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
2008年3月27日 星期四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成功的农民造反，都是在"均田地"的呼声下发动起来的。为此，作为1949年农民革命继承者的现任政府才会对一起新兴的土地改革运动如此担心。这次土地改革运动的组织者表示，新出现的土地改革将遍至全国，挑战共产主义的根基。
通常效率很高的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在去年12月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当时，四个偏远地区的农民组织在网上发表了非常类似的声明，声称已从国家手中收回集体所有的土地，并单方面将其私有化。黑龙江、江苏、陕西及海港城市天津公安人员迅速行动，逮捕了大部分签署声明的农民。其中一些人在招供后已被释放，其他人仍然在押，或干脆消失了，下落不明。
在声明中，这些农民指责地方官员中饱私囊——他们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却不支付足够的补偿金，并且将这些土地用于（涉嫌）腐败的建设项目。中国宪法规定，所有农村土地均为国家所有，国家再通过30年承包合同将土地租赁给个人，但可以较为轻易地收回这些土地。
中国经济繁荣之源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经济繁荣收益于能够轻易获得的廉价土地。政府官员在支付了象征性赔偿，把土地上的农民全部赶走之后，再将其出售给制造商或土地开发商。这一不透明的过程充斥着贪腐的机会，政府征地行为已经成为中国抗议活动的主因。
在上述四个省市中，"收回" 土地只是名义上的，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在被捕之前，黑龙江省的农民丈量并划分了一块地方官员征用的土地。但他们签署的文件违反了中国宪法和至少其它3项法律。这些法律都规定，中国的所有土地均为国家所有。在其它几个地方，那些农民甚至没有走到这一步——公安机关迅速行动，事先制止了农民收回土地。
尽管上述农民抗议活动大多出现在互联网上，但对中国共产党仍是一个严峻的新挑战。每年，中国公安系统要处理近10万件"扰乱公共秩序"案件（中国政治活动人士认为，这一官方数据低估了中国社会不安定的真正规模）。然而，绝大多数此类案件都是局部的、无组织的，而且领头者在呼吁中央政府处理地方官员不法行为的同时，通常都强调忠于现有体制。
这次农民抗议活动则有所不同。不仅抗议者直接挑战共产党，而且这是一起由久经世故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抗议活动。一个由记者、学者、知识分子及政治活动人士组成的松散组织对此次行动进行了协调，而他们关于农村土地全面私有化的呼吁显然背离了现有制度。他们在一份类似毛泽东文风的声明中问道："这是谁的国家？是谁真正在以'公共利益'之名从中获益？……只有在保护大众的权利并帮助大众发展时，你才能被称作政府。"
这份宣言的作者大多位于北京，至今未被抓获。他们行动隐秘，要求不要透露有关他们身份的任何细节，以免立刻被捕。他们当中有些人是职业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他人则是当今共产党内的坚定成员；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英国《金融时报》决定不再进一步透露他们的身份。他们表示，之所以采取此类行动，是因为他们坚信：中国农民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源自当前的土地所有制。
这些组织者大约有10名核心成员，他们用了两年多时间走访中国各地，搜集了数千名卷入土地纠纷的农民的签名，并说服他们，让外界关注其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收回土地。
他们表示，协同发布4份声明只是此次运动的开端，这次运动将扩散至全国。一位声称起草了原始声明（政府迅速删去了互联网上的所有材料）的人士称，还有20个省份、数十个地方的几千名农民已经签署了类似声明，并准备收回土地。一旦出现这种事，中国政府将恰恰在全世界注意力集中北京奥运会之时，面临一场真正的草根反抗运动，可能危及它对政权的严密掌控。
这些活动人士有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其中包括一些曾公开呼吁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知名开发商。他们主张，大幅增加土地供应将有助于给飙升的城市地产价格降温，同时赋予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保障。
土地私有化改革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在几个最大的城市进行了房屋产权私有化实验，将公有住房转卖给国有企业员工。虽然所有城市土地在理论上仍然归国家所有，租期却比农村长很多（高达70年），而且承租人可以买卖土地使用权，就好像土地归承租人所有一样。这种实际上的私有化导致私人财富的爆炸性增长，对城市中产阶级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国有银行开始发放建国以来的第一批住房贷款，现在，城市住房抵押贷款已在银行系统中占据了很大份额。
农民可以拥有自己的住房，但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因此他们无法将其用作贷款抵押物。改革的倡导者表示，这会加剧日益严重的城乡贫富差距，因为农村土地基本上一文不值。
土地私有化吸引农民的理由显而易见，但它也得到了党内高层改革派人士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退休的高层干部和一些较为开明的体制内学者。
现年73岁的张广友是一位知名作家，曾在国有新闻机构新华社当记者，并曾任国有报纸《农民日报》总编辑。他充满激情地主张，党把土地还给人民的时间已经到了。张广友称："30年土地承包责任制存在致命缺陷，不可能再持续很长时间——农民应该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土地，如果他们想要的就是土地私有化，就应该允许他们这样做。"
一些官方学者表示，如果允许农民随便将土地卖给开发商，中国耕地短缺就会进一步恶化。但活动人士指出，耕地已经大减，并提出，私有化可能加速催生出面积更大、效率更高的农场。
将农村土地转化为工业或城市用地的审批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很大一部分政府收入（更不用说还有非法的个人收入）均来自重新归类的土地销售。虽然农民不需要为30年的租期付钱，但他们可以转租自己的土地，这就赋予了政府官员很大的空间，他们可以将政府土地免费提供给亲友，让他们通过出租土地牟利。
支持还是反对土地私有
支持土地私有的人士承认，全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不会愿意失去如此之大的一个收入来源，这种固有利益可能成为政府同意这一改革的最大障碍。此次抗议活动的一位组织者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共产党官员已经变成了地主。"他指出，土地私人所有制将成为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政治体系的前奏。
他表示，城市地区的私有化让中产阶级在国家管理方面拥有了更大发言权。他还提到了近期在厦门和上海等城市出现的一系列的和平示威游行。在这些游行中，公民之所以走上街头，是因为一些特定问题直接影响到了自己房产的价格——厦门计划在一个人口密集地区建设一家化工厂，上海计划将磁悬浮列车延长至市中心。这两次游行都成功说服政府改变了计划。这位活动人士表示："如果人们拥有土地，他们就有了大声说话的权力，这将有助于中国实现民主。"
在这场辩论的另一边，有一些很有说服力的土地改革运动批评人士。他们担心，如果匆忙将所有农村土地私有化，中国会重蹈其它前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覆辙。
"中国有两亿农民工的流动人口，却没有真正的贫民窟，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其原因就在于每个人在家乡都有一块土地，他们随时可以回去。"中国人民大学(People's University)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表示。"正是由于现行的土地国有制，中国才享有了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基本上没有流离失所的贫困农民，而没有像其他多数大型发展中国家一样。"
他指出，印度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划分为无地的农村贫民，这个问题促发了印度北部的毛派游击队武装起义；而在巴西，已经出现一场全国范围的无地农民运动。温铁军在向中国政府建言时表示，如果推进土地私有化，就会出现像印度一样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中国政府赞同他的观点。官方的说法是，土地私有化是"违法、违宪和不可能的"，任何人挑战当前制度的人都会受到国家公安机关无情地严肃处理。
中国改革第一村
维权人士表示，声明中使用的语言及发布的时机，都是要让人们想起多数熟悉现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的一个事件——1978年，中国东部省份安徽省小岗村的一小群农民悄悄"自发地"进行了土地改革。
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动荡之后的休养生息时期，大多数耕地仍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人民公社将中国大部分地区推向了饥荒的边缘。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在询问了村内长者如何才能避免饥荒后，18位饥肠辘辘的农民秘密签署了一份"大包干"协议，将公社土地分给每户自行耕种。当时，这一擅自行动很容易会让他们被判反革命罪，处以极刑。
然而，包括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内的改革派高层领导却把他们树为典范，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获得30年期的土地使用合同，可以自行决定种植何种作物，自留或卖出生产剩余。于是，资本主义回到了中国，中国经济奇迹开始萌芽。今年是小岗事件30周年，在未来几年，最初的分产到户合同将开始到期。虽然政府表示会把合同延长30年，但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小岗，邓小平的身影仍然清晰可见，让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这个村子。当地人说："看到邓小平后，右转就行了。"没错，下了崭新的省际收费高速公路不久，来宾就会看到一幅褪色的巨型宣传画，画中的邓小平慈祥地微笑，在他头部上方有几个大字："小岗，中国改革第一村"。人们把开创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小岗行动归功于严俊昌，但如果说他曾经挑战过共产党以及毛泽东倡导的人民公社土地制度，如今那一丝叛逆已荡然无存。
问他是否支持当今要收回土地的农民时，严俊昌表示，在党的领导下，土地不是私有的，而是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党不可能回到土地私有的旧社会，否则当年就不会闹革命，解放全中国。
在听到严俊昌对当前土地改革的看法后，张广友不禁大怒："我只知道，在大跃进时期，正是由于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饿死了3000多万人。而当前的制度带来了很多苦难，因而必须加以改变。"他表示。"毕竟，中国有革命的传统，中国的革命是农民革命，而农民的主要问题就是土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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