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是我一组文章的第三篇，前两篇为《"表态"文化》和《"检讨"文化》，分别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和广州的《随笔》杂志。这一篇《"宣传"文化》酝酿准备近两年，今年4月20日"非典"猖獗时动笔，写了两个月才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宣传"是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但它和文化还是两回事。文化需要创造和积淀，宣传则需鼓动和变化。文化是滋养人，宣传是征服人。文化需要真才实学，宣传往往花言巧语。我之所以把这篇文章取名为《"宣传"文化》，是因为 "宣传" 毕竟还是一种亚文化。还因为如今"文化"吃香，我附丽于文化，也想走俏。所以前两篇也以"文化"名之。以后还想写《"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斗"文化》，也以"文化"为招牌。
一、"宣传"的名声不太好
有些词语，如"人权"、"民主"、"人道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一向被当代中国所拒绝，视为洪水猛兽，提也不提。但现在进步了，也与国际接轨了，比如这次对美伊之战的报道，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人道主义安魂曲比任何国家都哀戚动听，使人为之惊喜，也可能为之惊疑：中国也人道起来了！
另些词语，如"共产"一词，是在西方视为洪水猛兽的，而在中国则一向被奉为政治宠物。尽管现在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私产合法了，共产反倒非法了，可中国的执政党仍旧叫共产党，好像这并不妨碍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
再如"宣传"一词，在西方多含贬义，而在中国也依然堂而皇之地正面使用。虽然盯得紧、管得宽、跟得牢的那个头头已经走人了，可宣传部还是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叫宣传部。
"宣传"在中国原本是中性词，最早出现于1900多年前的《三国志》，无非是"宣告传达"之意，并无褒贬，而西方对"宣传"一词却很厌恶。
一是"宣传"的名声最早坏在17世纪意大利天主教的"信仰宣传委员会"，该会利用宣传，攻击伽利略的"日心说"，致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遭到拘禁，郁郁而终。300年后的1992年梵蒂冈教皇才平反了这一冤案。
二是"宣传"的名声坏在20世纪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希特勒有句惊人的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1936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开大会，会场就悬挂着宣传"宣传"的大幅标语："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政权，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统治世界！"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竭尽全力宣传纳粹精神，宣传种族主义，他的笔杆子和希特勒的枪杆子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千万颗人头落地。正是："宣传"并非空议论，笔杆杀人胜枪杆。
三是"宣传"名声坏在前苏联。1919年苏共党中央就有决议："党的一切事业可以集中的（包括出版工作、宣传等等）就应该为了事业的利益而加以集中。"并规定：党任命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编辑；党委给编辑部下达政策指令，并监督实行；党中央领导地方报刊。1920年8月，苏共中央又正式成立"宣传鼓动部"，对思想、言论、新闻、出版，全面实行监控。虽然此前曾经有过许诺："只要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引自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第14页）但这从未兑现，而且控制越来越严密，权力越来越集中，终于形成了苏共模式宣传体制，其影响遍及社会主义阵营，"宣传"成为"强行灌输"、"盲目鼓吹"、"夸大事实"、"制造假象"、"钳制异见"、"操纵舆论"的代名词，使得"宣传"的名声更加狼藉。
由于"宣传"的出身和表现不好，西方国家一直对它敬而远之，怀有警惕。所以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大都不设宣传部，至少是不用"宣传"这个名字了，就像现在的俄国孩子很少取名斯大林，德国的孩子很少取名希特勒一样。
美国没有宣传部，只有新闻文化总署。英国也没有宣传部，只有文化委员会。以前的纳粹德国有宣传部，现在的统一德国也没有宣传部了。中国国民党过去有宣传部，当今的台湾国民党只有文化传播委员会，下设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个部。但自从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之后，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部的体制和理念早已经和以往的宣传部大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了。
中国大陆是有宣传部的，其体制和理念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虽然老大哥活到73岁就已呜乎哀哉，昔日的宣传部也已人去楼空，改换门庭，但中国立场坚定，到了黄河心也不死，仍然是为数不多的坚持设有宣传部的国家。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宣传部。美国没有宣传部，并不等于他们就不宣传。中国大陆有宣传部，也并不一定非要废除。关键在于宣传理念、宣传体制如何，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二、毛泽东是宣传大师
毛泽东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参加过新闻学研究会，并听过名记者邵飘萍（后为秘密的共产党员）的演讲和新闻学教授徐宝璜的讲课，还获得过这一项学历的半年听课证书。1919年他在湖南先后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宣传民众大联合，宣传世界新思潮，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驱逐张敬尧，是当年湖南宣传革命的一员猛将。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之后，还对他的朋友熊瑾玎表示他最愿意做的社会工作，一是教书，二是新闻记者，可见他对新闻宣传的浓厚兴趣。由于他有以上的经历和志趣，更由于他具有出色的宣传才干，使他终于有机会在1925年底的国共合作期间以共产党员身份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并主编宣传部的刊物《政治周报》。他工作卓有成效，对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书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报告中，表示"欣喜而乐观"，认为"本党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现在可以说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这是对毛泽东所领导中央宣传部和他这个代理部长的嘉许。毛泽东视事仅数月，便已成为国民党不可替代的宣传圣手。
国共分裂后，毛泽东在中国工农红军时代也主持过宣传工作，他是红四军的党代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重要《决议》便由毛泽东起草。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可惜只选录了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而专门讲述红军宣传工作的第四部分没被选录，少为人知。但这一部分对了解毛泽东红军时期的宣传思想非常重要；还因为毛泽东在敌我两个阵营都任宣传要职，可以以此来比较他指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和指导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有何不同，以此来探寻他在为红军制定的针对白军的宣传策略是不是更加知己知彼，更能击中要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一直到他去世，主政41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日理万机，统领全局，但他仍然紧握宣传大权，始终未曾松手。在共产党执政的各国领袖中，像毛泽东这样有过新闻学历，办过报纸刊物，当过宣传部长，在敌对两党都有过丰富宣传经验，而且在主政之后还一直亲自掌控宣传大权达四十余年之久的人，也许他是唯一的一位。他对中国宣传体制的建立、中国宣传理念的形成有过很多创造发明。他在军事上打败过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他在宣传上也影响过国内外千百万人，他是一个位高超的宣传大师！
几年前我访问台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他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他还说："要是蒋介石也像毛泽东这样会宣传，或者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们国民党了。"我听了愕然。可有一年我在美国看台湾出版的一部国民党党史，作者居然不提毛泽东曾任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一史实。作者的勇气还不及一个老兵，如此回避，实在小气。其原因当然是毛泽东在宣传部任内实在善于宣传，所以作者拒不宣传他这位宣传部长的政绩。早几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也故意抹煞国民党军队在主战场的战绩。两岸一样，同根所生：为了政治，篡改历史；为了宣传，不顾事实。
三、毛式的宣传体制
（1）高度集中的大权独揽
中国的宣传体制高度集中，毛泽东亲自掌控宣传大权。毛泽东深知宣传是重大权利，谁掌握宣传大权，谁就能制造舆论，于是，谁就为是非标准，谁就是真理化身，谁就代表正确路线，谁就树立政治权威；于是，对外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对内可以操控亿万群众，对自己可以成就领袖霸业。
宣传机器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通常由政治局的常委或委员担任。中宣部负责制定宣传政策和把握舆论导向等日常工作，但宣传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仍要听命于主席毛泽东。虽然党内也主张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可实际上党内一直缺乏民主；政治局开会固然也不乏协商和讨论，但出现分歧时，毛泽东还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最后否决权，谁都得服从于他。
事实上，在毛泽东为核心的政治局，很少有什么争论，更不要说激烈争论。如果真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众政治局成员或像林彪一样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或如周恩来一样委曲求全，折中调和；也可能同陈云一样称病在家，韬光养晦；但更多的可能则是大家都非常自觉也非常习惯地收回己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至少是口头一致，这就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霸气，更加纵容了他的独断独行。在宣传方面更是如此。至今还找不到有力证据来表明政治局内有谁在宣传方面敢于撄鳞，这是因为除了毛泽东政治上的威权之外，谁也没有他在宣传方面的才干和经验。
毛泽东的对宣传的领导绝对是内行的领导，是权威的领导。他除了大权独揽，总负其责外，还亲自审读、修改党报上的重要文章，也不时为各宣传机构或政府部门撰写各类宣传文稿，比如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所写的广播稿）、《别了，司徒雷登》（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为《人民日报》所写的序言与按语），《再批判》（为《文艺报》所写的编者按），《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起草的文告），等等都是毛泽东的大手笔，力透纸背，令人丧胆；即以文笔而论，也是上等文章。在中国共产党内，无一人可以写出这类文字，他人既无毛泽东的才气，更无毛泽东的霸气。
毛泽东1957年曾说过："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辞去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1957年春天，毛泽东给《人民日报》写《<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和《事情正在起变化》等反右文章，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组自己的稿、自己改自己的稿、自己审自己的稿、自己发自己的稿，所以他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见吴冷西《忆毛主席》）。应该说毛泽东是中国整个宣传战线的"总编辑"。
毛泽东掌控宣传大权时，倘若感到宣传部门的领导不合自己心意，如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便批评他是"书生办报"；如果"书生"进而有所失误，便骂他是"死人办报"；如果毛泽东认为宣传部长其心有异，如对中宣部长陆定一，他便诬之为"阎王"，号召"小鬼"打倒"阎王"；如果毛泽东察觉宣传大权确实失控，如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和市委领导的《北京日报》，他便引而不发，另在别地选择宣传阵地，以待时机歼灭之。比如，毛泽东要批判北京副市长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他就避开北京，在上海找姚文元写此大批判稿，这便是那篇为"文革"热身的革命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写好后，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北京拒不转载。毛泽东又下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小册子，发行全国，这才打破北京的封锁。这是毛泽东当年领导的一场非常出色的宣传游击战，并终究以此为序幕发动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从"走资派"手里将旁落的大权，包括宣传大权又夺回到自己手中。
由于毛泽东是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领导，超常地重视宣传，容不得半点差错，加上政策多变，难以掌握，故而宣传官员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场上有官谚："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统战部，年年有吃住；跟着外交部，年年国外住；跟着宣传部，年年犯错误。"按理说，宣传工作者应该思想活跃，极富热情，能说会道，善于鼓动，而中国的宣传官员大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怕，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这好像已经成为中国宣传干部的标准像，即便在毛泽东之后也如此，其中最最标准的莫过于邓力群和丁关根两位领导同志了。故而有人戏说，他们二位的尊容，便是中国的宣传面孔。
（2）封锁消息
毛泽东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话，其中不少都被林彪编为《毛主席语录》，使得当时的几亿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倒背如流，如："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等等，最煽情的还有一段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以上均见《毛主席语录》）这是公开说的，背地里呢？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了一段以前从没公开发表的话："一个高级社(现在是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肯定灭亡，应当灭亡。"（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补本)》第136页）
毛泽东公开说的和背地说的，哪个是真？这不言而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只是委婉地对失败了的"三面红旗"提出批评，就被戴上反党集团的大帽子。1957年党在整风时的笑脸搞"阳谋"和反右时的翻脸不认人，更是公开和背地两套不同话语最无情的体现。
制造谎言和拒绝批评的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之一，便是对能够招惹批评的信息进行封锁。封锁的信息主要是两类。
1、 第一类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灾难信息
比如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饿死的以及其他非正常而死的究竟多少人，长期以来是个谜，也是一个密——国家重大机密。据上海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刊载的调查报告，至少有4,040万中国人当时被饿死，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死亡的人数，是上一世纪人类最悲惨的事件之一！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悲惨事件，官方还没有正式地和如实地公布过，有关它的详情以及相关数字至今还封锁在黑箱之中。
再如1970年1月５日，云南发生里氏7·7级特大地震。震中在通海，灾区遍及峨山、建水等７个县，死亡1万5千余人，受伤２万６千多人，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仅通海一县经济损失即达人民币217亿元。震灾发生后，并未对外公布，更未寻求外界和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政府本身财力有限，救灾物资发放很少，只得紧急调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分送灾民，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鼓励自力更生，进行精神抗灾，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死了这么多人的大天灾，居然对外保密，隐瞒了３０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大隐瞒。
近两年由于各地急于脱贫致富，拼命发展经济，往往忽视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公共卫生以及公民道德，造成各地事故和灾害不断，尤其矿难更是触目惊心。事故和灾害发生之后，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紧急措施，就是立即封锁消息。2001年7·17广西南丹的特大矿难，2001年3月6日江西宜春芳林村小学特大爆炸案，2003年3月19辽宁海城数千名学生中毒事件，以及今年萨斯在全国的肆虐，起先无一不是封锁消息，这好像已经成为政府处理这类事件的本能反应，成了条件反射。
如果有些事故和灾难实在难以隐瞒，便尽量缩小对损失的报道。比如2002年9月14日的南京汤山中毒事件，震惊全国，起初也是封锁消息，限制采访，严禁报道。后来实在难以只手遮天，便下达指令，统一报导，统一口径，尤其是死亡人数，一定要统一说法。最后官方报道的统一说法是："因抢救无效死亡38人"。其实很多中毒者未及抢救便已死亡，这个数字大大超过抢救无效者，而官方却隐瞒过去，好像只是死了38人。官方用文字游戏来欺瞒天下人，实在恶劣透顶！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事故和灾难过后，都迫不及待地召开庆功大会，把丧事当作喜事办，一是表彰英雄模范，二是感谢各级领导，三是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于是锣鼓喧天，皆大欢喜，至于教训、责任以及日后的防范就变得不重要了。到了下次再有同样的事故和灾难发生时，中国人民仍然是不可战胜的。可悲的是，悲痛并未因此化为力量，而是化为麻木；牺牲也并未因此成为教训，而是成为庆祝。
广西在南丹特大矿难之后，也于2002年月12月30日召开了表彰大会，但是，在记功表彰的一大串名单中，恰恰没有揭开"南丹案"重重黑幕使之真相大白的新闻记者。可见在某些人的眼里，说真话的记者是无功可表的，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讨厌的。
在中国卫生部门隐瞒中国萨斯疫情的紧急关头，北京301医院的老军医蒋彦永对外说出了他所知的疫情真相，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也让现在的党中央对疫情做出了正确判断和决策，因而才有今天与萨斯斗争的初步胜利。蒋医生功莫大矣，嫠不恤纬，大义凛然，被民间赞为民族英雄。其实说真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每个有道德的人应有的行为规范，蒋医生的义举之所以被民间广为传诵，是因为他是在严令绝对保密的巨大压力下说出了真相，因而显得不同凡响。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其义无反顾的气概并不亚于舍生忘死、孤身挡车的英雄。
可是今年5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境内外很多媒体对于蒋彦永先生很关注，对他的评价也很高，有的称他为英雄。……但是官方没有对蒋先生作出明确评价？您是如何看待蒋先生率先披露疫情的事情？您对他本人有什么评价？"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竟然如此回答："我知道已经有很多记者在不同场合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蒋彦永教授如此感兴趣。……在这场斗争中，我深深地感到，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中国有600万医务工作者和卫生工作人员，蒋彦永先生只是其中之一。"以不屑一顾的口吻对说真话的人评价如此之低，令人心寒。这只会造成这样一种不安：还有可能说谎，还有可能继续隐瞒真相。为此，网民纷纷抨击高强，其中一个帖子说："建议高强担任宣传部长。"这是在"非典"时期的一个典型帖子，它说明人们对中国宣传的真实态度。
须知，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一直欺骗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欺骗所有的人。毛泽东这句话说得对："隐瞒是不能持久的。"
2、第二类是敏感的社会信息和负面的政治批评
为了封锁消息，以致宣传部成了"不宣传部"。某大城市市委宣传部在2002年4月16日至8月22日的129天内有29天给该市各宣传部门以及媒体下达禁令，一天十二道金牌，急急如律令，这个不能登载，那个不能报道，使得媒体的老总高度紧张，生怕触犯禁令。宣传部有时甚至还追加通知，如8月1号、8月16号、8月18号，一天之内竟连发两个通知，确实盯得很紧。宣传禁令多达60多项，皆为社会敏感信息，从球迷骚乱到明星发型，从学生自杀到民房拆迁，从三元桥银行被抢到汤河口交通事故，从凯迪克大酒店失火到全聚德烤鸭店被告，等等，皆禁止报道。有的禁令还具体到人，比如不要炒作影星刘晓庆的偷税一案，不要报道学者张五常的活动和观点等等，确实管得很宽。
宣传部的有些通知虽无具体禁令，但有宣传精神，如6月3日，宣传部下达紧急通知，要求："6月4日所有播出节目要认真审查，严格把关，特别是对广播专题节目、热线谈话节目等要采取严格措施，保证安全。" 又比如6月15日的通知，重申宣传精神："新闻宣传工作是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讲大局、讲原则、讲纪律。各新闻单位要大力宣传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宣传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坚决杜绝一切可能激化社会矛盾、诱发不稳定因素的报道。……一定要为十六大的召开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一定要牢牢掌握宣传工作的这个政治大方向。"在十六大召开前后，该市的这个政治方向也确实跟得很牢。
对国内的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社会新闻，对国外的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政治批评。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严禁外国报纸进口，干扰境外电台广播。1949年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公民不能收听短波，购买短波收音机需要公安局证明，各无线电修理店铺也必须向公安机关登记。那时收听短波就是"收听敌台"，有特务之嫌，有判刑之险，也确实有无数的人因"收听敌台"而遭受牢狱之灾，劳改之难。如今看来，太难想象，连听也有罪！
后来有了电视，开始时国外的电视看不到，香港的电视也不让看，看也有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先是偷偷地后是半公开地架设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深圳、珠海的居民更是近水楼台，大都收看香港电视，因为香港电视比较真实和有趣，少有教条和宣传。但每当香港电视荧屏出现所谓的"不良信息"和"敏感画面"时，立即会被删剪和屏蔽，使得民众啧有烦言。后来为平息民怨，一旦出现删剪时，便在电视荧屏上打出一行字，称："根据上级指示，本地有线电视节目统一由省管理，不便之处，敬希谅解！"这种有苦说不出的无奈，也说明当地电视台是奉命行事，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后来有了电脑，有了互联网，信息更加丰富和快捷了，这是上一世纪的伟大成就，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上的先进，可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政党却拒绝这样的文化先进，设置一道道防火墙，禁止信息全球共享，禁止信息自由传输，尽管这样有违中国自己签署的一些国际条约和书面承诺，但还是阳奉阴违，照旧封杀西方网站，甚至连Google这样并无政治倾向的查询工具也几次遭到封杀。据说克林顿访华期间，美国官员曾来华检查中国是否封堵外国网站。该官员在上网检查时，站在背后的中国陪同人员立即通知网管部门拆除防火墙，致使美国官员检查不出中国的封堵，并惊喜地表示中国的网络和国外一样的自由开放。如果真有其事，那中国的骗术未免太下作了。但中国的很多事情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力，这类骗术也并非不可能。
封锁消息的直接结果就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比如林彪出逃事件，中央要求"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一些"，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这最具爆炸性的重大事件，只有道听途说，小道传播，而且越传越离奇，越传越荒唐。有些地方甚至传为："林彪和另一个（林立果）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温都尔汗），林彪后面还跟着一群（叶群）人，死了好多……"
封锁消息还有一个更为尴尬的后果，便是政治笑话的蓬勃。在中国凡是稍微有点文化知识的，谁没听过和说过政治笑话？这是客厅里的余兴节目，是饭局上的最后一道菜。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在政治笑话里成主角时，那他的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只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就应承认中国和过去相比确实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尤其在经济体制上，中国已有很大变化。但千变万变，至今仍有两样丝毫未变，一是宣传，一是军队。尽管经济体制已经日月换新天，但宣传和军队，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党一如既往，仍然控制笔，仍然指挥枪。因为宣传和军队是党的命根子，是最后还牢牢掌握着的两块地盘。十六大之后，新的领导人多次提出要政治文明，要政治改革。而宣传的改革应该是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宣传工作的改革，在毛泽东时期也不是没议论过，没打算过。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发表过这方面的讲话，毛泽东甚至提出过"宣传要转，必须要转"（吴冷西《忆毛主席》），但都无关宏旨，他们都是在原有框架内改革一点细微末节，比如提出要深入实际、要改变文风等等；所谓的"转"，也只是从1958年的浮夸转向冷静，从吹牛转向承认现实。而宣传是党的喉舌、坚持党性原则等等，始终没变。他们那一代领导人更不可能提出什么新闻自由的主张。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系统，宣传工作的保守、僵化、浮夸、虚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局面，但从长远来看，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改革开放，中国历经曲折，终于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尤其是加入了WTO，中国的发展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如果宣传工作再延续以往的路线，不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那就是逆潮流而动，将阻碍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也将难以维持中国的稳定。
目前形势逼人，多年形成的宣传模式早已失去公信，名誉扫地，不得人心，难以存活了。虽然1955年毛泽东就发出豪迈的指令："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 到目前为止新华社也已经在世界10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社、总分社，共有驻外记者、编辑335人。但有没有真正"把地球管起来"了呢？有没有真正跻身于世界著名的主流通讯社的行列呢？遗憾的是直到45年之后，才在前年年底第一次和国外的一张大报（法国《费加罗报》）签订供稿协议，地球上的更多的其他的老牌通讯社和资深的报刊仍旧对我们提供的信息不感兴趣，认为中国通讯社提供的信息尤其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敏感问题的信息还是为了宣传目的，缺乏公信力，不予采用。《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海外订户很少，多为赠阅。在香港发行的大陆背景的四家报纸也是同样命运，报摊在晚上收摊之前如果你买《成报》、《明报》或《东方日报》，可以奉送一种或多种大陆背景的报纸，冷落凄惨，令人蹙眉。***在美国接受华莱士采访时说："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些人也很蠢……他们花了很多钱却净做蠢事。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但我毫无办法。"其实不是"翻译机器"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宣传机器出了问题。
在境内，中国是老子天下第一。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2年首届上海传媒高峰论坛上的发表演讲说："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出版报纸2100多种，总印数350亿份；期刊8800多种，总印张已超过100亿。"世界报业协会2000年6月9日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报纸的日发行量高达8200万份，是世界上最大的报纸消费国，日本为7080万份，印度为5784万份，美国为5518万份。但中国报纸之所以日发行量雄踞世界第一，一是因为中国人口多，基数大；二是因为多为机关和单位的公费订阅；三是没有外国报纸在国内竞争，所以才有如此大的发行量。如果有一两家外国报纸的中文版被允许在中国发行，那中国报纸的发行量肯定一落千丈，甚至会使一大半报纸倒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竞争，胜负自然铁定。这也是目前中国始终不让外国报纸在中国发行的缘故。
近几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幅度加大，更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中国的网民数已经高达7000万，正好和中共党员的人数相同。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已逐渐从传统媒体走向网络媒体，所以即便在国内中国报纸的发行也日趋艰难。去年，全国几十家党报，除了三家的发行量持平或略有上升外，余者全都下降，有的下降幅度非常之大。若不是"红头文件"支撑，如不是党费、公费订阅，情况可能更糟。
为了维持发行量，一些报纸甚至让读者强行订阅。湖北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学校教师刘飞跃因为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而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多年来我本人一直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2003年又被强迫征订半年，每年的订阅费不是被强迫交纳现金就是被直接从工资中扣除。2002年上半年我拒绝交钱，但最后还是被扣工资。尤其令我气愤的是2002年下半年，我一家三口，儿子一岁半，家中同时被订了两份《随州日报》。
"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工资中虽有书报费一项，但也应由我本人自由支配，作为一个非中共党员，我没有订阅其党报的义务，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要求我这样做。
"据我从媒体上了解，强迫征订党报现象在中国不是仅随州一个地区，而是全国性的。"
刘飞跃老师还在信中表示，为了维护本人合法权益，将对"2003年上半年已经被强迫征订的《随州日报》采取不服从、不合作的态度：1、不主动领取这份报纸，2、不观看这份报纸。"
这一事件非常典型。谁说中国没新闻？刘飞跃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一事就是极富新闻价值的新闻，但中国任何一家媒体都不会刊登这一新闻，因为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正如刘飞跃所说，强迫征订党报现象是全国性的，所以也会激起其他各地读者的强烈不满。宁波市政府的纠风办在去年年底下发了严格执行报刊出版发行纪律的紧急通知，称："2003年报刊的征订工作已经开始，市纠风办重申，公开发行报刊要做到'七不准'：除党报党刊外的其他公开发行的报刊一律坚持自愿订阅原则，不准以任何形式下达征订指标；不准将所办报刊订阅情况列为下级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不准以评先进评优等附加条件强迫基层订阅；不准利用职权摊派征订；不准到企业上门强行征订；不准搞不正当征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七不准"中是"除党报党刊外"，就是说党报党刊是"准"的，是可以下达征订指标，是可以不自愿订阅的。
宁波市政府的紧急通知表面看起来是为了读者的利益，不准强行订阅，其实是为了党报党刊的利益，不准其他报刊与党报党刊争夺市场。因为每个单位的经费有限，强行征订了其他报刊，党报党刊就无钱问津了。
即便订阅了党报党刊，也不一定受欢迎，很多订户往往订而不阅，弃如废纸。某作者在网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单位102人，订有一份某省机关报《某某日报》，我曾经做了20天的观察和记录，该报有16天阅读率为零，也就是说，该报从收发室递过来，几乎没人看，不久就被收废报纸的老头装进了编织袋，送往垃圾回收站。群众有时拿它铺在桌上练字，除非紧急情况，一般是不用它做手纸的，新闻纸吸水性能固然不错，但擦屁股是容易沾上油墨。"这是一种无言的反抗。
最大的危机是没人看，没市场！尽管宣传部门可以一手遮天，但这只有形的手终究是敌不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这才是最致命的。
随着市场作用越来越大，各个媒体为了生存，不得不打擦边球，甚至甘冒风险，违反宣传纪律，违规操作。一些有良知的记者和编辑，也尽量抵抗宣传部门的干预，在可能的范围内为人民说真话，做人民的喉舌，如南方的一两家报纸便如此。上级宣传部门对违规的媒体往往一眼睁，一眼闭，如无下面的检举，无上面的责问，也不愿多管闲事；即便批评，通常也是通过电话打招呼，并不准记录，更不发文件，让你查无实据，便于今后赖帐。实在要进行处理，也是秘密整肃，也从不对外发布。
现在已经很少公开批判作家和作者，只在内部惩罚编辑和主编。公开地批判作家和作者，影响太大，还会落个扼杀言论自由的坏名声，所以通常的做法是暗地里将他们的名字列入"黑名单"，下达报刊和出版社，不发表和出版他们的作品，将他们封杀。而惩罚编辑和主编，可以说你把关不严，工作有误，不听招呼，违反纪律，罚你的奖金或免去你的职务，并说成这是正常的变动和奖惩。端掉编辑和主编们的饭碗，比打击作者和作家更为凶狠和有效。但这一切也都是悄悄进行，不敢声张，不敢登报，比如这次南方一家报纸的改组就是如此。这也说明上级宣传部门已经毫无自信，只好采取这种"暗杀"的方式来解决。
之所以失去自信，是因为处罚他人者已经怀疑自己是否正义。道义的缺失，只能使他们犹豫、遮掩、胆怯、心虚。还因为每一级宣传部门干部，都是受了上一级宣传部门一再宣传的影响，于是宣传的惯性就起了作用。这种惯性使得每一个在这宣传机器上运转的人，只会按指令紧跟，无需独立思考。强行的灌输，被迫的接受，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早已使得宣传工作成为一道既定程序，一个固定模式，一种政治习惯；早已没有理想主义的热情，没有意识形态的忠贞，没有情感和理性的执着。
到了上一世纪末，由于经济的推动和网络的兴起，信息再也难以封锁，欺骗再也难以奏效。因而宣传部门再也不想向人们灌输什么，再也不想让人们相信什么。一些清醒的宣传家，早就知道很多中国人如今是什么都不相信了，至少是不再相信他们的宣传，而且宣传家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宣传了。
当今的宣传已经越来越失去意识形态的宣教功能，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标识，变成了一个在自己山头鼓吹的政治广告。比如对"三个代表"的宣传，大张旗鼓，铺天盖地，旷日持久，不厌其烦。宣传者真的相信其中有什么值得宣传的金玉良言、崇论闳议吗？不，如此宣传只有一个权力的目的：举手表态，站到我这边来！
凡此种种，不但使得广大受众对中国的宣传厌烦和不满，也使得宣传界的有识之士迫切希望彻底改造目前的宣传制度，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
顺便提个醒："四人帮"当中有三人在进入政治局之前都有过宣传方面的经历。张春桥当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和文教书记，姚文元当过《解放日报》编委和《朝花》主编。江青也在中宣部当过副处长，还自称是宣传战线的流动哨兵。以后张、姚都在政治局分管过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他们三人都是搞宣传出身，都是宣传干部。这大概决不是偶然的。他们之所以爬得这么高，做了这么多的恶，不能不说和中国的宣传制度有关。老资格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在晚年反省说："我当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长，只干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这一批，再整另一批。"江、张、姚也如此，他们为中国的宣传制度效忠，中国的宣传制度也造就了他们。如果中国这种整人乱国的宣传制度不彻底改变，还有可能继续造就一批如江、张、姚这样搞阴谋、施诡计、一有时机便兴风作浪的奸佞。真的要警惕！
十六大之后，在宣传改革方面已经迈出小小的一步，比如减少中央政要出席会议和外出视察的报导，提倡新闻报道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甚至还提出要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知情权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数十年来从不承认。编造谎言和封锁消息是对人民知情权的剥夺，是党和政府的侵权。这次提出知情权，意义不小，是以一种正面的方式多少承认了这种侵权的不当。这一步确实可喜，但离解除报禁、新闻自由、信息共享、舆论开放，还很遥远。而且这一步究竟能维持多久也很难说，就在我修改我这篇文章的时候，又传来封杀《北京新报》、禁售《财经》、不许报道一些敏感事件的消息，令人不安和失望。
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不再是宣传时代。只要信息通畅，不再垄断，何需宣传？市场上有个规律，叫卖得越响，就越有可能是假货。只有假的，才要宣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便有宣传的必要，也要在一个信息共享、媒体真正成为社会公器的条件下宣传。允许你宣传，也要允许我宣传，允许他宣传，允许大家都能宣传。要众声喧哗，不能一家独唱。那样的宣传才是公平的，公正的，才有可能鉴别，才有可能判断，才有可能接近真实，才有可能避免欺骗，才有可能真正起到启迪民智，凝聚民心的作用。
杰斐逊曾说，"信息自由是民主之源"。如果真的想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那就再也不能靠警察的暴力，靠宣传的谎言了。
我们观察着还是那个星星的星空，那个还在闪烁不定的星空，期待着黑夜之后的太阳升起。
2003、6、16夜初稿 。6、19晨二稿。6、28三稿。 上海善作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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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沙叶新是著名剧作家，代表作有《假如我是真的》（一名《骗子》）、《陈毅市长》等，曾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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