综合能力，比如要同时具备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电脑的操作能力、对新闻的敏感和策划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创造能力、基于具体工作需要的实践能力，还有就是不断学习的能力和迎接挑战的精神。

一方面因为我相关工作能力的缺乏，同时还因为我没有起码的工作经验，在最初的几个工作岗位上我很失败。比如，网站一般要求会网页制作，我不会；我到外企去面试，人家要用英语，可我学了十年只会读却不会听和说的傻瓜英语，这一关就过不了；我参加了半个月的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保险业务员的培训，结果我根本没法开口向人家推销……我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解决不了的，但我还是庆幸我在这个年龄走出了学校———如果再过两年，我还有勇气出来吗？

最后我这个网络技术盲居然在一个网站找到了工作。这次起作用的是我对足球的狂热爱好，因为该网站招聘的是足球频道的编辑。

从重书本和知识到重能力和实践

这次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书本与实践，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巨大距离。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反思：我给学生传授了大量高深的文学、思想方面的知识，除了以后搞学问和当职业作家的极少数人之外，他们需要得了那么多吗？我只考虑了极少数学生的需要，而基本没从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角度考虑过问题。我是给了学生真知，但也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而已！我让他们在实践中去体会和学习了吗？我注重他们的情商以及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组织策划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了吗？我从超越知识、学科和学校的大的社会视角来审视和考虑过整个教育吗？

这一次经历再次强烈地冲击了我的大脑，使我重书本知识的教育理念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仅要培养一个好人，而且要培养一个有用的好人，或者说培养一个有用的公民。它影响到了我再次到学校——到杭州外国语学校之后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行为。

2003年4月到6月，我在浙江省最好的中学之一杭州外国语学校教了短短两个月的语文。这个时候，我并没有否定第一阶段的教育理念，依然首先对学生进行"洗脑"，给学生大量介绍文学、历史、哲学、思想、电影、摇滚、绘画等各方面的课外知识；依然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同时，我也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注重对学生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素质的培养。比如，上课回答问题，很多时候我都叫学生站到讲台上面对全班同学陈述自己的观点。有的学生不好意思，说可不可以就在下面说。我说不行，你必须习惯站在讲台上面对众人的目光从容自若地表达或表现你自己。要是站在台上讲话都不敢，你以后怎么当领导、当主持人、当记者、当老师？怎么跟人打交道？我问学生：你们想一想，上了大学之后，如果要搞研究，你现在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如果你走向社会，你又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文学社办杂志，我大力支持。因为我认为，即使是这么一个很通常的课外活动，让学生得到锻炼的地方也太多了：要为文学社拉会员，要自己筹集资金，要自己设计封面，要自己根据读者的需要策划栏目，要自己约稿、撰稿等等。杂志内容可能涉及文学、思想、音乐、电影、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而这没有广阔的知识面显然是不行的。杂志做好之后，学生还要自己在学校里做广告销售，这跟学生走向社会之后的实际工作几乎完全一样。

这些东西都是学生在一般意义的课堂上学不到的。当有的学生觉得做杂志耽误了学习时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考试成绩的时候，我就会开导他们。我想，这样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学生，真要他们走向社会去做杂志或者报纸的时候，他们不会有太多的不适应感，仅仅因为他们有过这么一段小小的经历，他们在以后面对一些类似问题的时候，就会比那种只会考试的人有更强的能力和自信心。

由于时间短暂和条件的限制，我没能去探索更多的做法。同时我依然自恃知识渊博而根本对课堂操作技巧不屑一顾。由于缺乏自觉的理论意识，我的某些做法还带有自发的性质，比如有时我也会让学生参与对话，会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再加上我比较强大的知识背景和灵活的应变能力，这个时候的课堂效果就非常好。

但很多时候我依然漠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不顾"最近发展区"这样基本的教育规律，这种时候学生往往就很被动。我总是觉得教材上的很多内容过于简单，匆匆几句话交代过去，而迷恋于讲高深前卫的知识和思想，根本不顾及学生的接受和消化能力。我依然对学生进行知识轰炸，很多时候只图自己讲得痛快，而很少让学生参与，也很少了解学生的感受和想法。我比较偏爱在文学艺术和体育方面出众的学生，而较少顾及其他学生的感受。除了思想启蒙之外，学生的人格培养方面我基本不关心。在课堂上，我对学生是一种居高临下而非平等的姿态，可我反而奇怪：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提问？为什么不站起来反驳我———我给学生创造了这样进行质疑和讨论的环境和气氛了吗？我有自觉引导学生质疑和思考的意识吗？

我在BBS上看到了学生对我的评价，好话多：

个人觉得，我们都能默认和默许各种平庸，以及纳入潜在规则的乌烟瘴气、钩心斗角，应该也能"容忍"范美忠的愤世嫉俗，即便他在眼下的"规则"之外———何况，他的话也没怎么大错，呵呵！———濯足的青衣

他的想法的确芜杂了一些，讲话时而破碎，各种观点在他脑子里不断涌出，还有什么生活管理不好———对他来说也许可惜，但不足以作为诟病的依据。世界上有点奇怪想法的人大多都貌似行为古怪，我倒觉得他们的存在补足了太过蓐柔圆熟的社会。———飞非

他当了偶两个月的老师，没有听过他的课的人根本想像不到他的才学如何好。我们听他讲课简直就像是一种享受，他读的书比我们一个学校所有人读的还要多，而且几乎是过目不忘，看过的内容他几乎是记在脑子里的，随时都拿得出来。虽然他有时候说话做事有点偏激或者不合常理，但我们都很崇拜他，很尊重他！———小桥

我是范老师现在的学生，我觉得他是值得敬佩的老师（以前还没有老师让我敬佩），他太有自己的见解了，没有什么隐瞒，没有虚伪。直来直往！

老师的评价则复杂得多：

不可否认范老师学识的渊博，思想的深刻，他的课可能很受学生（尤其是处于青春期极具叛逆精神的中学生）欢迎，范老师在大学的课堂里可能还能立足，但在中学的课堂中，个人感觉不是很合适……课堂上如果不跟随教纲、考纲，结果只能是在高考中吃亏。中国的教育需要改革，是不争的趋势和事实，国家的考试评价体系，教材的设置体系，教师的课堂教育，学生的学习模式等等，改革必须是各方面配套进行的，绝对不是靠一个老师或几个老师的几堂素质课就可以解决的，试问抛开教材，单纯讲学生认可的内容……结果会是什么？如果最后不能上大学，家长又有几个说无所谓的？

进入《教师之友》：开始真正的教育思考

虽然在此之前对教育也有一些想法，但我不得不承认，在教育方面我并没有太多深入的思考。我观照教育的角度其实跟人文学者和作家并无多大差异，直到2003年10月到《教师之友》杂志社以后，我才逐渐开始获得一种将宏观的教育理念和微观的现实操作结合在一起的完整的教育视角。

促使我视角转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对《教师之友》杂志的阅读。这种阅读的感受是冲击性的，是全新的。我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怀抱理想、关注、思考和研究真问题的教育杂志。

其次就是对一些重要的教育书籍的阅读。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学会生存》和《帕夫雷什中学》。

一、《学会生存》指出学校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的封闭性：管理权是封闭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垄断；教材的编写长期以来是垄断和封闭的；教师也是封闭的，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很难有机会进入教育系统；学校与外界之间是相对封闭的，学校很少请各界人士，比如科学家、学者、企业家、新闻记者和作家等到学校来作讲座或者兼课；教育的场所是封闭的，老师和学生很少走出学校去打开眼界，去学习实践，去了解社会的需要；评判标准是封闭的，无论是对教师的评判还是对学生的评判，因而在现有教育体制内部被认为是优秀的教师、优秀的学生、有价值的知识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就未必是有意义的和合理的。教育封闭性的说法给我以很大启发，也让我对如何打破封闭性产生了很多联想。比如，我认为，如果所有师范毕业生都有机会进入社会，从事和体验一下别的工作，那么他们将可能对什么才是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有价值的教育形成更为深刻和直观的认识。

二、教师从一个知识的传递者变成一个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学生思考的引导者和激励者，一个交换意见的参与者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这是《学会生存》对教师角色的定位。现在关于教师角色的说法不少，我仍然认为这个说法是最准确的。这个关于教师角色的定位也让我想了很久，因为原来我就只是注重单向的知识思想传递，而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学生仅仅记住了一些呆板的结论而没经过自己的思考，没有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如果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没有同时获得思维的训练和拓展；如果学生对书本和老师都产生了迷信；如果学生接受的是单一的结论，而不是在开放的论争和对话当中去建构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那么这样的教育其成果如何是值得怀疑的。

三、学会学习、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做事、学会生存，这是《学会生存》一书提出的教育的四个支柱，其核心是学会生存。而学会做事这一点，就已经是基于社会对个人素质实际要求的考量。

第二本书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这本书所呈现的该中学在文学、艺术、科学和技术教育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让我震惊，而其时间还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实践而非空想啊！同时本书作者和该中学老师宗教般的教育情怀和高度的专业知识素养也让我击节赞叹！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新课程所追求的东西他们大部分都做到了。比如对文学艺术的重视、对生命的关注、对学生实践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等等。要说不足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特定时期的某些因素的制约下，其公民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

作为一个教师，我以为，持续不断地从各个角度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实践进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我在追求教育理想的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即使现在，也有太多的教育问题我并没有思考清楚。

现在，我们重新筹建了第一线教育顾问有限公司，公司每月出版电子杂志《教育飞船》，并举办一年一度的暑期高级研修班对教师进行培训，还开通了"第一线教育网"，为有理想的教师搭建网上交流的平台。我们力图将人文思想关怀注入到现在的基础教育中，并致力于现代西方教育理念与中国教育实践的结合。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平台上，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教育探索。

出处：http://zqb.cyol.com/content/2005-06/29/content_1136617.htm

-完-

MP3 ID3文件格式

hecrics

前言

2001年11月的一天，我决定整理一下我的硬盘中乱七八糟的MP3，但使用Winamp+Expleror效率太慢，到网上找了一下只有一个叫MP3/Tag Studio v2.6的工具还不错，可惜是阴文的不说，还只能用30天，而且要插广告。我呸，这么麻烦。一气之下，决定自己写一个从此在网上查阅资料，写下了这辈子的第一个自由软件和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在http://www.csdn.net/cnshare/soft/10/10119.shtm看到这个软件的详细说明和下载链接。

ID3v1

ID3V1比较简单，它是存放在MP3文件的末尾，用16进制的编辑器打开一个MP3文件，查看其末尾的128个顺序存放字节，数据结构定义如下：

char Header[3]; /*标签头必须是"TAG"否则认为没有标签*/

char Title[30]; /*标题*/

char Artist[30]; /*作者*/

char Album[30]; /*专集*/

char Year[4]; /*出品年代*/

char Comment[30]; /*备注*/

char Genre; /*类型*/

ID3V1的各项信息都是顺序存放，没有任何标识将其分开，比如标题信息不足30个字节，则使用'\0'补足，否则将造成信息错误。Genre使用原码表示，对照表如下：

/* Standard genres */

0="Blues";

1="ClassicRock";

2="Country";

3="Dance";

4="Disco";

5="Funk";

6="Grunge";

7="Hip-Hop";

8="Jazz";

9="Metal";

10="NewAge";

11="Oldies";

12="Other";

13="Pop";

14="R&B";

15="Rap";

16="Reggae";

17="Rock";

18="Techno";

19="Industrial";

20="Alternative";

21="Ska";

22="DeathMetal";

23="Pranks";

24="Soundtrack";

25="Euro-Techno";

26="Ambient";

27="Trip-Hop";

28="Vocal";

29="Jazz+Funk";

30="Fusion";

31="Trance";

32="Classical";

33="Instrumental";

34="Acid";

35="House";

36="Game";

37="SoundClip";

38="Gospel";

39="Noise";

40="AlternRock";

41="Bass";

42="Soul";

43="Punk";

44="Space";

45="Meditative";

46="InstrumentalPop";

47="InstrumentalRock";

48="Ethnic";

49="Gothic";

50="Darkwave";

51="Techno-Industrial";

52="Electronic";

53="Pop-Folk";

54="Eurodance";

55="Dream";

56="SouthernRock";

57="Comedy";

58="Cult";

59="Gangsta";

60="Top40";

61="ChristianRap";

62="Pop/Funk";

63="Jungle";

64="NativeAmerican";

65="Cabaret";

66="NewWave";

67="Psychadelic";

68="Rave";

69="Showtunes";

70="Trailer";

71="Lo-Fi";

72="Tribal";

73="AcidPunk";

74="AcidJazz";

75="Polka";

76="Retro";

77="Musical";

78="Rock&Roll";

79="HardRock";

/* Extended genres */

80="Folk";

81="Folk-Rock";

82="NationalFolk";

83="Swing";

84="FastFusion";

85="Bebob";

86="Latin";

87="Revival";

88="Celtic";

89="Bluegrass";

90="Avantgarde";

91="GothicRock";

92="ProgessiveRock";

93="PsychedelicRock";

94="SymphonicRock";

95="SlowRock";

96="BigBand";

97="Chorus";

98="EasyListening";

99="Acoustic";

100="Humour";

101="Speech";

102="Chanson";

103="Opera";

104="ChamberMusic";

105="Sonata";

106="Symphony";

107="BootyBass";

108="Primus";

109="PornGroove";

110="Satire";

111="SlowJam";

112="Club";

113="Tango";

114="Samba";

115="Folklore";

116="Ballad";

117="PowerBallad";

118="RhythmicSoul";

119="Freestyle";

120="Duet";

121="PunkRock";

122="DrumSolo";

123="Acapella";

124="Euro-House";

125="DanceHall";

126="Goa";

127="Drum&Bass";

128="Club-House";

129="Hardcore";

130="Terror";

131="Indie";

132="BritPop";

133="Negerpunk";

134="PolskPunk";

135="Beat";

136="ChristianGangstaRap";

137="HeavyMetal";

138="BlackMetal";

139="Crossover";

140="ContemporaryChristian";

141="ChristianRock";

142="Merengue";

143="Salsa";

144="TrashMetal";

145="Anime";

146="JPop";

147="Synthpop";

ID3V2

ID3V2到现在一共有4个版本，但流行的播放软件一般只支持第3版，既ID3v2.3。由于ID3V1记录在MP3文件的末尾，ID3V2就只好记录在MP3文件的首部了(如果有一天发布ID3V3，真不知道该记录在哪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ID3V2的操作比ID3V1要慢。而且ID3V2结构比ID3V1的结构要复杂得多，但比前者全面且可以伸缩和扩展。

下面就介绍一下ID3V2.3。

每个ID3V2.3的标签都一个标签头和若干个标签帧或一个扩展标签头组成。关于曲目的信息如标题、作者等都存放在不同的标签帧中，扩展标签头和标签帧并不是必要的，但每个标签至少要有一个标签帧。标签头和标签帧一起顺序存放在MP3文件的首部。

一、标签头

在文件的首部顺序记录10个字节的ID3V2.3的头部。数据结构如下：

char Header[3]; /*必须为"ID3"否则认为标签不存在*/

char Ver; /*版本号ID3V2.3就记录3*/

char Revision; /*副版本号此版本记录为0*/

char Flag; /*存放标志的字节，这个版本只定义了三位，稍后详细解说*/

char Size[4]; /*标签大小，包括标签头的10个字节和所有的标签帧的大小*/

1.标志字节

标志字节一般为0，定义如下：

abc00000

a -- 表示是否使用Unsynchronisation(这个单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字典里也没有找到，一般不设置)

b -- 表示是否有扩展头部，一般没有(至少Winamp没有记录)，所以一般也不设置

c -- 表示是否为测试标签(99.99%的标签都不是测试用的啦，所以一般也不设置)

2.标签大小

一共四个字节，但每个字节只用7位，最高位不使用恒为0。所以格式如下

0xxxxxxx 0xxxxxxx 0xxxxxxx 0xxxxxxx

计算大小时要将0去掉，得到一个28位的二进制数，就是标签大小(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计算公式如下：

int total_size;

total_size = (Size[0]&0x7F)*0x200000

+(Size[1]&0x7F)*0x400

+(Size[2]&0x7F)*0x80

+(Size[3]&0x7F)

二、标签帧

每个标签帧都有一个10个字节的帧头和至少一个字节的不固定长度的内容组成。它们也是顺序存放在文件中，和标签头和其他的标签帧也没有特殊的字符分隔。得到一个完整的帧的内容只有从帧头中的到内容大小后才能读出，读取时要注意大小，不要将其他帧的内容或帧头读入。

帧头的定义如下：

char FrameID[4]; /*用四个字符标识一个帧，说明其内容，稍后有常用的标识对照表*/

char Size[4]; /*帧内容的大小，不包括帧头，不得小于1*/

char Flags[2]; /*存放标志，只定义了6位，稍后详细解说*/

1.帧标识

用四个字符标识一个帧，说明一个帧的内容含义，常用的对照如下：

TIT2=标题 表示内容为这首歌的标题，下同

TPE1=作者

TALB=专集

TRCK=音轨 格式：N/M 其中N为专集中的第N首，M为专集中共M首，N和M为ASCII码表示的数字

TYER=年代 是用ASCII码表示的数字

TCON=类型 直接用字符串表示

COMM=备注 格式："eng\0备注内容"，其中eng表示备注所使用的自然语言

2.大小

这个可没有标签头的算法那么麻烦，每个字节的8位全用，格式如下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算法如下：

int FSize;

FSize = Size[0]*0x100000000

+Size[1]*0x10000

+Size[2]*0x100

+Size[3];

3.标志

只定义了6位，另外的10位为0，但大部分的情况下16位都为0就可以了。格式如下：

abc00000 ijk00000

a -- 标签保护标志，设置时认为此帧作废

b -- 文件保护标志，设置时认为此帧作废

c -- 只读标志，设置时认为此帧不能修改(但我没有找到一个软件理会这个标志)

i -- 压缩标志，设置时一个字节存放两个BCD码表示数字

j -- 加密标志(没有见过哪个MP3文件的标签用了加密)

k -- 组标志，设置时说明此帧和其他的某帧是一组

值得一提的是winamp在保存和读取帧内容的时候会在内容前面加个'\0'，并把这个字节计算在帧内容的大小中。

详细的情况可以到www.id3.org查询，对于ID3V1和ID3V2的读写，我用DELPHI写了两个类来实现，可以写信给我索取q.d.zhang@sohu.com

附：帧标识的含义

4. Declared ID3v2 frames

The following frames are declared in this draft.

AENC Audio encryption

APIC Attached picture

COMM Comments

COMR Commercial frame

ENCR Encryption method registration

EQUA Equalization

ETCO Event timing codes

GEOB General encapsulated object

GRID Group identification registration

IPLS Involved people list

LINK Linked information

MCDI Music CD identifier

MLLT MPEG location lookup table

OWNE Ownership frame

PRIV Private frame

PCNT Play counter

POPM Popularimeter

POSS Position synchronisation frame

RBUF Recommended buffer size

RVAD Relative volume adjustment

RVRB Reverb

SYLT Synchronized lyric/text

SYTC Synchronized tempo codes

TALB Album/Movie/Show title

TBPM BPM (beats per minute)

TCOM Composer

TCON Content type

TCOP Copyright message

TDAT Date

TDLY Playlist delay

TENC Encoded by

TEXT Lyricist/Text writer

TFLT File type

TIME Time

TIT1 Content group description

TIT2 Title/songname/content description

TIT3 Subtitle/Description refinement

TKEY Initial key

TLAN Language(s)

TLEN Length

TMED Media type

TOAL Original album/movie/show title

TOFN Original filename

TOLY Original lyricist(s)/text writer(s)

TOPE Original artist(s)/performer(s)

TORY Original release year

TOWN File owner/licensee

TPE1 Lead performer(s)/Soloist(s)

TPE2 Band/orchestra/accompaniment

TPE3 Conductor/performer refinement

TPE4 Interpreted, remixed, or otherwise modified by

TPOS Part of a set

TPUB Publisher

TRCK Track number/Position in set

TRDA Recording dates

TRSN Internet radio station name

TRSO Internet radio station owner

TSIZ Size

TSRC ISRC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

TSSE Software/Hardware and settings used for encoding

TYER Year

TXXX User defined text information frame

UFID Unique file identifier

USER Terms of use

USLT Unsychronized lyric/text transcription

WCOM Commercial information

WCOP Copyright/Legal information

WOAF Official audio file webpage

WOAR Official artist/performer webpage

WOAS Official audio source webpage

WORS Official internet radio station homepage

WPAY Payment

WPUB Publishers official webpage

WXXX User defined URL link frame

出处：http://www.52rd.com/Blog/Detail_RD.Blog_hecrics_10456.html

-完-

20071102 | 上条恒彦《母亲的照片》(お母さんの写真)

无尽的梦

（跪地口白）

除了自己的灵魂以外

没有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要爱现在的自己

而要爱未来的自己

​不要一味追求享乐

不要鼠目寸光

常保目光向前

今年的巢不会住去年的鸟

男人要公正 女人要端正

在其人的幻想中生存

为其人而立下伟大功勋

其人名为

达辛妮亚

（站起开唱）

梦想虽难结果

前路阻碍众多

纵使黯然神伤

吾将奋勇前行

道路崎岖凶险

臂腕疲惫不堪

遥远星辰指引

吾仍继续前行

这是吾之宿命

从此污浊世间

拯救不变真理

任由希望微薄遥远

终将迎来光明遍野

直到陷入永世沉眠

即使伤痕累累

仍将竭尽全力

吾将继续前行

去向星辰彼岸

秋千

遥远山上吹来的风传来信息

山丘上的平原笼罩在夕阳中

不知是谁忘记的银色口琴

在落叶的阴影中渐渐沉默

飘啊飘 摇啊摇

垂下阴影摇摇摆摆

想起了许久以前的梦境

秋千缓缓摇摆

就像静静老去的贤者

眺望季节流转

背着烤乳猪

​

背着烤乳猪来了

想拿给你吃

料理了猪 升起火烧了

从山那边跑来

流了许多汗 弄脏了

慌慌张张回去了

摘下了不知名的花

带了过来 带了过来

流了许多汗 弄脏了

慌慌张张回去了

椅子

出门买椅子

在城中的店里寻找

只要求坚固

想要橡木的椅子

春天放在透过阳光的树下

坐着看书

夏天穿着短裤

小睡一会儿

想要这样的椅子

想要只属于自己

这世上唯一的椅子

油屋

刚才还在睡觉 这就要工作了

刚以为做完了 这又要开始了

身体好重 心情更重

你说有工作才是好事

婆婆说了（刚才还是少女的婆婆）

漂亮只在年轻时

爷爷说了（刚才还是小哥的爷爷）

剩下的只有人生

沉重而懈怠的人生

爷爷说了（刚才还很年轻的爷爷）

剩下的只有人生

沉重而懈怠的人生

母亲的照片

相册的旧照片中

斜戴着褪色的草帽

微笑着的小女孩

闪着光芒的酒窝 耀眼的笑容

母亲还是小女孩时的照片

一去不复返的遥远夏日

无法传达的憧憬

紫薇花落下阴影 老旧的房屋

倚在门边 抱着不知名的小狗

微笑着的小女孩

摇摆的小辫 温柔的瞳眸

母亲还是小女孩时的照片

一去不复返的遥远夏日

无法传达的憧憬

母亲还是小女孩时的照片

永远闪耀着光辉的遥远夏日

盛夏的振子

​飞驰而去的蓝色地平线

向着扔到风中的麦秆

你呼喊着 在未来等我

心潮澎湃 与潮水无异

在耀眼光芒中 放松全身

心中无法停止

盛夏的振子 直到现在

通向蓝天的灼热坡道

即使放走抓住的蜻蜓

也知道明日一定会再来

脱壳的蝉 草上的热气 温热的水

太阳每日都热烈燃烧

那个夏天一直延续

耀眼的梦想 直到今日

心中无法停止

盛夏的振子 直到现在

中央线

你家那边落下一颗流星

我停下刷牙 冲上了电车

现在的你 弄碎了流星

浮在浴盆里 在等着我

奔驰吧 中央线

穿越黑夜 载着我

寻找着逃走的猫咪

你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的你 找到了某处惬意的小镇

在和猫咪一起生活吧

奔驰吧 中央线

穿越黑夜 载着我

奔驰吧 中央线

穿越黑夜 载着我

奔驰吧 中央线

穿越黑夜 载着我

冬日星座

冬日寒风已绝 天空透彻清朗

缓缓落下地面 神奇美妙光芒

万物皆沉眠 皑皑寂静中

闪烁又摇摆 星座空流转

隐隐散发光芒 银河流淌于空

猎户舞动绚烂 牧牛躁动不安

静指无穷处 北斗针芒尖

闪烁又摇摆 星座空流转

牧场的清晨

茫茫一片笼罩遍野

牧场早晨的雾之海

白杨林间淡淡传来

黑色底部那样坚实

钟声响起 铛铛铛

陆续醒过来的田舍

传来人们喧扰之声

处处为浓雾所包围

几群羊儿四处走动

铃声响起 叮铃铃

大古钟

​又大又高的古钟 爷爷的钟

百年来一直运转 自豪的钟

爷爷初生的清晨 买来的钟

现在已经不动了 这个大钟

百年来从不停息 滴滴答答

和爷爷一起走着 滴滴答答

现在已经不动了 这个大钟

无所不知的古钟 爷爷的钟

美丽的新娘来了 仍然在走

无论快乐或悲伤 它都知道

现在已经不动了 这个大钟

百年来从不停息 滴滴答答

和爷爷一起走着 滴滴答答

现在已经不动了 这个大钟

深夜中铃声响了 爷爷的钟

别离的时刻到了 告知大家

上了天堂的爷爷 告别了钟

现在已经不动了 这个大钟

百年来从不停息 滴滴答答

和爷爷一起走着 滴滴答答

现在已经不动了 这个大钟

现在已经不动了 这个大钟

散步

走吧 走吧 我很精神

最喜欢走路 尽情走吧

坡道 隧道 还有草地

独木桥 凹凸不平 沙石路

穿过蜘蛛巢 还有下坡

走吧 走吧 我很精神

最喜欢走路 尽情走吧

蜜蜂 嗡嗡 还有花田

向阳和背阴 有蛇在午睡

蝴蝶在飞舞 还有转弯

走吧 走吧 我很精神

最喜欢走路 尽情走吧

狐狸 狸猫 都出来了

来探险吧 直到树林深处

好多小朋友 真开心啊

好多小朋友 真开心啊

风中之人

​

何处谁人 仍在等待

云已烧灼 道已蒸干

太阳永远 不会沉寂

而在此刻 早已心死

从无微笑 不知昨日

今日旅程 独自一人

然而何处 你仍等待

而你一定 伫立风中

等待着我

何处谁人 仍在等待

血在流逝 皮开肉绽

疼痛却是 生之印记

几度山峦 勇于跨越

无论何处 难寻故里

谁在哭泣 还有何求

然而何处 你仍等待

而你一定 伫立风中

等待着我

出处：http://www.verovie.net/?p=294

-完-

MARK LANDLER: 被指外交失策，奥巴马奋力辩解 - 纽约时报中文网

菲律宾马尼拉——因受到自己对从东欧到中东的各种动荡局势处理不当的批评，奥巴马总统被激怒，他对自己的外交政策手法进行了辩护，表示这是在缓慢而稳步地推进美国利益，同时避免美国卷入军事冲突。对那些他所说的本能地呼吁使用武力的人，他也予以了猛烈抨击。

周一，站在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S·阿基诺三世(Benigno S. Aquino III)身边的奥巴马显露出恼怒之情。他表示，那些批评者未能从伊拉克战争中吸取教训。

当天，奥巴马宣布，因俄罗斯持续威胁乌克兰，将对其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他表示，自己的外交政策基于的是对美国重大利益的精巧追求，或许缺乏战时总统的波澜壮阔，但也避免了后果严重的失误。

"你有时击出一垒安打，有时击出二垒安打；然后偶尔或许能够击出一记本垒打，"在与阿基诺进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说，"不过，我们在稳步推进美国民众的利益，以及我们与世界各地盟友的关系。"

奥巴马的此番表态出现在为期一周的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难得地让外界得以窥见，一位处于第二任期的总统已在衡量自身的政治遗产。他语带愤怒与懊恼，表明了他从当年一路走来的历程。他曾是一位充满自信的年轻领导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并在领奖致辞中讨论了偶尔进行战争的必要性。

根据共和党的描绘，奥巴马在面对叙利亚等危机时软弱无力。尽管他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但在一种更为微妙的批评面前，他却似乎显出了挣扎。这一批评就是，除了一两次大力出击的尝试之外，比如与伊朗进行核谈判，他的外交政策已沦为小打小闹。

奥巴马将此次亚洲之行作为展示渐进战术好处的最佳案例：他缓慢推进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谈判、抚慰了处于沉船事故悲痛中的盟友韩国、培养了与一度交恶的马来西亚之间的纽带，并与菲律宾签署了一份温和的防务协议。

美国通过努力，已经组建了向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施压的国际联盟。在这种做法与部分共和党人提出的向乌克兰军队输送武器的建议之间，奥巴马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并嘲笑后者没有功效。

"我们刚刚经历了十年战争，付出了巨大的军事与经济代价，可为什么每个人还那么急于动用武力？这些批评者认为，我们到底能从动武中获得什么？"他反问道。

奥巴马没有对这些批评者指名道姓，只是将他们称为"待在华盛顿或纽约办公室"的外交政策评论人士。他还提到了周日早间的政治脱口秀，而猛烈抨击他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就是这些节目的常客。

"如果采取了那些批评者要求的每项行动，我们就会数不清美国介入的军事冲突有多少了。"

这段时间，各种危机接踵而至。就连这次由于政府停摆而从去年10月推迟到现在的亚洲之行，也因两件事情蒙上了阴影：一是与俄罗斯之间的对峙，二是以巴和平谈判的暂停。

当奥巴马周二回到华盛顿的时候，他的幕僚表示，他希望用几个演讲重启攻势，其中最重要的是下个月在位于纽约州的西点军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进行的毕业演讲。届时，他将努力用更为宏观的角度来解读自己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等危机中的决策。

副国家安全顾问本杰明·J·罗兹(Benjamin J. Rhodes)说，"有一种倾向，就是通过当下最棘手的危机来透视美国所有的外交政策，而不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政策。"

在此行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一道现身的奥巴马展现了懊恼之情。他被问到，美方宣布将根据美日安保条约来保护东海争议岛屿，此举是否在冒险划下另一道"红线"，就像美国在叙利亚化学武器议题上一样。

"我想这个问题的言外之意是，每次有任何国家违反任何一条规则时，美国都应该诉诸战争，或者随时准备进行军事干预，如果美国不打算这么干，那么我们对这些规则就有点儿视同儿戏了。"他说，"其实，实情并非如此。"

奥巴马指出，在叙利亚危机中，当他取消了之前威胁采取的导弹打击后，美国和俄罗斯拟定了一份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库的协议。他说，截至上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手里掌握的87%的化学武器都已被运出叙利亚。

"我们不是非得发射导弹才能取得这种成果。这一事实对于维护国际规则而言不是一种失败，而是一种成功。"他说，"在我们把最后剩下的13%的化学武器运出去之前，这还不是一场彻底的胜利。"

一些人表示，美国必须在叙利亚采取某种军事行动。奥巴马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自己说，'不、不、不，我们不是说要派遣军队。'好吧，那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在对待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问题上，也存在同样的争论。总统表示，没有一个人真正倡议美国派遣军队，不过，有些人想要武装乌克兰人。

"这些人真的以为，假如我们多输送一些武器进入乌克兰，就有可能吓退俄罗斯军队？"奥巴马问，"还是说，我们更有可能通过现在正在施加的这类国际压力、外交压力和经济压力来威慑他们？"

尽管遭遇到挫折，奥巴马在亚洲还是取得了一些小规模的胜利。他和菲律宾签订的10年军事协议将扩大美军士兵及其军舰和飞机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范围。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菲律宾民众的强烈反对迫使美国放弃了位于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

奥巴马政府的官员表示，美国已在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协议上取得重大进展，尽管尚未准备好由奥巴马和安倍晋三进行公布。而且，不管怎么看，奥巴马都设法打消了和美国签订了协议的盟友的疑虑，还同时避免了激怒中国。

在诚挚地探讨了美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之后，总统表示，这种外交政策"也许并不总是那么漂亮，"，而且"在周日上午的节目中也无法带来出色的讨论，不过它能避免失误。"

对于曾在印度尼西亚度过一段童年时光的奥巴马而言，东南亚通常是一个慢下脚步适应热带节奏的地方。不过这一次，情况并非如此，奥巴马情绪激昂地回答了Fox新闻频道(Fox News)白宫事务记者埃德·亨利(Ed Henry)针对其过往的外交政策记录所做的提问，然后他说，"你让我的情绪激动起来了。"

出处：http://cn.nytimes.com/usa/20140429/c29policy/

-完-

《环球》杂志:老外看中式社交

2006年02月06日

《环球》杂志记者/李晓明

甘博仁，英国人，文革后第一批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欧洲学生，专业是文言文

在西方，人们通常是通过在家里举办鸡尾酒会或家宴来引朋会友，结交新知。在中国我很少见到这样的交际活动。

中国人在有外国人的场合常常会不自在，往往最后是外国人聚在一起聊天，中国人单独在一起聊天。因此，如果我要举行这样的聚会(有中国朋友参加)，我会把人数控制得越少越好，以便大家充分交流，同时我会努力去为他们做介绍。

在西方，我们还会通过请朋友看戏剧和歌剧来交朋友。这在中国可能不大容易，除了语言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实际困难是，通常这些表演在晚上开始，只能是在这之后去找个饭馆用餐。我猜这么晚吃饭对中国人来说并不习惯。

我有很多朋友和中国人结婚后定居在中国。中国现在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国家，不过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是外国人适应中国的生活比起中国人适应外国的生活更加容易一些。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比外国人要强。在西方，中国人常常住在一起，除非他们出生在国外。

老杜，美国人，在北京一家媒体做资深编委

我1998年来北京的时候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时侯在街上很容易碰到热心肠的人，他们与你聊天，给你帮忙。那时侯与中国人交际的范围很广。而现在我大多数的中国朋友都是身边的人或者那些跟工作有关的人。

现在中国人的社交生活吸收了西方的很多东西，这是很健康很自然的事情。当然每种社交方式都有利有弊，现在的中国年轻人玩保龄球、滑冰等等，他们的娱乐方式跟美国的同龄人差别并不大。

我参加过一些中国人朋友搞的派对，觉得与西方的不大一样。中国的此类派对是以食物为中心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流不多；而在美国，大家参加派对或者去朋友家并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娱乐和认识新朋友。

我的妻子是中国人，去年我和她回她东北老家过春节，"

情人节"那天，在商场里的人非常多，这让我吃了一大惊——那可是非常偏僻的一个东北的小镇。而且那里的人们过春节这些节日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守在家里，而是去滑雪、滑冰，娱乐活动比以前多得多。

但我能够理解这些变化，我生长在美国得州的一个小镇，我们都在镇里上学，在镇上开派对，在镇上约会交女朋友，很少去别的地方，甚至任何从镇外来的人都被看作"敌人"。而现在镇上的人都出来旅行或者工作，到世界各地去，这跟在中国发生的情况是很类似的。

当然，传统的文化还是有它的价值。你只要看看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回到乡下的老家去过节，就能明白传统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这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大家都会在圣诞节和感恩节与亲友相聚。

卡利姆，叙利亚人，旅居中国5年，父亲是外交官。本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

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社交方式已经达到了一个成熟的程度。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人变得很开放了，另一方面年轻的一代仍旧尊重传统的文化和思维。

在现在这个

信息化时代，电脑和网络成了很重要的社交工具，还有很多年轻人通过参加各种party来交朋友。但我觉得传统的保守的文化还是很重要。

在中国，我觉得不认识的人之间是一道墙的，你必须要打破这些障碍才能拉近关系，尤其是在男人之间，他们比女人在人际交往上更加保守一些。

在中国做生意与在国外做生意的不同在于，在国外我们即使不是朋友也可以把生意做好，但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很重要的，要在中国做好生意必须要跟别人成为朋友。一旦你跟中国人成了朋友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是很善良的，不自私，如果你有求于他们，他们都会尽量帮忙。

要跟中国人交朋友我觉得首先是要讲好中文，另外是要适应中国的思维方式，懂得中国的文化。我原来不会打牌，后来我学会了麻将，还学了"

斗地主"。这样跟中国人"混"了段时间，大家就很容易成为朋友了。-。

《环球》杂志:走向陌生人

《环球》杂志记者/孙浩

站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熙熙攘攘的人流前，一位外国朋友脱口而出："中国人太幸福了！"他觉得，在这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度里，人们每天能有如此丰富的机会去面对、接触新的人群，难道还不算幸福？

这是主持人张泉灵1月17日于《中国居民沟通指数2005年度报告》新闻发布会上引述的一个桥段。

中国人爱社交么？中国人会社交么？《中国居民沟通指数2005年度报告》为这种盘点提供了首份量化素材。本次调查的3785位采访对象年龄15~65岁，来自不同的城市乡镇。得出结论为：中国人总的沟通能力已经及格，但社交能力尚未过关。

在专家眼中，从"只爱自己人"到"走向陌生人"，中国人的社交圈正在逐步放开，但仍需继续扩大。

及格并不万岁

社交，顾名思义就是人际间的社会交往。有意思的是，在形容人际关系这一概念时，中西方似乎都喜欢将它形象化，如中文的"关系网"、英语的"Social Network"，说到底就是个体与社会交流互动的一个"网络"。

而中西方更趋一致的是，社交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有人似乎都难以规避被"关系网"一网打尽的事实。

在由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联合发布的沟通指数报告中，中国城乡居民沟通指数得分66.84分，越过及格线。然而，在一系列细化的测评指数中，体现沟通活动能力的指数却大多差强人意，其中又以"社交参与"一项最为薄弱，得分仅47.38分。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沟通意识"较强(74.74分)，具备浓厚的人际交往兴趣；但沟通能力却相形见绌，尤其是包括社交参与、媒体接触、沟通工具使用三个子项在内的"沟通活动"指数(59.29分)未能及格，其中"社交参与"得分最低，而"社交参与"对个体人际网络的广度和质量具有决定意义。可见中国人的社交状态还有极大提升空间。

社交≠聚餐

那么，中国人整体社交水平究竟弱在哪里？

零点公司总裁袁岳博士认为，中国居民社交活动的参与度较低是主要表现之一。报告结果显示，中国居民平均每人参加的社交活动仅为1种，甚至有42.6%的受访者表示从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社交活动。

此外，中国人社交活动种类较为单一，内容不够丰富，也对整体社交水平造成影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饭桌社交"一枝独秀。袁岳认为，"饭桌文化"毕竟是中国社交文化的传统之一，老百姓习惯把事情放到饭桌上来谈。看来，"要社交上饭桌"的中国式社交套路还要占据头把交椅相当长时间。

不过，如果与自身纵向比较，一些新的社交方式还是逐渐吸引中国人的眼球。此次，体育运动(13%)和卡拉OK(12.12%)就分别排在社交方式参与度的第二位和第三位，而集体旅游、茶话会、公益活动、舞会等方式也成为少数中国人的选择。

毋庸置疑，社交的频率和多样性是考察社交质量的重要环节，这一点是由不同人群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袁岳举例说，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白领"或许会因更丰富的知识背景、更频繁多样的社交活动、更有效的沟通能力而使自己的社会联系更为生动和丰富。比如，鸡尾酒会可能在"白领"群体中并不鲜见，但沟通能力低端群体则很少有机会参与进来。

熟人好办事

"放心，咱有人。"

"他是自己人。"

这类话语想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听到过，甚至自己也说出过。这种言辞表现出的心理可以总结为"熟人好办事"。如若有了急事求助于人，恐怕大多数中国人的首选对象都是亲友。

然而，你或许没有想过，正是"中国式社交"的本质特点——"熟人社交"，制约着中国人社交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中国居民沟通指数报告》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人际交往呈现明显的"亲缘社交"特点，而与陌生人的沟通能力相对较弱，对"陌生"的社交圈资源利用不足。

由中国文化特点决定，亲缘关系在中国人社交中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亲戚圈、同事圈、同学圈、社交圈构成中国人际交往的功能圈，而中国人在这4个圈子中的交往亲密度和依赖程度则依次降低，差距明显。77.9%的受访者与亲戚联系紧密，而与社交圈联系紧密的人仅有48.3%。

"内外有别"是中国人社交心理的一大特点。如果按照依赖度、信任度、亲近感由内至外划分人际圈，亲戚/恋人无疑是"内圈"最重要来源(97.19%)，其次分别是同学老师(45.87%)、邻居(44.05%)、同事(30.58%)以及朋友的朋友(22.62%)。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部分通过工作往来、偶然相逢、共同参加活动以及网络认识的人也得以进入内圈，尽管比例都不大。

生人就不好办事了么？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或许能够提供不同答案。

30多年前，美国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首次提出了他的"六度分离理论"。简单而言，即两个陌生人之间可以依靠"熟人找熟人"的办法通过五步就取得联系。

针对这一理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敦肯·瓦茨研究小组2003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实验结果。他们建立了名为"小小世界"的实验网站，要求志愿者联系上分布在13个国家的18个人。各地共有6万多名志愿者参与这项实验，的确有将近400人只花了5到7步就完成任务。

让研究人员注意的是，那些成功完成任务的人际链比不成功的更倾向于选择相识的专业人士，而不是亲友。研究人员认为，这从侧面印证了一些不太依赖亲朋好友的所谓"低亲密度"人际关系往往具备"高投入产出比"的假设。

拿什么来结网？

社交不能离开舞台，更不能离开通向这个舞台的桥梁。

《中国居民沟通指数报告》结果显示，中国居民对沟通工具的使用频率比较喜人。其中手机名列第一，和小灵通一道超过了固定电话。在年轻人中广泛普及的QQ、MSN、BBS，以及正在中国引发"全民博客"的BLOG也进入了使用频率最高的前六名。

同时，调查报告尚未涉及的SNS社交网站近年也发展迅速。至今，从普通交友到拓展商务人脉的网站都已大量出现，尽管目标不同，但小有名气的已有不少。

对于中国人的社交前景，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多一层温暖关怀，少一点功利因素。不过，袁岳认为，中国人社交中职业因素增强是目前的趋势，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功利性仍会是中国式社交的一大特点。

对于提高中国人社交能力，专家们也有不同建议。

袁岳认为，建设更为丰富多样的社交平台最为关键。此外，培养社区公众人物来引导社区沟通现状也是人们不要忽视的解决之道。

中国青年发展研究院传媒与青年研究所所长陈彤旭表示，对年轻群体的关注也有助于年轻一代社交能力的养成，有助于对中国人未来整体沟通水平的提高。-

我们必须承认，这世界变化快。然而，似乎突然降临在我们身边的"新社交模式"，完全是全球化的结果吗？

《环球》杂志:全球化下的中式社交

《环球》杂志记者/卞卓丹

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传统社交模式，在上世纪50年代产生变化，40多年后的今天，受到经济发展、网络技术和全球化的影响，中国人的社交模式也进入了一个推陈出新的时代——"社交全球化"时代。

"社交全球化"，显示出中国社交形态更为多元化；意味着新兴社交方式的出现；也预示着随着新社交模式的产生,中国的社交礼仪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原来的大忌，也许到今天已成为小小的玩笑，原来的矜持，也许到今天就变成交往中难以逾越的鸿沟。而诸如网络、社区、party(社交聚会)、俱乐部，正成为中国人新的社交平台。

在一个充满变化的年代，人们对新的东西总是充满期待，但同时也容易被自己所不熟悉的东西所蒙蔽。那么，充斥在我们身边的各类新兴社交方式，真的是横空出世的吗？

没有舞会，因为男人的承受力

就当前的各类社交方式的历史渊源而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李宝臣研究员说：

"网络社交当然是全新的，部分社区社交模式也是前所未有。但除此以外，其他的形式都能从近代甚至古代中国找到源头。虽然说现在公共的集合式社交比较流行，但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这种社交模式。"

在过去的中国城市里，除了朋友聚会和走亲戚等分散交流外，中国人原有的集合式社交空间，至少包括会馆、茶园、饭庄和寺庙。

虽然类似外国公共广场的社交场所在过去的中国比较少见，但是在城市靠近水的地方也会有些季节性的聚会场所。如明清民国时期的北京什刹海，在夏天是老百姓的公共休闲空间。只不过今天是酒吧街，过去则是茶馆茶棚林立。

会馆是中国古时常设性的社交场所，建筑一般比较宏大。北京的湖广会馆，中间大厅可容纳1000多人。会馆多为寓居北京的官宦或商人修建的，主要用于满足乡情乡谊活动的需求，但实际上却承担了公众聚会场所的功能。

在李宝臣看来，Party也不是新东西，会馆和饭庄举行的有由头的活动就与此类似。在城市中，过去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活动很多，比如说满月聚会、生日做寿，大多数实际上就是找个由头聚一聚。这些活动的形式甚至比今天还要丰富，包括演出、喝酒、吃饭、聊天、下棋、打麻将，甚至赌博。

但中国传统的城市社交方式独缺舞会。李宝臣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公共空间是以男性为主的。北京在20世纪初"文明茶园"开张前，戏园子都不准女客进入。以交谊舞会而论，应该是19世纪晚期最早从租界内兴起，逐渐向外扩散的。

李宝臣说，直到今天，中国人舞会式的Party仍然不是很多。这与中国男性对女性社交开放尺度的承受力有关。

另外，目前国内一些舞会场所秩序不尽如人意，"就像台球刚到中国的时候，满大街支上台子，有的人赤膊穿拖鞋的就上场开杆儿"。

中国过去也有俱乐部社交形式，如京剧爱好者开设的票房和文人建立的诗社。在清代北京，南城的400多处会馆，都可以说是乡谊俱乐部，经常举办各类联谊活动，其功能类似今天的俱乐部。

但李宝臣表示，中国过去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区社交模式。就是到了今天，虽然街道变成了社区，但其地域性生活共同体各项权利的建设与维护还不够完善。

从明清到民国，中国城市实行的是坊铺制、保甲制。城下设坊，其下有牌铺，再下有甲。一个铺大约10个甲，每甲11户。可以说，一个铺就是一个社区。但这毕竟是将居民纳入政治秩序中，不具备自治的特点。虽然也存在社交，但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社区社交"。

农村社交现代化

谈中国的社交，绝不能忘记9亿农民。而目前他们的社交活动处于何种状态，城里人知之甚少。

在古代皇朝，国家财政无法维持过于庞大的行政机关，明朝时全国只有政府官员12500人，加上几万吏；清朝官员25000人，加上十万左右的吏，平均每个县国家任命的官员只有5个。所以李宝臣认为，旧时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只能达到县级。

对于长期处于相对自治状态的中国乡村，地方管理靠的是地方绅士和读书人。乡民一般对他们都比较尊敬，是因为他们充当了一些应该由政府扮演的角色，比如说救灾者、纠纷调解者等。

总的来说，原来中国农村的社交是处于一个较小的、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有资料显示，清朝时一个农民的社交距离不超过五公里，而社交方式无外乎年节和婚丧嫁娶。

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与城市的交流呈爆炸式发展，农民工也成为城市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大军。这些，都冲击着中国农村原有的社交模式。

过去，农民过年过节走亲戚，参加一些年节活动，目的相对单纯。而现在，为了能有更多的打工机会、要回欠款，乃至为改善与老板的关系，农民年节社交对象的范围更广了。

而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农民社交目的性的增强。原来是村干部家过年门庭若市，如今是移居城里的包工头忙于接待各路亲友，有些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

可以说，随着经济发展、观念更新，中国农村的社交，也已经搭上了"现代化"的火车。

社交仍须讲礼仪

随着社交新形式的出现和不断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平等，在网络交往中，"废话"包括"客气话"也少了，直截了当似乎更受网民的青睐。这种新氛围似乎还有从网上蔓延到现实中的趋势。那么，原有的交往原则和礼仪是否也过时了呢？

实际上，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处都还要遵循一定的"规矩"，这些规矩就包括社交原则和一定的礼仪。

由于社交活动是多人参加的，因此礼仪更显得十分重要。李宝臣认为，社交原则和礼仪有利于维护人在交往中的权利平等和交往双方的正当权益。简单的如服装整洁，复杂的如知道禁忌，有所回避。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礼仪是老套的繁文缛节，但事实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讲究礼仪都被视为有教养的表现。

"当然，礼仪不只是为了表现教养，还是'有用'的。人们通过对礼仪的一定投入，就能够换来社交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礼尚往来，可以说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社交原则。这与当代美国人的习惯有些相似。只不过美国人推崇的AA制是一事一结，而中国则是轮流坐庄。中国人喜欢记下别人的情，下回再还。李宝臣将之总结为：中国人在交换关系中掺入了人情味儿。

由于过去中国的人口流动性不如今天这样快，因此社交圈子的更换频率低。成人之后，一个人的社交圈子就基本固定了，因此社交中的物质交换基本上能保证是等价的。

另外，中国的礼仪讲究"重人"。一般人家的门房，都有要报告来客衣着的职责。主人会尽量穿上与来客差不多的衣服见客，以示尊重。这就是所谓的"主客穿衣一致原则"。

今天，人们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做，但是其中的社交"平等"原则，仍可令我们一窥古人的细心、周全及对人的尊重。

"社交中，只要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位置，以礼待人，就既不会使对方难堪，也不会遇事经常萌生该如何是好的疑问。"李宝臣说，"这对即将参加更多形式的社交活动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出处：http://news.sina.com.cn/c/2006-02-06/11019027010.shtml

-完-

20041015 | 王列军 - 关系视角下的权力实践：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社会学解析

本文系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论文。

作者电邮：liejun@ccermail.net

献给我的母亲

权力关系本身并不是什么坏的、人们应该从中解放出来的东西……问题并不在于试图在一种完全透明的实践中消解它们，而在于将法制、管理技术以及在伦理学、气质、自我的实践中赋予自我，这些东西将使这些权力实践得以在最低限度的支配下进行。

——福柯[1]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一个奇怪的"春节晚会现象"作为分析的起点：对于春节联欢晚会，人们为什么"年年骂来年年看"甚至"边骂边看"？这是一个观众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春节晚会的问题春节晚会是由国家电视台主办的一台综艺晚会，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避不开合法性和权力的分析。

本文采用了作为关系/事件的权力视角来分析春节晚会中的权力关系，这样一种视角不把权力看成是强力、支配，也不是具有主体性的所有物，而是一种生产性的关系，一种连接关系的关系。

通过对"忆苦思甜"、"正反典型塑造"、"神圣形象和象征塑造"等春节晚会常用权力技术的分析发现，这些权力技术是通过叙事归因、话语对象扩展、示范、模仿仪式等机制来实现权力关系运作的。叙事归因和话语对象扩展都属于话语技术，叙事归因是把个人事件归属于群体力量的一种权力关系运作和散布机制，话语对象扩展是把个人事件通过相似性推广至群体的一种权力关系运作和散布机制；主要体现在"正面典型塑造"上的示范机制是一种以个人行为影响大众行为的权力关系运作机制；模仿仪式是一种以仪式操演（模仿、接触）的方式把各个局部场景联系起来，建立一种超越互动仪式链的特殊时空的权力关系运作机制。

进一步，本文发现这三种在中国社会早有的权力技术在春节晚会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忆苦思甜"技术重心偏向"思甜"，"正反典型塑造"偏向于"正面形象及其教化作用"，两者都具有一种整合而非分化的力量。但同时这两种权力技术的理论（意识形态）逻辑往往与人们的实践（日常生活）逻辑相悖，因此"遭骂"就不足为怪了，而且观众都是从自身处境出发解读晚会节目的，而各人的社会处境千差万别，这就造成了"骂声一片"。但我们发现春节晚偶尔会出现一类特殊的节目即"春节晚会的自我解嘲"，是对春节晚会常用的权力技术本身的嘲讽，而这些节目在实践消解权力技术的同时，本身又成为了一种权力技术，以不可见的权力吸引和消耗了对春节晚会的反对力量，从而给春节晚会装上了一个"安全阀"。

因此春节晚会又具有一种自我调节能力，而非我们想象的铁板一块，媒介沟通在这方面起了较大作用。"神圣形象和象征的塑造"这种权力技术通过符号和象征构建了一个超越日常互动的特殊时空，创造了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空间，观众在这里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外春节晚会以传统节日春节作为进入民间的接合点也使它获得了某种基础合法性。

正是春节晚会本身的复杂性和观众的解读方式促成了观众"边骂边看"的春节晚会现象，而春节晚会也在"挨骂"中延续了下来。

关键词：春节联欢晚会/权力关系/支配关系/权力技术基础/合法性/逻辑整合

目录

第一章导论

一、一个奇怪的现象：边骂边看

二、文献综述

三、一种关系/事件的权力视角

四、一个初步的权力关系分析框架

五、材料来源和使用

六、本文章节安排

第二章和春节一起走来：春节晚会基础合法性的部分获得

一、春节的起源与变迁

二、中国人的过年情结

三、从节日传统中获得部分基础合法性

第三章忆苦思甜：春节晚会的权力技术之一

一、倾听的孤儿：他述的"忆苦思甜"

二、四张"全家福"：阐释的"忆苦思甜"

三、笑谈"今非昔比"：虚构的"忆苦思甜"

第四章正反典型塑造：春节晚会的权力技术之二

一、王光美："尊师重教"的肉身化

二、"送礼"的失败：正面典型的力量

第五章神圣形象与象征的塑造：春节晚会的权力技术之三

一、军人、运动员和儿童：神圣化的国家象征

二、黄河、长城：民族国家的象征图景

三、"国土汇聚"和"北京时间"：一致性国家空间的生产

第六章春节晚会的自我解嘲：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

一、"英雄母亲"的困惑：消解"正面典型塑造"的权力技术

二、实话实说：消解"忆苦思甜"的权力技术

三、第三至六章小结

第七章媒介传播与沟通：权力关系的发生、散布与改变

一、媒介传播与逻辑整合：权力关系的发生与散布

二、媒介沟通：权力关系的改变

第八章结论和讨论

一、春节晚会的权力关系运作机制

二、回应导论中的经验问题

三、本文的可能贡献与缺陷

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附表

后记

第一章 导论

一、一个奇怪的现象：边骂边看

自1983年算起至今，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连续举办了21年了，期待"春晚"、收看"春晚"、谈论"春晚"，在这20多年里逐渐形成了中国社会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按央视[2]自己的说法是"看晚会"已经与"放鞭炮"、"包饺子"并列成为了中国人过年的三大民俗。80年代中后期是春节晚会[3]的鼎盛时期，不仅国内盛况空前，而且春节晚会也成了海外华人的精神大餐，一时"春节联欢晚会"几乎成了春节的代名词[4]；90年代以来，春节联欢晚会的影响力明显下降，而且社会上骂声不断，但同时人们"年年骂来年年看"而且是"边骂边看"，而晚会也是"年年挨骂年年办"。从1994年开始，央视调查中心每年都对春节晚会做收视率调查。对春节晚会所做的收视率调查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家庭到达率，另一种是个人到达率[5]，后者才是严格的意义上的收视率，前者显然要比后者高得多，央视一般公布的是前者。表1.1是历年这两种收视率的统计。

一般来说，个人到达率更能真实反映人们对这个节目的忠诚度。我们可以看出，从1994年到2002年的个人到达率一直相对稳定，总体在40％－60％之间，而且与同期同类节目相比，春节联欢晚会收视率遥遥领先（参见附表一：1994－2002年度中央电视台文艺类节目收视率排行榜），甚至是连世界上任何一档节目都难以比拟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现象，人们对春节晚会的责难一直没有断过，特别是90年代以来骂声更是不绝于耳。虽然近几年收视率有所下降，但比起人们的骂声来似乎微不足道，这种"边骂边看，挨骂还办"的现象实在是很特殊。对于"挨骂还办"这夹杂了政治和商业因素，我们不作具体讨论[6]，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在当前这样一个观众完全有选择自由的环境下，人们对于春节晚会为什么"边骂边看"？一般对于一个电视节目，如果你觉得它不好看的话，不看就是了，就像当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甚至在1998年第16届金鹰奖上与蝉联数届综艺大奖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平分该年综艺节目的桂冠，但在从1997推出后的短短几年内已成"强弩之末"了（耿文婷，2003：173－174），而从来没有像春节联欢晚会这样一个20几年来虽称不上"长盛不衰"，但至少仍受到这么多关注而且能一直延续下来的综艺节目。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能够维持这么多年，本身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而且"边骂边看"的奇怪现象更是需要解释。

对于这种矛盾现象，文艺研究者也隐约意识到了。

回顾中国电视文艺发展的这一段历史，多多少少会使今天的许多观众感到几分惊讶。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观众也已经在屏幕前纷繁复杂的选择中，将那份对综艺晚会的钟情与期待淡忘。尽管人们对电视综艺晚会的指责颇多，但是即使是在收看完2000年的春节晚会后，仍然有54.40%的观众表示"晚会还要办下去，不需要大变动"，只有26.7％的观众表示"没必要再搞晚会，换个别的形式吧"，只有26.7%观众表示"对晚会又爱又恨，真不知说什么好"

（数据来源：中央电视台网上调查2000/02/20/23：03：53投票总人数31706人）。而据晚会主持人称，当晚春节晚会的收视率超过97％。可以说，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代表的中国电视综艺晚会已经成为中国电视、甚至视当代中国文化不能回避的话题。

……

尽管近年来春节联欢晚会的影响和观众的收视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可2000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手收视率按主持人所报仍高达97％以上。虽然其具体的收视行为与以前不能等量齐观，但是可以看出春节联欢晚会的巨大影响仍然存在。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代表的电视综艺晚会这种节目样式为何能够得以兴起和确立，是个饶有趣味的课题

（资料来源：关玲，2000，《知行轨迹》：139－141）。

然而，正是对于这样一台电视晚会，人们的认识和期许，与晚会本身所承载的文化意蕴与美学精神，确乎存在着较大的反差。晚会本身的备受关注，与人们对晚会永无休止的更高期望，包括历届晚会之后纷至沓来不乏苛刻的种种批评，都证明着这台晚会的无比重要与极其难办。可年年难办还得年年必办，否则老百姓不会答应。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乎社会审美而不止于艺术审美的理论问题，即应当怎样理解和看待这台晚会。给这台极为特殊的电视文艺晚会以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基本说法，从而在准确定位其美学身份的基础上，促使其更好地为我们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年节服务。

（资料来源，吴文科，"怎样理解和看待春节联欢晚会"，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64/130/20020220/670818.html ）。

作为由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主办的一台国家级综艺晚会，它能否被人们接受或在何种程度上被接受，很大程度上是与它的合法性[7]联系在一起的，而合法性则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这就是本文为什么从权力视角来分析春节晚会的主要原因。而权力分析的关注焦点在于权力的发生机制或叫作权力运作机制，这也正是本文的理论关照点。

二、文献综述

1、当代两种主要的权力理论

当代两种主要的权力理论是"利益冲突模式"理论和"权威－合法化模式"理论（李猛，1996）。"利益冲突模式"的权力理论是"控制单位——反应单位"即"A 以何种方式影响B "的模式。这种权力理论是以"主权个人"观念作为基础的，在很大程度把权力与强力（Force ）混淆起来了。"权威－合法化模式"的权力观念中，有两个核心要素：首先，权力是通过符号化实现的一般化媒介；其次，权力是合法化的，也就是说通过两个过程（符号化与合法化，在现实中这两个过程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权力转变为权威，从而成为一种有效（effective ）的权力。这两种权力理论都是某种能力（capacity）理论。"利益冲突模式"将权力看作"控制单位影响反应单位的能力"，而"权威－合法化模式"则将之视为"（控制单位对反应单位）实现集体的协同行动的能力"。两种权力观念对权力分析的共同障碍在于，其一，两种权力观念都将权力看作是与社会的一个特定领域，即政治领域相关的事物（一些学者将权力关系作为政治系统诸多特征的一部分，而另一些学者则将权力关系看作区别"政治"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键）；其二，两种权力观念的权力分析总是与精英和领导权（leadership）的认定有关。在"利益冲突模式"中，这涉及谁能够通过控制政治日程和形塑他人的信念，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身的利益，在"权威－合法化模式"中，正如帕森斯所论述的，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产物就是"承担领导责任的能力"。在李猛看来，这种所有物的权力分析和能力理论将权力分析与"原因－力"的观念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因此他在福柯的权力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种权力理论，即从"关系－事件"的视角来理解权力。

2、关系/事件的权力视角

（1）关系/事件权力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福柯看来，传统的权力理论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要把握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特点，就必须从全新的角度来理解权力。权力是多形态的而不是同质的；权力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而不是所有物。福柯认为，权力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媒介，而首先是策略。正如德勒兹所概括的，"权力在被拥有之前，首先要被实践"（practiced before possessed，Deleuze，1988：71）。进而他认为权力是生产性的实践，而不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传统的权力分析总是强调权力消极否定（negative）的一面，将权力视为某种障碍。而在福柯看来，权力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生产性的实践或者说生产性的网络。作为生产性实践的权力体现了权力作为事件的一面，它具有复杂多变的形态，通过社会肌体的不同各个不同的局部点，体现为形形色色的灵活策略，而不是死板的规则；而作为生产性网络的权力，则体现了权力作为关系的一面，这种"阴暗而结实的网"不断创作出社会成员关系之间的崭新联系，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之间建立新的相互作用线。总的来说，作为关系/事件的权力激发了活动，而不是禁锢了活动；诱导思想，而不是压抑了思想。

权力和支配的关系经常被人误解，李猛（1996：25）认为，支配与权力的区别与关联主要有三点：

（1）支配关系处于一个事件系列（或者说一组可能世界）内，涉及两个（组）相互作为对方的他人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权力关系则是涉及两个以上的事件系列之间的关系。

（2）支配关系是有主体性的，涉及社会成员的意图，而权力关系是无主体性的。而且主体的构成，也就是福柯所谓的主体化过程（subjectivation）正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

（3）更进一步地说，社会分类和认同过程是社会成员分裂成为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两方的前提，而这正是权力关系运作的又一个方面。

在某些情况下，权力关系可以理解为联系直接支配关系和间接支配关系的一种关系。换句话说，权力关系是一种关系的关系，这正是福柯所一再强调的权力的关系性概念的真正意涵。而许多所谓的福柯派的学者却只是简单地把权力的关系性理解为不平等关系（实际上应该是"不平等关系"之间的关系），而完全走向了福柯的反面。

李猛（1996）把权力关系划分为三个类型，即社会权力、生活权力和自我权力，分别涉及制度组织、日常生活与自我－主体。同时他指出这种划分并不是一种经验性的区分，也不是一个分析上的区别，这三者无论在经验和分析上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做这样一个区分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并且是为了强调一直为学者所忽视的日常生活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但李猛认为的日常生活并非舒茨以后的解释社会学视作的社会空间中一个可以分离出来的领域，只是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一个侧面，而不是一个可以孤立出来的经验关系或经验过程[8]。

（2）理解权力关系运作的重要概念

I 逻辑整合：可见性和可说明性

李猛认为"逻辑整合"是权力关系运作的重要环节。他认为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9]之外还有第三种整合，这就是逻辑整合[10].逻辑整合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成员如何看待世界和如何表明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逻辑整合的首要问题就是区别的形成，这就是"可见性"（visibility）。但"可见的"并不是在"此时此地"（here and now）的直接性之中被把握，而总是涉及一个区分背景和轮廓的格式塔（Gestalt ）（李猛，1996：38）。而不可见的部分包含几种不同的情况，有些不可见的场景特征是被行动者可能看见的。但由于行动者注意的范围是有限的，他必然会省略一些场景的一部分因素，这种不可见实际上仍然可以视为可见性的可能世界中的一部分；另外一些事件或场景特征，与场景被组织起来的框架（frame ）无关系或关系不大，戈夫曼称之为"无关性"（unconnectedness ）[11].可见性作为逻辑整合的重要部分，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福柯所竭力分析的权力的社会散布机制（dispositif）是由无数分裂或断裂的曲线构成的，而其中可见线是一条不可或缺的曲线。从可见线来看待权力和支配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将局部的支配场景与间接的支配关系联系起来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以表现性公共仪式（expressive ceremonies ）（如格尔兹所描述的在巴厘岛公共场合举行的浮华和奢侈的仪式）和示范性机制（exemplar mechanics）（如福柯所描述的巴黎街头的公开酷刑）为代表的"权力线可见"的联系方式；另一种则是通过一系列间接机制（通过客观化的知识和主观化的自我），诱导而不再强迫社会成员的行动。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局部的支配场景仍是可见的，但与全局性的支配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权力关系从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一种集权的、戏剧性的君主权力的展示让位于一种体现社会差异多样化的局部反映"（Chartier 1989：164－5，转引自李猛，1996：40），这是工业时代以来权力的主要形象。

逻辑整合的第二个问题是"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可说明性是常人方法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用加芬克尔本人的话说就是"可观察和可报道的"。换句话说，行动的可说明性，是指行动的某些部分可以被参与者或旁观者向他人描述、报道，可以被看到、被谈论，并因此可以被理解。但行动不可能被完全描述和理解，首先由于可见性的存在，行动不可能被完全看到；其次即使对于那些你看到的事件，你也只能用大量"想当然"的假设为基础来描述行动的某些方面，在上面的过程中，决定哪些是用来描述的，哪些是被描述的，都是实践地利用规则的结果。行动的可说明性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是说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行动和说明是不可分的。但对于普通社会成员来说，并非所有的陈述都被视为可接受的说明。之所以十八世纪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被视为可接受的说明，原因也许在于接受这种说明的日常生活和现实主义小说发明是同一过程的产物[12]。

II索引性

索引性（indexity）也是理解权力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权力关系与支配关系之间的关系。索引性是常人方法学发现的自然语言和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常人方法学借用这个来自日常语言哲学的概念来描述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索引性"或"索引性表达"在常人方法学的理论中几乎处于最核心的地位。索引性表达是指沟通结果以及所有社会行动的一个特点，即都"依赖对意义共同完成且未经声明（unstated）的假设和共享知识"（弗赖恩，转引自李猛，1999：58）。索引性的特点是"无尽的索引性"，怎样处理"索引性"要视具体分析问题的需要。索引性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权力关系和支配关系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事件，它可能涉及的联系与事件的可能性一样是无穷无尽的，但实际存在的索引线却并不是无穷无尽的，总有一些事件被排除在索引线之外，或者说难以确定事件之间的联系。因此，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既定事件，与哪些事件之间存在索引关系，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在社会成员看来，有些事件之间存在联系（尽管在日常生活中，这些联系无庸讳言）？而另外一些事件之间被视为无关的呢？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出，索引性与逻辑整合问题之间存在根本性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我们认为逻辑整合是生活权力的核心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索引线即权力线。通过索引线，权力关系将各种互不相连的局部支配场景（甚至哪些没有涉及支配关系的场景）联系在一起，构建成间接的支配关系。

III 实践感

布迪厄认为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的紧迫性（exigency），加芬克尔也认为"实践紧迫性"（practical exigency）是实际研究工作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实践的紧迫性意味着实践总是面临着一种实践约束。实践约束意味着面对任何实践所包含的无穷多的可能性，社会成员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采取行动（在实践中，与理论不同的是不采取行动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行动）。而实践的紧迫性不仅构成了事件的"经济逻辑"，还构成了实践的"政治逻辑"。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在是否进行理性选择和意义解释方面，必须依据一种事件的等级，一种决定哪些事件的哪些方面是重要的等级制。而这种事件的等级制绝非参加局部场景互动中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协议产物，而是涉及"第三者"力量的各种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且无论是进行理性选择，还是意义提供解释，普通社会成员在"做还是不做"之间的权衡依据（即事件的等级制）不是他们面对具体情境所做出的临时性反映，而是行动者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和"历史处境"（historicalsituation ）的积累性反应。总之，实践的紧迫性特点构成了实践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而这种政治经济逻辑则构成了李猛所说的权力关系的基础。之所以说权力关系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正是因为它和实践的特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3、授权合法化和基础合法化

自从韦伯以来，合法化或合法性一直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在韦伯的用法中，合法性概念是与支配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与被支配者服从支配者的命令动机密切相关，合法性直接关系到支配者本人和他的命令。但在实际分析中，无论韦伯本人还是他的后继者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脱离了支配者，是否可以使用"合法性"概念。韦伯曾经指出，每一个高度特权的群体都发展了有关其血统的优越性的神话，通过这种神话，来确定其地位秩序是应得的，而在阶级处境下，这种神话往往受到攻击，丧失效力（Weber ，1978）[13].在韦伯的这段论述中，已经触及了与非行动者相联系的合法性，即血统神话的合法性。显然，这种合法性与前面讨论支配关系时的合法性不同。在帕森斯强调权力的合法性与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体系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这与社会成员对个别社会组织和成员的信任是不同的。

李猛（1996：45）认为避免这种混淆的唯一办法是承认存在两种相互联系、但彼此不同的合法化过程，可以称它们为"授权合法化"和"基础合法化"。"授权合法化"是与支配关系中的支配主体联系在一起的，涉及社会成员（不仅包括被支配者，也包括支配者本身）对支配者是否有权力处于一个发号施令的位置，以及这种支配关系本身是否是正当的，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判断过程。在这一合法化过程中，社会成员实际上是决定是否把某种权力"授予"某个人、某个集团或某项制度。"基础合法化"则与此完全不同，严格来说，基础合法化不是一个判断过程，而是和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成员资格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或者信念的建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社会成员与社会的逻辑整合联系在一起，建立了自身的身体知识库，塑造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掌握了言谈举止的基本生活技术。社会的现实感正是通过社会行动者的基础合法化过程构建而成的。基础合法化针对的是一种非主体性的信念，而授权合法化针对的是行动者或制度。而任何授权合法化的过程之所以能够进行，依赖进行授权的社会成员"认可"某些日常生活中不言自明的假设或信念。换句话说，基础合法化是授权合法化过程赖以进行的前提条件。基础合法性的无主体性提醒我们，如果说授权合法性是与支配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话，基础合法性就是与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4、仪式与权力

郭于华（2000：340－344）把仪式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总结为三个基本的逻辑：作为人类基本生存技术的仪式、作为人类生存意义的仪式以及作为权力实践或权力技术的仪式。作为人类基本生存技术的仪式主要是指仪式贮存和传递分类信息的功能；作为人类生存意义的仪式主要是指仪式的象征和象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挫折、痛苦和道德困惑给人类构成强大的挑战，不断给人类提供一种生存的意义解释（Clifford Geertz ，1973：87－125）[14]；作为权力实践或权力技术的仪式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柯恩（Abner Cohn）在《双向度的人》（Two －Dimensional Man ）一书中指出象征符号和仪式行为等通常被视作非理性的东西并非专属于所谓原始的、野蛮的或传统的社会，现代文明社会的权力运作亦离不开它们。仪式与象征可以表达权威，又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它们与权力关系相互依存，互为因果。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在描述分析巴厘社会传统政治模式时使用了"剧场国家"（Theatre State ）这一概念，旨在阐明通常被西方人忽略的政治关系维度，即展示性和表演性的政治模式。各种宏大而隆重的仪式动员了成百上千的人们和数量巨大的财富，而这些并不是政治结果的手段：它们自身就是结果，它们就是国家的目标；民众仪式并不是一种支撑国家的设计，而就是国家；权力服务于庆典，而非庆典服务于权力（Clifford Geertz ，1980）。格尔兹指出，象征、庆典和国家的戏剧形式是政治现实化的一种途径，它们也同样刻画了西方人的政治生活特征，只是未被充分地承认，它们常常被作为意识形态来处理，在西方人眼中只是追求利益和实现权力意愿过程中的动员手段而已。由此格尔兹认为，"国家的符号学一直如此地哑然无声"。

D.柯泽（David Kertzer ）在其《仪式、政治与权力》（Ritual，Politics，and Power）一书中论及这样一个问题：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我们已经脱离政治仪式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他特别强调，政治仪式在所有社会中都是重要的，因为政治的权力关系无论在哪里都是经由沟通的象征方式而表达和改变的[15]。他进而引述沃泽（Walze ）的话说："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方能接受。"世界的象征概念致使人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国籍，正如每个人都有性别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B.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把国家（nation）[16]定义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权力必须通过象征形式而得以表现，仪式实践是传播这些政治神话的主要方式。位于仪式中心位置的象征作为神话的构成部分有助于构造出对政治世界和各种政治人物的公开态度的理解。仪式不仅从认知上影响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定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情感影响力。人们从他们所参与的仪式中可以获得很大的满足。统治者努力设计和利用仪式动员民众的情感以支持其合法性，并激发起群众对其政策的热情。

三、一种关系/事件的权力视角

关于春节联欢晚会的经验研究，大多是从文艺、审美的角度来展开的（关玲，2000；耿文婷，2003），只有三篇文章可以看作准社会学的研究。

赵斌在"Popular family television and party ideology：the Spring Festival Evehappy gathering "（Zhao Bin，1998）（"春节联欢晚会：大众家庭电视和党的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春节联欢晚会长期以"爱国主义"（patriotism）作为共产党的宣传诉求，而"爱国主义"情绪的大众动员在中国缺乏文化和历史资源。赵认为由于1993年"申奥"的失败使得1994春节晚会弥漫着一种沮丧和挫折情绪，春节晚会的"爱国主义"诉求遭受了严重挫折，因此春节晚会在这之后出现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 ）诉求的转向，而"民族主义"作为一个"世纪情结"（century complex ）在中国有很深的"群众基础"，使得这种意识形态能在春节晚会上能得以很好的灌输。她以1997年春节联欢晚会为例证明了这一点。

她这种"意识形态宣传"的视角局限性很大，虽然这种理解并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春节晚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舍弃了。意识形态在春节晚会上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赵只是把它当作了一个描述性概念而非解释性概念来使用。无论商品的内涵是多么的抽象和非个性化，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观众并不是被迫去看电视的，而是作为个体去自由选择电视的（米米·怀特，2000：168）。春节联欢晚会也是被人们自由选择的，并没有任何强制的力量。而单纯的告诉我们春节联欢晚会是如何充斥着意识形态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反而会阻碍我们去进一步理解更多的东西，而且也无法解释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20多年来春节联欢晚会为什么一直会有那么多人看，而且近年来是"边骂边看"？霍尔的"偏好解读"理论也指出，总的来说，电视节目偏好一套意义，这套意义用来维护支配性意识形态，但它们不能被强加，只能被选择。社会处境导致他们抗拒全部或部分支配性意识形态结构的读者必定将这种社会性源头带入对节目的解读中（约翰·费斯克，2000：295）。对阿尔都塞来说，意识形态不是统治阶级施加于臣属阶级的一套静止观念，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再生产和重构的动态过程——这种实践也就是，人们思考、行动、理解他们自身以及他们和社会关系的方式。（约翰·费斯克，2000：288）。大卫·莫利、约翰·科内尔以及他的同事安格拉·麦克洛比、罗伯特·霍奇以及大卫·特里普都以着手发现了真正的观众群体如何积极地将电视用作他们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也即是将电视用来造就对他们而言有益的意义从而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最终理解他们自身（约翰·费斯，2000：304）。这些学者的观点和李猛的关系/事件的权力视角有某种契合，但是他们缺乏一套有效的分析工具。

第二篇文章是吕新雨的（2002）"中央电视台2002'春节联欢晚会'读解"，该文虽然有很多闪光点，但却夹杂了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多种分析范式，把春节晚会看成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欺骗性闹剧。

第三篇文章是徐迎春、王瑛（2003）的"对'看春节晚会'成为新民俗问题的思考"，该文认为"看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化的仪式。20多年来，"每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在大年三十吃年夜饭前后都不忘在晚上八点将手中的遥控器调到中央电视台，不忘在除夕围炉守夜之时，期盼着全国统一的大演播厅里敲响零点的钟声，期盼着那儿像宗教圣地一样发出'福音'，然后伴着'难忘今宵'的情深款款地、依依不舍地离开"（徐迎春、王瑛，2003）。该文认为，春节晚会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仪式化的效果，首先在于春节晚会的节目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同时也是与观众的时间流程同步。观众将其视为与包饺子、放鞭炮、拜年等同步进行的活动，因而它采取开放式结构，完全尊重时间进程；每到零点，任何节目都要停下来，静候新年钟声。这也是庆典仪式最重要的环节。另一方面，春节晚会使所有具有"过年情结"的中国人团聚在一起，感受着从未有过的"大人际"氛围。晚会举办者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种强烈的作用，并且有意强化这种氛围。该文认为"负载文化的俗民群体与春节晚会共合"，使得春节晚会成为了一个新民俗。

这三篇文章都没有明确使用"权力"概念，但显然"权力"是他们的前提假设（assumption）。

无论对于"权力"作何种理解，春节晚会中存在权力关系这一点是肯定的，但这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去证明的。总的来说，前两篇文章属于"利益冲突模式"的权力解释，而第三篇文章则属于"权威－合法化模式"的权力解释，只是他们连这两种解释模式都没能很好地实践。

正是对于春节联欢晚会经验研究的不满，本文力图对春节晚会的经验研究有所突破，而作为关系/事件的权力视角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本文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研究视角，需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用权力分析？第二，对于权力分析又为什么要采用关系/事件视角？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权力分析？

春节晚会作为由国家电视台举办的综艺晚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行为，不管对权力作何种理解，它与权力的关系密是不可分的。春节联欢晚会的社会学研究对这一点如果视而不见，必然是个重大缺陷。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对权力分析要采用关系/事件视角？

李猛认为，任何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都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是人们之间进行交往和沟通（即包括互动，也包括各种沟通）的方式（直接和间接）这一问题，一是人们对自身和他人的区别（distinguish ）和认同（identify）问题。但在这两种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并不是发生在两个具体的社会成员的身体或意愿之间，而是一种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不同的交往关系或认同关系之间的社会联系。

在缺乏复杂的沟通手段的社会中，交往和沟通都是借助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所说的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al ritual chain）的延续完成的。从18世纪至19世纪，西欧乃至全球社会所出现的转变，使社会观念随着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卢曼认为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社会不再被视为互动网络（Luhmann ，1987）[17].而卡尔霍恩则指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就是（1）间接关系的繁衍增生；和（2）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出现（Calhoun ，1991）[18].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转变中，各种新兴的（电子）通讯媒介的出现、大规模的跨地区贸易和旅行、普通社会成员识字率的提高、对广阔的领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及传统庇护关系的衰微都是最重要的因素。

十八世纪起社会的互动关系和认同关系开始出现复杂的变化同时也带动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分析的出现。真正将联系交往关系和认同关系的各种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对象，才可以说是彻底摆脱了大事件因果性中对日常生活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事件的忽视。从而认识到这种小事件本身对于理解社会运作的意义。有一些学者采纳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表面效果"（surface effect）的研究策略，在"表面效果"的社会学分析中，任何一个事件总是作为关系被把握，而任何一种关系又并不是化减（和凝固化）为结构，而总是将之视为事件。这就是德勒兹所一再强调的"关系/事件"（relation/event，Deleuze ，1990和1993）[19]。

春节联欢晚会走过的20年正是这些转变在中国迅速发生的20年，春节联欢晚会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表现性公共仪式"，而且是在新兴的（电子）通讯媒介上得以实现的，这与格尔兹所说的"表现性公共仪式"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就在于格尔兹所说的"表现性公共仪式"的整合对象是在场的社会成员，而春节晚会的整合对象则主要是缺席的——电视机前的——社会成员。电视春节联欢晚会这种形式充分体现了卡尔霍恩所指出地现代性的两个主要特征："间接关系的繁衍增生"和"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交往和沟通形式的变化必然要求采用能适应这种变化的研究视角。

李猛（1996）认为，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严格来说，任何真正的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应该同时包容理论与叙事，通过对具体经验问题的讨论将关系和事件真正结合在一起。本文所拥有的经验材料主要是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文本，春节晚会的每个节目其实都可以看作一个叙事，但春节晚会节目本身的叙事在这样一个视角下对于分析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春节晚会文本之外的叙事是需要本文作者来完成的。本文正是试图把春节晚会的经验问题和关系/事件的权力理论结合起来。

四、一个初步的权力关系分析框架

为了下文更好地展开分析，这里有必要界定一下本文所说的春节联欢晚会中的权力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权力关系是一种关系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权力关系可以理解为联系直接支配和间接支配关系的一种关系（李猛，1996）。

对于春节联欢晚会来说，我们所说的权力关系，是指节目中角色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演员和演员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主持人和演员本人之间的关系，或主持人和节目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关系等，或节目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与节目和观众（主要是指电视机前的观众，下同）之间的关系即观众的解读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一句话即舞台上的关系与台上台下[20]关系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即权力关系是如何发生的，即权力关系的运作[21]机制，对于春节晚会来说，也就是节目中角色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传达给观众并为观众接受或不接受。从春节晚会的权力实践来看，前者主要是一种直接支配关系而后者主要是一种间接支配关系[22].如果参照李猛的理解的话[23]，我们可以把春节晚会的每一个节目（活动）看作一种支配关系所处的事件系列，而观众观看节目的经历则是联系这些事件系列的"权力关系"。而这些经历则是观众逻辑整合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要采用这么复杂的一种关系视角来分析春节晚会呢？这是因为要真正理解春节晚会，我们就必须搞清楚这两种关系及其之间的关系，而这是在其他分析视角下所不能全面、清晰地看到的。虽然现在大众传播研究也出现了转向，比如产生了"观众中心批评"范式（罗伯特？艾伦，2000），但在出现这个转向的同时它又忽略了前一种关系即节目中角色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权力关系"概念是"唤出一个世界"（conjure up a world）的强有力的"现象技术"（Bachelard ，1984）[24].因此本文并不是想指出春节晚会中哪些是权力，哪些不是权力，而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视角来"唤出一台真实的春节联欢晚会"，增强我们对事实的把握和理解。

基于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本文可能会更关心主持人的叙述甚至身体语言、节目衔接、图像切换等这样一些联系台前台后、台上台下、场内场外的关系，而不只是关心节目内容本身。因为权力关系主要正是通过各种互不相连的局部支配场景联系在一起，构成间接的支配关系。

本文所拥有的有关节目和观众之间的关系的材料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分析效果，但问题并不是很大，因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产生的，而不是两种关系各是怎样产生的，当然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分析基础。由于材料所限，因此本文的权力分析是一个初步的"权力关系"框架，是一种尝试。

在福柯看来，本文的权力分析显然还没有"砍掉君主的头"，这主要是指研究对象的选择，福柯提出的"微观权力"概念是福柯摆脱"主权个人"观念的主要工具，因为"主权个人"观念使得传统权力分析过于纠缠于君主专制时代的主权国家的习惯（Foucault，1978：p85ff ）[25].但春节晚会现象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照，是后总体性（post-totalism）社会或后极权社会（孙立平，1999）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个时代，"君主的头"正处在"切口"上，可能正因为这样，本文采用这样一种视角才会显得更有意义。

五、材料来源和使用

本文分析所采用的材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另一类是有关春节联欢晚会的二手文字材料。春节联欢晚会录像采用的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发行的1984—2003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VCD ，其中1984—2000年的为套装的"难忘今宵—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2001－2003年的为各年单独发行的VCD.春节联欢晚会按惯例是从1983年算起，由于没有公开出版这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音像制品，因此笔者没有获得这一年的音像材料，只有节目单等部分文字材料，但这对总体分析影响不大。本文对VCD 资料的处理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从中提取几个典型节目或场景做文本的案例分析。二是对春节晚会节目或场景内容分析，即归类和统计。在具体处理技术上，对于需要的内容，凡是有字幕的按字幕记录，无字幕有声音的根据声音整理成文字，并根据分析需要从录像中截录部分画面作为补充。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本文分析所采用材料并非都是节目单上列出来的节目，而是同时包括主持人的叙述甚至身体语言、节目衔接、图像切换，这跟本文所采用的关系/事件视角是密切相关的。二手文字材料主要是春节晚会的历史、统计信息以及对观众对春节联欢晚会的评论。主要参考的有耿文婷的《中国的狂欢节：春节联欢晚会审美文化透视》、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洪民生撰写的《追忆——中央电视台1983－1989春节联欢晚会》和北京广播学院教师关玲撰写的《知行轨迹》中的第七章《春节联欢晚会》以及《文化年夜饭：网话央视春节晚会》等，还有一部分来自互联网。本来打算访谈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以及春节联欢晚会剧组相关知情人士，以印证相关信息，由于最近中央电视台内部纪律的原因，使得访谈未能成功，不过对本文的分析影响不大。而对于权力关系的分析还需要联系相关社会背景，这主要是通过参考其他文献获得的。

六、本文章节安排

第二章背景。主要论述了春节晚会以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为进入民间的接合点，使它获得了部分基础合法性。

第三至第六章主体部分。

第三至第五章具体分析了"忆苦思甜"、"正反典型塑造"和"神圣形象和象征塑造"

这三种春节晚会常用的权力技术及其运作机制。

第六章分析了春节晚会中一种"异常"的权力技术，即以"春节晚会的自我解嘲"这种节目类型展现的一种"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

第七章扩展性分析。分析观众对春节晚会的解读方式及其特点，以及媒介在引发、散布和改变春节联欢晚会中的权力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

第八章结论和讨论。

第二章 和春节一起走来：春节晚会基础合法性的部分获得

春节联欢晚会是由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在现代社会，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国家的合法性不说是否正当至少是被广泛接受了的，因此由国家电视台主办的春节联欢晚会自然就获得了一种授权合法性。但这不是春节晚会合法性的主要特点，更主要的是它把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作为进入民间的接合点使它获得了部分基础合法性。

一、春节的起源与变迁

千百年来，春节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最为隆重、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关于春节的起源，一个相对比较可信的传说是说，古时，有一种叫"年"的怪兽，没隔365天就出来伤人害命。有一次人们偶然发现"年"兽怕红色和火光，此后，人们每到这个关口，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兽就不敢再来了，称之为"过年关"或"过年节"。第二天（也就是后来的正月初一）大家都会安然无恙，于是乡亲们一大早起来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庆贺吉祥。这风俗越传越广，逐渐成为一种仪式而延续下来并促成了一个节日——春节。"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喜庆的日子，而是一个不吉利的和最难度过的时间，是与"平常时间"相对应的"非常时间"。这在"年"的传说里得到了印证。可以看出春节是起源于作为生存技术的一种仪式[26].

春节作为一个节日在起源以后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和变迁，大概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成形和普遍了，并在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保持了长时期的相对稳定。现在的春节一般指农历除夕（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但在民间，传统[27]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农历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传统春节习俗是从腊月初八喝腊八粥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了腊八便开始采购年货，到了腊月二十三祭灶，之后要扫尘，除夕就开始贴春联，贴门神，做年夜饭，包饺子，守岁。

正月初一祭祖、迎喜神，到各家去拜年，放爆竹；初二结婚的媳妇回娘家，初三传说是老鼠娶亲的日子，在地上撒米、撒盐给老鼠吃。初四是接财神。正月十五看花灯。这种习俗的成形至少在唐代就已经非常成形了，其实春节是包含了至少有腊八节、年节和元宵节等许多节庆组成的一个节日系列，而"年节"显然是最核心的。"年节"是一个"非常时间"或者"神圣时间"，具有特殊的心理意义，时间是线性的且一去不返，人对时间流失有种恐惧感，"年节"成为一个终点和一个起点，心理上好象是一年年形成一个个圆，时间似乎循环了。

去年的遗憾今年可以弥补，生命好像总能重新开始，圆形时间观打破人的从生不断趋向死亡的线性恐惧。

春节作为一个节日包含了一系列的仪式和习俗。随着春节的演化和变迁，一些保留下来了，一些则消失了。而仪式的意义指向也随着社会变迁变化了或者消失了。对于现在仍然存在的春节仪式，与传统春节里人们举行仪式时的意义指向相比，我们可以把春节的仪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到现在还保持了原有意义指向的仪式，包括祭灶、祭祖、接财神等；第二类是意义指向已经模糊或改变了的仪式，贴春联、贴门神、守岁等；第三类是几乎已经没有意义指向的仪式，只是惯常行为，如扫尘、放爆竹、吃饺子、派压岁钱等。但我们不要认为传统春节纯粹是民间的节日，早在周代，政府就开始搞类似现在春节团拜会的"朝正"（杨琳，2000）。总体看来，随着春节的变迁，春节里的仪式主要成为了一种提供意义的技术，或者有些已经纯粹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习惯了。

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春节传统遭受了较大冲击，春节被改造成了"革命化的春节。"

而80年代以来，春节的传统习俗又逐渐恢复了，不过总体上还是有淡化的趋势。

二、中国人的过年情结

1、一年又一年——回家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春节的不少习俗可能有些淡化，但是有一个习惯却是越来越突显，这就是——"回家"。可能人们并不把它当成一个春节习俗，但实际上它也是有其正名的即"奔年"。正如倪萍在199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说的："你说怪不怪，咱们中国人就特别看重的是除夕夜的团圆，到了这个时候啊，无论是你离家多远，只要手里的工作放得下，就千方百计得往家奔。"随着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的增加，更是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春运"现象，成千上万归心似箭的人们风雨无阻地涌向铁路、公路、民航，踏上回家的旅途。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团圆是一种幸福，是全家人最大的幸福，所以临近过年的时候，火车和飞机特别拥挤，但是人们还是千里迢迢要赶回去，赶上年夜饭。这种大团圆的心态，直到现在还是根深蒂固的，这一点和过去并没有什么区别。大年三十晚上的情结，还涌动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实在赶不回去的，家里人也会给他留一个位子，给他留一双筷子摆在桌上，全家人对这个身在外地的亲人充满着思恋。那些在外地工作的人们，有条件的话，时间允许的话，都应该回家去吃年夜饭。这是父母们的期盼，也是他们莫大的幸福。

2、春节：中华民族的节日

中国是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统称为中华民族。不少少数民族的新年原来并不是今天的春节，他们现在过春节基本上是接受了汉族的春节习俗，据统计目前我国有30多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过春节。而就汉族的春节来说，其文化内涵中确实也包含了不少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只不过这些内容现在已经很难清楚地剥离开了。而对于海外华人、华侨来说春节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节日是他们难得能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带着浓浓的乡愁，带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在异国他乡过这个传统佳节。因此可以说春节已经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节日了。

20多年来，春节联欢晚会正是依托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文化背景下才得以兴起和确立。

三、从节日传统中获得部分基础合法性

历年春节联欢晚会都是有确定主题的（参见附表二：历年春节晚会主题）。我们发现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20多年来并没什么大的变化，都是以"欢乐"、"团结"、"祥和"为主要关键词。正如关玲（2000）所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与其它主题晚会相比，主题的确指性相对较低。"欢快"、"团结"、"祥和"这类主题更多的是指向一种情绪和氛围而非意义，这是与春节这个节日的氛围相契合的。当然春节晚会的主题和政治社会背景有一定的相关，但仍是以春节氛围为基础的。这样一种以春节节日氛围为基础的主题定位在春节晚会的各方面都得到了体现。

春节作为一个民间节日充满了仪式和象征，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设计和布置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大红灯笼总是一个显著的装饰物和道具，有好几年一个硕大的灯笼还成为了整个舞台的背景；爆竹虽然不会在舞台上燃放，但它的模型总会时常出现在舞台的某一个角落或者演员的手中……另外像"送春联"、"送福"、"拜年"之类的相声段子或插曲也是屡见不鲜，还有几乎年年都要论的"生肖"也是从春节习俗里获得的。

春节晚会按节目类型来说，有歌舞、相声小品、戏曲三大类，除了这三大类节目外，还有少量杂技、气功、武术、游戏、体育表演以及所谓的"动情节目"、"纪实节目"。根据1983－2000年的数据统计，歌舞类节目占春节联欢晚会总量的37％，而以所占时间计算则占40％，远远高于其他几类节目，是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构成中最重要的节目类型。歌舞类节目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单纯的歌曲或乐器、舞蹈以及歌伴舞，这其中又以歌伴舞形式占绝对优势（关玲，2000）。而歌舞特别是集体歌舞正是最能表达这种狂欢仪式的心理的。春节联欢晚会历年开场节目是清一色的歌舞，而且基本上都是群歌群舞，而且舞的份量越来越重，有时开场节目甚至已称不上是一个节目，而只是众人欢腾跳跃；参与表演的人数从1983年的1人增加到近几年的上百人（参见附表三：历年春节晚会开场节目及其参演人数）。可见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场节目，目的只在于创造一种"大人际"的氛围，一种"集体无意识"，而这正迎合了人们"大团圆"的春节节日心态。

春节联欢晚会的零点钟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毫不夸张的说，二十多年来，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几乎就是为了迎接这零点钟声的到来而举办的。年复一年，全国人民每年都在"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哦！"中迎接这个时刻的到来。这和春节在人们心中的特殊心理意义是契合的，尤其是除夕零点正是这一终点和起点的精确交接点，这种心理需求来得更加强烈。春节晚会给人们带来了比先前春节里更真切的零点体验。

历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关于"家"和"故乡"的节目年年都是重头戏（参见附表四：历年春节晚会中涉及家和故乡的节目）。今年，央视在除夕下午春节晚会开播之前（16：00-20：00），还特别推出了精心打造的长达4个小时的大型直播特别节目《一年又一年？回家》，紧密围绕"回家"这个主题分成"人在旅途正回家"、"有人今年不回家"、"回家为了咱爸妈"、"团圆时刻年夜晚"、"合家守候春节晚会"等五个部分展开，为春节联欢晚会奏响前奏。这正契合了人们过年的"回家"情结。此外，春节晚会巧妙的把"小家"和"大家"联系了起来，民族和国家都成了一个大家庭，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特别是海外华人在过年时的归属心理。

由于春节是一个充满仪式和象征的节日，因此在节日的时候举行一些仪式人们相对平时更容易接受。春节联欢晚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在电视上举行的"表现性公共仪式"，特别是近年来春节晚会直接在现场举行一些较严格意义上的仪式，比如1995年的《看看我们的母亲河》、1998年的纪实访谈《母亲河》和2003年的《国土汇聚》，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1986年晚会上举行的一场军人夫妇的婚礼。并且春节晚会的其他表演具有很强的模式化特征，而这些仪式和表演都是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的，在很大程度上，春节晚会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权力实践。

正是春节晚会和春节这个民间传统节日的密切结合，对人们过春节时的习俗和心理的把握，才使得春节晚会得以兴起和确立，并获得了某种基础合法性。但这只是春节晚会基础合法性的一部分，春节晚会的基础合法化还需要其他过程。我们发现，历年来春节晚会上呈现出一套有规律的权力实践或称之为权力技术[28]，而观众对春节晚会权力实践的认可与否是春节晚会能否进一步基础合法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接下去的四章（第三－六章）就是要对此做详细论述。

第三章 忆苦思甜：春节晚会的权力技术之一

历年来，春节联欢晚会上有大量回忆艰苦的过去，歌颂当前幸福生活、憧憬美好未来的节目。歌颂当前幸福生活的节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个主题主要是通过歌曲来表达的，相声中也有一部分（参见附表五：历年春节晚会中有关"忆苦思甜"的节目）。耿文婷（2003：108）称之为主流话语的吟唱。

一、倾听的孤儿：他述的"忆苦思甜"

2002年春节晚会上，杂技《力量》这个节目演完后，主持人有一段对两位演员的介绍和叙述，而其中一位演员章功力是孤儿，案例3.1就是主持人倪萍关于章功力的一段介绍。

案例3.1 2002年杂技《力量》背后的故事：从孤儿到国家一级演员

那边那个个子稍微高点的是章功力，今年才20岁，是国家一级演员。（1）前两天啊，我跟小章闲聊的时候，我就问他，三十晚上，你全家是不是就早早的聚在电视机前看你什么时候出场啊？他半天没说话，我说怎么了？（2）他说倪萍阿姨你还不知道我，我是孤儿，我家里没有什么人了。（3）当时我马上就说了声"对不起，小兄弟"，他说没事。（4）他去年在法国获国际杂技金奖的时候，一个法国记者曾经采访他，说像你这么高超技艺，你应该定居法国，你是可以赚大钱的。（5）小章笑了笑，他说我是一个孤儿，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我虽然没有我的父母，我有爱我的教练和老师，我有一个特别温暖的集体。（6）有那么多素不相识的叔叔阿姨都爱我。（7）我小的时候就盼着我早点有本事，如今我如果真了有点本事，我愿意用我的这点本事报效我的祖国和人民。我告诉你们，我的家永远在中国！（8）（小章向台下观众点头表示致谢）

紧接的节目是歌曲《我家在中国》

我家在中国

问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国从前我总在心里默默说

问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国今天我总是这样自豪地说

我家有万里长城我家有长江黄河我家的地方很大很大我家兄弟姐妹很多很多

问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国从前我总在心里默默说

问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国今天我总是这样自豪地说

我家人勤劳淳朴我家里欢乐祥和我家的历史很长很长我家今天的故事很多很多

问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国从前我总在心里默默说

问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国今天我总是这样自豪地说今天我总是这样自豪地说

主持人开始对演员章功力的介绍其实是"小章"从前台到后台的一个角色切换过程，小章不再是节目中的角色，而是作为他本人出现了。而"现身说法"显然是比表演更具感染力的，但他并没有自己说，而是主持人代替他叙述了，小章本人虽然在现场，但却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出现的。土改时期被强迫自述的"忆苦思甜"是一种直接支配，这样一种他述的"忆苦思甜"所构成的话语侵犯同样构成了主持人对小章的一种直接支配关系。

"忆苦思甜"这种叙述方式早在土改时期就已经有了，"诉苦涉及到叙事技巧的问题。

就像雅格布森所说，'如果语言的首要目的是传递有关外在指涉物（referent）的信息，那么评定话语的标准就应该是精确的术语和事实价值（提供信息的清晰有效性），如果话语是用来表达说话者的情绪状态，或者用以激发听话者的态度，或者引起听话者某种特定的行为，那么检测话语的标准就不能死抠它的精确性和事实价值，而应该看它的表演能力（performativeforce ），这是一种纯粹实用的考虑。'（Roman Jakbson ，1960）。"（程秀英，1999：17）。显然，诉苦和忆苦思甜都属于后者，"它的目的恰恰是要传达说者的情感和情绪，并用来激发听者的态度和行为，那么这种话语的形成原则就应该看它的表演力如何"（程秀英，1999：17）。主持人介绍演员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主持人的第（1）句话"那边那个个子稍微高点的是章功力，今年才20岁，是国家一级演员"，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开场语，但在这里已经为后面做了铺垫，"今年才20岁，是国家一级演员"，言下之意是"他才二十岁就已经是国家一级演员了，多么出色！"，这也就是常人方法学所说的语言和行动的"索引性"。主持人的第（2）句话设置了一个悬念，而这个悬念也并不突兀，家里人对自己的亲人上春节晚会这样一件荣耀的事情当然是十分关注的，在正常情况下，小章应该会笑着说"是的，他们早就……来的时候还嘱咐我……"，悬念就在于小章这时候默不作声了。于是第（3）句给出了答案，他是"孤儿"，这就与前面的"国家一级演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为了强化"忆苦"的效果，主持人复述了一句自己当时说的话"对不起，小兄弟"，声音很轻，带着同情的口吻，甚至眼中要闪出泪花了。"忆苦"这种叙事效果被最大化了，就像在土改文革时期，只有"声泪俱下"才是成功的"诉苦"（程秀英，1999）。但这种气氛立即被中止了，转向了叙述小章在法国时候的事情，而这件事与前面的叙述有明显的逻辑断裂，可见其主要的目的是不让这种"苦"的气氛蔓延开来，因为今天是过年，大家要高兴，而且"诉苦"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思甜"。于是第（5）句中的"国家杂技金奖"又把听众拉回到了小章的幸福与荣耀之中。到此对"苦"和"甜"的事实叙述基本结束了。从第（6）句就开始对"苦"和"甜"进行归因了。实际上没有对"苦"归因，而直接对"甜"归因了，第（6）先把"甜"归于老师和教练，接着再归于"集体"，而到第（7）句的时候，陌生人也被纳入了归因和感谢的范围，而"陌生人"的出现意味着这个归因已经到达了"社会"的层次。第（8）句则既是归因，即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归因到了"国家"，同时把"忆苦思甜"在小章身上的产生的效果都叙述出来了，"报效我的祖国和人民"。这个叙事实际上非常复杂，有叙事者（主持人）自己说的话，有转述的自己的话，有转述的"苦和甜"的承受主体（小章）的话，还有叙事者转述承受主体转述的一个法国记者的话。不管叙事怎么复杂，目的是一个，呈现"孤儿——国家一级演员"，"孤儿——国际金奖"，"百家衣百家饭——温暖的集体"的强烈对比，特别是让观众感受到小章的"甜"。但在归因的时候，小章的个人的努力被悄悄地抹去了，"个人的切身体验恰成必须予以鄙弃的东西"（程秀英，1999：），与自述相比，这种抹去来得更容易彻底，而且被"鄙弃"不会伴随任何痛苦。随之突显的是集体、社会的关爱和力量。

同时这样一个归因的过程也是权力线延伸的一个过程，第（8）句"我愿意用我的这点本事报效我的祖国和人民。我告诉你们，我的家永远在中国！"把章与"祖国和人民"与"中国"联系了起来，而电视机前的观众正是"人民"。"忆苦思甜"技术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归因"方式，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晚会上的这个"忆苦思甜"的场景连接起来，权力关系就在这里有可能产生。权力关系是否产生取决于观众的逻辑整合，这个场景显然是可见的，因此观众要完成逻辑整合的话关键在于是否接受这种归因的说明，而这是与他/她的自身处境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忆苦思甜"的过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紧接着来了一曲《今日的中国人》，"问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国"，"从前我总在心里默默说"，而"今天我总是这样自豪地说"，进一步把小章个人的"忆苦思甜"延展成了所有中国的"忆苦思甜"。这种节目之间的"有机或内在"联系在春节晚会中十分普遍，特别是一个以叙述为主的现场活动结束以后，总要以一曲相关主题的歌曲来"助兴"。歌曲不同于现场活动、小品等其他节目形式，节目中是不存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角色的，因此也就没有发生支配关系，歌曲如果有支配关系的话那就是直接和观众发生间接的支配关系。而这两个节目之间的衔接，正是可能连接刚才主持人对小章的直接支配关系与歌曲《今日的中国人》对观众的间接支配关系的一种关系，我们所说的权力关系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阐释。

二、四张"全家福"：阐释的"忆苦思甜"

1994年的春节晚会上有一个展现一个叫徐永辉的摄影师在40多年里跟踪拍摄的4张一户普通农民人家的"全家福"的活动。以下是这个现场节目进行时主持人倪萍的叙述。

案例3.2 1994年现场活动《全家福》

主持人：观众朋友，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童年。长大以后呢，就经常手捧一本相册，想从一张张的照片中寻找那童年的印记，寻找那往事如烟的昨天。

1950年，那个时候全国刚刚解放，第一天当上摄影师的徐永辉到嘉兴去采访，一阵孩子的歌声把他带到农民叶根土一家的面前，他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特有敏感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您瞧，虽然还是衣衫褴褛，但翻身做主人的叶根土笑得多开心哪！徐永辉被深深地感染了。

13年之后，也就是1963年，徐永辉几经周折，又在黄岩山区找到了叶根土一家，拍到了这第二张全家福。这个时候啊，女儿就要出嫁了，瞧，儿子长得比妈妈还高了。徐永辉被山乡的巨变深深地感动了，为这张照片取名叫合家欢。

又过了16年，到了1979年。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刚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徐永辉想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变化一定非常大，于是他又背起了相机，再次找到了叶根土家，拍下了这第三张全家福。遗憾的是，根土老人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但是家里又多了三口人——两个儿媳妇和一个闺女女婿，依然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又过了一个16年，也就是1994年的新春之际，徐永辉即将要退休了，他舍不得自己手中的照相机，于是又翻山越岭找到了叶根土家，拍下了这第四张彩色的全家福。

朋友们，这四幅照片呢，已经由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它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由贫穷走向富裕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今天在这样一个合家团聚的夜晚，我们想到了他，一位普普通通的新闻工作者，所以我们也把他请来了，我们请他从他的照片中走出来与大家见面，有请！

主持人：徐永辉同志您好，请您给我们的全国观众讲几句话好吗？

徐永辉（摄影者）：我的普通话讲不好，想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拜个年。

主持人：听懂了吗？徐永辉同志说他的普通话讲不好，在这里他给大家拜年了。我想啊，徐永辉同志把他想要说的话都拍进了他的照片里了。他真的是没有想过要出名，一个人想出名等不了40年。徐永辉同志真是对我们的人民饱含了无尽的爱，40年来始终如一日的把镜头对准了我们普普通通的农民，将这瞬间变成了永恒。我们再次感谢他！

在这个案例里主持人又作为"忆苦思甜"的叙述者出现了，看起来好像也是一种"他述"的"忆苦思甜"，但实际上主持人的角色又发生变化了，这次主持人真正担任的是"忆苦思甜"的"阐释者"的角色，而且兼任两种不同的"阐释者"。第一种阐释是对照片本身即"全家福"的阐释。"虽然还是衣衫褴褛，但翻身做主人的叶根土笑得多开心哪"，照片是一种文本，是不会自己说话的，也不会像案例3.1中的小章会点头表示认可，照片的含义完全是被阐释出来的，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摄影师可能会关心照片所体现的摄影技术的变化，民俗学家可能会关心照片中人物服饰的变化等），这样主持人和照片的关系也构成了一种直接支配关系。主持人把1950年的第一张"全家福"阐释为"翻身作主人的喜悦"即"思甜"。同理"依然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也属于这样的阐释。这样的阐释以一种似乎是十分合理的口吻转述了照片中的人的"忆苦思甜"，而"衣衫褴褛"，"翻身做主人"，"幸福美满"，"彩色"成了被阐释出来的照片中人的"忆苦思甜"，而且把对它的阐释提高到"共和国由贫穷走向富裕的一个历史的见证"，这个叙述是一条很重要的索引线，到这里，"忆苦思甜"已经不是一户人家的"忆苦思甜"，而成了全国人民，整个国家的"忆苦思甜"，这里就是权力关系可能产生的地方。第二种阐释是对摄影者即徐永辉拍摄意图的阐释。"徐永辉被山乡的巨变深深地感动了，为这张照片取名叫合家欢"，"徐永辉想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变化一定非常大"，"徐永辉同志把他想要说的话都拍进了他的照片里了"，"徐永辉同志真是对我们的人民饱含了无尽的爱"，这是对摄影者本人"忆苦思甜"的阐释，而且这种阐释直接提高到了摄影者对整个中国农村甚至整个国家的"忆苦思甜"，这也是权力关系的可能产生之处。"三中全会后"虽然只是作为一个时间状语出现的，但实际上"三种全会"与"变化"之间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即实现了归因，这又是一个权力关系可能的产生之处。而在场的摄影者本人徐永辉没有对照片做任何阐释，只是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我的普通话讲不好，想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拜个年"，这又构成了主持人对摄影者的一种直接支配关系。而在这个"全家福"现场活动结束后紧接着就来了一曲《今日的中国人》，这种在案例3.1中出现的衔接方式再次出现了。

今日的中国人

春风打开了江南的门户春风扬起了东海的渔帆

春雨走进了塞北的窗口春光染绿了戈壁的沙丘

今日的中国大地上今日的中国大地上

涌起春潮滚滚流涌起春潮滚滚流

不说那千年古城换新貌不说那走出国门交朋友

不说那乡民百姓住高楼不说那引入名师巧运筹

不说那南极腹地去探险不说那博览会上夺魁首

不说那天外深处卫星游不说那奥运赛场争上游

只要你从南到北走一走只要你从东到西走一走

就知道今天中国人就知道今天中国人

有多少骄傲多少自豪有多少追求多少向往

多少荣耀在心头多少宏图在心头

《全家福》的现场活动主要是基于个人或者家庭经验的忆苦思甜，虽然叙述者已经用把它阐述到了"共和国由贫穷走向富裕的一个历史的见证"的高度，但毕竟还是一个抽象的论述，而歌曲则把"共和国由贫穷走向富裕"形象化了，"千年古城换新貌"，"乡民百姓住高楼"，"走出国门交朋友"，"引入名师巧运筹"，"甜"得是"有多少骄傲，多少自豪，多少荣耀在心头"，同时又把对未来的憧憬"有多少追求，多少向往，多少宏图在心头"也抒发出来了。和案例3.1一样，《全家福》活动中主持人对照片和摄影者的直接支配关系与这首歌对观众可能的间接支配关系使得作为一种关系的权力的产生变得可能了。

三、笑谈"今非昔比"：虚构的"忆苦思甜"

2003年春节晚会上有段一对新人合说的相声叫《今非昔比》，是一种戏剧化的"忆苦思甜"，案例3.1和案例3.2的思甜虽然是他述的或者阐释的"忆苦思甜"，不管它们是不是被夸张了或者歪曲了，但那是有真实承受主体的"忆苦思甜"，而这个案例中的人物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其表达方式也是戏剧化的。案例3.3是从这个相声中摘录的一个片断。

案例3.3 2003年相声《今非昔比》片断

表演者：陈寒柏王敏（陈说话带浓重的山东口音，以C 代表；王讲普通话，以W 代表。）

W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观众：好！）

C ：给你们拜年了，父老乡亲们，过年好哇！（观众：好！）

W ：等会儿，我们在演出啦，你怎么上来就喊啊？

C ：你不认得我啦？

W ：你是？

C ：我是你老舅啊。

W ：我是你二叔！

C ：你占我便宜。

W ：我可先吃的亏。

C ：怎么忘了，当年你下乡住俺家里，俺家里年年吃救济，人人吃救济，你给起的外号"老救"啊。

W ：啊！你是靠山屯的那个"陈老救"。

C ：你怎么能不认得我了呢？

W ：不是，平时来的时候腰里系根电线，今天借那么一套衣服（笔挺西服，引者注），我都不敢认了，你瞧——

C ：这不过年了嘛，我给你送点东西。

W ：哎，打住！送东西，上回送我四个老玉米，扛走我一袋白面。

C ：这回不送你老玉米了。

W ：送我什么？

C ：送你个笔记本。

W ：就是笔记本，哎，别别，先跟我回家

C ：干什么？

W ：我爱人把衣服准备好了，带回去，给孩子们穿。

C ：又给你添麻烦了。

W ：咱俩你还客气什么呀。

C ：不带。

W ：怎么不带了？

C ：我怕带回去，孩子们不穿了。

W ：平时带的衣服，孩子们可都抢着穿！

C ：原来是原来，现在是现在。

W ：现在-——

C ：孩子们赶时髦咧，大人们也赶时髦咧！

W ：是吗？

C ：俺家里那大嫂-——

W ：大嫂？

C ：看着城里的妇女穿那个裘皮大衣，（W ：嗯）C ：她也照着那买一件。

W ：你给她买一件呗。

C ：结果穿出笑话来了。

W ：还穿出笑话来了？

C ：买回去头一天就穿出去显摆，对门那二婶看着纳闷啊！

W ：纳什么闷？

C ：嗯，她大嫂啊，你这个尼龙绸大衣，怎么这么厚呢？

W ：等会，不是裘皮大衣吗？

C ：她把那个毛冲里穿了！（观众笑）

W ：毛冲里穿啦？！（观众掌声）

C ：她说这么穿暖和。

W ：赶紧翻过来。

C ：翻过来过来穿了一天又不敢穿了。

W ：怎么又不敢穿了？

C ：就她那个身材，（W ：啊）一穿出去，（W ：嗯）全村的狗撵着咬啊！（观众掌声、笑声、叫好声）

W ：狗咬她干吗呀？

C ：拿她当了狗熊了！（掌声、笑声）（W ：嗨！）

W ：这样吧，（C ：怎么样？）过年啦，我送你个大礼。

C ：什么大礼？

W ：我刚买了个大背投。（C ：啊）

W ：家里那台29寸的电视，你拉走！

C ：29寸的大彩电，（W ：怎么样？）有这么厚啊（手里比划约5厘米厚）。

W ：不是，大彩电。

C ：能挂墙上的？

W ：不是，你说那个新产品，叫等离子电视。

C ：对，等离子的。

W ：是吧？

C ：还是你能叫上名来。

W ：你都没见过吧。

C ：俺家里挂了两个我都叫不上名来，嘿嘿。

W ：啊，你家里挂两啦？

C ：楼上一个，楼下一个。

W ：嗨哟，陈老救，你可够超前啦！

C ：一般，全村第三。

W ：这才排第三位？

C ：买晚了，（W ：是吗？）有两家去年就挂上了。

W ：这么说，你是真有钱了。

C ：党的政策好啊，（W ：是啊）过去不敢想的事现在都成了现实了，要不怎么敢送你个笔记本呢？

W ：我说你等会儿，咱俩关系这么好，你有钱了，送我个笔记本？

C ：笔记本电脑。

W ：电脑？

C ：拿不出手啊。

W ：能能能，在哪呢？快点！

C ：在我那个马车上搁着呢。

W ：你还赶着马车来的？

C ：我开着马车来的。

W ：马车能开吗？

C ：宝马车呀！

W ：你都开上汽车啦？

C ：不是要奔小康社会嘛！

W ：哎哟喂，这么说，你是真富啦！

C ：党的政策好，（W ：是啊？）过去不敢想的事全成现实了。

这个相声叙述的是曾经吃救济的"陈老救"而现在开"宝马"的"陈小康"的"忆苦思甜"过程。他自己从前"腰里系根电线"，而现在"一套笔挺西服"；孩子们从前"旧衣服抢着穿"，而现在"赶时髦"，媳妇也"赶时髦穿裘皮大衣"；从前"赶马车"，现在"开宝马"，这一系列强烈的反差形成了鲜明的今昔对比，是典型的"忆苦思甜"的叙述方式。而"家里挂了两个等离子电视机"、"笔记本电脑送礼拿不出手"更是把重点转向了"思甜"。

和案例3.1不同的是，在这里"苦难"是以一种轻描淡写甚至是戏謔的方式出现的。在这段相声里昔日的"陈老救"叙述自己的富裕水平的时候，说了一句，"一般，全村第三"。这句话是一条重要的索引线，这句话把"陈老救"一个人的"甜"推广到了整个群体，具有了普遍意义。这个"忆苦思甜"不再是他个人的忆苦思甜而成了全村人的忆苦思甜。而在对"甜"进行归因的时候，在这么短短一个相声片断里，就把"党的政策好"这句话重复了两遍，这也是一条重要的索引线，这时候"忆苦思甜"的主体又被推广了，言下之意是"党的政策"下富起来的人都应该忆苦思甜。

但我们发现在一大段相声里观众只笑了一次（见黑体字部分），对于场外的观众来说估计也差不多，可能效果更差。这对于以逗笑为特色的相声来说是很不正常的。相声是以"以讽谏为生命线，以娱乐为外衣，以语言为手段"[29]的语言艺术，这种叙事方式显然是不适合作为"忆苦思甜"的手段的。而且关键不在于这一点，"宝马车"，"等离子彩电"有几个农民用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这样就无法建立起一条有效的索引线，这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文艺要"贴近生活"的真正含义。

"忆苦思甜"主要是一种话语技术，在春节晚会上它以"他述"、"阐释"、"虚构"等间接方式出现[30]："忆苦思甜"节目主要是通过叙事归因把个人事件归属于群体力量，来和观众建立联系，使得权力关系有可能发生。"忆苦思甜"不仅体现在节目中，而且在一些串场或"现场活动"中更突出的展现了作为一种权力技术的"忆苦思甜"。对于观众来说，"忆苦思甜"是诱导性的，是一种可能的间接支配关系。

另外，我们发现春节晚会上的"忆苦思甜"重心偏向"思甜"而非"忆苦"，而在土改时期主要是忆苦（诉苦），当时这些技术是为了建构人们对两个时代决裂性的认知，而之后特别是当前主要是要让人们产生对给他们带来"甜"的社会和国家的负债感，这在某种程度产生了一种整合的力量。

第四章 正反典型塑造：春节晚会的权力技术之二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一套价值，这些价值本身是抽象的，要为民众认同单靠抽象价值本身的宣传是不够的，所以就有了对典型的塑造这种教化方式。"所谓典型就是按照原则、规律和意义制造出来以供大家瞻仰和学习的东西，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它的唯一特征就是完美无缺地实现了对它所要证明和支撑的原则的具体化，或者用一个时髦的词——'肉身化'，使得抽象的原则具体可感。在典型的身上没有矛盾，没有与原则不相符的东西"（程秀英，1999：39）。这种社会宣传和教化方式从土改时期出现以来在中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雷锋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型，并且这种宣传和教化形式至今仍随处可见。"典型"有正面典型，也有反面典型。在春节晚会上，塑造正反典型的节目为数不少，特别是占了小品节目的很大比重（参见附表六：历年春节晚会中有关"正反典型塑造"的节目）。

一、王光美："尊师重教"的肉身化

这个案例是1989年春节晚会上的一个插曲，这也是春节晚会经常采用的一种组织方式。80年代是"尊师重教"开始受到充分重视的时期，1985年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掀起了这样一个高潮。为了让这个国家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同，于是就有了"尊师重教"正面典型的塑造。

案例4.1 1989年插曲：王光美和他的老师

主持人：这个节目非常有意思，传来一阵阵的笑声。我们在采编中心的演播厅里呢，仿佛也听到电视机前的观众欢声笑语，我们愿意把晚会的欢乐带给千家万户，带给每一位父母，因为我们不能忘记每一位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同时老师对我们的培育之恩，也是不能忘怀的。

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褚胜林（音）教授。

主持人：（褚从座位上站起来，赵与之握手）褚老，您好！褚老今年是80多岁的高龄了。

这位是王光美同志（王光美站起来向观众致意）。王光美同志呢曾经是褚老的学生，今天他们师生欢聚一块儿共渡除夕。

王光美：（拥抱褚老）非常高兴今天跟我的老师一起过这样一个美好的除夕。我的老师不仅教给我科学和文化，而且以他高尚的教德、师德来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做人。因此呢，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我要表示一下，47年前，他是我的老师，现在他仍然是我的老师，将来仍旧是我的老师（再次拥抱褚）。在座呢，肯定还有很多老师，我不得不想起我小时候的老师，著名的教育家某（未听清）老师，某老师是我哥哥、我、我妹妹的老师，也是我的儿子和女儿（手指向在现场的儿子、女儿）的老师。他已经91高龄了，他现在肯定也在电视机旁，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向他祝贺春节好！另外也想向全国的大、中学、小学、幼儿教师拜年！

在歌曲《歌声与微笑》中一群儿童向现场的老师们献红领巾（屏幕上打出大字：教师光荣！）教师们上台，被儿童簇拥在舞台中央

王光美向褚献红领巾并紧紧握手（给特写镜头）

这个案例的第一段是主持人的一个引子，把"观众的欢声笑语"引到把"笑声带给千家万户"，再把"千家万户"引到"千家万户中的父母"，再把"父母"引到"父母的养育之恩"，最后把"父母的养育之恩"引到"老师的培育之恩"。这实际上是在通过叙述建立一条索引线，目的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老师"上，而又不觉得突兀。这是春节晚会常用的一种节目串连方式，但我们不要小看这种叙述的串连，它是有讲究的。"欢声笑语"、"千家万户"、"父母"这些都是和春节节日氛围相当融合的。

接着主持人请出了一位教师——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褚胜林教授，这个形象也不是随便选的，"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教授"是教师的最高职称，这都是有其象征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把教师形象神圣化了。但我们要注意，这个节目要树立的并非教师的正面典型。主持人告诉观众王光美曾经是褚胜林教授的学生。在这个节目里王和褚都是主持人的支配对象，他们之间是一种直接支配关系。王光美接下来的一段叙述（包括动作）是树立"尊师重教"典型的一个过程。王光美一上来就"拥抱褚老"（后面还有一次拥抱），"47年前，他是我的老师，现在他仍然是我的老师，将来仍旧是我的老师"，表明王不仅过去尊重她的老师，现在仍然尊重，将来仍会尊重，而且我们不要忘记王光美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这样一位曾经是身居高位的第一夫人还这样尊重自己旧时的老师，这样就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把"尊师重教"典型塑造推向了高潮。但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王光美又开始回忆她小时候的（不在晚会现场）老师，并说"某老师是我哥哥、我、我妹妹的老师，也是我的儿子和女儿（手指向在现场的儿子、女儿）的老师"，虽然她没有说她的兄妹、儿女是如何爱戴老师的，但在这样的话语情境下，浮现的是整个家庭尊师重教的形象，已经从"个人典型"转向了"家庭典型"。而"向全国的大、中学、小学、幼儿教师拜年！"这句话则表明她不仅爱自己的老师，而且爱所有的老师，这就从她的口中把国家价值宣扬出来了。而这里也正是权力关系的可能发生之处，褚胜林教授电视机前的观众是没有关系的，至少是不会被纳入逻辑整合的一条索引线，而"大、中学、小学、幼儿教师"则几乎与电视机前的每个观众都发生了联系，这就使得索引线有效地建立起来了，权力关系的发生成为可能。

而当《歌声与微笑》响起，王光美向褚献了一条红领巾并给了一个特写镜头，同时一群儿童向现场的众老师献红领巾，这两个镜头的之间的切换也是权力关系的可能发生之处，这种权力关系运作机制就是正面典型的示范。

二、"送礼"的失败：正面典型的力量

1986年的小品《送礼》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正反形象对比及其教化的例子。因为篇幅原因，下面以转述为主，而把关键的对话（和动作）加以原文引用。

小品《送礼》讲述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为了想开个公司找"局长"送礼（行贿）的故事，四次送礼四次失败，并在最后一次失败中达到了高潮。

案例4.2 1986年小品《送礼》

人物：甲：送礼人男40岁左右，由周治国扮演

乙：赵局长丈母娘40多岁

丙：钱局长家老保姆50多岁

丁：孙局长之妻子由李婉芬扮演

李局长：女50多岁

（注：最后一段对话中的每段话前面的数字是为分析方便作者所加的。）

第一次去的是赵局长家，而上门碰到的赵局长的丈母娘，赵局长的丈母娘以赵局长出国要几年后才回来为搪塞把送礼人婉拒了。

第二次去的是钱局长家，而上门碰到的是钱局长家的老保姆，钱局长家的保姆认出了这个送礼人就是上次来送礼的人，而老保姆因为收下礼品而遭受了李局长的严厉批评，因此她想都没想把送礼人赶了出去。

第三次去的是孙局长家，而上门碰到的是孙局长之妻（四川人），孙局长之妻一看到这个中年男子来送礼就火冒三丈，"你搞啥子名堂吗？我一看见这些我就冒火哟。啥子烟了、糖了，你统统是糖衣炮弹！"，"我那老头子就因为收了这啥子礼，到现在还在写检查嘛，写了一遍还不行，还要写二遍，写三遍。你说，我能不冒火嘛？"，从而不由分说的把送礼人赶了出去。

第四次去的是李局长家，而上门碰到的正是李局长本人（送礼人一开始把她当人了李局长家的保姆），李局长故意将错就错，把送礼人引进圈套，最后，一个电话把李局长的身份点破了，而这个电话正是请示李局长开"反行贿受贿展览大会"的事，李局长当即要带他去这个会上"展览"，送礼人不得求饶，这是这一段两人的集中对话：

1送礼人："您就别带了，李局长，您饶了我吧。我是初犯，我就这一回，我下次再不敢了，您饶了我吧。"

2李局长："同志，不要这个样子嘛，你把你做这件事情的想法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受教育，你也受教育啊。

3送礼人：我已经受教育了，您饶了我这回吧。

4李局长：（拿起礼品兜拉着甲）走吧，走吧。

5送礼人：噢，对了，李局长，我家里有急事，我就不去……

6李局长：没关系，我楼下有汽车。

7送礼人：嗬！

8李局长：同志们，像这样的人让他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一下，大家伙说好不好？

9观众：好！

（送礼人无可奈何地随李局长走下。）

小品是虚构的，因此它首先是实现的对剧中人的教化，即正面形象对反面形象的支配关系（不过有可能在开始的时候关系会正好相反）。由赵局长丈母娘的"婉拒"，到钱局长家保姆和孙局长之妻的"赶"，再到李局长的"扭送"，一方面戏剧化的反映出"送礼"（行贿）人这种反面形象在社会上所受到的抵制越来越强烈，同时也把"正面形象"的正义性提升了。但正面典型的塑造不是这个小品的目的，这里"正面形象"的出现完全是为了与"送礼"（行贿）人形成强烈对比，并最后实现对"反面形象"的教化。这在小品的最后一段（引文中最后一段对话）中达到了高潮。第1、3句送礼人所说的话体现了他已经受到了教育，"再不敢了"，"已经受教育了"等等；而第2句则是李局长对送礼人的进一步教育，而且这里出现了一点转向"你把你做这件事情的想法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受教育，你也受教育啊"，这里把教育对象从"送礼人"转向了"大家"，但这个大家主要指的还是剧中"反行贿受贿展览大会"中的观众，而到了第8句"同志们，像这样的人让他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一下，大家伙说好不好？"则把说话对象转向了台下（春节晚会现场）甚至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并且得到了观众"好！"的积极回应（不管这是自发的还是表演的），这样一步一步把教化的对象从一个"送礼"人逐渐扩大到虚拟的群众、台下（春节晚会现场）的观众以至于电视机前的全国观众，就建立了一条权力线，教化的不再是小品中的"送礼人"而是电视机前的"送礼人"了。而剧中赵局长的丈母娘、钱局长、孙局长之妻和李局长都由同一个演员扮演更增强了戏剧化和仪式化的效果。这个小品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话语对象扩展[31]的过程实现了对春节晚会所有观众的教化的实践。而剧中的演员和场内场外观众的沟通再一次体现了权力作为一种关系的本质，正是在这里，作为关系的权力才是最明显的。而演员之所以能与场内场外的观众沟通，这是依赖于大家共同的生活背景，如受贿现象在社会上的盛行，政府反受贿行动的推行等一系列事件，这就是生活（当然也包括晚会上的文艺作品）的"索引性"特征，正是这种索引性，权力关系把各不相连的局部支配场景（甚至那些没有涉及支配关系的场景）联系在一起，构建成间接支配关系（李猛，1996：48）。

春节晚会中的正面典型主要是通过现场活动或者一些串场的真实人物来塑造的；而反面形象总是在虚构的小品中刻画，并总有正面形象形成对比，但正面形象主要是作为教化反面形象的角色出现，并有一套相对固定的表演模式：反面形象一开始总是趾高气扬，随着情节发展，在正面人物的感染下，反面人物态度转变，最终得到彻底教化。"正面典型塑造"里权力关系的发生机制主要是正面典型的"示范"机制，以个人行为影响大众行为："正反形象对比及其教化"主要是通过话语对象的扩展，把个人事件通过相似性推广至群体，而话语对象能否成功扩展则依赖于观众的是否与节目中的关系有"相似处境"。

同时我们发现，"正面典型塑造和反面形象教化"的原型是土改文革时期的"正面典型塑造与反面形象羞辱"，"正面典型塑造"的目的两者是一样的，而"反面形象羞辱"和"反面形象教化"就有本质区别了，前者通过对反面形象的羞辱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他的仇恨，促成阶级分化，而"反面形象教化"则体现的是正面典型的感染力，使正面形象获得一种成就感，使人们对反面形象产生一种同情感。因此，"忆苦思甜"和"正反形象"这两种权力技术不再是作为一种强迫的"分化"技术，而成为了一种诱导的"整合"技术。

第五章 神圣形象与象征的塑造：春节晚会的权力技术之三

春节主要作为一个民间的传统节日，拥有许多神圣形象和象征，比如灶神、财神是神圣形象，而灯笼、鞭炮、饺子则是一些象征物。在春节晚会上，像大红灯笼、鞭炮模型、吃饺子还在作为重要的舞台背景和氛围在延用，但灶神、财神则不见了，只在某年出现过一次，替而代之的神圣形象和象征是军人、运动员（教练）和儿童；国家图景（national landscape）成为了神圣象征，如长城、黄河、长江；甚至连"北京时间"也成了国家象征。

一、军人、运动员和儿童：神圣化的国家象征

1、军人形象的神圣化：国家机器的象征

歌颂军人的节目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比重是惊人的（参见附表七：历年春节晚会中有关军人的节目），而且不少演员本身就是军人，身着军装走上舞台，这使得军人的氛围更加浓厚。

在历年春节晚会上，也有许多其他群体曾被歌颂过，比如科技教育工作者、护士、母亲等等，但是从来没有像军人这样一个群体在历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得到如此持续和大量歌颂的。这是因为军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参与国家建设的群体，他们是国家的保卫者，是作为民族国家基本组成要素的一个国家机器，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而军人这个群体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圣化了。军人无论在什么政治场合其地位都是优先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段典型的国家领导人的新年贺词（1990年零点某国家领导人到春节晚会现场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以及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我想趁今天这个夜晚，中央电视台举办春节晚会的机会，在这个90年代第一个春节到来之际，让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向全国的各族人民拜年！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武警部队以及公安干警拜年！

向我们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拜年！

让我们大家一起衷心地祝愿我们的祖国安定团结、人民幸福！我也祝你们大家春节愉快，合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

在三组拜年的对象里，军人被单独作为一组对象，而实际上军人是已经包含在"全国各族人民"里面了的。军人的这种突出地位在中国社会尤其明显。

而把军人形象的神圣化演绎到极致的是1986年晚会上举行的一对军人夫妇杨晟和于民刚的婚礼。

案例5.1 1986年军人夫妇的婚礼

新郎：杨晟，老山前线荣立过两次战功新娘：于民刚，青岛市歌舞团的独唱演员

主婚人：薄一波，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录像展现新房）

赵忠祥（晚会主持人之一）：在婚礼开始之前，我向大家透露一下他们两个人的恋爱花絮。（播录像）去年夏天，于民刚同志随八省市青年慰问团来到老山前线进行慰问演出。出乎意料的是她的未婚夫杨晟同志正坐在台下，当战士们知道了这个秘密以后，战士们用热烈的掌声把杨晟请上了舞台。在场的新闻记者不失时机的把这一在这战地传为佳话的战地喜相逢的场面摄入了镜头。请看，这位山东大汉此刻竟羞涩得像位小姑娘了！是啊，谁能经得住这台下千百双羡慕而又友好的目光呢？于民刚同志来解围来了，她用一曲别开生面的演唱转移了大家的视线。为了祖国的安宁，为了千家万户的幸福和团聚，他们就是这样匆匆的相见，匆匆的分别，奔向了各自的岗位。

赵忠祥：同志们，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结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今天呢，咱们新事新办，婚礼正式开始，奏乐！

赵忠祥：同志们，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了薄一波同志，薄老，当主婚人。

薄一波（主婚人）：看到你们很高兴。今天，在这么一个盛大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你们举行婚礼，我来主婚，我感觉到非常高兴。一位是守卫祖国南疆的战士，一位是活跃在祖国各地的歌手，你们两位呢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就是说为了祖国的繁荣强盛而结成伴侣，这是一件很不同寻常的事。祝你们今后为你们的事业，为祖国的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祝你们幸福、愉快！再送你们一个纪念册，把你们将来一切的成就记录在上面。今后幸福、愉快！

赵忠祥：现在请新郎、新娘向主婚人、向各位来宾，向电视机前的同志们三鞠躬。一鞠躬，幸福长寿！二鞠躬，前程锦绣！三鞠躬，恩爱长久！

赵忠祥：现在我们请老山前线的战斗英雄史光柱同志讲话。

史光柱（战斗英雄）（对新郎杨晟说）：好战友，我祝福你！祝贺你得到了一片真诚的心（史献给杨一朵大红花）。

史光柱（对新娘于民刚说）：感谢你，感谢像你这样一些后方的姑娘。战争，虽然夺去了我的双眼，但是我却看到你那颗金子般的心灵。（史献给杨一朵大红花）这是前方将士对你的一片敬意啊！

于民刚：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员，做梦也没有想到党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为我们安排了这么隆重的婚礼。从今以后，我的命运就和战争连在一起了，我一定为我们后方的姑娘们争气。让我和杨晟向电视机前的军人、军人的家属再恭恭敬敬的鞠上一躬吧！

王刚（晚会主持人之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曾想到，（女）为了让千家万户喜迎新春，我们的战士正在阵地上坚守国门！

王刚：他们在阴暗的猫耳洞里为您守夜放哨，伴随着潮湿的夜幕和沙场的膺征。

某女主持人：是他们啊，把幸福和安宁（王刚）无私的让给了我们。

某女主持人：让我们把颂歌，（王刚）把敬意，（某女主持人）把花朵，（王刚）献给蜿蜒的堑壕，（某女主持人）献给军人的家庭，（某女主持人）献给他们的光荣代表，（王刚、女主持人）这幸福而美满的一对新人！

赵忠祥：同志们，刚才又接到了几个从老山前线打来的电话，请顾永菲同志来念一下好不好？

顾永菲（晚会主持人之一）：在云南前线的某（姓氏未听清，引者注）副司令员、徐副参谋长，以及战斗在前线的全体指战员来电：请中央电视台代表他们向全国人民拜年！总参炮兵部转来老山前线35183部队的电话，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为了表达前线战士干部的心愿，请代表我们向全国的电视观众拜年！祝大家新年愉快，万事如意！并祝新婚夫妇新春快乐！最后还有一个老山前线某部指战员的来电：谢谢你们特意为我们安排了这么一场令人鼓舞的婚礼，请你转告我们的战友杨晟、于民刚同志，当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了他们俩的婚礼，高兴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有人敲打着钢盔，有人敲打着空弹壳，有人举着装满酒军用水壶，为新郎和新娘干杯！我们的好战友大杨，你就安心的度蜜月吧！大家都说，你的岗我们替你站了，你的工作我们替你干了。于民刚同志，你是好样的，您理解我们，我们也信得过您。

上次您来我们阵地唱得歌真好听，大家都说没听够。请您再给我们唱一遍十五的月亮吧。

"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万家团圆是我的心愿，也是你的心愿。"

于民刚：我现在就唱，我唱得不好，但是我愿意为我们的战士们唱一辈子！

（开始唱《十五的月亮》）

赵忠祥：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这一对新婚夫妇幸福美满！

婚礼原本是一项纯粹的民间事物和仪式，其目的是为了让婚姻获得社会合法性。在这里，一个婚礼被搬到了电视荧屏上，呈现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新郎和新娘的身份不再是个人和社会的身份，而是以国家的身份出现了，"一位是守卫祖国南疆的战士，一位是活跃在祖国各地的歌手"，而且国家领导人前来做他们的主婚人，一个民间的仪式被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正如新娘于民刚所说的"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员，做梦也没有想到党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为我们安排了这么隆重的婚礼"，一对普通夫妇的婚礼何以享受到如此高的待遇？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新郎杨晟是立过两次战功的老山前线的军人。新郎和新娘的结合在这里已不再呈现为因为爱情的结合，而是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为了祖国的繁荣强盛"的结合。

新娘于民刚嫁给的似乎不再是作为个人的新郎杨晟，而是老山前线的所有军人——"我愿意为我们的战士们唱一辈子"；而新娘也不再是杨晟个人的新娘，而是老山前线所有军人的新娘——"谢谢你们特意为我们安排了这么一场令人鼓舞的婚礼"。而新娘对新郎的感情似乎不再是爱慕，而是近乎崇拜。通过这样一个作为"国家仪式"的婚礼，军人的形象被神圣化了。

这个节目的权力关系发生在话语对象扩展之时，从于民刚为"老山前线战士"唱转换成了为"我们的战士"唱；本来是为"杨晟"安排的婚礼被老山前线的指战员转换成了为"我们"安排的婚礼。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案例同时包含"正面典型塑造"的技术，我们可以把这对军人夫妇视为"正面典型"，但在我看来，"后方姑娘"是更明显的典型。而在她唱起《十五的月亮》的时候，正是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说的节目衔接技术，只是这次是由她自己唱的，这又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使得权力关系的发生成为可能。我们发现，各种权力技术有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

2、运动员形象的符号化：国家荣誉的象征

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一个群体形象就是运动员或及其教练，运动员形象在春节晚会上的呈现虽然没有像军人那么频繁，但次数也不少（参见附表八：历年春节晚会中运动员（教练）形象的呈现），他们在一定程度也被神圣化了。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体育运动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强盛与否的标志和象征。运动员在国际上取得优异的成绩主要不再是他（她）个人的荣誉，而成了一个国家荣誉，而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有过"东亚病夫"的辱称和被殖民历史的国家，体育被赋予了洗刷这些耻辱的重任，因此优秀运动员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作为国家的象征而神圣化了。

由于其神圣化过程和军人的相似性，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做具体案例的分析。

3、儿童形象的符号化：国家未来的象征

还有一个作为国家象征形象出现的就是儿童，儿童这个要素是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要素，但安德森提醒了我们，其实不仅是春节联欢晚会，在日常生活中，儿童也是一个被不断呈现的要素，最突出的就是每当有什么盛大活动，一般都会让儿童去献花这样的场面。在春节晚会上，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儿童表演的节目多种多样，从歌曲到舞蹈到戏曲到小品他们都能表演。在春节联欢晚会中更常见的是儿童群舞，或作为节目主体，或作为节目陪衬，只要我们注意，总能在一些大场面中发现一大群儿童跳跳闹闹。

另外以一种比较隐秘的方式呈现的儿童形象是几乎每年晚会上都有以儿童为对象的节目，或动画片或动物表演。虽然春节联欢晚会向来是个大杂烩，要满足儿童、青少年、中年人、老年人等各个不同年龄阶层的需要，但儿童是受到特殊对待的，连针对他们的节目的时间都是固定安排在较早时间段，以适应儿童早睡的习惯。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案例5.2 2000年零点钟声敲响前配乐散文《等待钟声》（濮存昕主持并朗诵）

（手牵一5－6岁的小女孩出场）

濮：用我们砰砰的心跳，去把春天的钟声敲响。

用清新的目光把所有的心愿擦亮。

这一枚枚印章是踏春的足迹留在大地上。

这一张张光盘闪烁这阳光、月光和我们的目光。

（低头俯视小女孩）到你的未来去看一看。

把祝福悄悄放在你身旁。

（从地上抱起小女孩）

濮：孩子，是谁在等待着春天钟声的敲响？

小女孩（稚气的声音）：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我们未来的希望！

在这个案例里，小女孩完全是作为一种象征物出现的。特别是在濮朗诵"到你的未来去看一看"的同时俯视了小女孩，而正是这种眼神作为一条索引线，把小女孩同"未来"联系了起来，这是第一种关系；而未来是大家的，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这也是一个无须阐明的索引性，这是第二种关系。而小女孩和儿童之间的索引性也是大家共享的，于是权力关系就发生了，儿童成了"我们未来的希望"，整个国家未来的希望，成了国家未来的神圣象征。

而节目中关于儿童与未来之间的说明（包括那个眼神）如何能被社会成员所接受呢？安德森给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说明性。我们为什么喜欢小孩子？安德森认为因为儿童都很纯真，他们还没干过什么坏事，不管什么国家的小孩子，都是可爱的小孩子。我们利用法律或制度保护儿童的纯真，但我们也知道不断有儿童出生，他们也会长成青少年，慢慢的有人会堕胎，有人会去念博士学位，有人去开赌场，有人则从事政治。这些长大成人的儿童，我们就不能称之为儿童，因为他们会做儿童不该做的坏事情。我们将青少年排除在儿童之外，也会继续有新的儿童出生，就这个循环来看，我们对国家未来的想象永远都是美好纯真的（安德森，2000）。

正是儿童和未来的关系，与未来和大家（或国家）的关系之间的关系使得这种象征产生了一种权力关系。

我们发现，神圣形象的塑造主要也是通过话语对象扩展来实现权力关系的。

二、黄河、长城：民族国家的象征图景

长期以来，黄河、长江、长城、泰山等这些中国壮观的自然景观被塑造成了国家的象征图景（national landscape or image ），春节晚会更是塑造和强化这些国家象征图景的最佳时机会。黄河、长江、长城和泰山在历年的春节晚会上通过歌曲、舞蹈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另一类节目——"现场活动"中得到了多次呈现，特别是黄河和长城出现的频率更高，以下是历年的统计（21年晚会中有11年都有呈现）。

1985年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长城脚下一朵小花》、《万里长城万里江》

1988年歌曲《我们是泰山、黄河》

1990年《黄河一方土》集锦

1991年歌曲《大黄河》

1993年外景节目：长城嘉峪关《威风锣鼓》（张艺谋执导）

1994年歌曲《长城长》

1995年现场活动《看看母亲河》（黄河），歌曲《不朽的黄河》

1996年歌曲《长江之歌》、《黄河颂》

1997年歌曲《天海长城》，歌伴舞《黄河震鼓》

1998年歌曲《问长江》，纪实访谈《母亲河》（黄河）

2000年歌曲《长江长》

特别是1995年的现场节目《看看母亲河》和其续篇1998年的纪实访谈《母亲河》，更是通过严格意义上的仪式，把黄河加以神圣化，给予崇拜，成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1998年的节目是1995年的续篇，由于其权力关系的运作机制与本章下文第三节中的案例5.5基本相同，所以不再具体分析）。我们来看现场节目《看看我们的母亲河》。

案例5.3 1995年现场活动《看看我们的母亲河》

图5.1 看看我们的母亲河

倪萍（主持人）：说起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您一定会想起黄河，我们的母亲河。黄河的全长是5400多公里，她奔流了160万年。但是从古至今，我们有谁见过黄河的全貌呢？今年的春节，黄河"渡过"组委会朋友们给我们送来了这样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大家跟我来看。俗话都说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您瞧，这九十九个瓶子里装的就是从黄河的源头开始直至黄河入海口的各个不同地段的黄河的水样。非常有意思的是，您瞧，这源头的水啊就像天空一样那么纯净，而到了它的中段，这黄色的颜色就特别像我们炎黄子孙的黄皮肤，而到了它的尾部呢，就像大海一样的蔚蓝。朋友们，要知道，这些水样的提取可是部容易啊，因为它要从整个黄河沿线的1000多个水文站的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辰同时提取的。此时此刻，全世界的华夏儿女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视屏幕第一次看到黄河水样的全貌，看到了我们的母亲河。朋友们，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来自黄河两岸的送水人。请允许我把他们介绍给大家。

（9位黄河沿岸的各族送水人手捧一壶采自当地的黄河水走上舞台）「以上为第一部分」

倪萍：这位藏族姑娘她叫妮妈拉姆（音）。她的家就住在黄河源头，河水呢就从家门口流过。拉姆用藏语告诉我，当村里人知道它要来北京的时候，家家都把最珍贵的饰物戴在了她的身上。瞧，他们把拉姆打扮得多漂亮。拉姆这一路可真的来得是不容易，因为他们那里已经是大雪封山了，她整整走了12天哪！（倪搂住拉姆）辛苦了！

倪萍：这位朋友你告诉大家，你是来自哪儿的？（答）我是四川羌族（四川方言）。

倪萍：这位朋友呢？（答）甘肃袬[32]布族。

倪萍：这位朋友你呢？（答）草原蒙古族。

倪萍：你呢？（答）宁夏回族（宁夏方言）。

倪萍：这位朋友你呢？（答）陕西延安（陕西方言）。

倪萍：这位小姑娘你呢？（答）山西壶口（山西方言）。

倪萍：老伯您呢？（答）河南花园口（河南方言）。

倪萍：这位同志您呢？（答）我是山东东营（山东方言）。

倪萍：朋友们，黄河入海口和黄河源头的朋友们，这情景倒让我想起了"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朋友们，我们黄河两端的朋友第一次在这里握手相聚，我们祝福他们，祝福我们的黄河儿女。

倪萍：说起这次活动啊，我们不能不介绍他，（一位中年男士上台）这就是黄河的"渡过"组委会的策划者陈强先生，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这次"看看黄河"的机会，谢谢！「以上为第二部分」

图5.2 "我住黄河头，君住黄河尾

图5.3 黄河源水赠宝岛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倪萍：另外，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还有来自台湾的大学生朋友们。他们是第一次到北京来，也是第一次在北京过年，小弟弟小妹妹们你们好！

倪萍：你们当中有谁见过黄河？

台湾大学生甲：没有。

倪萍：你呢？台湾大学生乙：没有见过。倪萍：你呢？台湾大学生丙：没有见过。

倪萍：来，拉姆。那就允许我们把黄河源头的第一壶清水送给你们，好吗？你喜不喜欢？

台湾大学生丁：非常高兴，非常喜欢！

倪萍（对台湾大学生丁）：你准备把它带回去吗？

台湾大学生丁：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去，我相信如果我把这水带回去，我的家人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倪萍：是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黄河水样，因为同是华夏儿女，骨肉一家亲啊！

「以上为第三部分」

黄河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但正像倪萍所说的"我们有谁见过黄河的全貌呢"？在这个活动的第一部分中，采自黄河99个不同河段的水样装在瓶子里被排列成黄河的形状放置在了舞台上，而且瓶子是透明的，瓶子的排列不仅呈现了黄河的形状，而且呈现了黄河的颜色，99个瓶子，99种不同的颜色，从纯净到土黄到蔚蓝，逼真的再现了黄河。以前即使是生活黄河边的人们，看到的也仅仅是黄河的局部，因此当如此"逼真"的黄河——母亲河的全貌第一次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这种视觉的震撼是非同一般的。从权力关系的视角来看，这条"摆出来的"黄河提供了一条可见线，把黄河的各个局部联系了起来。其实这是一条很复杂的权力线，瓶子里的水联系到那个河段，那个河段再联系到那个河段的地区，再联系到生活再那里的人们。这类似于涂尔干（1999）所说的"模仿仪式"[33]，按照这种仪式的原则，"任何事物只要与某个对象发生了接触，也就接触了与该对象有关系的所有事物"，这样黄河的各个局部被连成一个整体的时候，生活在黄河边的人们也就被联系一起了，甚至只要受黄河文化影响的人都被联系在一起了。同时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黄河整体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就像一尊神像放置在舞台上接受人们的崇拜，人们通过电视与这个神圣物产生了如此的"亲近感"。

在这个活动的第二部分，9位黄河沿岸的送水人在舞台上相聚，这9位分别来自从黄河源头西藏到黄河入海口山东东营黄河沿岸，他们属于不同的地区或者民族，身着各异的服装，手里捧着一壶他们家乡的黄河水，一起站在了舞台上，他们的接触就象征着他们所代表的黄河沿岸的人们也联系在一起了，这就像是一条活的黄河展现在了观众眼前。特别是当来自黄河源头的藏族姑娘拉姆和来自黄河入海口的山东大汉紧紧把手握在一起的时候（见图5.2），真是"我住黄河头，君住黄河尾，日日思君不见君，今日终相见"，他们的接触，意味着整个黄河流域的人们被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而且是如此的接近。这两个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关系（握手）和他们来自的地区的关系（同属于一条黄河）就是我们所说的权力关系，这是把各个局部场景连接起来的一种技术。

在这个节目的第三部分，来自黄河源头的拉姆把黄河源头的一壶水送给台湾大学生（见图5.3）。这时拉姆已经不仅仅是黄河源头的人们了，而是象征着整个黄河流域的人们了甚至是黄河孕育的整个中国大陆的人们，这个台湾大学生就象征了整个台湾的人们，于是拉姆和这个台湾大学生的接触，就象征着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的整体接触，一个"大中国"的形象在这个仪式中被塑造出来了。这里的权力关系是拉姆和台湾大学生的直接接触关系（送水）与拉姆和台湾大学生的文化联系（共处于起源于黄河文化的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壶水显然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权力线，这壶水的交递把这两种关系联系起来了。

我们发现民族国家象征图景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图像和场景来塑造的，图像和场景的作用在于建立了可见的权力线，同时还应包括声音，"宁夏方言"、"陕西方言"、"山西方言"、"河南方言"、"山东方言"等等，这同样是一条权力线，方言是语言和地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方言在舞台的聚集又产生了方言之间的直接"接触"关系，这是第二种关系，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就是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有一种整合的力量。民族国家象征图景的塑造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就是要借这个象征来整合社会成员。

我们发现这里的关系并非直接支配关系和间接支配关系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接近关系和统一关系之间的关系，即和涂尔干所说的模仿仪式的原则是相关的。关于长城等其他象征图景由于其与黄河的相似性这里不再举例分析。

三、"国土汇聚"和"北京时间"：一致性国家空间的生产

1、《国土汇聚》：神州万里同怀抱

共同的生活空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近年来春节联欢晚会正是在通过电视极力塑造这样一种共同空间。

案例5.4 2003年现场活动《国土汇聚》

图5.4 布达拉宫采土

图5.5 漠河北极村采土

图5.6 澳门采土

图5.7 香港采土

倪萍：今夜，在这个全球华人共同守岁的夜晚，此刻我们将把目光投向祖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今年的春节晚会我们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这就是华夏纽带文化工程组委会给我们送来的34箱泥土。这些泥土是采自神州大地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采自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采自台湾的阿里山。这34箱泥土是34种味道，34种颜色。朋友，这些泥土就是养育我们千百万年中华大地的土地啊。这尊青铜鼎是著名的美术家家韩美林特地为今晚为此刻而铸造的。就在前不久我们曾倾心汇制了100克的国土，把它搭载在2002年12月30日升空的神州四号上。这些国土在神州四号上在太空中遨游了六天零十八个小时。在一百零八次地飞越了我们地神州大地后，这些从太空回到我们土地的国土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被我们珍藏在这个水晶球里。现在，我们要郑重地把它放在宝鼎的中央。亲爱的朋友们，此时，亿万观众将亲眼见证一个历史的时刻，这就是我们请祖国各地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兄弟姐妹把这34捧国土汇聚到这宝鼎的中央，这就像我们兄弟姐妹的血融汇在一起。我们说中华儿女血脉相通，我们说中华大地山水交融！

图5.8 国土汇聚

赵忠祥：

神州沃土，华夏膏壤

五色交辉，载玄载黄。

昆仑珠峰，民族脊梁，

血脉灌注，黄河长江。

育吾子民，岁吉年祥，

厚德载物，礼仪斯张。

与时俱进，国运大昌，

金瓯一统，再铸辉煌。

倪萍：现在我们要把这装满民族情感的世纪宝鼎将永远珍藏。

赵忠祥：让我们共同祈福神州大地和平昌盛，让我们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这个仪式和《看看我们的母亲河》是类似的，而且还通过录像展现了各地的人们"采土"（见图5.4-5.7）的录像，布达拉宫，漠河北极村，澳门，香港，这些图像就提供了一条索引线，把一捧土和一个地区联系起来，这是第一种关系。而当取自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的34捧不同味道、不同颜色的泥土汇聚在一个宝鼎里的时候，这34捧泥土之间就发生了直接的联系，这是第二种关系。这其实也是一个模仿仪式，只是没有把它拼成中国地图样子而已。就是一捧土和一个地区的关系，与这34捧土之间的直接接触关系产生了权力关系，"大中国"的共同生活空间被塑造出来了，促成了一个"认同的空间"（莫利、凯文，2001）。

同样这个仪式所体现的权力关系也不是直接支配和间接支配的关系而是接近关系和统一关系之间的关系。

正是通过这些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来，变为同一个世界，构建了民族国家的认同。

2、相会

在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历年春节晚会都是在"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开始的，全国都是在这个时候收看春节晚会，而不管当地实际时间是一天中的什么时候；新年"零点钟声"是春节晚会的一个重要时刻和高潮，也是春节这个节日本身的"非常时间"或"神圣时间"。这采用的也是北京时间，也就是说对于像新疆这样的地区，北京时间的零点离他们实际新年的到来还差两个小时，海外与北京时间的时差更大，举个例子，在海外华人聚集最多的北美，比如旧金山与北京有16小时的时差，也就说北京时间的新年零点还是旧金山下午4点。而在春节晚会的北京时间零点钟声的时刻，总会插播海外华人与祖国共同欢庆新年到来的场面，让国内观众感觉似乎他们就在这个时刻和祖国人们一起渡过春节的这个"神圣时间"，给人们造成一种"天涯共此时"的国家和民族的一致性空间。

春节晚会上还有直接展现北京时间的节目。

案例5.5 1997年配乐诗朗诵《北京时间》

图5.9 北京时间

赵忠祥：此刻，我们的心跳已经接近了除夕零点，耳边是踏雪而来的牛年急骤的奔腾！

倪萍：此时此刻北京时间伴随着我们的生命律动。12亿中国人脉搏和北京时间山鸣谷应。

赵忠祥：此刻，改革开放的中国正迎接八面来风。北京时间秒针一动，就是大河上下gujiao lian ying（在音像材料种此处未听清）。

倪萍：啊，中国，北京时间。北京时间，中国。左手一条高速路，右手一条航天城。

赵忠祥：喝令长江改道，走东海，召唤大漠天涯刮绿风。

倪萍：今夜，让我们趁除夕夜色，向零点集结。踩着本世纪的残雪倒计时冲刺，向着繁荣。此刻，南中国海的涛声，是如此的清静又是如此的多情。

赵忠祥：1997，香港归航的汽笛将正点鸣响，中国，将用北京时间的6个月去跨越一百年的时空。

倪萍：你听，你听，北京时间的滴答声里，寒雪下面，青草伸展着小手，溪流欢跳着歌唱。

赵忠祥：你看，你看，料峭的春风里飞来了一只红蜻蜓。

倪萍：啊，让我们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这北京时间新春的零点。

倪萍：让我们以北京时间的速度和名义向世界宣布：中国将提前向未来时间发出邀请。

倪萍：发出邀请！

赵忠祥、倪萍、众人：发出邀请！

这个案例展现了两种权力关系，第一种，通过叙述把"中国人――北京时间"，"中国-——北京时间"，"北京时间——中国"，"北京时间——中国——世界"这些词汇的反复对应，建立了一种关系，这是主持人对"北京时间"的一种直接支配。而舞台上的这面钟是和普通人按"钟表时间"为节奏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间接支配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之间就产生了权力关系，把中国（或中国人）和北京时间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种权力关系是一种无声的权力关系，我们发现，钟面上原本应该是1－12点的刻度，而现在都变成了1997，而1997和香港之间联系是大多数观众所共享的，因此北京时间和1997的联系与1997和香港的联系，构成了一种权力关系，把北京时间和香港联系起来了。

这时，我们突然发现，第一种权力关系（中国和北京时间的联系）和第二种权力关系（北京时间和香港）之间的联系又产生了第三种权力关系即中国和香港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李猛说权力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而我们发现这种交织又能使一种权力关系和另一种权力关系之间发生联系而产生第三种权力关系。

"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吉登斯，2000：16），"北京时间"的权力技术正是这个论断的最好注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北京时间"这样一种权力技术造就了一个统一的、一致性的国家和民族的生活空间。

本章主要分析了以人物形象出现的分别象征国家机器的军人、国家荣誉的运动员和国家未来的儿童，以及以自然景观出现的民族国家象征性图景黄河、长城，以及以空间和时间形式出现的国家领土和北京时间构成的一致性生活空间的塑造过程。以人物形象出现的象征主要是通过话语对象扩展来引发权力关系的；以自然景观出现的象征主要是通过模仿仪式的操演（模仿和接触）来引发权力关系的，这种仪式借助场景和图像提供的可见权力线把各个局部场景联系起来，创造了一个超越日常互动的特殊时空，产生了一种体化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民族国家的认同。

第六章 春节晚会的自我解嘲：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

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类节目引起了我很大的关注，这就是对春节晚会本身的讽刺或解嘲。春节晚会上对不良社会现象的讽刺并不算少见，主要是有小品和相声来表现的，这在第四章关于"反面典型"的分析时已经涉及到了。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对"春节晚会现象"本身的讽刺，而且其中有两三个节目更特殊，它不仅是对春节晚会的解嘲，而且是对春节晚会中经常使用的权力技术的解嘲。

一、"英雄母亲"的困惑：消解"正面典型塑造"的权力技术案例

6.1 1989年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片断

人物：张导演（侯跃文饰）、王大妈（赵丽蓉饰）

[王大妈在寻找粮票和钱，屋外有人喊："王大妈，快去买豆腐吧，去晚了可就没有啦！"]

王：来啦！来啦！[急往外跑，和正要进门的张导演险些撞在一起。]

张：您是王大妈吗？

王：是，您是？

张：我姓张，是电视台的，您儿子做了好事我们要给您拍个专题片「儿子是好的，整个家庭里的人都是好的」

王：我儿子做好事，拍我干啥呀？！你去找他吧。

张：大妈，您儿子抓住了逃犯，为人民立了大功，成了英雄，可您是英雄的母亲哪！「儿子是英雄，英雄的母亲也是英雄。」

王：别拿我这老婆子打哈哈了，我能上电视？

张：大妈，"三·八妇女节"就要到了，这是我们为"三八妇女节"准备的专题片，非您不可。「三八妇女节专题片需要树立妇女的典型」

王：那……

张：请您先坐下，我先给您阐述一下导演构思，导演构思您知道吗？这部专题片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王：啥？拍一天，那可不行，我还得买豆腐去呢，去晚了可就没了……

张：大妈，不是拍一天，是拍您一天生活当中的几个片断。

王；咋拍呀？

张：好，您听我往下说。这部专题片……

王：哎，对了，您怎么称呼呀？

张：噢，我姓张，他们都叫我张导……

王：张导，你都倒啥呀？

张：我什么都导……

王：你倒豆腐吗？

张：导，倒豆腐？（突然醒悟）哎！大妈，看您想到哪去了，我是电视台的导演，我说什么都导，那是什么戏都导。这部专题片我要拍出80年代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通过您，要反映出中国妇女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点；通过您，要让人们看到英雄成长的足迹；通过您……「英雄是完美的，英雄的母亲也应该是完美的，英雄的母亲的优秀品质对儿子（英雄）肯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导演哪……

张：请别打断，我正在阐述导演构思，通过您，要让人们感觉到我对专题片的美学追求，通过您……（张还要往下说。猛然发现王正在低头数手中的钱和粮票）大妈，我刚才说的您能理解吗？

王：你刚才都说什么啦？

张：（扫兴地）好在这影视艺术是导演的艺术。没关系，大妈，咱们就开始工作吧，请您站到位置上去。（张站在了椅子上寻找最佳角度）大妈，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王：我干得活可多了……

张：我问第一件事儿？「英雄母亲早上干的第一件事肯定是很有意义的」

王：第一件事儿？啥都能说吗？

张：能说。

王（有些不好意思地）上厕所。

张：哎，不好，不好，我的意思是您每天早晨起来，搞不搞体育活动。「体育活动是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英雄母亲的生活应该是积极向上的」

王：就是锻炼吧？每天我就练这个（做甩手动作）

张：噢，甩手疗法。

王：是呀，它能治高血压，心脏病，你要学我可以教你……

张：好，以后学吧，您还会别吗？「甩手不算什么真正的积极的体育活动」

王：还会整两个太极拳……

张：也不好，缺乏时代特色，大妈，您会老人迪斯克吗？「英雄母亲应该是有时代特色的，迪斯克是有时代特色的」

王：你说的就是电视里教的那个扭屁股舞吧？学来着，可只学了一天就把腰扭了，再说那玩艺也不好看，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个交通警察那两下子呢，（说着比划起交通警指挥车辆的手势）

（注：划单条线的表示是张大妈的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而划双条线的"正面典型塑造"意识形态要求的理论逻辑，方括号里黑体字是本文作者写出的未被王大妈共享的索引性）

小品的表演总是戏剧化的，而这个小品的最大戏剧化在于剧中两个人物（张导演和王大妈）由于语言和行动失去了共享的索引性而造成了互动的困难。对于张导演的话王大妈总是不理解和误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张导演以为王大妈与他共享"语言和实践活动"的索引性，但王大妈却没有与他共享这种索引性，而需要张导演不断的给她说明。这是"理论（专家）逻辑"和"实践（常人）逻辑"之间的矛盾，张导演想当然的把他作为导演（专家）的逻辑和"正面典型"完美性的意识形态理论逻辑强加到王大妈的身上。正是这种索引性的缺乏，使得支配关系的产生成为了不可能。这就使得一般春节晚会节目中角色之间的支配的关系被颠覆了，这就是一个新的实践，是不能被纳入原有的事件系列的。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张导演的理论逻辑，"这部专题片我要拍出80年代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通过您，要反映出中国妇女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点；通过您，要让人们看到英雄成长的足迹；通过您……"，这恰恰正是春节晚会常用的"正面典型塑造"的逻辑，恰恰就在春节晚会进行自我解嘲，消解"正面典型塑造"权力技术的时候，它自己成了一种权力技术。索引线不是产生在演员之间，而是产生在这个小品的场景和往年或者今年"正面典型塑造"节目场景之间。具体的说是这个小品种张导演和王大妈之间的关系，与观众和历年观看"正面典型塑造"节日经历的关系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这个节目或者这种现象在春节晚会上的出现不是一个独立事件，而是依赖于许多场景和事件才能得以理解。这些场景和事件主要包括："正面典型塑造"这种权力技术在中国社会十分普遍，特别是在春节晚会上更是不断呈现；观众或者人们对这种权力技术产生了反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春节晚会才出现了这样一个消解"正面典型塑造"权力技术的小品。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小品里，两个角色之间并不构成直接支配关系，因此权力关系并不一定是直接支配和间接支配的关系，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可以这么理解[34]；还有一点得到印证的是权力不是什么坏的权力。这个小品在当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演王大妈的赵丽蓉获当选为"最佳表演者"（当时还没有"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选活动）。为什么老百姓喜欢这个节目？我想不只是赵丽蓉的风趣幽默，这个小品给人们带来的实践感是一个重要因素。实践具有紧迫性（exigency）的特点，人们看春节晚会时最大的紧迫性是什么？不是节目是不是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而是"我在看春节联欢晚会，有些节目如果我不喜欢看怎么办？"当然你可以选择不看，如果已经在看了怎么办？因此当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反讽和消解春节晚会惯用的权力技术的时候，观众获得了发泄的渠道，获得了一种实践感。这种权力其实是不可见的，而观众这种自我解嘲的权力技术采取了认可的态度。而同时"正面典型塑"节目仍然在这年的春节晚会上照演不误。

二、实话实说：消解"忆苦思甜"的权力技术案例

6.2 1999年小品《实话实说：昨天、今天、明天》片断

人物："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饰，用"崔"表示）

大叔（由赵本山饰）

大妈（由宋丹丹饰）

（小品表演的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大叔和大妈）到演播室参加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录制。）

崔：大叔大妈，别紧张，我跟你说，这个谈话节目它有个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大叔：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笑）。

崔：不是，大叔，我不是让你说昨天，我是让你往前说。

大妈：前天？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笑）

崔：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大叔：是后天？

崔：不是后天。

大妈：那是哪天呢？

崔：不是哪一天，我说的意思是咱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大叔：哦，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大妈：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大叔：你问这个有点毛病！

大妈：没有这么问的。

大叔：是啊。（笑）

崔：我还弄错了我还！（摊手表示无奈）

崔：那谁先说啊？

大叔：我说吧。我有准备。

崔：准备好了？

大叔（拿出一个本子开始读）：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的，谢谢。（笑）

崔（对台下观众说）：这是首诗。

大妈（掏出一个本子）：该我了。

崔：大妈也准备了？

大妈：我站着说。

大妈（开始读）：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疙瘩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

大叔：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钩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谢谢！

崔：大叔大妈，这个谈话节目呢，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在家怎么样在这儿就怎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大叔：那就放松呗（大叔、大妈马上把腿盘到了椅子上，大叔把鞋都脱了）

……

崔：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这话题啊起得太沉重了，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大妈：我先畅想呗，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我想写本书。

……

崔永元：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最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好！）

崔：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嘉宾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大妈：就剩一句了？

崔：一句话。

大妈：发自肺腑的？

崔：发自肺腑的？

大妈：我十分想见赵忠祥！（笑。赵忠祥在现场）

大叔：拉倒吧。

……

崔：大叔，您说一句话。

大叔：我也剩一句了？

崔：一句话。

大叔（掏出火车票）：来前儿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我们发现，"昨天、今天、明天"的索引性即"过去、现在、将来"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但实际上这几个词汇就是"忆苦思甜"技术的特征，从"苦"到"甜"并非是昨天到今天就能够完成的，而"昨天、今天、明天"这种表述正是要把从"苦"到"甜"的经历戏剧化。

这个小品所展示的农村大叔大妈具有双重性。一开始当主持人要求他们叙述"昨天、今天、明天"的时候，他们无法与"过去、现在、将来"建立起索引线，因此导致了沟通的失败，这个新的实践不能被纳入原有的"忆苦思甜"事件系列了。而当大叔大妈明白了这个意思的时候，他们"自觉"地以"完美"的形式进行了忆苦思甜，这里表现的是日常生活中长期的"忆苦思甜"支配技术对人们精神面貌的影响。但实践的逻辑仍然是他们的主要逻辑，"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前天？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来前儿的火车票谁给报了"。和案例6.1一样，这个小品所呈现的权力技术不在小品本身的场景里，而正是它和超出这个场景的历史上的春节晚会的联系（春节晚会上经常有"忆苦思甜"节目，而人们不喜欢这种方式），和日常生活的联系（中国社会中的"忆苦思甜"权力技术十分普遍），使得这种作为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实践成为了一种权力关系。由此使得老百姓在这种春节晚会自我解嘲的权力技术种获得了实践感，认可了这种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这个小品获得当年"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一等奖）[35].同样，"忆苦思甜"节目在这年的春节晚会上也是照演不误。

权力关系的不可见方式（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总是和可见方式（忆苦思甜、正面典型塑造等）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不可见的权力吸引和消耗了春节晚会的反对力量，为春节晚会装上了一个"安全阀"。

还有一个例子是2000年赵忠祥和倪萍主演的微型短剧《品茶》，从1991年开始至1999年，赵、倪两人每年都担任春节晚会主持，2000年是他们没有做主持人的唯一一年，而他们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剧中他们已经是几十年后的老头老太，他们俩回忆往事，相互"提毛病"解嘲，赵对倪说，"您这煽情啊有点让人受不了，见到老头煽情，见到小孩煽情，见到有病的煽情，见到没病的您还煽情！跟您一块主持节目就怕的您吧嗒吧嗒掉眼泪，人家说你是哭——星"；倪对赵说，"兰花指啊，就怕您伸出这只手啊瞎比划了。你知道人家叫你什么吗？

老太太！"而他们说的这些话，正是观众对他们的批评，只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口说了出来，在某种程度上"煽情"和"老太太"几乎成了赵、倪两人的模式化形象，甚至可以称为一种权力技术（主要是一种叙事的技术）。由于他们自我解嘲的内容正是历年来观众对他们的批评，这样索引线的建立就非常容易，就是在观众情绪得到发泄获得实践感的时候，一种作为关系的权力悄悄的发生了，这种关系是小品中的赵、倪这个局部场景与历年晚会上赵、倪形象之间的关系。同样，当倪萍再次在2002、2003年春节晚会上再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的时候，这种权力关系就已经转变成了一种间接支配关系，权力正是使支配成为可能的条件（李猛，1996）。

三、第三至六章小结

第三至第五章分别用案例分析了"忆苦思甜"、"正反典型塑造"、"神圣形象和象征塑造"这三种春节晚会上典型的权力技术。"忆苦思甜"主要是通过叙事归因把个人事件归属于群体力量，把节目和观众联系起来，引发权力关系："正面典型塑造"主要通过示范，以个人行为影响大众行为，把节目和观众联系起来，从而产生权力关系，"反面典型塑造"主要是通过话语对象扩展，把个人事件通过相似性推广至群体，从而连接了节目和观众来实现权力关系；而"神圣（人物）形象塑造"主要也是通过话语对象扩展来实现的，而"神圣（景观）象征塑造"则主要是通模仿仪式这样一种仪式操演（模仿和接触）把局部场景联系起来促使权力关系产生的。叙事归因、话语对象扩展、示范机制和模仿仪式是春节晚会四种基本的权力关系运作机制。

第六章主要分析了春节晚会中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即"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这类"春节晚会自我解嘲"的节目场景不能纳入往年那种权力关系事件，使权力关系和新的支配关系发生联系。而它的反复使用使得它本身成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

"忆苦思甜"技术是由土改时期的诉苦和忆苦思甜发展而来的，当时这些技术是为了建构人们对两个时代决裂性的认知，而当前特别是春节晚会上重心已经从"忆苦"转向了"思甜"，"忆苦"只是一种点缀了，主要是要让人们产生对给他们带来"甜"的社会和国家的负债感；而"正面典型塑造和反面形象教化"在土改文革时期是"正面典型塑造与反面形象羞辱"，"正面典型塑造"的目的两者是一样的，而"反面形象羞辱"和"反面形象教化"就有本质区别了，前者通过对反面形象的羞辱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他的仇恨，促成阶级分化，而后者通过反面形象的教化则体现的是正面典型的感染力，使正面形象获得一种成就感，使人们对反面形象产生一种同情感。因此，"忆苦思甜"和"正反形象"这两种权力技术不再是作为一种强迫的"分化"技术，而成为了一种诱导的"整合"技术，这两种技术主要促成的是人们对社会制度的认同。"神圣形象和象征塑造"则非常明显，是通过符号和象征来吸引社会成员的关注，通过符号和象征这条索引线将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情境联系成一个整体，构建这些社会成员之间的认同关系，造就了一个想象的民族国家共同体。

"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作为一种不可见的权力消耗了"正面典型塑造"和"忆苦思甜"这两种可见的权力技术的反对力量，成为了它们运作的润滑剂。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忆苦思甜"，"正反典型塑造"、"神圣形象和象征塑造"这三种权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促成一体化的一种力量，而作为润滑剂的"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显然也是有助于一体化过程的。但这几种权力技术的理论（意识形态）逻辑往往会和观众的实践（日常生活）相违背，从而造成了一体化过程中的某种紧张（tension）。

第七章 媒介传播与沟通：权力关系的发生、散布与改变

春节晚会是通过媒介传播的晚会，春节晚会从1983年诞生起就采用了现场直播。一开始同步媒介只有单一的电视，后来同步媒介开始多样化，广播、电话相继在春节晚会上使用，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手机短信等互动媒介成为了晚会与观众实时沟通的主要工具（参见附表九：21年来春节晚会媒介形式的变迁）。媒介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传播，另一个就是沟通，前者是单向传播媒介的主要特点，后者是双向传播即互动媒介的主要特点。我们发现电视、广播主要是单向媒介，它们基本上只能完成传播而不能实现沟通。电话、互联网则是互动媒介，特别是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恢复了口语传统（麦克卢汉，1995），提供了在间接关系衍生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直接沟通的可能性。手机短信好像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春节晚会的使用上来看，主要是观众向春节晚会传递信息的工具，但在技术上存在逆向交流的可能性。

一、媒介传播与逻辑整合：权力关系的发生与散布

媒介只是提供了信息传递的技术可能性，而信息要真正传达给参与者还需要通过参与者的逻辑整合来完成，这样才能产生或不产生权力关系。而权力关系的改变则不只是媒介单向传递和人们的逻辑整合（对于春节晚会来说，逻辑整合就是观众如何看待春节晚会和如何表达他们对春节晚会的看法，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够完成，还需要沟通与互动。

福柯认为权力的社会散布机制（dispositif）是由无数分裂或断裂的曲线构成的，而其中可见线是一条不可或缺的曲线（Deleuze ，1992）[36].而从可见线来看待权力和支配的关系，可以发现将局部的支配场景与间接的支配关系联系起来的两种不同方式，即可见的权力和不可见的权力。对于春节晚会来说，主要目的不是在节目和演员或者节目与现场观众之间建立起权力关系，而主要面对的是场外的观众，而电视便是提供了权力发生和散布的技术可能性。电视（包括图像、声音）在使权力发生和散布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可见线，这是逻辑整合的其中一个条件。春节晚会上的大多数权力是可见的，特别是第五章中分析的民族国家象征图景的仪式化塑造更为明显，模仿仪式是可见的权力。而同时，春节晚会上也有权力线不可见的权力散布在春节晚会上的各个角落，比如节目的衔接方式或者甚至是一个眼神，更典型的是本文第六章分析的作为"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这是一种权力线不可见的权力，容易为观众认可。电视在使权力发生和散布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也就仅限于此。

至于是否能够建立起权力关系，还要看观众是否能完成逻辑整合的另一半——是否接受可说明性。第三至六章已经论述了春节晚会中叙事归因、话语对象扩展、示范和模仿仪式等权力关系运作机制，现在我们再集中来看一看观众到底是如何解读春节晚会的，但我们并没有必要非要有直接针对三至六章中分析的节目的观众解读结果，我们希望了解的是观众的解读方式。本文的分析并不是要通过分析观众的解读来得出哪里产生了权力或支配，哪里没有权力或支配，而是把"权力关系"概念作为一种"现象技术"。当然如果有那些直接的解读结果的话当然不是坏事，但并不是必要的。下面从互联网[37]和其他印刷媒体上观众对春节晚会的评论来粗略分析一下观众的解读方式，这显然不是一个严谨的分析，只是最不坏的选择。

案例7.1 观众解读之一

案例7.1.1「晨雪一瑞」[38]铁路工人的心声！我在铁路上工作，工作十年我在候车室里度过的春节就有八个，我已经快失去了和家人团聚的兴奋了，大年三十值夜班，初一回家就要好好休息，就没有了节日的快乐，初二的时候我还要回娘家，想想第二天还要上班也不敢好好地玩，但是我们这样地工作，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只是为了更多的家庭能够过好春节。我希望能不能给我们铁路工人安排节目，让我们感受到节日的欢乐。为我们驱走工作的劳累，让我们能在晚会上看见我们新一代的新生活。（资料来源：刘连喜，《文化年夜饭：网话央视春节晚会》第269页）

案例7.1.2「小雨！1」我是一名军人。我们当兵的从穿上这身军装大概就注定要远离家人了，大过年的真想回家看看，但回家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能在春节晚会上看到反映我们部队生活的节目是我们军人最高兴的事了！（资料来源：刘连喜，《文化年夜饭：网话央视春节晚会》第259页）

案例7.1.3「micki8838」在晚会上问候一下高三的学生吧！明年提前高考，他们（当然包括我）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很轻松的。拜托！（资料来源：刘连喜，《文化年夜饭：网话央视春节晚会》第259页）

案例7.1.4「yanzi2000000」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春节晚会上最想看地是杂技和流行歌曲。希望有实力的歌手能在晚上看到。也希望有更多的港台歌手来参加。还有就是想看到更多有新意的小品。不要太形式化了，那样看的让人很不舒服，就像去年的一样。（资料来源：刘连喜，《文化年夜饭：网话央视春节晚会》第259页）

案例7.1.5「Jeremy L1」中国特色的劲歌爆舞。因为我是年轻人，而且现在感觉春节晚会在年轻人这一档做得不够好，所以我希望有些中国特色的劲歌爆舞，舞蹈的节奏感一定要强，我现在在海外，我的感觉就是中国的舞蹈不如国外的让人耳目一新，希望能考虑一下！！（资料来源：刘连喜，《文化年夜饭：网话央视春节晚会》第265页）

案例7.1.6「koko781」春节联欢晚会还是搞得不错。我在新年里最快乐的事就是看春节联欢晚会，我们家在年三十时间，吃过年夜饭，就一家三口子围在电视机旁。对这些年来的联欢晚会，我发表一下我的建议。我是一个16岁的女孩，总认为这联欢会搞得有点适合我爸那代人，我爱看华语榜中榜这样的节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喜欢了。（资料来源：刘连喜，《文化年夜饭：网话央视春节晚会》第259页）

案例7.1.7在国外的两年春节，可以说我是在百感交集中度过的，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想着国内的亲人朋友们围在饭桌前吃着年夜饭，看着热闹的春节晚会，那种心情我想很多朋友都不曾经历过，那时哪怕是给我看一分钟晚会的节目，都会令我雀跃呀！今年我终于也可以和大家一样和亲人们一起坐在饭桌前观看春节晚会了，现在我的心情和以前真的是大不一样，往日里挑三拣四，品头论足的想法都烟消云散了，有的只是感激，快乐和满足！（资料来源：互联网，具体地址不详）

案例7.1.8「异国的浪漫」别忘了留学生！其实作为身在国外的留学生，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主持人能够替我们转达对于祖国、家人的祝福和思念。（资料来源：刘连喜，《文化年夜饭：网话央视春节晚会》第260页）

从案例7.1.1至7.1.9这9个案例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观众都是从自身社会处境的角度来解读春节晚会的。案例7.1.1至案例7.1.3体现的是观众从自己身份的角度来解读，铁路工人"晨雪一瑞"想看反映铁路工人的节目，军人"小雨！1"想看反映部队生活的节目，高三学生micki8838希望晚会能问候他们以缓解高考压力等等；案例7.1.4至案例7.1.6则体现的是观众从自己年龄角度来解读，年轻人（大学生）yanzi2000000、Jeremy L1想看杂技、流行歌曲、劲歌爆舞，少女koko781想看"华语榜中榜"；而案例7.1.7至案例7.1.8体现的则是观众从自己的所在地域角度来解读的，在国外饱尝了过春节的寂寞回国后看晚会百看百顺了，留学生"异国的浪漫"希望晚会能转达他们对祖国和家人的祝福[39]。

这种现象也是晚会主办者经常说的"众口难调"，但"难调"并不是因为观众挑剔，而是各人都有个人不同的社会处境，希望电视造就对他们而言有益的意义从而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最终理解他们自身（约翰·费斯，2000：304）。春节晚会有这么多的观众，各人的社会处境都不尽相同，骂声一片是很正常的[40]，但我们并非否认有"相同处境[41]"，虽然目前在中国依赖于"相同处境"的阶级关系已经不存在，但阶层关系还是存在的，这也是依赖于"相同处境"的，如果节目的逻辑违背了整个阶层甚至更大范围的观众的实践逻辑的时候，骂声就会非常强烈了。同时骂声越来越多主要不是因为春节晚会本身生命周期的原因或者晚会越办越差，而是人们的社会处境在不断的变化，而春节晚会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是迟滞的。

案例7.2 观众解读之二

案例7.2.1「lydia34」今年有的公司推出了风靡全中国的网络游戏，我也是该游戏的忠实玩家。该公司的成功营运固然可叹，但在游戏中我感觉到有好多的学生为了玩游戏而荒废了学业，着实令人心疼。能否演一出小品反映这方面的现实，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也对学生们敲敲警钟，起到教育的目的呢？（资料来源：http://spring.cctv.com/2003spring/news/2003-01-21/263.shtml ）

案例7.2.3「老狼叔叔」导演您好：我是福建三明的一位热心观众，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赵本山今年小品卖什么。对此，我有一点小小建议，我觉得今年小品能不能从福建、广东的非法六合彩作为中心内容，通过小品的形式来教育人们，让人们认清赌博的危害性质。（资料来源：刘连喜，《文化年夜饭：网话央视春节晚会》第273页）

案例7.2.2「ewen79」希望能看到在原来的基础有些超越的、而又相对比较严肃一点的幽默小品，而不是油腔滑调、不疼不痒的小品。其实，关键是题材的选取和处理的手法，最好能既达到幽默讽刺的目的，又达到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目的；媒体本身就有监督的作用吧！还有就是对腐败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了当今的中国民众最为关注的焦点，所以，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小品，肯定会引起共鸣的。（资料来源：http://spring.cctv.com/2003spring/news/2003-01-21/263.shtml ）

从这三个案例我们同样可以看出观众也是从自身社会处境的角度来解读春节晚会的，而我们的新发现在于正是由于社会处境角度的解读，观众并不排斥教化（权力），游戏玩家lydia34希望春节晚会给过渡沉溺于游戏的学生敲警钟，身处"六合彩"盛行地的"老狼叔叔"希望有小品教育人们认清赌博危害，而ewen79则直接道出了节目是需要能教育人民的。观众们不会关心春节晚会有没有权力，而是能不能和他引起共鸣，所谓共鸣春节晚会能不能帮助他"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最终理解他们自身"，这正是实践感或者说实践的紧迫感。从而导致他们接受或者抗拒支配，构成一种权力关系。当然大多数观众不会知道这是权力，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说权力是一种关系，而非权力不是强力（Force ），也不是支配。"权力关系本身并不是什么坏的、人们应该从中解放出来的东西……问题并不在于试图在一种完全透明的实践中消解它们，而在于将法制、管理技术以及在伦理学、气质、自我的实践中赋予自我，这些东西将使这些权力实践得以在最低限度的支配下进行"（福柯，转引自李猛，1996：22）。

二、媒介沟通：权力关系的改变

沟通对于权力关系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指出支配不仅仅限于局部性（local ）的情况，而且涉及全局性（global）的情况，即在整个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支配关系。处于这种支配关系两端的社会成员，并不只是在数量上超出了局部支配的情况，更重要的是，（1）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以及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内部也许根本没有互动关系的渠道；（2）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分别通过认同过程构成了两个对立的想象共同体（李猛，1996）。土改文革时期的"诉苦"、"正面典型与反面形象羞辱"这些技术正是造就阶级关系，形成两个对立的共同体的过程。

对于春节晚会来说，一开始同步媒介只有单一的电视，电视主要是单向传播，对于春节晚会场外观众的沟通它基本上无法完成的。但作为沟通的异步媒介还是有的，比如印刷媒介，但起沟通效果十分有限，而且多为精英所掌控。另外还有两个不容易为我们认为是沟通方式的现象也应该注意到，一是收视率，这也是一种沟通手段，只是比较消极的沟通方式，是作为的权力的认可或反抗形式出现的，但其传递信息还是很及时的；二是"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参见附表十：历届"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获奖名单）评选活动，但这种方式并不十分有效，因为如果有人不关注春节联欢晚会，他更不会关注节目的评选。

后来支持媒介开始多样化，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电话、手机短信、互联网等互动媒介成为了晚会与观众沟通的主要工具，沟通的渠道明显的增加和畅通了，在我看来，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真正的互动沟通，虽然互联网同样受到制约（比如管制，数字鸿沟等），但总体上它有力促进沟通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央视国际网站（www.cctv.com）专门开辟了春节晚会论坛[42]，今年专门把网上论坛的部分内容编辑成书出版[43]，可见中央电视台已经充分重视了这条沟通渠道。这对权力关系的改变影响会是非常大的。像1989的《英雄母亲的一天》，1999年的《昨天、今天、明天》和2000年的赵、倪的《品茶》等春节晚会的自我解嘲节目的出现就是沟通的导致的结果，而春节晚会的自我反思更是散见90年代以来的春节晚会上。我们看到通过沟通春节晚会所体现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有些从可见的变成不可见的了，而有的则逐渐消失了，当然也有新的权力关系甚至支配关系在出现。权力本身并不是什么好的和坏的，我们所要警惕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要警惕权力关系发展成为一种支配力量，而且对权力的反抗也会发成为新的权力关系，甚至支配关系[44]."如何在建设性地创造对抗支配的有效方式的同时又不陷入一种新的全局支配关系中，这仍是权力分析，乃至任何批判社会学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李猛，1996：55）。

对于春节晚会这样一种和全国观众间接建立关系的形式来看，媒介显然是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媒介主要有两种功能，传播和沟通。春节晚会的传播主要靠的是电视，从权力视角来看，电视提供了一条权力的可见线，而要使权力关系成为可能则还需要观众的另一部分逻辑整合——对可说明性的接受与否，对于春节晚会来说就是如何解读，我们发现观众总是从他们自身的社会处境出发来解读的，各人的处境千差万别，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春节晚会"骂声一片"。

沟通是导致权力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春节晚会的媒介沟通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沟通的互动性也更加增强，这正是使春节晚会体现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第八章 结论和讨论

一、春节晚会的权力关系运作机制

通过对"忆苦思甜"、"正反典型塑造"、"神圣形象和象征的塑造"这三种春节晚会常用权力技术的分析发现，叙事归因、话语对象扩展、示范、模仿仪式是春节晚会权力关系运作的四种基本机制。

叙事归因和话语对象扩展都属于话语技术，叙事归因是把个人事件归属于群体力量的一种权力关系运作和散布机制，话语对象扩展是把个人事件通过相似性推广至群体的一种权力关系运作和散布机制。吉登斯认为，"语言是时空距离基本的和原创的工具，它使人类的行为得到了升华，超越了动物体验的直接性"（Giddens ，1991），权力和语言都是"流通手段"，"权力和语言的运用是非常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活动的固有特征，而不是特殊的社会形式"（吉登斯，2000：20）。电子媒介无疑为这些话语技术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运作空间。

主要体现在"正面典型塑造"上的示范是一种以个人行为影响大众行为的权力关系运作机制，示范性机制（exemplar）是古已有之的（李猛，1996：40），而电视无疑是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的一个理想媒介。

模仿仪式是一种以仪式操演（模仿、接触）的方式把各个局部场景联系起来，建立一种超越互动仪式链的特殊时空的权力关系运作机制。模仿仪式是原始宗教时期就有的一种仪式形式，但是在媒介时代它的形式完全发生变化了，模仿的对象不再是动物，而是民族国家的特色景观了，民族国家替代动物被塑造成了一种图腾。电子媒介时代的影像特征能使这种图腾变得栩栩如生。

春节晚会还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就是"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春节晚会的自我解嘲"是春节晚会上的一类特殊的节目，是对"忆苦思甜"、"正面典型塑造"等春节晚会常用权力技术的嘲讽，这种不能被纳入权力关系的新的实践事件使权力关系与新的支配关系发生联系，成为了一种"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这种不可见的权力和可见的权力（忆苦思甜、正反典型塑造等）交织在一起，消耗了对春节晚会的反对力量。

二、回应导论中的经验问题

到这里，我们可以尝试对导论中提出的"边骂边看"的经验问题做出回答了。从本文的分析来看，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春节联欢晚会是由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在国家授权下主办的，具有授权合法性。同时，由于春节晚会是以这样一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为接合点进入民间的，这使得它也具有了某种"基础合法性"，即从被人们认可的民间传统中获得的合法性。春节晚会上布景（大红灯笼、爆竹模型等）、服装（如唐装等）以及具体节目和活动（如包饺子、拜年等），还有通过歌曲、小品等和春节密不可分的"浓浓的乡愁"的展现，都是这样一个"基础合法化"的过程。这正是使春节晚会能够兴起和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条件，80年代初春节晚会的兴起和人们在文革中被强迫过"革命化春节"、剥夺传统的背景密切相关[45]。这是人们为什么年年要看春节晚会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春节习俗逐渐淡化[46]的背景下，春节晚会上呈现的"传统"成了人们寻找传统、寻找意义的方式。

2、在意识形态逻辑的指导下，春节联欢晚会历年来都实践着"忆苦思甜"、"正反典型塑造"、"神圣形象与象征的塑造"等一套权力技术。而观众都是从自身处境的角度来解读春节晚会的，春节晚会各个观众群甚至每个观众都处于各不相同的处境，因此当这些权力技术的理论（意识形态）逻辑和他自身的实践（日常生活）逻辑相悖的时候（这正是春节晚会的最大弊病），"骂声一片"是不足为怪的，而且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放大了这种"骂声"。

但同时我们发现春节晚会有通过自我解嘲的方式实践着一种"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这种隐蔽的权力吸引和消耗了观众的反对力量（骂声），给春节晚会装了一个"安全阀"，但春节晚会的这种自我调节能力相对是较弱的，因此"骂声"依旧不断，但至少已经体现出了这种可能性。

3、由于春节晚会中的"忆苦思甜"技术偏向于"思甜"，"正反典型塑造"技术偏向于"正面形象及其教化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整合而非分化的力量，促成了观众对社会制度的认同；而"神圣形象和象征的塑造"通过象征和仪式把各个局部场景连接起来，创造了一个超越日常互动的特殊时空，具有促进塑造民族国家认同的作用[47]，而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正是在中国社会庇护关系（如单位制）衰微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在努力寻求的。在通过其他方式（如社会运动等）建立认同的可能性较小的情况下，春节晚会自然成了一个认同的空间。我们发现在人们的"骂声"里很少听见对"神圣形象与象征"塑造以及关于故乡（乡愁）等认同母题的责难。这些都使春节晚会获得了进一步的基础合法性，这也是人们一如既往的看春节晚会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春节晚会进入民间的基础合法性、整合能力以及春节晚会的自我调节能力这几个角度（这几方面总的都可以称为基础合法化），我们回答了春节晚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看"的原因；从春节晚会权力技术中部分体现的理论（意识形态）逻辑与实践（日常生活）的逻辑相悖而无法满足人们的实践感这一点回答了人们为什么对春节晚会"骂声不断"的原因。

就是这样各种因素的紧张中，呈现出了特殊的"边骂边看"的春节晚会现象。如果更进一步抽象的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春节晚会的授权合法性与基础合法性之间的紧张，而这也正是中国社会许多看似奇怪的现象背后的原因。

当然这些并不是"边骂边看"现象的全部原因，但作者认为是主要原因。先前的学者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解释的（耿文婷，2003），但"审美"本身是一个非常宽泛和模棱两可的概念，"什么是美的"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答案，而且同样是与每个人的社会处境相关的。因此给出这样一个解释实质上是把春节晚会观众看成同质的了，而本文所给出的解释不仅考虑了同质性也考虑了异质性。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话，审美是需要社会学的解释的，当然对于这一点本文是不可能展开了的。

三、本文的可能贡献与缺陷

本文的可能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对经验问题的解释上看，本文对"边骂边看"的春节晚会现象作出了一种比较有力的解释，破除了对春节联欢晚会的"妖魔化"和"神圣化"，而这正分别是在"利益冲突模式"和"权威-—合法化模式"的权力理论笼罩下的阴影。

从方法上来看，本文是首次从真正的社会学视角来研究春节联欢晚会，而且把非常有潜力地关系/事件视角引入这样一个研究，创新性地把作为一种关系的权力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权力关系"分析框架的优势在于它不是去化减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而是去努力展现这种复杂性，也正因为如此称它为一种"现象技术"。在这种分析框架下，我们看到了以前视而不见的东西。同时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春节晚会是一个大众传播现象，因此也为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很有启发的可能路径。

从理论上看，本文发现了春节晚会四种基本的权力关系运作机制。其实这些权力关系运作机制并非是春节晚或所特有的，而是体现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方面方面，因此这些发现对于其他经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除此之外，本文还发现春节晚会上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这是一种相对比较隐蔽的权力，而这正是现代社会权力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有重要启示意义。

当然本文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是毋须掩饰的。本文采用关系/事件视角下的"权力关系"分析框架是一个非常初步的尝试，对这种视角的把握并不一定十分准确，理论和经验事实的结合可能也会不够紧密。而且由于本文所拥有的主要材料是一个文本，而观众的反应和其他有关事件方面的材料相对缺乏，这也使得"权力关系"框架的完整性会有所欠缺。对于春节晚会权力关系运作机制的概括也是比较初步的，可能并不十分准确，对于"消解权力技术的权力技术"的分析可能还没有把握到其本质，还需要斟酌。

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权力关系和支配关系

李猛（1996：24－25）认为权力关系是一种关系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理解为联系直接支配关系和间接支配关系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其实权力关系和支配关系是不同层次上的关系，而这一点李猛并没有指出来，在他对比权力关系和支配关系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模糊了这一点重要的区别；另外，权力关系在什么条件下会转变成一种新的支配关系，也就是说权力关系与支配关系之间的转化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而这对于进一步理解权力关系和支配关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非常重要。

从对第五章"北京时间"这个案例的分析来看，我们发现不仅像李猛所说的，权力关系可以是直接支配关系和间接支配关系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可以是两种权力关系本身之间的关系。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来证实。

2、权力关系的非主体性

李猛（1996：25）认为权力关系和支配关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支配关系是有主体性的，而权力关系是无主体性的。但他在解释"权力技术"概念（1996：27）的时候说"'权力技术'是指作为关系/事件的权力一旦以某种策略（strategy）或计策（tricks或tactics ）的方式被运用，这种方式就可能成为一种在不同实践场合中一再出现的技术"，也许这里的这个"被"字是误用，但这样的问题在他论文的其他好几处地方出现就应该不是偶然的了。这正是我们在权力分析中遇到的一个困境，我们界定概念的时候说权力关系是"无主体性"的，但在具体分析解释的时候，却不经意间又出现了权力的"主体"，这一点在本文的分析中也未能完全避免。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困境推动着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3、仪式、生活与权力

春节联欢晚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表现性公共仪式，春节晚会上的权力大多是可见的权力，而可见权力总是一种"喜剧权力"（the power of comedy ，Callois ，1998）[48]，它依赖的不是认知的冷静和审慎，而是一种情感上的狂欢，李猛（1996：40）说"每一次公开的权力仪式都是节日"，而对春节晚会来说是"每一个公开的节日都是权力仪式"。社会权力通过表演提供了一种联系示范中心和社会各个局部的感情纽带。

郭于华（2000）根据仪式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把仪式分为作为人类基本生存技术的仪式、作为人类生存意义的仪式和作为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的仪式三种。从作为关系的权力视角以及通过对春节晚会的分析看来，这种分类是可以商榷的。春节晚会上的仪式作为一种权力技术同样可以为人们提供意义，甚至可以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这样一种分类的认识障碍还在于把"权力"视为一种所有物，一种强力和支配。权力只是一种技术或者一种关系，它本身所能够实现的东西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可以促成整合也可以颠覆、瓦解整合。从其产生的后果来看，权力跟仪式一样，没有什么好与坏之分，它们所能带来的结果同样是多种的。人类学家对仪式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了，如果以认识仪式的态度来认识权力将会有很大帮助。

仪式和权力都是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仪式和权力能否存在和延续，不在于它们是好的还是坏的，而在于能否满足人们的实践感（实践的紧迫性）。仪式和权力正是在实践中调整自己，而人们更是在实践中生活，实践的权力和实践的生活共同构成了这个实践的世界。

本文附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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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央电视台2003春节联欢晚会》VCD，2003，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后记

这是一次痛苦的写作实践，写到最后才找到一点感觉。但我不会因此感到遗憾，写作的目的就在于写作本身，当我敲入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它的意义对我而言就结束了。

研究生阶段只有三年，然而我师从王汉生老师已经有五年了，从"浙江村"到"虚拟社区"到"春节联欢晚会"，王老师给了我最大的自由，让我在探索和发现中不断成长；在我犹豫和迷茫的时候，她总会给我莫大的鼓励，让我重振信心。王老师以她特有的学术敏感意识到"春节晚会现象"的特殊性，这一年多来她和我一起探索，讨论，再讨论，从材料搜集、文献提供到框架拟定，王老师几乎是和我一起写作的。我是无法仅用"感谢"二字来表达对王老师的感激的，能有她这样一位具有非凡学术造诣和独特人格魅力的好老师实在是我的幸运。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另外两位老师，一位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郭于华老师，是她在我陷入困境的时候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和细致入微的指导，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的论文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另一位是我本科的班主任，远在芝加哥大学的李猛老师，我第一次震惊于抽象理论所富含的强烈经验感受力；而且我还通过email 得到了他的直接指导，这是我最大的荣幸——因为在我们眼里李猛老师几乎是一个神。也许，正如韦伯所言，工作（实践）是接近上帝的唯一方式。

我还要感谢所里的赵斌老师和现在新闻传播学院的刘德寰老师，他们在帮我提供文献和材料方面给予了热心的帮助。

感谢永远是那么率真和执着的诤友欧阳觅剑，他总是那么敏锐，那么富有逻辑，通过QQ和他的多次探讨使我受益匪浅；感谢博学严谨的学长王水雄，他对我的论文修改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感谢先我毕业正在宾州大学深造的师妹梁克，聪慧和善解人意的她，总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热心的帮助和中肯的建议；感谢朴实而又灵动的师妹老黄（黄玉琴），和她分享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对这篇论文，她提供了很好的修改建议，之前还帮我整理资料；感谢同门孙秀琳、李祎，和他们的探讨给我了很多启发；感谢善良、勤奋的同学和同乡张翔，同他的探讨总会让我发现很多问题；感谢诚挚的同学李康乐，她帮我逐字逐句检查论文中的错别字、标点符号和语法，让我十分感动；感谢和我共处三年的室友陈强和李志宏，陈强是我的一稿和二稿的第一个读者并提出了很有针对性的意见，他还曾经帮我整理资料。

我甚至要感谢打印室为我录入相关资料的打字员，虽然这是市场关系，但是没有他们的劳动我的论文同样是难以完成的。

感谢20多年来含辛茹苦养育我的父母。幸好我的论文还能和他们建立一点"索引性"，那就是春节联欢晚会他们不会不知道。当我的母亲知道论文还需要参加答辩的时候，不无担忧地问我："一定很难吧，那你答不上来怎么办，是不是就毕不了业呀？"

感谢我的女友王俊秀，是她的关爱，是她对生活的热情、好奇和梦想，鼓舞我完成写作和继续探索。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自己，我自己的辛勤劳动同样是无须鄙视的。

注释

[1]转引自李猛，1996：22.

[2]"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简称。

[3]为行文方便，本文中的"春节联欢晚会"多简称"春节晚会"。

[4]80年代虽然还没有对春节联欢晚会的收视率调查，但从直觉的收视状况和观众收视过后的热烈反响来对此做出判断应该是不算武断的。

[5]央视调查中心的"家庭到达率"概念的对象是"家庭户"，"收视率"概念的对象是"个人"，另外从收视时间上来说，只要该家庭收看过此节目，不论时间长短都计入"家庭到达率"，而"收视率"则需个体的收视行为持续达到一定的时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庭到达率"的概念要粗于""收视率"，但据央视调查咨询中心多年的实践和研究结果表明，二者曲线图的走向基本一致。

[6]其实它之所以能办下来，也是和收视率和观众的反应密切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7]这里所说的合法性包括"授权合法性"和"基础合法性"，在文献综述里会详细介绍。

[8]社会理论和历史研究应该关注的"日常生活"并不仅仅是普通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处于与历史的言说和观看不同的生活――我们从大的叙事性历史中所看不到的生活。因此，日常生活和世界历史不过是分层历史中的两种不同的经历生活事件的方式（李猛，1997）。

[9]英国社会学家洛克伍德（Lockwood）在他1964一篇著名的文章里中区别了社会的两种整合方式，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即"行动者之间有序的或冲突的关系"，和系统整合（system integration），即"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之间有序的或冲突的关系"。

[10]"逻辑整合"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涂尔干的晚期思想中，他十分强调各种分类形式对于一个社会的整合过程的影响。

[11]戈夫曼发现，在传统的中国戏剧中，舞台上常常出现与演出毫无关系的人。

[12]安德森认为这类小说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依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是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从而促成了对"民族"想象（安德森，2003：27）。

[13]转引自李猛，1996：45.

[14]转引自郭于华，2000：341.

[15]李猛（1996：41）也认为，在由法国大革命所肇始的当代社会中，政治仪式和政治符号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

[16]由于"国家"和"民族"二词在英文里都是nation，所以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依安德森的本义应该翻为"民族"更为合适，但在这里分析的问题中把它理解为"国家"并无不妥。

[17]转引自李猛，1996：6.

[18]同上。

[19]转引自李猛，1996：8.

[20]对于电视上的春节晚会来说，台上台下关系比较复杂，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春节晚会现场台下的观众和台上节目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晚会节目之间的关系。而实际上前者的可见部分是被呈现在电视机前观众的面前的，可以说电视机前观众看到的晚会节目是包含了这一部分关系。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后一种关系，但前一种可以作为参照。

[21]这里所说的"运作"和"发生"是一个意思，而不是"被操纵"的意思，权力关系是无主体性的，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

[22]但并不全部是，在后面的分析里我们会发现并非作为联系直接支配关系和间接支配关系的权力关系。

[23]李猛（1996：26）认为权力关系与支配关这种复杂的关系十分类似于《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卡尔维诺，1993）这部小说中读者"你"的故事和小说中提到的那十本书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把"你"遇到的每一本书看作一种支配关系所处的事件系列，而"你"阅读这些书的经历则是联系这些事件的"权力关系"。但有一点需要指出，权力关系本身并不构成一个事件系列。权力关系总是涉及不能纳入一个简单的事件系列的新的实践事件，这些新的微小实践（minor practice）的引入，使权力关系总是与新的支配关系发生联系，正式进入并构成新的支配关系。这正像小说中"你"的经历一样，这些经历并不像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形成了一个元故事，而是总是有新的人物（一个女子，她的妹妹，一个西马利克语教授，一个从未露面的神秘"骗子"，一个爱尔兰的畅销作家，甚至一个陌生国度的警察总监）和新的事件的发生，从而引出新的有待读者"你"来阅读的"故事"，而同时阻值这些经历本身成为一个故事，这正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一个绝妙写照。

[24]转引自李猛，1996：60.

[25]转引自李猛，1996：18.

[26]本文作者理解的"作为生存技术的仪式"和郭于华（2000）理解的不尽相同，她把生存技术理解为"用于文化传承"的理解有较强的功能色彩，而我认为在"生存"的最原初意义上理解更合适一点，或者至少应该包括这一点含义。

[27]以唐代为参照。

[28]之所以用"权力技术"这个概念旨在强调权力运作方式的可重复性。李猛（1996：27）认为，"权力技术"是指作为"关系/事件的权力一旦以某种策略（strategy）或计策（tricks或tactics ）的方式被运用，这种方式就可能成为一种在不同实践场合中一再出现的技术。而权力分析所能够探索的正是这些成为技术的权力运作方式。

[29]参见中国相声网 http://www.kpworld.com/jsps/xiangsheng/works/readwork.jsp?workid=467

[30]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类型，1994年的一个小品《吃饺子》表现的是一家人大年夜吃饺子的时候想起了过去的"窝窝头"而经不住放下饺子去吃窝窝头了，这个小品当然也是虚构的，但在这个小品里面表现的则是一种"实践"的忆苦思甜，一般的忆苦思甜是通过叙述来完成的，而这里则是通过"身体实践"来完成的。如果说叙述的忆苦思甜多少是消极的应对，而实践的忆苦思甜则是主动实践的。如果是在生活中，它不应称为一种权力技术，但它在电视上向观众呈现的时候，这就成为一种权力技术了。

[31]这和方慧容（2001：481－484）所说的"诉苦"中的"单一叙事＋复数结语"策略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32]此字音yu（同"与"），因为在楷体字库里没有这个字即无法显示为楷体，所以只能调为宋体，并非错录。

[33]模仿仪式是原始宗教时代的一种仪式，其操演是由人们的各种动作和喊叫组成的，模仿他们希望得到不断繁衍的动物的不同姿态和外貌，目的是为了保证图腾物种得到繁衍。涂尔干（1999：470-471）认为"模仿仪式"有两条它们赖以存在的原则，第一条原则：任何事物只要与某个对象发生了接触，也就接触了与该对象有关系的所有事物，而不管这种关系是接近的关系还是统一的关系。这样，任何施加于部分的影响也同样会对整体产生影响。任何施加在个体之上的作用都会传递给他的邻居、亲属以及通过任何方式与之发生关系的所有人。第二条原则：相似生成相似。对某种存在或某个条件的表现可以生成这种存在或条件本身。以上两种行为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一种则是通过传染的方式进行传递，一种是通过相似性进行传递。

[34]这一点李猛也强调了，只是在"某些情况下"。

[35]在2003年调查的春节晚会21年来"网友眼中十大经典节目"评选中，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和《昨天、今天、明天》双双入选，这恐怕不是巧合所能解释的，也不是赵丽蓉和赵本山、宋丹丹的幽默所能全部解释的。赵本山近几年演的小品《卖车》、《卖拐》、《心病》等反响很弱就能说明这一点。

[36]转引自李猛，1996：39－40.

[37]在我看来，互联网是目前最有可能真实反应观众解读的媒体。

[38]这是网友的网名，下同。

[39]这些案例是比较直接能反映观众解读角度的，而有很多是我们从他们的解读本身无法看出来的，这也是我在上面说的如果要真正理解观众为何如此解读，做口述史是最好的方式。

[40]当然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种"骂声"。

[41]参见李猛，1996：6－7.

[42]参见 http://spring.cctv.com/2003spring/bbs/index.shtml

[43]这本书是《文化年夜饭：网话央视春节晚会》，刘连喜主编，中华书局，2003.

[44]李猛认为，当女权运动中的一些流派试图建立女性自身的排他同一性时，正是从反抗关系发展成为新的权力关系，甚至支配关系。

[45]这也是为什么80年代人们的"骂声"较少的原因，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很强的实践感。

[46]这有节日自然变迁的原因，也有部分外力破坏的原因。

[47]建构主义认同理论认为，集体认同主要是通过纪念（commemoration）、叙述（narrative）和象征（symbolization）这三种方式来建构的。

[48]转引自李猛，199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